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November, 2006

援之以道,化之以文

Thursday, November 30th, 2006

援之以道,化之以文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关注中国的苦难!
东海一枭
一、苦难的中国,沉重的现实
苦难,对于中国人来说,它不是历史不是回忆,更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它是沉甸甸血淋淋的、现在进行时的现实,是外在与内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禁锢和压迫,是乌云般黑色的命运,沉沉地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顶!
苦难笼罩在法轮功群体头上。《高智晟为法轮功三致中国当局公开信》表明,成千上万的法轮功成员遭到关押和酷刑虐待。持续的、系统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针对信仰法轮功同胞的野蛮迫害的暴行是正在发生着的事实。
苦难笼罩在基督教家庭教会及其它各种信仰群体头上。在中国,所有的宗教团体和精神活动都必须向政府登记,所有的宗教活动受到严密监视和控制,中共自行任命天主教主教,这些做法都是违反信仰自由原则的。更严重的是,中共以非法传教和传播邪教为由对基督教家庭教会进行逼迫,许多宗教领袖包括官方教会和基督教家庭教会的领袖都遭到关押和虐待。
据2006年7月10日《议报》第258期介绍,总部设于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公布最新的《中国迫害家庭教会》报告指出,过去一年有二千名家庭教会成员被捕。由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有一千九百五十八家庭教会成员被捕。近来,全国各地又有一批家庭教会成员被判劳教或受到非法拘留。
苦难笼罩在知识分子头上。思想强调一统,舆论坚持导向,新闻坚决党办,网络坚定封锁。中国与朝鲜并列,被国际新闻组织评选为新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中共滥用“颠覆罪”和“泄密罪”压制、迫害异议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监禁国。
据独立中文笔会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40多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系狱,这还不包括以“劳动教养”名义受到监禁的异议分子。如师涛、张林、杨天水、许万平、李建平、李元龙、李元龙、黄金秋、郑贻春、蔡卓华、李长青、孔佑平、高勤荣、徐泽荣、徐伟、靳海涛、杨子立等等,都是文字狱的受害者。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2005年度全球记者和新闻自由报告》中指出:自胡锦涛上台后,对异议人士、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人士采取了强硬措施,对媒体的打压也更为严厉,人们自由表达思想和传递信息的权利受到侵犯。以所谓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为借口来打压新闻自由,是中国政府的一贯做法。比如土地征用、劳工抗议活动、失业、公共卫生问题、环境污染、以及对党员干部的调查,都属于国家机密的范围。中国有32名记者被关押,居第一位。
苦难广泛地笼罩在广大弱势群体头上,笼罩在除一小撮贵权阶级之外的所有中国人民头上。同为特权剥削,论剥削的深度、广度和严重程度,党权剥削又比皇权剥削更进一步、更为内在丑陋残酷而又更加隐秘,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前劳动阶级所受到的剥削之重、所承受的税负之高、所遭遇的苦难之深,比许多封建朝代有过之无不及。民众的劳动权(即就业并拿到相应报酬的权利)、受教育权、生存权都保障都得不到基本保障,至于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等权利更是被彻底剥夺。甚至连人民群众的结婚、生育、死亡都成了特权阶级聚敛、盘剥的手段!
中国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能容忍的顺民,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忍无可忍而奋起抗争,并从个体抗争不断发展为群体维权、群体抗争。,据报道,近几年每年有78,000件以上的抗争案件。各地群体抗争一年比一年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万州、汉源、揭阳、汕尾等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些频繁发生维权抗争事件,从正面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是何等深重!
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贫富差距世界最高,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从支付能力看大学学费是世界最高,行政成本最高,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矿难死亡人数最多(2005年08月12日CCTV《东方时空》: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是6027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全球各国自杀人数最多(2005十一月十九日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公布:中国每年至少有二十五万人死于自杀。200多万人自杀未遂。“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自杀人数却占世界自杀人数的四分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的绝对数量最多、每年死刑人数的国家(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在42个条文中规定了69个死刑罪名);中国税务负担全球第二(在2005年《福布斯》发布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报告”中,中国被列为第二位);大气污染严重度名列前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公布的报告,在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排名中,中国有包括北京在内的七个,在实行环境统计的300个中国城市当中,70%处于或超过大气环境质量三级标准,目前中国已有七成城市不适合居住)…
上述“世界之最”或“全球之先”,从侧面说明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是何等深重!
