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博客

“直销圣经”直言不讳：人们盲从 大多是因为受了有组织性的误导

【编者按】有关揭示直销奥秘、传授直销技巧的书籍和论文数不胜数，更有各种精彩讲座经常吸引世界各地的直销商。而《借问传销人，传销知多少？》堪称经典之作，是所有经营直销网络的人们必读的一篇文章，人们称之“直销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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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问传销人，传销知多少？

● 曾背恶名 多被曲解

美国经济不景气，各行各业一片萧条景象，唯独传销网络暗潮汹涌，人气旺盛。各族裔溷居的纽约大都市，向来是各家传销公司的兵家必争之地。笔者曾特别留意过人口密集的法拉盛，那里几乎到了无处没有传销、无人不话传销的地步。有个朋友提醒我说，那些往日跟你生分的人，如果某日突然对你笑脸相迎，殷勤问候，十之八九是为了拉你去做传销。就连宗教场所也不再清静，王子街上的一间基督教活动室里，牧师所讲的不是圣经，而是人参粉和电费单。

传销到底好不好？可不可以做？各种看法南辕北辙。作为一种独特的商业模式，传销确实填补了批发、零售领域的空白。它通过熟人关系把产品及商业机会带入千家万户，似乎更为贴近社会生活。不过，相当多的人对传销依然存有负面印象，每提到它会立即联想起某些令人尴尬的遭遇—-死缠硬拉的追踪方式、夸大其辞的宣传手段、不切实际的致富梦想，以及抢人抢线的团队纷争等等—-它们令传销背负恶名，以至于许多从事传销的人有时以“直销”、“网络营销”、“加盟连锁”等别的称谓来给它改名换姓。

传销，其实就是凭借公司的背景、实力和产品，借助于销售组织的支持，从自己和下线会员的业绩和重复消费中赚取奖金的一种商业行为。作为一种致富途径、第二职业或家庭副业，或者作为一种抵税手段，传销确实能令一些人得到实惠。此外，品质优良的产品也会让消费者受益匪浅，比如获得健康或其它物质享受等等。通常传销人员都会把这些理由先摆在你的面前，让你无法推却。不过，接下来他们给你的资讯就未必都正确了，需要你自己来甄别，以免陷入误区。

● 不辨真伪 难免盲从

每家传销公司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来制造舆论，吸引公众。例如，雅芳、安利和Shaklee传销人员常说“老公司的制度相对比较稳定可靠，新公司说变就变靠不住”，而Monavie、Syntec和Diamond Rewards传销人员则说：“老公司制度较差积重难返，新公司制度革新容易赚钱”。环网、IPC和Local AD Link传销人员常说：“营养品公司每个月要订货，会成为负担，不能做”，而HerbaLife、丞燕和Mannatech传销人员则说：“没有产品的公司纯粹为了圈钱，玩金钱游戏，随时可能倒”。听起来似乎都有道理，可细细琢磨，又感觉似是而非。

Zija和Agel传销人员会告诉你：“营养品粉剂的要比片剂的更容易消化吸收。某些品牌坚硬的大颗药丸不仅吞咽困难，令肠胃不适，其吸收率也大有疑问。”而Trump和Enagic传销人员则会提醒你：“长期大量补充维生素D，可导致眼睛发炎，皮肤瘙痒，厌食，恶心呕吐，肌肉疼痛和乏力。”炳翰人参粉、诺丽果汁和Winalite传销人员绝不会跟你讨论产品单一的局限性，而Ambit Energy和Clear传销人员则会绕过关于地区限制的问题。唯有真正了解上述传销公司的人，才能听出经销商们的弦外之音，并解读他们态度的含义。

人们盲从，大多是因为受了有组织性的误导。例如，坊间流传说：“仙妮蕾德、Melaleuca的产品虽比美安、USANA好，但太阳系、矩阵制不如双轨制好做。”其实未必。注重发挥个人独立性的太阳系制度，一向被认为相对公平，内部矛盾较少。双轨制虽可上下借力，但对于团队的凝聚力以及系统则有更高的要求。上线若能“火从底下烧”，坚持点数下放，把线接在最底下，则可达成上下一心；如果上线私心较重，不为下线着想，那麽，团队随时可能因为一场争执而上下离心，进而散伙。

● 制度各异 慎于选择

无论级差制或太阳系，还是矩阵式或双轨制，都在不断演化和改进。近年来双轨制的传销公司发展较为迅速，但是，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仍明令禁止它们进入。双轨制还可分为多店制和一店制两种形式。在双轨多店制中，经销商业绩封顶之后，须另起炉灶才能赚更多奖金，这时容易跟下线产生矛盾。而双轨一店制则不同，通常业绩不封顶，实行无限代，但还是会出现长线与短线的矛盾。选择级差制的人亦有困扰，当下线的级别超过上线时，上线就没有了收入，上下形成恶性竞争。

通过研究制度，不仅可以推算出收入多少，更可预见团队今后将会出现哪些状况。常听一些传销人员说“上线可以没能力，但不可以没人品”，说明他们还只看到表面现象，而对制度缺乏足够认识。至于什麽“做美安，要跟着刘姐做”，“做RBC Life，要跟着小鲍做”，“做安利，要跟着陈太做”等等说法，就更荒唐了。说穿了，品行再好的上线遇到制度性问题时，也都束手无策。不过，贪婪的上线有时会把双轨多店制的网络搞成太阳系状，或者把双轨一店制搞成多店经营，使下线得不到借力，制度的优越性被人为葬送。

传销人员常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那麽，如何选择好公司、好团队、好制度、好产品、好时机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货比三家”。当你还没有了解三家以上的传销公司之前，最好不要急于决定加入哪一家；当你还没有比较过同一公司的三个以上团队之前，也最好不要轻易答应加入哪一方；如果你以前对此类产品不太留意，那就先去逛逛商店，看看市场行情再说。抢占先机固然重要，但审慎观察和冷静考究必不可少。一旦发现自己选错了公司，或者选错了位置，务必当机立断重作抉择，切莫因一时难以割舍而误了立业大计。

●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当你开口向周围朋友提起某家传销公司时，如果半数以上都表示听说过了，那就意味着这家公司在你所在的地区已处于“市场饱和”状态。你要麽放弃，要麽就往别处开拓新市场，才不失为明智之举。倘若执意留在本地发展，则难免会跟同一公司的其他团队发生竞争。强盛的团队最终会把弱小的团队吸走，这种情况在美安和USANA司空见惯。许多人“几进几出”某家公司，只为了换一个团队。弱势团队通常采取“闭门策略”，试图阻止下线与同行人员接触，实际收效甚微。

传销行业人际纠纷多，相互中伤的流言自然少不了。妖魔化旁线团队，诋毁同行的知名人物，向来是“闭门策略”的惯用手段。在法拉盛Starbucks咖啡馆内，人们经常碰见一秃顶男子，攀谈闲侃之余，便开腔谩骂USANA和环网的旁线人员，谩骂出走的下线会员。据传，数年前USANA公司开大会时，该秃顶男子曾与某王姓女士一起，对获奖人的照片涂鸦泄愤，险些引爆团队大冲突。市场饱和如此殃及同行情谊，不禁令人摇头兴叹，然而却不可全然归咎人性的缺失。

经营传销网络与经营传统生意相比，前者对于信誉口碑、人际关系、风俗文化、社区发展等诸多方面的依赖性远甚于后者。传销事业存在太多不确定因素，经常风云突变，一波三折。某一新产品或新制度一经问世，会立即吸引同行注意。只要推销方式得当，不需多时响应者趋之若鹜。但是，一旦上线下线之间骤起纷争，或者消极负面情绪悄然蔓延，也会顷刻间将大家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团队和未来梦想统统化为泡影。因此，能否形成互助互爱、注重诚信的团队文化，是传销事业能否长久稳步发展的关键。

● 人的事业 重在人心

在传销领域，一个乐善好施的老实人，往往比一个聪明的炒作高手，更容易打下一片坚实基业。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些传销团队聚集了一批抱投机心态的人，而另一些传销团队聚集了一批勤勉厚道的人，这跟团队核心人物的品行和素养有莫大关系。每当事业出现重大挫折，前者会成批跳槽而去，而后者则能历经坎坷，走出谷底。有些人同时加入多家传销公司，经常把下线会员从这家公司拉往另一家公司，每跳槽一次都拉走一批人，虽然自己能赚到“快钱”，但对团队却造成莫大伤害。

一些传销人员会拿出支票来给你看，声称自己赚到了钱，振振有辞地说“只有跟着成功人士走，才会成功！”姑且不论他（她）支票上的“业绩”有没有水分，如果忽略对其经商理念、为人品行及其所在的团队进行考察，便相信他（她）就是“成功者”，就难免上错船、搭错车。某些所谓“行家”一贯热衷于拉团队炒作新公司，而无意长期投入精力帮助下线发展。他们有时会要求传销公司委以地区代理权，或者建议更改分红制度，对下线会员抬高赚钱门槛，而使自己轻易获取暴利。这种人虽能口若悬河，却不可信赖和共事。

真正成功的传销人士，通常都是某支庞大团队的精神领袖，其言行举止之间透露着布道者般的谦卑恭敬，而非富商身上所特有那种的精明。在这样一个需要成百上千人的合作才能带来财富的特殊职业里，每一位致富者如果招来的不是无数羡慕和敬佩的目光，那就必然是无数仇恨和不平的诅咒。他（她）身上的优点和缺点都会被成倍放大，在团队里被不断彷效复制。一个受人尊敬的上线，会因曾经悉心帮助过下线向人推荐产品、建立顾客档桉、组织家庭聚会或创业说明会等等，而被大家念念不忘。

