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May, 2004

zt访 萧 瑶 于 南 宁

Monday, May 31st, 2004

(马来西亚)黄玉奎
久 别 西 湖 畔, 今 逢 贵 境 边。 欢 谈 敲 韵 事, 痛 斥 造 谣 言。
五 扎 还 嫌 少, 三 更 犹 未 酣。 今 宵 离 别 后, 再 见 又 何 年。
2004、5
扎,啤酒一小樽为一扎。

zt访 萧 瑶 于 南 宁

Monday, May 31st, 2004

(马来西亚)黄玉奎
久 别 西 湖 畔, 今 逢 贵 境 边。 欢 谈 敲 韵 事, 痛 斥 造 谣 言。
五 扎 还 嫌 少, 三 更 犹 未 酣。 今 宵 离 别 后, 再 见 又 何 年。
2004、5
扎,啤酒一小樽为一扎。

然然,如果你还是上不了贴,请给我来信,我帮你改密码

Sunday, May 30th, 2004

答战争与和平先生

Sunday, May 30th, 2004

非常感谢先生的建议。我们现在也在作这样的努力。如果有了什么进展,一定跟大家汇报一下。
至于删除您的帖子,我个人认为不必。你的IP和笔名我们都会保密,而且这些都无法跟你的真实身份挂钩。当然如果斑竹有时间,也可以尽量操作一下。http://216.128.67.133:4040/ShowTopic.asp?ID=472892

答鲁肃和云儿

Sunday, May 30th, 2004

1) 首先再次澄清一点:只有在文章后面署名“海纳百川俱乐部主席”的文章,才代表坛方立场。其他情况,一律只代表老狼个人立场。比如董事会中,老芦就并不同意老狼的观点并且提出了委婉的驳斥(其实不必委婉,老狼不是动不得的人,欢迎任何批评)。
2) 这里最重要的是海纳百川论坛的定位,就是一个社会模拟实验室和思想交锋的战场。所以,民主政务(坛务)就不但是执政当局(政府、坛方)的事情,而且是参与各方(各种利益集团)的事情。坛方已经把司法权出让给网友,那么网友显然就对坛务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象丁林先生那样的人,连首席斑竹都对他执弟子礼,其影响论坛立法司法的力量当然也远超于一般网友。同样,其他的民主人士有自己的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他们决不会对于坛务毫无影响力。
中国的政治改革既然不但取决于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同样取决于各利益集团。如果民间的利益集团自己根本就不信奉妥协退让,不容忍异见,不在规则下公开公平地跟其他集团和执政当局争鸣共存,进行良性互动,而是动辄付诸不共戴天的对抗性行动,那么中国的政治改革根本就不会有任何希望。在这么一个模拟社会的条件下,我们对极力鼓吹中国实施民主和提倡言论自由的民主人士们自身的作为提出尖锐的批评。舍此我们的争论没有任何交集。
来去自由是网友的权利。但是他们既然主张民主和言论自由,但是自己对不同的言论这么缺乏容忍度,批评他们也是我们的权利。我说了,海纳百川是个实验室。如果在海纳百川这样的环境都无法生存,那么民主斗士们如何在中国的社会生态中生存?试想中国真的开放了言论自由,其中肯定有很多让他们感到不快的言论,他们也能这样采取自我放逐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吗?你不觉得很可笑吗?如果是他们当权呢?比如这个论坛是他们的?他们还会仅仅以自裁了断而不会使用手中的权力来使对方闭嘴吗?民主人士的素质如此,你对中国民主的前途难道不感到不寒而栗吗?
3) 我们已经有宽严不同的论坛,就是罕见和众议院,斑竹可以把与观点之争无涉的帖子移众议院。加上以隔离令来隔离人身打斗,还有网友法庭的最高权威仲裁,我相信我们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握了论坛的宽严尺度。民主人士们如果对某种帖子感到不快,可以痛斥,可以要求删贴。如果斑竹不从,可以向网友法庭起诉。他们不向网友法庭起诉而采取自裁的方式,就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民主。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还要极力提倡,这让别人怎么看待这些民主人士呢?