二、苦难的根源,解决的办法
苦难,来自于特权阶级对人民思想、言论自由的任意控制、肆意剥夺,对新闻媒体、网络和社会舆论的严密监控;苦难,来自于强势集团对民主义士、反腐斗士、正义之士、爱国志士、网络异议人士、自由知识分子的严酷迫害和无情打击。
苦难,来自于国家暴力机器无休无止、无时无刻的丑恶犯罪行为。他们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草菅人命、欺压良善、助纣为虐、循私枉法、警匪勾结、猫鼠一窝、狼狈为奸,一次又一次地逼良为娼、迫民为刁、防民若贼、与民为敌,充当特权阶级、既得利益集团欺良辱弱、压正助邪的狗腿鹰爪。
苦难,来自于中共漠视人权草芥人命的“国内恐怖主义”。”镇压反革命运动”、“大跃进”、”反右”、”社会主义改造”、”文革”、”六四”等和平年代的人祸和‘战争’,导致多少人被餓死、整死、折磨至死,被自己人關門打狗打死,且不去说它了。对六四和法轮功的镇压、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迫害,都是中共针对学生、民众和信仰群体的“国内恐怖主义”战争。
苦难,来自于中共空前沉重的特权剥削。在所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党控制经济领域中的一切,形成了一套极为高明潜隐的剥削方式。在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为市长经济)时期,特权剥削浮出水面,官僚私有化撕开堂皇宏大的面纱,渐渐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全民所有变成了国有,国有就是党有,党有即是权有。庞大的全民所有的财富,成了一小撮公仆予取予求、随意挥霍的私房钱。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八十集中到了百分之二十的国人手中,这百分之二十,主要由权力所有者和围绕在权力周围的实质资产阶级组成。
苦难,来自于从基层到高层、从官方到社会的全方位、多层次、大规模的腐败。尤其是官场的腐败,已成共产党附骨之蛆、心腹之疾,“反腐”也成了最大最不耻于人的一种公开秀,边反边腐,愈反愈腐,无官不腐,有吏皆腐!
连无数的自然灾害都一再暴露了政府漠视民众生存权的态度。人为地灾上加灾。灾难的原因各种各样,各地政府面对灾难的表现却不约而同:封锁消息,驱逐记者,严控新闻、隐瞒真相,大事化小,大灾变小。官方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变过为功,因祸求福,自我吹嘘,自我标榜。
SARS事件、河南爱滋病村事件、禽流感、松花江水污染、三峡工程的危情、各个地区的矿难…等等,都没能得到如实、及时的报导。许多灾难,貌似天灾,实乃人祸,肇因于政府的官僚主义和不作为,不尊重老百姓的生命。近来,宣传方面的控制更加严厉,前不久出台了一个荒唐透顶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综上所述,苦难,来自于专制主义在这块土地上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无数丑行、恶行、暴行和罪行,来自于无道德、非正义、反文明的邪恶政治!这一切苦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的缺席和文化的衰败,在于现代政治文明阻隔于国门之外,中华传统文化危亡于高压之下。
孟子说,嫂子落水了,要用手去救;天下的人都落水了,就要用道去救。对于全方位多层次大规模的苦难,仅仅医头医脚、援之以手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化之以文、援之以道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国人苦难、解决中国问题。援之以道的“道”,在孟子那儿,指的是王道仁政,在当代中国,就是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
伯林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做”的自由,消极自由指的是“被动”意义上的“不做”的自由。消极自由是外在的自由,要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防范政治权力对自由范围的侵犯,民主是对消极自由最好的制度保障;积极自由强调的是主体活动的主动性自治性,是个人心灵、意志、道德之自由,中华文化提供了最好的文化营养。
中国社会的消极自由毫无保障。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四十年代提出的“四大自由”,对中国人来说,依然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中共对媒体和舆论的严酷监管,对自由知识分子的迫害,是对言论自由的无耻剥夺;对法轮功的镇压、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压制,是对信仰自由的恣意嘲弄;没有社会保障,没有权力制约,“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只能沦为镜花水月。
中国知识阶层的积极自由饱受摧残。儒家在强调社会群体利益的同时也极为重视个体的作用、价值、独立性与主动性,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孔子曰“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当仁不让于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等经典阐述,就是倡导通过自律自修体现主体的自由精神;孟子曰道惟在自得、不淫不移不屈、舍生而取义、虽千万人吾往矣,强调个体要不屈服于武力,不屈服于庸众,甚至不屈服于死亡,以保持自己的自由意志。然而,中共篡国以来半个多世纪,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累遭劫难,先被打倒,后被歪用,与马列主义煮成一锅,沆瀣一气。正学失传,邪说纷出,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之邦礼崩乐坏,道德溃散,成了文化沙漠野莽国度,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自由精神丧失殆尽。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是为了培养精神自由,追求社会自由,复兴传统镜鉴西学,引导中华民族走上文化复兴、道德重建的伟大之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不是书斋里、学院式的运动,它包涵和容纳所有自由化、文明化的言论和行动,它与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血肉相连,与浸透了血泪的中国九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息息相通。
自由是惨受专制禁锢的中国人民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我坚信,”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一定能如袁红冰所期望的那样涌现出丰饶的文化精神、绝美的文化魅力、高贵的道德原则和自由的民族人格。是中共党主专制这个披着社会主义羊皮、马克思主义虎皮的罪恶制度导致了腐败在全社会泛滥、道德大规摸滑坡、人民大范围愚昧和底层百姓深受苦难!
