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d Princeton and Evolution

七月 15th, 2010 by 猞猁

Inerrancy or Design? Old Princeton and Evolution

D. G. Hart and John R. Muether

Extracted from Ordained Servant vol. 9, no. 1 (January 2000), pp. 4-6

In July of 1925, William Jennings Bryan wrote to J. Gresham Machen to see if fundamentalism’’s best known scholar would testify for the prosecution at the Scopes Trial. By this time Machen had a reputation for not backing down from a fight. In fact, his biggest battles were yet to come, both at Princeton Seminary and in the missions controversy of the 1930s.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Machen was remarkably sheepish and declined Bryan’’s request. His reasons, judiciously stated, had to do with his lack of expertise in Old Testament studies and biology. But what Machen did not communicate to Bryan may have been even more significant than his official reasons for not going to Dayton, Tennessee. Even though he was deeply opposed to liberalism and showed unparalleled chutzpah in combating Presbyterian modernists, Machen believed evolution was a side issue in the controversy dividing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In fact, his book 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 arguably his most important, makes no mention of evolution or Dar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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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柏桥骂易改:又一个流氓沉不住气跳出来了,我要你为你的每一个文字都要付出代价!

六月 3rd, 2010 by 有奶便是娘

来自tbqfl64@hotmail.com

又一个流氓沉不住气跳出来了

又一个流氓沉不住气跳出来了。我恳请大家好好闻闻他身的气味,看是香是臭?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攻击我的人尽是这帮下三滥。我倒要看看,还有多少这样的下三滥会冒出来。中国民运还会烂到什么程度。看来老天爷是要将那些孽种收走了。

最后警告你一次,如果再看到你这样的文字,我要你为你的每一个文字都要付出代价。

唐柏桥
2010-6-2

From: yigai@hotmail.com
To: gongminliliang@googlegroups.com
Subject: 就刘建安通唐伯桥娘说几句
Date: Wed, 2 Jun 2010 08:58:58 -0400

就刘健安通唐伯桥娘说几句

首先,我表明自己观点,当然是不同意刘健安通唐伯桥的娘这一行为。其次,我也十分惭愧和懊悔,曾经有过操唐柏桥娘的愚蠢说法。在此,一并谴责并表示歉意。

我与刘建安素昧平生,但知道文如其人,堪称勇士。刘勇士此次通唐的娘之缘由,不得而知,只能是揣度。是无缘无故还是事出有因,我想这个结论我总是可以下的。刘似乎不是个神经病,怎么会随便去操唐的娘呢?

从刘的文章中透露的信息看出,唐是个政治狂人,动不动要代表谁的。此次刘唐之互殴,大概缘于唐要在海外代表湖南民主党了,而刘等做为湖南民主党人,却没有被代表的意愿,所以发生了纷争。实际上,不能代表也就罢了,或者慢慢再代表也行。唐的问题就在这儿,产生了预期,就有所投入,但有些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唐便跟以往对某一件事产生预期一样,可能有点霸王硬上弓,引起了反弹。反弹也就罢了,唐可能又采取了想封口或者将对方打入政治冷宫,要把对方灭掉的手段和措施,无奈功力不够,未将刘勇士一棍子打死,最后双方撕咬,让人看到了狗咬狗的血腥一幕。

我的点评是,刘自贬人格,以狗为伍,露出狰狞之原型,十分不值。唐却狗通人性,借了哀兵战术,带着累累伤痕摇尾乞怜,还真赢得了些许同情。

我有幸跟刘也是湖南人,不幸的是沦为唐的同学,并在“六四”时被唐授予顶戴并被寄予了无限的期望。当本人取得一时煊赫的政治异议组织“中发联”重要领导人头衔后,就离唐的期望值越来越近了。可惜,我跟刘一样,是头犟驴,不太情愿让唐代表。唐在我身上花了不少代价,前功尽弃了,咋能不恼羞成怒?我被其打成特务在民运中灰头土脸,还被报告给了FBI,移民局等机构。无计可施的我跟刘一样,只好口吐狂言要操唐的娘。当然那时候唐的职位还远不如过渡政府副议长(公职)这么高,修养也就没有现在这么好,要操我的娘也是他十分直接的表述。另外,他除了继续登促FBI等尽职外,就是在网上发匿名帖子攻击,在我周围的朋友和师长之间奔走游说。而我,除了要操他的娘的狂言以外,就黔驴技穷了。

的确,我们的娘都很可怜。子之不孝,娘代而受过。为此,我变了许多,我也不再想操唐的娘的事了,而且我也基本能做到了自唐之后,多少年没有人要操娘了。而且,我还将老娘接来享了几天清福。可是,当你稍微缓过来时,把唐抛向脑后,想做点正经事时,你就发现,唐那时候操我娘的余音仍在绕梁。譬如,我与高光俊,项小吉等发起搞宪政俱乐部时,发现这个人还在我的周围阴魂未散,我是高级特务又应声而起。当唐这个人在夜店挨揍之后,我连与大陆来的学者朋友吃饭都有人盯上,被照相视为揍他的嫌疑人报告给FBI。近段,“三王党”出现,尽管我生计繁忙,但也被列入了重要人员名单,唐也跳出来要代表湖南人一把对“三王党”进行狙击。我没有想通的是,我的政治生命难道就捏在唐的手上?我的人生就永远笼罩着这团阴影?

历史上我没有接受被唐代表,未来我还是不会。这里,我想起唐要代表的远不止于刘健安我等之流,有可能比“三个代表”还要多得多。但每一次代表似乎都无疾而终。“六四”学生是一个大群体,他感叹王丹等人功力不够,试图代表过,没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最后落到个“六四”纪念活动居然没有人敢邀请他,他只能形单影孤地一个人深更半夜跑到中领馆去涂鸦,然后照个照片发在网上。高智晟的家属他试图代表过,也是前功尽弃了,最后只好将救助高家属的人打成了特务,并利用过渡政府之公器进行通缉。将不愿被代表的人赶尽杀绝是个好办法,剩下的就都能代表了。过渡政府在中国执政了,刘健安之流你就流亡吧。

其实,唐还有代表别人的其他渠道和形式。唐不是成立了不少组织吗?唐是中国和平的主席啊,中国和平从我在美国见到唐是就已经经营了好几年了,到现在也有个十几年光景了,如果一个成员都没有的话,代表也就的确是个问题。但最有效的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应该代表匿名的人。其实唐主席也好像试过,他曾经宣扬他领导的多少多少几十万人的什么民自联的国内地下组织成员,当然是可以代表的了。尽管我这人至今将信将疑,但有人信啊。这种事,就跟宗教一样,信则有,不信则无。还有,拿过渡政府去忽悠也是个办法,总有一天要代表全中国人民,可以比江蛤蟆三个代表的胃口还大。

唐的问题一直在于急于求成,现在投在法轮功的门下,也仍然没有注意修行。代表,不那么好当吧?本人深感功力不够,从来不敢轻言代表谁,甚至有时候很违心,弄到连自己都不能代表的时候都有。

另外,因为建安这个要通他娘的愚蠢行为,导致唐将民运放到了道德审判的高度进行了整体的否定,并在字里行间表达出以母亲受辱来垫背拯救民运的期望。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不太一样,甚至截然相反。我们都承认,民运不济。但站在我的角度看,怎么得出的结论恰恰是,民运不济是唐这样的民运人士的不断拯救的结果呢?我认识不少人,是民运的同情和支持者,明确的表示就是:看看你们民运,唐主席,都是些什么人?民运是个公共政治平台,唐这样的人自我标榜的这么高尚,实际上是个典型的道德缺失代表。多少与唐有过合作和近距离接触的人,最后选择了远离民运,甚至闻民运而掩鼻而过,还不是唐这种人身上散发的污秽臭气导致?

我看到这次狗咬狗的事件中,还是有些人站在了道德高度去评判。其实,如果是狗咬狗的话,就没有对错之分。把视界拓宽一点,把眼观放长远一点,难道不是民运这些道德评判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吗?看到有些人受到唐几句吹捧就晕头转向,你能把握住道德评判的标准和尺度吗?

最终,我还是希望大家想想怎么拯救唐的问题。其一是唐的母亲的确可怜,子不孝,母受过。我是不会再出言操唐的母,我想刘健安以后也不会了。但唐之不思悔改,你就能担保没有张建安、李建安出现吗?甚至在唐母百年之后,都不能安宁于天朝地府,那就更为可怜了。我们希望大家让其将母亲接来,实现唐让其母亲享享清福的夙愿。甚至让唐勤劳治家,生养子女,祖孙三代,那还不其乐融融?其二,是站在拯救民运的角度。唐自命真龙天子,总在梦想有朝一日登高一呼,就有普天下臣民三呼万岁屈膝膜拜,唐这个政治狂人便可黄袍加身顺势登基了。唐身上藏污纳垢已久,臭气不时发酵。也许,唐休息了,不代表民运了,怕臭气的人就敢于靠近民运了,民运的希望也就可以泛起了。

对唐,我以前写过两篇文字有些描述,大家可参考:海外民运第一课:特务是怎样炼成的? ?中国过渡政府唐议长挨揍之我见 。此次我不想费太多的笔墨,一是生计太忙,二是唐议长的自知是个漫长的过程,三是人们对整体民运的拯救还是得发现唐议长这样的人自知了才有可能。

Best regards !
Yi Gai(易改)
2010-6-2

中国过渡政府唐柏桥议长挨揍之我见

7日晨,哥大学生小K用MSN给我一条大纪元的新闻,中国过渡政府唐议长前日晚在法拉盛一卡拉ok被揍。他知道我对什么事感兴趣,呵呵。

我赶紧点开链接,打开此条新闻,见到了唐议长那熟悉而久违的面孔,但有点变形,而且色彩斑斓。不免一笑,发自肺腑。觉得唐议长挨揍是迟早的事,遗憾的是,并没有半身不遂。看完新闻,又不免一笑,议长挨打栽赃中共有点牵强。就新闻看,其逻辑与事实陈述也是矛盾重重。不过,唐议长非常人也,新闻一把,也许意义非常?