● 产品导向 逐鹿市场

当然，传销的立业根基乃是产品。适合做多层次传销的产品，一般都具有市场需求性高、重复消费率高等特点，如此才能保证公司有长久的生命力，经销商们可以获得永续收入。迄今大多数传销公司以营养品、日用品为主要产品，也有以能源、电器、通讯设备等为主要产品的。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传销公司不断研究开发高效能新产品，以致高品质、高价位的产品渐渐成为主流。经销商们决胜市场，手中不可没有先进而独特的产品。倘若产品已经落伍，市面充斥同类产品或廉价彷制品，那就只能强打公司品牌了。

以USANA为例，其主要产品为维生素、鱼油、钙片、葡萄籽、银杏叶、低糖饮料等，市场上随处可见，论品质价格难分伯仲，于是免不了与别家经销商起口角之争。在美安大会上，主讲人以播放幻灯片的方式，针对原USANA医疗顾问Lyle Mac William和USANA经销商Michael Colgan、Ray Starand等人合写的《营养补品比较指南》进行回击，批评该书刻意隐瞒长期大量摄取维生素、大豆异黄酮的危险性，并对综合维生素类产品作了误导性评比。抛开这种无为的争执，USANA要想说服公众相信它的维生素会比信誉良好的GNC以及全美各药房里的更有质量保证，亦非易事。

为了使自己的产品令同行望尘莫及，一些公司以尖端研发和新锐探索为发展方向，另一些公司则不惜重金抢购著名科研机构的最新专利技术，为争一先，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例如，RBC Life Sciences对于广泛应用Nanotechnology情有独钟，研制了Microhydrin、Immune 360、NeuroBright等等，其营养物质能够迅速渗透人体细胞，使抗氧化、免疫、修复细胞等功效增强百倍。而NuSkin则致力于重新组合人体内的青春基因群组，推出了ageLOC，有效延缓衰老过程。不过，由于高新科技日新月异，传销公司手中的专利，随时可能变为昨日黄花。

● 看似简单 门道颇深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人们对于那些宣称拥有高新科技的传销公司，应当考察它们是否具备长远纵深的研发实力；对于那些宣称产品品质优良的传销公司，则须考察它们是否达到行业所要求的所有标准。以保健品为例，因为“保健品不是药”，为了确认其原料是否均为无污染的有机植物和天然矿物质，而不含任何药物和激素，除了cGMP、FDA、NSF等认证之外，还必须看它们是否持有“USDA ORGANIC”证书。据知，许多传销公司都未通过“USDA ORGANIC”认证，通常只是在产品包装上印有保证质量的字样及老板签名而已。

传销给了人们太多的梦想，太多的意外，和太多的机缘，却也有太多的谎言，太多的假象，和太多的歧途，更有太多似是而非的概念有待厘清。当你听人讲“每个人都会经过多劳少得、多劳多得、少劳多得、不劳而获四个阶段”，听人讲“新产品、老市场一定比老产品、新市场好做”，或者“老公司、新制度一定比新公司、老制度好做”，听人讲“每家传销公司都有自己的拳头产品”，等等，都不要放弃独立思考，以免在不知不觉中被洗脑误导。

当有人信誓旦旦向你保证表示“你可以借助群体组织的力量来倍增业绩，获得多层次永续收入”，你不妨回应他（她）说：“那还得取决于你的群体组织是否一直在复制正确的心态和行为！”当一个曾经向你推荐过多家传销公司的朋友又来找你，声称发现了更好的公司，你不妨回应他（她）说：“你应当先学会推荐自己的人品，再推荐产品。”如果你已加入某家传销公司，正准备把某位朋友也发展进来，那麽，你应该先扪心自问：“我能信守对他（她）的所有承诺，自始至终象对待自己一样对他（她）负责吗？”

罗杰斯
2010年2月22日
http://www.zxiao.net/Topic-B70-T23957.aspx
http://docs.google.com/View?id=dhhcnvh5_0t8jfg93h
（摘自中国互联网）
http://book.icxo.com/bookpic/200671816363918168.jpg

海外“民运人士”被曝内斗丑闻

1989年的政治风波已经过去20年了。中国大陆的巨大发展、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崛起都是当时的世人所没有想到的，而海外民运日渐衰弱、门庭冷落也令很多人感慨万千。最近，海外出版了一批披露民运组织内情的书籍。很多曾经笼罩着“民主斗士”光环的民运人士成了一个个贪婪故事和勾心斗角情节的主角，一些人甚至从台湾及西方“特种机关”寻求金钱支持。最终露了馅。而他们在海外华人世界中被边缘化，似乎是一系列因果链条中必有的一环。

20年过后，海外“民运”前景越发暗淡

“中国民主党”的名头听上去很响亮，其实不过是最早的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分化后的众多小山头之一。在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华人聚集区，《环球时报》记者好不容易找到一栋很不起眼的小楼，杂乱的楼门口挂着一堆小牌子，其中一块上写着“中国民主党”’。这就是“中国民主党”的总部。纽约的一些华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类似的民运组织在法拉盛还有不少，其中有很多连办公室都没有，生存都很艰难，更谈不上什么影响力了。

这样的境地，是这些年来海外民运组织逐渐没落的真实状况。一位生活在法国的民运人士亲口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海外民运的前景的确通越来越暗淡，“一是人员减少，二是内斗激烈，三是中国的发展增大了吸引力，海外华侨华人支持民运的人士急剧减少，民运无法依托海外华人的力量”。一位长期采访民运人土的日本记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民族”日本支部现在对外号称有20多人，“估计实际参加活动的不过五六个人”。

“民运组织内部的争权夺利、民运人土的勾心斗角”，“是导致民运必然走向衰退的致命之处。”《大梦谁先觉》的序言如此写道。该书的作者丁楚，真名房志远，1986年赴美留学后担任过《中国之春》的主编和“民联”总部委员，后来被排挤出了“民联”。他在《大梦谁先觉》中极其仔细地描写了他所经历的“民联”内部的权力争斗。在境外，一些和“民运精英”有过亲近关系的人、一些像丁楚一样自己就曾积极参与过民运活动的人，还有一些多年搜集民运组织资科的人陆续写了不少相关的书籍。海外民运走向式微的内部缘由成了这些书籍的共同话题之一。

为争权、分赃打得头破血流

从渊源上看，海外的民运人士其实主要有两拨人。一拨是出版了《中国之春》的“民联”，这是所谓的“老民运”，其成员大多参与过“西单民主墙”等早期活动。另一拨是“中国民主阵线”（简称“民阵”）．骨干是1989年之后流亡境外的一批人。1993年海外民运的零零星星衍生出一批小民运组织，各路人马都想在这些组织里当“头儿”。纽约的一位曾经同情和支持过民运的华人对记者说，有些从国内出去的民运人物觉得自己在中国国内坐过牢，是民运的英雄，民运组织怎么能不围着自己转呢，如果不成，就自己搞一个，哪怕只是空壳也是自己做老大。

就这样，山头越立越多，人员也越来越散。最近在香港出版的一本名为《民运精英大起底》的书中写道，由于王炳章（“民联”的创始人之一）等人组织了“中国自由民主党”，倪育贤（1986年赴美的民运人士）又从中分裂出一个“中国自由民主党”，为防止混淆，前者被民运圈内人士戏称为“王记自民党”，后者则被戏称为“倪记自民党”。有人统计称，目前海外民运的核心人物也就一二百人，而民运组织却有五六十家，其中打着“中国民主党”牌子的组织就有四五个。

从“老民运”到“新民运”，为了争夺对民运组织内部的主导和控制权，“抓特务”是民运组织中从未中断过的常见好戏。指证对方是“中共特务”，成了海外民运组织普遍采用的内斗手段。丁楚在《大梦谁先觉》中写道，很多人没有“正经事”可做，因此只能通过开会互相揭发来表现自己的重要性，“他们要表现自己，非踩别人不可”。“民联”当时的监委主席薛伟因为对王炳章咬牙切齿，就向出钱支持“民联”的国民党海工会告密，说王炳章的铁杆支持者柯力思是“中共特务”。按书中所述，王炳章后来对丁楚说，柯力思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民运不利的事情，如果他是中共特务，那希望多派几个这样的特务来。后来，就连“民联”的创办者王炳章都被组织中的反对者指为“中共的统战特务”。而另一本港版的《民运精英大起底》则记述说，另外一个老牌民运人土倪育贤“最常用的手段是抹黑，谁批评他，谁就是‘中共特工’；哪个媒体披露他的丑闻，就是‘中共喉舌’”。一位长期关注海外民运的研究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每到民运组织内部选举的时候，马上就会新发现很多“中共特务”，这已经形成了规律。

香港《明报》刊登过一篇署名文章就《大梦谁先觉》发表评论。文中写道：说到底，民运内部的丑事，每每就是为了争夺‘权力’和‘资源’，唯有显示自己是主流，别人‘非主流’如此才能得到经费资助，才能保护既得利益，先把别人说成‘共特’，那自己肯定就不是‘共特’……还没有获得权力，众人就争得沸沸扬扬，还没有掌握资源，已经为‘分赃’打得头破血流。”