三、入世的哲学,救世的力量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关键词,一为自由,一为文化。自由是文化的培养之基,文化是自由的精神之果。援之以道的道,是民主自由;化之以文的“文”,则包括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
关于文化的定义数量繁多。人类学的鼻祖泰勒认为:文化是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一分子所习得的任何才能与习惯,是人类为使自己适应其环境和改善其生活方式的努力的总成绩。
我更愿意从汉文字的源头来为“文化”释义。在甲骨文中,“文”字如一个正面站着的人,胸口有一个交错的图案,郑玄注《礼记》:“文,犹美,善也”。文,象征美善;“化”字在甲骨文中为一正一反两人正倒相对。化,意为转化、变化。《周易》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见,文化,美化、善化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
这里我想进一步谈一下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华文化分为儒释道三大派,三教各有妙用。宋孝宗说过,“佛修心、道养身、儒治世”。佛道乃出世法,儒学属于入世法。尽管原儒德知并重圣王双修,义理兼赅广大悉备,但主要是入世、处世、治世、救世的学问。
墨家法家也是入世的哲学,但它们与儒家文化品格各异。墨家无视“礼崩乐坏”的现实,讲天志,讲兼爱,要实现一个绝对理想的社会,无异于空中造楼,是极端理想主义者;法家刻薄寡恩,重刑酷杀,专用威势,不择手段,是极端现实主义者。只有儒家既现实主义又理想主义,两者圆满统一。
我在《儒学,通往民主的最佳桥梁!》中曾指出:儒学义理与现代价值之间在根本上是相通的,诸如仁义原则,王道仁政,德治礼制,中庸之道,人道人本,入世精神,和谐思想,原始民主思想,大同理想,大丈夫精神,还有公羊学的大一统说,大复仇说,张三世说、通三统说、《春秋》新王说、孔子为王说、孔子改制说、天子一爵说等等,它们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不仅不存在过不去的鸿沟,而且早已款曲暗通,完全兼容相通。两者之间的相容相通之处,概乎言之,至少可分为六个方面:
一、儒家大同理想与现代民主制度境界相通,二、儒家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观念精神相通,三、儒家人本思想与现代价值观之间义理相通,四、儒家内圣学说与现代价值观道德相通,五、儒家外王学说与现代政治气息相通,六、儒家仁恕之道与普世价值原则相同。
文化与制度互为土壤,反共与“弘文”相辅相成。一党独大的专制主义,乃亚西方马列斗争学说与古代法家“术势”思想(虽传统,非主流)苟合而成的一种政治异种,它不具备民意合法性,也不具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不仅是西方文明之大敌,也是儒家文化之大敌。单纯从西方自由主义立场反专制,不到位也不深刻,脱离了中华文化,也就脱离了历史和国情,脱离了中国的社会。
同时,虽然比起制度问题来,文化是更为深层根本的大问题,但弘文必须结合反共来进行,不能也无法绕过去,不然,所谓的弘文就成了欺人之谈。我曾有言:当代文化大师,儒学人物,必是真诚的反专制主义者。文化者,文明化也,以文明内化人心、外化社会、内化道德、外化政治。而文化政治、儒化政治是最重要的文化工作。对于政治制度的恶劣袖手旁观,对民众的苦难视而不见,已堕为犬奴贱婢冷血动物,谈什么文化?
儒家在历史上曾是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维护者,尊君与尊民、君本与民本、肯定维护等级制度和否定反对专制主义,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纠缠交织在一起,矛盾而统一。前者体现了儒家政治上的现实主义、(历史)权道思想、历史理性和实践智慧,后者才是儒家的最高原则。这种原则是一种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尽管遭受皇权专制越来越严酷的围追堵截,但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时隐时现,偶而还掀起一阵反专制的潮流。而今已是二十一世纪,开出民主制度的条件早已烂熟,儒家两千多年郁而不张的理想主义精神,现在可以也应该光明正大地汹涌了!