暴力时代

Sunday, May 30th, 2004

枭鸣天下之四二六:
八九之后,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国治安严重恶化,形形色色的暴力事件呈急遽上升之势,其中尤以社会暴力为盛。暴力维权、暴力反抗、暴力复仇、暴力宣泄…,非理性的暴力行径成了人们维护权益、抗争强权、宣泄不满的常态选择。类似杨新海杀67人、黄勇杀17人,马加爵杀4名同学等令人毛骨悚然的重大恶性血案,在各地在所多有,层出不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只是因官方强力封锁或淡化处理,不象扬新海、黄勇、马加爵等案那么天下轰动而已。据《新华每日电讯》3月27日报道,记者在河北采访时发现,许多地方频发暴力伤害村干部案件,甚至干部一家被反锁家门活活烧死。
暴力按领域的差异可分为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社会暴力、娱乐圈足球圈文化圈暴力,等等。社会暴力按暴力指向的不同,可分为定向型和发散型,按性质又可分为正义(相对而言)和非正义。暴力的起因因个案的不同而异。弱者的定向型暴力往往带有一定程度的正义性,或为了维权,或为了反腐,或为了抗恶,或为了复仇,是现实中恶的猖獗引起的以牙还牙、血债血偿、以毒攻毒、以暴抗暴的行为,其总体倾向是积极的,是正对邪、善向恶、弱对强、好人向坏人、有理一方向无理一方的恶性抗争,对正义的张扬对凶暴的惩戒,有着鲜明突出的伦理价值取向。这种暴力行为直接反映了政治的黑暗反动、社会的丑恶不平,强烈凸显了官僚的腐败、法制的昏昧、制度的落后。
因受益阳市交通规费征稽处直属二所不公正对待而点火烧车自焚要与其领导同归于尽的卓跃飞,因受枉判而持刀将一审的主审法官刺为重伤的徐勇鹏,对贪污行贿的村干部大开杀戒的胡文海(上述案件《南方周末》都报道过),还有暴力抗税殴打执法人员的村民,讨不到工钱而绑架老板纵火烧厂的民工,等等,都属定向报复、不乏正当性的暴力。对此类暴力,我持同情和赞赏的态度。在强盗社会,无法可依,个人行为的行侠仗义、以恶制恶,是维护正义和道德的主要办法;一个法治极不健全或者口头上法治、实质上人治的强权社会,个人以恶制恶的行为,作为法律的补充力量和辅助手段,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不可讳言,任何见义勇为和正当防卫之外的暴力行为都有一定的负作用和负面性,纵然合情合理但绝难合法,而且许多具体暴力的指向、性质极其模糊,动机与后果是不一致的。如草莽英雄胡文海以杀止腐、以恶制恶,但报复过火杀戳过度了,而且对妇女儿童下手,正义中有不义,正气中杂野蛮;又如多年前广东一名女工因不堪厂方凌辱纵火焚烧工厂,结果老板平安无事,几十名女工却葬身火海。但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代价。无论如何,一个社会,有暴力有杀气有一股不畏强暴的精神力量,总比遍地犬儒死气沉沉好。
至于一言不合、拔刀相向、劫财劫色、绑架勒索的暴力,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或以小欺小、以弱凌弱的暴力,则是绝对非正义的,特别是无特定目标的发散型暴力,为了发泄仇恨报复社会而将报复的矛头指向底层无辜群众,是针对弱者、针对平民、针对学生的恐怖主义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特别大,后果特别严重。杨新海、黄勇、马加爵的恐怖杀戳,还有各地针对学生或市民的投毒案,就属于“以弱虐弱”的邪恶暴力。
社会暴力成因多元,错综复杂,有经济、情感、心理、人格、道德、教育、价值观、家庭环境方面的因素,有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马列教倡导的阶级斗争哲学,毛泽东鼓吹的革命理论等,都属于一种暴力教育、仇恨教育,中共政权长期以来缺少对于生命的尊重和关爱),贫困落后、分配不公、官僚腐败、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国家滥用暴力、个人对政府对前途的绝望等,都可以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官方媒体对各种暴力事件的内在因果避而不提,总是用个体理由来解释,作案者不是“变态”就是“疯子”。其实识者皆知,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唯我独多”,最主要的原因无疑要归结到政治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暴政,哪里就有暴民。多数社会暴力是弱势群体在受尽剥削压迫和凌辱之后最后的抗争宣泄。暴民暴行、社会暴力是国家暴力、政治暴力的产品。