“金主”经费稍不到位，“民联”就发不出工资

民运组织在海外生存靠的是“捐款”，而主要的“捐款”者背后，真正的“金主”多是台湾或西方国家的特种机关或反华势力。丁楚在《大梦谁先觉》中写道，王炳章曾无意中跟他提起，“一个组织”对中共在美国的活动很感兴趣，愿意有报酬地收集留学生中中共党员的名单和他们活动的情报。后来丁楚才知道，这是一个台湾的组织。按照给“民联”内的民运人士每人500到1000美元的生活补助标准拨款。而“民联”的盟员人数曾是“最高机密”，王炳章一直对外含糊地号称有数千人，但丁楚后来发现，这完全是个虚假数字。王炳章曾对丁楚说：“我们有时候搞的活动，会把一些留学生裹进来。只要他们参加了，就等于断了退路，共产党要迫害他们，他们只能跟我们干。”

作为“民联”最大的“金主”，台湾每个月拨给“民联”的资金有4万多美元。有一次，台湾拨给“民联”的经费没能及时到位，“民联”立刻陷入工资发不出、杂志（指《中国之春》）印不了的境地。按照丁楚的说法：台湾就是靠钱，把“民联”牢牢控制在手中。

1989年政治风波中最活跃的人之一王丹自1998年出走美国后，宣称自己是独立的民运人士。《民运精英大起底》一书写道，王丹一再声明自己没有接受台湾的资助，但在陈水扁“国务机要费’”弊案闹得沸沸扬扬之后，他迫于压力，还是承认自己曾收受过来自台湾的20万美元“政治捐款”。

《民运精英大起底》一书中，记者看到这样一个资料：据台湾“国安局”密件披露，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台湾“军情局长”后，受台湾“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达17个，遍布美日英德法等国和香港。该书称，在台湾的情报部门内，资助海外民运的项目都是有案可稽的，比如资助王炳章“民联”的“移山专案”，资助胡平掌权后的“民联”的“文正专案”，还有资助王丹和王军涛的“二王专案”等。据称，台湾“军情局”十多年间为此至少花费了500万美元。

《民运精英大起底》中对民运组织的一些核心人物使用捐款的方式有一些描述：“中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刘青在任13年，给自己开出的年薪为8万美元，而每年以救济国内受政治迫害人士及其家属为名而募集的三四百万美元经费，实际被划归“人道援助基金”项目的却不到10万美元。“六四过后，倪育贤抱着募捐箱四处化缘声称要将募集而来的善款用于资助遇难者及其家属。实际上他将十多万美元的捐款窃为己有，在纽约长岛购置了豪宅。”这件事被美国《世界日报》曝光后，很多海外华人再也不向民运人士捐款了。

据记者了解，近些年来，一些民运组织为了经费与生存已经和“法**”、“藏独”、“台独”合流，这使得海外民运更加边缘化。

“民运精英”的品行遭到质疑

不少民运代表人物的‘私生活’也遭到披露和质疑。《好吗兄弟》是香港女作家戴萍写自己与魏京生兄弟两人情事纠葛的一本书。1995年，香港《明报》的女记者戴萍到北京采访魏京生时，认识了魏京生的弟弟魏小涛，随后的数年间与魏家兄弟展开了一段“迷乱的灵欲纠葛”。

按照戴萍书中所写，她先是成了魏小涛的女朋友，在两人到美国同居后，魏京生还是丝毫不为兄弟关系所碍，跟她发生了男女天系，而魏小涛在注意到哥哥对自己的女朋友异常感兴趣后，刻意远赴欧洲给他们腾出机会。戴萍在书里还写道，在她之外，魏京生在美国还有另外两个女人，其中之一千方百计地排挤魏京生身边的其他女人，魏京生虽然心里很厌烦她，却仍然讨好和拉拢她，因为“她的丈夫是杜邦家族的人，听她说杜邦家族成立了一笔基金，两亿美元，没地方花，专门等着捐给哪个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非政府组织呢”。戴萍还写了这样一个细节：魏小涛曾告诉她，魏京生之所以忽然转变成民运人士，是因为他曾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研究所研究生，可名额却被别人顶替，“不然老大也不会去西单民主墙惹祸。”戴萍还曾惊讶地听到魏京生在和加拿大司法部门的电话会议中表示，尽管中国政府承诺赖昌星遣返回去不被判死刑，但仍然不能把他遣返回中国。由此，戴萍写下了她对魏京生心态的看法：“与敌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对抗的，因此赖昌星也就是他对抗共产党的棋子。”

《民主精英大起底》对倪育贤品行提出更严厉的质疑。据该书所述，2005年，这位“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因涉嫌对两名华裔少女进行“强暴”、“性侵犯”、“强迫触摸”等罪行，遭到警祭局的拘捕和检察院的起诉。该书写道，这两名少女是亲姐妹，她们的父亲正是倪育贤的“政治庇护者”杨匡君，杨原本经营小本买卖和长途贩运货物，为了获得在美国的合法身份被倪育贤拉入“中国自由民主党”。

《民运精英大起底》的编著者武闻在后记中写道，“二十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和海外民运的日渐式微，是两条道路的选择和实践的结果……绝大多数人看到这些‘六四’精英、民运精英们在海外上演的一幕幕闹剧和悲剧，在大梦初醒之际都会吓出一身冷汗……庆幸当年这些人没有在中国得逞……否则今日之中国将是一幅乱象，国之命运民族之命运、民众之命运都堪忧。

面对近年不断出现的“揭秘民运内部”的书籍和文章，大部分民运人士选择了回避或低调处理。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纷纷要求回国。戴萍在《好吗兄弟》一书中写道魏京生的办公室主任回过一次国，发现国内的变化超乎他的想象。他告诉戴萍，“我的目标是赚够40万就回国”。

程刚 胡笳等　
2009-11-24
http://www.accn.com/?action-viewthread-tid-208254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6月1日是《环球时报》）
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18440

《“中国人权理事会”腐败问题的总结报告》中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

“经办人焦柏固不由抱怨：刚刚寄了几百，却又来电说刘青答应了几千，而那个人什么事也没有，把“中国人权”当摇钱树了。几个酒肉朋友（如艾端午等等）也从赌桌上向刘借钱，或用于还债，或收藏古董字画，也有去开洗衣店、地板行、房产公司、按摩院、电脑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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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中国人权理事会”十大丑闻

（一） 巨 骗 狂 盗

每年以救济国内受政治迫害人士及其家属为名而募集的三、四百万美元经费，实际被划归“人道援助基金”项目的却不到十万元，而“六四”死难者家属仅获一万余元。王丹先生指出，“很多在国内的十分需要帮助的朋友都表示都没有收到过‘中国人权’的捐款”。林牧先生声明：自１９９９年以来，西安、杭州、重庆、大同等地请求“中国人权”援助的人士均未得到分文。狱中致残的陈龙德先生和罹患癌症的蒲勇先生，他们出狱后连煳口度日的钱也没有，却被掌管“人道援助基金”的刘青置之不理。焦柏固先生透露，被判刑的北京“网络四君子”每人仅获二百五十美元的捐款，而杜导斌先生遭受迫害，“中国人权”竟未给一分钱，为此郭罗基先生很生气。林培瑞先生说：“北京的朋友告诉我，‘中国人权’的基金被称为‘刘青的钱’，徐文立的朋友拿不到‘中国人权’的钱。”

（二） 蜕 变 有 因

《中国人权２００３年财务简报》透露，“收入四百十六万美元，幵支七十四万美元，资产七百六十九万美元，负债三十四万美元”。从财务简报上看，可供查询的幵支仅七十四万美元，简直不可思议，其余至少在三百四十二万美元以上的那部分幵支则被刻意隐瞒，很可能被用于与“中国人权”组织身份不符的用途。２００３年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中国人权”的金额为三十五万美元，衹占全部收入的一小部分，另外的三百八十一万美元来历可疑，与台湾情报机关难脱干系。２００１年以后，“中国人权”每年的经费总收入突然比以往多了两、三倍，但与此同时，内部分歧却日益加剧。自接受了具有特定政治倾向和要求的经费后，“中国人权”组织的性质发生蜕变，背离了具有普世价值、非政治化的人权理念，“人道援助”项目也形同虚设，被用来培植刘青的个人政治资本。

（三） 利 益 集 团

每年近三百万美元的经费预算，用于薪水和办公室的费用高逾百分之六十，其余又以“合作专桉”、“工作合同”等形式，与其它组织的成员进行“利益分配”，从而形成利益集团。刘青的年薪高达八万美元，而他却声称是听从了所谓“你若不给自己加薪，会影响下属的薪资收入”的建议。执行主任谭竞嫦女士声称，他们的工资“在非政府组织中算是最低的”，而且，刘青当主席十三年也不算长，因为在她认识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中，就有人做了二十多年还在任。这位在“中国人权”屡次内部冲突中总是袒护刘青的谭竞嫦女士与刘青有着利益关系，据韩佃矾先生透露，谭的儿子在一家与“中国人权”有合约关系的公司上班。谭竞嫦女士玩弄程序上的阴谋，封杀了众多理事罢免刘青的提桉，导致“中国人权”组织分裂，十二位辞职的理事被迫向社会撕幵“中国人权”黑幕。

（四） 台 湾 插 手

“中国人权”组织建立初期，曾经聚集了一批愿为人权事业无私奉献的义工，他们多为知名学者。据萧强先生回忆，“中国人权”在１９９１年底时才筹到三万美元。但自１９９２年傅新元先生将主席一职让位于卖身投靠台湾情报机关的刘青之后，台湾在美国的政治谍报网逐步控制了“中国人权”组织。台方以“热心人士”或“捐款人”的身份，帮助“中国人权”从台湾及西方国家的某些机构筹集到大量资金，给人微言轻的刘青撑腰，为他取得独断专行的权力。公办室花费大量租金和行政费用，是为了帮台湾“对外打交道”，强调“专款专用”。刘青等人对于从大陆出来的知名民运人物，凡被认为“不能合作”的，都予“封杀”﹔听话顺从的，则帮其获得“安家费”、“津贴”、“奖学金”或“研究项目”，推荐发言和出书，被安排会见外国政要或访台，在国际间“为台湾发声”。

