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February, 2006

欢迎投机民运,共求社会大道

Tuesday, February 28th, 2006

欢迎投机民运,共求社会大道
—–兼谈社会保障制度
不少同道对民运投机者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张玉祥同道就严正指出:”我们最好把人生投入民运,不要把民运投入人生。我们更不要去投机民运,把民运当成吃饭的活计。”(张玉祥《说话与做事》)。确有那么些人投身民运是出于各种庸俗甚至卑下的目的,他们或希望提供维权经费及经济保障,或间接直接地要求为文宣传并为之蓦捐…。其实说他们”投身民运”是抬举了,有的人任何东西甚至连真名实姓都没”投”进来呢。
从个人角度我与同道们一样从内心里反感鄙视那种品质卑劣的投机者,但我认为,为民主事业和社会进步计,民运的”先知”先行者们,应该对任何投身民运或抱有这种”投身”愿望者持热诚欢迎的态度,鼓励、引导、帮助他们,对他们一些不合实际要求给以耐心解释。须知,任何社会运动和事业都免不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为了正义和理想、抱着献身精神而参与某项事业者,任何时代都属于极少数,何况道德崩溃私欲泛滥的当今中国呢。
我说过,民主制度不过是一种世俗利益分配的较佳机制而已,民主事业应该成为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事业和追求。”把人生投入民运”当然高尚,”把民运投入人生”也未尝不可,”投机民运,把民运当成吃饭的活计”,何尝不可?只要他受得起穷和苦。须知投机民运总比投机专制好,以民主人士自居总比以别的什么自居好,就象附庸风雅总是附庸恶俗附庸特权好一样(枭文《言论自由离不开自由言论》)。
民运需要和呼唤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道德高尚者,但不要把民运视为道德高尚者的专利和禁脔。佛门广大,民运之门更广大,投资,投身,投心,投义,当然好,投医,投机,也欢迎。不过对于那些怀揣着不切实际的要求和想法、希望得到即时利益回报的人,应该告诉他们,一般而言,从事民运至少目前还难图到一己一时的眼前之利。张玉祥君说过,”民运本来很穷,没有多少财富资源,吃它是不会肥得流油的”。岂但不会肥得流油,甚至根本就没啥吃的,还要面对种种困难和风险,民主志士包括”民运领袖”,大多数都是凭着一腔热血在做事在奉献,经济上许多人自顾不暇。
老枭算好些吧,也好不到哪儿去。孩子上学,父母弟妹都在农村,生活毫无保障,经济负担沉重,而夫妇八九年无业了,积蓄无多,生计渐窘。枭婆虽常常诉苦埋怨”逼”我重上商场,但终亦无奈我何,急了,便以刘伶妇人之言绝不可听之言自嘲,呵呵。我每天都在祈祷我的亲人亲眷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这是爱心,也是”私心”—-因为我是家里的顶梁柱,万一谁生场大病、出点什么意外,我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相濡以沫是必要的,但”相濡”的范围对象毕竟有限;妇人之仁不可少,但仅靠个体的妇人之仁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进一步扩展为大丈夫之仁,建立起”国家之仁”—-民主政治是现代社会最大最高的仁政,社会保障也是一种必要的仁政。张五常”反对由国家来帮助穷人”,一些同道也认为帮助穷人应该由私人行为体及民间社会来做,皆不谙中国现实的书生之言。别说现在中国还不存在民间社会,就算发展起来了正常的民间社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也应是政府的重要职责,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世间穷人太多,中国苦人尤多,都是亟待救援的,靠个人和民间的力量,根本是杯水车薪和”手援天下”。
孟子认为,嫂溺可以援之以手,天下溺就只能援之以道。这个道,在儒家那里指以仁为核心的治国之道,在当代有识之士这里,可说是民主制度以及与此相关连的一些好的”子制度”,如社会保障等。民运就是追求民主之道的运动。从更高的层面看,为了正义和理想参与民运也是一种投机和谋利,所投的是历史之大机,所谋的是广大民众和中华民族的千秋大利。这个大利,当然也包括了民主追求者个人及其亲戚朋友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在里面。
当然,个人和民间的慈善救助任何时侯都需要,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之前尤为必要。希望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不锈钢老鼠刘荻等主张由私人行为体及民间社会来救助穷人的高人们,赶快拿出切实的办法来扶危济难!大量中国人正因贫困而失学,而失足,而失常,而失医,因贫困而每天在死亡线上挣扎乃至无奈死去!救人一命,胜造”七级”理论啊!
2006-2-7东海一枭
首发2006、2.27《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

欢迎投机民运,共求社会大道

Tuesday, February 28th, 2006

欢迎投机民运,共求社会大道
—–兼谈社会保障制度
不少同道对民运投机者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张玉祥同道就严正指出:”我们最好把人生投入民运,不要把民运投入人生。我们更不要去投机民运,把民运当成吃饭的活计。”(张玉祥《说话与做事》)。确有那么些人投身民运是出于各种庸俗甚至卑下的目的,他们或希望提供维权经费及经济保障,或间接直接地要求为文宣传并为之蓦捐…。其实说他们”投身民运”是抬举了,有的人任何东西甚至连真名实姓都没”投”进来呢。
从个人角度我与同道们一样从内心里反感鄙视那种品质卑劣的投机者,但我认为,为民主事业和社会进步计,民运的”先知”先行者们,应该对任何投身民运或抱有这种”投身”愿望者持热诚欢迎的态度,鼓励、引导、帮助他们,对他们一些不合实际要求给以耐心解释。须知,任何社会运动和事业都免不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为了正义和理想、抱着献身精神而参与某项事业者,任何时代都属于极少数,何况道德崩溃私欲泛滥的当今中国呢。
我说过,民主制度不过是一种世俗利益分配的较佳机制而已,民主事业应该成为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事业和追求。”把人生投入民运”当然高尚,”把民运投入人生”也未尝不可,”投机民运,把民运当成吃饭的活计”,何尝不可?只要他受得起穷和苦。须知投机民运总比投机专制好,以民主人士自居总比以别的什么自居好,就象附庸风雅总是附庸恶俗附庸特权好一样(枭文《言论自由离不开自由言论》)。
民运需要和呼唤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道德高尚者,但不要把民运视为道德高尚者的专利和禁脔。佛门广大,民运之门更广大,投资,投身,投心,投义,当然好,投医,投机,也欢迎。不过对于那些怀揣着不切实际的要求和想法、希望得到即时利益回报的人,应该告诉他们,一般而言,从事民运至少目前还难图到一己一时的眼前之利。张玉祥君说过,”民运本来很穷,没有多少财富资源,吃它是不会肥得流油的”。岂但不会肥得流油,甚至根本就没啥吃的,还要面对种种困难和风险,民主志士包括”民运领袖”,大多数都是凭着一腔热血在做事在奉献,经济上许多人自顾不暇。
老枭算好些吧,也好不到哪儿去。孩子上学,父母弟妹都在农村,生活毫无保障,经济负担沉重,而夫妇八九年无业了,积蓄无多,生计渐窘。枭婆虽常常诉苦埋怨”逼”我重上商场,但终亦无奈我何,急了,便以刘伶妇人之言绝不可听之言自嘲,呵呵。我每天都在祈祷我的亲人亲眷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这是爱心,也是”私心”—-因为我是家里的顶梁柱,万一谁生场大病、出点什么意外,我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相濡以沫是必要的,但”相濡”的范围对象毕竟有限;妇人之仁不可少,但仅靠个体的妇人之仁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进一步扩展为大丈夫之仁,建立起”国家之仁”—-民主政治是现代社会最大最高的仁政,社会保障也是一种必要的仁政。张五常”反对由国家来帮助穷人”,一些同道也认为帮助穷人应该由私人行为体及民间社会来做,皆不谙中国现实的书生之言。别说现在中国还不存在民间社会,就算发展起来了正常的民间社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也应是政府的重要职责,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世间穷人太多,中国苦人尤多,都是亟待救援的,靠个人和民间的力量,根本是杯水车薪和”手援天下”。
孟子认为,嫂溺可以援之以手,天下溺就只能援之以道。这个道,在儒家那里指以仁为核心的治国之道,在当代有识之士这里,可说是民主制度以及与此相关连的一些好的”子制度”,如社会保障等。民运就是追求民主之道的运动。从更高的层面看,为了正义和理想参与民运也是一种投机和谋利,所投的是历史之大机,所谋的是广大民众和中华民族的千秋大利。这个大利,当然也包括了民主追求者个人及其亲戚朋友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在里面。
当然,个人和民间的慈善救助任何时侯都需要,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之前尤为必要。希望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不锈钢老鼠刘荻等主张由私人行为体及民间社会来救助穷人的高人们,赶快拿出切实的办法来扶危济难!大量中国人正因贫困而失学,而失足,而失常,而失医,因贫困而每天在死亡线上挣扎乃至无奈死去!救人一命,胜造”七级”理论啊!
2006-2-7东海一枭
首发2006、2.27《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