特权利益集团及其文化背景—气息奄奄而又阴魂不散马列主义,已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只要是真正儒家,生活于当今中国,必定是坚定的民主志士。儒家倡仁政王道,必定反对苛政霸道;儒家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必定反对以党为本,党为贵,国家次之,民为轻;儒家正心诚意以德为本,必定反对以权为本巧言令色,把道德当作维护特权的手段和“修理”民众的工具;儒家尊重民意和而不同,必定反对压制舆论一统思想;儒家讲孝道仁爱,必定反对大义灭亲;儒家经权结合权不离经,必定反对只讲权诈毫无原则;儒家仁心恕道宽和容众,必定反对己所不欲专施于人;儒家敬天畏命,必定反对中共轻视自然规律;儒家讲中庸,必定反对走极端…。
文化就是文明化,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心。终结专制主义,这是历史赋予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使命,也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我们应该在思想上、道德上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成为援之以道、化之以文的主体,成为社会的良知,时代的前锋,向小朝廷扔手套,为新时代作前驱!
让我们以心灵自由去超越物质贫困,以思想自由去拓展言论环境,以意志自由去突破政治禁锢,以精神自由去抵抗现实高压,以自由理想去争取社会自由…,以内在的自由和去反对、挑战、转化外在的种种不自由,以实际行动投入关注中国苦难的过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我、追寻新我、成就大我的过程。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和“从事上去磨炼”。让我们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中活出精气神来,活出我们的蓬蓬勃勃的新气、生气、勇气、豪气、正气、大气来。让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勇敢的行动!北宋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我改动几个字,以之自勉并与广大同道共勉:文起两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勇犯专制之怒,智夺三军之帅!(此处之智指大智慧,非小聪明也)
同时,我也寄希望于体制内的健康进步力量,寄望于胡温及其他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的人性、良知、觉悟和智慧,把中国人民当人看,也把自己当人看。希望他们顺应自由文明的时代大潮流,或大刀阔斧进行大改革,或顺天应人奋起反专制,一举实现政治大转型,为万民造新命,为中华辟新途,为世界立奇勋!
四、尾声:向全世界呼吁
这个万恶之源、万祸之根的制度一日不改变,人民、国家一日没有尊严!同时,作为自由、文化的大敌,专制体制的存在,侮辱了人性的高贵和尊严,不仅是大陆人民和港澳台同胞、所有华人的耻辱,也是西方自由世界乃至全体人类的耻辱!终结这一耻辱,是中华自由文化运动的历史任务,也是文明世界的道义责任。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体,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所谓中国一人,天下一家是也。孔子讲仁者爱人,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扩而为爱物。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北宋理学家张载有句名言:民胞物与,意思是民为我的同胞、物为我的同类。我写过一首诗,标题是:“每个人都与我有关”。这个“我”就是你,是他,是我们每一个人。
一个德国牧师那句名言值得我们“三复”:一开始他们(纳粹)抓共产党人,我不说话,因为不信奉马克思;后来他们搜捕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雅利安人;再后来他们迫害穆斯林,我不说话,因为我是基督徒;最后他们来逮捕我,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为我说话了。
所以,良知和正义应该成为每个社会和每一个人的底线。我谨在此呼吁:广大港澳台同胞、各国华人和全世界热爱和平、自由的人民,请支持我们,支持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协助大陆人民终结血泪交融的苦难,终结专制主义这一“苦难制造者”、这一人类肌体上的毒瘤!
2006-7-29
首发《自由圣火》11.23网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援之以道,化之以文

Thursday, November 30th, 2006

援之以道,化之以文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关注中国的苦难!
东海一枭
一、苦难的中国,沉重的现实
苦难,对于中国人来说,它不是历史不是回忆,更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它是沉甸甸血淋淋的、现在进行时的现实,是外在与内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禁锢和压迫,是乌云般黑色的命运,沉沉地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顶!
