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5年2月，纽约“中国人权”理事会曾经发生过一场号称反贪污反专权的激烈斗争，最后以方励之、王丹、郭罗基、张伟国等人联名宣布辞职，刘青、谭竞嫦、韩东方等人在继续掌管巨额经费而收场，据传是幕后势力“协调”的结果。2010年6月，当年帮助刘青击败对手的唐柏桥，因财务纠纷与刘青妻子韩晓榕发生争执，再度扯出“中国人权”腐败黑幕。唐柏桥的文章证实了茉莉当年的调查结论：刘青确有重大贪污问题，但幕后势力考虑到一旦刘青被法办，“中国人权”理事会就会关门，于是指使那些拿工资的“有利益关系”的人全部使出最大的劲来袒护刘青，使刘蒙混过关，有恃无恐。
唐柏桥先生所撰《回应刘青之妻韩晓榕——兼回顾“公民议政”之死”》有两段文字耐人寻味：
（一）
尤其是刘青，他曾经有很长时间对我非常信任，可以说到了无话不讲的程度。他经常就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与我讨论，征求我的意见，而且往往全部采纳。他每个月来办公室签支票，几乎也是从来不看一眼数额对不对，用在什么地方。我非常感谢他对我的欣赏和信任，同时，也对他毫无保留地支持。尤其是在“中国人权”面对那场空前的危机的时候，我坚决地站在刘青一边，并和韩东方一起帮助他度过难关。韩东方当时是“中国人权”的理事，在“中国人权”理事会具有一定的势力，否则，刘青恐怕不那么容易战胜包括方励之、刘宾雁、郭罗基、张伟国、苏晓康、王丹、林培瑞、李晓蓉、王渝等在内的十二位民运人权老将的联合进攻。这里有很多不为外人道的细节，如果必要，我可以经过慢慢回忆整理出来。就是这样一些昨天还是最好的朋友、彼此信任的人，仅仅因为我与法轮功走得稍微近了一点，仅仅因为我以“中国和平”组织的名义发表了退党倡议书，或者说仅仅因为我冒犯了当时很有实力的韩东方（主要是能筹到款），就将我视为十恶不赦之人，欲将我置于死地。让我对中共培养出来的“精英”人性之卑劣有了深刻的认识。
（二）
刘青在“中国人权”当时每年年薪八万多，而我不到他的一半。难道我就应该比他少拿一半的工资吗？是论学历还是能力。就算我不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我能力比他差吗？我从事民运近二十年，拿薪水的时间不超过两年，而刘青们拿来快二十年，任你怎么折腾，他们就是照拿不误。比如，“中国人权”成立了调查组，调查刘青掌握的“人道援助款项”的去向，中间是否有不法贪污或挪用行为，最后查来查去就是不能证明他没有贪污。但是，他仍然稳坐钓鱼台，什么原因？因为如果他被查处有贪污行为，他就要被送上法庭。他一被送上法庭，“中国人权”就完了。因此，那些拿工资的有利益关系的人全部使出最大的劲来袒护刘青。刘青意识到这一点后，非常得意，于是变得更加有恃无恐。韩晓蓉在文章中提到一句，刘青不想听到我的名字。我今天告诉韩晓蓉，我太太最不想见的人一个是韩东方，一个是刘青，因为她认为他们俩个是唯利是图、卖友求荣之辈，而他们出卖的又恰恰是我。他们这辈子也别想再踏进我们的家门。关于他们俩人的丑事，我现在暂时不说，但并不等于永远不说。我在这里仅仅暗示韩晓蓉一下，她就知道我可能会说什么了：刘青居然曾要求我帮他骗他太太韩晓蓉，我一直没有答应，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去骗我的朋友韩晓蓉，我的内心会不安。我回来跟我太太讲，我太太说，“连你都觉得骗韩晓蓉不安，刘青怎么就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呢？他怎么堕落成这样的人了呢？”……。唉，能不说还是不说吧。我们何必总是相互伤害呢？】
唐柏桥回应刘青之妻韩晓榕
——兼回顾“公民议政”之死
我本想将几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一段不堪回事的往事永远烂在肚子里，一个人独自承受所有的痛苦和屈辱。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我们要克制自己的不良情绪不停地往前走，朝着我们既定的目标奋进。但是今天我除了将那段往事公诸于众让读者来分辨是否，已别无选择。我知道首先受到伤害的很可能就是韩晓榕，我无意伤害她，但是，我也没有选择，因为她选择了先伤害我，而我不过是自卫而已。
韩晓蓉所提的找她做担保人，而后发生的那些事情，属于私人事务，本不该在公众场合讨论，双方若有分歧，完全可以到法庭上解决，韩晓蓉若有什么要求我不能满足，比如她认为欠她的钱不还等等，完全可以到小额法庭上去告我，由法官来决定。这样我们就不必耽误公众的宝贵时间了。如果仅仅是这件事，我不会做出任何回应，那怕受点委屈。但是，她提到了公民议政和我跟刘青的关系，这里牵涉到民运公务和公款，我必须认真回应。若伤害到了韩晓蓉，请她谅解。