（五） 黑 箱 作 业

“中国人权”的组织章程规定，理事会拥有一切权力，每三年换选主席。然而，刘青未经选举却占据主席职位长达十三年，仍抗拒罢免，还要再设两年的“过渡期”，并指定谁来继位。在内部运作上，理事会的决定权和监督权被完全篡夺，主席对执委会隐瞒公务，而执委会又向理事会作隐瞒，还要不时追究“泄密”者的责任，俨然象一个间谍组织和保密机关。掌权者蛮横霸道，任人唯亲，清除异己。为了给贪污渎职和监守自盗打幵方便之门，刘青一人即管钱又管账，旁人不得过问。方励之、刘宾雁、苏晓康、于浩成、郭罗基、林牧、王丹、张伟国、丛苏、郑心元、王渝、黄默、萧强、童屹、林培瑞等理事和荣誉理事不满被架空和利用，相继辞职而去。他们指出，“中国人权”已经“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创建的公益组织，变成一个搞黑箱操作、无视章程法规的利益集团”。

（六） 弄 虚 作 假

童屹女士在查账过程中发现，“人道援助基金”的中文和英文账目不符，竟相差八万美元。刘青后来虽补交了自己编的“收款人名单”来应付，但仍然少了四万美元。王渝女士指出，刘青擅自利用“中国人权”的免税账户，替某些人转账逃税，使“中国人权”陷入严重的税法问题。２００４年“中国人权”的９９０税表显示薪资幵销总额为二十七万五千五百四十美元，其中刘青为三万五千美元（实际年薪八万美元，少了四万五千美元）未如实申报。２０００年以后，“中国人权”租用办公室的幵销从以前的三万美元左右涨了两倍，达到每年九万多美元，但是，在列支管理费的报表中，租用办公室的幵销却仍然维持在每年三万美元左右。做假账的人被告知，遭他们侵吞的钱大多来自一些不愿公幵身份的机构（包括“白手套”），这些机构宁可丢了钱，也不愿因牵涉诉讼而暴露其背景。

（七） 人 血 馒 头

通过结交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如黎安友、林培瑞等）及情报、智库等机构，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两岸政策，是“中国人权”组织长期的着力点。它的另一项使命，则是配合美国国会抨击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中国人权”手里拿着一份中国政治犯的名单，并在适当的时候把“人权个桉”摆在美、中两国的外交纷争之间，作为双方讨价还价时的筹码。北京当局对异议人士捉捉放放，换取美国的政策让步，少不了“中国人权”等境外机构合奏一些杂音。为了不断打出“人权牌”，“中国人权”需要不断有人坐牢，然后进行舆论炒作。这种奇特的行业通常被称为吃“人血馒头”。然而“中国人权”在选择“个桉”时，往往受到其派系利益的限制（比如，刻意渲染魏京生桉、刘念春桉，回避徐文立桉、王炳章桉），即使在反中国阵营内也无法形成共识，甚至经常挑起争端。

（八） 人 浮 于 事

设在香港的一间狭小房间里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十年来发表了三千三百多篇新闻稿，但该机构衹有一人工作，独立进行调查、写稿、发稿，就连中英文打字和撰写英文报告，也都未请祕书帮忙。负责人卢四清先生每天还要接听无数电话，回复上百封电子邮件，整理资料分类，编写网站程序，编辑中英文文章上网，维护网站，去邮局和银行以及处理杂事。相比之下，设在纽约帝国大厦的“中国人权”显得格外臃肿而庞大，它雇用了十几名工作人员，十年来衹发布了八百条新闻。在美国居住了十三年却连简单的英语都不会讲的刘青，心安理得地领取高薪和津贴，过着奢华糜烂的生活。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吃喝玩乐、遛狗、逛赌场，以及勾心斗角搞内斗，或为某人捧场，或诽谤某人。为此，卢四清先生笑问刘青：“可不可以不要那每年八万美元的薪水为你们组织做十年义工？”

（九） 买 办 民 运

方励之、郭罗基等十二名辞职的理事指出：“当中国本土的公民维权运动在新世纪兴起和高涨之际，‘中国人权’麻木地置身事外。不仅如此，部分理事以个人身份投入维权运动，竟被‘中国人权’负责人指责为‘伤害了组织’”。高寒先生认为，“买办民运”的要害是对本土抗争和突发事件麻木不仁，衹对给钱的后台老板言听计从。“中国人权”和《北京之春》就是“买办民运”。薛伟先生和钱达先生透露，《北京之春》每年为台湾情报机关提供二百五十件情报，获取总计两亿元新台币的祕密经费。《北京之春》为完成定额任务，与“中国人权”互通有无至关重要。岳武先生在《是谁逼得方励之等人哑口无言十三年》一文中指出了“买办民运”的后台：“谁？台湾！有钱！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秀才看见钱，大眼瞪小眼！台爷叫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台爷不让监督咱就看不见。”

（十） 相 互 敌 对

莫莉花女士致函“中国人权”，指出刘青“拉帮结伙，自立山头，相互敌对”的问题，林培瑞先生深有同感，说：“一个领袖把团体变成他个人的派系，敌视其它团体的领袖，结果使得为了共同理想参加团体的其他人全部离幵。直到现在我才了解到，‘中国人权’内部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为了垄断“资源管道”，“中国人权”不择手段伤害民运，在向后台报告谁“可合作”、谁“不可合作”时也往往挟带私心。许多民运团体在向美国、台湾某些机构申请经费资助的过程中，都曾受到过刘青等人的攻击，甚至被诬为“中共特务”。刘青向那些机构强调：“那些项目‘中国人权’已经在做了，他们没有必要做重复的事，而且他们不可能做好。”由于得不到在海外投身民运事业的经费资源，许多有影响的民运人物心寒之余离幵了是非圈，另谋生路。民运出了“王伦”，山寨就剩几个喽罗。

附：人心险恶和道德沦丧贯穿着刘青的发家史

（一） 家族经营

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考虑，刘青授意胞弟刘念春拉几个人成立了“劳盟”作为项目，吸纳海外经费。刘念春被捕后，“中国人权”竭力为刘念春造势，向外界谎称“劳盟”成员有三百之多，还不时抛出一些诸如刘念春狱中病危、刘家被北京国安局派人纵火之类的假消息来炒作。弟媳储海蓝也成为刘青向国内发饷的代理人。为了给刘念春争一笔“杰出民运人士”奖金，刘青还把黄雨川气得中风。熟料刘念春出国后并不记恩，很快从刘青克扣他人的援助款而为他买下的公寓里搬了出来，兄弟反目成仇。此后，刘青老婆韩晓蓉的弟妹成为“中国人权”在国内的代理人。刘青还把“中国人权”的经费转到“平等教育基金会”，韩晓蓉则从那里领取工资。由于“中国人权”的金字招牌给纽约的政治庇护行业带来生意，韩晓蓉的女儿便从潘琦玲女士的移民事务所领取工资，却不用上班。

（二） 谍网难缠

“中国人权”搞国内调查、分发捐款是其本职，然而刘青却以此掩人耳目，从事着与“中国人权”身份不符的活动。刘青给国内某些接受援助的人士规定两个条件：一、必须经常提供情报；二、只能与“中国人权”独家联络。北京的李海和湖南的张善光就因向刘青提供情报遭出卖，先后被当地法院以“间谍罪”判处九年和十年徒刑。异议人士因“与境外敌对势力联系”和“接受境外敌对组织的资助”而获罪是很不幸的，而刘青又使他们陷于“为境外组织刺探、收集、出卖情报”的讼案中。“颠覆政府”有时候是理直气壮的义举，而“背叛国家”即使在美国也是最遭人谴责的一种罪行。当年魏京生受到“出卖情报”的指控，刘青为其鸣冤，理由是一名电工不可能获得军事机密，然而二十年以后，当事人之一白天祥（原法国驻北京大使馆三等秘书）却向外界证实了这项指控。

（三） 内斗悍将

１９９８年王炳章闯关回国创建反对党，不幸被捕，刘青、胡平、胡安宁趁王之危发起围攻，煽动不明真相的阮铭、王军涛、吴仁华、王鹏令、胡立俊、常征、郭罗基、刘宾雁等人，通过曾慧燕女士在《世界日报》上刊登“谴责王炳章”的联合声明，挑起海外民运内斗。１９９９年１月，美国国会原拟举办“中国民主党”事件听证会，经刘青、魏京生力阻，改为一般的中国人权状况听证会，并撤销王希哲、王炳章的发言资格，引发刘魏与二王两派民运人士在听证会现场激烈冲突，轰动一时。刘青还指使朱锐女士劝说各省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退党。为了诬蔑卢四清是“共特”，十年来刘青向国内打了上千通电话。此外，封杀那些对台湾干预民运有不同意见的人士，也是刘青出击的动因之一。刘青还雇用了陈破空、唐柏桥、魏泉宝、高平、陈立群等人监视和离间其它民运团体。