有关唐议长的消息,本人一直还是比较关注的。说起唐议长与本人的关系,话有点长。看官们可以从互联网上去搜索一篇本人的习作:《海外民运第一课:特务是怎样炼成的?》已经道出了本人与此人历史渊源及现实情仇。对唐议长的事,自从我写了那篇文章后,就再也不对此人发表公开议论。当然,私下里旁人谈到议长大人,寻求佐证时,我随便骂两句,什么“垃圾”,“老鼠屎”,“小人”之类的词儿是常有的事。总之,什么最贴切,什么别人最容易理解我就说什么吧。本来唐议长挨揍这事我只是私下窃喜而已,殊不知,这事后来还是又栽到本人头上了。报应呗。

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唐议长在某一异常重大国际性会议上以“美国正在遭受攻击”为题做的异常重大演讲的文稿,谈的不就是这个事嘛。文中提到一饭局,咋一看没在意,但其中有一“中南海红人”,我在想,这人会是谁呢?有板有眼的。潜意识到,唐议长所指这人是否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几年前海归,现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的孙哲教授啊,因为他前段在纽约参加了一个关于美国对台军售的闭门会议,我们还有见过。我将唐议长这篇演讲稿传给了孙哲的学弟王军涛。

军涛一看,问道,他是不是指那天我们一起的那个饭局呀? 他这一问不打紧,我再回头一看,还真是,我不刚好就是在这个饭局上见到的孙哲吗?

唐议长在文中说,他拿到了这个饭局的照片,这个饭局中其中一人可能就是凶手。如此看来,我不就是唐文中指出的可能在夜店现场袭击他的凶手吗?我原来有点自卑,现在看来,我的功力不错啊,不战而屈人之兵嘛。我袭击没袭击唐议长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议长认为应该袭击他的人袭击了他不是?原来他是主席缠身的时候,身边一个兵都没有,我都没敢动这念头。现在他又是主席,又是议长的,有了过渡政府的国家机器做后盾,我还去袭击他,那不是找死吗?他待我真的不薄嘛,他忘不了我,还非让我在他的癔念中袭击了他一把。我们的缘分还是没尽嘛,除了历史的渊源,现实的情仇,可能在来世都阴魂不散。我有个提议,我已经好久不练了,你先歇歇,我到阴间地沟再陪你玩好不好?

我跟唐议长这叫生死缘,不了情。呵呵。

饭局的产生实际上是民运大佬王军涛要找我这个民运小脑交流交流。唐议长被揍的第3天(或第4天),王军涛打电话给我约好那天要请我吃饭聊天,后因其哥伦比亚大学学长孙哲来访,孙又拽着军涛要拜访多维的老板何频,这饭局就变大了。结果变成了由何频做东,提早一个小时设宴法拉盛王朝豪庭。何频打电话给我时,我正从纽约上州 开着BUS返回法拉盛。听说有饭局,我便一路狂奔,一个多小时赶到王朝时,他们三人几乎曲尽人散。

我以为,唐议长是我们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公众人物,其安危及生存状态往往跟大家的喜怒哀乐都息息相关,相关议长的健康、爱情、事业都不免成为我们饭桌上以及饭后的谈资。议长挨揍了,这是大事,我便开宗明义,这事就成了我让这个饭局再续前宴的重要话题。殊不知,这几个人哈哈哈大笑几声,就索然寡味了。他们的态度,让我肺都气出水肿,中国过渡政府的议长都挨打了,国难当头啊,你们这不是不知死活吗?

饭局上谈了些什么,我实在是记不太清楚了,我只是觉得这个人的确丢人现眼,跑到夜店去寻欢作乐,色情纠纷挨揍了,是我就找个地缝老老实实钻进去就算了,他居然还去找记者,发新闻。说起来,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好在王军涛装了副假牙,笑掉了马上又拾起来安上了。我大概谈到我看了那个新闻后的感想,其大意应该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其一,你在新闻中说,这个卡拉不是那么OK,几十个男人,只有一个女人,你应该立马掉头就走啊,除非你想猎奇,搞搞同性恋不成?其二,你既然报警了,警察也来了,救护车也来了,你就应该有恃无恐对不?你坐救护车上都害怕成那样,还非要让救护车设法丢掉那辆坐着10多人的疑似跟踪你们的灰色面包车?我看,老共雇的人胆子也忒大了点,在夜店袭击了你,居然还敢尾随被警方保护的人,太他妈离奇了是不是?原来中国威胁论就是这样形成的。

今天我再看唐议长这个演讲,更加确定了我对唐议长这个人的癔症的钦佩。我靠,你还真是个狂人,到了癫的地步,是不?既然你说我们这个饭局的“谈话中提到了两点很重要的线索:1、对我的袭击是有关方面花了数以万计的金钱收买黑社会下手;2、他们嘲笑说,唐柏桥是个大笨蛋,其实当时跟踪唐柏桥的车不是白色的而是灰色的,而唐柏桥向媒体描述车是白色的。更让人震惊的是照片中四个人,除了其中一个可能是凶手外,另外三个人都与中共有关,而且背景非常复杂”。你这活页嘴吧唧两下也真他妈能说,既然凶手都在这个桌上,这个桌上还有必要提到有关方面花了数以万计的金钱收买黑社会下手这样的话题吗?真的,我煽你这个臭嘴两瓢长还嫌把手弄脏了。说你笨倒是事实,这是我的本意,你是笨到家了。我记得是说过议长说有辆灰色的车跟踪,那老共胆子也太大了吧的话。是军涛在旁边更正,那新闻上不是说是辆白色的车吗?真是,可恨之人又真是有可怜之处。

让人诧异的是,我们这个饭局居然都在唐议长全盘掌控之中。这足以说明,唐议长所任职的过渡政府并不象议长所说的那么软弱啊。我看比中共厉害得多啊,居然这种地方都有唐议长的耳目和眼线,不得了啊。美国正在遭受攻击,还需要操心吗?完全可以寻求唐议长过渡政府的保护啊。

我曾经拿唐议长说过“领袖”(有领无袖,假的嘛)的典故。不过我还是真见识了这个领袖的袖了,居然长袖舞进了王朝(豪庭),面对对我们的饭局起舞。从“六四”起,你就要当主席过瘾,后来不管有没有兵,你这主席也照当不不误,现在议长也当过了,瘾过足了吧,该歇歇了吧。唐吉珂德如果在天有灵,也该庆幸他后继有人了。我看你的祖宗不是你说的唐生智,而是唐吉珂德吧。子承父业,蛮好的嘛。还是找风车去斗吧。把法轮功绑上你的战车,还把美国(看看你的标题,袭击你就是袭击美国啊)也绑上你的战车,全世界都是你的敌人。

大陆有首电视剧流星歌叫什么来着?《过把瘾》就去死。

还是就事论事吧。唐议长忙的很,你也不用那么火急火燎赶来指认凶手了,你不是有照片吗,给警察或者FBI不就行了吗?你都认识我们这些人,兜那么多圈子干什么嘛?除了孙教授回中国去了,王军涛、何频、易改都有家有室在纽约的,警察找我们取证一下是分分钟的事?你别他妈丢人好不好!明摆着纽约的警察和FBI渎职嘛, 这么久了,凶手就在眼皮底下居然连个招呼都不打一个。美国面临多重威胁,现实真是很严酷,真的令人担忧呢。

不过,警察或者FBI传讯我,我首先的建议还是让他们带你去疯人院,先做个精神鉴定吧。

易改
2009年07月20日 4:44 下午

参考资料:
1、 唐议长挨揍新闻:《唐柏桥纽约法拉盛被打 过渡政府谴责中共》 http://epochtimes.com/gb/9/7/7/n2581682.htm
2、 唐议长重大演讲稿:《美国正在遭到攻击》: http://bbs.omnitalk.org/politics/messages/29141.html
3、 笔者2003年作文:《海外民运第一颗:特务是怎样炼成的?》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4/07/200407120157.shtml

http://blog.dwnews.com/?p=55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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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柏桥回应韩晓榕文章曝料:纽约“中国人权”理事会前主席刘青确有严重贪腐问题