事情非常复杂，我就试着分几个方面分别加以陈述吧。若记忆有误，请相关当事人等予以纠正和补充。如果事情仍然说不清楚，我们不妨到法庭解决，包括针对对方的不实言论进行诽谤侮辱指控等。
首先，我来谈谈学生贷款的事。
我承认，韩晓榕所说基本属实，尽管有很多细节不够准确，可能属于记忆有误。我也对此一直心存感激和愧疚。我是找过她做我的学生贷款的担保人，但是，这不等于我要骗她，或者要她为我还钱。这是三岁小孩都懂的道理。这样的事情，在美国乃至世界任何角落每天都在发生，即借贷人暂时无力偿还贷款，而贷款公司找到借贷人的担保人头上去。我们绝不能据此说这个借贷人如何如何，从道德上去贬低一番。当然，如果借贷人明明有钱故意不还，而让担保人被迫为他偿还，那就另当别论了。可是，这里韩晓蓉没有任何一句话提到我明明有钱而不还。
本来韩晓蓉曾帮我做担保人，我应该感谢她，而她原本也不需要有什么损失，还捞过顺水人情。因此，这本来是件好事。如今韩晓蓉莫名其妙地大发宏文，对我兴师问罪来了。而我又不得不回应。于是，原本的好事变成了坏事。我对此表示遗憾。
韩晓蓉的文章里只有一个地方让我感到意外和突然，即她提到她今年3月份为我垫付了562.18元美金。如果真是这样，这笔钱我将来是要还给她的，因为这相当于她替经济出现困境的我垫付了。但是，她这样做并不妥当，我不希望她继续这样做。不是说我不理她的情，而是说我们做事得有个规矩，我的欠款什么时候还，应该由我自己来决定，我自有安排。除非她想帮助我，不需要我偿还她的钱，则另当别论。现在韩晓蓉显然不是为了帮助我，而是嫌麻烦。试想一下，如果我正在找一份可以免掉我学生贷款的工作（比如教师，军人等），而韩晓蓉在我找到这份工作前自作主张将我的一万多美元贷款都还了，而过后又来找我要（对外还把我说成欠钱不还的人），那我不是亏大了？因为我本来不需要付那笔贷款，结果却要还韩晓蓉帮我白垫的钱（相当于她把我的钱捐给政府了）。因此，一方面我要谢谢她帮我垫付了这笔贷款，另一方面，我真的希望她不要再这样做，因为我很可能不久后会去一个可以免掉所有学生贷款的非政府机构去工作（如和平队）。
至于韩晓蓉说她家为我拿出或将要拿出约一万九千美 元，我不明白具体所指。莫非她的意思是准备为我支付我剩下的那一万多美元学生贷款? 如果是，我当然会非常感谢她的好意。但是，以我们目前这样的关系，一来她是绝对不可能帮我付清所有的学生贷款的，哪怕是垫付；二来是即便她愿意帮助，我也不会接受。这个道理很简单，我只接受我的朋友对我的帮助，而不会接受攻击我的人对我的帮助。而她现在正在用很不恰当地方式攻击于我。既然她不会为我支付那笔学生贷款，为什么又要如此说呢？这样做是否有点故意误导读者之嫌。至于她在文章中提到的给税务局补交税款的那两笔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刘青直接开给封从德了。如果她认为我撒谎，请她将支票的复印件公布在网上，看看是开给谁的。所以说，韩晓蓉过去几年来总共为我垫付了562.18美元，我从来没有表示不还——我是刚才才知道的。过去我不下十次因延期支付贷款而向她表示抱歉，结果因为这五百来美元，她竟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写出如此长篇攻击我的文章。我不严厉回应她就说不过去了。
我当年找韩晓蓉做我的担保人，是因为那时我和刘青关系非常好，而我又认为韩晓蓉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我不知道原来刘青是不想让韩晓蓉给我做担保人的。总之，我是将他们视为我最近的朋友之一，才去找他们。而他们也信任我，为我做了担保。这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我曾在租房子的时候也找过人担保，担保人司马晋除了签过一回名字外，什么也没有做过。但是，到今天我还感念他对我的信任和帮助。因此，本来这是一件好事。可我万万没想到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会偿还不了学生贷款。你说给外面的人听，都很少有人会相信。可是，事情就发生在了我身上。我也不愿意见到这种情况。因此，韩晓蓉那些指责我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能还但后来又不能还的话，其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据此攻击一个人的人品，就不靠谱了。