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January, 2005

关于芦笛基金会(有兴趣的网友请进)

Sunday, January 30th, 2005

老狼刚从中国回来,先跟大家问个好!
下面有关于芦笛作品出版的事情,谈一下我的意见。
老芦公开授权了我作为其作品代理人,负责芦笛基金会,全权处理一切出版事宜。但老芦此人非常迂腐,反复无常,往往因为一些鸡毛蒜皮横生枝节。而且沟通不畅,经常去了信也不回,令我这个代理人无所适从。
所以如果想要芦笛的作品出版,唯一的出路便是踢开芦笛闹革命。既然芦笛已经授权了我为其全权代理,那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以如果呼延、英子、骆驼等网友支持,我就领这个头,不必管他芦笛即即歪歪罗嗦什么,撇开他径行实施此事,或者筹集印刷资金,或者预订芦笛文集。捐款网友可为监事,监督资金的使用,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芦笛文集出版的事情上。我计算,3000美金以内,应该就可以印出相当数量的芦笛文集发行。芦笛不必感到“有愧”什么的,因为这结果完全是回馈社会的事情,不是你个人的事情。谈赵紫阳的事说的头头是道,轮到自己比他还迂。所以说“书生造反,三年不成”。仁义应当以天下为本,而不是一味地只在乎个人“良心”面子和虚名。
如果呼延、英子等网友支持,请跟贴,我就把此事给操作起来。

然然请进

Saturday, January 29th, 2005

你楼下的跟贴看到了。
关于日本对历史的态度问题,可以看我文集中的旧贴,但是推荐你读冯昭奎先生的文章,他是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科班的知日派中唯一一位我佩服的学者。他的绝大多数观点,我都非常赞成。你可以在简体古狗上找到他的文章。

利用赵紫阳打狗

Friday, January 28th, 2005

利用赵紫阳打狗
赵紫阳作为一个较为开明、文明的领导人,倡导改革,反对杀人,没有突破道德底线,受到组织上的软禁,屈辱而死,悼念一下,也是人情之常。但是否象有些人—–如他当初的几个幕僚、部下所歌颂的那样功业煌煌,乃“人民的好总理”(他还没退党吧),我可不愿附和。就算真配得上“人民的好总理”之誉,也不值得我为之哭丧。
广西老诗人在包玉堂《豪士风采,赤子情怀——萧瑶其诗其人》中曾提到我“曾多次上书华国锋、胡耀邦,以幼稚而诚挚的童真,要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探讨强国富民的方略。”其实我没给华写过信,倒给赵紫阳上过书。忘了写些什么内容,当然也无回音,只记得约一个月后还被县公安局长召去谈过话。
所以,从个人的角度,老枭对赵公实在谈不上什么感情。古人曰:“以众人遇臣,以众人报之;以国士遇臣,以国士报之。”老赵视我为无足轻重不必理睬的小老百姓,“以众人遇我”,其死亡的消息于我何伤?
至于祭老赵以二联一文,实属别有用心,乃借悼赵以“反共”,借以彰明人间道义,就象借符咒驱鬼、借棍棒打狗一般。便是以儒家标准衡量之,中共也是彻头彻尾的暴政,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中共不但一向视民众如草芥,视人命如泥土,与民意为敌,与文明为敌,便是对老枭,也是毫无尊重之意,只有防范之心。你防我如贼,我就打你成狗!不论从国家民族的角度还是从纯个人的角度视之,它都是我的寇仇!
老赵被我当了一回符咒棍棒,泉下有知,还请原谅。
东海一枭2005、1、28