六月 3rd, 2010 by 有奶便是娘

【编者按:2005年2月,纽约“中国人权”理事会曾经发生过一场号称反贪污反专权的激烈斗争,最后以方励之、王丹、郭罗基、张伟国等人联名宣布辞职,刘青、谭竞嫦、韩东方等人在继续掌管巨额经费而收场,据传是幕后势力“协调”的结果。2010年6月,当年帮助刘青击败对手的唐柏桥,因财务纠纷与刘青妻子韩晓榕发生争执,再度扯出“中国人权”腐败黑幕。唐柏桥的文章证实了茉莉当年的调查结论:刘青确有重大贪污问题,但幕后势力考虑到一旦刘青被法办,“中国人权”理事会就会关门,于是指使那些拿工资的“有利益关系”的人全部使出最大的劲来袒护刘青,使刘蒙混过关,有恃无恐。

唐柏桥先生所撰《回应刘青之妻韩晓榕——兼回顾“公民议政”之死”》有两段文字耐人寻味:

(一)

尤其是刘青,他曾经有很长时间对我非常信任,可以说到了无话不讲的程度。他经常就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与我讨论,征求我的意见,而且往往全部采纳。他每个月来办公室签支票,几乎也是从来不看一眼数额对不对,用在什么地方。我非常感谢他对我的欣赏和信任,同时,也对他毫无保留地支持。尤其是在“中国人权”面对那场空前的危机的时候,我坚决地站在刘青一边,并和韩东方一起帮助他度过难关。韩东方当时是“中国人权”的理事,在“中国人权”理事会具有一定的势力,否则,刘青恐怕不那么容易战胜包括方励之、刘宾雁、郭罗基、张伟国、苏晓康、王丹、林培瑞、李晓蓉、王渝等在内的十二位民运人权老将的联合进攻。这里有很多不为外人道的细节,如果必要,我可以经过慢慢回忆整理出来。就是这样一些昨天还是最好的朋友、彼此信任的人,仅仅因为我与法轮功走得稍微近了一点,仅仅因为我以“中国和平”组织的名义发表了退党倡议书,或者说仅仅因为我冒犯了当时很有实力的韩东方(主要是能筹到款),就将我视为十恶不赦之人,欲将我置于死地。让我对中共培养出来的“精英”人性之卑劣有了深刻的认识。

(二)

刘青在“中国人权”当时每年年薪八万多,而我不到他的一半。难道我就应该比他少拿一半的工资吗?是论学历还是能力。就算我不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我能力比他差吗?我从事民运近二十年,拿薪水的时间不超过两年,而刘青们拿来快二十年,任你怎么折腾,他们就是照拿不误。比如,“中国人权”成立了调查组,调查刘青掌握的“人道援助款项”的去向,中间是否有不法贪污或挪用行为,最后查来查去就是不能证明他没有贪污。但是,他仍然稳坐钓鱼台,什么原因?因为如果他被查处有贪污行为,他就要被送上法庭。他一被送上法庭,“中国人权”就完了。因此,那些拿工资的有利益关系的人全部使出最大的劲来袒护刘青。刘青意识到这一点后,非常得意,于是变得更加有恃无恐。韩晓蓉在文章中提到一句,刘青不想听到我的名字。我今天告诉韩晓蓉,我太太最不想见的人一个是韩东方,一个是刘青,因为她认为他们俩个是唯利是图、卖友求荣之辈,而他们出卖的又恰恰是我。他们这辈子也别想再踏进我们的家门。关于他们俩人的丑事,我现在暂时不说,但并不等于永远不说。我在这里仅仅暗示韩晓蓉一下,她就知道我可能会说什么了:刘青居然曾要求我帮他骗他太太韩晓蓉,我一直没有答应,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去骗我的朋友韩晓蓉,我的内心会不安。我回来跟我太太讲,我太太说,“连你都觉得骗韩晓蓉不安,刘青怎么就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呢?他怎么堕落成这样的人了呢?”……。唉,能不说还是不说吧。我们何必总是相互伤害呢?】

唐柏桥回应刘青之妻韩晓榕
——兼回顾“公民议政”之死

我本想将几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一段不堪回事的往事永远烂在肚子里,一个人独自承受所有的痛苦和屈辱。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我们要克制自己的不良情绪不停地往前走,朝着我们既定的目标奋进。但是今天我除了将那段往事公诸于众让读者来分辨是否,已别无选择。我知道首先受到伤害的很可能就是韩晓榕,我无意伤害她,但是,我也没有选择,因为她选择了先伤害我,而我不过是自卫而已。

韩晓蓉所提的找她做担保人,而后发生的那些事情,属于私人事务,本不该在公众场合讨论,双方若有分歧,完全可以到法庭上解决,韩晓蓉若有什么要求我不能满足,比如她认为欠她的钱不还等等,完全可以到小额法庭上去告我,由法官来决定。这样我们就不必耽误公众的宝贵时间了。如果仅仅是这件事,我不会做出任何回应,那怕受点委屈。但是,她提到了公民议政和我跟刘青的关系,这里牵涉到民运公务和公款,我必须认真回应。若伤害到了韩晓蓉,请她谅解。

事情非常复杂,我就试着分几个方面分别加以陈述吧。若记忆有误,请相关当事人等予以纠正和补充。如果事情仍然说不清楚,我们不妨到法庭解决,包括针对对方的不实言论进行诽谤侮辱指控等。

首先,我来谈谈学生贷款的事。

我承认,韩晓榕所说基本属实,尽管有很多细节不够准确,可能属于记忆有误。我也对此一直心存感激和愧疚。我是找过她做我的学生贷款的担保人,但是,这不等于我要骗她,或者要她为我还钱。这是三岁小孩都懂的道理。这样的事情,在美国乃至世界任何角落每天都在发生,即借贷人暂时无力偿还贷款,而贷款公司找到借贷人的担保人头上去。我们绝不能据此说这个借贷人如何如何,从道德上去贬低一番。当然,如果借贷人明明有钱故意不还,而让担保人被迫为他偿还,那就另当别论了。可是,这里韩晓蓉没有任何一句话提到我明明有钱而不还。

本来韩晓蓉曾帮我做担保人,我应该感谢她,而她原本也不需要有什么损失,还捞过顺水人情。因此,这本来是件好事。如今韩晓蓉莫名其妙地大发宏文,对我兴师问罪来了。而我又不得不回应。于是,原本的好事变成了坏事。我对此表示遗憾。

韩晓蓉的文章里只有一个地方让我感到意外和突然,即她提到她今年3月份为我垫付了562.18元美金。如果真是这样,这笔钱我将来是要还给她的,因为这相当于她替经济出现困境的我垫付了。但是,她这样做并不妥当,我不希望她继续这样做。不是说我不理她的情,而是说我们做事得有个规矩,我的欠款什么时候还,应该由我自己来决定,我自有安排。除非她想帮助我,不需要我偿还她的钱,则另当别论。现在韩晓蓉显然不是为了帮助我,而是嫌麻烦。试想一下,如果我正在找一份可以免掉我学生贷款的工作(比如教师,军人等),而韩晓蓉在我找到这份工作前自作主张将我的一万多美元贷款都还了,而过后又来找我要(对外还把我说成欠钱不还的人),那我不是亏大了?因为我本来不需要付那笔贷款,结果却要还韩晓蓉帮我白垫的钱(相当于她把我的钱捐给政府了)。因此,一方面我要谢谢她帮我垫付了这笔贷款,另一方面,我真的希望她不要再这样做,因为我很可能不久后会去一个可以免掉所有学生贷款的非政府机构去工作(如和平队)。

至于韩晓蓉说她家为我拿出或将要拿出约一万九千美 元,我不明白具体所指。莫非她的意思是准备为我支付我剩下的那一万多美元学生贷款? 如果是,我当然会非常感谢她的好意。但是,以我们目前这样的关系,一来她是绝对不可能帮我付清所有的学生贷款的,哪怕是垫付;二来是即便她愿意帮助,我也不会接受。这个道理很简单,我只接受我的朋友对我的帮助,而不会接受攻击我的人对我的帮助。而她现在正在用很不恰当地方式攻击于我。既然她不会为我支付那笔学生贷款,为什么又要如此说呢?这样做是否有点故意误导读者之嫌。至于她在文章中提到的给税务局补交税款的那两笔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刘青直接开给封从德了。如果她认为我撒谎,请她将支票的复印件公布在网上,看看是开给谁的。所以说,韩晓蓉过去几年来总共为我垫付了562.18美元,我从来没有表示不还——我是刚才才知道的。过去我不下十次因延期支付贷款而向她表示抱歉,结果因为这五百来美元,她竟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写出如此长篇攻击我的文章。我不严厉回应她就说不过去了。

