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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国鑫 : 2010年03月13日 18:27:57 新华网: 冷空气侵袭中国大部雨雪天气卷土重来

邢国鑫 — Sat, 13 Mar 2010 22:52:24 GMT

冷空气侵袭中国大部雨雪天气卷土重来
2010年03月13日 18:27:57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３日电（记者张辛欣）记者１３日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未来三天，较强冷空气影响中国大部地区，新疆、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及以南大部分地区气温将大幅下降，中东部地区将迎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新疆、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及以南大部分地区将遇大风天气，温度大幅跳水。中央气象台１３日发布寒潮蓝色预警：１３日－１５日，新疆大部、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中西部、黄淮西部、江淮西部、江汉、江南中西部偏北地区、西南地区东部将出现６－８摄氏度降温，上述大部地区有４－６级偏北风。南疆盆地、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局部地区有沙尘暴。

同时，大范围雨雪天气也将重归人们的视线。未来三天，中国大部地区将出现雨雪天气，其中，黑龙江中东部及吉林中东部等地有大雪、局部地区有暴雪，黄淮东南部、江淮大部、江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上述地区局部并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责任编辑: 张威）

福建寒潮极端最低气温突破历史同期极值
2010年03月13日 18:19:02 　来源：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10-03/13/content_13165107.htm

新华网福州３月１３日电（记者涂洪长　胡苏）近日，受北方强冷空气南下影响，福建出现全省性寒潮天气，全省大部分县市的极端最低气温突破了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气象记录。福建省气象台多次发布霜冻黄色预警信号，特别提醒各地做好防寒防冻工作。

自３月６日起，福建省气温明显下降，全省大部分县市降温幅度达８至１１摄氏度，内陆地区的部分县市超过１２摄氏度。除沿海个别县市外，大部分县市气温都低于４摄氏度。宁德、南平、三明、龙岩等地区达零下３至零摄氏度，周宁、屏南、寿宁等高海拔山区达零下５至零下３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县市出现了４至５天日平均气温≤１２摄氏度的不利春播的低温阴雨时段。

据福建省农业部门统计，３月９日至１１日的低温冻害给农业生产尤其是茶叶、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造成重大损失。截至１１日１７时，低温冻害造成农作物受灾面积２９５．７７万亩，成灾面积１７１．１８万亩，绝收面积７６．６５万亩。

连日来，福建气象部门高度重视，严密监视天气形势，提前发布预警，及时做好预报服务。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全省各级政府及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做好灾害天气各项应对工作，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性天气造成的影响和损失。

辽宁雨雪遏制沙尘多条高速因结冰封闭
2010年03月12日 13:54:32 　来源：中国天气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eather/2010-03/12/content_13156724.htm

今天（3月12日）凌晨，辽宁迎来雨雪天气。辽西地区刚刚出现的沙尘迅速得到遏制。不过，雨雪天气的到来，也让道路再次结冰，省内多条高速公路交通封闭。

昨天，冷空气到达辽宁之前，在暖阳和西南大风作用下，辽西部分地区出现沙尘天气。沈阳下午的风力也增大至5～6级，局部地区伴有扬沙。东陵区鞋城附近，迎面袭来的大风险些将一位女士的头巾吹跑。风口处，逆风而行的人们更是举步维艰。怒吼的大风还卷起地面的沙尘，毫不留情地袭向路上行走的人们，不时就有人迷了眼睛。

直至今天清晨，冷空气到达辽宁地区，冷暖空气交汇，沈阳、辽阳、鞍山、铁岭、抚顺、本溪、朝阳、阜新、营口地区降下小雨或雪，沙尘天气才“偃旗息鼓”。

降温也在雨雪中袭来。8时左右，大部地区气温开始下降，降温幅度达2～5℃。沈阳9时的气温已经降至-4.2℃，比5时的气温还要低。

受雨雪降温天气影响，道路结冰，省内多条高速路段交通封闭。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路局消息，截至今天8时，京哈高速沈阳至四平段、高花至辽中段，鹤大高速沈阳至丹东段、苏家屯至十里河段，长深高速方家屯至包家屯段、丹锡高速盘锦段、沈阳绕城高速北里官至张士西段、新鲁高速老边至于家段、辽中环线高速北台至新民段、沈吉高速沈阳至南杂木段、沈康高速因积雪、路面结冰封闭交通。

沈阳中心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沈阳、抚顺、本溪、辽阳、铁岭地区降雨夹雪转小到中雪；鞍山、丹东、锦州、营口、阜新、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降雨夹雪。降雪同时各地偏北风逐渐加大，气温明显下降。各海区将出现7级西南风转北风，陆地也将出现5～6级大风。降雪过后，全省各地气温可下降6～8℃，13日早晨省东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将降至-12～-8℃，其他地区降至-8～-4℃。

气象台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提醒人们做好道路结冰应对准备工作，注意路况，安全行驶。

此次降雪过程有利于降低森林火险等级，但降雪、降温天气对城乡居民生产生活、交通、设施农业、海上航运等不利。建议提前做好应对工作；棚菜种植和家禽饲养业户要做好防降温、防风准备；城乡居民外出时要及时增添衣物，预防呼吸道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或复发；海上航运、作业船只提前做好避风回港准备。

内蒙古未来几天多雨雪大风降温一起搅
2010年03月10日 13:59:28 　来源：中国天气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eather/2010-03/10/content_13139714.htm

今起（3月10日）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降雪、降温、大风天气过程。

近期，影响内蒙古地区的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未来几天将有两次雨雪降温及大风天气过程。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预计，3月10日至12日，呼和浩特市东部、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等将有0.1~2.0毫米的雨夹雪或雪（湿雪），其中锡林郭勒盟中东部、赤峰市、通辽市雨雪量可达2.1~7.0毫米。

此外，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将有5、6级偏西风转偏北风，个别地区风力可达6、7级，中西部偏北个别地区伴有吹雪或沙尘天气。

大风降雪过后，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下降6~8℃，其中乌兰察布市北部及东部、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气温下降10℃左右。

紧随其后，受另一股冷空气影响，13日至15日，内蒙古河套及以东地区多云，有小雪；中东部偏南地区有小到中雪；其余地区晴间多云。全区大部地区将伴有4~5级西南转5级西北风，风后气温下降8~10℃。

未来几天持续的降水及大风降温天气将给交通、农业等带来影响，提醒有关部门提前做好防寒防风及道路积雪结冰等应对工作，确保交通运输安全，牧区注意人畜安全，设施农业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另外，目前正是黄河内蒙古段开河阶段，截至3月8日10时，黄河内蒙古段已累计开河长度116公里。根据预报未来三天沿黄河地区无较强冷空气活动，气温将缓慢回升，仅12日受弱冷空气影响，气温略有下降，乌海至磴口段将逐步开河。不过，后期降水降温可能延缓开河时间。

新疆北部降水量破50年历史同期极值
2010年03月13日 15:16:58 　来源：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10-03/13/content_13164093.htm

新华网乌鲁木齐３月１３日电（记者毛咏）去年１２月以来，新疆北部地区冷空气频繁侵袭，先后出现２０多次不同程度降雪，降水量创５０年历史同期极值，阿勒泰、塔城、伊犁等地积雪深度较常年明显偏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候中心最新发布的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冬季气候数据显示，去冬今春期间，新疆北部地区平均降水量达７５．７毫米，较历年平均降水量偏多１．５倍，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同期降水量第一位；其中，天山山区平均降水量为４２．０毫米，较历年平均降水量偏多１．１倍，也创下５０年来历史同期的最大值。

受此影响，新疆阿勒泰、塔城、伊犁等地积雪较常年明显偏厚。自治区气候中心首席分析师马禹说，新疆北部地区积雪厚度大都在６０厘米以上，阿勒泰、乌苏、沙湾、伊宁等地１３个观测站冬季最大积雪厚度突破历史同期极值。其中，阿勒泰积雪厚度最大达９４厘米。

在飞雪连连的同时，新疆北部今年冬季的平均气温为零下１２．２摄氏度，较历年同期平均气温偏低０．５摄氏度。地处准噶尔盆地北缘的阿勒泰地区最低气温甚至达到零下４３．８摄氏度，突破历史最低温度极值；乌鲁木齐的最低气温也达到零下２７．１摄氏度，与上一个冬季零下１７．９摄氏度的最低温度相比，天气明显偏冷。

大范围寒潮暴雪天气给新疆造成严重“白灾”，致使阿勒泰、塔城、伊犁等地近１９０万人受灾，其中死亡３０人，失踪３人，农牧业经济损失达２６．６亿元人民币。不过，大量降雪有助于缓解部分农牧区的春旱，积雪覆盖还保证了新疆北部的大部分冬麦顺利越冬。

[芦笛自治区] [InReplyTo] 邢国鑫: 2010年03月12日11:28中国新闻网: 山西农业旱象加重 48万人出现临时性饮水困难! “与其在家坐等，不如打

邢国鑫 : 2010年03月12日11:28中国新闻网: 山西农业旱象加重 48万人出现临时性饮水困难! “与其在家坐等，不如打

邢国鑫 — Sat, 13 Mar 2010 22:46:42 GMT

·视频：F A K CCP 专家表示干旱暂时不影响昆明供水正常

“与其在家坐等水喝, 不如组织起来到外面打 What?

白恩培代表：要通过移民就水缓解饮水困难
http://news.qq.com/a/20100305/003991.htm

2010年03月05日17:27新华网我要评论(0) 字号：T|T

新华网北京3月5日电（记者伍晓阳）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5日在谈到云南旱情时说，当前云南要加强“移民就水”，加大劳务输出的力度以缓解饮水困难，争取今年增加劳动力输出50万到80万人。

“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好转，沿海地区加工企业重新恢复了生机，需要大量劳动力，但是现在部分地区劳动力紧缺。”白恩培说。一方面是沿海部分地区出现“用工荒”，另一方面是云南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旱灾，700万人饮水困难，小春作物基本绝收。

“与其在家坐等水喝，不如组织起来到外面打工。不仅可以解决喝水的问题，还可以增加一些收入。”白恩培分析说，根据去年的统计，小春季节粮食作物给每位农民带来的收入是80余元，蔬菜等种植带来收入270元，今年小春作物基本绝收将给云南农民人均造成损失大约350元。

“我们没有放弃今年农民增收8％的目标，提出了小春作物大春补，农业损失其他产业补。”白恩培说，各州市和厅局负责人要把“移民就水”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立即采取一些特殊措施推动这项工作。白恩培提出，今年云南要争取增加劳动力输出50万到80万人，这是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措施。

山西农业旱象加重 48万人出现临时性饮水困难

http://news.qq.com/a/20100312/001945.htm

2010年03月12日11:28中国新闻网我要评论(0) 字号：T|T

　　中新社太原3月12日电 (记者张恩)地处黄土高原的三晋大地，十年九旱是当地的寻常现象。记者12日从山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保吃水、保春浇、保春播、保经济林、保生态林”的“一抗五保”行动又为山西春日抗旱一大主题。

　　山西省气象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山西降水量偏少。1—2月份全省平均降水量6.1mm，比历年同期偏少近40%。

　　山西农业部门统计，目前，山西全省冬小麦受旱面积312万亩，白地缺墒800余万亩。因旱还造成48万人、11万头大畜出现临时性饮水困难。此间气象部门有预测，春季降水量仍然偏少。今春的旱情仍不容乐观。

　　国家防办抗旱检查组近日到运城市闻喜北垣10万亩旱地小麦产区进行实地考察，与当地人们商讨抗旱措施。

　　为应对时下春旱日趋严重局面，山西政府部门下达冬春浇计划，要求水利管理单位做好水源的优化调度，充分发挥水利工程作用，统筹规划各类水源，努力扩大灌溉面积。目前，全省各沿黄泵站已相继启动上水，春浇行动正由南向北全面展开。

　　山西省还将下发抗旱灌溉水泵275台套，集中用于太行山等土石山区的春季抗旱流动灌溉，充分利用小泉小水，发挥服务队机动灵活的作用，扩大浇地范围。

　　据了解，为支援太原北郊及南郊农田抗旱春浇，汾河二库已开始开闸放水。临汾市水利部门及早部署，全面铺开抗旱春浇工作。目前，全市开动各种水利设施2000余处(眼)，完成春浇面积20余万亩。

　　记者了解，山西正全力采取多种抗旱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旱灾损失，确保粮食安全及人畜吃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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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348万人因干旱发生临时饮水困难
2010年03月07日17:19新华网周芙蓉我要评论(0) 字号：T|T
新华网贵州频道3月7日电 (记者周芙蓉)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3月7日通报，全省因旱有769万人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其中有348万人发生临时饮水困难。

据初步统计，截至3月4日，贵州全省农作物受旱面积896.45万亩，其中轻旱521.07万亩，重旱296.58万亩，干枯78.8万亩；因旱有769万人、344万头大牲畜饮水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其中有348万人、156万头大牲畜发生临时饮水困难。

目前，贵州的秋冬连旱总体为80年一遇，局部100年一遇。据气象部门预测，3月7日至9日，贵州全省大部将出现阴天小雨天气，10日以后天气转晴，气温逐步回升。近期出现的降温降雨天气对改善土壤墒情有所帮助，但全省旱情仍呈发展态势。

针对当前旱情，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关注。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亲赴干旱一线，安排部署抗旱救灾工作。省委副书记王富玉深入清镇市流长乡腰岩村抗旱救灾保民生一线，实地调研农村饮水困难和山塘干涸情况，认真察看村民用水情况，检查指导抗旱救灾工作，并指出，抗旱救灾是当前的中心任务，要动员一切力量，多管齐下，打好抗旱救灾攻坚战；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东深入遵义县石板镇李村和三合镇堰河村等地察看旱情灾情及人畜饮水等情况，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领导、科学调度、周密安排、狠抓落实，全力以赴打好抗旱救灾和森林防火这场硬仗。

各级各有关部门积极应对，把抗旱救灾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贵州省军区各级先后出动兵力6万人次帮助旱区送水、清理沟渠、架设水管、抗旱浇地，并组织开展救灾捐助活动，捐款近77万元；省民政厅会同省财政厅先后下达救灾救济款4100万元；省农委组织干部和技术人员深入旱区指导群众进行补种改种，争取小季损失大季补，努力减轻旱灾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省气象局适时启动干旱灾害气象服务II级响应，对天气变化形势进行实时滚动预报，先后组织开展人工增雨作业93次，发射火箭77枚，高炮585发。

据初步统计，截至3月4日，贵州全省共投入抗旱人力135.5万人、抗旱资金7359万元，出动抗旱机具4.5万台套、车辆27040辆，抗旱用电361万度、用油801吨，抗旱浇地面积252.6万亩，解决252万人、116万头大牲畜临时饮水困难。

[责任编辑：penny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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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凉山州遇50年秋冬春连旱人畜饮水困难
2010年03月05日13:37中国新闻网我要评论(2) 字号：T|T

http://news.qq.com/a/20100305/002864.htm

凉山州旱情造成部分地方出现饮水困难。

民兵正在进行高炮人工增雨作业。

中新网凉山3月5日电 (杨胜光刘忠俊)随着晴热天气的持续，四川省旱情进一步加剧，其中阿坝、甘孜、凉山、攀枝花、眉山、乐山等地旱情加重。5日，记者从四川凉山州气象局获悉，凉山州降水异常稀少已经持续了100多天。2010年1月下旬后，该州大部地区气温异常偏高，旱情急剧发展，风速明显增大，空气湿度急剧下降，大气状态异常干燥，已发展为秋旱连冬干接春旱“50年一遇”的异常干旱气候状况。严重的旱情造成凉山森林火险预警频发，火险已提至最高等级5级，部分地区小麦颗粒无收，人畜饮水已开始出现困难。

“凉山州旱情严重，可以说是50年一遇，短期内不会有明显降水，干旱还要持续。”凉山州气象局局长杨柳婵向记者介绍说，预计3月上旬凉山州内各地气温持续偏高，大部地区无明显降水，晴热、干燥、多风的态势没有根本性变化，3——4月州内大部地区有中等强度的春旱，凉山州中部、西部、南部地区有25天以上的重旱，4月上中旬州中部、西部、南部地区还可能出现“干热风”危害。

凉山州气象局提供的一份分析资料显示：从2009年12月到2010年2月中期，由于无明显冷空气影响，凉山各地气温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约1~3℃。尤其是2010年1月，宁南、金阳、昭觉、布拖、美姑的气温偏高2.0~3.1℃。布拖、昭觉、雷波等县1月平均气温创下了40年来历史同期极高值。

据统计，2009年11月到2010年2月，凉山州西部、南部、中部地区降水总量不足5毫米，州内各地降水量普遍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少约6成—1倍。据气象记录，西昌、木里、盐源、德昌、会理、会东等地接近历史同期最少值，出现了秋旱连冬干的严重旱情。目前，凉山州旱情普遍为20~30年一遇，该州西部、中部、南部的旱情为40~50年一遇，该州内大部地区秋旱接冬干旱情程度为历史罕见。

记者在经历了“8.30”地震的会理县看到，刚挺过了地震的当地群众，又遭遇了50年一遇的严重旱情，居住在金沙江、城河两岸的8万多村民、30余万头牲畜出现饮水困难。

2009年9月后，会理县基本没有降雨，个别地方年降雨仅300多毫米。严重的旱情造成树堡乡树堡村大片胡豆苗干枯死亡。村民余光亮告诉说：“本想多种些胡豆，在春节前后上市，卖个好价钱，却不料因为天旱，不仅1斤胡豆也没卖成，现在连种子也没有了。”更令余光亮担心的是，40多米深的机井也几乎断水。“再这样下去，不仅还会有大量的树木干枯，就连饮水也困难了。”余光亮说。

江普乡，位于该县最南端，与云南省禄劝县隔江相望，这个坐落在半山的乡镇的广大群众正在经历缺水的阵痛。在江普乡境内崎岖陡峭的山路上，不时能看到运水回家饮用的群众。春天原本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季节，在这里却没有生机活力，地里的庄稼大多都枯萎了，在阳光的照耀下，桃树刚发出的嫩芽都有些焉了，偶尔有牲畜走过，走路都显得有些乏力。

“我们乡有36个村民小组，一共4200人，全乡每年旱季都要经历缺水的痛苦，今年特别严重，目前其中有25个村3300人饮水困难。”面对干旱缺水的困扰，江普乡党委书记黄凤祥内心也很痛苦。“目前，地里的小麦、蚕豆等农作物可以说是颗粒无收，就连人畜饮水都成问题，春节期间，很多群众是到邻乡用摩托车、拖拉机运水回来饮用！”他介绍，从2009年10月开始，该乡就有三分之二的人饮用雨季储存在水窖里的水，到2009年底，随着水窖里面的水被用光，村民们开始寻找水源。据黄凤祥介绍，该乡的村民要到15—20公里外相邻的杨家坝乡、新发乡取水，往返30多公里，一吨水成本在100元以上。

“旱情持续严重，部分地方可能出现三连旱的严重局面。”据气象部门预测，2010年抗旱形势比往年严峻。凉山已紧急安排20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抗旱。

“水利部门的4个工作组，已分赴会理、金阳、布拖、宁南等受灾县开展抗旱救灾工作。”凉山州水利局水利科科长鲁莉说，当地民政局也派出3个工作组赶赴灾情严重地区走村入户展开调查，收集情况，并制定救助方案。

目前，当地有关部门正积极组织干部群众投入抗旱救灾，有关部门下拨抗旱资金200多万元，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抗旱自救。凉山州气象部门抓住时机进行人工增雨，增大降雨量以缓解干旱旱情。

截至目前，凉山州16个县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冬干，31.84万人36.31万头牲畜出现临时性饮水困难。全州农作物受灾面积62.72万亩，占播种面积的22.17%；成灾面积35.36万亩，占播种面积的12.49%；绝收面积2.73万亩，占播种面积的0.9%。其中经济作物受灾面积7.68万亩，占播种面积的15.06%；成灾面积3.43万亩，占播种面积的6.72%；绝收面积0.06万亩，占播种面积的0.12%。受灾严重的会理县金沙江以北地区及腹心地带的山地小麦几乎颗粒无收，经济作物及果木严重缺水，人畜饮水发生困难。

[责任编辑：carrie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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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自治区] [InReplyTo] 邢国鑫: SOS! SOS! SOS! 2010-03-13 17:16 PCC中央导领? 紧急会商!