欢迎投机民运,共求社会大道

Tuesday, February 28th, 2006

欢迎投机民运,共求社会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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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同道对民运投机者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张玉祥同道就严正指出:”我们最好把人生投入民运,不要把民运投入人生。我们更不要去投机民运,把民运当成吃饭的活计。”(张玉祥《说话与做事》)。确有那么些人投身民运是出于各种庸俗甚至卑下的目的,他们或希望提供维权经费及经济保障,或间接直接地要求为文宣传并为之蓦捐…。其实说他们”投身民运”是抬举了,有的人任何东西甚至连真名实姓都没”投”进来呢。
从个人角度我与同道们一样从内心里反感鄙视那种品质卑劣的投机者,但我认为,为民主事业和社会进步计,民运的”先知”先行者们,应该对任何投身民运或抱有这种”投身”愿望者持热诚欢迎的态度,鼓励、引导、帮助他们,对他们一些不合实际要求给以耐心解释。须知,任何社会运动和事业都免不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为了正义和理想、抱着献身精神而参与某项事业者,任何时代都属于极少数,何况道德崩溃私欲泛滥的当今中国呢。
我说过,民主制度不过是一种世俗利益分配的较佳机制而已,民主事业应该成为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事业和追求。”把人生投入民运”当然高尚,”把民运投入人生”也未尝不可,”投机民运,把民运当成吃饭的活计”,何尝不可?只要他受得起穷和苦。须知投机民运总比投机专制好,以民主人士自居总比以别的什么自居好,就象附庸风雅总是附庸恶俗附庸特权好一样(枭文《言论自由离不开自由言论》)。
民运需要和呼唤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道德高尚者,但不要把民运视为道德高尚者的专利和禁脔。佛门广大,民运之门更广大,投资,投身,投心,投义,当然好,投医,投机,也欢迎。不过对于那些怀揣着不切实际的要求和想法、希望得到即时利益回报的人,应该告诉他们,一般而言,从事民运至少目前还难图到一己一时的眼前之利。张玉祥君说过,”民运本来很穷,没有多少财富资源,吃它是不会肥得流油的”。岂但不会肥得流油,甚至根本就没啥吃的,还要面对种种困难和风险,民主志士包括”民运领袖”,大多数都是凭着一腔热血在做事在奉献,经济上许多人自顾不暇。
老枭算好些吧,也好不到哪儿去。孩子上学,父母弟妹都在农村,生活毫无保障,经济负担沉重,而夫妇八九年无业了,积蓄无多,生计渐窘。枭婆虽常常诉苦埋怨”逼”我重上商场,但终亦无奈我何,急了,便以刘伶妇人之言绝不可听之言自嘲,呵呵。我每天都在祈祷我的亲人亲眷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这是爱心,也是”私心”—-因为我是家里的顶梁柱,万一谁生场大病、出点什么意外,我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相濡以沫是必要的,但”相濡”的范围对象毕竟有限;妇人之仁不可少,但仅靠个体的妇人之仁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进一步扩展为大丈夫之仁,建立起”国家之仁”—-民主政治是现代社会最大最高的仁政,社会保障也是一种必要的仁政。张五常”反对由国家来帮助穷人”,一些同道也认为帮助穷人应该由私人行为体及民间社会来做,皆不谙中国现实的书生之言。别说现在中国还不存在民间社会,就算发展起来了正常的民间社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也应是政府的重要职责,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世间穷人太多,中国苦人尤多,都是亟待救援的,靠个人和民间的力量,根本是杯水车薪和”手援天下”。
孟子认为,嫂溺可以援之以手,天下溺就只能援之以道。这个道,在儒家那里指以仁为核心的治国之道,在当代有识之士这里,可说是民主制度以及与此相关连的一些好的”子制度”,如社会保障等。民运就是追求民主之道的运动。从更高的层面看,为了正义和理想参与民运也是一种投机和谋利,所投的是历史之大机,所谋的是广大民众和中华民族的千秋大利。这个大利,当然也包括了民主追求者个人及其亲戚朋友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在里面。
当然,个人和民间的慈善救助任何时侯都需要,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之前尤为必要。希望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不锈钢老鼠刘荻等主张由私人行为体及民间社会来救助穷人的高人们,赶快拿出切实的办法来扶危济难!大量中国人正因贫困而失学,而失足,而失常,而失医,因贫困而每天在死亡线上挣扎乃至无奈死去!救人一命,胜造”七级”理论啊!
2006-2-7东海一枭
首发2006、2.27《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