我当年找韩晓蓉做我的担保人,是因为那时我和刘青关系非常好,而我又认为韩晓蓉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我不知道原来刘青是不想让韩晓蓉给我做担保人的。总之,我是将他们视为我最近的朋友之一,才去找他们。而他们也信任我,为我做了担保。这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我曾在租房子的时候也找过人担保,担保人司马晋除了签过一回名字外,什么也没有做过。但是,到今天我还感念他对我的信任和帮助。因此,本来这是一件好事。可我万万没想到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会偿还不了学生贷款。你说给外面的人听,都很少有人会相信。可是,事情就发生在了我身上。我也不愿意见到这种情况。因此,韩晓蓉那些指责我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能还但后来又不能还的话,其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据此攻击一个人的人品,就不靠谱了。这就像你曾向银行贷款开公司,你当然尽量要说服对方贷款给你。但是,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公司无法偿还贷款,甚至宣布倒闭,我们不能据此说这个人人品有问题。如果这样,地产大亨川普的人品最有问题,他的公司曾多次破产,但人们仍然认为他是地产界乃至整个商业界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所以,韩晓蓉因为受我拖累而对我的人品进行诋毁,把本来的朋友关系变成敌人关系,极为不妥。如果有一天她家出现变故,一时无法偿还信用卡欠款,房屋贷款等,难道我就可以据此说她人品有问题吗?显然不能。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我最近几年的处境。

自从2005年10月公民议政被刘青、韩东方等人强行宣布终止后,我就失去了工作。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我的教授、原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斯泰潘曾极力游说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虽年事已高,已处于半退休状况,但表示愿意带我这个学生。他是唯一给了我A+ 的教授,而且他说他总共只给了他的一百多个学生中四个人A+,而他的学生中一半以上是博士生。我当时就表示,读博士是我最后一个选择,而首选则是找到一份能从事自己理想事业的工作(也即民运,我曾向韩东方说过这个想法)。后来韩东方向我表示,希望我毕业后到他的中国劳工通讯工作。我虽然知道收入极为低微(大约2000美元左右一个月,相对于我们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生第一年80000多美元的平均年薪,确实低得可怜),但我想只要能维持基本生活,再加上我太太是律师,收入较高,韩东方当时又是我最好的朋友,而我过去没有一分钱收入照干民运,因此就很高兴地答应了。可是我后来发现,我的想法有些天真,我在上学时借了将近八万美元学生贷款,就算十五年还清,每个月也要偿还800美元左右。这一来,我的那点收入就完全不够用了,而我太太也一直在还她的法学院学生贷款(十二万美元左右)。因此,我们经常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我和我太太只能不断地裁减开支,房子越住越小,地段越来越差。有段时间我们实在无法支付所有的开支和账单,因此就申请延期偿还学生贷款。这在美国是很正常的,如果你失业或付不起,可以反复申请延期付款。这根本就谈不上失信。美国每年有百分十左右的人申请破产,破产人不需要偿还所有的欠款(除学生贷款外)。没人会歧视他们,更不会有人谴责他们不讲信誉。韩晓榕认为我无法偿还学生贷款或延期偿还就是没有信誉,就是人品问题,是她不懂美国法律和文化的表现。我不怪她。

那么,我为什么会经常不按时支付学生贷款呢?我有必要对韩晓蓉做出清楚的说明。2004年,刚成立不久的公民议政申请到了美国国家基金会的资助,一年八万美元。于是,我应大家的要求离开中国劳工通讯,来到公民议政主持工作。我当时担任公民议政的执行主任,而韩晓榕的丈夫刘青则兼任主席(他还担任中国人权主席)。我是公民议政的唯一全职人员,另有一名兼职工作人员。我的年薪大约35000美元,这是执委会集体作出的决定。虽然比在中国劳工通讯要高出不少(在离开劳工通讯前曾加过一次工资,韩东方当时其实是希望我继续留在劳工通讯工作的),但与同行业同资历同学历的人比,还是很低。比如,当时公民议政的刘青在中国人权的年薪是八万多美元,还有其他分红和医疗补助之类,而我即没有任何分红也没有医疗补助;韩东方在自由亚洲电台做劳工热线节目,年薪十五万左右美元(他亲口说的),还有其他的收入;周封锁在某金融公司,年薪估计至少也有二十万美元,就连最穷的北京之春的胡平,他一个月也有3000多美元收入,而且每星期只需在北京之春上班一天(指当时),还兼人与人权编辑,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员等,加起来恐怕也不会比我少。因此,我们的生活仍然比较拮据。我太太原本是生活条件十分优越的人,后来跟我好了后,她家里就不再在经济上支持她。她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其中辛酸苦辣难为外人道。虽然如此,我们的基本生活还没有问题。公民议政也发展得不错,大家估计情况会越来越好。

不料,2004年底有一天我在与办公室的另一名工作人员聊天时,提出九评发表后应该有后续动作。我建议开展一场退党运动,号召中共党员退出中共。她是法轮功的负责人之一,她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交流后,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我最初的设想是由公民议政来发起。于是,我到楼上中国人权去与刘青商量(我们公民议政的办公室与中国人权同在帝国大厦。刘青当时刚因中国人权的内哄而被逼辞去公民议政主席一职,但仍是执委)。刘青表示完全同意,在我临走时,他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你跟东方也商量一下,看看他的意见”。当晚我就致电刚担任主席不久的韩东方,与他商量此事。他表示反对,理由是会影响到他们劳工通讯与国内人士的合作。我试着说服他未果。第二天,我的法轮功同事催问我情况怎么样,我说遇到了一点麻烦。我再三考虑,决定用我主持的另一个民运组织“中国和平”的名义发出退党倡议。于是,我们很快找人起草了退党倡议书,并以中国和平的名义正式发表。这一下就不得了。我原本想我不用公民议政去做这件事,大概韩东方和其他公民议政的成员就不会反对了吧。没想到,韩东方仍然大为不悦。他的理由是我是公民议政的执行主任,又是中国和平的主席,中国和平做的事就等于公民议政做的事。我不同意他的这样看法。我举例说,中国人权或北京之春搞什么活动,并不等于公民议政搞的活动,而公民议政也无权干涉中国人权和北京之春做的事(我没有举劳工通讯做例子,是想给他留点面子。他们劳工通讯做任何事,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而他是当时的公民议政主席)。韩东方还说,“我现在根本不在乎公民议政怎么样,我在乎的是你的工资。如果你这样下去,可能就没有工资了”。我当时有点不高兴,就直截了当地说:“请你以后不要再提我的工资问题,我不是为了工资来从事民运的。如果你要我违背我的原则,我宁愿不要工资”。我和韩东方就僵在了那里,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做出让步(我至今仍认为我是对的,各位可以自行判断)。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的人,也是我把他们拉到一起的人,却突然因为这件事在背地里策划,让我走路,而我完全蒙在鼓里,一如既往地对他们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尤其是曾经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想法的刘青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转而支持韩东方,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原则。有一天,韩东方突然给大家发出一个电邮,表示接受我的辞职,建议由杜智富担任执行主任(这显然是不顾大局的表现,因为杜智富人在加拿大,而我们拿的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钱,我们也是在美国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办公室也是在美国)。我当时的确感到一种屈辱,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而且是被最好的朋友出卖(韩东方当时是我最好的朋友,在那一刻之前,我仍视他为最好的朋友)。按照封从德的说法是,“韩东方开着火车要与你这架火车相撞了”。于是,我决定自卫反击。我立即发出一封回复电邮,表达了不满,并将了他一军。我说我也同意韩东方辞职。因为他在上次的电话会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反对我与法轮功走得太近,退出退党运动等),用辞职要挟大家,我极力挽留。为了显示我的诚意,我说如果他执意要辞职,我也辞职。结果他收回了辞呈,我当然也就自动收回了辞呈。我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我对他没有任何提防,没想到他突然向我发难,而且手段非常不光彩。他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唐柏桥,你被开除了”,然后拉几个人表决一下就行了。可他不这么做,偏要来个软刀子杀人。可我天生就是不吃这一套的人。你跟我讲规矩,我比谁都讲规矩,你不跟我讲规矩,我比谁都不讲规矩。于是,公民议政从此无法运转,执行主任还是执行主任,主席还是主席。韩东方眼看这样下去对自己不利(因为注册人是我),于是向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告状,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对我们的资助(不用等到年度预算结束,相当于让他们将资助拿回去。不可谓不狠心)。而我一夜间失去了所有的收入,甚至连失业金都领不了(因为我们没有缴纳公司所得税,原因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款项里没有这笔钱,我无法挪用其他费用来缴纳税款。我们原计划等获得更多的捐款后再补上)。我遭到的打击绝非仅仅是我突然失去了收入,而是我用心培育、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公民议政一夜间就垮了,我所有的心血都是白费,而刘青和韩东方都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们绝不离开公民议政,刘青说他会最后一个离开。结果他是最早表示要退出公民议政的。我不得不承认,我过去高看了他们。我认为他们都是一言九鼎的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料想当他们面对一点小小的挫折和打击,就说走就走,说变就变。当然,这些年来这类牛逼哄哄,一遇到麻木就跑得比谁都快的人,我见得太多了。因此,现在我听谁一开吹,自己将来会如何如何,我立马让他打住,因为这些话太煞风景了,还不如不说。