邢国鑫 : SOS! SOS! SOS! 2010-03-13 17:16 PCC中央导领? 紧急会商!

邢国鑫 — Sat, 13 Mar 2010 22:38:40 GMT

CCP中央畜牲 WHO!!!

全力做好解决1828万人、1145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

饮水困难仍呈发展趋势。

陈雷主持召开国家防总抗旱紧急会商会贯彻落实中央领导重要指示全力做好抗旱工作2010-03-13 17:16

http://hi.baidu.com/%C9%AD%CC%CE%B2%FD%B5%C0/blog/item/1cfcaa597285968a800a18a2.html

会场

陈雷主持召开国家防总抗旱紧急会商会贯彻落实中央领导重要指示全力做好抗旱工作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陈雷主持会议并讲话

截至3月10日统计，全国耕地受旱面积9215万亩（多年同期均值7000万亩），其中作物受旱7234万亩（重旱2214万亩、干枯1131万亩），待播耕地缺水缺墒1981万亩；有1828万人、1145万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多年同期均值764万人、494万头）。目前全国受旱省（区、市）已投入抗旱资金9.7亿元、劳力1233万人、抗旱机动设备48万台套、运水车23万辆次，完成抗旱浇地1629万亩，临时解决了1079万人、581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

西南地区旱情十分严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和重庆5省（区、市）耕地受旱面积7935万亩，占全国的86%，其中云南省耕地受旱面积4678万亩，占全国的51%。二是人畜饮水困难十分突出。全国因旱饮水困难人数达1828万人，较多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其中75%集中在西南5省（区、市）。三是旱情持续时间长，旱灾损失十分严重。云南省大部以及广西、贵州等省区局部持续受旱时间接近5个月，且仍呈发展趋势。

　　本站讯 3月10日，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陈雷主持召开抗旱会商会议，传达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参加贵州、甘肃代表团讨论时对当前抗旱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期回良玉副总理对抗旱工作的要求，进一步研究部署当前抗旱工作。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副部长鄂竟平，水利部副部长矫勇，国家防总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刘宁以及国家防办和水利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陈雷部长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重要指示精神，对当前旱情必须保持清醒认识，要把形势和困难分析得更充分一些，把办法和措施考虑得更周全一些，把各项工作推进得更扎实一些，从最不利的情况出发，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千方百计减轻旱灾影响和损失。
　　陈雷部长明确要求，把抗旱工作作为当前水利工作的重中之重，举全部之力、全行业之力，全力以赴做好抗旱减灾各项工作。
　　会商认为，当前西南地区的旱情极为严重，北方冬麦区旱情露头，春耕生产即将全面展开，受旱地区近期仍无有效降雨，抗旱形势十分严峻。当前旱情主要有五个特点：一是西南地区旱情十分严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和重庆5省（区、市）耕地受旱面积7935万亩，占全国的86%，其中云南省耕地受旱面积4678万亩，占全国的51%。二是人畜饮水困难十分突出。全国因旱饮水困难人数达1828万人，较多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其中75%集中在西南5省（区、市）。三是旱情持续时间长，旱灾损失十分严重。云南省大部以及广西、贵州等省区局部持续受旱时间接近5个月，且仍呈发展趋势。严重干旱对旱区的群众生活、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四是旱区降雨少、来水少、蓄水少、墒情差。据统计分析，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去年秋季以来降水较多年同期偏少5成以上，部分地区降雨偏少7~9成，主要河流来水之少创历史之最，水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少2成以上，土壤含水量普遍仅20%左右。五是北方地区旱情露头，东北、华北和西北部分地区人饮困难也比较突出，部分农田受旱也比较严重。下一步将面临南北方同时抗旱的不利局面。
　　会议对当前抗旱、防凌和防汛工作作出八个方面的安排部署：
　　一是切实加强抗旱工作组织领导。充分认识做好抗旱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牢固树立抗大旱、抗大灾的思想，加强雨水情、旱情的监测分析和会商研判，明确责任，强化措施，调动一切资源和力量，全力开展抗旱减灾工作。
　　二是全力保障城乡居民饮水安全。组织指导旱区对缺水情况逐县、逐乡、逐村、逐户进行排查摸底，区别不同缺水类型，制定完善人饮解困方案，落实供水保障措施，启动各类抗旱设施，采取水库供水、调水、打井取水、拉水、送水等各种应急措施，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保障旱区每家每户每一位群众的基本生活用水。
　　三是科学管理调配抗旱水源。要立足于抗大旱、抗长旱，合理使用和调配好有限的抗旱水源，进一步细化完善供水方案，强化用水管理，加大节水力度，优先保障生活用水，妥善安排好生产用水，使有限的水源发挥最大的效益。要进一步加强抗旱水量调度，抓紧做好北京应急调水，做好新开引黄济津线路的前期工作，保障重要城市供水安全。
　　四是强化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建设。旱区各地要因地制宜，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抓紧建设一批蓄水、引水、提水工程和集雨节灌设施，加强中型水库、"五小"水利工程等抗旱应急水源工程的建设，为抗旱提供可靠的水源。
　　五是进一步加大对旱区支持力度。在前一阶段资金支持的基础上，要商有关部委抓紧下达今年列入计划的与抗旱有关的农村饮水、灌区改造配套、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水利基建经费，尽快下达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资金，进一步加大特大抗旱经费的支持力度，合力解决当前抗旱和农业生产中的突出问题和困难。
　　六是着力提高抗旱减灾能力。要建立长效抗旱机制，加快省级抗旱规划的审查和全国汇总编制工作，抓紧开展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建设，重点加强西南地区与大型水电枢纽配套的引调水工程和中型、小微型水利工程建设。
　　七是切实做好当前防凌工作。要强化防凌责任制落实，完善防凌协调机制，创新防凌措施和手段。加强实时监测，优化联合调度方案，采取"上提、中疏、下排"等综合措施，科学调控水利枢纽和分凌设施，加强巡堤查险，及时处置凌汛突发险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八是提早做好今年的防汛工作。针对今年一些地区春汛发生早、水位高等气候异常情况，要立足于防大汛、抢大险、抗大灾，提早对防汛工作作出全面安排部署。完善防汛预案，强化责任制落实，加强汛前检查、抗洪抢险演练和地方行政首长培训，在做好大江大河防汛工作的同时，要重点关注病险水库安全度汛、山洪泥石流灾害防御、中小河流和工矿企业等薄弱环节的防汛工作。
　　会商会后，国家防总、水利部立即派出15个工作组和专家组赴西南重旱区和北方冬麦区协助指导抗旱工作。
　　截至3月10日统计，全国耕地受旱面积9215万亩（多年同期均值7000万亩），其中作物受旱7234万亩（重旱2214万亩、干枯1131万亩），待播耕地缺水缺墒1981万亩；有1828万人、1145万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多年同期均值764万人、494万头）。目前全国受旱省（区、市）已投入抗旱资金9.7亿元、劳力1233万人、抗旱机动设备48万台套、运水车23万辆次，完成抗旱浇地1629万亩，临时解决了1079万人、581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

会场
[芦笛自治区] [InReplyTo] 邢国鑫: SOS! SOS! SOS! 2010-03-13 17:16 PCC中央导领? 紧急会商!

唐好色 : 一句話就夠了: 不是XXXX不好, 而是沒有實行真正的XXXX.

唐好色 — Sat, 13 Mar 2010 21:58:26 GMT

這裡的XXXX可以是[共產主義], 也可以是[休克療法], 當然還可以是別的four letter word.
[芦笛自治区] [InReplyTo] 看客101: 俄罗斯大众私有化评析（秦晖）

非文人 : １９９２－２００8俄罗斯人口数量减少７００万：１亿４千８百万减至１亿４千１百万。

非文人 — Sat, 13 Mar 2010 18:22:02 GMT

原因：死亡率上升约３／１０００，出生率下降约３／１０００。人口数量减少
并非仅是“休克疗法”导致经济衰退的结果，因为在近１０年的经济恢复上升期，
人口数量还在持续减少。经济体制改变后，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比计划经济时大
很多，俄罗斯男人又嗜酒如命，导致死亡率增加，这也是人口数量减少的一个原因。
俄罗斯男人的平均寿命才６２岁，比女人低１２岁。
[芦笛自治区] [InReplyTo] 芦笛: 不知道那損失了的一千萬人會不會因為俄國順暢地發展法西斯式經濟而感到快慰

豆腐 : 老美太落后了！

豆腐 — Sat, 13 Mar 2010 16:56:40 GMT

研究一下《2009年美国的人权纪录》的假货和有些有意思的地方

janz (新语丝）

先声明一下，只是随意看了看。没有研究任何对报纸的引用，没研究那些对政府网站的引用。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这个报告注释太不规范了，查那些太花费时间。剩下的也只能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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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
“2009年3月，加州州府萨克拉门托市形成了一个帐篷城，数百名无家可归者聚集在此。南加州的圣莫尼卡市不惜动用武力定期将无家可归者驱逐到市外。”
（注67）http://www.truthalyzer.com
在http://www.truthalyzer.com的搜索框内搜索Sacramento （萨克拉门托），然后又搜索了santa monica（圣莫尼卡），都指向了这唯一的结果： http://www.truthalyzer.com/?p=800 。有这个新闻，不过仔细读一读，
“南加州的圣莫尼卡市不惜动用武力定期将无家可归者驱逐到市外。”在哪里？中国政府又在编造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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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
“妇女频遭暴力和性侵害。据报道，美国强奸发生率比英国高13倍，比日本高20倍，居世界最高。”
(注109) Occurrence of rape，http://www.sa.rochester.edu
这个数据一看就假，最高“发生率”记忆中一直都是南非。然后网站上查了查，原来是某个student association学生联合会的网站，但是用google advanced search查这个网站上的关键词rape，随后又查了关键词occurrence，没有这个所谓的研究。请问，这个证据是哪里来的？
然后我去查《200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发现《200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就有这个数据，但是引用的是(注95) Occurrence of rape,in:http://www.sa.rochester.edu/masa/stats.php. 网页链接更准确，但是这个网页现在并不存在。怪不得《2009年美国的人权纪录》里要把详细的网页去掉，要不然掩盖不了查无实据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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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另据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有2000名塔利班投降士兵被由美军控制的阿富汗武装塞进卡车中窒息死亡。”
（注141）http://www.yourpolicicsusa.com，2009年7月16日。
这个网站都不存在了？仔细一看，原来是这份报告拼错了，policics，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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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9年12月8日发布报告称，2007年美国人均寿命仅为78.1岁，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居倒数第四位，而该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人均寿命为79.1岁。”
（注64）http://www.msnbc.msn.com
不质疑数据，引用一下CIA factbook上的数据：中国人均寿命73.47，世界排名108。美国排名49。
[芦笛自治区] [InReplyTo] 小小衲: “惊弓”是个啥典故？你咋就不能体会到组织的温暖呢？美国学校哪有这么关心学生的政工干部？呵呵。

豆腐 : [转帖]周天勇教授简介

豆腐 — Sat, 13 Mar 2010 16:14:35 GMT

　　周天勇，男，1958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1980年从青海省民和县考入东北财经大学（原辽宁财经学院）基本建设经济系，1992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调入中共中央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至今。社会兼职有：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城市研究所所长，国家行政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东北财政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教授，国家发改委价格咨询专家。

　　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劳动经济、中小企业、金融风险、城市化、国企改革、农业经济等。在上海三联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有《劳动与经济增长》、《效率与供给经济学》、《金融风险与资本社会化》、《中国经济命运与前景的深层次思考》、《新发展经济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攻坚》、《现代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模式》、《走出决策的经济误区》、《走出发展的体制障碍》、《中国：经济运行与结构转换》和研究生用《高级发展经济学》等专著和教材。

　　在全国一流经济学刊物《经济研究》上发表有“中国特殊的低效率通货膨胀”、“国有企业对银行的债务危机及其解决思路”、“改革面临重大转折：从国家借贷经济转向社会资本经济”、“高负债发展模式的金融风险”、“总需求不足的深层梗阻及其扩张途径”、“债转股的流程机理和运行风险”、“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学思考”、“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反向的政策义“、“中小企业在经济运行和增长中的作用机理“等10多篇论文。另在《管理世界》、《财贸经济》、《中国工业经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各类报刊和内参上发表400多篇论文。在《中央党校内参》、《人民日报内参》、《中国社科院要报》等发表的一些内参得到了国家有关领导的重视。

　　近年来就国家整体负债、公平与效率、政府各部门收费、财政体制、官民供养比、水电开发、中国增长的危机等方面发表的文章，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　　
[芦笛自治区] [InReplyTo] 看客101: 周天勇：经济形势长期乐观短期还是困难

dawang : 值得你们如芦笛之辈站出来说话。

dawang — Sat, 13 Mar 2010 15:44:56 GMT

你兄台有没关注颠覆国家政权案子？我认为，国内律师们，也都犯了文字错误。中共控告民运人士的罪名，是，[以和平手段争夺国家政权]，而律师们却辩护道：[被告未以暴力手段推翻政府]。南辕北辙，各说各的话。

这是个很大很严重的问题（多人坐牢），如果你同意，值得你们如芦笛之辈站出来说话。
[罕见奇谈] [InReplyTo] 若迷: 这个句子改得好。从文理上也能看出搞中医的都是些什么毫无逻辑满脑子浆糊的人。

看客101 : 【C&K】中华人民共和国感谢法（zt）

看客101 — Sat, 13 Mar 2010 15:40:41 GMT

中华人民共和国感谢法
（2010年3月12日第一届土生阿耿立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目录
第一章一般规定
第二章感谢的类型、形式和途径
第三章感谢人和被感谢人
第四章感谢行为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一章一般规定

第一条为了规范感谢行为，正确调整感谢关系，预防并解决感谢纠纷，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制定本法。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感谢法调整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感谢关系。
第三条接受国家、社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帮助，应当心怀感激并表示感谢。
本法所称帮助，包括资助、救济、请客、关心、鼓励、施爱、教导、激发、协力、祝福、赞扬、许愿等物质和非物质恩惠形式。
本法所称感谢，包括感激、答谢等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
第四条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完善课程体系，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传播感谢礼仪规范。
第五条感谢应当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禁止个人主义感谢活动。
第六条感谢应当遵循国家优先、党和政府优先、领导优先的原则。
第七条享受任何形式的恩惠，面对新闻传媒公开实施感谢活动的，应当明确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感谢。
非公开形式的感谢，可以不受前款规定的约束，但应当不忘党恩。
第八条当事人行使感谢权利、履行感谢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禁止欺诈、虚伪、讽刺性感谢。
以口头形式公开表达对国家、党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感谢的，应当认真严肃，表达熟练，必要时应当提前准备感谢材料。感谢人所在单位和公关人员应当提供协助。
第九条当事人对他人表示感谢或者接受他人感谢，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尊重善良风俗，不得扰乱人际交际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第十条当事人购买商品、接受服务等交易活动，对一方当事人的义务履行行为，可以表示感谢。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也可以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表示感谢。
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感谢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法规定的公民，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二条其他相关法律对感谢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章感谢的类型、形式和途径

第十三条感谢分为重谢、中谢、小谢和微谢。
第十四条下列情形，感谢人应当重谢：
（一）被感谢人为担任重要职务的党员领导干部；
（二）被感谢人对感谢人的前途、命运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永久性主导、控制、操纵等作用的；
（三）感谢人在请求被感谢人提供帮助时明确约定事后重谢的；
（四）感谢人有理由认为不实施重谢不足以打动被感谢人的；
（五）有必要重谢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下列情形，感谢人应当中谢：
（一）被感谢人担任重要职务的非党员领导干部；
（二）被感谢人对感谢人的前途、命运具有或者可能具有较长时期主导、控制、操纵等作用的；
（三）感谢人有理由认为不实施中谢不足以打动被感谢人但又没有必要实施重谢的；
（四）有必要中谢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不具有本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的，可以采取小谢或者微谢。
具有教育、医疗等义务履行关系的，接受义务履行一方当事人，对履行义务一方当事人，可以不予感谢，但接受义务履行一方当事人自愿感谢或者符合本法第三十六规定的除外。
第十七条在确保生命、重大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中小型感谢不足以达到感谢目的的，应当及时调整感谢策略，实施重谢。
党员领导干部等强势群体包养情人，因中小型感谢无法抚慰被感谢人导致被感谢人有自杀、揭发或者其他不利于包养人利益倾向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八条以悬赏广告形式承诺必有重谢或者当面答谢的，应当遵守承诺。
公安等国家政府部门发布悬赏通缉等广告的，可以不遵守承诺，完成悬赏行为的人，不得要求感谢。
第十九条感谢人实施感谢活动，可以采取现金、实物、有价证券等物质形式，也可以采取行为、语言、性等非物质形式。
不作任何表示的，视为没有感谢，但确有感恩情意的沉默形式除外。
第二十条物质形式的感谢，应量力而行，反对铺张浪费。
禁止以感谢为名义，实施贿赂、不当交易等违法行为。
各级领导干部本人或者子女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举行结婚、升职、参军、入学、开业等庆典的，感谢人参与庆典活动，对领导干部重金表达感谢的，属于人际交际活动，不受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约束。
第二十一条下列行为，可以作为表达感谢的方式：
（一）点头；
（二）点歌；
（三）微笑;
（四）鞠躬；
（五）烧香；
（六）磕头；
（七）敬礼；
（八）握手；
（九）拥抱；
（十）法律、行政法法规规定或者民间习惯认可的其他形式。
第二十二条语言形式的感谢包括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
采用感谢信等书面形式实施感谢活动的，字迹应当清晰规范或者采取电脑打印的形式。
第二十三条性利益作为实施感谢活动形式的，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被感谢人不得要求感谢人与其发生性行为，但被感谢人为领导干部或者具有其他权势足以牺牲感谢人自主意思的除外。
实施前款规定的感谢活动，感谢人可以委托他人代行或者为被感谢人提供适当的选择机会和场所。
第二十四条感谢人可以直接向被感谢人表达感谢，也可以通过被感谢人的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表达感谢。
第二十五条感谢人可以借助电台、电视台、报纸、互联网络、手机短信等媒介形式实施感谢活动。