[zt]何方:党史研究中的反思

Monday, February 27th, 2006

我的一本《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近日写完了。这可算个人了却了一点心愿,但并不意味着自己反思的终结,也没能减轻反思的沉重。因此,只要一息尚存,还要反思下去。至于感到沉重,是因为反思来反思去,自己和许多人从小就为之奋斗的民主宪政还没有成为现实。
孙中山把建国分成三步走:军政、训政、宪政。可惜他老人家归天太早,三步走都留给了后人。国民党实行军政三十多年,最后以离开大陆宣告结束。共产党经过二十七年的奋斗,为军政划上了圆满句号。从新中国成立起,按照毛主席的说法,我们就进入了训政时期,到现在已经五十又五年了,但看来还没有“训”出什么结果。因为有了宪法并不等于有了宪政。谁也不敢说,中国现在已建成自由民主的法制社会。同时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仍然是人治色彩浓重的社会。而且谁也说不准,我们的训政时期还要延续到何时。是中国人生来太笨,还是“训”的不够得法?这就很值得研究和反思。
近些年来,在一些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一种被称为“两头真”的现象。蔡仲德把他老丈人冯友兰的一生归结为三个阶段:“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后来李普、李慎之等在悼念胡绳的文章中,也把这三段论套在了胡绳身上。其实,岂只胡绳,可说这是许多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中不同程度和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前不久,一位老领导张劲夫同志就对号入座,写了篇《我也是个“两头真”》的文章,发表在去年《炎黄春秋》第11期。这“两头真”的头一个“真”,是指当年干革命或做学问,都是真心实意、自觉自愿、勇往直前的。中间的“失”,主要指失去独立思考,受到束缚,只有盲目紧跟或被迫追随。后头的“真”,倒不一定是返璞归真,思想复原,而是说自认为思想得到解放,能有自己的想法,能提出自己的真实看法。当然,各人情况不同,看法也有差异,但只要求真,总是好现象。
拿我个人来说,近七十年前所表现出的那种为参加抗日救国和追求民主自由而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与行为,确也是真心实意,没什么虚假的。后来,抗日救国的目标实现了,但自由民主不但遥遥无期,而且这一理念的合理合法都成了问题。于是和大家一起陷入了胡绳说的“惑而不解”状态。例如我们党一直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关于对报刊检查、言论自由的观点,我们是否完全认同,大概无人能作出确切的回答。可见,我们早已“惑”到不承认马克思若干主张的合理合法性。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就是说,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竟然是在没有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有点“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味道,犯错误、摔跟头也就势在难免了。我在建国后是一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眼看着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文化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发展,国际化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国却关起门来瞎折腾,大踏步倒退(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从建国初的4.7%降到1980年的2.5%),心里实在有点着急,但还得严守舆论一律。1979年以后,即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确定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也允许对经济问题有一定探索,因而认识不断提高,情况迅速变化。从计划经济,到计划调节为主(即“鸟笼经济”),再到市场经济,一路走来,虽然并不完全顺利,但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占世界比重已恢复到建国初期水平,国际地位也大为提高。那么,现在是否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已经完全搞清楚了?恐怕还不敢这么说。例如对那种说我们现在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呢?有人便说,我们在建设一个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按说这就应当鼓励探索、允许争鸣,而不能只是空洞地讲坚持。
同样,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是否已经完全搞清楚了,恐怕也不能说。没搞清楚,就应该允许讨论和争鸣,否则还会是胡乔木讲延安整风后的情况,“党的理论水平越来越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谈得上坚持呢?延安整风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还不值得很好总结一下吗?
我们经常说,要“以史为鉴”。确实,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虽然辉煌,但也有沉痛,都极为丰富,如果能很好加以总结,就是一笔宝贵财富和锐利武器。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应当参与这一总结和掌握这个武器,更不用说他们本来就有历史的知情权。而“以史为鉴”的史又必须是真实的历史,是不虚美、不隐恶,求真务实、秉笔直书的历史,而不是经过加工改造、隐恶扬善,弄虚作假的历史。如果许多历史问题不准谈,遍设禁区,严守舆论一律,那样编出来的史就不但无法“为鉴”,而且也不成其为史了。
我为什么在耄耋之年告别了五十多年的国际问题研究,而改行学起中共党史来了?除了杨尚昆说的“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赞成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造神造假。一些亲身经历和有目共睹的事竟被弄得面目全非。这就使人感到,讲了六七十年的实事求是,至今仍然存在说的和做的,内部谈的和对外讲的,往往不一致。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困难时期,那样的全党全国都在说和都得说假话更不必提了。这是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和特定领导体制的消极结果,而寻根究底,我个人以为和延安整风有关系。因为正是延安整风,为中国谋划出了这一行之百年有效的管理框架。现在的政治体制和舆论一律,以及委任制、等级制、保密制等配套措施,都和延安整风有关,也可以说这些是延安整风衍生来的。所以,正本清源,要谈建立民主法治社会,就必须认真反思历史,彻底批判个人崇拜。至于我提出的这些看法,只是个人改行后的学习笔记,写出来的目的也仅仅为了引起讨论和听取批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放弃了不重视发展生产力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使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全世界对中国都得刮目相看。中国人不但站了起来,而且可以扬眉吐气。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拓真正的盛世,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成熟、经得起任何大风大浪的强国,现在可以说是:一切俱备,只欠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关于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92岁的任仲夷老人说,“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
构建和谐社会,有人用拆字法释为:人人有饭吃(人称口,禾为粮)和人人有发言权(人皆可言),也就是实现了平等和自由民主的社会。不讲平等、没有自由民主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曾为自由民主而英勇奋斗,但愿在走了大段弯路后,我们都能做到“两头真”,把我们党把我们国家搞得好上加好。

ZT美国怎样控制舆论

Sunday, February 26th, 2006

《纽约时报》去年曾发表过题为《布什当政:一个预先包装的电视新闻的新时代》的文章,称这种”预先包装”的”不正当宣传”已经成为美国政府控制操纵舆论的家常便饭。布什却对此辩解说,这些行为是合法的,并且他不准备停止这种行为。由此可见,在号称新闻自由、新闻真实、媒体是社会公器的美国,恰恰是政府牢牢操控着舆论,而且花样繁多。
手段一:直接编造假新闻
当美军攻占巴格达的消息传来,许多美国人都在电视新闻中看到:堪萨斯城一个伊拉克裔美国人欢欣鼓舞地对摄制小组说:”谢谢你,布什。谢谢你,美国。”这几秒钟的画面胜过许多长篇大论,它让美国人感到激动与自豪,让布什总统心满意足。然而,相信美国新闻自由和真实的人不会去想,这段看起来很真实的电视新闻竟是美国国务院精心创作的”新闻作品”。
在美国,像这样预先编制的新闻比比皆是。新政策出台引导民众支持,就让政府雇用的公关人士冒充记者出面大唱高调,或花钱雇高手、名家以独立面目撰写文章。据透露,布什总统执政4年,总共至少有20家联邦机构(包括国防部和人口普查局)制作并发布了数百条事先制造的”新闻”。在伊拉克战争中,五角大楼编造的假新闻让媒体多次上当,英国《独立报》为其列出的战争谎言就有20个之多,而在这些谎言的背后大都能看到美国政府的影子。编造假新闻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拿手好戏。布什政府在第一个任期内,就花费了2.54亿美元与公关公司签订合同,这差不多是克林顿最后一个任期在这方面花费的2倍。政府各部门向新闻机构发送的”电视新闻”片断的数量更是大幅增加。据《纽约时报》的文章披露,为宣传布什新签署的一项医疗政策,由医药主管机构发送的事先编造的新闻被300家电视台采用,收视的家庭达2200万户。这些政府制作的新闻淹没在卫星传送、辛迪加经营、网络提供的新闻节目之中,并处理成为”独立”新闻与观众见面,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进了千家万户,操控了美国的舆论。
手段二:为媒体设定议程
传播学有个媒体设定议程理论,其主要含义是:人们主要倾向于了解媒体注意的问题,而媒体的报道顺序深刻影响舆论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号称不干涉新闻自由的美国政府深谙此中奥妙,美国副总统切尼曾经说过:不能让媒体给总统设定议程。
政府设定议程花样很多。一是赤裸裸地打压不听话的媒体。伊拉克战争中有些媒体因讲了政府不愿听的话就被换人,或是不得不换人。这样的事当然使得新闻界不敢惹麻烦,多数时候只能转述政府信息。二是加强与媒体联系。政府官员与记者”打成一片”。虽然美国媒体仍然将客观性奉为职业准则,但在实际工作中,新闻人员与政府官员之间越来越熟悉。前者越来越依赖于后者,后者成为前者的重要信息来源;政府官员也通过记者帮助他们与公众和其他精英相互沟通。三是给钱。政府有关部门将从预算中得到的大笔美元用来炮制新闻,受雇于政府”制造新闻”的公关公司也可以获得很高的报酬,而媒体也因为不用采访省了很多人力、物力。大家都有了好处,可舆论也就成了政府手中的玩物,随它的需要任意拿捏。恰如著名的专栏作家克鲁格曼所讲,在这个国家,我们确实没有书报检查,找到不同的观点仍然是可能的。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里,主要的媒体公司以取悦执政党的方式去报道新闻。
手段三:公关公司制造新闻
美国的公关公司本领很大。政府利用公关公司制造新闻当然更加便当。美国政府的官员比以往更善于同公关公司和媒体打交道,经常委托公关公司模仿媒体预先制作高质量的”新闻”,提供给媒体,用间接的隐蔽手段来达到操控舆论的目的。受雇于政府的公关人员许多就是记者出身,他们不仅会写新闻,而且懂得媒体的喜好和不同媒体的不同需求,写出的东西既讲政治,又很貌似客观,媒体也乐得用这些廉价得来的”新闻”去糊弄公众。
媒体影响舆论,舆论引导民众。没有一个国家和政府会对舆论听之任之。”独立于政府”的媒体从来就没有。美国政府和新闻人士深深地懂得这个道理。在《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一书中,作者艾英戈和金德认为,美国电视新闻表现美国社会和政治时有4个特点,其中之一就是作为”政府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速记员”。
文章来源: Mr.wang 于 2006-02-25 22:06:06