“伟光正”、“三代表”可谓“恩施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余”。二十多年来,多少农民不堪苛税杂费的重负,多少工人一生奉献而病不能医老无所养,多少人因上访上诉而被打被抓被劳教乃至判刑,多少人因不堪欺压凌辱而自杀自焚自寻绝路,多少人性因矿难毒药、塌楼塌桥、翻船翻车而狗一样死去,多少人因信仰问题、思想问题而身陷监牢…,大多数民众的生活、工作、医疗、生命都得不到起码的保障。 “稳定”压倒一切,不但压倒民众对正义真理和民主自由的追求,而且压倒了良知、人,压倒了民众的呻吟、苦难和血泪,压倒了法律最起码的公平公正。
法律的使命是有系统地反对恶,并规定恶的表现限度,强制性地矫正不道德的方式,是一种政府行为的“以恶制恶”,从反面表明道德的立场。而今维护道义根基、生存环境,维系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的最后的天平—-法律也极其势利地向权贵阶级倾斜了,有权有钱有头有脸者犯了罪,往往能逃脱法网、长期作恶或从轻发落,弱势群体则被“从重从严地严打”。而且,本来就严重不公的法律规定的上访上诉等权利也大都无法兑现。人民首先当然要依法办事,但法律靠不住甚至成了为非作歹的工具的时侯,求助于恶的武力和暴力,也是情有可原,理所必然。
不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得不到维护,世界普适的人权得不到维护,连作为一个消费者的权益也得不到有效维护,投诉没有用,鉴定靠黑箱操作,告状申冤要金钱铺路。多少消费者常年为伪劣商品房、医疗纠纷、产品质量事故奔波,少数消费者通过正常途径历尽艰辛费尽时间、金钱和精力维护了权益,也是得不偿失。于是,消费者常常被迫采取打医生、抢(占)飞机、砸汽车、闹房展等等各种恐怖血腥的暴行来维权。
通过无所顾忌的国家暴力和无穷无尽的谎言欺骗联合营造的稳定的表象下,积蓄着、汹湧着巨大深广的民愤。正如李自成攻入北京前的《檄谕官绅士民书》中写道:“公候均食肉纨袴而倚为腹心;宦官皆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力之心;征敛重重,民有 偕亡之恨”。有苦不许诉,有冤不能伸,人民正从敢怒不敢言到“不敢言而敢怒”,暴力,正在成为广大弱势阶层维权、反抗、复仇、宣泄的最后手段。由于科技、军事的发展,由于执政党垄断了绝大部分经济、社会资源,剥夺了中国人民的持枪权,很难发生传统意义上改朝换代式的大规模武装起义了,但各种官民矛盾、社会矛盾全面激化,加快了良民向刁民、暴民转化的速度,“成功地”燃起了个体暴力的燎原野火,连最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文化圈娱乐圈都越来越多人以暴力手段解决矛盾和纠纷了。
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汝偕亡”;胡文海曰:“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胡文海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老枭曰:“当一个制度不但不限制反而纵容权力为所欲为,当一个政府不但不制裁反而包庇鼓励黑恶势力,当法律与贪官恶吏串通一气,当权力与金钱美色恶势力同流合污,这时候,受尽盘剥、凌辱的贫苦百姓,只能拿起各种原始的武器,保卫尊严,伸张正义,为自己也为社会讨回一点小小的公道了!”(枭文《报复主义杀出一条血路!》)。这些血泪浇铸的文字,都充分表达了对专制恶政的愤怒,这才是时代的主旋律。中共以其野蛮残暴、倒行逆施的专制统治,以其反动落后、逆时而退的意识形态,把中国全面推向危机四伏、暴民纷起的暴力时代。
我最希望的当然是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和自由主义理念的民主志士、反腐斗士多些更多些,共把乾坤力挽回,共建法治之中国。然而自知这个希望不过是书生梦中说梦。耳边响起任不寐引用的一位老先生的话:“在中国你必须记住三个“千万”:千万不要低估当局的凶残、千万不要低估知识分子的无耻、千万不要低估的‘人民’的愚昧”,此三个“千万”就是暴力时代注定要到来的保证。那么,望只望多一些卓跃飞徐勇鹏胡文海,少一些扬新海黄勇马加爵,望只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早日明白,“那些歧视穷苦人、蔑视穷苦人的人,那些无情践踏、残忍蹂躏穷苦人人格尊严的人”(马加爵狱中诗)不是你们的同学、同事、老乡和小市民。他们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不善不义,但同样是受压迫受侮辱的弱势边缘人群。多一点同情和宽容吧。大好男儿,何必计较鸡毛蒜皮的小恩怨小矛盾?那些执掌生杀大权的恶吏和大搞权钱交易的贪官才是“不给人民留活路和后路”民贼国贼,是广大民众共同的大仇大敌。与其死气沉沉不如杀气腾腾,与其自杀自焚不如奋起抗争,大刀当向“贼子”们的头上砍去!
东海一枭2004、4、3
首发《人与人权》6月22期。网址www.renyurenquan.org