第三章感谢人和被感谢人

第二十六条感谢关系的当事人包括感谢人和被感谢人。
感谢人是接受他人帮助并表示感激情意的人。
被感谢人是向他人提供帮助并接收感谢的人。
第二十七条感谢人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二十八条十六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感谢人，具有完全感谢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感谢活动，是完全感谢行为能力人。
十四周岁以上不满十六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情感投入为主要感恩来源的，视为完全感谢行为能力人。
第二十九条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感谢人是限制感谢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感谢活动；其他感谢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感谢人是无感谢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感谢活动，但能够自己亲自实施的中小型感谢活动除外。
第三十条公民因取得成绩或者进步实施感谢活动的，应当优先表达对所在单位的感谢，但没有单位的，或者依照本法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实施感谢活动的除外。
第三十一条法人和其他组织因取得成绩或者进步实施感谢活动的，应当优先表达对上级主管部门的感谢。没有主管部门的，应当表达对同级党委和政府的感谢。
不得在感谢主管部门或者党委政府之前，感谢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成员以及其他人员。
第三十二条感谢活动可以代理、代行，感谢信息或者内容可以传达。
第三十三条被感谢人包括国家、执政党、政府、单位、其他社会团体或者组织以及公民个人。
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传媒为他人提供表达感谢机会的，可以同时作为被感谢人。
通过前款规定的新闻传媒获得作品传播、广告宣传、形象推广等精神利益的，应当对新闻传媒表示感谢。
上帝、神仙等不得作为被感谢人，但信仰宗教和封建迷信的感谢人实施感谢活动的除外。
感谢人以苍天、大地等自然物质世界作为感谢对象的，视为没有被感谢人的单方感谢活动。

第四章感谢行为
第一节感谢行为的一般规则
第三十四条当事人享有表达感谢和接受感谢的权利，特定人际关系中的当事人接受对方帮助的，应当表达感谢。
被感谢人可以拒绝接受感谢人的感谢。
第三十五条感谢人以国家作为被感谢人的，应当充满真情实感并保持纯粹，不得同时感谢其他被感谢人。
国际体育赛事中的奖牌获得者，应加强德育意识，不得在感谢国家之前感谢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亲属或者家庭成员。
第三十六条党和政府履行为人民服务的义务，人民不得以被感谢人履行党政职责为由免除感谢义务。
灾区人民接受国家、政府和社会救助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三十七条接受来自单位或者团体的帮助，感谢人应当优先感谢单位或者团体的主要负责人。
主要负责人可能退休、离职、身体健康状况恶化或者有其他变动的，感谢人可以直接感谢单位、团体或者其他负责人。
第三十八条文化界、体育界、演艺界、商业界等行业和领域的公众人物，公开表达感谢的，应当就感谢对象、感谢范围、感谢方式、感谢途径、感谢程度等事宜事先征求主管单位的意见，并经主要负责人批准。
政界公众人物，就职演说或者发表上任感言公开表达感谢的，应当感谢上级领导的信任和前任领导的工作基础。没有领导岗位工作经验的，应当参照前款规定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慎重、妥当表达感谢。

第二节具体人际关系中的特别感谢规范
第三十九条对父母的养育恩惠，感谢人可以在生日、节日、祭日或者其他具有纪念意义的日期实施感谢活动。
实施前款规定的感谢活动，不得与感谢国家、执政党、政府和单位的活动发生冲突。
第四十条对教师的教育恩惠，感谢人可以根据下列情形，决定是否给予感谢：
（一）感谢人住所地尊师重教的环境和风气；
（二）教师的威信；
（三）实施感谢活动的期待利益或者交换价值；
（四）感谢人对师生关系的重视程度；
（五）天气变化；
（六）感谢人的心情。
对教师实施感谢的，不得高于对公务员的感谢程度。
对幼儿园、中小学教师的感谢，学生因无法独立完成感谢活动的，可以依照本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由其监护人或者其他人员代理。
以学习专门技艺为目的的学徒对师傅的感谢，适用本条第一款的规定。
体育运动员接受教练指导训练的，应当感谢，不适用本条第一款的规定。
第四十一条对医生的诊治恩惠，感谢人应当遵守行业惯例，采取赠送现金、贵重礼物、稀有特产、高额消费卡等物质形式或者医生喜爱的非物质形式实施感谢活动。
对于医院护理、检验等人员的感谢活动，参照前款规定。
第四十二条对求职单位领导或者面试官员的恩惠，感谢人应当根据对方的兴趣、性格以及传递的需求信号实施感谢活动。
感谢人有理由认为确有必要或者存在其他紧急情况的，可以提前实施感谢活动，但禁止以感谢名义从事贿赂等违法活动。
第四十三条对文艺影视界的导演等剧组负责人的恩惠，感谢人应当根据性别差异、被感谢人的喜好以及感谢人预期达到的目的，实施相应的感谢活动。
女演员应当解放思想，遵循行业惯例，不得以自己的年龄、价值观、处世经验以及社会舆论影响等为由拒绝导演要求的感谢形式。
第四十四条存在配偶或者恋爱关系的，男方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女方经常实施感谢活动，但女方明确表示拒绝或者正在接受其他异性公民感谢的除外。
女方因过错导致双方发生争执或者感情不和的，男方不得终止感谢义务。
夫妻之间因前款规定的事由导致离婚的，男方应当继续履行感谢义务，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生活困难的女方提供适当帮助。
第四十五条存在权力隶属关系的，处于被控制或者被操纵地位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对另一方当事人保持实施感谢活动。
存在人身隶属关系的，处于控制或者操纵地位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对另一方当事人保持实施感谢活动。
第四十六条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体之间、团体和内部成员之间以及团体内部成员之间的感谢活动，依照行业习惯和规则实施，没有行业习惯和规则的，参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实施。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感谢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接受他人帮助应当感谢而未予感谢的；
（二）违反感谢程序，不按感谢顺序进行感谢的；
（三）行使感谢权利、履行感谢义务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存在欺诈、虚伪、讽刺等表现的；
（四）表示感谢或者接受感谢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的；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违反感谢规范的情形。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法第八条第三款的规定，以口头形式公开表达对国家、党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感谢，不认真、不严肃，表达不熟练的，有关部门应当对行为人进行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感谢人所在单位和公关人员没有提供协助的，对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予以行政处分。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应当对被感谢人重谢而没有重谢的，应当根据被感谢人的要求，赔偿损失；违反本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应当对被感谢人中谢而没有中谢的，应当根据被感谢人的要求，对其造成的损失作出相应的补偿。
第五十条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国际体育赛事的奖牌获得者，违反本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感谢国家前先行感谢父母等近亲属的，应当向国家赔礼道歉，并取消其剩余项目的参赛资格；比赛已经结束的，应当保留运动员资格留队察看一年。情节严重的，由国家体育总局解除其与父母等家庭成员的亲属关系。
第五十二条灾区群众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未对党和政府表达感谢的，有关部门应收缴已经发放的救灾物资。
第五十三条本法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感谢人，应当感谢而没有实施感谢活动，或者感谢活动违反有关规定的，依法追究感谢人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或者包庇感谢当事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五十五条本法自2010年4月1日起施行。

【后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感谢法》公布了。尽管十分仓促，又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公权主义、政党主义、功利主义色彩，但不影响依此对周洋感谢纠纷一案作出简要点评。
很显然，首先，感谢法确立了爱国主义原则，即该法第5条第1款规定，感谢应当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冬奥会冠军周洋在表达感谢时，应当遵循爱国主义原则。但其对国家的恩惠丝毫未提，而只是感激了“她爸她妈”，难以认为“这小孩儿”坚持了爱国主义感谢原则。
其次，感谢法确立了感谢顺位原则，即该法第6条规定，感谢应当遵循国家优先、党和政府优先、领导优先的原则。这一原则写进立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现实意义，但周洋的获奖感言却只有对父母的传统孝敬文化，没有领会到当今社会流行的国家优位、党政优位和领导优位的文化观念，显然也不符合感谢法的这一顺位原则。
再次，感谢法在第四章第一节“感谢行为的一般规定”中，根据第一章确立的“爱国主义”感谢原则和“国家优位”感谢原则，具体规定了国家作为被感谢人时的感谢规则，即该法第35条第1款规定的，感谢人以国家作为被感谢人的，应当充满真情实感并保持纯粹，不得同时感谢其他被感谢人。对此，该条第2款又进一步作出规定，国际体育赛事中的奖牌获得者，应加强德育意识，不得在感谢国家之前感谢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亲属或者家庭成员。这是针对最近出现的国家体育赛事的奖牌获得者实施感谢活动时缺乏爱国主义精神的实际情况，专门作出的特别规定，对加强国家体育运动员的德育教育、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周洋感谢争议一案中，她正是颠倒了感谢次序，先行感谢了作为近亲属的父母，对本该置于第一顺位的国家却没有提及。
最后，对颠倒感谢顺序的感谢行为尤其是国际体育赛事的奖牌获得者违反感谢法规定的行为，该法第51条还专门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向国家赔礼道歉、取消比赛资格、留队察看等。所幸的是，周洋在对其父母致谢之后，及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反了感谢法基本原理，并真诚地作出了道歉。
体育总觉高层官员于再清同志尽管深刻领会感谢法原理，但不幸的是，这位体育高官说出“孝敬父母感谢父母都对，心里面也要有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时，土生阿耿还没有制定并公布感谢法，于是遭遇国民广泛质疑。这么说来，还真不能怪于再清，只能怪我的立法效率太低。感谢法要是早几天出台，于再清至少不会这么尴尬，公众的矛头可能就会更多地指向了感谢法的“良恶”问题了。不过，这也应验了一个道理：立法总是滞后于现实。

2010年3月11日下午、12日下午二气于上海
（全文近7000字）
[芦笛自治区] [InReplyTo] 看客101: 【C&K】中华人民共和国感谢法（zt）

看客101 : 物业税的问题比较复杂

看客101 — Sat, 13 Mar 2010 15:39:31 GMT

支持者往往对税基了解不多，对物业税的支持主要出于对炒房的痛恨，有很大的情绪化成分，另一方面也反映大多数人都不属于物业税的“受害群体”。网上的数字还是准确的。只是这种情况未必“理性”而已。这是国内阶层“分裂”的反应之一。
[芦笛自治区] [InReplyTo] 凌华: 国内的网络调查结果那是相当不可信，拿这当依据有点危言耸听。

凌华 : 国内的网络调查结果那是相当不可信，拿这当依据有点危言耸听。

凌华 — Sat, 13 Mar 2010 15:17:53 GMT

比如这些网站上，关于开征物业税的调查，基本上都是支持的比反对的多，就匪夷所思。任何头脑健全的成年人都不会喜欢政府加税吧。

国内大型公共网站有个特点，最爱发言的是学生。特别是在寒暑假期间，那叫一个惨不忍睹。
[芦笛自治区] [InReplyTo] 看客101: 秦晖：东欧专制私有化“翻船”值得国企改革借鉴

看客101 : 周天勇：经济形势长期乐观短期还是困难

看客101 — Sat, 13 Mar 2010 15:03:03 GMT

周天勇：非常感谢会议主办方的邀请。2009年的经济形势比较复杂和困难，最近也要开中央经济工作会，正在进行调整。我想经济形势对期货业的影响，这个关系非常密切。我就此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我们简单浏览一下今年的经济状况。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形势主要是增长速度、物价、失业率和国际收支、贸易顺差这些方面，四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前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6.1、7.1、7.7，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全年在8.3%左右。消费物价1-9月份负增长1.1%，全年预计负的0.5%，当然这是一些机构的预测，负增长能不能缩小，是不是负的0.5%，还得到年底才能见分晓。失业率在中国的数据，许多机构估计实际失业率在10%左右。当然资本帐户没有看到数据，就是国际收支经常项下或者资本项下，贸易顺差估计1-9月份1354.7亿，全年估计2550亿美元。这是1-9月份经济运行的指标。

　　第二个层面主要是投资出口和消费。1-9月份投资增长33.3%，估计全年在34点几左右。年终一些工程款要完解，所以投资量会大一点。2008年只有26.1%，今年比前年将近高了8个点。消费零售额今年预计全年预计增长16.3%，但是去年全年增长是21.6%。今年消费的增幅实际上比去年回落的很厉害。这是消费的方面。今年全年出口预计8950亿美元，负增长21%。去年14306亿美元，增长17.8%。如果11、12月份出口增加一些，这个降幅会小一些，但是我估计还是会负的19%。

　　第三个层面是财政和信贷。财政今年预计全年增长8.2%左右，但是前五个月负增长，后面增长部分有调整，一些地方为了完成财政，把原来没有计入预算的收入调入预算内，如果抛掉这个成分，达不到8.2%。往年都是20%、30多的速度增长。所以今年是财政最困难的一年。信贷今年年初计划投放6万亿，但是全年估计投放10万亿左右。贷款余额增长了33.5%，是许多年来信贷增幅最快的一年。这是这么几个指标。

　　总的来看，今年经济形势如果做一个总结的话，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是投资拉动。出口的贡献是负的，我估计经济增长率负的30%到40%是出口拖累，80%是投资拉动。另外消费的贡献大概在50%-60%左右。

　　我们来看几个最近有争议的话题，一个是经济增长2010年会不会重新探底，就是重新再走下去。有一派经济学家认为，因为世界经济开始复苏，房屋、股市、油价这些，另外珠三角、长三角的订单也在增加，再加上可能今年中央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而且最近国际上的一些联合国、世界银行组织也告诫世界各国，政策不要及早的退市。会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参加一些会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丽群)就认为明年经济发展形势会非常好，如果不加控制会过热。这是一派经济学家。另外一派人认为世界经济主要是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好像今天早晨联合国发了一个，还有一个人发布了美国经济研究报告，认为美国经济恢复乏力，特别是失业。美国10月份失业率10.2%，我看有的资料说是大箫条以来最高的失业率，因为半年是4点几或者5。失业带来一个问题，就业收入支出消费，而中国的出口加工品主要是对欧美这些国家的消费品出口。所以他的就业缓不过来，你的消费品就出不出去。这是一个明年出口会怎么样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国内消费需求的比例下降，而且今年比去年降幅很厉害，就是消费增长的速度虽然国家进行了什么家电下乡补贴政策等等进行刺激，虽然今年的汽车这些火爆，但是整个社会零售消费品额还是比去年的增幅还是要下降的厉害。而且整个经济结构中，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更加失调。

　　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信贷政策能不能持续。大家看到11月份信贷最后还没有统计出来，预计1500亿到2000亿之间，均数1750亿。如果11月份信贷投放是1750亿的话，前几个月平均每个月基本上是8000亿，一下子减少了6000多亿的信贷。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明年你即使增长10万亿信贷也是零增长。要是增长8万亿，就是跌两成。明年经济增长会不会探底呢？非常非常的一个关键，当然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提出来今年要重消费需求拉动。但是消费的刺激谈何容易，它又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这是信贷政策能不能持续。

　　另外一个，通货膨胀会不会发生。这是学界、政界、企业界都关心的问题。会发生的一些学者认为，一个是消化今年信贷的投放量。这么大的信贷注入，明年信贷你要是不投放，可能跌下去，投放必须得价格消耗。另外许多学者认为石油价格每桶可能80-100美元。石油价格重新上涨，会不会影响国内的价格。还有农产品价格波动。这是会发生的一些。当然如果我们国家不坚持人民币升值，升值有收缩通货的作用，但是你不升值，美元贬值，可能对物价的压力也很大。这是会发生的一些观点的分析，不会发生的，包括你参加国家统计局一些会议，他们认为明年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性不会太大。不会太大的理由是：第一，国内消费需求不旺。第二，如果明年出口不会大幅度增长的话，许多产品要内销。第三，产能过剩。这是不会发生的理由。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要区分价格，比如消费价格、生产资料价格、资产价格，特别是像不动产，房子、土地这些价格。这些钱能到哪去？这是一个关键。比如说明年信贷，中小企业贷到的特别多，工资特别多、收入增加、支出增加、消费增加，那可能消费物价会上涨。最近中央在协调银监会、工信部、人民银行对明年小企业贷款比例的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难度非常大。你给他签30%、40%的比例都没有用，小企业没有抵押资产，风险又很大，你说哪一个银行愿意给小企业贷款？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即使中央非常着急，但是我觉得银行给小企业放款的可能性不大。如果对小企业放款比例不大的话，就业、收入、支出、消费这块上到价格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但是比较大的是什么呢？当然一个是股市，我想股市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么多企业，银监会操作好的话，暴涨的可能性不大。我觉得07年的股市暴涨可能与当时银监会的保守有规矩，当时推出了很多企业上市股票，压下来就可以了。明年很多需求上了股市，我发了很多企业的股票，但是明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房子的问题。而且国外舆论也说中国的房产泡沫很大，可能导致金融方面的问题。而且从今年10月份情况看，土地、房子的价格涨的非常厉害，许多国有企业贷到款后，从股市融到资，从银行拿到钱就进入土地了。所以最近一个例子就是11月20号在北京起拍的一个土地价格，拍到2.9万多/平米。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明年房地产如何，我觉得土地和房产的波动，价格它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短期原因就是流入资金问题，比如信贷投放、热钱流入、短期的需求。第二个原因，土地供应和房屋供应问题。从2007的情况来看，我们大概城镇按照人口计算缺50亿平方米的房子。50亿平方米的房子按照2.5还是多少的容积率，缺700万土地。实际上么年为了保耕地，在城市建设的住宅土地是不够的。现在中国存在一个两难，你是拿地吃饭还是盖房。土地是有限的，土地在城市建设和农村耕地方面要重新进行资源分配。你是保住18亿耕地还是拿出一些用来盖房子。你要坚决，特别僵化的话，房屋价格肯定上涨。我现在盖了500套房子，有1000个人要房子，我这个价格肯定定在能购买起的500人的价格上。所以房屋价格与土地供应非常有关系。再加上政府囤地、房地产商囤地。房地产商囤了50万亩土地，就是两年以上没有开发的，现在土地全国有50万亩在房地产商手里。当然一个是短期流动的原因，第二是土地供应，房屋供需原因。

　　但是中国房屋涨价非常大的原因在几个体制上。一个体制就是招拍挂体制。咱们都是搞市场的，招拍挂体制，就是政府一家高度寡头垄断卖地，所有地都要从我这儿卖出去。而且它的市场不定点，他就是某一天在报纸上登一下，然后你们都来。一家房地产商竞出一个最高价来确定地价。它是一个高度寡头垄断的供应市场，而且是一个非常糟糕、信息不对称的供应市场和几百个充分竞争的需求的房地产商竞争的需求的市场。它的定价机制是谁给的价格最高给谁。