给廖亦武们下一帖猛药!–兼谈袁红冰及丁高之争与绝食运动(

Sunday, February 26th, 2006

给廖亦武们下一帖猛药
近年来,”江湖”上对袁红冰君的传闻和非议似乎不少,我也从网络上看到或亲耳听到过一些。大多捕风捉影,姑妄看之听之,一笑置之而已。今民运老前辈廖亦武君跳将出来,”把大伙私下的议论拿去公开了”,自以为是”在赢家通吃的汤锅里放一把耗子药”。枭眼看去,老廖指斥的袁红冰”罪过”都是无关于人格大节、无关于原则问题的鸡毛蒜皮,而且多属想当然的诛心之剑。所谓的”耗子药”,与其它江湖议论无异,不过沾满口水、酸味十足的小醋丸罢了,呵呵。我想,对老廖这一把毫无份量更无毒性的醋丸,”骄傲”的袁红冰是不会计较的。但作为旁观者的我却忍不住要为袁红冰鸣一声不平,也是给老廖下帖猛药。
老廖曰:”你作为法律界知名人物,对国内数以百万计的底层冤案作了那些关注?打过那些官司?作为六四旧人,你虽属卧薪尝胆,10年磨一剑那一类,可暗中帮过那些朋友?”貌似正义堂皇,实为下五门招术。据了解,袁红冰九四年被捕,《自由在落日中》手稿被秘密警察查获。他为了重新完成创作,答应了当局”不再回北京,终身留在贵州”等条件,获得相对的人身自由。袁红冰在贵州期间关注过什么冤案,帮过那些朋友,他未必肯张扬或向老廖汇报吧?就算他没有关注过冤案帮助过朋友,也完全可以理解,一个人的时间精神能力总是有限的。老枭一直生活在大陆,不无”能量”,但也自顾不暇,去年发生在亲属身上的一桩冤案,至今未雪。底层冤案重叠,世间苦难如海,谁有能力手援天下?袁红冰《自由在落日中》、《文殇》、《金色的圣山》、《回归荒凉》等四部史诗性煌煌巨著,可以说是对国人苦难更深层的关注,对中共暴政更深刻的批判!
袁红冰完成他自定的写作任务后,即挂冠而去,流亡海外,全力以赴投入民运。我反对”动机论”,只要投身民运,不论是投心还是投机,我都能理解并对其正确的选择抱有基本的尊重。但相对于那些在体制内”混”得不好在社会上”混”不下去而被迫”站出来”者(不是说老廖,老廖素为我所敬重,不仅民运前辈而已,他八九前就是著名诗人,我知道老廖大名约是八十年代,比袁红冰早多了),袁红冰的动机无疑高尚得多。那种”富贵不能淫”的高风亮节,不能不令我有”古人风采今重见”的惊艳之感。
令老廖最为不平的是,袁红冰在体制内拥有过法学院院长、教授、研究生导师等名位,曾为弄潮精英、法学官僚、忍耻写作的当代司马迁,而今又成了惨遭放逐的当代屈原和”自由主义法学家”,还”有一位明眸如星、红唇如花的少女愿意同他走遍天涯海角”,”占尽了天下好事!”所以老廖正义凛然地怒问:为什么”赢家总是通吃”、”赢家凭什么通吃?”我却感到狭隘和好笑,闻到一股扑鼻而来的酸味醋味。但透过表层的”意气”之语分析一下,其中意味值得深长思。
首先我联想到金庸等武侠小说中丐帮的净衣派污衣派之争。净衣派除身穿打满补钉的丐服之外,平时起居与常人无异,这些人本来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或佩服丐帮的侠义行径,或与帮中弟子交好而投入了丐帮。污衣派则真正以行乞为生,严守戒律:不得行使银钱购物,不得与外人共桌而食。两派各持一端,争执不休。有人将民运人士分为草根派和精英派,我比之为污衣派与净衣派。老廖是原汁原味、艰难谋生的民运前辈,象污衣派,袁红冰虽也属老资格的”丐帮长老”但入帮前好吃好喝,入帮后照样吃好喝好,似净衣派。
国内民主人土之间、海外民主人土之间、国内与海外民运之间,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思想观点及人事上的矛盾,这些矛盾又往往体现为民运界草根派与精英派的思想冲突与人际争执(当然,有冲突和争执是正常的,不可一概冠以内斗、内哄之称。至于冲突争执会不会影响团结,”小异”会不会影响”大同”,因时因人因事而异)。老廖对袁红冰童言无忌式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民运内部草根派对精英派、即污衣派对净衣派不满情绪的一次典型爆发!
但在枭眼里,双方的分岐多属小节。污衣派与净衣派都是丐帮英雄,草根派与精英派都是民运同道,老廖与袁红冰都是人中豪杰,所以老廖对红冰的批评太苛刻了。水浒故事中,阮小七等底层人物是梁山好汉,体制内或准体制内的林冲卢俊义柴进们上了梁山,同样是梁山好汉!在反抗中共专制的斗争中,只要站出来了,就是英雄!至于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方式站出来,通过什么途径进行斗争,可以也只能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制宜。
民主图的是民众公益、民族大利,于个人利弊殊不易言,短期而言基本上是利少弊多或有弊无利,没什么好”吃”的果子。一旦站了出来,个人荣辱得失,只能泰然处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老廖那样”出不了国,四十好几还没尝过自由是啥滋味”是常态,固然值得敬重和学习,如果有人机缘凑巧,”赢家通吃”,于民运有百利而无一弊。老廖问:”什么叫民运?精英的?还是由小人物一点一滴积垒的?”老枭曰:是由小人物的,也是精英的,需要一点一滴积垒,也需要精英人物的推动。