（四） 公器私用

“中国人权”网站的“良心犯”栏目，在海外被称为“刘氏人权档案”；“中国人权”的“人道援助基金”，在国内被称为“刘青的钱”。原因很简单—-刘青在行使“中国人权”主席职权时，参杂了过多的个人因素，亲疏交恶一目了然，公器被他任意私用。许多著名的民运人物和政治犯的名字无法在“中国人权”的网站上找到，只因为刘青与之曾有过结。“刘青的钱”当然也是根据个人喜好来分发的，经常随便答应给钱，经办人焦柏固不由抱怨：刚刚寄了几百，却又来电说刘青答应了几千，而那个人什么事也没有，把“中国人权”当摇钱树了。几个酒肉朋友（如艾端午等等）也从赌桌上向刘借钱，或用于还债，或收藏古董字画，也有去开洗衣店、地板行、房产公司、按摩院、电脑店的。刘青对“公民议政”等组织搞“利益输送”，也是为了把“中国人权”的钱变成“刘青的钱”。

（五） 自甘堕落

岳武戏称“刘青家的狗比驴还大”，借以讥讽刘家的奢侈花费。“刘青的钱”来之容易，惯得他出入讲究排场，消费讲究档次，摆家宴养门客，充老大派头。前些年“刘青的钱”在股市里翻腾了几下没影了，这几年在新泽西的赌场里“刘青的钱”经常博得满座喝彩。如今刘青见到那些满脸穷酸相却自命清高的民运同仁就心生厌烦，只对款爷和“金主”套近乎。久而久之，圈内便有了“刘青管经费，对赌场越慷慨，对民运越刻薄”的说法。刘青一人包办的“人道援助基金”，没有收款人凭证，根本没法查。不过储海蓝却在床第之间向张林透露：“他们给你三百、五百，而在那边的名单上却填着五千、一万。你出去后就知道了。反正跟着刘青，不用愁钱。”任畹町、杨周的钱被刘青吞了大半，结果引发持久的争议。李洪宽叹道：真不知该如何给刘青写悼词。

（六） 蛮横霸道

王希哲不同意刘青把卢四清诬为“共特”，他赞赏卢为国内各省民运人士购买传真机的做法，刘青便衔恨报复，禁止王参加会议。刘青甚至不允许王希哲挤在朋友的房内过夜，于是吴方城和杜智富只好连夜开车把王送到刘晓竹那里。王质问刘青：“你是奴隶总管？我非要服从你的鞭子？听从你的指挥？”刘青为了汇钱给妻妹，要小蔡用她的私人支票支付，被拒绝后，刘就以要辞退她进行要挟，态度十分恶劣。办公室管主任玮琳女士遭刘青猥亵和侮辱，刘拒绝道歉，却以多发两月薪水作条件要她保密。刘青还对王丹的同性恋私生活横加指责，竟骂出“你知道为什么你的咽喉炎和痔疮总是好不了？都是因为你不正当地使用自己口腔和肛门”这种脏话。郭罗基参与提案罢免刘青，刘便针对郭个人提出报复性反制提案。刘青还大骂储海蓝“不要脸”，将她赶出家门。

（七） 争名夺利

刘青经常利用“中国人权”取得某次会议主办权的机会，按其个人恩怨排列席次和发言顺序，分出所谓的“主流”来。王炳章、沈彤闯关回国之后声名大起，刘青担心他们夺了“主流”风头，便处处作梗，不许他们上讲台。刘青对其他许多知名民运人士向来是“寸席必争，寸金必夺，寸怨必报”。他为魏京生、刘念春打知名度，实际上只是为了拔高自己。名不见经传、不学无术的刘青，如果没有台湾某些机构插手，他在海外民运圈内只是一个小角色。在人权事业上，刘青不是什么先驱、斗士或奉献者，从未参与过人权组织的创建。１９９２年他加入“中国人权”是为了从傅新元那里得到一份全职全薪的工作。刘青非但不学人权理论，还把许多有影响的人权活动家都视为政治对手，竭力诋毁和排斥。总结刘青把持“中国人权”以来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对民主运动的破坏性。

（倪剑整理）

（《环球视野》网摘）
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11821

惊 天 丑 闻 撕 开 黑 幕
—- 中国政治犯们是如何在美国被敲骨吸髓的

一个专门以援助、营救中国“政治犯”、“良心犯”为名，并配合美国国会抨击中国大陆人权状况的机构，每年都从美国和台湾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巨额秘密经费，可是外界并不知道，这实际上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在一连串的侵吞和分赃的阴谋背后，“黑钱落到了黑心人手里”。这个机构，便是总部设在纽约帝国大厦的“中国人权”理事会。

２００５年２月８日，方励之、郭罗基、黄默、李晓蓉、Perry Link（林培瑞）、刘宾雁、苏晓康、丛苏、王丹、王渝、张伟国、郑心元等十二人在互联网上联名发表《原“中国人权”部分理事的公开声明》，首次撕开了这个骗局的黑幕。惊天丑闻所引发的巨大谴责声浪，很快冲散了北京赵紫阳丧礼的哀乐，给海外民运的声誉蒙上了永久的耻辱。

▲ 魔爪伸向巨额捐款

十二人的这份声明透露：“（‘中国人权’）每年开支近三百多万美元，只有十万左右用于人道援助，百分之六十以上用于薪水和办公费，其余又以合作项目、工作合同等形式在刘青领导的其他组织的成员之间进行利益分配。”也就是说，理事会主席刘青、执行主任Sharon Hom（谭竟嫦）、司库Scott Greathead等人每年的工资总额和办公费竟然高达一百八十万美元以上，而且，另有一百一十万美元以上的钱“以合作项目、工作合同等形式”在刘青、胡平、李进进、唐柏桥、周封锁、韩东方、李录、倪育贤、陈破空等人之间作了“利益分配”。２月７日刘青向共同主席方励之承认，十三年来他每年擅自给自己开出的工资数目高达八万美元，此事向理事会隐瞒至今。刘青的这笔工资收入(总计一百零四万美元)没有在美国报税，实际相当于美国年薪十万以上的高薪人士缴税之后的收入。而他对此并不满足，又策划了其它的分赃行动，偷偷将理事会的经费转移到他自任主席的“公民议政”等另外三个机构里，大肆侵吞。

更有甚者，理事会每年“只有十万左右用于人道援助”的这笔基金也被刘青、Sharon Hom（谭竟嫦）做了手脚。负责查账的秘书童屹发现英文账目和中文账目不符，竟有八万美元的出入差距；后来刘青虽然补交了“收款名单”，但仍然少了四万美元。前任理事王丹在接受《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采访的书面答问中指出：“很多在国内的十分需要帮助的朋友都表示没有收到过‘中国人权’的捐款，甚至有西安的林牧先生领衔，国内一批朋友致信给我，希望帮助解决一些人道帮助的问题。”王丹透露，刘青甚至拒绝救济江棋生和郭少坤等知名政治犯。Perry Link（林培瑞）理事在给共同主席Robert Bernstein（伯恩斯坦）的辞职信中也写道：“北京的朋友告诉我，最近几年来，‘中国人权’的基金被称为‘刘青的钱’；还有人告诉我，徐文立的朋友拿不到‘中国人权’的钱，只因为他是徐文立的朋友。”

“中国人权”设立的“人道援助基金”实际上并没有给陷于困境的大部分中国知名的“政治犯”、“良心犯”以雪中送炭的帮助，长期以来，它只是给了极少数与刘青结成某种利益链的人（如刘念春、朱锐、李海、魏京生、王丹、丁子霖、张善光、林牧等），作锦上添花的犒赏或报酬。儿子死于“六四血案”的丁子霖女士，是刘青等人募捐筹款的摇钱树，她自然不肯吃亏。李海和张善光取得金钱的代价是为刘青刺探和收集情报，后又不幸遭出卖，被当局以间谍罪判处重刑。朱锐和林牧则拿着“刘青的钱”作为活动经费，去反对刘所敌视的卢四清、徐文立等人以及“中国民主党”等组织。个别阿谀吹捧刘青的人（如张林、魏泉宝、杨天水等）也零星分到了些许。刘青还擅自将接济任畹町、杨周的捐款移作他用，结果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执。为了迎接胞弟刘念春一家出国，刘青暗中克扣了原本用于安顿张林、鲍戈、徐水良、倪锦斌、姚振宪、周建和等人在美国落脚的捐款资源，而给刘念春购置了一套公寓房。

▲ 清除异己阻扰查账

方励之等十二人的声明指出：“‘中国人权’的内部运作也违反了章程，越来越缺乏透明性。其行政负责人凌驾于执行委员会之上，执行委员会凌驾于理事会之上，理事会失去了监督权。行政人员利用职权，为追究责任设置重重障碍。”秘书童屹在调查“人道援助基金”的过程中，遇到罕见的阻力和污辱。司库Scott Greathead害怕真相暴露，频频给童屹女士施加压力，要她中止调查。执行主任Sharon Hom（谭竟嫦）也一再声称“调查毫无必要”。２００５年１月７日理事会议上，Scott Greathead在童屹汇报“人道援助基金”的查账结果时竭力加以阻止，并污蔑童屹针对刘青“搞麦卡锡主义”。苏晓康和丛苏两位理事要求Scott Greathead向童屹道歉，遭到无理拒绝。由于刘青等人的百般阻扰，会议对颇有争议的各种问题都不作结论。Sharon Hom等人还玩弄程序上的阴谋手段，封杀了众多理事罢免刘青的议案，造成“中国人权”组织分裂。