暴力时代

Sunday, May 30th, 2004

枭鸣天下之四二六:
八九之后,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国治安严重恶化,形形色色的暴力事件呈急遽上升之势,其中尤以社会暴力为盛。暴力维权、暴力反抗、暴力复仇、暴力宣泄…,非理性的暴力行径成了人们维护权益、抗争强权、宣泄不满的常态选择。类似杨新海杀67人、黄勇杀17人,马加爵杀4名同学等令人毛骨悚然的重大恶性血案,在各地在所多有,层出不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只是因官方强力封锁或淡化处理,不象扬新海、黄勇、马加爵等案那么天下轰动而已。据《新华每日电讯》3月27日报道,记者在河北采访时发现,许多地方频发暴力伤害村干部案件,甚至干部一家被反锁家门活活烧死。
暴力按领域的差异可分为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社会暴力、娱乐圈足球圈文化圈暴力,等等。社会暴力按暴力指向的不同,可分为定向型和发散型,按性质又可分为正义(相对而言)和非正义。暴力的起因因个案的不同而异。弱者的定向型暴力往往带有一定程度的正义性,或为了维权,或为了反腐,或为了抗恶,或为了复仇,是现实中恶的猖獗引起的以牙还牙、血债血偿、以毒攻毒、以暴抗暴的行为,其总体倾向是积极的,是正对邪、善向恶、弱对强、好人向坏人、有理一方向无理一方的恶性抗争,对正义的张扬对凶暴的惩戒,有着鲜明突出的伦理价值取向。这种暴力行为直接反映了政治的黑暗反动、社会的丑恶不平,强烈凸显了官僚的腐败、法制的昏昧、制度的落后。
因受益阳市交通规费征稽处直属二所不公正对待而点火烧车自焚要与其领导同归于尽的卓跃飞,因受枉判而持刀将一审的主审法官刺为重伤的徐勇鹏,对贪污行贿的村干部大开杀戒的胡文海(上述案件《南方周末》都报道过),还有暴力抗税殴打执法人员的村民,讨不到工钱而绑架老板纵火烧厂的民工,等等,都属定向报复、不乏正当性的暴力。对此类暴力,我持同情和赞赏的态度。在强盗社会,无法可依,个人行为的行侠仗义、以恶制恶,是维护正义和道德的主要办法;一个法治极不健全或者口头上法治、实质上人治的强权社会,个人以恶制恶的行为,作为法律的补充力量和辅助手段,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不可讳言,任何见义勇为和正当防卫之外的暴力行为都有一定的负作用和负面性,纵然合情合理但绝难合法,而且许多具体暴力的指向、性质极其模糊,动机与后果是不一致的。如草莽英雄胡文海以杀止腐、以恶制恶,但报复过火杀戳过度了,而且对妇女儿童下手,正义中有不义,正气中杂野蛮;又如多年前广东一名女工因不堪厂方凌辱纵火焚烧工厂,结果老板平安无事,几十名女工却葬身火海。但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代价。无论如何,一个社会,有暴力有杀气有一股不畏强暴的精神力量,总比遍地犬儒死气沉沉好。
至于一言不合、拔刀相向、劫财劫色、绑架勒索的暴力,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或以小欺小、以弱凌弱的暴力,则是绝对非正义的,特别是无特定目标的发散型暴力,为了发泄仇恨报复社会而将报复的矛头指向底层无辜群众,是针对弱者、针对平民、针对学生的恐怖主义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特别大,后果特别严重。杨新海、黄勇、马加爵的恐怖杀戳,还有各地针对学生或市民的投毒案,就属于“以弱虐弱”的邪恶暴力。
社会暴力成因多元,错综复杂,有经济、情感、心理、人格、道德、教育、价值观、家庭环境方面的因素,有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马列教倡导的阶级斗争哲学,毛泽东鼓吹的革命理论等,都属于一种暴力教育、仇恨教育,中共政权长期以来缺少对于生命的尊重和关爱),贫困落后、分配不公、官僚腐败、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国家滥用暴力、个人对政府对前途的绝望等,都可以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官方媒体对各种暴力事件的内在因果避而不提,总是用个体理由来解释,作案者不是“变态”就是“疯子”。其实识者皆知,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唯我独多”,最主要的原因无疑要归结到政治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暴政,哪里就有暴民。多数社会暴力是弱势群体在受尽剥削压迫和凌辱之后最后的抗争宣泄。暴民暴行、社会暴力是国家暴力、政治暴力的产品。