利用赵紫阳打狗

Friday, January 28th, 2005

利用赵紫阳打狗
赵紫阳作为一个较为开明、文明的领导人,倡导改革,反对杀人,没有突破道德底线,受到组织上的软禁,屈辱而死,悼念一下,也是人情之常。但是否象有些人—–如他当初的几个幕僚、部下所歌颂的那样功业煌煌,乃“人民的好总理”(他还没退党吧),我可不愿附和。就算真配得上“人民的好总理”之誉,也不值得我为之哭丧。
广西老诗人在包玉堂《豪士风采,赤子情怀——萧瑶其诗其人》中曾提到我“曾多次上书华国锋、胡耀邦,以幼稚而诚挚的童真,要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探讨强国富民的方略。”其实我没给华写过信,倒给赵紫阳上过书。忘了写些什么内容,当然也无回音,只记得约一个月后还被县公安局长召去谈过话。
所以,从个人的角度,老枭对赵公实在谈不上什么感情。古人曰:“以众人遇臣,以众人报之;以国士遇臣,以国士报之。”老赵视我为无足轻重不必理睬的小老百姓,“以众人遇我”,其死亡的消息于我何伤?
至于祭老赵以二联一文,实属别有用心,乃借悼赵以“反共”,借以彰明人间道义,就象借符咒驱鬼、借棍棒打狗一般。便是以儒家标准衡量之,中共也是彻头彻尾的暴政,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中共不但一向视民众如草芥,视人命如泥土,与民意为敌,与文明为敌,便是对老枭,也是毫无尊重之意,只有防范之心。你防我如贼,我就打你成狗!不论从国家民族的角度还是从纯个人的角度视之,它都是我的寇仇!
老赵被我当了一回符咒棍棒,泉下有知,还请原谅。
东海一枭2005、1、28

无耻的《环球时报》

Friday, January 28th, 2005

无耻的《环球时报》
郑若思
今天的人民日报日本版转载了该报旗下《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题为《奥斯威辛解放60周年 日本媒体不报道纪念活动》,阅后不禁哑然失笑。这几天,奥斯威辛解放60周年是日本报章国际报道的重头戏,怎么会有“不报道”之说?
这位环球时报记者写道:“在日本,记者却根本看不到任何有关奥斯威辛的纪念活动或报道。记者专门查了一下近几天日本各大媒体的报道,竟没有一条有关奥斯威辛纪念活动的消息。”
事实是怎样的呢?日本传媒从几天前起就已开始报道奥斯维辛60周年的有关新闻,包括24日联合国的有关会议,今天(1月28日),不仅日本的五大新闻集团属下的报章和电视台,不分平时的立场“左”右,都在主要版面或新闻时段报道了纪念典礼,连日本的地方报章,如河北新报、中日新闻、熊本日日新闻、四国新闻等地方报纸,都报道了纪念典礼的情况,并回顾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事实。
日本五大报纸的相关报道链接如下:
每日新闻报道:
http://www.mainichi-msn.co.jp/kokusai/europe/news/20050128k0000m030155000c.html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http://www.nikkei.co.jp/news/main/im20050127AS2M2702P27012005.html
读卖新闻报道:
http://www.yomiuri.co.jp/world/news/20050127id27.htm
朝日新闻报道:
http://www.asahi.com/international/update/0127/016.html
产经新闻报道:
http://www.sankei.co.jp/news/morning/28int003.htm
可见,“日本各大媒体的报道,竟没有一条有关奥斯威辛纪念活动的消息”是百分之百无中生有的造谣,环球时报记者自称查了近几天的日本报纸,看来他既没有有视力障碍而且好像懂日语,怎么会根本看不到任何有关奥斯威辛的报道?可以想见,这篇用幻想小说手法写的假报道,又会在不明真相的公众当中激起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刻骨仇恨了。
