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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试析大一统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4)   
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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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试析大一统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4) (4508 reads)      时间: 2013-5-30 周四, 上午8:14

作者:河边民间智库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试析大一统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4)

四、转型期的大一统
中国历史上虽然清朝的版图曾经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但是未必是最大的大一统。因为大一统不仅以版图大小来衡量,还要考量国家的实际控制区域、控制的强度、国民的认同度、统治者的掌控能力等。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当今中国无疑是中国史上最大的大一统。

自辛亥以来,虽然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是失败的,并且在日本侵华、国共内战、以及后来的愚昧冒进中共损失了恐怕不下于五千多万人口,但是大一统的努力却是成功的。这个成功在经济方面则是在放弃以俄为师,开始第二次转型后取得的。这个成功有下面几个标志:960万平方公里国土、13亿人口、世界第二位的GDP、共产党一党专制。这样的大一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文化的走向产生巨大的影响。忽视这一事实去谈论任何未来中国的转型,无疑会陷入脱离现实的困境。那么,这样的大一统对中国的执政者和国民可能产生哪些影响?下面我试图结合大一统的历史传承分别讨论。

1、统治者眼里的大一统
大一统的“家天下”的传承模式除了保证权力继承的血缘垄断,还和中国文化里的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大一统除了通过教化阻断了民众对于权力的质疑,还通过“祖宗的家产”加上孝道的教化督促后人负起对于大一统继承的责任。历史上所有关于改进有效治理的改革,一旦引起对于大一统的威胁,如分权导致的中央权力的削弱,改革便立即流产。丧失祖宗传下的家产,不仅是丧失财富,而且是道德上的不肖。

在大一统形成和巩固的两千多年里,曾有过相当长的分裂时期。这些都未引发过不同地域的统治者之间进行关于长期分治的安排,而是每一方都将最终在自己的名下实现大一统作为目标。这种行为在很多时候未必符合争战各方的利益,可见其后必然有其他的推动力量。我以为这个推动力量就是大一统。因为涉事各方都假定其他各方都只会朝向大一统努力。(比较欧洲的历史,也能看到为统一而持续不断的争战。不同的是欧洲最终实现的是民主制下的联盟,而非大一统。)

在这个基础上来理解当今的执政者就会看到这样的现实:从邓小平进行的改革开始,目标就是在维护和加强大一统的条件下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谓“人民的儿子”就是指的这一自我规定的责任,不过是传统“治天下”的现代描述。身为邓小平们的后代的当今执政者,他们是父辈所重新建立的大一统的继承者,“将先辈开创的革命事业世世代代传下去”是他们的道义责任;不仅如此,他们也和其他中国人一样,自小就知道自己是5000年伟大的中华文明的后人;他们的父辈曾经惨遭帝国主义的欺辱,从没停止过和帝国主义以及各种各样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的斗争,并且取得了一个一个的胜利;今天的伟大成就仍然是在老一代的杰出代表邓小平等所领导下取得的。不仅如此,他们现在还身受西方给与中国领导人从未有过的礼遇,因为西方正在不断陷入危机,日益需要中国经济的支持。

除此以外,他们还看到美国的反恐战争,俄国的复兴的努力,不断有新的国家选择民主制度,也不断有国家为选择制度而陷入内部纷争,等等,等等。在这样一幅文化背景下,如果让执政者将西方民主制度和中国大一统进行比较的话,读者以为执政者会倾向于选择以民主制度代替大一统,还是继续维护和发展大一统?

2、国民眼里的大一统
我以为,自北洋时期以来,由于有白话文运动的推动,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以及交通日渐发达,普通话教育日渐普及,以及中国工业化过程所提升的各地经济的交流等诸种因素的合力之下,国人(主要指汉族)的大一统意识在过去100年应当是显著加强了。传统中国的经济落后,交通不便,语言众多,虽然有书同文,但是因为文字难以掌握,识字率低,所以人们主要通过地域性的语言认同身份,因此同乡认同(包括乡党现象)非常明显。同乡会馆在如今的中国已经很少见了。

在对于民众的大一统教化上,国、共两党是一致的,原因在于两党都认同大一统专制。一般民众自小所受的有关大一统的教化如同信仰的灌输,多用“自古以来”这样的词汇,缺乏理性论证。所以民众在大一统心理一旦受到刺激时,就会如同宗教徒的信仰受到批评那样作出激烈的反应。但是民众毕竟是将现实利益的得失考量放在首位,所以当发生地方分权改革时,民众并不反对。

但就思想认识来说,语同音运动加上统一思想的教育使得普通民众习惯性地跟随官方思维,独立思维虽然随着国家的开放在增加,但依我个人观察,感觉仍然非常落后。如果就国内已有的出版物来看,各种资讯已经非常丰富。但是普通国民对此似乎并不关心。即便以移居国外的人群为观察对象,能够系统理性地讨论大一统问题的也是少数。

3、对于大一统的挑战
尽管如此,中国在转型时期总还是有对于大一统的挑战,这种挑战在两次转型初期都比较突出。

北洋时期的陈炯明应当被视为知识分子中最早对通过分权自治来解决大一统专制有清楚认识的人物。陈是科举秀才,并不是留洋知识分子。著有《建设方略》和《中国统一刍议》,其见解远在当时众多从政的留日学生之上。陈参加过黄花岗起义,辛亥后(1913)任广东都督,后与孙中山合作,但力主“连省自治”,最后因为和孙中山在大一统问题上的分歧决裂,“连省自治”运动也和陈的失败一起被北伐所镇压。这是中国第一次转型期间最有意义的一次民主试验。

无独有偶,中国自78年开始的第二次转型也发生了胡耀邦支持的地方分权的民主化实验。读者务必留意,地方分权初看不过是提高管理方式的措施,似乎和民主转型离得远了点。其实远不止那样简单。在大一统的集权专制下,地方分权固然有提高效率,改善管理的作用,但其机制是将地方事务的决定权交给地方,如此就会在地方再进一步分权,最终必导致承认个人的选举权,走向民主化。当初陈炯明在广东搞的就是这样的模式。胡耀邦领导下在西藏和内地搞的改革都有民主化的趋向,内在逻辑就在这里。胡被老人政治不容,在我看来还是他搞的一套显然威胁到了共产党的大一统专制。

上面介绍的陈、胡两位都不是直接在西方学习过的人物,可见西方思想在中国社会的渗透已经有相当深度。目前大陆公开出版的书籍里,有关分权思想的介绍很多。知识精英能否理解分权民主应当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执政者的态度。为什么陈炯明和孙中山、胡耀邦和邓小平对于大一统的看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在我看来是一个谜。希望有网友指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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