前苏联那些受苦受难的异议分子可敬,左右逢源、”赢家通吃”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样可敬。论社会影响历史功绩他们更大呢。”有一位明眸如星、红唇如花的少女愿意同他走遍天涯海角”之类袁红冰式的”赢家通吃”,英雄本色名士风流,但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辈的”吃”法,就是小巫了。多么盼望胡锦涛温家宝或其他哪个领导人也来个”赢家通吃”,一举把中国推上”天下为公”的民主大道,老廖也是求之不得吧。果真如此,相信老廖不至于嫉怒交加破口大骂吧?为什么就容不得袁红冰,”偏要坏了这锅汤”呢?
只要同归,何妨殊途。人的出身经历、社会地位、思想理念、道德修养、爱好能力、个人追求等等千差万别。只要在反抗中共专制、追求民主自由这一大目标上达成共识,具体的观点途径路线,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定于一尊。可以横眉怒目冲冠一怒,也不妨和风细雨嘻皮笑脸,需要匕首投抢近身肉搏,也需要摇旗呐喊擂鼓鸣炮。百花齐放才是春,八仙过海显神通。老廖的道路与袁红冰的道路,最终目的地都是民主自由,就象改良与革命都是民运的表现形式一样。我这不是没有原则地和稀泥打马虎眼,而是从历史的高度看待问题。世间许多对立矛盾,只要跳出某个圈子其种思想局限,往往能在更高的层面取得统一,从而融阴阳为一体,”化”干戈为玉帛。
对于近期绝食运动及引发的一些争论,我也是采取这样”高处着眼””大而化之”的态度。我认同支持高智晟,非常尊重丁子霖。关于维权和民运,凌锋君说得好:根据各人不同情况,一部份用政治手段,一部份人用法律手段。有谁能决定用哪一种方式?而且用多种方式施压才更有效,只要大家都努力去做就可以了。听其自然吧,民主的包容性本来就是多元的。
丁子霖教授的公开信也不无意义。在言论自由饱受剥夺、维权空间极为狭窄的中国大陆,重要的是发出声音来。丁的劝责和反对,何尝不是一种对”运动”的宣传、对暴政的谴责?双方意见小有分岐但非敌对,甚至可以起互补之效,袁红冰对”劝责”者的抨击,言辞过于激烈,有些无限上纲,大不利于团结。
老廖问”赢家凭什么通吃?你凭空将道义资源兜了去,连残汤剩水也不留给被割了声带的沉默的大多数,你会写,就赢;人家没你会写,就输。苍天有眼,你真无愧于心吗?”
老枭曰:有人会写有人不会写,这是客观现实。但不能也无权要求会写的人向”沉默的大多数”看齐。正因为”沉默的大多数”被割了声带,才更需要会写的人多多呐喊。民运是一种公益事业,是为全中国民众尤其是为”被割了声带的沉默的大多数”谋福祉。袁红冰站出来于民运有益,于民主派人士个人至少没有任何损害(间接有益。某种意义上,大家堪称命运共同体)。民运的道义资源就象《神异经》中”无损兽”的肉,割之不尽用之愈多,它不会因为袁红冰不去割就增加,而是割的人越多它”愈美”,生长得越快!
其实,草根与精英、输家与赢家都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于袁红冰,老廖自认为是输家;相对于”被割了声带的沉默的大多数”,老廖何尝不是”将道义资源兜了去”的赢家?相对于中共特权阶级,袁红冰与老廖,精英派与草根派,都属于”连残汤剩水”都喝不上的草根派、大输家——这是就现实层面而言,如果从文化、道义和历史的层面着眼,袁红冰与老廖、精英派与草根派,都属于精英和赢家!
老廖对袁红冰的文风及骄傲的反感,只能代表老廖个人的”口味”。同时,对某些思想境界道德文章,倘没有基本了解非或同类型人,往往无法理解,就象儒学常遭误读、历代大儒多蒙奇冤一样。老枭对袁红冰的文采和豪情颇为喜欢,对他所崇奉的英雄主义哲学和相关作品中张扬的”英雄的骄傲”颇有共鸣,特别对他发起”复兴中华文化”运动更是十分赞同。政治同谋不易找,文化同道更难寻哪。看到中华文化陵夷衰微,当代优秀知识分子纷纷投向基督门下,连晓波、智晟那样的大丈夫都不例外,谁解我的大悲大忧大寂寞?微斯人,吾谁与归?今见老廖的”药”下得无理,特为红冰一辩,更是为廖亦武们下一帖猛药!
刘晓波说:”狗日的老廖一天到晚访苦人,写苦文,挣苦钱,心理还不弄变态?”老廖回答:”老子不搞政治,即使心理变态了,也不会祸国殃民。”老枭曰:作为民运前辈,”被憋出毛病了”,往大了说不利民主事业,往小了说不利自身健康,还望注意保健为荷。特来给廖兄及其他气血失调的同道们下一把药。或许猛了些,如果有助于老廖们调气止痛消滞化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哈哈哈,叨在同道,恕罪则个。
2006-2-26东海一枭
注:(洛杉矶)蒋品超君近作名为《给中国民运开一剂猛药──支持高智晟律》,本文标题借鉴之,特此注明,以示郑重并鸣谢。

