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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芦笛 民主理论其实是一种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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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芦笛 民主理论其实是一种宗教信仰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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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芦笛 民主理论其实是一种宗教信仰 (421 reads)      时间: 2018-1-07 周日, 上午4:42

作者:light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民主理论其实是一种宗教信仰 时间: 24 3 2002 01:28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民主理论其实是一种宗教信仰


芦笛


一直想写这篇文章,却又一直不想写。刚才写《文化战争可以休矣》时,忍不住把这点意思写了进去,这么一来便欲罢不能了,非得把问题说清楚不成。

我在《文化战争可以休矣》帖里说,自然科学和宗教的相同之处,是两者都建立在无从证明的公设上。例如整个数学大厦,就是建立在“在等式两边作相同运算后等式仍然成立”这一无法证明的公设。因为这个公设的管制,所以数学家们别无选择,只有像毛共那样毫不讲理地把“零”从“除数”的阶级队伍中清除出去,否则就要颠覆了整个数学大厦。物理学不过是人类用数学原理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微弱努力,所以,它在对待“零”这个阶级异已分子上也别无选择,只能使出毛共的毒手来。

但自然科学和宗教的最主要的差别,是前者不但承认其基础是假设,而且鼓励别人质疑和验证那假设,宗教则是不准怀疑不准验证的。因此,区别两者的最主要的标准,在我看来就是这一条:凡是允许别人质疑理论公设的,就是科学,而凡是禁止别人这么做的,就是宗教。所以,科学理论可以验证,而宗教信仰则没这一说。

在那篇文章里我也说过,民主理论和一切独裁理论(从成为事实国教的孔孟之道直到共产主义学说和纳粹学说)的最主要差别,是他们的原始公设不同。前者的出发点是强调个人利益的个人主义,将个人置于集体和国家之上,相信的是“碗里有了,锅里才会有”,而后者则反了过来,强调的是集体利益和集体主义,相信的是“锅里有了,碗里才会有”。

从这个基本公设出发,两类信徒各自构建了自己的理论大厦。从个人主义出发,民主理论家们发展出了个性解放、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而保障这些玩意的东西,就是民主法治社会。建立民主社会的基本假设则是认定人民是理性的,能对国家大事作出理性的决定,社会的生机只存在于高度自由的人民的创业精神中。而独裁理论的理论家们则认定人民是愚昧的,决不能将国家大事交给他们处理,社会只能由精英来管理。一个理想国家,应该是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政府,通过一小撮精英来运动群众,像放羊似地把本来是混乱无序的愚民组织起来,让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由国家来最大限度地利用群众形成的合力。

有趣的是,要判断这两种公设孰是孰非,并不是看上去的那么容易。可以说,只有坚定的(因而也就是缺乏理性思维能力的)教徒,才不会对自己信奉的基本教义产生怀疑,硬要说他相信的东西就是客观真理。其实,这两种公设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政治和精英政治并不互相排斥。实际上,美国政治就经历过两种颇为极端的选择。

话说上世纪初,奥地利出了位心理学家名曰弗洛伊德,此人是“改变了世界的三个犹太人”之一(另外两个是马克思和爱因斯坦)。这位仁兄使用生理机制,特别是用潜意识和内分泌(虽然他当时还不知道这东西)来解释人类心理甚至社会现象,为人类看世界凿出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第三只眼”。在他的启发下,美国出了位在我看来是该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李普曼。他研究了集体人群的行为特徵,发现跟民主教的教义相反,在大多数场合人民的行为根本就不是理性的。人群越大,就越容易受群体催眠影响而被激发出原始的生物性来,丧失理性而卷入盲目崇拜、热爱和憎恨之中,干出一系列的蠢事来。用他的话来说,在大多数场合下,人民是用脊髓(spine)而不是脑袋来对客观外界作出反应的。用今天的话语来解读,他说的其实是人民是用内分泌腺体取代了大脑来作决定。

李普曼这一发现,我自己其实也通过观察文革独立作出了。在写《人民图腾》时,我还根本不知道李普曼这个人,遑论他的书。生活在毛时代的小芦,竟然和生活在本世纪初的美国思想家殊途同归,可见他观察到的现象确有普遍性。

这一发现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另一位美国思想家伯内斯(Bernays)发展了他的学说,认为民主社会只能搞精英政治,不能搞平民政治。民主只能和自由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民主国家应该是由资本家挑选出来的精英去管理,而人民只能用消费主义去绥靖(appease)。一个民主国家应该作的事,就是拼命去刺激和满足大众的消费欲望,使他们生活在绵绵无尽的幸福感里,把潜在的破坏欲望等兽行纳入寻欢作乐的轨道之中。因为消费刺激生产,于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也就获得了良性发展的原始动力。