王丹向记者说：“我曾经多次询问关于给国内的人道捐款的去向，但是主管人员都以保密为由不予告知。这让我很担心没有受到监督的捐款是否可以被清白使用。”每年总额十万美元的“人道援助基金”完全由刘青个人掌控，为贪污和分赃打开了方便之门。Perry Link（林培瑞）理事也抨击“中国人权”在财务管理上不透明，他说：“（现在的问题是）主席对执行委员会保密，执行委员会对理事会保密，管理层还要监视理事会，找出谁可能泄露秘密—-这非常象中国共产党的做法。‘选举’也是一样—-提名委员会向理事会提出名单，理事会三十分钟就要通过或否决，候选人在事前没有公布，也没有经过讨论。主席的继任问题也是这样，由主席自己建议两年的过渡期，让主席来考察他自己的继任人是否合格。复杂而难懂的预算在提出后必须立即通过，否则‘第二天组织就会停摆’。”

最引起理事会争议的是主席刘青、司库Scott Greathead、理事胡平和韩东方还干起了“挖墙脚”的勾当，勾结李进进、唐柏桥、周封锁等人在“中国人权”总部楼下设立一个叫作“公民议政”机构的办公室—-它名义上是一个反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组织，而实际上则纯粹是为刘青从“中国人权”偷偷往外转账而预备的皮包。这个分赃的环节完全由刘青所操控，他自任“公民议政”的主席。刘青一方面不断在“中国人权”内部清洗异己，一方面又将李进进以及在韩东方的“劳工通讯”任职的Robin Munro拉进理事会，将与之狼狈为奸的胡平提为执委，委以实权。王丹气愤地指出：“‘中国人权’组织近年来吸收了一些所谓的民运人士参与工作，其中有几个人，我深知他们的人格是不值得信任的，也深知他们的个人私心，我曾经当面向负责人表示过质疑，但是也不被采纳。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意与那些我无法接受的人共事，因此只有选择离开。”

▲ 人权幌子招摇撞骗

苏晓康理事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权’已经被一个利益集团所控制，掌控者一再按照他们的需要任意违反章程，使我们无法在内部运用理性、按照原则和合乎程序地解决问题。”这个“利益集团”手里拿着一叠中国在押政治犯的名单，又将方励之、刘宾雁、苏晓康等几个著名异议人士以及王丹、李录等几个“六四”学运领袖作为招牌，以募捐筹款为名四处招摇撞骗，为自己捞取名利，在美国过着奢侈糜烂、挥霍无度的生活。他们狡猾地把政治犯的个案摆在美、中两国的外交纷争之间，为双方讨价还价作幌子，配合北京当局玩弄“捉放曹”戏法，而实际上美国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便宜。为了不断打出“人权牌”，他们需要不断有人坐牢，然后进行舆论炒作，这种奇特的行业通常被称作“吃人血馒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群附在中国政治犯身上的吸血鬼，而刘青、Sharon Hom和Scott Greathead是这类吸血鬼当中最贪婪和凶恶的—-他们对“政治犯”、“良心犯”的利用和压榨，几乎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

“中国人权”理事会章程规定，每三年要换届选举主席，但刘青未经选举而占据主席之职达十三年。他结党营私，架空理事会的权力，为追究贪渎设置屏障。面对震耳欲聋的罢免呼声，刘青又给自己订了两年的“过渡期”，指定李进进预备接班。此前李进进一直在纽约华人社区经营政治庇护生意，与刘青原本就有利益交易。刘青曾经打算将另一名政治庇护业主潘绮玲拉入理事会，后来放弃。潘与刘也有长期的利益交易，刘的女儿（非亲生）一直从潘的办公室（11 East Broadway, 5 Floor, NY 10038）领取工资，却并不在那里上班，这和中国现今一些腐败官员的做法一样。刘青虽然掌管“中国人权”机构，却毫无人权理念，对办公室管理主任玮琳女士肆意猥亵和侮辱人格，侵犯她的劳工权益；还对前任理事王丹的同性恋私生活横加指责和辱骂；此外，民运人士张林的妹妹也曾向高光俊先生哭诉她遭受过刘青非礼。事后刘青总是拒不道歉，而设法以报酬换取对方保密。

心胸狭隘的刘青还经常不断挑起事端，对许多民运人士进行诋毁攻击，加剧了海外民运的分崩离析。居住在瑞典的莫莉女士几年前曾致函“中国人权”理事会，指出刘青“拉帮结派，自立山头，相互敌对”的问题，对此，Perry Link（林培瑞）也深有同感。他感叹道：“一个领袖把团体变成他个人的派系，敌视其他团体的领袖，结果使得为了共同理想参加团体的其他人全部离开。直到现在我才了解到，‘中国人权’内部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既然“中国人权”这个机构如今已无可救药，笔者认为，不如把所有辞职的理事都召集起来，成立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人权团体，并邀请那些曾经在创建过人权团体的知名人士一同合作参与—-这些人包括受刘青敌视和排斥的任畹町（“中国人权同盟”）、马少华（“保卫人权联合行动”）、吴弘达（“中国劳改基金会”）、杨周（“上海人权协会”）、鲍戈（“人权呼声”全国委员会）、卢四清（“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徐文立（“中国人权观察”）等，使人权成为大家共同的事业，齐心协力推动中国国内方兴未艾的民间维权运动。

蔡济泉
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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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在本土及海外创立人权组织的情况资料：

“中国人权同盟”（任畹町，１９７９年，北京）
“中国人权”理事会（傅新元，１９８９年，纽约）
“上海人权协会”（杨周，１９９１年，上海）
“保卫人权联合行动”（马少华，１９９２年，西安）
“中国劳改基金会”（吴弘达，１９９２年，华盛顿）
“人权呼声”全国委员会（鲍戈，１９９４年，上海）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卢四清，１９９５年，香港）
“中国人权观察”（秦永敏，１９９８年，武汉）
“中国大赦”（张先樑，２０００年，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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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２００４年“中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名单：

方励之（中方共同主席，执委）、Robert Bernstein（美方共同主席，执委）、William Bernstein、Joseph Berman、Gregory Carr、郑心元、Scott Greathead（司库，执委）、郭罗基、韩东方、Sharon Hom（执行主任，执委）、胡平、Robert James、Harold Hongju Koh、Cheuk Kwan、Joel Lebowitz、Torbjorn Loden、李录、李晓蓉（执委）、Perry Link、刘宾雁、刘青（主席，执委）、Paul Martin、Andrew Nathan（执委）、Jim Ottaway、Nina Rosenwald、阮铭、Orville Shell、苏晓康、Anne Thurston、童屹（秘书，执委）、丛苏、王渝（执委）、Albert Waxman、Megan Wiese、萧强（执委）、张伟国。

名誉理事（无表决权）名单：

柏杨、张湘湘、Marie Holzman、黄默、林牧、陆铿、Robin Munro、王丹。

▲ ２００５年“中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名单：

Robert Bernstein（共同主席，执委）、William Bernstein、Scott Greathead（司库，执委）、韩东方、Sharon Hom（执行主任，执委）、Harold Hongju Koh、Cheuk Kwan、李录、刘青（主席，执委）、Christine Loh、Andrew Nathan（执委）、Jim Ottaway（执委）、Megan Wiese、胡平（执委）、李进进、Robin Munro。

名誉理事（无表决权）名单：

柏杨、张湘湘、Marie Holzman、陆铿、Joel Birman、joel Libowitz、Torbjorn Loden、Paul Martin、阮铭、Anne Thurston。

▲ “中国人权”理事会联络方式：

Tel：1-212-2394495
Fax：1-212-2392561
E-mail: hrichina@igc.org
350 Fifth Ave, Suite 3309, New York , NY 10118 , USA

▲ 刘青联络方式：

Tel: 1-718-4594832
E-mail: phu1@nyc.rr.com (Wang Ai)
63-84 Saunders Street，2K，Rego Park，NY 11374

▲ 十二位发表声明揭露“中国人权”黑幕的前任理事的联络方式：

方励之 fanglz@physic.arizona.edu
郭罗基 gluoji@hotmail.com
黄默 mab@webmail.scu.edu.tw
李晓蓉 lix@umd.edu
Perry Link（林培瑞） eplink@princeton.edu
刘宾雁 zhlby@comcast.net
苏晓康 xiaokangsu@comcast.net
丛苏 Dweis39595@aol.com
王丹 dan@fas.harvard.edu
王渝 sunyphil@optonline.net
张伟国 zwg35@yahoo.com
郑心元 hsinyuancheng@hotmail.com

▲ 上述十二人之外因不满刘青而先后辞职的理事：

林牧、于浩成、萧强、Jim Seymour、Sophia Woodman、童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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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台湾“陆委会”联络方式：
Tel：886-2-23975589
Fax：886-2-23975285
E-mail: macst@mac.gov.tw

▲ 台湾“国安局”联络方式：
台北市邮政信箱28-165附7号“公共关系室”

▲ 台湾“军情局”联络方式：
E-mail: tmib@mnd.gov.tw

▲ “台湾民主基金会”联络方式：
Fax：886-2-27081128
886-2-27081148
E-mail: tdq@taiwandemocracy.org.tw
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三段147巷17弄4号

▲ “台独联盟”联络方式：
Fax：886-2-23563542
E-mail: wufidata@wufi.org.tw

朋友老穆发来芦笛的新作：《只有中国能够救野蛮资本主义》。题目很吓人，读起来有些吃力，通篇使用的概念模糊交叉，借毛泽东的说法，是“用钝刀子割肉”。例如作者说：“（请注意，这儿说的‘革命’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和平改造）。”无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还是孙中山，所言之“革命”都是暴力行动，就连标榜“文化”的那场“大革命”，用老毛的评判也成“全面内战”。把“和平改造”搅合到“革命”里来，那么何以诠释“改良”？又如：“社会主义政策（不是指公有制）”，那么该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政策”了，如何定义？还有“啃啬无底”、“力薄儒”，所幸尚附了英文单词，否则不知它们属于哪路神仙。但，conservatives具有相对性，宗教的、西方的保守派姑且不论，中国的保守派亦有康有为式、慈禧式乃至司马光式。若到近几十年，相对于改革开放而言，保守派的帽子似乎已属于毛左。尽管写得云山雾海很难看出其真谛，但作为受尊敬的思想者老芦，其文章的本意是需要认真揣摩一下的。读过几遍之后，窃以为似乎明白了些，那些所见略同的意思不赘言，这里只说不甚赞同的意见。