前些时候,传闻说中国政府为了改善与日本的关系,对属下传媒的对日报道进行了控制。无论传闻真假,这段时间,不仅是中国大陆的报章,连网上论坛里“妖魔化日本”的言论也减少许多。
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认为这未必是好事。因为对日本偏激的看法不是打压就能消失的,而要靠公正客观的报道去改变,中国传媒应该致力于向公众提供有关日本的实事求是的报道,给公众思考空间。绝大多数中国人是讲道理的,了解日本全面情况的国人当中,偏激的情绪和言论就比较少,可见“让人民知情”比堵上人家的嘴要有效。
遗憾的是,担当重任的中国传媒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以前中国传媒一些妖魔化日本的“报道”,普遍存在局部的夸张和失实,本来按照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对这些失实报道应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但是因为“政治正确”,说了日本坏话的报道不管离事实多远,记者都不会遭到任何追究。如此的姑息累积起来,才会闹出今天人民日报子报出现全面编造假新闻的结果来。
我真要问一声:
没有底线的中国记者,你们的丑还要出到何时?
附录:
奥斯威辛解放60周年 日本媒体不报道纪念活动
1月24日,联大举行了一整天的特别会议。这次会议是联合国为了纪念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解放60周年举行的特别会议。这也是联大历史上首次专门为这一事件举行特别会议。
日本代表称也救过犹太人
德国特别派外长根舍参加此次会议。根舍态度诚恳地表示,“今天,我们低头深深哀悼”,奥斯威辛代表了20世纪反人类的最大罪行,这些罪行永远是德国历史的一部分。
日本驻联合国代表大岛贤三也在会上发了言。他一方面表示,由于错误的国家政策,日本对许多国家造成了“巨大伤害和痛苦”,对此表示“深深的懊悔和由衷的抱歉”。另一方面,他又说,曾有一名日本驻立陶宛外交官用发签证的办法救了1000多名犹太人,他以此例试图说明日本还是干了一些好事的。他最后强调说,日本已经从当初联合国的一个“敌国”,变成对联合国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他对一些国家在发言中提到日本在亚洲发动的战争表示“不幸”,说今天的会议是讨论纳粹的迫害和纪念纳粹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日本的反思和道歉还是不彻底的。
日本媒体没见报道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奥斯威辛解放纪念是世界整个纪念活动的第一个高潮。法国政府为此特别在巴黎建起了“纳粹大屠杀纪念馆”。
但在日本,记者却根本看不到任何有关奥斯威辛的纪念活动或报道。记者专门查了一下近几天日本各大媒体的报道,竟没有一条有关奥斯威辛纪念活动的消息。
对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记者也没有看到日本政府要举行纪念活动的打算。从日本媒体的朋友那里,记者也没打听到日本政府将举行有关活动的消息。
据悉,只有在日本宣布投降的8月15日前后,日本有关方面才会在东京武道馆举行一些活动,但参加者主要是二战日本阵亡者遗属,活动也是为了悼念日本阵亡者。不仅如此,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不久前还通过党的方针强调,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据《环球时报》)