中国读者可能马上就能看出,这其实就是我党现在搞的那一套。有趣的是,这种理论一度在为许多民运人士视为民主乐园的美国占了上风。胡佛总统全部接受了这理论,盲目实行消费主义,直到一头栽进了20、30年代的大萧条。

李普曼和伯内斯的学说也引起了正在欧洲勃兴的纳粹主义“思想家”戈培尔的浓厚兴趣。根据两人的发现,他发展了纳粹的极权国家建设理论,并设计出了一系列的煽动、操纵群众的群体催眠手段,诸如使用壮观的阅兵式和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游行等等,来把人类潜在的兽性激发出来,化为一种具有共同目标的强大合力。从同一发现中竟然可以导出构建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这两种完全相反的社会模式方案来,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世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客观真理”。

大萧条把罗斯福送上了总统宝座。他不相信伯内斯那套,认为人民是有能力作出理性决定的,关键在于为他们提供一个客观冷静的环境。只要对他们不加以任何操纵(manipulation),只是把事实尽可能客观地提供给他们,他们就有可能冷静地深思熟虑,作出合理的决定来。在他的赞助下,盖洛普等人发明了民意测验的科学手段,从此它便成了帮助美国政府决策的一条反馈通路。

依我看,李普曼的发现是真正的“事实判断”。正因为那是事实,才会构成纳粹和共党国家“群众路线”的现实基础。罗斯福式的民主政治之所以成功,其实也正是尊重了他的发现,只是采用对策来预防群众兽性大发作罢了。国家其实还是由一小撮精英来治理,只不过在决策过程中听取了理性民众的声音而已。这些事实本身就动摇了“人民总是能作出理性决定,有能力来决定国家大事”这个建立民主社会的基本假设。在我看来,那假设起码应该修改为“人民并不总是能作出理性决定、有能力决定国家大事的。那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而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有赖于统治者为人民创造一种客观、冷静的环境,使他们能够进行理性思考。”

这个假设似乎能说明绝大多数历史社会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纳粹运动和国际共运都是人民运动,极权社会如共党、纳粹国家都是“人民国家”,统治集团都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而此类国家的运作秘密,正是从负面利用了李普曼现象,最大限度地剥夺了人民作出理性思考的条件。这就是独裁国家为什么一定要搞舆论管制的原因。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建立民主国家的基本理论基础不过是一个公设,并不是什么绝对真理。它可以、也应该敞开给人们质疑,并随着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入而作相应修改完善。可笑的是,许多民运理论家连这常识都没有,却坚定地把那公设当成了不证自明、不容怀疑的绝对真理,把自己化作了一种宗教狂热分子,和本拉登也没有什么两样。

一个知道李普曼发现的人,绝对不会再主张暴力革命,因为那乃是刻意制造最大限度触发群体兽性的最理想环境。不仅如此,一切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都和真正的民主事业没有多少相干。如同美国立国的历史经验表明的,民主社会是一群精英人为设计出来的,不是群众大轰大嗡、游行示威轰出来的。

不仅民主社会的建立前提是个公设,就连民主的整个理论体系——个人主义也是个公设。如所周知,个人主义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从来是被谴责的东西。宋明理学痛恨个人欲望甚至到了主张“去人欲,存天理”的地步。世上竟然会有这种反人性的理论出台,当然也有其现实基础,那就是中国是一个无比拥挤的社会,在许多场合牺牲个人利益来保障整体利益似乎是必然的选择。

在当今这世界上,个人自由度最大的国家就是美国,人民甚至有权拥有枪支,以便必要时起来用暴力推翻侵害自己利益的政府(这是美国国父们的设计,alas,那些人乃是老古董,不知道李普曼的发现)。然而这在全球也就是只此一家。在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发源地欧洲,人民享有的自由度和老美相比真是望尘莫及。这其实也不奇怪,美国绝对没有欧洲拥挤。在当年鼓励百姓跑马圈地时不用说,在现代也是如此。因此,美国人个个以为馅饼无穷大,你爱给自己切多大都行,就看你有没能耐。而欧洲人则认为馅饼是有限的,得给别人也留点才行。

从这点上看,所谓“个人大于集体,大于国家”,其实也不过是在某个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自然条件下作出来的价值判断,是否可以放之一切时空大可怀疑。所谓“舍自由而何求”(除了追求自由之外人类别无其他目标)完全是一种浪漫儿语。