自从公民议政停止运作后,我不仅没有了任何收入,而且跟韩晓蓉一样,麻烦不断。先是税务局要求我替公民议政补税,因为我是注册人。他们找不到别人,就找到我头上来了。我于是要求公民议政的成员一起来承担这份责任,也算是有始有终。结果大家好歹又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大家同意自己掏钱来补交税款(并非如韩晓蓉所说,是由韩东方和刘青两人平摊。也许刘青没跟韩晓蓉说清楚,也许刘青根本就是故意不说清楚或说成这样。具体每人捐款多少,因时间久远,记不清了。我需要花时间去查)。他们很清楚,如果这笔税款不补交,公民议政就无法解散,而将来迟早税务局会追到我们每一个理事(我们称执委)头上。因为这个组织(其实就是有限公司)不是我一个人所有,而是所有理事所有。我当时没有收入,而他们每个人都有收入,而且不菲。如果税务局找到他们头上或他们工作的单位,会不太好看。这笔钱他们按会议决定,交给了封从德(他们犯的另一个错误就是没有直接将钱交给我,否则我早就将税款补交了。因为我是直接受害人,当然最急于将问题解决)。之后发生的事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在这里不想谈太多刘青和韩东方以外的人和事,但不等于永远不谈)。总之,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税款一直没有按原来说好的补齐。其直接后果就是:一,我和我太太的银行共用账户被冻结(我太太后来另外开了账户),我无法开银行户口,我和我太太的帐务从此分开,她不再给我支付任何家庭开支以为的开销,包括偿还贷款等;二,我在自由亚洲电台做评论的收入被税务局要求直接寄给他们;三,我们的每年退税被税务局用来补交这笔税款(当然,我们只要填写一份“injured spouse”表,还是能将我太太的那部分退税要回来,只是相当麻烦);四,跟韩晓蓉一样,我不仅从银行贷款几乎不可能,连开信用卡都困难。

公民议政解散后,我有一年多处于非常消沉的状态。因为这个打击对我太大了。可以这么说,它是我一手抚养大的孩子。从最初我和刘青、胡平(以前还有徐水良、胡安宁,后先后退出)三人开始谋划,到我先后介绍韩东方、封从德、周封锁、蔡崇国(通过韩东方介绍进来)、田耕(化名)、杜智富、唐元隽等加入进来。可以说,这个组织就是我一手发展起来的。在2004年前,我们一分钱也没有,但也做了很多事,包括支持国内维权,给国内民运朋友提供援助,发行电子报等(我们后来又另外成立了中国平等教育基金会,我担任秘书长,刘青担任理事长,其他大部分公民议政的执委都在里面担任理事)。而这些事情,大多数是我做的,比如平等教育基金会,日常工作基本上是我负责,但我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报酬(基金会的帐目还在,需要的时候我会公布。到时候又会有不少人感慨“唐柏桥做了不少事情,我们原来不知道”)。因此,当公民议政正逐步走向正轨和开始全面发展的关键时刻,韩东方“开着火车”朝我这架火车撞过来,结果差不多同归于尽(他“开火车”撞我,到底是意气用事还是别有他因,我至今无法下结论。不过,他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声音,不与任何民运人士来往,也不参加任何民运活动倒是千真万确)。而他又是我最好的朋友。更令人感到人心叵测、世态炎凉的是,有些被我发展进来、平时对我好话说尽、内心对法轮功的态度与我基本一致的人,也纷纷倒向韩东方一边。尤其是刘青,他曾经有很长时间对我非常信任,可以说到了无话不讲的程度。他经常就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与我讨论,征求我的意见,而且往往全部采纳。他每个月来办公室签支票,几乎也是从来不看一眼数额对不对,用在什么地方。我非常感谢他对我的欣赏和信任,同时,也对他毫无保留地支持。尤其是在中国人权面对那场空前的危机的时候,我坚决地站在刘青一边,并和韩东方一起帮助他度过难关。韩东方当时是中国人权的理事,在中国人权理事会具有一定的势力,否则,刘青恐怕不那么容易战胜包括方励之、刘宾雁、郭罗基、张伟国、苏晓康、王丹、林培瑞、李晓蓉、王渝等在内的十二位民运人权老将的联合进攻。这里有很多不为外人道的细节,如果必要,我可以经过慢慢回忆整理出来。就是这样一些昨天还是最好的朋友、彼此信任的人,仅仅因为我与法轮功走得稍微近了一点,仅仅因为我以中国和平组织的名义发表了退党倡议书,或者说仅仅因为我冒犯了当时很有实力的韩东方(主要是能筹到款),就将我视为十恶不赦之人,欲将我置于死地。让我对中共培养出来的“精英”人性之卑劣有了深刻的认识。

2005年至2007年底,我陆陆续续地从事了一些商业行为,最多只能说是刚够生活。2008年初,中国过渡政府成立,我在一些朋友的再三邀请下,担任付议长兼发言人。我们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民运活动,其中多数是在国内秘密进行。比如在国内成立地方过渡政府,散发各种宣传单,帮助弱势群体维权抗暴,发表大量指导国内民众如何抗暴的文告文章等。在海外,我们每个星期举行网络新闻发布会并整理成文字,举办维权培训班,开办网络大学,组织网络游击战等,工作量非常大。而我参与过渡政府的工作,从来分文不取。我们过渡政府所有工作人员全部是义工,包括我和伍凡、袁红冰等。我偶尔靠写点东西赚点稿费,进行短线投资获得一点小利养家煳口。大多数时候处于负资产。所以,我先后好几次要求延期偿还贷款。但是,只要条件允许,我就会将每个月的最低金额给付了。

去年10月,我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终于与美国一家很有名的出版社正式签署了出版我的英文自传的合约,从此后我就专注于写作和整理资料,几乎放下了手头的所有工作,包括谋生的工作。因为这本书对我非常重要,不仅能让西方国家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民运,也可以改善我目前的处境。我在过去曾尝试从事一些商业活动,以解决生计问题,但后来我发现,中共的影子无处不在。我唐柏桥似乎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对我的不满和仇恨似乎超过了作为政府应该有的程度。关于这一点,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也曾经想过,要不干脆重新回到学校,去读博士,靠奖学金至少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但是,我也最后放弃了,因为我不愿意象有些人那样,等到五十岁的时候才从校园里走出来“搞革命”,我怕我到时候就没有激情了(开玩笑)。我左思右想,还是认为暂时咬咬牙,哪怕每天吃方便面,啃馒头,也要先将这本书写完,然后再做其他打算。因此,我自从去年10月后停止了支付学生贷款。我当时也跟韩晓蓉解释过,我这段时间没有收入,恐难进行支付学生贷款,并向她表示抱歉。为免她被贷款公司骚扰,我建议她屏蔽掉(BLACK)他们的电话,这样拖几个月等我的书出版后,我相信偿还这点贷款应该没有任何问题。我当时反复表示对她遭到电话骚扰深表歉意,希望她能谅解。我从来就没有过一丝一毫的让韩晓蓉帮我付账的念头,否则,我怎么会一有宽裕的钱就还呢?我想她可能误以为我要让她帮我付账,才如此恼怒。我在此再次声明,我的学生贷款我将来会付,或通过某种方式免除。请韩晓蓉不要再付一分钱。

可是,就在这种紧要关头,我一向尊敬的韩晓蓉突然莫名其妙地发出这篇讨伐和侮辱我的文章,还居然说我不顾自己的信誉等等。更糟糕的是,她全然不顾他人受法律保护的隐私权,将一些属于个人隐私的内容发在网上,伤害到我和我太太。这是明显违法的不智之举。不过,考虑到她可能不了解有关法律,属于无意的违法行为,我不会将她诉至法庭。但是,我非常希望这是她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谈我们之间的私事的文章。否则,如果因为她的干扰使我的出书进展受阻,那事情就大了。我不仅不能及时拿到版税,反而会因没有按时交稿而被罚款。到时候不要说她无法很快要回帮我垫付的那500多美元,甚至还要帮我垫付更多,因为我没有钱,而她又不想被电话骚扰。所以,我在此恳请你不要再利用公开空间来讨论这样私人性质的问题,使我不得不抽出时间来反驳和澄清。就算你口水战打赢了,人们也不会对你怎么样,更不会对我怎么样。因为你至少犯了不该将这种私人事务拿到网络上来谈的错误,而且当人们知道我的确是因为长期从事民运等特殊原因而暂时没有能力偿还学生贷款(太正常不过了,你太大惊小怪了),而你却如此狠心地去攻击羞辱于人,人们会说你太缺乏同情心了;相反,对美国社会了解、对中国民运同情的人,看到你写的东西,反而会产生对我的一份尊敬和同情。至少我要是读到一篇这样的东西,我会对文章中所提到的人表示敬佩和同情,敬佩他为了民运,放弃舒适富裕的生活,同情的是一分钱居然难倒英雄汉。