最美的风景摄影

Thursday, January 27th, 2005

[img]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jiachang/2005/01/2005012509046.jpg[/img]

历史批判还是道德批判—-我们怎样评价政治家

Thursday, January 27th, 2005

历史批判还是道德批判—-我们怎样评价政治家
郑若思
拙作《“气节”,真那么重要吗》上贴一天来,引起了公愤。有人说这是“贬低堂堂正正,弘扬鸡鸣狗盗”。我感到纳闷:我在“气节”二字上加的引号,怎么很多人好像根本没看见。反思一下,大概又是犯了老右派前天刚批评过的老毛病;铺垫过多,害得读者搞不懂我在说什么。
幸好Bystander网友的火眼金睛,一下就看穿了我的心思。
他说:“古往今来要干大事的人,都经常无法避免要面对这“玉碎瓦存”的抉择。举一个二千年前西方的例子。如果当时因传教而坐牢的使徒保禄像其它基督徒一样,宁死不屈,坚决不肯承认罗马帝王,恐怕早已死了不知多少次,基督教的历史也就要完全改写了。不过话得说回来,如果不是有千千万万思想简单,肯为其信仰‘前仆后继’的殉道者,基督教同样不可能在当时的环境下开花结果。
从历史的角度看,殉道还是苟活,玉碎还是瓦存,坚持还是妥协等等,不是壮烈不壮烈,道德不道德的问题,而是纯粹智力问题。没有智谋的死一个、死一百个、死一万个又何足惜,像越王勾践等有智有谋又能忍辱负重的,才有改写历史的资格。说起来好像残忍,可事实确是如此。”
我想要说的,就是中国人评价政治家的时候,把与壮烈不壮烈、道德不道德完全不相干的东西视作“气节”,我认为这与真正的气节不是一回事,故以引号区别之。评论政治家的时候,国人很喜欢拿“气节”做文章,凭一句“就是不穿裤子也要造原子弹”,就说陈毅元帅“很有气节”;因为周恩来喊了一句“向江青同志学习”,“人民的好总理”就成了十恶不赦的“帮凶”。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这两种判断都是有商榷余地的。
我感到啼笑皆非的就是,这样一个喜欢讲气节的国度里,在个人的人生中做到有气节的人凤毛麟角。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批量生产“把灵魂抵押给魔鬼的人”,上至高官、下至百姓,为了一己之利丧失尊严、卖友求荣的例子可说是俯拾皆是。陶铸夫人曾志在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里就写过,延安整风时期,许诺“招了可奖励吃一碗面条”,就能逼迫一个人承认自己或揭发他人是特务、内奸,百试不爽。
言归正传,我举出赵紫阳和邓小平的例子,不过是要说:政治的世界有别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影响政治和政治家的因素是多元的,而政治和政治家给历史造成的影响,需要放到一百年、一千年的大时间坐标里才能看得清晰。用衡量个人行为的标准衡量政治行为,就好像用一把20厘米的直尺丈量地球一样。一言以蔽之,即要以历史批判而不是道德批判来评价政治家的行为。用老芦的话说,就是作为政治家的所谓“责任伦理”,应该高于本人的气节操守。(这里的气节操守,似乎在措词上还可再斟酌一下)。
话说到这里,也就可以比较容易回答非文人提出的质疑。
首先,“为国不计个人荣辱”不是道德牌坊,而是政治家的责任伦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对政治家而言,坚守责任伦理是理所当然的。这和国家发生自然灾害时,政府首脑不能逃之夭夭,而必须指挥救灾是一个道理。
其次,中国政改的确阻力重重,但正因如此,中国才特别需要体制内产生的有魄力的政治家担当重任。美国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谁当总统,对美国的盛衰荣辱会有一定影响,而不会有决定性的作用,哪个总统能有辉煌的八年足矣;而中国正处在变革时期,开明政治家长期执政才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赵过早地结束了政治生命,是中国改革事业的遗憾。
第三,邓请赵复出的时候,正值八九年以后中国改革停滞的时期,邓对当时的执政者深怀不满,说过“谁不改革就让他下台”的重话,南巡讲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关于当时的政治局势,凌志军的《变化》有非常具体的描述)。邓派人三顾茅庐,并同意给予实权,不能不说是东山再起的良好时机,赵放弃这一时机可能有他个人的考量,用“气节”解释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滑稽的。
总之,我认为评价某个政治家,还是要看他实际的行为效果是不是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谋求了人民的福祉,不应把为完成使命所作的妥协、退让当作“道德问题”来穷追猛打,更不必把拒绝妥协、不讲策略美化成什么“气节”。