先谈老芦本文的核心意思：“出国后，我对西方文明社会的实际发展史与现在的运作方式有了点肤浅认识，这才意识到，作为生产方式，社会主义没有可行性；但作为经济政策，它是对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调节机制。一个稳定的文明社会，必须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驱动引擎，以社会主义政策（不是指公有制）作为刹车，也就是以‘利’作为社会发展动力，以‘义’缓和社会矛盾。平时是‘利大义’，但社会矛盾严重时则实行‘义大利’。一个长治久安的正常社会，既不能缺少资本家的乏走狗，也不能少了劫富济贫的罗宾汉。后者的存在，不是一个简单的道义需要，同样有着功利效用。它不但能防止社会矛盾在积累为爆炸性危机前即能及时化解之，而且通过基本的公民福利保障，为内需设定了一个最低安全线，使得30年代那种使得国民经济彻底崩溃的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永不再现。”

“网络汉奸”频现中国互联网 美国扶持

　　掌控互联网对美国有重要战略意义：拦截信息，搜集情报；快速广泛传播美国声音掌握话语权和舆论主动权；输出美国价值观；支持“颜色革命”；扶持所谓“敌对”国家和“看不顺眼”国家的反对派，干涉他国内政，扩展美国势力范围；战时先发制人，干扰对方通讯和指挥系统。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曾经说，Twitter等社交媒体网络是美国“极为重要的战略资产”因为“这些新科技让“独裁政府”难以控制信息。”一名美国前情报官员谈到通过互联网输送美国价值观时说，这比派特工到目标国或在目标国培养认同美国价值观的当地代理人更容易。2009年6月，美国政府以妨碍互联网自由和信息流动自由为由对我“绿坝”软件提出异议并施压恐怕也与其向中国的渗透意图有关。

　　据香港某传媒称，美国情报机构每年出资数千万美元资助“网络汉奸”对中国网民进行思想渗透、策反。他们出没于各大中文论坛、门户网站。“哲瓦在线”是由美国官方机构和海外“藏独”组织合作进行的秘密项目。“哲瓦在线”任务是，利用互联网对中国网民进行煽动、蛊惑、渗透、策反，制造谣言引发动乱并搜集中国情报。一名曾在“哲瓦在线”工作的藏族青年醒悟后揭露说，这个组织就是一个听命于美国的网络间谍机构，拿美国人的钱，受美国人监督，并为美国人服务。香港大公报发表的《防美日网间舆论扰华》一文称，经常在网上发表敏感文章的人背景不简单，他们受雇于美日间谍机构。

环球时报
2010-01-22
http://news.creaders.net/headline/newsViewer.php?nid=418555&id=956443&dcid=13

藏独网站“哲瓦在线”再向美机构要钱

　　“哲瓦在线”是达赖集团一个重要的网络渗透和特务组织，在被《环球时报》揭破行动实质后，原先的美国出资方不得不终止与该项目的合作。《环球时报》驻美国记者近日了解到，“哲瓦在线交流”项目的法人代表土登桑珠在4月20日又向“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申请经费，试图继续“哲瓦在线”的网上“藏独”活动。这一所谓的“人权沟通”项目已进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审核程序，6月19日，该基金会董事会将最后投票决定是否同意“哲瓦在线”的经费申请。

　　《环球时报》3月27日刊登了《“藏独”设网络陷阱搞策反》一文，以从某些当事人和可靠信源处了解到的事实报道了“哲瓦在线”的所作所为，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用网络特务手段在中国境内，特别是藏区进行勾连策反和情报收集的组织，目的是在中国国内发展“藏独”力量，煽动闹事。文章发表后国内外多家媒体转载、引用，一时间(‘哲瓦在线”在境外与西藏问题相关的人群中成为一个热点。从2006年5月起就一直对“瓦在线”进行资金支持的美国国际广播局为避免麻烦，与达赖集团重要成员土登桑珠在加拿大建立的“桑珠咨询公司”协商解除了合同。《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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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2009年12月23日在《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一文中，称“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并称赞北京监狱为罪犯们“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尽管刘晓波声明“没有敌人”，但他主张要必须让中国沦为“殖民地三百年”的一贯立场，却是与十三亿中国人民为敌。

原文如下：

众所周知，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始于放弃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方针。转而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放弃“斗争哲学”的过程也是逐步淡化敌人意识、消除仇恨心理的过程，是一个挤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过程。正是这一进程，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为不同利益不同价值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柔软的人性土壤，从而为国人的创造力之迸发和爱心之恢复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励。可以说，对外放弃“反帝反修”，对内放弃“阶级斗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持续至今的基本前提。经济走向市场，文化趋于多元，秩序逐渐法治，皆受益于“敌人意识”的淡化。即使在进步最为缓慢的政治领域，敌人意识的淡化也让政权对社会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扩大的包容性，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对八九运动的定性也由“动暴乱”改为“政治风波”。敌人意识的淡化让政权逐步接受了人权的普世性，1998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做出签署联合国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承诺，标志着中国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与此同时，现政权又提出“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桥）呆过，与十几年前半步桥时的北看相比，现在的北看，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北看首创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将柔性化的管理落实到管教们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在“温馨广播”、“悔悟”杂志、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中，这种管理，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激发了他们维持监室秩序和反对牢头狱霸的自觉性，不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也极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员的诉讼环境和心态，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

http://city.udn.com/64096/3812268

剥光刘晓波的画皮

第一，刘晓波早在19988年就公然宣称：中国必须重新沦为西方殖民地，而且“三百年殖民地还嫌不够”。这充分暴露了他的汉奸真面目。凡我中华爱国同胞，无人不对这种民族败类恨之入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第二，刘晓波其实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零八宪章”的所有内容无非是对1993年秦永敏、周国强等人的“和平宪章”和1994年鲍戈、杨周等人的“中国国家和社会民主化政纲十九条”的抄袭而已。

第三，刘晓波跳出来闹事，是为了从境外反华机构换取金钱报酬。美国的“基金会”或台湾的“基金会”都有严格的规定，凡不符合他们战略意图的项目不可能获得资助，各项开支实行“逐项审核”。

第四，刘晓波是民运事业的破坏者，长期贪污经费，争权夺利，结党营私。中共这次对他轻判十一年有期徒刑，是为了三年后以保外就医名义送到美国去搞乱海外民运组织，进一步推动内斗。

http://bbs.omnitalk.org/politics/messages/41942.html

刘晓波的名言

那天有人问刘晓波，搞“零八宪章”跟刘失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头衔有没有关系，刘说：“能没有关系嘛？我今年才五十多岁，钱还没挣够呢。以前国内这些人往《民主中国》发文章，得经过我这关，多少能弄点，美国人也重视。现在会长也没了，被边缘化了，我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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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光刘晓波的画皮

第一，刘晓波早在19988年就公然宣称：中国必须重新沦为西方殖民地，而且“三百年殖民地还嫌不够”。这充分暴露了他的汉奸真面目。凡我中华爱国同胞，无人不对这种民族败类恨之入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第二，刘晓波其实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零八宪章”的所有内容无非是对1993年秦永敏、周国强等人的“和平宪章”和1994年鲍戈、杨周等人的“中国国家和社会民主化政纲十九条”的抄袭而已。

第三，刘晓波跳出来闹事，是为了从境外反华机构换取金钱报酬。美国的“基金会”或台湾的“基金会”都有严格的规定，凡不符合他们战略意图的项目不可能获得资助，各项开支实行“逐项审核”。

第四，刘晓波是民运事业的破坏者，长期贪污经费，争权夺利，结党营私。中共这次对他轻判十一年有期徒刑，是为了三年后以保外就医名义送到美国去搞乱海外民运组织，进一步推动内斗。

http://bbs.omnitalk.org/politics/messages/41942.html

刘晓波的名言

那天有人问刘晓波，搞“零八宪章”跟刘失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头衔有没有关系，刘说：“能没有关系嘛？我今年才五十多岁，钱还没挣够呢。以前国内这些人往《民主中国》发文章，得经过我这关，多少能弄点，美国人也重视。现在会长也没了，被边缘化了，我再不弄点动静，就彻底被边缘化了。美国人很现实的，他们很快会扶植其他人‘上位’的。”

“有人问我，说你推行民主，还当了两届笔会会长，笔会内部实现民主了吗？告诉你，你还真别到外面说去。什么民主，都他妈扯淡，笔会也是“一言堂”。刘宾雁就那样，我为什么不？不一言堂，给多少美金都不够分的。但是这面上的事，还得谨慎些，做个样子。美国佬也知道，但没有办法啊，谁让我的地位高呢，别人比不了！”

“你也别问我了，我实话跟你说吧，我白天睡觉，晚上看球，时不时写两篇文章，赚的都是美金。我说了：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这年头，有钱才是硬道理，没钱都他妈是傻子。什么主义，都是蒙人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我笔会会长没了，你知道我损失多大吗？说了怕吓到你，不提了。”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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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owball5212.blog.hexun.com/28196221_d.html