这就像你曾向银行贷款开公司，你当然尽量要说服对方贷款给你。但是，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公司无法偿还贷款，甚至宣布倒闭，我们不能据此说这个人人品有问题。如果这样，地产大亨川普的人品最有问题，他的公司曾多次破产，但人们仍然认为他是地产界乃至整个商业界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所以，韩晓蓉因为受我拖累而对我的人品进行诋毁，把本来的朋友关系变成敌人关系，极为不妥。如果有一天她家出现变故，一时无法偿还信用卡欠款，房屋贷款等，难道我就可以据此说她人品有问题吗？显然不能。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我最近几年的处境。
自从2005年10月公民议政被刘青、韩东方等人强行宣布终止后，我就失去了工作。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我的教授、原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斯泰潘曾极力游说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虽年事已高，已处于半退休状况，但表示愿意带我这个学生。他是唯一给了我A+ 的教授，而且他说他总共只给了他的一百多个学生中四个人A+，而他的学生中一半以上是博士生。我当时就表示，读博士是我最后一个选择，而首选则是找到一份能从事自己理想事业的工作（也即民运，我曾向韩东方说过这个想法）。后来韩东方向我表示，希望我毕业后到他的中国劳工通讯工作。我虽然知道收入极为低微（大约2000美元左右一个月，相对于我们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生第一年80000多美元的平均年薪，确实低得可怜），但我想只要能维持基本生活，再加上我太太是律师，收入较高，韩东方当时又是我最好的朋友，而我过去没有一分钱收入照干民运，因此就很高兴地答应了。可是我后来发现，我的想法有些天真，我在上学时借了将近八万美元学生贷款，就算十五年还清，每个月也要偿还800美元左右。这一来，我的那点收入就完全不够用了，而我太太也一直在还她的法学院学生贷款（十二万美元左右）。因此，我们经常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我和我太太只能不断地裁减开支，房子越住越小，地段越来越差。有段时间我们实在无法支付所有的开支和账单，因此就申请延期偿还学生贷款。这在美国是很正常的，如果你失业或付不起，可以反复申请延期付款。这根本就谈不上失信。美国每年有百分十左右的人申请破产，破产人不需要偿还所有的欠款（除学生贷款外）。没人会歧视他们，更不会有人谴责他们不讲信誉。韩晓榕认为我无法偿还学生贷款或延期偿还就是没有信誉，就是人品问题，是她不懂美国法律和文化的表现。我不怪她。
那么，我为什么会经常不按时支付学生贷款呢？我有必要对韩晓蓉做出清楚的说明。2004年，刚成立不久的公民议政申请到了美国国家基金会的资助，一年八万美元。于是，我应大家的要求离开中国劳工通讯，来到公民议政主持工作。我当时担任公民议政的执行主任，而韩晓榕的丈夫刘青则兼任主席（他还担任中国人权主席）。我是公民议政的唯一全职人员，另有一名兼职工作人员。我的年薪大约35000美元，这是执委会集体作出的决定。虽然比在中国劳工通讯要高出不少（在离开劳工通讯前曾加过一次工资，韩东方当时其实是希望我继续留在劳工通讯工作的），但与同行业同资历同学历的人比，还是很低。比如，当时公民议政的刘青在中国人权的年薪是八万多美元，还有其他分红和医疗补助之类，而我即没有任何分红也没有医疗补助；韩东方在自由亚洲电台做劳工热线节目，年薪十五万左右美元（他亲口说的），还有其他的收入；周封锁在某金融公司，年薪估计至少也有二十万美元，就连最穷的北京之春的胡平，他一个月也有3000多美元收入，而且每星期只需在北京之春上班一天（指当时），还兼人与人权编辑，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员等，加起来恐怕也不会比我少。因此，我们的生活仍然比较拮据。我太太原本是生活条件十分优越的人，后来跟我好了后，她家里就不再在经济上支持她。她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其中辛酸苦辣难为外人道。虽然如此，我们的基本生活还没有问题。公民议政也发展得不错，大家估计情况会越来越好。