我过去一直再困难也不说,是因为我担心我妈妈会知道。我跟我的妈妈总是说,我在美国很好,一切都很好。如今,既然韩晓蓉如此不近人情,逼我回应。我就只能让大家看看,到底是唐柏桥在真心为民运奉献,还是她家刘青之流在奉献。刘青在中国人权当时每年年薪八万多,而我不到他的一半。难道我就应该比他少拿一半的工资吗?是论学历还是能力。就算我不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我能力比他差吗?我从事民运近二十年,拿薪水的时间不超过两年,而刘青们拿来快二十年,任你怎么折腾,他们就是照拿不误。比如,中国人权成立了调查组,调查刘青掌握的人道援助款项的去向,中间是否有不法贪污或挪用行为,最后查来查去就是不能证明他没有贪污。但是,他仍然稳坐钓鱼台,什么原因?因为如果他被查处有贪污行为,他就要被送上法庭。他一被送上法庭,中国人权就完了。因此,那些拿工资的有利益关系的人全部使出最大的劲来袒护刘青。刘青意识到这一点后,非常得意,于是变得更加有恃无恐。韩晓蓉在文章中提到一句,刘青不想听到我的名字。我今天告诉韩晓蓉,我太太最不想见的人一个是韩东方,一个是刘青,因为她认为他们俩个是唯利是图、卖友求荣之辈,而他们出卖的又恰恰是我。他们这辈子也别想再踏进我们的家门。关于他们俩人的丑事,我现在暂时不说,但并不等于永远不说。我在这里仅仅暗示韩晓蓉一下,她就知道我可能会说什么了:刘青居然曾要求我帮他骗他太太韩晓蓉,我一直没有答应,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去骗我的朋友韩晓蓉,我的内心会不安。我回来跟我太太讲,我太太说,“连你都觉得骗韩晓蓉不安,刘青怎么就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呢?他怎么堕落成这样的人了呢?”……。唉,能不说还是不说吧。我们何必总是相互伤害呢?

最后,我也因为你写出这篇攻击我的文章而回敬你一句我太太一直希望我对你说的话:“不要再来骚扰我们,你丈夫刘青和韩东方串通一气,做出那种伤害朋友的事来,让我失去了工作和收入、而他们把自己荷包装得满满的。你找他去要吧。”当然,这只是气话。我知道你听了后肯定会很不舒服,正如我看到你的这篇狠毒的文字感到不舒服一样。这就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望你三思。

补充说明:

一, 韩晓蓉显然不太清楚有关公民议政的变故的细节,可能从刘青那里听来了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然后加以演义而成。这样很不严肃。我会将公民议政的来龙去脉用专文加以介绍。这是一段未了的公桉,既然刘青的妻子韩晓蓉提出来了。我正好借此机会将它公诸于众,让天下人来明断。

二, 关于公民议政与法轮功的关系,韩晓蓉所述偏离事实甚远。韩晓蓉说:“公民议政理事会曾经通过决议,为了落实公民议政的初衷,即进入大陆并设法开展政党政治,公民议政不与法轮功合作,更不可以让公民议政变成一个支持协助法轮功的办公室。”事实真相是,公民议政曾在最初做出决定,将法轮功作为友好合作团体对待。公民议政在中国人权办公室召开的首次全会的记录我还保留在桉。否则就无法解释身为主席的刘青和执行主任的我曾多次参加九评研讨会和法轮功集会,更不能解释我们办公室唯一对外聘请的工作人员就是法轮功学员,而且是重要负责人之一。她在我们办公室工作了很长时间,没有人排挤过她。只是到我提出退党倡议后,先是蔡崇国发难,给我列了几大罪状,其中之一就是我跟法轮功走得太近,然后是韩东方说我不应该参与退党活动,刘青则说退党运动是在骗人,不可能有那么多人退党等等。有人提出我们应该与法轮功保持距离,而不是不合作。因此,直到那次会议,一些执委才在韩东方的唆使下一步一步地向我逼宫。才将法轮功问题作为整治我的手段(因为他们知道我与法轮功关系密切,我不可能背弃他们)。我们从来没有将公民议政变成一个支持协助法轮功的办公室,因此又何来如此荒唐的决议呢?尽管韩晓蓉文中错误甚多,但是,公民议政之死与我们和法轮功 的关系有直接关系,这是千真万确的。而我们每一个公民议政的成员将来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即我们当年做出不能与法轮功太近,反对我与法轮功太近,反对我参与 和发起退党运动,是否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正确决定?

三, 韩晓蓉跟我算了一笔很“清楚”的账,连小数点后两位都算进去了。结果算出她家将要为我拿出和将要拿出一万九千多美元。那么,我也来跟她算笔账:一,因为公民议政欠交美国政府税款而被冻结银行户口,损失两千多美元,二,2006、2007、2008年个人退税都被扣补交所欠税款,具体数字待查,三,2007自由亚洲电台做节目的收入被强行寄往税务局抵那笔欠款,大约1000多美元,后来我就主动不干了,如果不是这个原因,我还在做评论,此损失无法估量,四,因为公民议政没有缴纳税款,因此作为雇员,我无法领取失业金,因此损失大约15000美元……。本来还想算,实在觉得没意思了。这些损失都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在道德上讲,谁应该负这个责任呢?当时我始终只是执行主任,而真正的公民议政的老板先是刘青,后是韩东方!话又说回来,搞民运是我自愿的,吃了亏找别人有什么用,还不如自己把它扛起来。

四, 为什么正当我参与推动中国民主党在海外召开一代的时候,这样那样的针对我而来的东西都出来了。而且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纯属捏造的东西。看来看去都觉得有点象搅浑水。这些问题都早就存在,他(她)们为什么早不写,晚不写呢?各位是否想过这个问题。因此,我真的希望这是我的最后篇针对这类东西而写的文字了。

唐柏桥
2010年6月2日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162

唐柏桥:

我是第一次上网,也是最后一次。

昨天我在此地登出这篇文章。五月二十九号,我给你打了一个电话没人接,紧接着你回了电话,我拿起电话刚一说话,你就挂断了。我再打回去你根本不接。我除了电话以外,没有你的任何通讯信息。你说我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写出如此长篇攻击你的文章。你都不接我的电话,我如何预警?我的电话显示你来电时间5/29/2010, 1:29pm。 我相信你的电话上也有我的来电记录。

学生贷款之事你早已明确的告诉我,你不会还了。我三月还钱之事你昨天才知道,显然,你不但不接银行电话,你连银行账单都不看了。

我为你还贷,因为我需要贷款,银行同意贷款的前提就是替你还贷。

这事不是今天发生,我从来就没有想拿到这里来理论,既无聊又无趣。真是你在这里写篇文章,扯出刘青表白你。

小事看大。我认为什么着名人士,什么宏图大业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把人做好。我先管好自己。

韩晓榕
2010-06-0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304

天才!第一次上网,就知道怎么注册来这个地方发文章。

我第一次上网,连翻页都不会。好崇拜哦!

史静静
2010-06-02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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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涂不高兴

五月 12th, 2010 by

糊涂说“不”是因为糊涂不高兴

糊涂不高兴:
一是因为芦老匹夫像美帝,动不动就说我们中国人最自卑,
二是因为土耳其火鸡人敢跟我们比谁更自卑。

我们中国人自卑时说“不自卑”,火鸡人自卑时说:“你敢比我自卑!”

一个用最不自卑的英雄般激昂言语在自卑中处处张扬自卑,另一个如流氓无赖耍下三滥手段拼死捍卫自卑。

不幸的是糊涂的老板就是一个长得像白人的火鸡人。

跟火鸡老板的第一次交谈糊涂就开始了糊涂的不高兴…

老板问:“都做些什么?”
“网上应用模式”,糊涂一直试图将那些古老的 Fortran 程式搬去网络。
“干嘛花时间去设计网页,你可以去一个相关网站看它的 source code,然后你就不用去 code 啦”
“哦…..嗯”,糊涂不知道有那么简单,想想我要是去看谷歌网页的 source code,然后我也就可以作出一个谷歌网站?我那博士火鸡老板一招就让我哑口无言。

“有什么特长?”
“数据处理,数据库设计…”
“能读写 ASCII 文件,为何要用数据库?”
“这这这…,那那那那…我们干嘛要用计算机模式,还不如我们用算盘?”,我们的研究方向是专门用计算机来模拟空气污染的时间传输和空间分布,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那问题,便不失时机地赶紧推荐我们伟大祖国科技宝藏–算盘。

第一次见面就不欢而散,也不知道火鸡博士知道不知道 abacus 是什么。

一年后,糊涂的绩效考核从10年的优降为不及格,唯有紧急情况下糊涂跑得比所有人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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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涂可以说“不”

五月 9th, 2010 by

糊涂可以说“不”:

没有读过日本人说“不”,有听说中国人老爱对美国人说“不”,也不晓得美国人听见没有,反正每个中国人都听见了。

如同中国没有美国那么崭新的文明,健全的制度,丰富的财富…
糊涂也不敢跟老芦比严谨的逻辑思维,广博的理性知识,再加上准备装订出版的雄文14卷(是不是14卷,小糊涂衲?)

昨天,那lulaopiff假以他学贯东西的知识,加上经天纬地的才能,还有谈天说地的笔才,居然不假思索武断结论:

“這世上自卑感強烈的民族其實挺多的,中國人最糟,其次是日本人,然後是俄國人。”(有篡改)

糊涂就此非常非常地不高兴,今天糊涂要无比自豪地大声地对lulaopiff说:“不,中國人不是你说的那样最糟!”