“伟光正”、“三代表”可谓“恩施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余”。二十多年来,多少农民不堪苛税杂费的重负,多少工人一生奉献而病不能医老无所养,多少人因上访上诉而被打被抓被劳教乃至判刑,多少人因不堪欺压凌辱而自杀自焚自寻绝路,多少人性因矿难毒药、塌楼塌桥、翻船翻车而狗一样死去,多少人因信仰问题、思想问题而身陷监牢…,大多数民众的生活、工作、医疗、生命都得不到起码的保障。 “稳定”压倒一切,不但压倒民众对正义真理和民主自由的追求,而且压倒了良知、人,压倒了民众的呻吟、苦难和血泪,压倒了法律最起码的公平公正。
法律的使命是有系统地反对恶,并规定恶的表现限度,强制性地矫正不道德的方式,是一种政府行为的“以恶制恶”,从反面表明道德的立场。而今维护道义根基、生存环境,维系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的最后的天平—-法律也极其势利地向权贵阶级倾斜了,有权有钱有头有脸者犯了罪,往往能逃脱法网、长期作恶或从轻发落,弱势群体则被“从重从严地严打”。而且,本来就严重不公的法律规定的上访上诉等权利也大都无法兑现。人民首先当然要依法办事,但法律靠不住甚至成了为非作歹的工具的时侯,求助于恶的武力和暴力,也是情有可原,理所必然。
不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得不到维护,世界普适的人权得不到维护,连作为一个消费者的权益也得不到有效维护,投诉没有用,鉴定靠黑箱操作,告状申冤要金钱铺路。多少消费者常年为伪劣商品房、医疗纠纷、产品质量事故奔波,少数消费者通过正常途径历尽艰辛费尽时间、金钱和精力维护了权益,也是得不偿失。于是,消费者常常被迫采取打医生、抢(占)飞机、砸汽车、闹房展等等各种恐怖血腥的暴行来维权。
通过无所顾忌的国家暴力和无穷无尽的谎言欺骗联合营造的稳定的表象下,积蓄着、汹湧着巨大深广的民愤。正如李自成攻入北京前的《檄谕官绅士民书》中写道:“公候均食肉纨袴而倚为腹心;宦官皆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力之心;征敛重重,民有 偕亡之恨”。有苦不许诉,有冤不能伸,人民正从敢怒不敢言到“不敢言而敢怒”,暴力,正在成为广大弱势阶层维权、反抗、复仇、宣泄的最后手段。由于科技、军事的发展,由于执政党垄断了绝大部分经济、社会资源,剥夺了中国人民的持枪权,很难发生传统意义上改朝换代式的大规模武装起义了,但各种官民矛盾、社会矛盾全面激化,加快了良民向刁民、暴民转化的速度,“成功地”燃起了个体暴力的燎原野火,连最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文化圈娱乐圈都越来越多人以暴力手段解决矛盾和纠纷了。
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汝偕亡”;胡文海曰:“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胡文海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老枭曰:“当一个制度不但不限制反而纵容权力为所欲为,当一个政府不但不制裁反而包庇鼓励黑恶势力,当法律与贪官恶吏串通一气,当权力与金钱美色恶势力同流合污,这时候,受尽盘剥、凌辱的贫苦百姓,只能拿起各种原始的武器,保卫尊严,伸张正义,为自己也为社会讨回一点小小的公道了!”(枭文《报复主义杀出一条血路!》)。这些血泪浇铸的文字,都充分表达了对专制恶政的愤怒,这才是时代的主旋律。中共以其野蛮残暴、倒行逆施的专制统治,以其反动落后、逆时而退的意识形态,把中国全面推向危机四伏、暴民纷起的暴力时代。
我最希望的当然是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和自由主义理念的民主志士、反腐斗士多些更多些,共把乾坤力挽回,共建法治之中国。然而自知这个希望不过是书生梦中说梦。耳边响起任不寐引用的一位老先生的话:“在中国你必须记住三个“千万”:千万不要低估当局的凶残、千万不要低估知识分子的无耻、千万不要低估的‘人民’的愚昧”,此三个“千万”就是暴力时代注定要到来的保证。那么,望只望多一些卓跃飞徐勇鹏胡文海,少一些扬新海黄勇马加爵,望只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早日明白,“那些歧视穷苦人、蔑视穷苦人的人,那些无情践踏、残忍蹂躏穷苦人人格尊严的人”(马加爵狱中诗)不是你们的同学、同事、老乡和小市民。他们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不善不义,但同样是受压迫受侮辱的弱势边缘人群。多一点同情和宽容吧。大好男儿,何必计较鸡毛蒜皮的小恩怨小矛盾?那些执掌生杀大权的恶吏和大搞权钱交易的贪官才是“不给人民留活路和后路”民贼国贼,是广大民众共同的大仇大敌。与其死气沉沉不如杀气腾腾,与其自杀自焚不如奋起抗争,大刀当向“贼子”们的头上砍去!
东海一枭2004、4、3
首发《人与人权》6月22期。网址www.renyurenquan.org