不料，2004年底有一天我在与办公室的另一名工作人员聊天时，提出九评发表后应该有后续动作。我建议开展一场退党运动，号召中共党员退出中共。她是法轮功的负责人之一，她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交流后，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我最初的设想是由公民议政来发起。于是，我到楼上中国人权去与刘青商量（我们公民议政的办公室与中国人权同在帝国大厦。刘青当时刚因中国人权的内哄而被逼辞去公民议政主席一职，但仍是执委）。刘青表示完全同意，在我临走时，他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你跟东方也商量一下，看看他的意见”。当晚我就致电刚担任主席不久的韩东方，与他商量此事。他表示反对，理由是会影响到他们劳工通讯与国内人士的合作。我试着说服他未果。第二天，我的法轮功同事催问我情况怎么样，我说遇到了一点麻烦。我再三考虑，决定用我主持的另一个民运组织“中国和平”的名义发出退党倡议。于是，我们很快找人起草了退党倡议书，并以中国和平的名义正式发表。这一下就不得了。我原本想我不用公民议政去做这件事，大概韩东方和其他公民议政的成员就不会反对了吧。没想到，韩东方仍然大为不悦。他的理由是我是公民议政的执行主任，又是中国和平的主席，中国和平做的事就等于公民议政做的事。我不同意他的这样看法。我举例说，中国人权或北京之春搞什么活动，并不等于公民议政搞的活动，而公民议政也无权干涉中国人权和北京之春做的事（我没有举劳工通讯做例子，是想给他留点面子。他们劳工通讯做任何事，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而他是当时的公民议政主席）。韩东方还说，“我现在根本不在乎公民议政怎么样，我在乎的是你的工资。如果你这样下去，可能就没有工资了”。我当时有点不高兴，就直截了当地说：“请你以后不要再提我的工资问题，我不是为了工资来从事民运的。如果你要我违背我的原则，我宁愿不要工资”。我和韩东方就僵在了那里，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做出让步（我至今仍认为我是对的，各位可以自行判断）。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的人，也是我把他们拉到一起的人，却突然因为这件事在背地里策划，让我走路，而我完全蒙在鼓里，一如既往地对他们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尤其是曾经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想法的刘青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转而支持韩东方，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原则。有一天，韩东方突然给大家发出一个电邮，表示接受我的辞职，建议由杜智富担任执行主任（这显然是不顾大局的表现，因为杜智富人在加拿大，而我们拿的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钱，我们也是在美国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办公室也是在美国）。我当时的确感到一种屈辱，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而且是被最好的朋友出卖（韩东方当时是我最好的朋友，在那一刻之前，我仍视他为最好的朋友）。按照封从德的说法是，“韩东方开着火车要与你这架火车相撞了”。于是，我决定自卫反击。我立即发出一封回复电邮，表达了不满，并将了他一军。我说我也同意韩东方辞职。因为他在上次的电话会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反对我与法轮功走得太近，退出退党运动等），用辞职要挟大家，我极力挽留。为了显示我的诚意，我说如果他执意要辞职，我也辞职。结果他收回了辞呈，我当然也就自动收回了辞呈。我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我对他没有任何提防，没想到他突然向我发难，而且手段非常不光彩。