糊涂喜欢打桥牌,养有一桥牌网站,有上千不同民族的牌迷们,他们来自几十个不同的nations。

这些民族里:白多(~80%),黄少(20%),还有一两点黑(εΔ)。

那桥牌就是一种寻找寻牌手的“自卑感”的游戏,一副牌打完,错误就明白了。由于那是独裁者的独裁区,糊涂有生杀大权,判过不同颜色的牌手,也断大大小小的牌事纠纷。

根据几年的统计印象:

白人牌手最“自卑”,叫错牌或者打错牌后,多半会说:"Sorry"。

黄色(奇怪,主要是中国人,很少日本人,韩国人,或者越南人)牌手一点都不“自卑”,老是对自己的错说“不”,对别人的错总不放过。

桥牌不单可以找出自己的错误,同时也可以显示自己的聪明。

最不聪明的牌手多是白牌手,他们大多情况下都是根据书本机械性打牌,少数人精于分析估算而有不错的成绩。由于年轻美国人多数被动玩吸引沉迷于声色场所,美加的牌手多是七老八十的退休后人士,而老想赶英超美的国家有: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

...

(阅读全文...)

1999年王希哲放弃起诉魏京生,2010年魏京生咸鱼翻身,得以勾结共特在纽约再次分裂破坏中国民主党!

四月 4th, 2010 by 有奶便是娘

魏京生终于参加共产党“培养的特务”组织了?

【老王按】“纽约朋友”又另拉山头,搞了个“民主党”。这无所谓,谁爱搞就搞去。好像开会,魏京生也去了。于是,网上有人把魏京生当年关于中国民主党是共产党“培养的特务”组织,共产党“让他们自己培养的特务都出来组党”的对台湾杂志《新新闻》董事长司马文武的讲话,拿了出来,连带当年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为魏京生诬蔑国内民主党特务,状告魏京生的案子,也拿了出来。这是“咸丰年代”旧闻了,老王打开信箱今天看到,还是觉得颇新鲜,颇有趣。干脆放到这个坛上,也给大家再看看,想一想:

魏京生为他当年诬蔑中国民主党是共产党“培养的特务”组织一事,道过歉吗?没有。他今天要“转型”了,也“民主党”了,就始终对1998年艰难创始的民主党还缺一个“转型正义”。历史的事可以过去,但需要道歉,“08宪章”都这么说的呀。没有这个道歉一声的“转型正义”,魏京生今天与王有才这些“特务”们坐在一起,算什么呢?算魏京生终于参加共产党“培养的特务”组织了?

王希哲
2010-04-03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55587

魏京生诽谤中国民主党
民主党人控告魏京生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秘书长王希哲和国内民主党人等于一九九九年二月五日向纽约州高等法院,皇后区法院提交了诉状,状告魏京生诽谤中国民主党和民主党人。

中国民主党信息中心采访了王希哲:为何要状告魏京生?王希哲回答如下:

一、任何政治人物针对他人的对公众的发言,都是要负责任的。说错了话,损害了他人,就必须公开道歉,引咎自责。这是民主社会的公理。魏京生不能例外。

二、魏京生污蔑的人,是正在共产党狱中蒙难的人。他们无法自辩。魏京生污蔑了人倒没事,反对他的污蔑,反对他在美国国会作伪证(为他污蔑的“共产党特务”作证?)倒成了" 闹场" ,倒成了" 丢脸"。这是正义的大颠倒,必须要把这桩公案辩个水落石出,才对得起狱中的蒙难者。

三、魏京生历来自以为高高在上,拒绝平等的对话。因此,只有对他的污蔑提出法律诉讼,才可能使他清醒,使他在对国内的民主运动问题上站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针对魏京生对中国民主党和因组织党而被判刑的王有才、徐文立的不符事实的说词和攻击,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筹委会以及王有才、徐文立的家属这两天发表声明或谈话,提出正式反驳。

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信息中心从国内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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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思文劝王希哲不要对徐水良心慈手软

四月 1st, 2010 by 有奶便是娘

莫作东郭先生
—-劝王希哲不要对徐水良心慈手软

该人多次在联邦政府诬告民运多人,已经造成纽约四人因该人诬告耽误取得绿卡或耽误家人团聚。数名学自联重要成员因此远离民运。胡安宁就遭此人暗算多次,魏京生也不例外。唐伯侨、易改也多次遭此人暗算并造成二人之间重大误会。

劝王希哲先生莫作东郭先生,该人对民运及支持民主运动的百姓伤害甚大。

本居士对其每一言行均会密切注视,明人不做暗事,数年前早已在此对该人明示,本居士随时随地将其言行报送美国联邦机构。

草庵居士
(梅思文)
2010-03-21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3&post=105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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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战略特务 成功破坏民运

李芳:中共战略特务徐水良,工作已经泡沫,你应该收场了。

赫塔·米勒写道:“因为我不肯做探子而被看成探子,我不肯盯梢的、想保护的人反过来诬陷我,这比拉我入伙、威胁要弄死我更加糟糕。”

有许多民运人士,对此深有感触。可惜徐水良就不同了!不但被中共收买成功,而且替公安出气,恶搞大多数拒绝被公安收买的民运人士。

中共要破坏民运,肯定会安插它的人员;包括收买为优先。但这样并不解决问题,要彻底搞乱民运;让民运不成气候,不是单单靠收买几个线人,能完全做到的,而是靠收买最高级别的线人,搞彻底的大破坏,才能成功。徐水良就是中共选中的高级线人。

因为徐为民运坐过牢,在民运圈长期混过,而且能出手文章,并且有知名度;将其重金收买,才能有七八分把握,可以把民运彻底搞臭搞烂,使其分化瓦解,难以形成气候,让国内外华人,对之丧失信心和希望。徐水良为中共的战略特务工作,成功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人人皆知的三大嫌疑中,来发人深思一下吧。

一、93年,徐突然来上海炒股,它刚刚出狱,就财大气粗,冲入上海股市;而且天天坐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中的大户室里。当时若它没有三到五万现金投入,它是不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它炒股住在王雍罡家,它也亲自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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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战略特务,成功破坏民运!

三月 30th, 2010 by 有奶便是娘

中共战略特务,成功破坏民运!

中共战略特务徐水良,工作已经泡沫,!应该收场了。

赫塔·米勒写道:“因为我不肯做探子而被看成探子,我不肯盯梢的、想保护的人反过来诬陷我,这比拉我入伙、威胁要弄死我更加糟糕。”

有许多民运人士,对此深有感触。可惜徐水良就不同了!不但被中共收买成功,而且替公安出气,恶搞大多数拒绝被公安收买的民运人士。

中共要破坏民运,肯定会安插它的人员;包括收买为优先。但这样并不解决问题,要彻底搞乱民运;让民运不成气候,不是单单靠收买几个线人,能完全做到的,而是靠收买最高级别的线人,搞彻底的大破坏,才能成功。徐水良就是中共选中的高级线人。

因为徐为民运坐过牢,在民运圈长期混过,而且能出手文章,并且有知名度;将其重金收买,才能有七八分把握,可以把民运彻底搞臭搞烂,使其分化瓦解,难以形成气候,让国内外华人,对之丧失信心和希望。徐水良为中共的战略特务工作,成功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人人皆知的三大嫌疑中,来发人深思一下吧。

一、 93年,徐突然来上海炒股,它刚刚出狱,就财大气粗,冲入上海股市;而且天天坐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中的大户室里。当时若它没有三到五万现金投入,它是不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它炒股住在王雍罡家,它也亲自跟傅申奇、傅申平和王雍罡等人说,他带了三万。其实,它进入股市,达五万左右。之后与之一起炒股的上海秦林山,为此可以见证。不管这钱,是三万,还是五万,如此大的巨款;在当时的它,是如何有的?其次,当时它炒股,还有二个人,和它在一起;好像是股友,但又不是;那么是谁?莫非是给它炒股的东家,所派出的监督人?但绝对不可能是民间的资本家,因为他们害怕政治反革命;再次,徐水良也没有这福气,能认识这些人。

其二、它的出国,在中美的二大机场,非常可疑。不但在上海机场,走特别通道;而且到了美国,当时接与送
它的朋友,都亲眼目睹,有一个高个子,在神秘地护送它。以及它去美国申请的担保,不是海外民运朋友;而是其他海外华人,并且他也根本不认识;那么为它担保的神秘人,究竟是哪路神仙?其次,中共对政治犯的报复性很强,一般会对出国的人百般阻挠,最起码会给它种种的刁难;但它却没有,而且非常顺利,很快就出国来美。

据说,申请来美的外国人,一旦被批准,最多只能带上自己的配偶,但不能带上十八岁以上的成年子女;若要入境,将另外特别申请,但不能直接跟父母一起,同时移民美国入境。那么徐却能做到,成功举家移民,凭的是什么?