其实,要看出这一点丝毫不难。马尔萨斯揭示的真理,早就为人类享有的自由度设置了上限。我在《万般无奈答古迷》中,就提出了一个难题:请问未来的民主中国,到底是沿用共党的强制一胎化政策,还是像老美一样,对生育不加任何限制?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无解的:你既然是民主国家,在这种问题上当然得由人民说了算,然而获得自由的人民又岂会同意对他们神圣人权的野蛮强暴?但如果不加限制,不出二十年便人满为患,引起大饥荒大混乱。

稍有头脑的读者都会看出,这个问题并不限于中国。人口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随着医学的发达和卫生条件改善,人口爆炸的速率越来越快。而与日俱增的人口压力其实是一种限制个体的自由度的“狼牙铐”,将人类越铐越紧。中世纪西方有种残酷的惩罚,那就是把犯人关在一个墙壁逐渐向内推进的房间中,直到最后把犯人活活挤死。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世界也就是这么一个牢房。只不过那情形反了过来:牢房还是那么大,但关在里面的人越来越多。

这个豪断其实是不证自明的(self-evident)。阿西莫夫曾在他的科普著作中说,如果放任人类无限繁殖,总有一天人类要拥挤到摩肩擦踵,连能躺下来甚至坐下来的空间都没有的地步。他说的当然是极限状况,到不了那时人类早就开始互相砍杀了。我这里想说的是,如果老美对生育不加限制,不部份剥夺公民的神圣生育人权,那么总有一天要面临今日中国的困境。政府别无选择,只能采取如今中共的野蛮措施,派出国民警卫队去把农民按在田埂上劁了。这绝非危言耸听,事情是明摆着的:无论科技如何发达,农业生产力如何迅速提高,土地资源总是有限的。大自然没那能耐无限提供资源。

这还不光是个生殖自由的问题。在一个极度拥挤的社会,个人自由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得受到限制。为了保证集体存活,西方社会便将越来越多地引进东方社会的集体主义精神,越来越强调个体行为的自我约束和社会约束(前者是私德,后者是公德和法律)。这种社会仍然可以是民主的,但社会成员的自由度却要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由此可见,那“个人高于集体”的个人主义公设,其实也是个因时因地而转移的玩意,并不是什么永远不变的客观真理。

既然两个公设都是颇成问题的假定,那民主理论显然也就不是一种严格的科学了。有趣的是,哪怕是清醒的西方政治家,也不敢承认这一点,却把民主理论的基本原则当成了绝对的、不容置疑的客观真理。无知的伪民运“理论家”们就更是这样。于是,民主理论便在事实上变成了一种宗教文化。而伪民运人士便成了本拉登那种等而下之的宗教狂。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有趣现象,我看还是19世纪欧洲思想家们留下的惯性思维使然。上面说过,19世纪自然科学在欧洲突飞猛进,造成了人类对自身认识能力的高度崇拜,以为世间万事万物都由某种普适的客观规律支配,无论自然界与社会都概莫能外,而人类有足够能力去认识把握那些普适规律。就在这种浅薄文化背景下产生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他的思路便成了许多大陆人特别是伪民运人士的政治遗产。
其实,现实社会的图景要比马教徒们(特别是披上“民运”外衣的毛共人士们)想象的复杂到不可胜计。在我看来,“文化决定论”要比“唯生产力论”或“历史潮流论”更接近真实。这里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就是系统的民主思想既从来没在孔孟之道统治下的中国自发产生,也没在伊斯兰教统治下的中东产生。比起后者来,中国的情况要好得多,因为孔孟之道是一种世俗宗教,所以可以被民主理论这种更有说服力的世俗宗教打败,所以中国不管真假还有过几次“民主运动”。但民主教却怎么也不是伊斯兰教的对手,而这就是那些国家不大可能最终变成民主国家的原因。

承认民主理论在事实上不过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不是什么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科学,在我看来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必须跨出的重要一步。看到这一点,也就看出了民主社会的建立其实只是人为努力、人为设计、人为实验的结果,并不是一枚必然落到地上的牛顿苹果。更重要的是,知道民主理论假设的相对性后,真正的民主志士们在设计未来民主中国时也就会去潜心思考那假设引出的一系列推论和中国的具体国情民俗的兼容性问题(compatibility),不至于像无知的孙大炮那样,因为盲目照搬西方模式而引出大祸来。

作者:light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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