他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唐柏桥，你被开除了”，然后拉几个人表决一下就行了。可他不这么做，偏要来个软刀子杀人。可我天生就是不吃这一套的人。你跟我讲规矩，我比谁都讲规矩，你不跟我讲规矩，我比谁都不讲规矩。于是，公民议政从此无法运转，执行主任还是执行主任，主席还是主席。韩东方眼看这样下去对自己不利（因为注册人是我），于是向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告状，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对我们的资助（不用等到年度预算结束，相当于让他们将资助拿回去。不可谓不狠心）。而我一夜间失去了所有的收入，甚至连失业金都领不了（因为我们没有缴纳公司所得税，原因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款项里没有这笔钱，我无法挪用其他费用来缴纳税款。我们原计划等获得更多的捐款后再补上）。我遭到的打击绝非仅仅是我突然失去了收入，而是我用心培育、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公民议政一夜间就垮了，我所有的心血都是白费，而刘青和韩东方都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们绝不离开公民议政，刘青说他会最后一个离开。结果他是最早表示要退出公民议政的。我不得不承认，我过去高看了他们。我认为他们都是一言九鼎的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料想当他们面对一点小小的挫折和打击，就说走就走，说变就变。当然，这些年来这类牛逼哄哄，一遇到麻木就跑得比谁都快的人，我见得太多了。因此，现在我听谁一开吹，自己将来会如何如何，我立马让他打住，因为这些话太煞风景了，还不如不说。
自从公民议政停止运作后，我不仅没有了任何收入，而且跟韩晓蓉一样，麻烦不断。先是税务局要求我替公民议政补税，因为我是注册人。他们找不到别人，就找到我头上来了。我于是要求公民议政的成员一起来承担这份责任，也算是有始有终。结果大家好歹又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大家同意自己掏钱来补交税款（并非如韩晓蓉所说，是由韩东方和刘青两人平摊。也许刘青没跟韩晓蓉说清楚，也许刘青根本就是故意不说清楚或说成这样。具体每人捐款多少，因时间久远，记不清了。我需要花时间去查）。他们很清楚，如果这笔税款不补交，公民议政就无法解散，而将来迟早税务局会追到我们每一个理事（我们称执委）头上。因为这个组织（其实就是有限公司）不是我一个人所有，而是所有理事所有。我当时没有收入，而他们每个人都有收入，而且不菲。如果税务局找到他们头上或他们工作的单位，会不太好看。这笔钱他们按会议决定，交给了封从德（他们犯的另一个错误就是没有直接将钱交给我，否则我早就将税款补交了。因为我是直接受害人，当然最急于将问题解决）。之后发生的事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在这里不想谈太多刘青和韩东方以外的人和事，但不等于永远不谈）。总之，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税款一直没有按原来说好的补齐。其直接后果就是：一，我和我太太的银行共用账户被冻结（我太太后来另外开了账户），我无法开银行户口，我和我太太的帐务从此分开，她不再给我支付任何家庭开支以为的开销，包括偿还贷款等；二，我在自由亚洲电台做评论的收入被税务局要求直接寄给他们；三，我们的每年退税被税务局用来补交这笔税款（当然，我们只要填写一份“injured spouse”表，还是能将我太太的那部分退税要回来，只是相当麻烦）；四，跟韩晓蓉一样，我不仅从银行贷款几乎不可能，连开信用卡都困难。
公民议政解散后，我有一年多处于非常消沉的状态。因为这个打击对我太大了。可以这么说，它是我一手抚养大的孩子。从最初我和刘青、胡平（以前还有徐水良、胡安宁，后先后退出）三人开始谋划，到我先后介绍韩东方、封从德、周封锁、蔡崇国（通过韩东方介绍进来）、田耕（化名）、杜智富、唐元隽等加入进来。可以说，这个组织就是我一手发展起来的。在2004年前，我们一分钱也没有，但也做了很多事，包括支持国内维权，给国内民运朋友提供援助，发行电子报等（我们后来又另外成立了中国平等教育基金会，我担任秘书长，刘青担任理事长，其他大部分公民议政的执委都在里面担任理事）。