苦难笼罩在法轮功群体头上。《高智晟为法轮功三致中国当局公开信》表明,成千上万的法轮功成员遭到关押和酷刑虐待。持续的、系统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针对信仰法轮功同胞的野蛮迫害的暴行是正在发生着的事实。
苦难笼罩在基督教家庭教会及其它各种信仰群体头上。在中国,所有的宗教团体和精神活动都必须向政府登记,所有的宗教活动受到严密监视和控制,中共自行任命天主教主教,这些做法都是违反信仰自由原则的。更严重的是,中共以非法传教和传播邪教为由对基督教家庭教会进行逼迫,许多宗教领袖包括官方教会和基督教家庭教会的领袖都遭到关押和虐待。
据2006年7月10日《议报》第258期介绍,总部设于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公布最新的《中国迫害家庭教会》报告指出,过去一年有二千名家庭教会成员被捕。由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有一千九百五十八家庭教会成员被捕。近来,全国各地又有一批家庭教会成员被判劳教或受到非法拘留。
苦难笼罩在知识分子头上。思想强调一统,舆论坚持导向,新闻坚决党办,网络坚定封锁。中国与朝鲜并列,被国际新闻组织评选为新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中共滥用“颠覆罪”和“泄密罪”压制、迫害异议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监禁国。
据独立中文笔会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40多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系狱,这还不包括以“劳动教养”名义受到监禁的异议分子。如师涛、张林、杨天水、许万平、李建平、李元龙、李元龙、黄金秋、郑贻春、蔡卓华、李长青、孔佑平、高勤荣、徐泽荣、徐伟、靳海涛、杨子立等等,都是文字狱的受害者。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2005年度全球记者和新闻自由报告》中指出:自胡锦涛上台后,对异议人士、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人士采取了强硬措施,对媒体的打压也更为严厉,人们自由表达思想和传递信息的权利受到侵犯。以所谓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为借口来打压新闻自由,是中国政府的一贯做法。比如土地征用、劳工抗议活动、失业、公共卫生问题、环境污染、以及对党员干部的调查,都属于国家机密的范围。中国有32名记者被关押,居第一位。
苦难广泛地笼罩在广大弱势群体头上,笼罩在除一小撮贵权阶级之外的所有中国人民头上。同为特权剥削,论剥削的深度、广度和严重程度,党权剥削又比皇权剥削更进一步、更为内在丑陋残酷而又更加隐秘,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前劳动阶级所受到的剥削之重、所承受的税负之高、所遭遇的苦难之深,比许多封建朝代有过之无不及。民众的劳动权(即就业并拿到相应报酬的权利)、受教育权、生存权都保障都得不到基本保障,至于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等权利更是被彻底剥夺。甚至连人民群众的结婚、生育、死亡都成了特权阶级聚敛、盘剥的手段!
中国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能容忍的顺民,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忍无可忍而奋起抗争,并从个体抗争不断发展为群体维权、群体抗争。,据报道,近几年每年有78,000件以上的抗争案件。各地群体抗争一年比一年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万州、汉源、揭阳、汕尾等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些频繁发生维权抗争事件,从正面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是何等深重!
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贫富差距世界最高,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从支付能力看大学学费是世界最高,行政成本最高,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矿难死亡人数最多(2005年08月12日CCTV《东方时空》: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是6027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全球各国自杀人数最多(2005十一月十九日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公布:中国每年至少有二十五万人死于自杀。200多万人自杀未遂。“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自杀人数却占世界自杀人数的四分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的绝对数量最多、每年死刑人数的国家(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在42个条文中规定了69个死刑罪名);中国税务负担全球第二(在2005年《福布斯》发布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报告”中,中国被列为第二位);大气污染严重度名列前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公布的报告,在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排名中,中国有包括北京在内的七个,在实行环境统计的300个中国城市当中,70%处于或超过大气环境质量三级标准,目前中国已有七成城市不适合居住)…
上述“世界之最”或“全球之先”,从侧面说明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是何等深重!
二、苦难的根源,解决的办法
苦难,来自于特权阶级对人民思想、言论自由的任意控制、肆意剥夺,对新闻媒体、网络和社会舆论的严密监控;苦难,来自于强势集团对民主义士、反腐斗士、正义之士、爱国志士、网络异议人士、自由知识分子的严酷迫害和无情打击。
苦难,来自于国家暴力机器无休无止、无时无刻的丑恶犯罪行为。他们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草菅人命、欺压良善、助纣为虐、循私枉法、警匪勾结、猫鼠一窝、狼狈为奸,一次又一次地逼良为娼、迫民为刁、防民若贼、与民为敌,充当特权阶级、既得利益集团欺良辱弱、压正助邪的狗腿鹰爪。
苦难,来自于中共漠视人权草芥人命的“国内恐怖主义”。”镇压反革命运动”、“大跃进”、”反右”、”社会主义改造”、”文革”、”六四”等和平年代的人祸和‘战争’,导致多少人被餓死、整死、折磨至死,被自己人關門打狗打死,且不去说它了。对六四和法轮功的镇压、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迫害,都是中共针对学生、民众和信仰群体的“国内恐怖主义”战争。
苦难,来自于中共空前沉重的特权剥削。在所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党控制经济领域中的一切,形成了一套极为高明潜隐的剥削方式。在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为市长经济)时期,特权剥削浮出水面,官僚私有化撕开堂皇宏大的面纱,渐渐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全民所有变成了国有,国有就是党有,党有即是权有。庞大的全民所有的财富,成了一小撮公仆予取予求、随意挥霍的私房钱。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八十集中到了百分之二十的国人手中,这百分之二十,主要由权力所有者和围绕在权力周围的实质资产阶级组成。
苦难,来自于从基层到高层、从官方到社会的全方位、多层次、大规模的腐败。尤其是官场的腐败,已成共产党附骨之蛆、心腹之疾,“反腐”也成了最大最不耻于人的一种公开秀,边反边腐,愈反愈腐,无官不腐,有吏皆腐!