民主清流的叶公好龙现象之一:海纳百川的言论自由

Saturday, May 29th, 2004

海纳百川论坛最独树一帜的地方,就是她的实验性。 这个特性将海纳百川跟许许多多的其他中文论坛区别开来,比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更能揭示许多深刻的东西。 比如民主人士们关于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一系列听起来非常美妙的理论, 仅仅通过海纳百川论坛的模拟社区的一系列实践,就立刻让民主清流们变成了好龙的叶公,这实在是很令人尴尬的事情。言论自由便是首当其冲的叶公好龙现象之一。
坛史上最著名的一件事便是丁林先生的撤文集事件。丁林先生是我所尊敬的文集作者之一,其大作《近距离看美国》,使他成为让国人了解美国的民主制度的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本坛原来的主斑竹甚至对其“执弟子礼”。我相信,丁林先生对言论自由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同时也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但是他因为不能容忍马悲鸣对王若望先生的“侮辱”,因为这种“侮辱”越过了丁林先生所能忍受的人道和良心底线,而采取撤文集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抗议,就让我大大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因为马悲鸣的言论并未逾越当时的坛规(法律),而丁林先生的举措虽然也是他的个人权利,可能并没有胁迫坛方利用行政权力让马悲鸣 shut up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这还是开了一个很坏的头。不但当时马上有人跟进,请求坛方撤下自己的文集,而且直至今天,这一做法仍然被竞相效尤,以“道德良心”为由,作为跟异己不共戴天的宣示。
这一宣示的逻辑和效果是什么呢?就是对坛方施加压力,让坛方利用管理权力封对手的嘴。因为有影响力的文集作者不断撤离文集的结果,是坛方不得不为了留住他们而采取相应的行政措施。但是这有违于我们言论自由的原则。他们的对手们的言论我们未必同意,他们对死者或者死者家属的侮辱我们未必赞同,但是只要他们言论不违规,我们就很难禁止。就象禁止美国的色情刊物立刻会因违宪而被诉一样,以道德良心为由而禁止某种言论,同样在海纳百川违宪。如果他们引为楷模的美国不禁止种种的不道德言论,他们并不会因此愤而撕碎自己的美国绿卡和美国护照,“自我放逐”出美国来宣示自己跟邪恶的不共戴天,那么我们同样也很难理解这些人为什么就一定要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在海纳百川论坛上跟他们眼里的邪恶的不共戴天。防止一个论坛向某种立场过分倾斜,主要手段不应该是行政强制。就象扫荡民运一样,你可以反扫荡,却不能指责坛方“纵容”扫荡。前者是参与的积极态度,而后者却是逃避的消极态度。
这些作者们可以表达他们的抗议,可以痛斥这些言论,可以在公平的基础上,跟每个网民一道,推动论坛立法,让论坛的生态环境更适合自己的意愿,唯独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让对方闭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跟别人不同的道义和良心,以道义和良心为由去扼杀别人的言论,是言论自由的大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年引蛇出洞而杀之,未尝没有他自己的道义和良心。“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就是人民群众开心之日”。都这么干,只能导致文字狱和一言堂,导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万马奔腾的网络生态迅速恶化。海纳百川的生命力是思想交锋,不是哪家的避风港,不管这一家听起来有多么的高尚神圣。
民主清流们自己要躲到一个和风细雨的小角落里面去自欺欺人,这我们爱莫能助。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不能因为要迁就和保护他们而违背我们言论自由的原则,我们也不能强迫他们一定要上哪里。只是这样就势必逐渐形成网上的近亲繁殖文化,就象芦笛和安魂曲们所忧虑的。但这我们同样无能为力。而且,老狼坚信,真正的民主人士绝不会畏惧任何社会生态,包括模拟的网络社会生态,他们应该敢于直面任何风雨,包容各种异见,与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们争鸣、共存,不管这些异见多么不见容于自己的道德良心。他们绝不会诉诸管理权力去封对手的口,而只会去作为一个网络公民去推动相关的立法(规则),作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如果这样的民主人士现在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这样的民主人士甚至不能在海纳百川这样宽松的网络环境中生存,那么,中国的的民主就根本不会有任何希望,因为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态要比海纳百川要严酷的多。否则的话,有关民主的一切高谈阔论都不过是叶公们连自己都不相信也无法实施的空谈,这种没有任何意义的空谈,我们不听也罢。
但是技术性的问题总是可以讨论的。什么样的言论自由尺度是最佳的网络生态,我们欢迎所有网友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安魂曲所提的三条建议,前两条其实都是本坛的“既定方针”。罕见论坛严,而众议院松,凡是与观点之争无关的言论,斑竹都可以移往众议院。以隔离令来对人身纠缠争斗降温,用这些方法来使各种偏好的人各得其所,既维护了言论自由的原则,又维持一个理性的讨论环境。但是我们现在的全版功能跟原来的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全版是为了提高论坛效率而将老贴全放那里,所以这样我们就无法将跟贴移贴。所以无意义的纠缠跟贴可能比较难办,只能要么是留置,要么删除。这个就增加了斑竹处理的难度。至于安魂曲建议的限制跟贴长度,我的看法是不必管他。当然,可以在坛规里规定斑竹有权删除过长的跟贴。Anyway, 所有的尺度都可以通过网友们的开放性讨论来决定。