而这些事情，大多数是我做的，比如平等教育基金会，日常工作基本上是我负责，但我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报酬（基金会的帐目还在，需要的时候我会公布。到时候又会有不少人感慨“唐柏桥做了不少事情，我们原来不知道”）。因此，当公民议政正逐步走向正轨和开始全面发展的关键时刻，韩东方“开着火车”朝我这架火车撞过来，结果差不多同归于尽（他“开火车”撞我，到底是意气用事还是别有他因，我至今无法下结论。不过，他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声音，不与任何民运人士来往，也不参加任何民运活动倒是千真万确）。而他又是我最好的朋友。更令人感到人心叵测、世态炎凉的是，有些被我发展进来、平时对我好话说尽、内心对法轮功的态度与我基本一致的人，也纷纷倒向韩东方一边。尤其是刘青，他曾经有很长时间对我非常信任，可以说到了无话不讲的程度。他经常就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与我讨论，征求我的意见，而且往往全部采纳。他每个月来办公室签支票，几乎也是从来不看一眼数额对不对，用在什么地方。我非常感谢他对我的欣赏和信任，同时，也对他毫无保留地支持。尤其是在中国人权面对那场空前的危机的时候，我坚决地站在刘青一边，并和韩东方一起帮助他度过难关。韩东方当时是中国人权的理事，在中国人权理事会具有一定的势力，否则，刘青恐怕不那么容易战胜包括方励之、刘宾雁、郭罗基、张伟国、苏晓康、王丹、林培瑞、李晓蓉、王渝等在内的十二位民运人权老将的联合进攻。这里有很多不为外人道的细节，如果必要，我可以经过慢慢回忆整理出来。就是这样一些昨天还是最好的朋友、彼此信任的人，仅仅因为我与法轮功走得稍微近了一点，仅仅因为我以中国和平组织的名义发表了退党倡议书，或者说仅仅因为我冒犯了当时很有实力的韩东方（主要是能筹到款），就将我视为十恶不赦之人，欲将我置于死地。让我对中共培养出来的“精英”人性之卑劣有了深刻的认识。
2005年至2007年底，我陆陆续续地从事了一些商业行为，最多只能说是刚够生活。2008年初，中国过渡政府成立，我在一些朋友的再三邀请下，担任付议长兼发言人。我们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民运活动，其中多数是在国内秘密进行。比如在国内成立地方过渡政府，散发各种宣传单，帮助弱势群体维权抗暴，发表大量指导国内民众如何抗暴的文告文章等。在海外，我们每个星期举行网络新闻发布会并整理成文字，举办维权培训班，开办网络大学，组织网络游击战等，工作量非常大。而我参与过渡政府的工作，从来分文不取。我们过渡政府所有工作人员全部是义工，包括我和伍凡、袁红冰等。我偶尔靠写点东西赚点稿费，进行短线投资获得一点小利养家煳口。大多数时候处于负资产。所以，我先后好几次要求延期偿还贷款。但是，只要条件允许，我就会将每个月的最低金额给付了。
去年10月，我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终于与美国一家很有名的出版社正式签署了出版我的英文自传的合约，从此后我就专注于写作和整理资料，几乎放下了手头的所有工作，包括谋生的工作。因为这本书对我非常重要，不仅能让西方国家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民运，也可以改善我目前的处境。我在过去曾尝试从事一些商业活动，以解决生计问题，但后来我发现，中共的影子无处不在。我唐柏桥似乎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对我的不满和仇恨似乎超过了作为政府应该有的程度。关于这一点，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也曾经想过，要不干脆重新回到学校，去读博士，靠奖学金至少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但是，我也最后放弃了，因为我不愿意象有些人那样，等到五十岁的时候才从校园里走出来“搞革命”，我怕我到时候就没有激情了（开玩笑）。我左思右想，还是认为暂时咬咬牙，哪怕每天吃方便面，啃馒头，也要先将这本书写完，然后再做其他打算。因此，我自从去年10月后停止了支付学生贷款。我当时也跟韩晓蓉解释过，我这段时间没有收入，恐难进行支付学生贷款，并向她表示抱歉。为免她被贷款公司骚扰，我建议她屏蔽掉（BLACK）他们的电话，这样拖几个月等我的书出版后，我相信偿还这点贷款应该没有任何问题。我当时反复表示对她遭到电话骚扰深表歉意，希望她能谅解。我从来就没有过一丝一毫的让韩晓蓉帮我付账的念头，否则，我怎么会一有宽裕的钱就还呢？我想她可能误以为我要让她帮我付账，才如此恼怒。我在此再次声明，我的学生贷款我将来会付，或通过某种方式免除。请韩晓蓉不要再付一分钱。