连无数的自然灾害都一再暴露了政府漠视民众生存权的态度。人为地灾上加灾。灾难的原因各种各样,各地政府面对灾难的表现却不约而同:封锁消息,驱逐记者,严控新闻、隐瞒真相,大事化小,大灾变小。官方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变过为功,因祸求福,自我吹嘘,自我标榜。
SARS事件、河南爱滋病村事件、禽流感、松花江水污染、三峡工程的危情、各个地区的矿难…等等,都没能得到如实、及时的报导。许多灾难,貌似天灾,实乃人祸,肇因于政府的官僚主义和不作为,不尊重老百姓的生命。近来,宣传方面的控制更加严厉,前不久出台了一个荒唐透顶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综上所述,苦难,来自于专制主义在这块土地上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无数丑行、恶行、暴行和罪行,来自于无道德、非正义、反文明的邪恶政治!这一切苦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的缺席和文化的衰败,在于现代政治文明阻隔于国门之外,中华传统文化危亡于高压之下。
孟子说,嫂子落水了,要用手去救;天下的人都落水了,就要用道去救。对于全方位多层次大规模的苦难,仅仅医头医脚、援之以手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化之以文、援之以道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国人苦难、解决中国问题。援之以道的“道”,在孟子那儿,指的是王道仁政,在当代中国,就是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
伯林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做”的自由,消极自由指的是“被动”意义上的“不做”的自由。消极自由是外在的自由,要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防范政治权力对自由范围的侵犯,民主是对消极自由最好的制度保障;积极自由强调的是主体活动的主动性自治性,是个人心灵、意志、道德之自由,中华文化提供了最好的文化营养。
中国社会的消极自由毫无保障。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四十年代提出的“四大自由”,对中国人来说,依然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中共对媒体和舆论的严酷监管,对自由知识分子的迫害,是对言论自由的无耻剥夺;对法轮功的镇压、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压制,是对信仰自由的恣意嘲弄;没有社会保障,没有权力制约,“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只能沦为镜花水月。
中国知识阶层的积极自由饱受摧残。儒家在强调社会群体利益的同时也极为重视个体的作用、价值、独立性与主动性,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孔子曰“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当仁不让于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等经典阐述,就是倡导通过自律自修体现主体的自由精神;孟子曰道惟在自得、不淫不移不屈、舍生而取义、虽千万人吾往矣,强调个体要不屈服于武力,不屈服于庸众,甚至不屈服于死亡,以保持自己的自由意志。然而,中共篡国以来半个多世纪,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累遭劫难,先被打倒,后被歪用,与马列主义煮成一锅,沆瀣一气。正学失传,邪说纷出,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之邦礼崩乐坏,道德溃散,成了文化沙漠野莽国度,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自由精神丧失殆尽。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是为了培养精神自由,追求社会自由,复兴传统镜鉴西学,引导中华民族走上文化复兴、道德重建的伟大之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不是书斋里、学院式的运动,它包涵和容纳所有自由化、文明化的言论和行动,它与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血肉相连,与浸透了血泪的中国九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息息相通。
自由是惨受专制禁锢的中国人民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我坚信,”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一定能如袁红冰所期望的那样涌现出丰饶的文化精神、绝美的文化魅力、高贵的道德原则和自由的民族人格。是中共党主专制这个披着社会主义羊皮、马克思主义虎皮的罪恶制度导致了腐败在全社会泛滥、道德大规摸滑坡、人民大范围愚昧和底层百姓深受苦难!