《“气节”,真那么重要吗?》
http://www.hjclub.com/ShowTopic.asp?ID=568004

为中共送行—-对赵公紫阳的最好祭悼

Wednesday, January 26th, 2005

平书三十一:
我在《为中共测命》一文中预言:快则五六年,迟亦不出十年,中国必有大变,也就是说中共气数将尽灭亡在即了。不少人不以为然,认为我过于乐观,过于低估中共的强大了。
是的,窃据了国家暴力机器和“国家名器”的中共表面上确实强大,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及宣传舆论工具,拥有六千多万的党员,数百万的军队、武警部队和公检法等力量,有着强大的欺骗和镇压能力,可以对社会实行无孔不入的监控、随心所欲的掠夺, 对体制外乃至体制内的异己进行无情打击。
但中共专制统治的合法性早已丧尽,唯借发展经济来粉饰门面盅惑人心。而所谓的经济发展是饮鸩止渴式的发展,一时的发展是长远而巨大的牺牲换来的。如某网民所说:牺牲了广大农村、农民的利益换来城市的表面繁荣,牺牲了生态环境换来GDP的增长,牺牲了下几代人的能源换来了经济的高投入低产出,牺牲了老工人的利益换来了国企的减负,牺牲了穷人子弟的受教育权换来了教育的产业化,牺牲了老百姓的住房需求换来了房地产的空前泡沫,牺牲了中小股民的利益换来了上市公司老总的卷款出逃…。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从中央到地方无数大大小小的政绩工程,以及2008奥运会、近八亿人民币一枚的金牌、北京剧院、上海的磁悬浮等等打肿脸充胖子体现出来的国家实力,诸如此类东东,其实不过是中共的化妆品而巳,于为之买单的广大民众没什么实质意义,与真正的国家利益也没什么关糸。
在以政治诈骗、利益收买和暴力恐怖维持的特权统治下,所谓的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实皆等同于一小撮特权阶级的利益,绝大部分中国人,包括广大党员、军人、警察都属于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弱势群体,都是特权专制的牺牲品。党主专制的邪恶是制度性的自上而下的邪恶,邪恶的强大并非真正的强大,它反人性反文明反社会人类的的本质注定了它是脆弱的没有前途不得人心的,是纸老虎。苏共突如其来的崩溃就是最好的证明。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共用种种堂皇的阳谋、阴险的骗局、残酷的暴力、无耻的手段,把多少人民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推上绝路,也把它自己推上了绝路,其灵魂则早已进入了绝境,它所坚持的反动的意识形态早已千疮百孔,再也遮掩不了它的丑陋面目。武力成了它唯一和最后的依赖。
尽管一些专家学者理性分析预言中共还有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可活,我仍然相信我的“感性”:比苏共比历史上大多数王朝更为暴虐腐败的、造孽无穷遗恶累累的反动政权,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大规模生产恶棍骗子小人腐败分子、却将赵紫阳这样相对的先进和优秀的人物淘汰出局的汰优取劣邪恶政权,已殃我民族祸我中华半个多世纪,如果还能活过十年以上,还要继续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十年以上,天理何在?