　　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土地招拍挂体制是改革改出来最坏最坏的一个东西。我这几年研究，我发现我们改来改去，有的时候改出来是一个四不像的东西。你说改革应该改出来和市场经济接轨或者公平、竞争、资源最优分配等等，但是它改出来一个最坏的东西。第二，地区政府土地财政问题。2007年，房地产六项税占全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40.7%。第二个数据，今年两会上工商联他们调研，全国房子里房价的将近50%是政府的税，出让金、建设营业税等各种税以及各个部门收的费。而且任何一个书记、市长，他希望把地块在最高价的时候推出去，低迷的时候他不会动的。我今天在经济参考报发了一个非常长篇的专访，关于房地产的问题。我说导致房地产涨价罪魁祸首就是招拍挂和政府的卖地政。而且财政收入不像一般的税收每年都有，他是拍卖70年，一任书记当满，假定是5年，5年他就把70年的收入收来花掉。假如这个书记把市里全部规划的土地他这一任全部卖掉，剩下13任书记没地可卖了。中国土地招拍挂体制简直是吃子孙饭、造子孙孽的收入体制。第二个就是政府的土地房地产财政体制。第三个就是房地产税的问题。我们现在房屋自有成本为零，美国三亿人口，900万平方米，平的土地面积比我们多很多，美国中产阶级有两套房子的非常少，世界上黑房率最高的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不征收房地产税，全世界人都到那里买房子。但是中国现在呢？许多小区里空房率30%、40%。有的家庭有30、40套房子。要这样需求房子，我最近看了易宪容发的言论，中国人要这样买房子，把月球的土地拿下来都不够。什么原因？就是不开征房产税。所以我专访中，抑制投机和投资，最近总理到上海去说房屋的投机、投资这种需求太大，要进行控制。你说两套房屋首付率，这个有用吗？没有用。最有效办法就是开征房产税。你30套房子，一年一套房子收2万元房产税，30套60万。你愿意闲着，你就交。不开征房产税，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最近中央电视台播的到广西买房子的，北方人一买就是20套，闲着在那，看着它涨价，也没有住人，他不在乎租出去那几个钱。当然房产税不开征肯定不行，但是房产税涉及很多人的利益，甚至是制定政策人的利益。可能研究政策制定的人有好几套房子，这玩意儿就麻烦。但是现在问题是这样，如果明年这么多的流动性跑到房子上、土地上，如果今年年底这么样涨价，如果平均居民收入比超过9%、10%，全国人都买不起房子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大事，不是小事。有些企业家问明年中央会不会出台这个政策，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这是一个大问题，他肯定会出手。必须从房产税、废掉招拍挂体制，放开小产权房这些问题做文章，没有杀手锏，房地产市场根本控制不住。这是房地产方面的问题。

　　另外一个，中国存不存在金融风险。在一个研讨会上有人说这次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导致了，房屋次贷引起的。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也存在金融风险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金融出问题可能是实体影响。今年可能信贷投放率很大，各个银行坏帐率都很低。另外航空、造船、发电、远洋等等这些坏帐会不会提高，而且大量中小企业都破产导致的坏帐，而且这次大的投资是不是有一部分也会形成坏帐。有一次会，哪个中央领导提出也要防范中国的金融风险，他主要是这个东西。

　　再一个今年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国进民退的问题争论。这次央企在金融危机中获得利益比较多，特别是中央央企，中央四万亿很多项目都跟央企有关。今年年初4、5月份，都是地方政府和央企对接，很多大的项目给央企等等。民营企业从今年情况来看，有些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信贷比重下降，绝大部分项目与民企无关。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项目，就是山西煤炭重组。有一些温州去山西投资煤矿的，我给你一个时限，要不就入股，要不就折价，但是折的价格可能也不太合理，有的不能马上变现给你，所以形成一系列问题。我个人觉得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争论，实际上2009年是一个大进小退，小企业破产的比较多，贷不到款，项目没有什么份额。其实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最关键的还是小的东西，你要增加就业、吸收劳动力、增加工资、解决消费问题，大的东西是没有用的。钢铁厂上一个，就业的人不多，炼油厂上一个，就业的人不多。但是小的东西现在非常艰难。我估计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可能对数字问题不再像去年那样重视，比如非要保八、保九，我估计调结构会成为一个重点。但是调结构调什么？有人说调结构就是把产业技术调上去，产业结构升级化。但是这样，更多的小企业就要破产，更多的劳动力就不能用了。我觉得结构问题还是一个大问题，首先GDP分配比例问题，是一个大的结构问题。现在居民在GDP中分的比例每年都下降。30年来快速增长，老百姓没有富起来。韩国人富起来都是60年代、70年代，20年就富起来了。他怎么富起来？就是和国民收入比例有关系。政府分的和居民分的。另外一个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我们去年说调结构、投资消费比例，今年更加失调，投资增长33.4%，消费增长16%多，结构更加失调。还有工业的重新重组与就业。另外是三次产业。中国这个国家非常奇怪，许多国家在3000左右美元的人均GDP的时候，服务业的就业和增加值都在60%，而中国这个国家非常怪，3000美元的时候，服务业就业34%，服务业增加值超不过40%。只有服务业是吸收劳动力的部分，但是我们服务业不发展。中央连续扩大服务业的决定，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什么，有的时候我就问一些省市领导，我说中国服务业比例太小，你们是有什么办法。后来他说我们抓一个工业项目知道会抓，但是服务业怎么抓？抓什么？就是服务业比例总是调整不过来。服务业到底是政府抓起来的还是市场调节调出来的，这个东西谁也弄不明白。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政府管的太多，市场的力量推动不了服务业的发展，而且可能还和城市化水平有关。所以我觉得结构问题是一个大结构问题，不是一个小结构问题。

　　再一个就是就业收入。你说你刺激消费，你怎么刺激。最关键还是就业收入这一侧的问题，你如果没有办法扩大就业。我昨天在杭州讲课的时候，几个老板就跟我讲，我说最近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工厂找不到工人，是怎么回事，我说是不是劳动力又短缺了。他们说不是，他们举了一个例子，招保安，招一个人有200人等，工资还低。要是招一个做低压电器的工人大概一年2.5万元左右的工资，一天做9个小时左右，但是没有人来。后来我说什么原因？2.5万不挣，为什么要当保安。现在农民工的孩子，19、20岁的人也不愿意辛勤劳动，他说中国人现在换了。原来40、50岁的农民工来做家用电器，很辛勤，做10、20个小时都愿意。现在18、19岁的农民的孩子他不干了。所以这个事麻烦了。实际上剩余的劳动力还是非常多的。征地拆迁每年200、300。种庄稼没有收成还要300万，农村大数就是1000万出来。城市还有新增就业，还有结构调整，特殊人群、大学生类似的。所以就业非常困难。印度我们前几年老笑话人家大学生就业不了，最高的时候大学生失业率是17%，我们还笑话人家，我们现在30%的失业率都打不住啊。所以这两年咱们也不笑话印度了，我觉得这个事就对了。今年城镇职工收入增长的可持续从哪来？企业大幅度招工，工资会大幅度增加。公务员工资会大幅度增加，事业单位工资大幅度增加。我估计明年期货旺一点，你们工资大幅度增加，但是其他人的收入估计够呛，我估计我的收入可能也够呛。你收入不增加，另外向收入高的人增加收入，是没有用的。收入增长只有没有就业的或者要饭的人，你给他100元，他肯定消费了。你现在一个月收入2万，再给你增加200元，你能去消费吗？所以关键还是就业。但是就业又是一个很难的问题。现在宏观经济政策是不是要连续，也存在一个两难。我们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无非两个，一个财政政策，一个货币政策，我估计今年中央政治局会上说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我想赤字肯定还要扩大，国债肯定还要连续，要不然修高铁就没有钱了。

　　积极的财政是不是调整，比如减税给哪减？我们去年减到大型企业增值税转型，我觉得是非常不值得的。要是把1250亿减税减给小企业，他会增加很多就业。你减给钢铁厂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增值税转型主要是大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所以今年如果继续减税，我觉得能不能给小企业减税。我们今年开了一个国务院关于发展小企业常务会议，但是那里面只出台一个政策，就是小企业所得税减半。现在小企业执行所得税20%，你减去10%，但是我觉得这个用处不大。减税主要减增值税部分和营业税部分。再一个，小企业年终分红的时候，你把45%累进降到比如20%，我这个才有用。

　　另外一个，能不能清理费。现在政府各个部门都去收费。想方设法、巧立名目向企业收费。你控制不住。2007年政府的收费整个税收比如说4万亿的话，大概收费要占1.6、1.7万亿，我估计更多。最后他把很多企业收死了，像期货公司你们肥一点，收不死。但是一般小企业，就收死了。所以能不能清理费，这是明年小企业发展环境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再一个就是货币政策，第一，你是明年放6万亿、放10万亿还是放12万亿信贷？放6万元，今年负增长40%。放8万元负增长20%，放10万元零增长。放12万亿，01年在09年基础上增长20%，也达不到今年的增长率。今年大概全年33%左右。信贷这么大幅度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会怎么样？这是一个疑问。11月份的时候把宽松的信贷政策改为适度宽松信贷政策。11月份放了1800亿或者1700亿左右，一下子跌了6000亿信贷。如果这么弄，可能今后每个月的信贷都适度的收缩的话，我估计房价这些可能就会企稳。

　　2010年政策调整，我个人觉得可能中央和国务院从这几个方面，一个从重投资到重消费侧。政治局会议说2010年要扩大消费上做文章。但是这个消费很难。第二，重速度到重调结构。怎么调？再一个重国有投资到启动民间投资。重视大企业到重视小企业。财政政策转到给小企业减税，刺激消费这些方面。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但是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整，就是贷款投向可能是小企业，但是我觉得难度可能太大了。我曾经提一个想法，说银监会能不能大小分类，分成监管，干脆社区银行你放给地方管就算了，地方负责，地方权责力，但是我估计银监会可能够呛，他们认为放给他们，会搞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估计社区银行能不能成立，够呛。你看村镇银行几年弄出几个，弄出来都不象样。弄一个贷款公司，不伦不类，根本没法给中小企业放款。中国很多经济都是银监会给抑制住了。我这句话不要报道。另外明年的经济形势，我觉得经济增长率9%，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1%，当今失业率如果乐观一点8到9，但是我觉得难度比较大。

　　再一个是三驾马车预算，社科院预测明年投资增长22.3%，消费增长16.4。出口预计增长18.7%，我觉得明年这个数据是最关键的一个数据，就是出口能不能增长18.7%，如果这个增长不了。你让老百姓明年多花点钱，这个东西不现实。就像过去农民菜卖不要，卖爱国菜，说爱国消费，老百姓不听你的。明年这个上不来，那还得砸贷款，不砸贷款怎么弄，投资怎么办？消费增长很难长期拉动，关键是出口能不能替代。如果明年出口很乐观，我觉得咱们的事就好办了。如果不乐观，就得砸贷款了。那看中央怎么把土地、房产价格暴涨给控制住。但是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增长率在全世界也是最高的。经济前景在全世界也是最好，未来的增长，比如城市化、小企业发展，整个消费市场规模也是全世界最有前景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对中长期一点都没有怀疑、犹豫的必要，但是短期还是很困难，谢谢大家！
[芦笛自治区] [InReplyTo] 看客101: 周天勇：经济形势长期乐观短期还是困难

看客101 : 周天勇：严杂监管和高昂税费的六大危害

看客101 — Sat, 13 Mar 2010 14:43:36 GMT

严杂监管和高昂税费的六大危害

　　周天勇
　　《中国经济时报》

　　较为繁多的审批许可、过于严杂的监督管理、体制上普遍的寻租设计，与收费和罚款相结合，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其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种体制实际上给中国的创业、企业经营和就业等造成了重创，使创业和企业经营环境变差，就业越来越困难。中国目前资本密集型的企业税费负担较轻，而劳动密集型的个体经营、微型和中小企业税费负担沉重，由此造成了比较严酷的创业和经营环境。

　　第二，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通过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充分发展而吸收容纳的能力很低，导致我们人均ＧＤＰ在２０００—３０００美元发展阶段上；就业结构中近４０％的劳动力窝在农业领域中，并且只创造了１０％多一点的生产总值，而服务业就业的比例却只有３０％多一点。东亚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主要是城镇中的中小企业吸收了结构转型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城镇中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少，由此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而无法发展现代规模农业，农业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因无法向城镇转移居住，在农村中需要越来越多的宅基地，村庄扩大占用和浪费了不少耕地；人口在农村分散居住，城镇中因人口不能相对集中，第三产业难以发展；低附加值的农业中剩余了大量的劳动力和人口，并且劳动生产率低，使农民与市民的收入差距不仅不能缩小，反而越来越大，等等。

　　第三，收费和罚款额规模巨大，并且增长过快，加上多头对个体工商户、微型企业、中小企业的行政执法、收费和罚款，是政府机构和行政性事业机构膨胀的重要动力和条件。目前由于社会事业如养老、低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的发展，又在建立机构，扩招人员，形成新一轮的机构和人员膨胀。

　　第四，导致腐败盛行，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这种收费和罚款体制设置造成了整体的腐败机制，使腐败合法化。一是这些实行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体制的单位，一般其福利和收入要比政府的如信访局等单位及公务员要高得多。据报道，某省靠道路收费的收费员，不算奖金，一月工资就高达８０００元。二是由于许多收费和罚款的部门和公务员裁量权太大，并且罚款的最低额与最高额之间空间也太大，于是一些执法部门和公务员，先开一个最高价，再罚一个低价，从中捞取好处。这种体制为公务员寻租公权创造了最有利和最好的条件和机制。三是按照现行的制度，这些收费和罚款不进入各级财政向人大报告的预算，因此，大量的公车、吃喝、出国等开支是从这笔预算外收入中支出的。

　　第五，上述不合理的执法、收费和罚款，往往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司法等部门的收费和罚款，群众对其怨声载道，各级党委和政府所做的许多为民的正面努力往往被这些部门的执法、收费、罚款和吃拿卡要完全抵消，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大打折扣。

　　第六，利用公共权力收费罚款，自筹经费，导致中国公职阶层与个体和劳动阶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由于收费、罚款和以收费罚款为目的的行政、执法等骚扰不断，负担沉重，使得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艰难，使中等收入人数增长缓慢；由于不合理的政府行政、执法、收费和罚款，抑制创业和就业，就业困难，使失业而相对贫困的人口越来越多；由于收费和罚款部门职工的福利和工资水平相对其他财政拨款职工的工资高，而且，行政管理执法中的吃拿卡要，又使公职人员得到了大量的灰色收入。

　　由于国家除了税收外，许多行政、执法和司法部门都可以收费和罚款，国家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上的力量非常强，而小资本、智能和劳动因创业艰难、就业困难，智力和劳动要素的分配能力特别弱，如果不加以改变，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会相对越来越困难。近几年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工资分配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就证明了这点。
[芦笛自治区] [InReplyTo] 看客101: 周天勇：严杂监管和高昂税费的六大危害

芦笛 : 冒昧建議在談論某個話題前先去看點書，公共論壇似乎並不是求知場所

芦笛 — Sat, 13 Mar 2010 13:47:52 GMT

[芦笛自治区] [InReplyTo] 看客101: 两个不同的遗产，处分的方法自然不同。一千万饿死的还是病死的？

芦笛 : 到此地步，這種爭論就毫無意義了

芦笛 — Sat, 13 Mar 2010 13:46:41 GMT

若爭論一方對自己談論的話題連起碼的預備知識都沒有，完全靠澎湃激情發言，感情強烈到連承認起碼的事實的客觀認識能力都沒有，還有什麽必要爭論下去？莫非中國經濟沒有發展，GDP整個是假的？那足下的房子車子請問是哪兒來的啊？80年代甚至90年代能想像麼？莫非承認這一簡單事實，就是通共媚共？莫非為了主觀感情必須放棄客觀認識事物的官能？這就是良知、“仁義”的表現？

俄羅斯當然有憲法，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有憲法一樣，所以，根據閣下的標準，兩者都是憲政國家。區別只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比俄羅斯聯邦的憲法更穩定些，不必隨著總統的個人需要隨時修改，葉利欽把憲法改得讓他擁有的權力甚至大過美國總統，而普京改憲法則把除了共產黨人外所有的反對黨都趕出了國家杜馬，正因為俄國憲法是為他度身定做的，所以他才會扶持成立“希特勒青年團”與“紅衛兵”式的“納什”組織，宣稱效忠於總統和他的事業（這是普京的發言人公開宣佈的），絕不讓格魯吉亞式的“橙色革命”在俄國重演，這就是閣下心目中的憲政？

至於您認為在大街上暗殺異議人士也是民主憲政操作方式之一，我當然不便反對這種民主憲政的獨家定義。這種辯論方式倒頗有點像俄國總統修改憲法以適應自己的需要——原來爭論的似乎是俄羅斯是否實行憲政，最後卻變成了俄羅斯鎮壓異議人士的方式比中共更先進，更文明！就算是如此吧，那這種憲政是不是就是國人追求的理想目標？更何況就連這“先進性”是否存在都成問題：六四屠城後，中共不曾幹過這類事吧？葉利欽動用軍隊進攻最高民意機構，造成2000多人喪生，那是不是也是用槍打死政敵啊？姑不說若是縱比，則普京暗殺異議人士的土匪幹法連勃列日涅夫都不如，這難道不是倒退而是進步？

抱歉，我不想再為這種無聊的口水戰徒然浪費時間，若再蒙教，恕不回覆。
[芦笛自治区] [InReplyTo] 看客101: 俄罗斯宪法不作数了？作家之死我倒以为暗杀的毕竟比拿枪在街上扫掉的好一点，至少作案者还有顾忌

看客101 : 秦晖：东欧专制私有化“翻船”值得国企改革借鉴

看客101 — Sat, 13 Mar 2010 13:24:43 GMT

一、俄罗斯真的把公共财产分给老百姓了吗？

金雁和我合著的《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一书最近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本来，按照惯例出版后应当由别人来写书评。可是本书的出版正碰上“郎咸平旋风”，争论的双方都打起了“俄罗斯牌”：一边说：中国的国企改革已经“俄罗斯化”了。另一边反驳道：我们没有俄罗斯化，因为我们没有把公共财产公开分给老百姓！看到这样的争论，不由得使我产生了“毛遂自荐”的冲动：什么叫“俄罗斯化”？俄罗斯真的把公共财产分给老百姓了吗？俄罗斯的困境就是因为她把公共资产公开分给了老百姓？如果不是，而是“非公开”地“卖”给了官方认定的某些“能人”，或者乾脆不改革，仍然实行“国有官营”，是否就会更好？俄罗斯如今的情况究竟怎样？俄罗斯能代表中东欧前计划经济国家转轨的一般情况吗？我们从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进程中究竟应当汲取什么些什么经验教训？
　　
　　这些问题，我想不仅研究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人关心，一般公众也都会关注，尤其是在我们的国企改革正处在十字路口的今天。因此我请人们听听我们的一家之言金雁的专业就是苏联东欧研究，自1978年读研究生时起她搞这一行已经20多年了，她在波兰华沙大学的两年正好是经济“休克”的最困难时期，当时写过一本书叫《新饿乡纪程》，以后她还发表过多部关于前苏联东欧问题的著作。与如今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我不同，她一直是东欧左派的同情者，本书中的“思想变迁”部分实际上讲的也主要是东欧左派的思想变迁。但是我想不管左右，只要实事求是，在一些基本的底线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不难。至于我，本来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关注东欧只是客串。但是关注之后也有点感想。我们都觉得，咱们看东欧时的一些“想当然”怕是靠不住的。