可是，就在这种紧要关头，我一向尊敬的韩晓蓉突然莫名其妙地发出这篇讨伐和侮辱我的文章，还居然说我不顾自己的信誉等等。更糟糕的是，她全然不顾他人受法律保护的隐私权，将一些属于个人隐私的内容发在网上，伤害到我和我太太。这是明显违法的不智之举。不过，考虑到她可能不了解有关法律，属于无意的违法行为，我不会将她诉至法庭。但是，我非常希望这是她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谈我们之间的私事的文章。否则，如果因为她的干扰使我的出书进展受阻，那事情就大了。我不仅不能及时拿到版税，反而会因没有按时交稿而被罚款。到时候不要说她无法很快要回帮我垫付的那500多美元，甚至还要帮我垫付更多，因为我没有钱，而她又不想被电话骚扰。所以，我在此恳请你不要再利用公开空间来讨论这样私人性质的问题，使我不得不抽出时间来反驳和澄清。就算你口水战打赢了，人们也不会对你怎么样，更不会对我怎么样。因为你至少犯了不该将这种私人事务拿到网络上来谈的错误，而且当人们知道我的确是因为长期从事民运等特殊原因而暂时没有能力偿还学生贷款（太正常不过了，你太大惊小怪了），而你却如此狠心地去攻击羞辱于人，人们会说你太缺乏同情心了；相反，对美国社会了解、对中国民运同情的人，看到你写的东西，反而会产生对我的一份尊敬和同情。至少我要是读到一篇这样的东西，我会对文章中所提到的人表示敬佩和同情，敬佩他为了民运，放弃舒适富裕的生活，同情的是一分钱居然难倒英雄汉。
我过去一直再困难也不说，是因为我担心我妈妈会知道。我跟我的妈妈总是说，我在美国很好，一切都很好。如今，既然韩晓蓉如此不近人情，逼我回应。我就只能让大家看看，到底是唐柏桥在真心为民运奉献，还是她家刘青之流在奉献。刘青在中国人权当时每年年薪八万多，而我不到他的一半。难道我就应该比他少拿一半的工资吗？是论学历还是能力。就算我不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我能力比他差吗？我从事民运近二十年，拿薪水的时间不超过两年，而刘青们拿来快二十年，任你怎么折腾，他们就是照拿不误。比如，中国人权成立了调查组，调查刘青掌握的人道援助款项的去向，中间是否有不法贪污或挪用行为，最后查来查去就是不能证明他没有贪污。但是，他仍然稳坐钓鱼台，什么原因？因为如果他被查处有贪污行为，他就要被送上法庭。他一被送上法庭，中国人权就完了。因此，那些拿工资的有利益关系的人全部使出最大的劲来袒护刘青。刘青意识到这一点后，非常得意，于是变得更加有恃无恐。韩晓蓉在文章中提到一句，刘青不想听到我的名字。我今天告诉韩晓蓉，我太太最不想见的人一个是韩东方，一个是刘青，因为她认为他们俩个是唯利是图、卖友求荣之辈，而他们出卖的又恰恰是我。他们这辈子也别想再踏进我们的家门。关于他们俩人的丑事，我现在暂时不说，但并不等于永远不说。我在这里仅仅暗示韩晓蓉一下，她就知道我可能会说什么了：刘青居然曾要求我帮他骗他太太韩晓蓉，我一直没有答应，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去骗我的朋友韩晓蓉，我的内心会不安。我回来跟我太太讲，我太太说，“连你都觉得骗韩晓蓉不安，刘青怎么就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呢？他怎么堕落成这样的人了呢？”……。唉，能不说还是不说吧。我们何必总是相互伤害呢？
最后，我也因为你写出这篇攻击我的文章而回敬你一句我太太一直希望我对你说的话：“不要再来骚扰我们，你丈夫刘青和韩东方串通一气，做出那种伤害朋友的事来，让我失去了工作和收入、而他们把自己荷包装得满满的。你找他去要吧。”当然，这只是气话。我知道你听了后肯定会很不舒服，正如我看到你的这篇狠毒的文字感到不舒服一样。这就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望你三思。
补充说明：
一， 韩晓蓉显然不太清楚有关公民议政的变故的细节，可能从刘青那里听来了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然后加以演义而成。这样很不严肃。我会将公民议政的来龙去脉用专文加以介绍。这是一段未了的公桉，既然刘青的妻子韩晓蓉提出来了。我正好借此机会将它公诸于众，让天下人来明断。