什么是天理?天理不处乎人心。现在是普遍的人心厌党,人心思变,民怨沸腾,仿佛烈火干柴,一触即燃。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体制内人都已从心灵上、精神上、思想上告别了中共,宣判了中共的死刑。利益收买和暴力压制的作用,有效,也有限,确实它严重摧残了民众道德、民族精神,败坏了世道人心,但不可能让国民全体沦为奴才猪犬,不可能让人心全部都堕落和死亡。君不见各地抗议事件的规模逐年扩大,参与抗议的人数不断增加;君不见觉醒过来、奋起抗争的民间和体制内的有识有志之士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君不见连中共党魁都承认意识形态上的失败,面对民主自由思潮,面对异议者的批判和西方国家的人权攻势,中共别说主动进攻,连反击的力量和信心都巳丧失殆尽,只能靠东遮西掩、东拉西扯、封关锁网过日子了。
在咱们这个严重畸变、严重分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任何微不足道的事件都有可能小事化大化成大问题,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演变成烈火燎原,让中共灰飞烟灭,就象一些极不起眼的甚至和贪官本人并无太大关系的小事,却让巨贪落马一样。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说过,当社会陷入高度紧张时,不需要多少东西,只要一次意外事件,就会引爆问题。例如2004年10月重庆万州事件,两个行路者偶然的矛盾,竟然演变成数万人的大规模冲突。在当今中国,类似事件,所在多有。
所以,放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中央当政诸公对赵紫阳去世表现得无情无理草木皆兵,就更好理解了。对于一位至今仍然保留共产党员身份的前国务院总理、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要不要举行、如果举行悼念仪式都举棋不定,以国家机器朱对付民间零星的自发的悼念活动,一方面固然体现了中共的灭绝人性,另一方面,从他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临大敌的表现中,其面临末日虚弱恐慌之心态暴露无遗,说明当局深悉问题严重,不乏自知之明。
我与广西薛振标,黎小龙曾共挽赵紫阳一联:春阳未来,紫阳已经走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不论如何垂死挣扎,专制中共的灭亡乃是大势,是已经注定的历史宿命,快则五六年,迟亦不出十年。只是不知是中共主动政改、和平转型为现代政党还是来自于内部或外部的暴力使之颠覆,不知中共会以何种方式、因什么问题什么事件走进历史垃圾堆,是生态危机,是经济危机,还是社会危机?死者已矣,生者何为?任何说真话、揭真相、抨恶政、反恶制、宣传民主自由思想的言论,任何维权抗暴的正义行动—-不论是群体还是个体的,不论是和平理性还是暴力反抗,都是在为埋葬专制主义作贡献,也是对赵紫阳这位开明领导、中共叛徒的最好祭悼。让我们为专制中共的末日早日来临而努力吧。
生活在当今中国,固然是一种大悲哀,但让我们亲眼目睹中共这个世界上最庞大、有史以来最邪恶的政权告别中国走入历史,并助以一臂之力为之送行,何尝不是一种大幸运?
东海一枭2005、1、24
首发182期《议报》