三、入世的哲学,救世的力量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关键词,一为自由,一为文化。自由是文化的培养之基,文化是自由的精神之果。援之以道的道,是民主自由;化之以文的“文”,则包括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
关于文化的定义数量繁多。人类学的鼻祖泰勒认为:文化是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一分子所习得的任何才能与习惯,是人类为使自己适应其环境和改善其生活方式的努力的总成绩。
我更愿意从汉文字的源头来为“文化”释义。在甲骨文中,“文”字如一个正面站着的人,胸口有一个交错的图案,郑玄注《礼记》:“文,犹美,善也”。文,象征美善;“化”字在甲骨文中为一正一反两人正倒相对。化,意为转化、变化。《周易》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见,文化,美化、善化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
这里我想进一步谈一下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华文化分为儒释道三大派,三教各有妙用。宋孝宗说过,“佛修心、道养身、儒治世”。佛道乃出世法,儒学属于入世法。尽管原儒德知并重圣王双修,义理兼赅广大悉备,但主要是入世、处世、治世、救世的学问。
墨家法家也是入世的哲学,但它们与儒家文化品格各异。墨家无视“礼崩乐坏”的现实,讲天志,讲兼爱,要实现一个绝对理想的社会,无异于空中造楼,是极端理想主义者;法家刻薄寡恩,重刑酷杀,专用威势,不择手段,是极端现实主义者。只有儒家既现实主义又理想主义,两者圆满统一。
我在《儒学,通往民主的最佳桥梁!》中曾指出:儒学义理与现代价值之间在根本上是相通的,诸如仁义原则,王道仁政,德治礼制,中庸之道,人道人本,入世精神,和谐思想,原始民主思想,大同理想,大丈夫精神,还有公羊学的大一统说,大复仇说,张三世说、通三统说、《春秋》新王说、孔子为王说、孔子改制说、天子一爵说等等,它们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不仅不存在过不去的鸿沟,而且早已款曲暗通,完全兼容相通。两者之间的相容相通之处,概乎言之,至少可分为六个方面:
一、儒家大同理想与现代民主制度境界相通,二、儒家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观念精神相通,三、儒家人本思想与现代价值观之间义理相通,四、儒家内圣学说与现代价值观道德相通,五、儒家外王学说与现代政治气息相通,六、儒家仁恕之道与普世价值原则相同。
文化与制度互为土壤,反共与“弘文”相辅相成。一党独大的专制主义,乃亚西方马列斗争学说与古代法家“术势”思想(虽传统,非主流)苟合而成的一种政治异种,它不具备民意合法性,也不具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不仅是西方文明之大敌,也是儒家文化之大敌。单纯从西方自由主义立场反专制,不到位也不深刻,脱离了中华文化,也就脱离了历史和国情,脱离了中国的社会。
同时,虽然比起制度问题来,文化是更为深层根本的大问题,但弘文必须结合反共来进行,不能也无法绕过去,不然,所谓的弘文就成了欺人之谈。我曾有言:当代文化大师,儒学人物,必是真诚的反专制主义者。文化者,文明化也,以文明内化人心、外化社会、内化道德、外化政治。而文化政治、儒化政治是最重要的文化工作。对于政治制度的恶劣袖手旁观,对民众的苦难视而不见,已堕为犬奴贱婢冷血动物,谈什么文化?
儒家在历史上曾是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维护者,尊君与尊民、君本与民本、肯定维护等级制度和否定反对专制主义,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纠缠交织在一起,矛盾而统一。前者体现了儒家政治上的现实主义、(历史)权道思想、历史理性和实践智慧,后者才是儒家的最高原则。这种原则是一种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尽管遭受皇权专制越来越严酷的围追堵截,但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时隐时现,偶而还掀起一阵反专制的潮流。而今已是二十一世纪,开出民主制度的条件早已烂熟,儒家两千多年郁而不张的理想主义精神,现在可以也应该光明正大地汹涌了!
特权利益集团及其文化背景—气息奄奄而又阴魂不散马列主义,已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只要是真正儒家,生活于当今中国,必定是坚定的民主志士。儒家倡仁政王道,必定反对苛政霸道;儒家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必定反对以党为本,党为贵,国家次之,民为轻;儒家正心诚意以德为本,必定反对以权为本巧言令色,把道德当作维护特权的手段和“修理”民众的工具;儒家尊重民意和而不同,必定反对压制舆论一统思想;儒家讲孝道仁爱,必定反对大义灭亲;儒家经权结合权不离经,必定反对只讲权诈毫无原则;儒家仁心恕道宽和容众,必定反对己所不欲专施于人;儒家敬天畏命,必定反对中共轻视自然规律;儒家讲中庸,必定反对走极端…。
文化就是文明化,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心。终结专制主义,这是历史赋予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使命,也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我们应该在思想上、道德上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成为援之以道、化之以文的主体,成为社会的良知,时代的前锋,向小朝廷扔手套,为新时代作前驱!