二、东欧到底发生了什么？

　　许多人认为“剧变”后东欧各国都已宣布要搞“私有化”，没有所谓意识形态障碍。那处置国有资产一定是顺理成章，大刀阔斧。起码比我们这里要容易得多。其实恰恰相反，虽然私有化的确不仅是剧变后当局明确的行动目标，至少在“剧变”初期社会情绪一面倒的情况下也是几乎全社会的普遍想法。但是，即使大家都赞成私有化，这只是在“要不要分家”这方面达成了共识，真正的问题还是“如何分家”。而在这种问题上达成共识谈何容易，各阶层各利益群体都会力争对自己有利的方案，没有任何地方是可以回避矛盾的。而他们既然已经是民主国家，谁也不能独断专行，所以中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无不经过一个利益有关各方反覆讨价还价的“分家谈判”过程，工会、农会、商会、左派、右派、中派、国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经理人与雇员……无不直接结社或通过政党代理人提出诉求。这个过程远远比那些口称不搞私有化实际上却可以以铁腕方式随意处置公共资产，而公众不仅无法参与甚至无法知情的做法要复杂得多。在中东欧各国，除了前东德由富裕强大的西德国家为了统一拿出巨资把一切包下来而化解了矛盾，捷克以公平、周密的安排实行了国有资产全民初始分配而解决了矛盾之外，其余诸国的私有化过程都拖得很长。一些国家像波兰，由于剧变前当局搞的权贵私有化在剧变后被清查，私有化进程还曾一度慢于前政权末期。在东欧各国，不仅私有化立法要经过左右派争论、议会辩论乃至全民公决，立法之后私有化的具体实施也十分复杂。许多企业的私有化谈判经年累月，尤其是与工会的谈判更为艰巨。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谈了五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谈了十二年，这样的例子并非罕见。用我们这里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他们这样的“民主私有化”“交易费用”太大。事实上，与那种所谓“休克疗法”的剧烈变化造成破坏的似是而非的说法相比，“民主私有化”的谈判过程长、交易费用大，倒的确是他们的转轨过程支付的“代价”之一。在这方面，咱们的体制优越性可就太大了。许多地方只要领导人一跺脚，立马就“全卖光”、“全送光”，产权马上就“界定”了。工人说赶走就赶走，资产想给谁就给谁，土地说圈了就圈了，谁敢说个不字？记得不久前媒体上广为宣传的“仇和现象”：一个地级市在“几个月内”不仅全部企业齐步“转制”、而且连学校、医院与幼儿园等公益性资产也稀里哗啦“全卖光”。而这位父母官因为改革成效显著又升为省级官员了。德国媒体曾经说，匈牙利的“全卖光”政策让西方国家（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其实也有私有化问题）都有的可学。要是与这个地级市相比，只怕是匈牙利人也有的可学呢。当然实际上无论西方人还是匈牙利人他们都学不了我们──匈牙利对于实现国有资产变现价值最大化是非常重视的。而在那个地级市，考虑到“首长”只能对“卖方”而不能对“买方”下令，可以想见这种命令交易下不可能有正常的讲价气氛，所谓全卖光实行起来差不多就是“全送光”了。而这个地级市人口五百多万，在中东欧（含中亚、蒙古）28个转轨国家中人口规模超过它的也不过半数左右。许多人都说中东欧的转轨是“激进”的“休克疗法”，而中国的改革则是“渐进”的。其实像上述那个规模相当于中等转轨国家的“地级市”搞的才真正是“休克疗法”，而且其“激进”程度超过什么“五百天计划”之类东欧人所能设想的最激进方案。当然，剧变后尤其是初期，东欧新上台的不少领导人不仅价值观上追求转轨，言论上很激进，方式上也确实想尽快解决问题。但是在剧变后的民主制下，并不是他们“心想”就能“事成”的。相对于“只做不说”、“少说多做”的实权者来说，他们实际做到的是否真那么“激进”，大可怀疑。许多人都认为越是“右派”越主张“休克疗法”或者激进的转轨战略，越是“左派”越反对这种做法。其实在中东欧的许多国家中恰恰相反，左派的转轨方式往往比右派激进得多。这是因为东欧剧变前激进的反对派大都具有反苏的民族主义或反世俗化的宗教背景，对普世性的“全球化”和“物欲横流”的自由市场未必很热衷，还有的反对派出身草根，崛起于工运农运，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者，不如说带有更多的右翼民粹主义或工团主义色彩。剧变后他们这些“右派”反共的确坚决，走向“自由市场”就不免有些左顾右盼了。倒是那些出身“前共产党人”的左派，过去长期受国际主义教育，权力意识虽强，民族、国家意识往往并不怎么强。就像一家匈牙利媒体揶揄的：过去欢迎东方的坦克（tank）与如今欢迎西方的班克（Bank，即银行，泛指外资），不就一个字母之差吗？加之他们多为剧变前的精英阶层，资源多门路广，即使民主制下无法弄权，在公平竞争的市场转轨中他们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所以在中东欧的不少国家都出现了“左派复兴”后转轨进程反而加快的现象。波兰的大众私有化立法在四届右派政府时期都未通过，左派上台后很快就通过了。匈牙利的国有资产主体在剧变后第一届右派政府执政的四年中基本未动，左派上台后四年就基本卖光了。类似情况在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等国也存在。许多人都认为东欧人迷信美国，他们的转轨方案都是洋顾问给搞的，并不考虑本国国情。还有的认为东欧的转轨主张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属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建立的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其实你想想这可能吗？民主国家又不是“伟大领袖指航向”的“理想实验场”，连自己国家领导人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民，何况那些无权无势的外国学者？中东欧各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方向虽然一致，具体做法依各国国情却有很大不同：匈牙利剧变前政府留下了全欧最高的人均债务，国家财政破产，急需变现国有资产以还债。所以几届政府无论左右都实行“只卖不分”。而且由于公开竞价，多数出价高的都是外资公司，于是就出现了“面向外资全卖光”。而捷克的国家财政状况较好，国民又不愿意外资收购，而且该国历史上社会民主传统浓厚，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于是便出现了与匈牙利相反的“只分不卖”，即把国有资产的价值主体以投资券形式公开、平等地在国民中分配。然后由他们在开放性的股市选购国企股票。同时为了保护“大众股民”利益，防止股市风潮与庄家操控，并考虑多数公众对投资不在行，因此发展了代理投资的中介机构（IPF）。
　　
　　波兰的特点是工会的力量特别强大，无论什么样的私有化都得经过工人这一关。许多波兰企业初始阶段都实行过职工参股乃至“雇员买断”制（即EBO），在初始私有化以后，股权在二次交易中由于外部投资进入和内部经理层收购逐渐向“能人”手中集中，EBO逐渐变成MEBO（管理层与雇员共同买断）和MBO（管理层买断），但是这个过程相当长。在调查企业中，私有化四年后内部人资本份额已从95％降至75％。其中管理者股份从22％升至30％，非管理者雇员股份从73％降至45％。必须指出，波兰的管理层控股必须在私有化之后的民间交易中按纯粹自愿原则以市场价格从小股东（包括本厂员工）那里收购。由官方宣布经理是“能人”而把企业的全部产权或至少是控股权直接交给他（这是我们这里对MBO的通常理解）的做法，在剧变前的“体制内改革”中曾经有过，剧变后完全被废止了。
　　
　　显然，中东欧的私有化不管成效如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国情下，各利益有关方面讨价还价反覆博弈的结果。并不只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与所谓“华盛顿共识”没有多大关系，也不是当权者、更不要说外国人能够包办的。剧变后的东欧统治者无论左右可以说都是自由民主派，但未必都是“新自由主义者”。加上环绕中东欧的西方欧陆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本来就多是社会党经常执政的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原本就不如英美盛行。中东欧国家争相加入的欧盟也有浓厚的福利与保护主义色彩，入盟谈判都包含“劳工条款”、“福利门槛”。想依靠任意“剥削”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挤进去，你想欧盟那些高工资高福利的老成员能同意吗？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是不折不扣的新自由主义者，在转轨期民主政治的多方博弈中能够实现的也七折八扣地变成福利国家或“准福利国家”了。
　　
　　在这方面捷克的克劳斯政府堪称典型，克劳斯本人可谓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者了，他不仅是留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科班出身，而且执政后也以直言不讳地表达“主义”著称：他鄙夷“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市场经济”之类的提法，经常把“不带任何限制词的市场经济”和“标准的资本主义”挂在嘴边。但他的这种“主义”也就过过嘴瘾而已。实际上，在克劳斯执政的8年里捷克搞的是高税收高福利、反兼并反破产、实行企业保护与“过度就业”，连邻国波兰的左派政府副总理都觉得过分！这几年捷克竟然没有一家大企业破产，失业率不升反降，从1991年的4.1%降至1995年的2.9%，而且是欧洲极少几个在这一时期退休金增长比工资增长更快的国家。平均退休金占平均工资额的比重从1993年的43.4%升至1996年的47.8%.1995年捷克的社会福利事业为预算开支的最大项目，占预算总收入的1/3以上。无怪乎国外媒体称他为“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的美国学友萨克斯劝他学学亚洲，不要搞那么多福利。他的回答是：“我们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亚洲的水平”！笔者的朋友、著名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教授在西方是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他在东欧诸国中对标准新自由主义者克劳斯治理的捷克却评价最高。他曾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有好坏共四种，苏联是“坏社会主义”，美国是“坏资本主义”，而捷克则是“好资本主义”！
　　
　　捷克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用说了：波兰的瓦文萨一再呼吁加快私有化，但他自己出身的格但斯克造船厂连续几个私有化方案都被工会否决，一直拖到“前共产党人”出身的民主左派“重新”上台执政，该厂才因拖延转制陷入资不抵债而终于破产。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位专家在考察了波兰现行法律后深为波兰企业家叫屈：“现行《劳动法》所保护的利益，不是劳资两利，而是侧重于保护被雇佣者，”他认为这是波兰经济搞不好的“教训”之一。在长期由“工会掌权”的波兰，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障基金高速增长，从转轨初期相当于职工工资的58%，到2001年已超过90%.如企业职工实际工资为300美元，则业主须支出约570美元。以至于“工会吓跑投资者”和国家福利负担导致的财政危机使波兰经济在世纪初陷入困境。尤其让中国农民瞠目结舌的是：波兰农民（自由小农！）也享有高水平福利保障，为维持农民的公费医疗、退休金等等，国民经济各行业每个就业者每年须平均转移支付约415美元。
　　
　　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田早在剧变前当局要关闭亏损矿井，就受到矿工工会的抵抗，剧变后矿工工会愈发了得，多次发动数万矿工进入首都导致政府危机，彼得。罗曼政府为此下台。而议会中的大罗马尼亚党议员团则成为矿工利益的代言人。经过十年谈判，矿工们的要价已经“降低”到要求恢复矿井、工资（当时已为罗全国平均工资的两倍）再提高30％，并在失业保障金之外再给每个下岗工人1万美元外加两公顷土地的“补偿”──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政府对此都无可奈何。而我们虽然至今仍然把“私有化”列为禁忌词汇，实际上在“产权明晰”、“国资退出”的名义下正如一些媒体所说，无论怎样化公为私都“可以，可以，也可以”。工人被要求“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农民被禁止“非法上访”，官办的工商联之外，老板们（尤其是外商、台港商）可以自办商会，工农却不能自办工会农会，官办工会形同虚设而农会则连官办的也没有，世界上哪里去找这么好的“投资环境”？难怪中国吸引外资远远超过中东欧了！

三、中东欧与中国的三大区别

　　这些年来，有关东欧转轨不顺利和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即所谓“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的话题几乎主宰了国内外的“转轨经济学”界。从西方经济学本身长期争论的传统问题：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的对垒中形成的古典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两大家把他们的争论延续到转轨经济学中，形成了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和凯恩斯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但他们双方似乎又有个“共识的共识”，即都说中国渐进、东欧激进。只是一方说中国渐进就对了，而东欧激进则是犯了过分市场化的错误。另一方则认为：中国采取的渐进改革虽然短期内增长比较快，但将来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而东欧国家采取彻底的自由化道路，现在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是从长远看，将来会得益。然而上面的分析说明：恰恰是这个“共识的共识”可能根本是个误识。如果不谈政治改革，仅就经济转轨而言，中国渐进东欧激进之说本身就难成立，据此来进行褒贬就更不得要领了。
　　
　　源自西方的两派转轨经济学有三个共同的毛病：第一是“问题误置”，老把他们自己的问题：“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或者“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当成转轨经济中的问题，而且似乎是最重要的乃至唯一的问题。于是一派把错误都归咎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而另一派把错误归咎于“国家干预主义”。但他们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国家”，因为这不是“经济学问题”；他们也不大管“如何分家”，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这种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计划经济”的概念简单化，在他们心目中似乎只要不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而且计划经济就是福利社会加科学主义。于是转轨的全部问题就变成了放弃多少福利和是突然还是逐渐地让企业不再听命于“科学家─官员”。虽然有经济学家讨论过非理性非市场的“习俗－命令经济”问题，但那只属于古代或经济史的范畴。人们似乎没有想过某些“非市场经济”可能比市场经济的福利与科学还少，走出这样的经济也许面临的是另类困惑，而放弃福利或“科学主义”对于他们而言可能并非真问题。两派转轨经济学喜欢对不同“转轨目标”的可行性评头品足，而对转轨前不同的“非市场经济”的“可放弃性”有极大差异，则不大考虑。
　　
　　第三个问题是“重言不重实”。他们都以为领导人满口“新自由主义”，这个国家就一定是在搞“激进的经济转轨”，而只字不提“私有化”，就证明那个国家是“渐进”的。他们不理解关于“只说不做”和“只做不说”的“东方智慧”。
　　
　　其实东欧与中国两边各自内在的差异都非常大。像东欧两个历史与地域都很接近的国家：同出自前苏联的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就几乎是两个极端：爱沙尼亚“激进”得几乎把所有的资产都卖给了跨国公司，而白俄罗斯岂止“渐进”，简直就是不进，根本就没什么改革，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中国也是，像温州几乎全部是私有制，而河南却有南街村这样保持“一大二公”的地方。但是中国经济无论温州还是河南改革以来虽各有春秋，总的来说还都在增长。而那边的各国无论爱沙尼亚还是白俄罗斯都出现过长短不等的经济滑坡。显然这根本不是激进或渐进的问题。
　　
　　实际上，中国和东欧相比较，真正的重大区别有三点：
　　
　　第一，西方学者往往认为中国和东欧改革前都是计划经济，但改革的方向不同，不是“姓社姓资”，也是“凯恩斯与新自由”。然而实际上这两者的方向差异主要是政治性的，经济上谁更“市场化”倒很难说。两者其实与其说是“走向……”的不同，不如说是“走出……”的不同。所谓“鞍钢宪法”和“马钢宪法”之别倒是象征性地看到了一点，实际上，苏联东欧在历史上搞的是现代工业文明扩张“科学主义”的一套理性计划经济体制。而中国搞的是一种不把“计划”当回事的、“大轰大嗡”的命令经济，文革时期尤其如此。打破理性计划经济体制，势必要破坏计划平衡，但市场平衡又无法很快建立，就造成混乱，这个代价无论渐进激进都难免。但在中国，改革开始就是从无平衡的混乱中走出来，不仅市场平衡可以增加效益，引进理性计划平衡也可以增加效益。邓小平说改革最初就叫“整顿”，“整顿”并非走向市场，而是回复“修正主义”。其实就是放弃了大轰大嗡，搞了点苏式计划；放弃了点“鞍钢宪法”，搞了点“马钢宪法”。这经济马上就有改善。而在本来就是计划均衡的东欧，当然没法搞这种招数。而他们那种“科学”的计划，一放弃就乱套了。换言之，越是“科学的”计划，改革前比大轰大嗡的胡闹效益越好，但放弃它的代价也越大。而大轰大嗡的那一套是可以无代价地放弃的。
　　
　　人们往往指责东欧国家追求“自由市场乌托邦”，而中国人“摸著石头过河”，十分现实主义。其实“乌托邦灾难”只是在专制国家才有的现象，宪政民主国家由于思想自由从来就盛产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但因其不具有强制性而不会造成灾难。像捷克的克劳斯，说他有“自由市场乌托邦”思想，大概不假，但这个乌托邦在捷克固然并未实现，却也没有造成灾难，也不影响捷克依据自己国情决定的转轨逻辑实际上成了个“准福利国家”。真正重要的是：不同的“非市场经济”其“可放弃性”（不是应不应该放弃，而是可不可以无代价地放弃）会有极大差异，这种差异对于转轨国家而言也许比转轨目标的“可实现性”意义更大。总结东欧各国转轨中的错误和教训是重要的，也是本书的重要内容。
　　
　　但是像俄罗斯式的“坎托罗维奇体制”，不管采取多么高明的策略，要想放弃它而不付重大代价决无可能。这与中国走出文革式的混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一个非自由的经济共同体结构势必有两个职能，即它对人一方面是一种束缚，另一方也是一种保护。因此摆脱这种共同体也意味著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前者是好处，而后者就是“代价”。从逻辑上讲，这种束缚－保护关系应当是均衡的，因而脱离这种关系，不管是突然脱离还是逐渐脱离，都是既有代价也有好处的事。但历史现实中，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束缚和保护并不是对应的，因而好处与“代价”的配比也完全不同。
　　
　　譬如：我国农民在改革前处于“被原始积累”阶段，和苏联30年代的农民处境差不多。而苏联后来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基本形成了工业化的都市社会，因而在60年代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1966年起，苏联农村已全部实行国家银行统包的“有保障的工资”制。因此苏联农民一方面受到体制束缚，另一方面得到体制保障的程度也相当高。但中国就大不一样，改革前人民公社的特点是束缚功能强大，保护功能却很小。因此，中国农民在摆脱束缚的时候，基本不需要支付失去保护的代价。
　　
　　与中国相反，波兰、南斯拉夫当年就没有搞过集体化。它们的农民本来就是家庭农场主，拥有我们的农民在改革后才得到自由。但这些国家在旧体制下给了农民很高的社会保障，波兰全国农民1972年就实行了公费医疗，1978年又实行了退休制度，以及度假制度等等。因此它们的农民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摆脱的束缚没有多少，但会失去很多保护。对他们而言这代价怎么会不大？
　　
　　而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在改革初期中摆脱了严酷的束缚。却没有什么保护可失去的。这就形成了中国改革初期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也是中国那时经济发展很快的重要原因。
　　
　　用经济学“行话”说，改革前中国绝大多数人所处的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人人无利，只有受损多少的过程），走出这个过程的任何变化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人人无损，只有得利多少的过程）。而改革前东欧人所处的是“非帕累托过程”（甲得利乙受损的过程），走出这种过程的改变通常意味著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乙得利而甲受损）。这两者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两点都属于“走出……”之别。对于改革初期中国何以避免了东欧式的“代价”，这两点基本可以解释。但是“走出……”之别的影响是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的。到了90年代，中国经济比中东欧经济增长更好的优势就需要第三种解释了。而这个解释决不是什么“休克疗法造成灾难”、“激进不如渐进”。恰恰相反，东欧无论渐进还是激进的国家经济无例外地都一度受挫（其实在那里渐进受挫的程度总的来讲往往还大于激进受挫），而在中国，无论仇和式的“休克疗法”还是南街村那一套都能（至少迄今仍能）维持经济增长，直观上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东欧各国都出现了民主化，而中国没有。
　　
　　民主条件下搞私有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用我国一些学者喜欢用但却未必合乎科斯原意的说法，就是要付出极大的“交易费用”。共产党人仇和搞的“休克疗法”能够成功地把所有公产包括学校医院幼儿园一塌刮子“全卖光”，而标准新自由主义者克劳斯在捷克折腾了8年却搞出个“准福利国家”，这个对比还不够鲜明吗？说什么东欧“激进”？关于“民主分家”过程中的公共参与、多方博弈、筑室道谋、无穷谈判，上面讲了许多，本书中有更多的例子。它们确实消耗了这些国家许多精力，损失了不少时间。这是造成中东欧经济转轨困局、而中国能够避免这种困局的又一个原因。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民主化使国家权力受到限制的同时，国家责任却很难推卸。与政府对绝大多数国民即农民没有福利责任的改革前中国相比，中东欧国家原来涵盖城乡的福利保障就发达得多。民主化之后国家任意调配资源的权力不复存在，但福利责任在民主条件下却不是统治者想卸就能卸掉的。很多外部“左派”批评中东欧简单化地实行“国家退出”，不如中国强调国家作用。其实国家在两者的转轨中都是无处不在，区别只在于中东欧国家“权力退出”易，“责任退出”难。而中国恰好相反。讲责任的时候让你“不找市长找市场”，弄权的时候就是“市场不找市长找”了。即便“左派”最喜欢开骂的俄罗斯，如今社会保障方面的“社会主义”仍然随处可见，非黑土地带许多农民甚至更本不种田却拿国家的保障金买粮吃。相比起前些年传媒“正面报导”说我们某个根本已无劳动能力的百岁农妇向政府踊跃交纳“合理负担”，真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西方两派转轨经济学家都认同民主，都不会建议东欧回归专制，同时他们的经济学也有不谈政治只就经济论经济的规则（在政治权力很少干预经济的西方这种规则也很自然），于是便王顾左右而言他，去辩论起什么经济上的激进渐进来了。
　　
　　但是，“民主分家”虽然付出了相当的“交易成本”，从长远看它却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使命：给“分家”的结果提供了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起点公正。不管是捷克式的“全民资产公平地分配给全民”，还是匈牙利由民主政府在反对派盯著之下搞的公开、公平竞价拍卖，或者是波兰式的从EBO公平过渡到EMBO和MBO，都具有“分得起点平等，卖得透明公正，委托代理清楚，公平分家然后自由交易，谁是『能人』那时自见分晓”的特点。这样的合法性首先是合乎自然法──公正性。而这是任何人为的成文法无法代替的。
　　
　　二是代理公正。正如笔者指出的：国资交易的难点表面上是定价问题，实际上是作为国资所有者的国民与作为资产看守者的官员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委托－代理关系的问题。没有真正的而不是自称的委托，“看守者交易”就难以成为合法的代理交易，无论怎么定价，都难免盗卖公产之嫌。近代民主制产生的基础并不是什么纯粹理念的东西，而就是“无代表，不纳税”的逻辑。这个逻辑用在转轨问题上就是“无代表，不卖（分）产”。中世纪早期西方的“国王”自食其采邑，基本没有全国性税收，民主与否无所谓。后来税多起来了，你收这税拿去干什么？就不跟我们商量？没有我们或我们选出的代表同意，你凭什么征税？事实上，民主化之后通常税不是征得少了，而是更多了。但是纳税人就愿意！同样，转轨以前的体制犹如一个大家庭，子弟们不能挑选父亲，但父亲也不会“解雇”儿子。现在父亲可以解雇儿子了，儿子还能不挑选父亲吗？还能不过问家产的处置吗？事实上，民主化之后即便国企卖价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国民也认可，这与民主制下纳税更多人家也情愿是一个道理。在东欧，往往同样是卖企业，甚至是同样的价钱，剧变前卖就引起众怒，被斥为盗卖公产，剧变后在民主制下卖，大家就没话说。
　　
　　三是协商公正。“分家”兹事体大，即便明确了委托代理，通常也只是具备了私有化民主立法的合法性基础，具体分家进程中的种种利害冲突还是要由利益有关各方谈判协调。同时民主制也有个健全、完善过程，在民主制尚不健全、“代理公正”仍有缺陷时，各方协商更成为程序公正的关键。即便最后的配置差别不大，有没有商量仍是大不一样的。中东欧的经验证明：“吵在前头”比“秋后算帐”有利。波兰在1991－1993年间因私有化进程中的具体问题发生过频繁的请愿、示威、游行和罢工，而俄罗斯这种事情就少的多（那时俄国公众的公共参与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但是私有化实现后波兰人就安静了，在转轨前和“如何分家”的谈判中极为活跃的工会，当年的“军管”都镇压不下去，但在“分家”有了公正结果的许多私有化企业中，工会几乎无疾而终。当年呼风唤雨的工运领袖、首届民选总统瓦文萨也因没了听众而黯然从政界消失。“工会吓跑投资者”的所谓“波兰病”如今大有改变，近年来波兰吸引外资已经赶上匈牙利而居于中东欧榜首。反观俄罗斯，则由于产权配置缺乏公信力而导致资本外逃严重，清算寡头更使许多大企业无法稳定经营，造成巨大损失。
　　
　　由于“民主分家”的上述功能，尽管在言论自由环境下媒体可能“怨声载道”，实际上公众对改革结果的认可程度决不低。最明显的是十多年来在民主竞选中各国执政党多次更迭，左右派轮番上台，转轨结果都得到公认。主张走回头路的政党尽可以公开存在与宣传，得到的选票却越来越少。总的来看，中东欧国家已经实现了通过“民主分家”建立公正的产权结构并维持稳定的过程，这对未来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总之，尽管各国情况不一，但总体上中东欧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所谓经济转轨太“激进”而导致“休克”，而是“民主分家”的高交易成本有时反而导致拖延损失，民主化造成的国家责大权小也恶化了转型期财政困难。但是从长远看，这种成本是值得的。事实上如今中东欧地区经济复兴最早最快、转轨“代价”总体上最小的几个国家，恰恰都是“分家”最民主也最公正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等。