为中共送行—-对赵公紫阳的最好祭悼

Wednesday, January 26th, 2005

平书三十一:
我在《为中共测命》一文中预言:快则五六年,迟亦不出十年,中国必有大变,也就是说中共气数将尽灭亡在即了。不少人不以为然,认为我过于乐观,过于低估中共的强大了。
是的,窃据了国家暴力机器和“国家名器”的中共表面上确实强大,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及宣传舆论工具,拥有六千多万的党员,数百万的军队、武警部队和公检法等力量,有着强大的欺骗和镇压能力,可以对社会实行无孔不入的监控、随心所欲的掠夺, 对体制外乃至体制内的异己进行无情打击。
但中共专制统治的合法性早已丧尽,唯借发展经济来粉饰门面盅惑人心。而所谓的经济发展是饮鸩止渴式的发展,一时的发展是长远而巨大的牺牲换来的。如某网民所说:牺牲了广大农村、农民的利益换来城市的表面繁荣,牺牲了生态环境换来GDP的增长,牺牲了下几代人的能源换来了经济的高投入低产出,牺牲了老工人的利益换来了国企的减负,牺牲了穷人子弟的受教育权换来了教育的产业化,牺牲了老百姓的住房需求换来了房地产的空前泡沫,牺牲了中小股民的利益换来了上市公司老总的卷款出逃…。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从中央到地方无数大大小小的政绩工程,以及2008奥运会、近八亿人民币一枚的金牌、北京剧院、上海的磁悬浮等等打肿脸充胖子体现出来的国家实力,诸如此类东东,其实不过是中共的化妆品而巳,于为之买单的广大民众没什么实质意义,与真正的国家利益也没什么关糸。
在以政治诈骗、利益收买和暴力恐怖维持的特权统治下,所谓的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实皆等同于一小撮特权阶级的利益,绝大部分中国人,包括广大党员、军人、警察都属于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弱势群体,都是特权专制的牺牲品。党主专制的邪恶是制度性的自上而下的邪恶,邪恶的强大并非真正的强大,它反人性反文明反社会人类的的本质注定了它是脆弱的没有前途不得人心的,是纸老虎。苏共突如其来的崩溃就是最好的证明。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共用种种堂皇的阳谋、阴险的骗局、残酷的暴力、无耻的手段,把多少人民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推上绝路,也把它自己推上了绝路,其灵魂则早已进入了绝境,它所坚持的反动的意识形态早已千疮百孔,再也遮掩不了它的丑陋面目。武力成了它唯一和最后的依赖。
尽管一些专家学者理性分析预言中共还有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可活,我仍然相信我的“感性”:比苏共比历史上大多数王朝更为暴虐腐败的、造孽无穷遗恶累累的反动政权,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大规模生产恶棍骗子小人腐败分子、却将赵紫阳这样相对的先进和优秀的人物淘汰出局的汰优取劣邪恶政权,已殃我民族祸我中华半个多世纪,如果还能活过十年以上,还要继续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十年以上,天理何在?
什么是天理?天理不处乎人心。现在是普遍的人心厌党,人心思变,民怨沸腾,仿佛烈火干柴,一触即燃。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体制内人都已从心灵上、精神上、思想上告别了中共,宣判了中共的死刑。利益收买和暴力压制的作用,有效,也有限,确实它严重摧残了民众道德、民族精神,败坏了世道人心,但不可能让国民全体沦为奴才猪犬,不可能让人心全部都堕落和死亡。君不见各地抗议事件的规模逐年扩大,参与抗议的人数不断增加;君不见觉醒过来、奋起抗争的民间和体制内的有识有志之士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君不见连中共党魁都承认意识形态上的失败,面对民主自由思潮,面对异议者的批判和西方国家的人权攻势,中共别说主动进攻,连反击的力量和信心都巳丧失殆尽,只能靠东遮西掩、东拉西扯、封关锁网过日子了。
在咱们这个严重畸变、严重分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任何微不足道的事件都有可能小事化大化成大问题,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演变成烈火燎原,让中共灰飞烟灭,就象一些极不起眼的甚至和贪官本人并无太大关系的小事,却让巨贪落马一样。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说过,当社会陷入高度紧张时,不需要多少东西,只要一次意外事件,就会引爆问题。例如2004年10月重庆万州事件,两个行路者偶然的矛盾,竟然演变成数万人的大规模冲突。在当今中国,类似事件,所在多有。
所以,放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中央当政诸公对赵紫阳去世表现得无情无理草木皆兵,就更好理解了。对于一位至今仍然保留共产党员身份的前国务院总理、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要不要举行、如果举行悼念仪式都举棋不定,以国家机器朱对付民间零星的自发的悼念活动,一方面固然体现了中共的灭绝人性,另一方面,从他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临大敌的表现中,其面临末日虚弱恐慌之心态暴露无遗,说明当局深悉问题严重,不乏自知之明。
我与广西薛振标,黎小龙曾共挽赵紫阳一联:春阳未来,紫阳已经走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不论如何垂死挣扎,专制中共的灭亡乃是大势,是已经注定的历史宿命,快则五六年,迟亦不出十年。只是不知是中共主动政改、和平转型为现代政党还是来自于内部或外部的暴力使之颠覆,不知中共会以何种方式、因什么问题什么事件走进历史垃圾堆,是生态危机,是经济危机,还是社会危机?死者已矣,生者何为?任何说真话、揭真相、抨恶政、反恶制、宣传民主自由思想的言论,任何维权抗暴的正义行动—-不论是群体还是个体的,不论是和平理性还是暴力反抗,都是在为埋葬专制主义作贡献,也是对赵紫阳这位开明领导、中共叛徒的最好祭悼。让我们为专制中共的末日早日来临而努力吧。
生活在当今中国,固然是一种大悲哀,但让我们亲眼目睹中共这个世界上最庞大、有史以来最邪恶的政权告别中国走入历史,并助以一臂之力为之送行,何尝不是一种大幸运?
东海一枭2005、1、24
首发182期《议报》