给廖亦武们下一帖猛药!–兼谈袁红冰及丁高之争与绝食运动(

Sunday, February 26th, 2006

给廖亦武们下一帖猛药
近年来,”江湖”上对袁红冰君的传闻和非议似乎不少,我也从网络上看到或亲耳听到过一些。大多捕风捉影,姑妄看之听之,一笑置之而已。今民运老前辈廖亦武君跳将出来,”把大伙私下的议论拿去公开了”,自以为是”在赢家通吃的汤锅里放一把耗子药”。枭眼看去,老廖指斥的袁红冰”罪过”都是无关于人格大节、无关于原则问题的鸡毛蒜皮,而且多属想当然的诛心之剑。所谓的”耗子药”,与其它江湖议论无异,不过沾满口水、酸味十足的小醋丸罢了,呵呵。我想,对老廖这一把毫无份量更无毒性的醋丸,”骄傲”的袁红冰是不会计较的。但作为旁观者的我却忍不住要为袁红冰鸣一声不平,也是给老廖下帖猛药。
老廖曰:”你作为法律界知名人物,对国内数以百万计的底层冤案作了那些关注?打过那些官司?作为六四旧人,你虽属卧薪尝胆,10年磨一剑那一类,可暗中帮过那些朋友?”貌似正义堂皇,实为下五门招术。据了解,袁红冰九四年被捕,《自由在落日中》手稿被秘密警察查获。他为了重新完成创作,答应了当局”不再回北京,终身留在贵州”等条件,获得相对的人身自由。袁红冰在贵州期间关注过什么冤案,帮过那些朋友,他未必肯张扬或向老廖汇报吧?就算他没有关注过冤案帮助过朋友,也完全可以理解,一个人的时间精神能力总是有限的。老枭一直生活在大陆,不无”能量”,但也自顾不暇,去年发生在亲属身上的一桩冤案,至今未雪。底层冤案重叠,世间苦难如海,谁有能力手援天下?袁红冰《自由在落日中》、《文殇》、《金色的圣山》、《回归荒凉》等四部史诗性煌煌巨著,可以说是对国人苦难更深层的关注,对中共暴政更深刻的批判!
袁红冰完成他自定的写作任务后,即挂冠而去,流亡海外,全力以赴投入民运。我反对”动机论”,只要投身民运,不论是投心还是投机,我都能理解并对其正确的选择抱有基本的尊重。但相对于那些在体制内”混”得不好在社会上”混”不下去而被迫”站出来”者(不是说老廖,老廖素为我所敬重,不仅民运前辈而已,他八九前就是著名诗人,我知道老廖大名约是八十年代,比袁红冰早多了),袁红冰的动机无疑高尚得多。那种”富贵不能淫”的高风亮节,不能不令我有”古人风采今重见”的惊艳之感。
令老廖最为不平的是,袁红冰在体制内拥有过法学院院长、教授、研究生导师等名位,曾为弄潮精英、法学官僚、忍耻写作的当代司马迁,而今又成了惨遭放逐的当代屈原和”自由主义法学家”,还”有一位明眸如星、红唇如花的少女愿意同他走遍天涯海角”,”占尽了天下好事!”所以老廖正义凛然地怒问:为什么”赢家总是通吃”、”赢家凭什么通吃?”我却感到狭隘和好笑,闻到一股扑鼻而来的酸味醋味。但透过表层的”意气”之语分析一下,其中意味值得深长思。
首先我联想到金庸等武侠小说中丐帮的净衣派污衣派之争。净衣派除身穿打满补钉的丐服之外,平时起居与常人无异,这些人本来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或佩服丐帮的侠义行径,或与帮中弟子交好而投入了丐帮。污衣派则真正以行乞为生,严守戒律:不得行使银钱购物,不得与外人共桌而食。两派各持一端,争执不休。有人将民运人士分为草根派和精英派,我比之为污衣派与净衣派。老廖是原汁原味、艰难谋生的民运前辈,象污衣派,袁红冰虽也属老资格的”丐帮长老”但入帮前好吃好喝,入帮后照样吃好喝好,似净衣派。
国内民主人土之间、海外民主人土之间、国内与海外民运之间,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思想观点及人事上的矛盾,这些矛盾又往往体现为民运界草根派与精英派的思想冲突与人际争执(当然,有冲突和争执是正常的,不可一概冠以内斗、内哄之称。至于冲突争执会不会影响团结,”小异”会不会影响”大同”,因时因人因事而异)。老廖对袁红冰童言无忌式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民运内部草根派对精英派、即污衣派对净衣派不满情绪的一次典型爆发!
但在枭眼里,双方的分岐多属小节。污衣派与净衣派都是丐帮英雄,草根派与精英派都是民运同道,老廖与袁红冰都是人中豪杰,所以老廖对红冰的批评太苛刻了。水浒故事中,阮小七等底层人物是梁山好汉,体制内或准体制内的林冲卢俊义柴进们上了梁山,同样是梁山好汉!在反抗中共专制的斗争中,只要站出来了,就是英雄!至于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方式站出来,通过什么途径进行斗争,可以也只能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制宜。
民主图的是民众公益、民族大利,于个人利弊殊不易言,短期而言基本上是利少弊多或有弊无利,没什么好”吃”的果子。一旦站了出来,个人荣辱得失,只能泰然处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老廖那样”出不了国,四十好几还没尝过自由是啥滋味”是常态,固然值得敬重和学习,如果有人机缘凑巧,”赢家通吃”,于民运有百利而无一弊。老廖问:”什么叫民运?精英的?还是由小人物一点一滴积垒的?”老枭曰:是由小人物的,也是精英的,需要一点一滴积垒,也需要精英人物的推动。
前苏联那些受苦受难的异议分子可敬,左右逢源、”赢家通吃”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样可敬。论社会影响历史功绩他们更大呢。”有一位明眸如星、红唇如花的少女愿意同他走遍天涯海角”之类袁红冰式的”赢家通吃”,英雄本色名士风流,但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辈的”吃”法,就是小巫了。多么盼望胡锦涛温家宝或其他哪个领导人也来个”赢家通吃”,一举把中国推上”天下为公”的民主大道,老廖也是求之不得吧。果真如此,相信老廖不至于嫉怒交加破口大骂吧?为什么就容不得袁红冰,”偏要坏了这锅汤”呢?
只要同归,何妨殊途。人的出身经历、社会地位、思想理念、道德修养、爱好能力、个人追求等等千差万别。只要在反抗中共专制、追求民主自由这一大目标上达成共识,具体的观点途径路线,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定于一尊。可以横眉怒目冲冠一怒,也不妨和风细雨嘻皮笑脸,需要匕首投抢近身肉搏,也需要摇旗呐喊擂鼓鸣炮。百花齐放才是春,八仙过海显神通。老廖的道路与袁红冰的道路,最终目的地都是民主自由,就象改良与革命都是民运的表现形式一样。我这不是没有原则地和稀泥打马虎眼,而是从历史的高度看待问题。世间许多对立矛盾,只要跳出某个圈子其种思想局限,往往能在更高的层面取得统一,从而融阴阳为一体,”化”干戈为玉帛。
对于近期绝食运动及引发的一些争论,我也是采取这样”高处着眼””大而化之”的态度。我认同支持高智晟,非常尊重丁子霖。关于维权和民运,凌锋君说得好:根据各人不同情况,一部份用政治手段,一部份人用法律手段。有谁能决定用哪一种方式?而且用多种方式施压才更有效,只要大家都努力去做就可以了。听其自然吧,民主的包容性本来就是多元的。
丁子霖教授的公开信也不无意义。在言论自由饱受剥夺、维权空间极为狭窄的中国大陆,重要的是发出声音来。丁的劝责和反对,何尝不是一种对”运动”的宣传、对暴政的谴责?双方意见小有分岐但非敌对,甚至可以起互补之效,袁红冰对”劝责”者的抨击,言辞过于激烈,有些无限上纲,大不利于团结。
老廖问”赢家凭什么通吃?你凭空将道义资源兜了去,连残汤剩水也不留给被割了声带的沉默的大多数,你会写,就赢;人家没你会写,就输。苍天有眼,你真无愧于心吗?”
老枭曰:有人会写有人不会写,这是客观现实。但不能也无权要求会写的人向”沉默的大多数”看齐。正因为”沉默的大多数”被割了声带,才更需要会写的人多多呐喊。民运是一种公益事业,是为全中国民众尤其是为”被割了声带的沉默的大多数”谋福祉。袁红冰站出来于民运有益,于民主派人士个人至少没有任何损害(间接有益。某种意义上,大家堪称命运共同体)。民运的道义资源就象《神异经》中”无损兽”的肉,割之不尽用之愈多,它不会因为袁红冰不去割就增加,而是割的人越多它”愈美”,生长得越快!
其实,草根与精英、输家与赢家都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于袁红冰,老廖自认为是输家;相对于”被割了声带的沉默的大多数”,老廖何尝不是”将道义资源兜了去”的赢家?相对于中共特权阶级,袁红冰与老廖,精英派与草根派,都属于”连残汤剩水”都喝不上的草根派、大输家——这是就现实层面而言,如果从文化、道义和历史的层面着眼,袁红冰与老廖、精英派与草根派,都属于精英和赢家!
老廖对袁红冰的文风及骄傲的反感,只能代表老廖个人的”口味”。同时,对某些思想境界道德文章,倘没有基本了解非或同类型人,往往无法理解,就象儒学常遭误读、历代大儒多蒙奇冤一样。老枭对袁红冰的文采和豪情颇为喜欢,对他所崇奉的英雄主义哲学和相关作品中张扬的”英雄的骄傲”颇有共鸣,特别对他发起”复兴中华文化”运动更是十分赞同。政治同谋不易找,文化同道更难寻哪。看到中华文化陵夷衰微,当代优秀知识分子纷纷投向基督门下,连晓波、智晟那样的大丈夫都不例外,谁解我的大悲大忧大寂寞?微斯人,吾谁与归?今见老廖的”药”下得无理,特为红冰一辩,更是为廖亦武们下一帖猛药!
刘晓波说:”狗日的老廖一天到晚访苦人,写苦文,挣苦钱,心理还不弄变态?”老廖回答:”老子不搞政治,即使心理变态了,也不会祸国殃民。”老枭曰:作为民运前辈,”被憋出毛病了”,往大了说不利民主事业,往小了说不利自身健康,还望注意保健为荷。特来给廖兄及其他气血失调的同道们下一把药。或许猛了些,如果有助于老廖们调气止痛消滞化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哈哈哈,叨在同道,恕罪则个。
2006-2-26东海一枭
注:(洛杉矶)蒋品超君近作名为《给中国民运开一剂猛药──支持高智晟律》,本文标题借鉴之,特此注明,以示郑重并鸣谢。