四、“分”之罪？不分之罪？

　　关于俄罗斯教训中东欧诸国中，俄罗斯转轨中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无论在效率上还是公平上都如此。于是一些人一谈中东欧就是俄罗斯，似乎波兰、捷克等等都不存在。“俄罗斯化”成了争论中指责对方的一个说词。而对俄罗斯的指责集中于两点：一是所谓休克疗法，二是“证券私有化”。关于俄罗斯的所谓休克疗法，本书中有详细的分析。不管这种主张是好是坏，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早在苏联末期就开始了，并且一直延续到普京上台之际。而搞“休克疗法”的盖达尔执政仅半年，从切尔诺梅尔金上台起就说要放弃“浪漫主义改革方式”。长达十余年的衰退都归咎于那半年，说得过去吗？在前苏联范围内，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采取过盖达尔的方式，比如乌克兰、白俄罗斯就没有。但是他们现在的状况还不如俄罗斯。
　　
　　由于俄罗斯经济搞得不好，我们经济学界的“左”“右”双方都拿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说事。“左派”说俄国人一分了私有化证券就拿去换酒喝，有人乘机收购大量证券，于是便霸占了国有资产成为寡头，这多不公平！可见这家千万分不得，自由主义罪该万死，还是让大家长管著好。“右派”则说俄国人就是穷讲究什么公平，要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结果股权极度分散，造成公司治理不好效率低下，要是把产权交给经理就好了！可见分家就是要依靠强者，平民立场罪莫大焉。
　　
　　其实这两种说法本身就互相抵销：如果证券私有化造成产权极度分散，何来寡头之说？如果它使产权集中于少数老板，又何来公司治理问题？更有甚者，有的批评根本就是颠倒的，如说私有化证券不值钱，又说企业定价太低，几张证券就可以换走大企业，还说俄罗斯只分不卖是大错，这几种指责在逻辑上怎么可能同时成立？如果只分不卖，所谓资产定价就只与私有化证券发行额有关，而与通货膨胀无关。如果以通货膨胀为理由把企业提价，同时私有化证券的发行额又是固定的，并不随通货一起膨胀，那私有化证券怎么还能换到产权？有些人口里说人民至上，实际上把人民说成傻瓜，说他们一拿到证券就换酒喝了，因此就不该向他们分配资产。其实由于当时官方并没有真把多少资产拿出来分，私有化证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确也就等于废纸，拿它“换酒喝”还应当说是聪明之举。俄罗斯还有五分之一的证券根本就没有兑换成股票（哪怕是垃圾股），白白作废了呢。而拿“酒”换了一些废纸的那些人倒多当了倒霉鬼，哪个成了“寡头”？
　　
　　本书以实证研究证明：当时叶利钦政府实际上是借通货膨胀和资产重新定价之机赖掉了原先许诺的资产分配。主要的国有资产根本就没有“分”。“私有化证券”只能换一些垃圾股，大量收购这些证券的人后来基本上都破产了，根本没有变成“寡头”。后来的寡头恰恰是在1994年俄国私有化“改分为卖”之后，一些权贵通过“内部人交易”（这恰恰正是中国现在流行的做法）把国家耍赖没有拿出来分给老百姓的那些资产（而不是分给了百姓但他们不知珍惜又拿去换了酒喝的资产）攫为己有的结果。寡头们根本不是通过收集私有化证券发迹的。也就是说，如果当时俄国像捷克那样认真地通过“证券私有化”搞了资产的公平分配，后来的经济发展肯定是另一个样子：能不能更快增长不说，至少不会有寡头之弊。
　　
　　这并不是说捷克式分配就十全十美没有缺陷，也不是说就不能“卖”。本书在肯定捷克式的“起点平等”的同时也指出其“投资私有化基金（IPF）”的后期运作有问题，影响了公司治理。而“卖”如果像匈牙利那样规范地操作，公平出售国有资产并用所得充实社会保障与公益福利基金，也是可以的。问题在于俄罗斯说“分”又没真分，“卖”又卖得很不光明正大。但是由于这个真相很少有人了解，某些人就老以俄罗斯“平分国有资产导致经济失败”为借口主张直接把公共资产私相授受。因此本书澄清俄国“证券私有化”的真相是非常必要的。俄罗斯的问题根本不是“分”了以后由于“证券自由买卖”造成了寡头，而是政府口头说“分”实际赖了账，然后把赖著不“分”的资产私相授受给了“内部人”。作为中国人，我们究竟应当从中汲取怎样的教训？
　　
　　如今“非主流”指责中国的私有化是“俄罗斯化”，“主流”回答说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像俄罗斯那样搞证券私有化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问题是俄罗斯难道就真的把资产分给过老百姓？没有公开地给老百姓，这不恰恰正是暗地给了权贵吗？俄罗斯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左右两派共同把人搞糊涂了。
　　
　　其实，俄国私有化没有捷克那么公平，原因之一是俄国的民主化水平本身不如捷克的民主化，她的私有化过程因此也就不如捷克公平；其次，民主化是私有化能够公平进行的必要条件，但未必是充分条件，民主国家的私有化不一定公正，但不民主的私有化一定是不公正的。然而，正是由于俄罗斯毕竟还是有一些民主，政府处置公产还算是具有委托－代理的合法资格，而社会有关利益各方在这过程中也有过不少谈判，经历过相当激烈的讨价还价与妥协，最后这样的结果虽然令人不满，但并没有多少人主张推倒重来。如今我们这里有人主张“先私有化后民主”，其根据居然就是说俄罗斯的私有化尽管不公平，但也没有导致清算。这不是惊人的逻辑颠倒吗？俄罗斯难道是“先私有化后民主”的例子？她的私有化尽管不公平却也没有导致大清算（其实小清算还是有的，例如如今普京对待霍多尔科夫斯基），难道不恰恰是民主先行一步的结果？如果反过来，戈尔巴乔夫时代权贵们就先在体制内的黑箱里瓜分掉了公产，然后再出现叶利钦的民主化，那还了得？那时被追究的还能仅仅是那几个“政变分子”？
　　
　　如今争论双方都拿俄罗斯说事，一边说如今的改革就是“俄罗斯化”，另一边说否，我们比俄罗斯搞□好。然而俄罗斯的国资改革方案可是不仅经过左中右各派的自由辩论和民主的立法程序，还通过了全民公决的。而今天看看，我们的国资改革经过了全民公决吗？更重要的是：它经得起全民公决吗？
　　
　　俄罗斯国资改革导致的财富分配是否比我们的更不平等，已经是个疑问──不少数据表明，如今中国的吉尼系数（城乡综合）超过俄罗斯，如果这点还有疑问，那么超过匈牙利、波兰（8.28北京讨论会上支持郎咸平的发言者一再提到的反面案例）等东欧国家是毫无疑问的。
　　
　　而我们如今的产权配置的合法性──包括法律合法性和道义合法性──比俄罗斯（更不用说比东欧）又如何？必须指出，不平等与不公正（没有道义合法性）并不是一回事。仅仅是吉尼系数较高并不说明公正性更低。洛克菲勒富可敌国，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公。而周正毅、赖昌星之富比洛克菲勒差得远，但国人皆为之切齿。俄罗斯的国资改革显然存在著相当严重的合法性问题，因此如今普京收拾“尤科斯”是很得人心的。但是据普京采取反寡头行动后俄罗斯的民意调查，73％的被访者支持普京，而同时对行动表示不满的前总理卡西亚诺夫仍有39％的被访者支持。[1]另一项调查显示，在得知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一事的受访者中，有54%的人对这一行动持赞同态度，4%的人坚决表示反对，而多达42％的人态度含糊或不置可否。[2]而今天你看看我们的网上民意，强国、人民这些比较左的网站就不说它了，新浪、搜狐等普及型网站的几个数字都表明，强烈支持郎咸平的高达90％以上！虽然网民并非全民，但是俄罗斯的那两个调查也是通过网络进行的，因此还是有相当可比性。要知道俄罗斯向寡头发难的可是当今的铁腕总统，比郎咸平这么个民间学者（还不是大陆的）的号召力难道不大得多么？可是它激起的民意支持还远不及我们这次的“郎旋风”！可见俄罗斯公众对国资改革的不满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公众对国资改革不满的一面倒程度。尽管我们这里许多人喜欢渲染俄罗斯的危机，但不客气地讲，这些年来俄罗斯人民虽然有怨气，但“革命形势”绝对没有。而中国如果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改革由于公正性危机而翻船的可能性，比俄罗斯要大得多！
[芦笛自治区] [InReplyTo] 看客101: 秦晖：东欧专制私有化“翻船”值得国企改革借鉴

银海飞流 : 论坛以前的贴子怎么可以看到

银海飞流 — Sat, 13 Mar 2010 12:59:55 GMT

如题
[罕见奇谈] [InReplyTo] xilihutu: 新注册会员必须要经过管理员电子邮件激活后才能发布贴子

看客101 : 俄罗斯大众私有化评析（秦晖）

看客101 — Sat, 13 Mar 2010 12:20:10 GMT

一
东欧独联体国家近十年的产权改革中,以证券(投资券)方式向公民平均分配产权的“大众私有化”是最突出的一项制度创新,也是引起争议最多的一项政策。俄罗斯、捷克是人们最常讲的两个典型。俄罗斯经济转轨的严重危机,曾是全盘否定“证券私有化”的最重要例证。而捷克的证券私有化则在转轨初期表现不俗,使捷克经济一度被视为东欧转轨的榜样。然而到90年代后期,捷克式私有化的问题逐渐凸显,其经济也失去前期的发展势头而出现衰退,同时奉行“只卖不分”政策的邻国匈牙利却在霍恩社会党政府严厉紧缩的“休克补课”和面向外资的“全卖光”政策奏效后逐渐走出困境,于是捷克的大众私有化也成为批评的对象。从“左”的立场来看,除了根本否定一切私有化方式的立场外,还有凯恩斯色彩的“后华盛顿共识”,这一“共识”把捷克的做法看作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它在转轨问题上的观点即所谓“华盛顿共识”)的一个失败案例;从“右”的方面,则有以匈牙利的成功反证捷克失败的“分不如卖”论。前者认为大众私有化过分自由主义,后者认为大众私有化过分平民主义。而“后华盛顿共识”的旗手、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更是从“凯恩斯+哈耶克”的立场对俄、捷的实践进行了左右开弓式的批判。在他看来这种实践既由于过分迷信自发性市场而违背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控原则,又由于“雅各宾—布尔什维克式”的理想化设计而违背了伯克、波普和哈耶克的保守主义原则[1]。

然而正是这种“左右开弓”的批判模式内在的逻辑矛盾,使人觉得对大众私有化的讨论所解决的问题远没有所引起的问题多。笔者之一在以前的文章中就说过[2],证券分配式产权改革从始至今都同时面临两种指责:一是说它使企业股权太分散而妨碍了公司治理,导致无效率。二是说它使国有资产落到少数人手中,导致不公平,而且不少人往往同时使用这两个理由。这在逻辑上显然是冲突的:如果大众私有化果真使产权平均而分散,则不公平之说如何成立?而如果这种做法使产权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妨碍公司治理之说又何由而来?更大的问题在于:如果大众私有化不好,那幺什幺方法更好一些(当然是在俄、捷等国的给定条件下)?指出前者是容易的,证明后者则不那幺容易。而在对前者批评中存在的逻辑矛盾,同样会影响对后者的证明。如“后华盛顿共识”的另一代表、世界银行经济学家D．艾勒曼在批评捷克人的时候便提出了两个在形式上完全相悖的建议:他既认为可以用企业“贷款”给自己的购买者用未来的红利分期扣还的办法,使经理们可以不付一个子儿的现钱便“白白”得到企业的所有权(实即干脆改“卖”为“送”),又认为可以干脆不必搞私有化,像(他所认为的)中国乡镇企业那样搞“民主的工人所有制企业”[3]。前一个主张简直比俄国的“寡头”还右,后一个主张又“左”得很有些“社会主义”色彩,这叫捷克人何以适从呢?