杀杀杀杀杀杀杀

Friday, May 28th, 2004

东海赏诗之六:

杀杀
杀杀杀
杀杀杀杀
杀杀杀杀杀
杀杀杀杀杀杀
杀杀杀杀杀杀杀
杀杀杀杀杀杀
杀杀杀杀杀
杀杀杀杀
杀杀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民声》
这是一首图案诗,刀形(根据诗意,亦可排列成剑形,火焰形),并取张献忠七杀之义。试读一下,那一股愤怒之情、杀伐之气,直透纸背!张献忠踞蜀,立七杀碑于通衢曰: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诗出,褒贬蜂起而褒少贬多,或教导”对这个杀字一定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有毛泽东那样的视天下人如草芥的不负责任的所谓大气概”,或认为”看到了那些所谓民主人士的真实内心世界”,或冷笑”在砍别人脑袋的时候,先得想好怎么保住自己的脑袋”,似乎老枭代表了”千年中国的可恶之极的杀文化”,要成为张大帅式的嗜血嗜杀的大魔头了。
政论文章以理服人,理当冷静、客观、理性,诗则不妨热烈、主观、感性、情绪化,不妨渲泄、叫嚣、大怨大怒、亦歌亦哭。在此我是以诗人的名义、以诗歌的形式发言的,表达一个诗人的愤世情绪和对政治腐恶、社会黑暗的愤怒,并传达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形象化地描绘了地下沸腾的熔浆、民间暗燃的野火,而已。
对贪官恶吏的惩处,当然要在现代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民众可以揭发,但不能以民愤代替法律。这是现代社会的常识。无庸赘言。我是个老牌反革命分子,一向反对以杀止杀、以暴制暴、以暴易暴的革命运动,反对抛开宪法、法律闹革命。我在《借贪官们的头一用》中说过,”我还是认为反腐也要合法(刑法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亟须修改),锄奸杀贪事宜,如何锄,怎样杀,最后要由法院(有必要成立反腐审贪特别法院)进行。群众只能做一些揭贪工作”。
但是,对于局部的抗争和受害个体针对贪官恶吏的”革命”行动,则认为宜具体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维护道义根基、生存环境,维系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的最后的天平—-法律也极其势利地向权贵阶级倾斜了,有权有钱有头有脸者犯了罪,往往能逃脱法网、长期作恶或从轻发落,弱势群体则被’从重从严地严打’。而且,本来就严重不公的法律规定的上访上诉等权利也大都无法兑现。人民首先当然要依法办事,但法律靠不住甚至成了为非作歹的工具的时侯,求助于恶的武力和暴力,也是情有可原,理所必然。”(枭文《暴力时代》)。
邓、江时代以来,党和政府对于异议、异己的镇压不遗余力,对于经济腐败,只要”政治正确”,则千方百计予以纵容、庇护乃至鼓励,”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余,恩施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已沦为贪官污吏的最大保护伞和黑后台。纵然为了改善自己形象、延续专制统治、维护特权稳定,党中央也到了重典惩贪、厉行反腐、”大开杀戒”的时候了。
东海一枭200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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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28th, 2004