给廖亦武们下一帖猛药!–兼谈袁红冰及丁高之争与绝食运动(

Sunday, February 26th, 2006

给廖亦武们下一帖猛药
近年来,”江湖”上对袁红冰君的传闻和非议似乎不少,我也从网络上看到或亲耳听到过一些。大多捕风捉影,姑妄看之听之,一笑置之而已。今民运老前辈廖亦武君跳将出来,”把大伙私下的议论拿去公开了”,自以为是”在赢家通吃的汤锅里放一把耗子药”。枭眼看去,老廖指斥的袁红冰”罪过”都是无关于人格大节、无关于原则问题的鸡毛蒜皮,而且多属想当然的诛心之剑。所谓的”耗子药”,与其它江湖议论无异,不过沾满口水、酸味十足的小醋丸罢了,呵呵。我想,对老廖这一把毫无份量更无毒性的醋丸,”骄傲”的袁红冰是不会计较的。但作为旁观者的我却忍不住要为袁红冰鸣一声不平,也是给老廖下帖猛药。
老廖曰:”你作为法律界知名人物,对国内数以百万计的底层冤案作了那些关注?打过那些官司?作为六四旧人,你虽属卧薪尝胆,10年磨一剑那一类,可暗中帮过那些朋友?”貌似正义堂皇,实为下五门招术。据了解,袁红冰九四年被捕,《自由在落日中》手稿被秘密警察查获。他为了重新完成创作,答应了当局”不再回北京,终身留在贵州”等条件,获得相对的人身自由。袁红冰在贵州期间关注过什么冤案,帮过那些朋友,他未必肯张扬或向老廖汇报吧?就算他没有关注过冤案帮助过朋友,也完全可以理解,一个人的时间精神能力总是有限的。老枭一直生活在大陆,不无”能量”,但也自顾不暇,去年发生在亲属身上的一桩冤案,至今未雪。底层冤案重叠,世间苦难如海,谁有能力手援天下?袁红冰《自由在落日中》、《文殇》、《金色的圣山》、《回归荒凉》等四部史诗性煌煌巨著,可以说是对国人苦难更深层的关注,对中共暴政更深刻的批判!
袁红冰完成他自定的写作任务后,即挂冠而去,流亡海外,全力以赴投入民运。我反对”动机论”,只要投身民运,不论是投心还是投机,我都能理解并对其正确的选择抱有基本的尊重。但相对于那些在体制内”混”得不好在社会上”混”不下去而被迫”站出来”者(不是说老廖,老廖素为我所敬重,不仅民运前辈而已,他八九前就是著名诗人,我知道老廖大名约是八十年代,比袁红冰早多了),袁红冰的动机无疑高尚得多。那种”富贵不能淫”的高风亮节,不能不令我有”古人风采今重见”的惊艳之感。
令老廖最为不平的是,袁红冰在体制内拥有过法学院院长、教授、研究生导师等名位,曾为弄潮精英、法学官僚、忍耻写作的当代司马迁,而今又成了惨遭放逐的当代屈原和”自由主义法学家”,还”有一位明眸如星、红唇如花的少女愿意同他走遍天涯海角”,”占尽了天下好事!”所以老廖正义凛然地怒问:为什么”赢家总是通吃”、”赢家凭什么通吃?”我却感到狭隘和好笑,闻到一股扑鼻而来的酸味醋味。但透过表层的”意气”之语分析一下,其中意味值得深长思。
首先我联想到金庸等武侠小说中丐帮的净衣派污衣派之争。净衣派除身穿打满补钉的丐服之外,平时起居与常人无异,这些人本来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或佩服丐帮的侠义行径,或与帮中弟子交好而投入了丐帮。污衣派则真正以行乞为生,严守戒律:不得行使银钱购物,不得与外人共桌而食。两派各持一端,争执不休。有人将民运人士分为草根派和精英派,我比之为污衣派与净衣派。老廖是原汁原味、艰难谋生的民运前辈,象污衣派,袁红冰虽也属老资格的”丐帮长老”但入帮前好吃好喝,入帮后照样吃好喝好,似净衣派。
国内民主人土之间、海外民主人土之间、国内与海外民运之间,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思想观点及人事上的矛盾,这些矛盾又往往体现为民运界草根派与精英派的思想冲突与人际争执(当然,有冲突和争执是正常的,不可一概冠以内斗、内哄之称。至于冲突争执会不会影响团结,”小异”会不会影响”大同”,因时因人因事而异)。老廖对袁红冰童言无忌式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民运内部草根派对精英派、即污衣派对净衣派不满情绪的一次典型爆发!
但在枭眼里,双方的分岐多属小节。污衣派与净衣派都是丐帮英雄,草根派与精英派都是民运同道,老廖与袁红冰都是人中豪杰,所以老廖对红冰的批评太苛刻了。水浒故事中,阮小七等底层人物是梁山好汉,体制内或准体制内的林冲卢俊义柴进们上了梁山,同样是梁山好汉!在反抗中共专制的斗争中,只要站出来了,就是英雄!至于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方式站出来,通过什么途径进行斗争,可以也只能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制宜。
民主图的是民众公益、民族大利,于个人利弊殊不易言,短期而言基本上是利少弊多或有弊无利,没什么好”吃”的果子。一旦站了出来,个人荣辱得失,只能泰然处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老廖那样”出不了国,四十好几还没尝过自由是啥滋味”是常态,固然值得敬重和学习,如果有人机缘凑巧,”赢家通吃”,于民运有百利而无一弊。老廖问:”什么叫民运?精英的?还是由小人物一点一滴积垒的?”老枭曰:是由小人物的,也是精英的,需要一点一滴积垒,也需要精英人物的推动。
前苏联那些受苦受难的异议分子可敬,左右逢源、”赢家通吃”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样可敬。论社会影响历史功绩他们更大呢。”有一位明眸如星、红唇如花的少女愿意同他走遍天涯海角”之类袁红冰式的”赢家通吃”,英雄本色名士风流,但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辈的”吃”法,就是小巫了。多么盼望胡锦涛温家宝或其他哪个领导人也来个”赢家通吃”,一举把中国推上”天下为公”的民主大道,老廖也是求之不得吧。果真如此,相信老廖不至于嫉怒交加破口大骂吧?为什么就容不得袁红冰,”偏要坏了这锅汤”呢?
只要同归,何妨殊途。人的出身经历、社会地位、思想理念、道德修养、爱好能力、个人追求等等千差万别。只要在反抗中共专制、追求民主自由这一大目标上达成共识,具体的观点途径路线,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定于一尊。可以横眉怒目冲冠一怒,也不妨和风细雨嘻皮笑脸,需要匕首投抢近身肉搏,也需要摇旗呐喊擂鼓鸣炮。百花齐放才是春,八仙过海显神通。老廖的道路与袁红冰的道路,最终目的地都是民主自由,就象改良与革命都是民运的表现形式一样。我这不是没有原则地和稀泥打马虎眼,而是从历史的高度看待问题。世间许多对立矛盾,只要跳出某个圈子其种思想局限,往往能在更高的层面取得统一,从而融阴阳为一体,”化”干戈为玉帛。
对于近期绝食运动及引发的一些争论,我也是采取这样”高处着眼””大而化之”的态度。我认同支持高智晟,非常尊重丁子霖。关于维权和民运,凌锋君说得好:根据各人不同情况,一部份用政治手段,一部份人用法律手段。有谁能决定用哪一种方式?而且用多种方式施压才更有效,只要大家都努力去做就可以了。听其自然吧,民主的包容性本来就是多元的。
丁子霖教授的公开信也不无意义。在言论自由饱受剥夺、维权空间极为狭窄的中国大陆,重要的是发出声音来。丁的劝责和反对,何尝不是一种对”运动”的宣传、对暴政的谴责?双方意见小有分岐但非敌对,甚至可以起互补之效,袁红冰对”劝责”者的抨击,言辞过于激烈,有些无限上纲,大不利于团结。
老廖问”赢家凭什么通吃?你凭空将道义资源兜了去,连残汤剩水也不留给被割了声带的沉默的大多数,你会写,就赢;人家没你会写,就输。苍天有眼,你真无愧于心吗?”
老枭曰:有人会写有人不会写,这是客观现实。但不能也无权要求会写的人向”沉默的大多数”看齐。正因为”沉默的大多数”被割了声带,才更需要会写的人多多呐喊。民运是一种公益事业,是为全中国民众尤其是为”被割了声带的沉默的大多数”谋福祉。袁红冰站出来于民运有益,于民主派人士个人至少没有任何损害(间接有益。某种意义上,大家堪称命运共同体)。民运的道义资源就象《神异经》中”无损兽”的肉,割之不尽用之愈多,它不会因为袁红冰不去割就增加,而是割的人越多它”愈美”,生长得越快!
其实,草根与精英、输家与赢家都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于袁红冰,老廖自认为是输家;相对于”被割了声带的沉默的大多数”,老廖何尝不是”将道义资源兜了去”的赢家?相对于中共特权阶级,袁红冰与老廖,精英派与草根派,都属于”连残汤剩水”都喝不上的草根派、大输家——这是就现实层面而言,如果从文化、道义和历史的层面着眼,袁红冰与老廖、精英派与草根派,都属于精英和赢家!
老廖对袁红冰的文风及骄傲的反感,只能代表老廖个人的”口味”。同时,对某些思想境界道德文章,倘没有基本了解非或同类型人,往往无法理解,就象儒学常遭误读、历代大儒多蒙奇冤一样。老枭对袁红冰的文采和豪情颇为喜欢,对他所崇奉的英雄主义哲学和相关作品中张扬的”英雄的骄傲”颇有共鸣,特别对他发起”复兴中华文化”运动更是十分赞同。政治同谋不易找,文化同道更难寻哪。看到中华文化陵夷衰微,当代优秀知识分子纷纷投向基督门下,连晓波、智晟那样的大丈夫都不例外,谁解我的大悲大忧大寂寞?微斯人,吾谁与归?今见老廖的”药”下得无理,特为红冰一辩,更是为廖亦武们下一帖猛药!
刘晓波说:”狗日的老廖一天到晚访苦人,写苦文,挣苦钱,心理还不弄变态?”老廖回答:”老子不搞政治,即使心理变态了,也不会祸国殃民。”老枭曰:作为民运前辈,”被憋出毛病了”,往大了说不利民主事业,往小了说不利自身健康,还望注意保健为荷。特来给廖兄及其他气血失调的同道们下一把药。或许猛了些,如果有助于老廖们调气止痛消滞化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哈哈哈,叨在同道,恕罪则个。
2006-2-26东海一枭
注:(洛杉矶)蒋品超君近作名为《给中国民运开一剂猛药──支持高智晟律》,本文标题借鉴之,特此注明,以示郑重并鸣谢。