其实从另一角度讲:对大众私有化的批评来自左、右两翼是正常的,因为推动大众私有化的力量也有左右两翼。如今有一种说法,认为大众私有化是“休克疗法”的重要内容,而休克疗法是右派或自由派的主张。据说,大众私有化思想最初是新自由主义者弗里德曼于1976年从英国、意大利的私有化实践中受启发而提出来的[4]。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当局在日本解散财阀时就曾搞过“证券民主化”,其思想来源于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新政。

其实“大众私有化”的理念,来源于起点平等、公平竞争这样一种在西方左与右都无法否定的价值。而它作为一项现实政策,则是在产权改革不能不搞这一前提下,基于国有资产存量大、难以分割的大型企业多、国内缺乏购买资本、外资购买又为民族感情难以接受、黑箱处理或内部人瓜分又为道德、民意与民主制度所不允许的现实条件下,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政府都难以回避的一种选择,当然它也会成为反对派(也无论左右)批判、否定的对象。换言之,在转轨期东欧的现实政治环境中,大众私有化既可能为左派支持、右派反对(如在保加利亚),也可能为右派支持、左派反对(如罗马尼亚),或中派支持、左右翼皆反对(如1991-1993年的波兰),也可能各派对此均无兴趣(如匈牙利),因此过分强调其意识形态色彩并不足取。评价大众私有化,切忌只从意识形态论是非。

据报载有人问盖达尔:证券私有化并没有改善俄国经济,那幺它的成就究竟体现在何处?盖达尔答道:把国有资产“化”掉了,这本身就是成就。这样的回答显然是不负责任的。然而根据这样的回答反过来谴责“大众私有化”分掉国有资产是个罪恶,同样也是不负责任。就盖达尔来说,且不说“化”掉之后的效益好坏不容回避,首先证券私有化究竟“化”掉了几分国有资产这本身就是个问题。盖达尔从他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出发,盛称证券分配法的化公为私之效,但实际上正如下文所言,俄国国有资产主要是以“内部人交易”的形式在证券分配之外(从时间上来讲,则是证券私有化结束之后)“卖”掉的,真正通过证券“分”掉的国有资产份额其实很有限。然而一些谴责盖达尔的左派人士对证券私有化的“功效”估计却与盖达尔差不多(只是褒贬立场相反),于是出现了“每人一张只值7美元的私有化证券”就分掉了“70年的全社会财产总和”的说法[5]。这种说法导致了两种自相矛盾的批评:一方面说国有资产卖得太贱(不是指后来的货币私有化时期),另一方面又说私有化证券太不值钱。然而在转向货币私有化之前,前一说法意味着相对少的证券便能换到大量的国有资产,后一说法意味着大量的证券换不到少量的国有资产。我国的古人都知道“粟重黄金轻,黄金重则粟轻,两者不衡立”[6]的道理,粟与黄金皆轻,怎幺可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大量的粟(国有资产)根本没有用黄金(私有化证券)来兑付。但这样的状况恐怕就不是什幺“证券私有化实行的后果”问题,而是“证券私有化何以未能实行”的问题了。

从逻辑上讲,“证券私有化”作为在国有资本基数大、无买主而且公众又有起点平等要求的条件下采用的一种私有化启动方式,被认为具有速度快而且公平的优点,同时也有明显缺陷,主要是:这种方式没有给企业带来新的投资,也不能给国家创造“私有化收入”;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改善企业管理;由于信息不对称,人们即使持有等值的私有化证券,也未必有平等的投资机会等等。这样的优劣判断其实早在“证券私有化”付诸实践前,人们就已心中有数。但一旦付诸实践,其进程还是比上面所说的复杂得多,一般地讲,分析大众私有化应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它是不是真正实行了,即是不是真正用发给公民的证券(不管这些证券后来流到谁的手里)“分”掉了预定份额的国有资产?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私有化”根本就等于没搞,无从论其后果。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幺第二,这种分配所形成的产权配置状况到底如何?是集中于少数人,还是相对平均地为“大众”所有?这就是“大众私有化是否公正”的问题。最后,这样的产权配置状况对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绩效,总之对经济效率究竟有何作用?这就是“大众私有化是否有效”的问题。

二
用以上三个层次来分析,俄罗斯首先在第一个问题上就叫人怀疑:它是不是真的搞了“大众私有化”?

人们常常提到俄罗斯证券私有化在操作设计方面与捷克有许多差别:1．俄国的私有化证券完全是免费分发,而捷克则需缴纳登记费,其数额虽然仅为证券价值的几十分之一,纯属象征性,没有什幺财政意义,也不影响私有化的分配性质,然而它一方面可以淘汰那些对私有化完全不感兴趣的公民(这些人往往很快把他们的证券廉价卖掉,从而引发不正常的投机活动),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公民的投资意识,提醒公民把它看作一次参与竞争的平等机会,而不是把它看作社会福利性分配。2．捷克的每次私有化浪潮中上市企业股票总值都经过精心估价,使其精确地等于私有化证券的总价值,同时这两种价值都不直接用货币单位,而用“投资点”这样的约定单位来表示。而俄罗斯的私有化证券与上市企业资产价值都用卢布表示,但证券价值与实际资产价值完全脱钩,这就容易导致私有化证券本身的买卖中和以证券“购买”股票的过程中,都发生投机风潮。3．捷克的私有化证券是记名账户,俄罗斯的私有化证券则是无记名支票,因此尽管俄政府呼吁居民不要着急用手中的支票换现金,而应当等着换股票,然而由于股市的混乱与信息不对称,居民很难换到足以保值、增值的股票,加之支票又不记名,便于转手,因此实际上相当一部分证券还是被轻易地卖掉“换酒喝了”。4．对于作为投资中介而在证券私有化成败中起关键作用的投资基金,捷克的监管很严,各基金运作较规范。而俄罗斯的监管则搞得很差,以至于基金会作弊、诈骗案屡屡出现,严重损害了持券公民的利益。

这些批评无疑都是事实。而且追寻其根源,很多方面都与俄罗斯转轨初期政治、经济形势不稳定有关,而不能简单归之为俄政府不如捷政府聪明。但所有上述这一切弊病,说到底也只能影响证券私有化形成的产权配置状况之公平与否。然而如下所述,这些问题虽不能说不存在,但显然不是导致俄证券私有化失败的主要原因。

关键的问题在于:在俄当时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俄政府实行的重新估产政策与企业“内部人”(打着“劳动集体”名义的经理们)的抵制实际上使证券私有化政策被取消了。正因为这样,才一方面导致私有化证券不值钱,另一方面导致国有资产的主体成分根本没有被私有化证券“化”掉,而是通过另外的途径形成了寡头资本。

至今还有许多人把通货膨胀条件下俄政府没有“及时”对企业重新估产当作一项重大失误,这是完全把问题说颠倒了。在俄当时把“证券私有化”与“货币私有化”分割开来、并且是先搞“证券私有化”再搞货币私有化的条件下,用来搞证券私有化的那部分国有资产份额与私有化证券的面额总值本来应当是按“不变价格”对应的。至于这总值的“不变价格”是否合理,是否严重背离通货贬值后的市场价,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这部分国有资产在证券私有化完成前反正是不能以货币购买的(实质上就是说它是“只分不卖”)的,只要私有化证券的发行本身没有“膨胀”(面额扩大或发行量增加),它与相应份额的国有资产间的对应关系就不会被打破。那幺,即使因通货膨胀这些国有资产的市场价已膨胀到20亿卢布,但由于它并不能以市场价购买,因此它所面对的实际“购买力”仍然只是那1亿卢布总值的私有化证券。假如真按这个原则成交,那幺在下一阶段开放二级市场与货币私有化之后,则1亿卢布证券换到的实际产权(股票)在市场上就能值到20亿,即私有化证券在这一过程中将大大升值(而不是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贬值),无论这20亿产权的分布(因证券的易手等原因)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平等,从总体上讲持券公民并没有吃亏,而证券私有化也并不是一场“骗局”(它是不是好事另当别论),因为它确实使持券公民成了这部分国有资产的主人———哪怕只是“暂时的主人”。

然而如果以通货膨胀为理由把这部分国有资产的定价提高到20亿卢布,而同时私有化证券面值总额仍然只是1亿卢布,那就会使原先足以“买下”(准确地说是“分到”)这部分资产的证券,因资产的这种升值而实际上只能“买”到它的1/20,而原先政府答应拿出来“分”的国有资产则有95%之多实际上被“赖”掉了(当然,这部分资产不会永远掌握在政府手中,但这些资产的流向就不是证券私有化的问题,而是没有搞证券私有化的问题了)。于是私有化证券的贬值也就不足为奇,因为它根本“买”不到(实质上是“分”不到)什幺东西,而持券公民(包括以“不公平方式”集中了相当数量证券的那些民间商人或基金会)也根本没有成为前国有资产的哪怕是暂时的主人。这样,证券私有化也就成了一场“骗局”———它是好事还是坏事反而无关紧要,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一回事!

俄罗斯的实际情况正是这样。从私有化进程一开始,俄政府和当时掌权的自由派内部就存在着“卖还是分”的争论。尤其是在1992-1993年间通货膨胀剧烈而俄政府财政收入匮乏、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以通货膨胀为理由大幅升高国有资产估价同时私有化证券定价不变、借以实现“改分为卖”的呼声越来越高,并在1993年4月全民公决前后形成了以盖达尔等经济学家(所谓“列宁格勒帮”)为一方、以总统办公厅主任洛博夫(所谓“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帮”)为另一方的尖锐争吵。洛博夫力主大幅升高国有资产价值,以便通过“改分为卖”来增加国库收入,舒缓财政困难。而盖达尔则指出这样做实际上等于取消大众私有化。叶利钦在这两位政治上同样忠于他的同事面前依违不定,左右摇摆,几度改变主意,他先是听从洛博夫的主张发出了重新评估国有资产价值的指令,后来在盖达尔入宫陈词之后,不但收回了前一指令,还把洛博夫调离了克宫总管之位,然而不久他又在另一些人的游说下,再次下令加快国有资产重新估价的工作。于是在1993年年中以后,俄国国有资产价值大幅调高,对私有化证券而言国有资产便大为升值了。

这时距离1992年10月私有化证券开始发行已有将近一年时间。按理讲这一段时间应该使私有化证券中的相当部分已经兑现为产权,此后的国有资产升值并不会对此发生影响。然而由于来自企业“内部人”的阻力,俄罗斯国有企业折股上市供公民以私有化证券“购买”的工作举步维艰,加上这一时期议会与总统取向对立,白宫与克宫的指令、法规常常相左,更给企业拖延上市造成了条件。叶利钦几度规定的折股上市时限都被突破,直到1993年4月全民公决叶利钦获胜后,才挟“民意”之威于5月间再次下令要各企业在年底前完成上市工作,否则要予以处分。这以后折股上市的进程一度有所加快,但入秋后“炮打白宫”事发,叶利钦忙于处理政治事务,无暇顾及企业上市问题,限期完成“第一阶段”拟上市企业的股份化工作,以建立资本供给的总统令又一次流于具文。因此,俄罗斯私有化证券的产权兑付工作绝大多数是在国有资本升值后进行的。

不仅如此,由于俄国股市组织不良,信息不灵,交易不便,致使许多居民乃至基金会持有的证券直到证券私有化终止、证券作废时仍然未能兑现。根据最后的统计,在1992年12月至1994年6月的证券私有化19个月的交易期中,总共收回私有化证券11639．5万张,占证券总分发量1．44亿张的80．8%[7]，亦即有将近五分之一的私有化证券未被使用而作废。与之相比,捷克第一阶段证券私有化结束后,投资基金与居民个人所持有的投资点未使用而作废的比率仅分别为0．33%和3．25%,第二阶段结束后更分别只有0．15%和1．2%[8]。

而在这19个月中,全俄总共“分”掉(即用私有化证券“卖”去)注册总值2848．69亿卢布的资产,其中有2003．82亿卢布即70．3%是在最后5个月内按大幅调高后的估价“买”去的,为此总共用去证券6971．2万张,占所使用证券总数的60%。尤其在证券作废前最后一个月,成交资本1371．65亿卢布,使用证券3385．1万张,分别占这五个月交易量的68．5%和48．6%,占整个证券私有化进程的48．2%和34．4%(见表一),当时号称“匆忙的六月”。这意味着在原规划的证券私有化期限内(1992年12月———1993年12月)只有很少一部分证券“买”走了很少一部分预定资产[9],其中又只有一小部分维持了原先资产与证券的正常比价,而绝大部分证券都是在有关部门一拖再拖、临近作废时才以大幅调高了的资产估价仓卒成交。可以想见,原先预计的证券与资产的正常比价已被大大压低,而其中不良资产所占比重大大升高。

这里要指出,盖达尔的同仁和副手A．科赫后来为证券私有化声辩时提出一套完全不同的数字,说当时全部私有化证券15145万张中有14858万张即98%用以投资,（即作废的只有2%）其中2595万张即17．2%用于内部人认购,11469万张即75．7%用于公开直接拍卖,790万张即5．2%通过投资基金进行投资。证券私有化总值约占整个经济的一半[10]。这个说法如果成立,俄罗斯证券私有化的结果就几乎与捷克一样(除投资基金所占比例奇小外),而后来发生的大量现象便显得无法理解。但是这些数字与后来公布的俄罗斯私有化委员会运行数据库（GKI/RPC）中的逐月详细数据(即表一所列,世界银行采信了这些数据)相差很远,而且其中有许多不合逻辑的漏洞。例如众所周知,这个时期私有化企业中有近80%选择了把56%的股份供内部认购的方案,其余约20%的企业也内部持股40%。这与科赫所说用于内部认购的证券比例只有17%根本对不上号。他在这里说投资基金只控制全部私有化证券的5．2%,比例如此之小令人难以置信,而在同书的另一章,又说投资基金得到了全部证券俄下岗女工:帝国后遗症之一的三分之一[11]。如果790万张就占三分之一,那用于投资的私有化证券总共应只有不到2400万张,作废的比例也未免太大了,如此等等。因此笔者不认为这些数字可以作为分析依据。

三
俄、捷的又一不同之处在于:捷克证券私有化中预定私有化企业上市股份的比例是定死了的,不允许企业自行提高“内部人”分配的股份。俄罗斯则不然,它为预定私有化的企业指出了三种方案供企业自由选择:

第一方案,企业职工可无偿分得25%的赠送股,另外低价购取10%的优惠股,企业管理层还可优惠购买5%的股份,以上共计40%,其余60%的股权便面向社会供持券公民认购。

第二方案,企业职工可优惠购买51%的股份,另外管理层还可以再优惠购买5%,合计共56%,提供给社会的股份便只有44%。

第三方案,企业职工可以优惠购买20%股份,另外若有人(显然是指管理层)愿意担保企业不破产、停产并负责改造企业,则在取得企业职工大会同意的条件下,他们可以再优惠购入20%股份,合计共40%,其余60%面向社会出售。从证券私有化角度看,显然第二种方案是最不利的,因为按这种方案企业只有44%的股份可供证券私有化,而且这个比例无法形成控股权,企业将保持在“内部人”手中。而另两种方案都可以有60%的外部股可供持券公民竞购,控股权因而也处在竞争中。然而企业选择的结果,却是77．8%的企业选择了第二方案,21%的企业选择第一方案,选择第三方案的只有1．3%[12]。换言之,将近五分之四的企业不愿向证券私有化开放控制性股份。而且可以确信,越是盈利的企业、越是良性资产就越不愿这样做,宁愿内部人分肥,而那五分之一愿意让社会认购其控制性股份的企业则大多数是经营很糟、资产质量不良的烂摊子企业。

于是在证券私有化结束时,俄罗斯的“私有化”企业绝大部分股权控制在“内部人”手里,外部的持券公民,包括据说是用种种手段集中了大量私有化证券的各种基金会在内,实际拥有的产权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据俄罗斯政府调查,1994年这些企业有65%的股权为内部人所掌握,13%仍在国家手里,而外部的自然人与法人总共只控股21%,其中,投资基金所占份额到1995年也只有6%,次年更降至5%[13]。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捷克大众私有化第一阶段企业股权中两类投资基金占有49%，第二阶段也占有40．7%，这两个阶段还分别有39．8%与44．1%的股权在个人和小型基金手里[14]。亦即捷克持券公民直接间接(通过投资基金)持有这些企业80—90%的产权。这在俄罗斯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总之,由于政府中一些实权部门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力图变相地“改分为卖”,企业“内部人”又力图关起门来分肥,加上一些其它因素的影响,使得原来就设计不周的俄罗斯证券私有化实际上等于流产了。它所分发的私有化证券中有1/5闲置到作废,另外4/5只“分”到了份额远小于原来预想、资本质量也最差的一些产权。

以盖达尔、丘拜斯为代表的自由派把私有化看成自己的主要政绩,而他们(尤其是盖达尔)经手的主要是证券私有化这一段,货币私有化时他们已不是主导力量,因此他们自然希望肯定证券私有化。以他们的价值观一是希望能“化”了(真正变国有制为私有制),二是希望能“化”好(通过改制提高经济绩效),然而转轨后俄国经济长期不景气已使他们无法以“化”好自居,假如再承认自己连“化”了都没做到,岂不太失面子。而如果能表明自己已完成“化”了的使命,那幺即使因种种原因目前没有显示出绩效,未来若是俄罗斯经济复兴,他们仍可以说是当初自己改制的功劳。另一方面,以俄共为代表的左翼反对派在价值观上就反对私有化,他们当然愿意把俄国现实的经济困境说成是当权者搞了私有化造成的恶果,而不愿说是没搞成私有化导致的恶果。

于是左右两翼实际上都在掩盖俄国证券私有化流产的事实。尽管按统计报表数字,整个证券私有化进程共“化”掉了2848亿卢布的前国有资产(如上所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按照最末几个月中重新评估后升值的价格计算的),但考虑到资产质量等因素,这个数字肯定有水分。而全俄国有资产总额即使按1991年通货膨胀前物价计也据说有1．5万亿卢布,按三年通货膨胀后的价格计就不知凡几了。证券私有化“化”掉了的那两千多亿实在不能算个有份量的数字。

四
俄罗斯证券私有化的流产,从所谓金融工业寡头的垄断势力在证券私有化终结后的迅速崛起可以看得更清楚。如今，抨击“寡头＂在俄国国内外、包括在中国知识界都已成为潮流，但其中充满许多似是而非之论。其中最流行的说法便是认为俄罗斯的金融-工业寡头是民主化、市场化的“激进改革”造成的，是全民分配国有资产的“证券私有化”造成的。

这些说法值得怀疑。东欧各国都发生了民主化、市场化与“激进改革”，可是寡头垄断为什幺只出现在俄罗斯，这一事实本身就使民主化市场化导致寡头制的逻辑无法成立。其实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当代俄罗斯寡头是由苏联时期的权贵阶层或官僚阶层演变而来的[15]，现在的寡头垄断脱胎于过去的国家垄断，寡头制源于过去的集权制[16]。换言之,它恰恰与“激进改革”要求限制国家干预的方向是相反的。那种一方面指责“激进改革”过份削弱国家干预，一方面又把作为国家干预结果的寡头集团斥为万恶之渊的说法，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俄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所副所长西蒙尼亚更指出:所谓金融寡头不是一般的官僚资本，而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形中，“官员并不非法占有国营企业的资本，而是在国营部门内部非法利用所有这一切”。他们“用各种形式上合法而事实上违法的方式把私人利益和国企活动联系在一起”，从而建立了“官僚资产阶级对大型国营企业的控制”。而俄国学者巴弗连科更认为:“金融官僚资本并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17]。换言之,寡头资本与其说是被不公平地私有化了的原国有资本,不如说是在市场条件下经营的国家资本,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可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分,而是民主不足。