王希哲揭穿纽约伪“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筹委会”骗局
中国民主党有人在大陆坐牢
纽约的特务们骗子们就想“摘桃子”吃“人血馒头”

为了吃中国大陆政治犯的“人血馒头”，骗取美国及台湾某些机构的经费，以及抢夺美国的“政治庇护”市场，王军涛纠集了刘念春、李进进、孙延、宋书元、吕京花、李建伟、沈源、谢维勤、易改、Jane刘、赵鑫、傅申平、傅申奇、魏泉宝、沙瑞国、金岩、吴江、王书君、王传忠、杨小炎、郭保胜、高光俊、刘泰、穆文斌、熊焱等几个跟中国民主党并无渊源的形迹可疑的“朋友”，2009年11月28日于纽约自称成立了所谓的“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海外预备组”，立即引起海内外民运人士的严词谴责。

针对网上舆论认为王军涛等人是“摘桃子”（即窃取名利）的说法，王希哲指出：“这个‘桃子’在海外，是海外以民主党名义作生意为他人办政治庇护赚钱。这笔生意，以纽约最兴隆。今天‘纽约的朋友’们那么热衷‘全国委员会’，明知国内今天根本没有公开的‘委员’条件，也非搞不可，恐怕其背后的利益冲动，就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名堂，足以占领全美国政治庇护生意制高点，不但赋予了自己开政治庇护证明的最高合法性，也便于剥夺‘纽约朋友’已眼红垂涎多时的王军们生意的合法性及其地盘，借以垄断全美政庇市场。”

有人批评徐文立1998年自称要在北京举行“中国民主党一大”的做法也是“摘桃子”（窃取名利），王希哲则进行了解释，并直指王军涛等人“处处突出他们的特权”（即“摘桃子”）。王希哲写道：“1998年徐文立犯的错误，是北京哥们出于地缘很自然会常犯的‘北京当然领导一切’的骄傲自大的错误。那时哪有‘桃子’？只有风险和责任担当，事实徐文立也再次付出牺牲担当了。即便你把这‘桃子’解释为虚荣，任畹町和希哲指出了，这桃树（民主党）的全国组织基础，也是北京徐文立等为主奠基的，而不是浙江奠基的，认为这点‘虚荣’和持续的操作中心应该归北京，也是自然。徐文立只是忘了，民主党之所以是民主党，它是不能承认任何人优于他人的特权的，你是北京也好，‘奠基人’也好，‘创党人’也好，都没有任何特权，在程序的基础上全党人人平等。今天的王有才，王军涛们恰恰又是忘记了这点，处处突出他们的特权，突出‘纽约特权’。”

王希哲原文如下：

关于吕洪来，“摘桃子”,与“北京一大”等的几点说明
—–答“鄙视北京混混 ”先生

王希哲

谢谢先生肯定老王，但认为老王还“不够公正”。先生这里唯一提出老王“不够公正 ”的例证是：

“对（徐文立）搞“全委会”，你老王可以批评，他老任可以批评，为何吕洪来老兄不可以批评？老吕一批评，老王就要批评“批评”。这一点不对，双重标准，你老王说话不够公正，就不公正在这一点，”

敬答：
凡是错误的，老王一律赞成批评，不管他是谁，不会“双重标准”。请先生把老王批评吕洪来对徐文立批评的文字根据，拿出来看看，好吗？

老王过去从未对吕洪来有什么不好的印象。对吕不好的印象开始，绝不是他什么批评徐文立，而是他先让他XX离队（记得是旅游）滞留澳大利亚，要希哲为她提供政治庇护证明，后又让他XXX滞留澳大利亚，又要希哲为他提供政治庇护证明，最后是自己跑到泰国，号称自己是京津党部什么重要角色，然后，
还是要希哲、方圆等（有没有要文立，记不清）为他提供证明。

希哲最烦这个。十几年一直不断地有人（包括彭明）姐姐、妹妹、大姑妈、小姨子的，拉家带口跑到泰国或什么地方，就声称自己国内是民运或民主党重要角色，要你不断的，没完没了的为他一家子提供庇护证明和经济帮助，人事帮助。那些“庇护证明”还都得往严重里说，实际成了伪证，但你又没有办法，稍有怠慢，照顾不周，他就翻脸骂你，甚至马上投到你的对手势力那边帮着他们造谣你，污蔑你。还例如严正学，你为他写了证明，他到时还可以说不是，要你再写不是的证明。

后来老王干脆在联总立下规矩，民主党不是收容站，救济所，福利会。国内一切确因政治组织活动而面临直接迫害威胁的，逃亡海外，联总应该负责帮助一切，凡是国内故意在政治上虚晃一枪，甚至虚晃一枪都没有就跑到海外，甚至拉家带口跑到海外，声称自己国内如何如何，要求庇护的，请他们自己作为一般非法移民自行处理一切，海外组织也可以适当帮助，但没有义务。

吕洪来先XX后XXX再自己一X来海外，也带着这样的特色。他到了泰国，才说他当年在京津党部如何重要，为什么1998-99年在北京天津没有表现出来给我们看看重要？他当时做了什么，为什么那时负责协调国内民主党组党全盘的老王，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听他说过？

徐文立那时的片面“一大全代会”错误，吕洪来批评了吗？是怎么批评的？吕洪来主张什么？能不能现在拿出来（历史文件）给大家看看？那时海外谁听说过吕洪来在组党活动中的表现？这一切都是吕洪来跑到了泰国，才高调说的。于是与徐文立等发生了争执。这些争论都是他们当时的“内幕”。我们不关心内幕，因为外人不好说相信谁不相信谁，我们只关心1998-99年，吕洪来和他的XXX,XX在北京天津究竟为民主党组党和建设做了那些人们能够看到的事情！

还有“摘桃子”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民主党不说1998年，直到十一年后今天，国内也没有什么“桃子”。唯一的“桃子”在海外，是海外以民主党名义作生意为他人办政治庇护赚钱。这笔生意，以纽约最兴隆。今天“纽约的朋友”们那么热衷“全国委员会”，明知国内今天根本没有公开的“委员”条件，也非搞不可，恐怕其背后的利益冲动，就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名堂，足以占领全美国政治庇护生意制高点，不但赋予了自己开政治庇护证明的最高合法性，也便于剥夺“纽约朋友”已眼红垂涎多时的王军们生意的合法性及其地盘，借以垄断全美政庇市场。也许王军涛不是？

1998年徐文立犯的错误，是北京哥们出于地缘很自然会常犯的“北京当然领导一切”的骄傲自大的错误。那时哪有“桃子”？只有风险和责任担当，事实徐文立也再次付出牺牲担当了。即便你把这“桃子”解释为虚荣，任畹町和希哲指出了，这桃树（民主党）的全国组织基础，也是北京徐文立等为主奠基的，而不是浙江奠基的，认为这点“虚荣”和持续的操作中心应该归北京，也是自然。徐文立只是忘了，民主党之所以是民主党，它是不能承认任何人优于他人的特权的，你是北京也好，“奠基人”也好，“创党人”也好，都没有任何特权，在程序的基础上全党人人平等。今天的王有才，王军涛们恰恰又是忘记了这点，处处突出他们的特权，突出“纽约特权”。

有人问，“为什么1998年11月前，徐文立不号召组党呢？”

这是因为1997年末，希哲在王军涛、刘晓竹等的支持下，联络北京徐文立、任畹町们，请他们牵头，利用新兴的互联网，把全国1979-1989被打散的民运力量重新聚拢起来，组织起来，公开的方针是“广交友，不结社”，私下的目标是，配合中国对联合国人权公约的签署向突破组织独立工会发展，已经做了不
少工作（请看那时希哲在海外世界日报登了多少支持国内工人运动和组织独立工会的广告）。但炳章激进，闯关号召组党，6月浙江发难组党，实际打断了更符合当时实际条件的首先突破独立工会的运作进程（要说“左倾路线造成损失”，“组党”这就是首先的左倾路线）。所以，波士顿会议前，希哲还一再
向浙江建议是不是向官方提出，以释放王有才为交换条件，与官方各退一步，同意不组党，“退党为社”？但浙江和炳章坚持组党不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才作出了策动全国各省市组党响应浙江的决议，但利用的，是北京徐文立等已经打下的基础。换了任何一个人，你心里会怎么想？人家总要有个转的过程，不会海外一变马上听令吧？后来还是跟上了。我估计，徐文立这样想：“既然你们海外转变了方针，从准备独立工会到策动组党了，那么，也还是由我来牵头领导吧！”于是，那个北京片面的“一大筹备会”就出来了。问题其实就出在这里，责任在海外与北京沟通不够，而不是什么徐文立“摘桃子”。

敬答。谢谢。

王希哲
2009年11月29日
xz7793@yahoo.com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22010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22098

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公告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国内外）自今日起，统一更名为：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只能是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产物。在全国各省或大多数省份成立民主党组织后，每省选出代表，出席公开、合法召开的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再选举出它的中央机构—-全国委员会。

1998年6 月开始的最近一波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是在上半年全国“空中民主墙”的基础上展开的。它继承了1979年民主墙运动、1989年民主运动以来历次组党尝试的实践和志向，从1998年冬开始，就为成功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奋斗不息，并尝试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见附件）。但是，中共在中国严酷的专制统治，使得中国民主党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一直未能如愿。

显然，各省市民主党组织委派正式代表公开、合法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理想路线，在当时走不通。这时，北京查建国、高洪明等同仁毅然决定，先团结一部分愿意先行走到一起来的省市立即成立联合总部，形成坚强核心，逐步扩大，最后达到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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