我在新海川的文集不见了,也不能上贴了, 哪位知道怎么回事?

Sunday, February 26th, 2006

太奇怪了。我是去年六四开始在那里上贴,像”六四””法轮”这样的字都不禁用,所以贴上了,以后就陆续上了十几贴吧。不知怎的,今天文集也没了,也不能上贴了。上不了贴也就没法子询问,哪位知道怎么回事?

国内"异见分子"反映的不是中国内部的异见而是海外组织的异见

Sunday, February 26th, 2006

在中国传说美国的金子多,到了美国捡几两金子没问题。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毕业的都忙几年出国考试,但是越来越难了。考题也难了,就算考的不错,联系学校也难了。美国正经的大学都挑剔起来,不是名校毕业的不愿意收。
考不过GRE,TOEFL,又不是名校毕业,怎么出国呢?闹民运就是条路子。中国国内”异见份子”大部分是跟海外挂钩以后才开始大闹的。因为海外组织撑腰,国内异见份子才有持无恐,最后进监狱就请海外组织弄到美国。
“异见分子”受海外的操纵,他们的意见其实就是海外组织的意见。这些海外组织拿着台湾的经费或美国的经费,他们的意见绝不是为中国人好的意见,这也是国内”异见分子”得不到广泛支持的原因。就拿所谓”接力绝食”来说,就是法轮功民运搞出来的。这些民运天天喊抓共特,为什么不喊抓台特?这些海外组织本来就是台特指挥的?那位邮寄保密材料的师涛就有台湾组织在背后作怪。
国内的”异见份子”已经不是反映中国内部的不同意见,变成反映海外组织的意见,海外组织又是按资助他们的后台老板的主意行事。这也是中国必须限制”异见”的原因,如果不限制,就等于说给海外颠覆大陆的自由。
海外为什么要颠覆大陆?第一,中国有潜力跟美国平起平坐,所以美国要看中国分裂。第二,中国的强大当然不利于台独。由此可见,国内”异见分子”其实就是内奸。当内奸可以出国捡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