关键是它的第三要点。

即它出国时,已经五十多岁了,其经历过文革、经革,以及坐过牢,等风风雨雨;而且满腹文章,满脑经验,应该是个“知天命”的纯熟老人,有修养,有礼貌,有耐心,有风度。可它刚下飞机,就突然变来一个人,如同二十多岁的愤青,兴令轰隆,到处表现,不但要出风头,四处露面,并主动积极申请,加入王炳章的正义党,狂妄自大,什么都不怕;今天批吴宏达等人,明天要批刘青等人,最后批初来驾到的魏京生。

然后突然放弃对他们的批判,莫名其妙地转向自己的同党,恶搞王炳章,之后恶搞傅申奇;再后恶搞王希哲;然后大骂辛灏年。最后把正义党的所有人,都骂成是特务,将这个组织彻底搞翻。

看来正义党非常重要,中共对之恨之入骨。因为它不是名人,也不是焦点,而是一个公开宣传理性的暴力革命政党,主张恢复中华民国的革命组织。所以接受任务的徐水良,就突然转向,采用非常手段,即果断、有力和无情地将之颠覆。让所有人意料不到,并跌破眼镜。

它来美国,连电脑打字都不会,那么它当时怎么会天天有这么多的文章,被网上到处张贴呢;而且很多写作手法,与之平时的性格不一样。这些事情,大家至今记忆犹新。

然后,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接下来的十二年,它始终天天如一日,在网上到处乱反乱骂,以及马不停蹄,到处乱抓特务;同时又大骂共产党,以此来做烟幕弹,从而巧妙地保护了它。始终让人怀疑它是吃醋的需要,而不是中共战略特务的高明需要。

这就是共产党的攻心战,在民运中的成功。即让所有反共第一线的人,通过它的恶搞,个个成为所谓的特务而被严重丑化;使得民运的最大资源,即反共人士,一个个被其清理出民运圈子。剩下的在今天,就是这么几个人。而且形成各种“互相猜疑对方是特务”的小组织。民运气候,荡然无存!

让海外的反共人士,可以骂共产党,这是因为中共无能为力——管不着;但中共决不容许海外的反共人士,互相抱团合作,更不能让那些长期走在反共第一线的人,有好名声。那怎么办?就让被收买的徐水良,一个中共需要的战略特务,出来装疯卖傻的极左,通过乱抓特务,而一个个地搞臭他们。

要知道,凭徐水良的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如此大的非理性;凭徐水良等人,经历过文革和经革;不可能如此大的缺乏修养;凭徐水良的经历和阅历,人到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顺耳的年龄,不可能越活越愤青!更不可能在它五十,六十的年龄时,反而充充足足地表现它自己,是个一个政治愤青,还故意模仿人人憎恨的康生,到处肆无忌惮地恶搞所有人。这是相当严重的反常!

凡事跟他早期接触过的人,都知道它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和四十多岁的时候,与人相处,是非常谦卑的,人也柔和,而且很有修养;有造反派干部的风范。因此,它在我们中间,大家都对它十分尊敬。可是它出了海外,就一下子变了;而且变得莫名其妙的可怕。即哪里有它,哪有就有是非;而且是非得
相当严重。根本不是五十知天命、六十顺耳的老民运,该有的作风。也根本不符合它的原本心态,和其原本为人修养的处世行为。这是它最大的致命暴露。

还有一个重要补充:即王雍罡交代,在1983年6月,其厂首次集体旅游,去无锡和南京二日游。为此在旅游结束前,王告假离队,去看徐水良。徐亲自接待了王。徐家住在底楼,房子不大。当晚徐与王一起,住在它邻居家,因邻居家出门。它俩谈了很晚。第二天,一大早,徐去上班,王起身离开,从南京回沪。

还有,上海金鹿琪,曾经去过它家二次,最后一次,在82年初,即春节。还有上海袁辉,也去过它家,据说在81年秋天。所以,徐水良说,它在1981年5月逮捕,这根本是一个大谎言!

另外它的老同事,吕建中,都证明它是83年入狱的。但其厂里的侯某,(离职下海)在89年做生意时,就在杭州,亲自看到过它。这不知道是真假;因为吕建中本人,是厂长干部的共产党人。但徐水良编出81年入狱,肯定不是事实。

但有一个事实,是人人所知道的,即人家宣传暴力革命,它就极力批判和反对。人家宣传非暴力革命,它极力批判和反对;即人家宣传什么,他就唱反调骂什么。现在人家不说什么革命,只是帮助国内维权而已,它却天天鼓吹“起义”;它在诱惑谁上当呢?

它仇恨中华民国,又为什么要反台独?它仇恨孙中山和蒋介石,理由是什么?无非是对他俩的嘲笑和丑化;跟中共御用文人的反孙蒋,有什么二样?它反对儒教、佛教、基督教;反对民运中的一切理论,难道是它有多大高明?无非在误导别人思考。尤其它把这么多的民运老大,骂成特务;最后他们一个个被中共诱捕、或逮捕,或害死。可它依旧不摆手,还要对之长期不停的丑化;难道真的是因妒忌成疯?徐水良支持藏独,疆独,更应该支持台独,但它却拼命反对台独;前提是反中华民国;这一连串无理性的极大反常,仅仅属于可笑?还是属于可疑?国内有这么多人,在痛苦坐牢,却被他公开一个个骂为特务。

必须看清,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功破坏民运,是因为成功利用被收买的徐水良,让它成为中共的战略特务,使之长期久经不息地捣乱而所至!但徐水良的工作,已泡沫,已暴露,应该收场了!

李芳
2010-03-20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3&post=1052672

就算你是王雍罡,你和何永全一起当特务也是同病相怜。

我只在你王雍罡家见过一次何永全,一个小时。我没与他讲什么话。你们两人一个瘪三样。你事后还赶忙解释何永全当特务,把傅申奇送进监狱,是因为他报复傅申奇竹筒倒豆子,把他拉入监狱。后来大家讲特务,何永全以为大家讲他,只好主动坦白交待,说他当特务是出于报复傅申奇。

我与他从无任何来往,这样驳他,已经是很客气了。

徐水良
2010-03-21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3&post=105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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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军:继续说几句

三月 30th, 2010 by 狼协

拙帖《读郎教授博文所想到的》贴上博客,很高兴读到各种回复,尤其是诸多异议,故有另一些感想。

我或许有些问题没说透。本文只是凭常识粗线条聊宏观现象,经济是人类最广泛、最复杂的活动,不知多少万计的经济学家尚扯不清楚,何况象我这等门外汉?郎教授作为知名经济学家,本没必要跟三流歌星拼人气,到处危言耸听迎合某种情绪散布不实高调,老老实实去争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才是正道。估计他也知道自己没那本事,不如千方百计赚钱来得实在。以我的阅读习惯,逢郎咸平之文字都懒得阅读的,没必要浪费时间。所读几篇除了开头慕名拜读然后大失所望之外,全都是因朋友推荐并征求意见而费神。问题是他这篇文章所言现在似乎成了天经地义,CCTV张泉灵小姐宣读的稿件、《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新华社机构的播报,皆此论调。活生生的日本始终蹦哒在世界,理论家们偏要颠覆常识制造假象,于是便“急就章”凑成此文。

日本国内的经济危机被称为“失去的十年”,但说成二十年持续衰退至今尚未恢复元气则不实。至少《维基百科》也评述说:“2002年2月以来日本的景气一直扩大,创下了战后最长的景气复苏期纪录,不少企业创造了历史最好业绩。”《广场协议》签字5年后,也即地产泡沫崩盘当年,日本海外资本跃居世界第一,并一直保持至今已经20年了;日本的外贸顺差仍逐年上升:1985年为461.0亿美元,至1992年突破千亿大关达1066.3亿美元,支撑这些顺差的该是多大规模的本土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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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军:读郎教授博文所想到的

三月 29th, 2010 by 狼协

有朋友推荐了一篇网文,是大名鼎鼎的郎咸平教授写的《是什么彻底摧毁了日本经济?》不过郎教授曾经抨击过,说许多打着他的旗号发的帖子皆伪作。

为了查证此文是否真的属于郎教授作品,搜索了一下,这才知道郎教授的博客还真不少,在新浪、草根、搜狐、网易等网上博客,郎文题名《是谁阻止了日本人说“不”?》,倒是在腾讯网的博客里,文章确实用的是这个题目。而且,属于发帖最早者之一,即2009年7月24日,改了标题的皆在此后。改动标题不知是否郎教授自己也觉得心虚?还有,即使改过标题吧,文中亦有“金融战就像一个核子弹一样彻底摧毁了日本经济”一句,应属郎教授的原意。

虽然不是新鲜出炉的文章,我没看过,便是新的,兼之类似意思的文章很多,“美国迫使日元急剧升值,进而造成日本经济长期衰退”已经成为国内传媒无需论证的共识,话题并不旧。
看到郎文原标题就不禁发闷:日本的经济何时被“彻底摧毁”过?即便是挨过无数炸弹加两颗原子弹,战败时日本的经济也没有被“彻底摧毁”。小林义雄的《战后日本经济史》里说战后日本生产指数相当于战前最高水平的10%;而日本官方1949年4月编著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所受损失的综合报告》则认为全国人工创造财富的1/4被战争所破坏,也即,1935-1945年所创造的财富全部毁于战祸。这两部学术专著之描述,比郎教授之“彻底摧毁”毕竟强许多,遑论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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