东海赏诗之六:

杀杀
杀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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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杀杀杀杀
杀杀杀杀杀杀
杀杀杀杀杀杀杀
杀杀杀杀杀杀
杀杀杀杀杀
杀杀杀杀
杀杀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民声》
这是一首图案诗,刀形(根据诗意,亦可排列成剑形,火焰形),并取张献忠七杀之义。试读一下,那一股愤怒之情、杀伐之气,直透纸背!张献忠踞蜀,立七杀碑于通衢曰: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诗出,褒贬蜂起而褒少贬多,或教导”对这个杀字一定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有毛泽东那样的视天下人如草芥的不负责任的所谓大气概”,或认为”看到了那些所谓民主人士的真实内心世界”,或冷笑”在砍别人脑袋的时候,先得想好怎么保住自己的脑袋”,似乎老枭代表了”千年中国的可恶之极的杀文化”,要成为张大帅式的嗜血嗜杀的大魔头了。
政论文章以理服人,理当冷静、客观、理性,诗则不妨热烈、主观、感性、情绪化,不妨渲泄、叫嚣、大怨大怒、亦歌亦哭。在此我是以诗人的名义、以诗歌的形式发言的,表达一个诗人的愤世情绪和对政治腐恶、社会黑暗的愤怒,并传达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形象化地描绘了地下沸腾的熔浆、民间暗燃的野火,而已。
对贪官恶吏的惩处,当然要在现代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民众可以揭发,但不能以民愤代替法律。这是现代社会的常识。无庸赘言。我是个老牌反革命分子,一向反对以杀止杀、以暴制暴、以暴易暴的革命运动,反对抛开宪法、法律闹革命。我在《借贪官们的头一用》中说过,”我还是认为反腐也要合法(刑法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亟须修改),锄奸杀贪事宜,如何锄,怎样杀,最后要由法院(有必要成立反腐审贪特别法院)进行。群众只能做一些揭贪工作”。
但是,对于局部的抗争和受害个体针对贪官恶吏的”革命”行动,则认为宜具体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维护道义根基、生存环境,维系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的最后的天平—-法律也极其势利地向权贵阶级倾斜了,有权有钱有头有脸者犯了罪,往往能逃脱法网、长期作恶或从轻发落,弱势群体则被’从重从严地严打’。而且,本来就严重不公的法律规定的上访上诉等权利也大都无法兑现。人民首先当然要依法办事,但法律靠不住甚至成了为非作歹的工具的时侯,求助于恶的武力和暴力,也是情有可原,理所必然。”(枭文《暴力时代》)。
邓、江时代以来,党和政府对于异议、异己的镇压不遗余力,对于经济腐败,只要”政治正确”,则千方百计予以纵容、庇护乃至鼓励,”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余,恩施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已沦为贪官污吏的最大保护伞和黑后台。纵然为了改善自己形象、延续专制统治、维护特权稳定,党中央也到了重典惩贪、厉行反腐、”大开杀戒”的时候了。
东海一枭200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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