“要将诚信服群雄”—-给胡哥讲故事(一)

Wednesday, January 26th, 2005

平书之二十八:
信者,讲信用,有信誉,说话算数也,为人之基本原则也。人无信不立,做人做事做官做生意,都缺之不得。缺之,别说做“大人”做“老爷”做“龙头”做“圣上”,便是做贼做盗做流氓,也是下五门的小盗贼不入流的小流氓。君不见民国时上海滩那些大流氓,历史上那些大盗大寇,那一个不是钢牙铁齿言而有信?武侠小说中广大武林人士,纵然是邪派魔教黑道大豪大坏蛋,如金庸世界的西毒欧阳锋,采花淫贼田伯光之流,不论如何凶恶毒辣卑鄙下流,头上流脓脚底长疮,有一点却是令人由衷敬佩,那便是恪守诺言,说一不二,言出如山。
信,作为一种美德,一种价值观和“道德法则”,正人君子大丈夫自然如贞洁女子之守身、勇烈将士之守城一般,重之守之,对自己人如此,对敌人也如此。历代霸主奸雄也大多守信不二,一诺千金。不过他们追求的是利非义,是“利益”而非“道德”和“正义”。但如果说霸主奸雄将“信”作为一种权谋和手段的话,那也是一种更高境界的权谋和手段。霸主奸雄,毕竟不凡。我这里讲一个著名的反派人物—–春秋时霸主齐桓公对敌人言而有信的故事吧:
鲁国曹沫是勇士兼大力士,被喜爱有力气的人的鲁庄公任命为将军,与齐国交战,曹沫多次战败逃跑。鲁庄公害怕了,就献出遂邑地区求和。但还继续让曹沫任将军。
齐桓公答应和鲁庄公在柯地会见立盟。桓公和庄公在盟坛上订立盟约以后,曹沫手拿匕首胁迫齐桓公,桓公的侍卫人员没有谁敢轻举妄动,桓公问:“您打算干什么?”曹沫回答说:“齐国强大,鲁国弱小,而大国侵略鲁国也太过分了。如今鲁国都城一倒塌就会压到齐国的边境了(意思是说,你们侵略鲁国已经深入到都城边缘),您考虑考虑。”于是齐桓公答应全部归还鲁国被侵占的土地。曹沫扔掉匕首,走下盟坛,回到面北的群臣的位置上,面不改色,谈笑如常。桓公大怒,想背盟毁约。管仲说:“不可。贪图小的利益用来求得一时的快意,就会在诸侯面前丧失信用,失去天下人对您的支持,不如归还他们的失地。”于是,齐桓公就归还占领的鲁国的土地,曹沫多次打仗所丢失的土地全部回归鲁国。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齐桓公是在被曹沫暴力逼迫下许下的诺言,完全可以不遵守,不但不用归还鲁国被侵占的土地,而且还可以下令将鲁庄公和曹沫抓起来,并且发兵将鲁国一举消灭—-弱小的鲁国本就是齐国手下败将,而今国君和大将一齐被俘,更加非其对手了。那样做,在道义上并没问题:毕竟鲁国“违规”在先、曹沫“施暴”在先嘛。
如站在曹沫立场上考虑问题,则应挟持齐桓公作人质,撤出鲁国,等齐桓公的许诺一一兑现之后再放还。而曹沫却“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万一桓公变卦,难免危及自己、庄公的生命乃至鲁国的安全。太冒险了。
这个故事见于《史记-刺客列传》又见于《管子》、《吕氏春秋》、《战国策》、《鹖冠子》诸书,可见此事在战国时颇为流行。《东周列国志第十八回:曹沫手剑劫齐侯》中,故事结尾有所不同。“王子成父诸人,俱愤愤不平,请于桓公,欲劫鲁侯,以报曹沫之辱。桓公曰:寡人已许曹沫矣!匹大约言,尚不失信,况君乎?众人乃止。明日,桓公复置酒公馆,与庄公欢饮而别。即命南鄙邑宰,将原侵坟阳田,尽数交割还鲁。昔人论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怨,此所以服诸侯霸天下也。”
但不论是主动信守誓约还是听管仲劝谏,权衡利弊之后,齐恒公都“说话算数”了。从眼前看,齐恒公似乎很傻,丢了面子又丢了土地,让曹沫名利双收,得回失地,又一“劫”成名,成了“后世侠客之祖”。但从长远看齐桓公却成了更大的赢家,蠃得了美名美德良好的信誉,从而“九霸诸侯,一匡天下”。那是多么巨大的一笔无形资产啊,“此所以服诸侯霸天下也。” 《东周列国志第十八回》有诗曰:
巍巍霸气吞东鲁,尺剑如何能用武?
要将信义服群雄,不吝汶阳一片土。
从这个小故事中可见,我们的先人是多么讲究诚信,连以略谋争强的政客和“霸主”都那么践言守约。历史上正派反派人物的守信故事多如牛毛,帝王们更是出言难悔,所谓君无戏言,金口玉言。尽管历代君主没出息多戏言者不少,但明目张胆地以“说话不算数”、“失信于天下”为荣者,那是绝无仅有—-仅有发明“阳谋”论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人也。
老毛以后,中共遂愈趋愈下,从最高领袖到各级领导各级政府机关,轻诺寡信,食言而肥,朝三暮四,朝令夕改,语言巨人,行动矮子,羞耻之心尽丧,狡诈之徒横行,甚至以擅于讲假大空话为能,以欺人欺世为能。党文官腔成了谎言的同义词。“恶劣的政治道德规约象瘟疫一样传染给人民,于是,人民也习惯于欺诈、残忍和不讲信义了”(法-路易斯-博洛尔),上梁不正下梁歪,广大民众自然亦纷纷效颦,自上而下,自官而民,“肛口屁言”、臭屁喧腾,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中国遂沦落成了谎言大国、骗子大国,中共则无愧于最大的以暴力服人、以假话欺人的流氓无赖党之称矣。
诚信缺失已久,诚信之魂兮何时归!
东海一枭2005、1、16
首发182期《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