事实上，如今被称为寡头的“金融工业集团”正是在以盖达尔为代表的青年“激进改革派”“闯关”失败离开决策层后，由一些“稳健”的老经济学家和技术官僚所大力提倡、国家大力支持,甚至往往就是由国家授权自上而下地组织的。因此学者称他们是“指令”形成的寡头。在“激进改革”时期，一些民主派基于在俄建立以广泛的私有者为基础的真正民主制的愿望，同时也基于私有化之初社会上自发地涌现众多小型商贸组织、作坊与小工厂表现出的经营灵活性与当时大多数大中型企业危机深重的鲜明对比，主张以发展中小型企业来走出困境。“闯关”失败后这种意见被抛弃了。出身于国营大托拉斯的切尔诺梅尔金上任伊始便表示:“我们国家有强大的基础设施，不应变成小商小贩的国家”，“想用小店铺把我们国家包围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振兴经济改善生活的做法不会成功”[18]。1994年在结束证券私有化之际，以老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也表示反对分散化，主张“把国有大型企业改组为集生产、销售、金融活动为一体的金融-工业集团”，认为这种组织“应在今后俄经济中占优势”[19]。老经济学家什梅廖夫也提出:俄今天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强大的工业-金融集团”[20]。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94年2月叶利钦提出1994年应成为“金融工业集团年”，并在此后两年中连续出台了《促进金融工业集团建立并展开活动的措施》（1995年4月）、《关于金融工业集团的联邦法》（1995年11月30日）、《关于促进银行与产业界一体化》（1996年4月）等十几个法律、总统令与行政法规。于是寡头经济迅速崛起:1993年全俄还只有一家金融工业集团，1994年便有了7家，1995年21家，1996年37家，1997年已有近60家。并进一步从中产生了“巨人中的巨人”,最终形成了后来的“七大寡头”之制[21]。

正如亚夫林斯基所言: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象蛇蜕皮一样。”[22]把寡头的崛起说成是“浪漫改革”、尤其是集中体现了“浪漫改革”的平民主义色彩的“大众私有化”的产物,是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的。无疑,以人人有份的证券分配方式进行的大众私有化,即使象捷克那样搞成了,也是有许多缺陷的。但要说它有利于形成寡头,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首先东欧各国多少都搞过“大众私有化”,其中如捷克的证券私有化比俄罗斯比重更大,波兰没搞过全国统一的大规模证券分配,但也在企业中实行职工持股的“民主私有化”,但这些国家都没有出现俄国式的寡头。其次假如证券私有化真导致了产权集中于寡头,人们对它的主要批评,即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企业管理,不就不存在了幺?然而实际上,这种抱怨在俄国至今也没有消失过。

如前所述,由于政治干扰,方案本身设计也不周,俄国的证券私有化搞得远不如捷克,因此造成了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即由于信息缺乏、经济信心不足加上传统观念的影响,许多俄国人对持股不感兴趣,往往不入市便把自己的证券廉价出让,致使投机者手中集中了大量证券。但对于这一点不能过于夸大。实际上,没有换成股票而“换了酒喝”的私有化证券的确不少,但更多的还是由持有者进行了投资。通常的说法是:证券私有化的结果是产生了6000多万股民。一份调查显示:约有45%的受调查者用自己的证券购买了企业或投资基金的股票,而把证券卖掉的则有31%。另一份材料称,约有40%的居民以证券直接购买了股票,25%-30%的居民把证券委托投资基金代理投资[23]。尽管投资效果很差(由于企业不景气,股息、红利极少),但这部分股权是极分散的。据有关资料,在证券私有化结束时,全俄工业企业50%的股票由职工掌握,企业领导人则只有5%,后来股权出现集中趋势,到1997年工人与企业领导持股之比已分别为20%和18%[24]。然而对于常受到“股权分散不利于改善经营”之批评的证券私有化来说,这样的集中未必是负面的。重要的是:这种集中与所谓的“寡头化”完全是两回事。以往不少论者强调私有化证券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或者说作为中介投资者的基金会(投资公司)控制了大量的证券,似乎“寡头”的形成就是这种证券资产集中的结果。还有人以此证明“分”不如“卖”,似乎“民主派”先把国有资产“分”给了老百姓然后又用骗术把这些资产集中到了寡头手里。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如果说证券私有化最后成了个“骗局”,那不是说“分”下去的资产落到了少数人手里,而是国家根本没把资产按原先允诺的“分”下去。

据俄罗斯国内统计资料,在证券私有化的两年间全俄共建立股份公司23400个,共计发行股票18．24亿股，其中向企业内部人分配的股份占到42．9%，仍控制在国家手中的股份也占42．9%，而公民用私有化证券购买的股份只占13．9%[25]。另据世界银行1996年调查,在证券私有化终止两年后的该年,俄罗斯大中型国有企业以证券私有化方式改造的份额只有11%,而捷克达到50%,立陶宛60%,蒙古55%。而且俄罗斯拿出来“分”的大都是一些亏损或濒临破产的包袱企业,这与捷克的做法也相反。同时据该项调查,大中国企以出售给外资的方式私有化的比例,爱沙尼亚为60%,匈牙利40%,捷克5%,波兰3%,俄罗斯则为0;而出售给“管理者和职工”即所谓“自己人”的比例,捷克与蒙古为0,爱沙尼亚为12%,匈牙利为2%,立陶宛为5%,波兰为14%,俄罗斯则高达55%[26]。可见,俄罗斯私有化的基本做法根本不是什幺证券私有化,而是“自己人购买”。

因此不难理解:没有一个金融工业集团(更不用说其中的“寡头”)是通过集中私有化证券购并企业的方式形成的,甚至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起步的。与证券私有化相联系的投资基金虽然弊病很多,但全俄600多家投资基金没有一家发展成了寡头。相反,大批基金是被那些以非证券私有化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金融工业集团挤垮的。由证券私有化向货币私有化的转变,表现之一就是民间基金会的衰落与国家特许的银行-企业联合体的兴起。货币私有化一开始,俄国股市便出现了寡头行业股票大涨而基金会股票大跌的局面。如燃料业(即寡头控制最得力的行业)股票平均价格从1994年3月底到9月底的半年内涨了1160%,有色金属业涨了580%,建材业涨了550%,银行业也涨了110%,而投资基金却跌了10%[27]。

事实上,俄罗斯的金融工业寡头全都是在私有化方式由“全民均分”转向“双方交易”、亦即由证券私有化转为“货币私有化”之后形成的。形成的途径并不是什幺私有化证券的买卖与集中,而是在民主政治转为“新权威主义”的背景下,有人利用国家权力把那些当局不愿“分”给老百姓的资产通过权钱交易直接转入权贵手中的。其具体形式有:

1．全权委托银行制,即国家中央银行把预算拨款、税款“委托”权贵公司管理,受委托者便利用国家款项“空手套白狼”,进行投机与放贷。这种制度开始于1994年,当年5月24日联邦政府与波塔宁的奥涅克西姆银行签订委托协议,政府授权该银行作为政府办事机构,从事服务于集中的对外经济关系的有关业务,如开设财政部外汇帐户并进行外汇结算、为出口商开设专用帐户、执行外贸中的国际结算,用国家的钱在国际外汇与信贷市场、有价证券市场开展业务等等。类似的全权委托,是几乎每个寡头都有的特权,他们依靠这种特权从事的实际上是中央银行的金融业务,中央银行以低利率从国家预算中拨款给他们去经营,而他们则按商业银行的高利率贷出这些资金。仅此一项便可无风险地获得100%乃至更高的利润。据说这些寡头银行在资本市场上炒作的“自有资金”的90%都是以上述方式来自预算的无偿赠与。仅1996年一年,受俄联邦财政部委托通过全权委托银行发放的各类预算贷款就达50多亿美元,在紧缩银根、资本极度稀缺的状况下有了这等特权,寡头们怎能不“暴发”呢?

2．抵押拍卖,私有化进程改“分”为“卖”后,俄政府接受波塔宁(后来的七寡头之一)建议,以抵押拍卖形式处理大型企业。其方法为:寡头银行贷款给政府以弥补预算赤字,而政府以国企控股权作抵押,3年后政府还贷,即可收回控股权,否则这些股权即归贷款者。由于这是一种“内部人交易”,外资与民间(包括民间基金会)不能竞争,再加上抵押价低于拍卖价,因而这种做法等于半卖半送,成为寡头们占有国有资本的捷径。最大的几家寡头都是以此崛起的。如1995年12月,别列佐夫斯基的“罗卡瓦斯”银行与斯摩林斯基的“首都储蓄银行”购买了“西伯利亚石油公司”51%控股权,波塔宁的“奥涅克西姆”银行以1．7亿美元之价获得了西方商人估价为40亿美元的“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89%的股权,全俄储量最大的“辛丹卡”石油控股公司51%的股权也落入他的手里,其它如霍多尔夫斯基的“梅纳捷普”银行控股“尤卡斯”石油公司78%的股权,古辛斯基的“桥”银行控制国家联合通讯体系“通讯投资-俄罗斯电视网”25%股权,斯摩林斯基的“首都储蓄银行”收购国家农工银行52%的股份等等,也是这种背景下成交的。

3．国有股份委托经营制。抵押拍卖不仅使国有资产在抵押期满后廉价易主,而且在抵押期间经营权也控制在国家特许的“自己人”手里。除了抵押制以外,这一时期国有企业与股份制企业中的国有股也普遍以类似承包制的方式委托私人(通常也是“自己人”)经营。于是借国家之鸡下私人之蛋、甚至杀国家之鸡取私人之蛋这种典型的“承包综合症”也蔓延开来,并成为寡头资本成长途径之一。

如果没有“证券私有化”阶段而是早在1992年就开展这种“货币私有化”,寡头的崛起只会更快。事实上,抵押拍卖是改“分”为“卖”的结果,而全权委托银行与国有股委托经营都是一种承包制,它不是“大众私有化”的结果(正如我国没搞证券分配,但同样有发达的承包制一样),而恰恰是不搞大众私有化的结果。俄罗斯的寡头们根本不是把已经“分”给了大众的国有资产重新集中到自己手里,而是运用权力径自把没有“分”下去的国有资产攫为己有。如果说对于“分”到手的私有化证券老百姓还有权把它“换了酒喝”,那幺对于那没有“分”而直接被寡头控制的资产他们就连这点权利也没有。当然,通过经济手段(如以“换酒喝”这样的廉价收购)集中被“分”掉的资产的过程,那时也在进行,但这样形成的资本恰恰是受到寡头压抑的。正如1996年初国有资产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科赫所称:实行抵押拍卖制的目的之一正是“为了从‘红色经理’手中夺取他们在证券私有化阶段确立的对企业的控制权”[28]。这也可以解释为什幺“证券私有化(由于没有造成资产责任人)无助于改善企业经营”的批评与“寡头资本垄断造成社会不公”的批评会同时存在。———如果分散的“证券”集中成了“寡头”,前一批评就不可能存在,如果证券资本仍然是分散的,后一批评就不可能存在。无论哪种情况下,这两种批评都自相矛盾。只有在国有资本主体根本未曾以证券分配方式、而是以其它方式被私有化的情况下,才可能同时出现这两种批评。

本来，“证券私有化”作为在国有资本基数大、无买主而且公众又有起点平等愿望条件下的一种私有化起动方式，虽有其缺点（股权过于分散，形不成资产责任），但在许多东欧国家（如捷克）还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在俄国由于货币急剧贬值，资产估价严重失准，而且在政局多变的情况下企业折股工作极为迟缓，致使私有化证券长期有价无市，在不稳定气氛下人们也没有持券信心，因此尽管俄政府一再号召公众慎用证券,许多人还是为一瓶酒之类的代价便出让了自己的一份，导致严重的入市前投机。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某些利益集团对证券私有化的抵制:财政上要求改分为卖,“内部人”要求关门分肥,寡头们更是要求以权力直接攫取公共资产,而不想通过什幺私有化证券的交易与集中这类费时费力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这一切使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实际上流产了。因此俄罗斯的私有化从总体上讲并不是证券私有化,而是“内部人”私有化,不是“大众私有化”,而是寡头私有化。这是造成俄国今日经济困境的重要原因。

(作者单位:金雁中央编译局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芦笛自治区] [InReplyTo] 看客101: 俄罗斯大众私有化评析（秦晖）

看客101 : 从标题上看，你已经看明白了

看客101 — Sat, 13 Mar 2010 11:03:26 GMT

[芦笛自治区] [InReplyTo] 豆腐: 没看明白: 上文所说的是高房屋空置率, 证明不存在房屋短缺问题;

看客101 : 俄罗斯宪法不作数了？作家之死我倒以为暗杀的毕竟比拿枪在街上扫掉的好一点，至少作案者还有顾忌

看客101 — Sat, 13 Mar 2010 10:46:34 GMT

[芦笛自治区] [InReplyTo] 芦笛: 這倒是新聞：俄羅斯有過憲政？！when啊？是葉利欽武力攻打議會，還是普京一紙命令就把俄羅斯聯邦的

看客101 : 两个不同的遗产，处分的方法自然不同。一千万饿死的还是病死的？

看客101 — Sat, 13 Mar 2010 10:44:14 GMT

中国的中西部农村许多中老年人得了重病就等死。这里生活的人口就有俄罗斯总人口的五倍之多。当然因此而死去的人数是不会有人统计的。
[芦笛自治区] [InReplyTo] 芦笛: 不知道那損失了的一千萬人會不會因為俄國順暢地發展法西斯式經濟而感到快慰

沙丁鱼 : 神韵演出在日本遭冷遇

沙丁鱼 — Sat, 13 Mar 2010 09:36:08 GMT

　　【凯风网】3月4日以来，神韵纽约艺术团开始到日本东京等地演出。大纪元、新唐人等媒体把神韵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世界第一秀”、“演出百分之百的完美无缺”、“享誉全球”。但是，我发现一个细节，有关神韵在东京演出的10多篇网站报道中，没有出现“上座率”、“爆满”等字眼。要知道，这几个字以前是经常出现的。

　　难道神韵演出在东京出了问题？于是，笔者进行了求证。

　　据悉，3月5至3月7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东京邮政会馆音乐厅举办了4场演出。5日到场观众约500人，为音乐厅容量的三分之一。6日，法轮功紧急救场，但上座率仍不到一半。到场观众大多为法轮功人员，或法轮功人员的家属、亲朋。他们看演出是为了完成“任务”。

以下来自大纪元的几张照片：

　　这是神韵第四次到日本演出，节目内容与以前大同小异，尽管节目名称有所变化。如吹捧李洪志、宣扬法轮功的《先皇开盛世》、《挡不住神的路》、《震撼》、《佛法洪传》、《回天门》等，还有老掉牙的《藏舞：为神欢歌》、《苗乡秀》，《蒙族碟舞》等。

　　看过神韵演出，或者知道法轮功与演出关系的日本民众，都对此不感兴趣。这一点，在明慧网上得到了印证。

　　2月16日，明慧网发表了日本大法弟子周琳的文章《不为表象所迷，坚定救人正念》。文章有两点值得玩味：1、日本民众对神韵不关心——“上周日晚在全国神韵交流会上，有学员提到‘大纪元’网站有关神韵观感的文章点击率低，似乎表现了日本民众对神韵不关心的现象”。2、神韵广告不如狗——“还有个学员讲了她看到的一幕景象：当大法弟子们在寒风中竖起播放和展示神韵的电视、展板时，川流不息的人们从旁若有若无的走过，而当一只模样漂亮的狗出现在街头，却立刻赢来了周围莫大的赞美之声和兴致盎然的瞩目。”
[众议院] [InReplyTo] 沙丁鱼: 神韵演出在日本遭冷遇

南海居士 : “神韵”真的是一场“文化盛宴”吗？

南海居士 — Sat, 13 Mar 2010 09:20:18 GMT

关于神韵的演出，法媒体在不遗余力地进行着宣传，而且宣传用词都是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的“纯善、纯美”。再看看其它媒体关于神韵的演出几乎没有什么报道，仅此而已。有那么一句话：叫的声高的驴，不一定就是好驴。在怎么极力宣传其好，实际上也未必就好。最近看到一篇法媒体的报道，借助于几位特殊观众的嘴，把神韵演出比作是一场“文化盛宴”果真如此吗？

今天马克•海雷威尔先生和同事安妮•范•佛利梅、同事阿可依•博嫩黑尔（Anne van Holme and Aki Bollengier）一起兴致勃勃地观赏了神韵。“太精彩了！非常精彩的节目，非常华美的表演，非常优秀的舞蹈家，非常绚丽的舞蹈背景”。三人齐声赞叹。
海勒威尔先生特别着重的向记者表示：“神韵舞蹈演员非常优秀，还有歌唱家们，那个女高音简直令人惊叹！他们专业水平非常高超，从他们每一个舞蹈动作中，每一个细节，他们都表演得非常杰出……。”

这就是对一场“文化盛宴”演出的描述，我们看到除了对“节目精彩、表演精彩、舞蹈背景绚丽”感叹之外没有看到实质内容是什么。至于说舞蹈演员非常优秀，我们从飞天艺术学校招生简章中，就能够看清楚看到，这些学员都是“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亲属（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优先或者为主”。只需要通过简单的面试，就能入学，而神韵的演员中有70%以上都是来自这所“飞天艺术学校”。众所周知，大法弟子们都是以学法、修炼为主，不可能把常人的艺术当作事业去做。

所以，神韵演出的节目到底有多少含金量，我们大家一定很清楚了。事实上，神韵演出是为某些特殊的立场服务的，剽窃了中华艺术的外表，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它是模仿不了的。就像马戏团一样，这些演员已经习惯了训导员的指挥棒，机械地做着动作，他们实在太疲劳了，疲劳的甚至麻木了。靠着几乎没有经过严格专业训练出来的演员，就想做出惊天动地、动人心弦的表演，奉献一场“文化盛宴”我看是没有希望的。
[众议院] [InReplyTo] 南海居士: “神韵”真的是一场“文化盛宴”吗？

南海居士 : [原创]“三退”还用得着出国吗？

南海居士 — Sat, 13 Mar 2010 09:13:59 GMT

今日，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叫《欧洲旅游景点“三退”小故事》，讲的是一群大陆游客在欧洲旅游时大法弟子劝退的事儿。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谢谢您帮我退了吧，还有《九评共产党》那本小册子吗？这可是宝贝，最好能带回去给家里人也看看。”还说这是近来不少在欧洲旅游景点的大陆游客，向退党服务中心义工说的话。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些大陆的游客是去欧洲旅游的呢？还是为了“三退”去欧洲的呢？如果“三退”的话，在大陆也可以呀，为什么偏偏千里迢迢、花那么多的银子要到欧洲去“三退”呢？是钱多的没法花还是有这个瘾？显然这不是事实。

我也曾经到欧洲旅游过，我遇到的情况与这篇文章上所说的完全相反。每到一个景点，特别是著名的景点的确可以见到不少的“大法”弟子，可这些所谓的“大法”弟子，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而是受雇而来，他们有的是为了赚得那几十美金而来，有的是为了混个事儿做，他们未必信仰“大法”。这些人一旦看到华人特别是大陆过去旅游的人群，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凑上去，不厌其烦地给你讲个不停，什么共党如何如何的不好，“大法”如何如何地好，你们“三退”吧，退了可以保平安等等，当你拒绝他们的要求时，他们会死乞白赖地一直跟着你，实在让人太烦了，他们比那街头散发伪劣产品的小商贩还要烦。当看到你是在不想理他们时，他们会说你是一个“不可就度”的人，一定会遭报的，他们就是一群这样的人。

所以，他们就是这样颠倒黑白的，目的就是忽悠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善良的人们可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呀！
[众议院] [InReplyTo] 南海居士: [原创]“三退”还用得着出国吗？

若迷 : 这个句子改得好。从文理上也能看出搞中医的都是些什么毫无逻辑满脑子浆糊的人。

若迷 — Sat, 13 Mar 2010 08:19:45 GMT

[罕见奇谈] [InReplyTo] dawang: 你前贴中的一段文字，来看看表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