二， 关于公民议政与法轮功的关系，韩晓蓉所述偏离事实甚远。韩晓蓉说：“公民议政理事会曾经通过决议，为了落实公民议政的初衷，即进入大陆并设法开展政党政治，公民议政不与法轮功合作，更不可以让公民议政变成一个支持协助法轮功的办公室。”事实真相是，公民议政曾在最初做出决定，将法轮功作为友好合作团体对待。公民议政在中国人权办公室召开的首次全会的记录我还保留在桉。否则就无法解释身为主席的刘青和执行主任的我曾多次参加九评研讨会和法轮功集会，更不能解释我们办公室唯一对外聘请的工作人员就是法轮功学员，而且是重要负责人之一。她在我们办公室工作了很长时间，没有人排挤过她。只是到我提出退党倡议后，先是蔡崇国发难，给我列了几大罪状，其中之一就是我跟法轮功走得太近，然后是韩东方说我不应该参与退党活动，刘青则说退党运动是在骗人，不可能有那么多人退党等等。有人提出我们应该与法轮功保持距离，而不是不合作。因此，直到那次会议，一些执委才在韩东方的唆使下一步一步地向我逼宫。才将法轮功问题作为整治我的手段（因为他们知道我与法轮功关系密切，我不可能背弃他们）。我们从来没有将公民议政变成一个支持协助法轮功的办公室，因此又何来如此荒唐的决议呢？尽管韩晓蓉文中错误甚多，但是，公民议政之死与我们和法轮功 的关系有直接关系，这是千真万确的。而我们每一个公民议政的成员将来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即我们当年做出不能与法轮功太近，反对我与法轮功太近，反对我参与 和发起退党运动，是否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正确决定？
三， 韩晓蓉跟我算了一笔很“清楚”的账，连小数点后两位都算进去了。结果算出她家将要为我拿出和将要拿出一万九千多美元。那么，我也来跟她算笔账：一，因为公民议政欠交美国政府税款而被冻结银行户口，损失两千多美元，二，2006、2007、2008年个人退税都被扣补交所欠税款，具体数字待查，三，2007自由亚洲电台做节目的收入被强行寄往税务局抵那笔欠款，大约1000多美元，后来我就主动不干了，如果不是这个原因，我还在做评论，此损失无法估量，四，因为公民议政没有缴纳税款，因此作为雇员，我无法领取失业金，因此损失大约15000美元……。本来还想算，实在觉得没意思了。这些损失都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在道德上讲，谁应该负这个责任呢？当时我始终只是执行主任，而真正的公民议政的老板先是刘青，后是韩东方！话又说回来，搞民运是我自愿的，吃了亏找别人有什么用，还不如自己把它扛起来。
四， 为什么正当我参与推动中国民主党在海外召开一代的时候，这样那样的针对我而来的东西都出来了。而且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纯属捏造的东西。看来看去都觉得有点象搅浑水。这些问题都早就存在，他（她）们为什么早不写，晚不写呢？各位是否想过这个问题。因此，我真的希望这是我的最后篇针对这类东西而写的文字了。
唐柏桥
2010年6月2日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162
唐柏桥：
我是第一次上网，也是最后一次。
昨天我在此地登出这篇文章。五月二十九号，我给你打了一个电话没人接，紧接着你回了电话，我拿起电话刚一说话，你就挂断了。我再打回去你根本不接。我除了电话以外，没有你的任何通讯信息。你说我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写出如此长篇攻击你的文章。你都不接我的电话，我如何预警？我的电话显示你来电时间5/29/2010, 1:29pm。 我相信你的电话上也有我的来电记录。
学生贷款之事你早已明确的告诉我，你不会还了。我三月还钱之事你昨天才知道，显然，你不但不接银行电话，你连银行账单都不看了。
我为你还贷，因为我需要贷款，银行同意贷款的前提就是替你还贷。
这事不是今天发生，我从来就没有想拿到这里来理论，既无聊又无趣。真是你在这里写篇文章，扯出刘青表白你。
小事看大。我认为什么着名人士，什么宏图大业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把人做好。我先管好自己。
韩晓榕
2010-06-0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304
天才！第一次上网，就知道怎么注册来这个地方发文章。
我第一次上网，连翻页都不会。好崇拜哦！
史静静
2010-06-02
h ...
（阅读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