让我们以心灵自由去超越物质贫困,以思想自由去拓展言论环境,以意志自由去突破政治禁锢,以精神自由去抵抗现实高压,以自由理想去争取社会自由…,以内在的自由和去反对、挑战、转化外在的种种不自由,以实际行动投入关注中国苦难的过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我、追寻新我、成就大我的过程。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和“从事上去磨炼”。让我们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中活出精气神来,活出我们的蓬蓬勃勃的新气、生气、勇气、豪气、正气、大气来。让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勇敢的行动!北宋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我改动几个字,以之自勉并与广大同道共勉:文起两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勇犯专制之怒,智夺三军之帅!(此处之智指大智慧,非小聪明也)
同时,我也寄希望于体制内的健康进步力量,寄望于胡温及其他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的人性、良知、觉悟和智慧,把中国人民当人看,也把自己当人看。希望他们顺应自由文明的时代大潮流,或大刀阔斧进行大改革,或顺天应人奋起反专制,一举实现政治大转型,为万民造新命,为中华辟新途,为世界立奇勋!
四、尾声:向全世界呼吁
这个万恶之源、万祸之根的制度一日不改变,人民、国家一日没有尊严!同时,作为自由、文化的大敌,专制体制的存在,侮辱了人性的高贵和尊严,不仅是大陆人民和港澳台同胞、所有华人的耻辱,也是西方自由世界乃至全体人类的耻辱!终结这一耻辱,是中华自由文化运动的历史任务,也是文明世界的道义责任。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体,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所谓中国一人,天下一家是也。孔子讲仁者爱人,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扩而为爱物。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北宋理学家张载有句名言:民胞物与,意思是民为我的同胞、物为我的同类。我写过一首诗,标题是:“每个人都与我有关”。这个“我”就是你,是他,是我们每一个人。
一个德国牧师那句名言值得我们“三复”:一开始他们(纳粹)抓共产党人,我不说话,因为不信奉马克思;后来他们搜捕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雅利安人;再后来他们迫害穆斯林,我不说话,因为我是基督徒;最后他们来逮捕我,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为我说话了。
所以,良知和正义应该成为每个社会和每一个人的底线。我谨在此呼吁:广大港澳台同胞、各国华人和全世界热爱和平、自由的人民,请支持我们,支持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协助大陆人民终结血泪交融的苦难,终结专制主义这一“苦难制造者”、这一人类肌体上的毒瘤!
2006-7-29
首发《自由圣火》11.23网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援之以道,化之以文

Thursday, November 30th, 2006

援之以道,化之以文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关注中国的苦难!
东海一枭
一、苦难的中国,沉重的现实
苦难,对于中国人来说,它不是历史不是回忆,更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它是沉甸甸血淋淋的、现在进行时的现实,是外在与内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禁锢和压迫,是乌云般黑色的命运,沉沉地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顶!
苦难笼罩在法轮功群体头上。《高智晟为法轮功三致中国当局公开信》表明,成千上万的法轮功成员遭到关押和酷刑虐待。持续的、系统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针对信仰法轮功同胞的野蛮迫害的暴行是正在发生着的事实。
苦难笼罩在基督教家庭教会及其它各种信仰群体头上。在中国,所有的宗教团体和精神活动都必须向政府登记,所有的宗教活动受到严密监视和控制,中共自行任命天主教主教,这些做法都是违反信仰自由原则的。更严重的是,中共以非法传教和传播邪教为由对基督教家庭教会进行逼迫,许多宗教领袖包括官方教会和基督教家庭教会的领袖都遭到关押和虐待。
据2006年7月10日《议报》第258期介绍,总部设于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公布最新的《中国迫害家庭教会》报告指出,过去一年有二千名家庭教会成员被捕。由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有一千九百五十八家庭教会成员被捕。近来,全国各地又有一批家庭教会成员被判劳教或受到非法拘留。
苦难笼罩在知识分子头上。思想强调一统,舆论坚持导向,新闻坚决党办,网络坚定封锁。中国与朝鲜并列,被国际新闻组织评选为新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中共滥用“颠覆罪”和“泄密罪”压制、迫害异议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监禁国。
据独立中文笔会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40多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系狱,这还不包括以“劳动教养”名义受到监禁的异议分子。如师涛、张林、杨天水、许万平、李建平、李元龙、李元龙、黄金秋、郑贻春、蔡卓华、李长青、孔佑平、高勤荣、徐泽荣、徐伟、靳海涛、杨子立等等,都是文字狱的受害者。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2005年度全球记者和新闻自由报告》中指出:自胡锦涛上台后,对异议人士、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人士采取了强硬措施,对媒体的打压也更为严厉,人们自由表达思想和传递信息的权利受到侵犯。以所谓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为借口来打压新闻自由,是中国政府的一贯做法。比如土地征用、劳工抗议活动、失业、公共卫生问题、环境污染、以及对党员干部的调查,都属于国家机密的范围。中国有32名记者被关押,居第一位。
苦难广泛地笼罩在广大弱势群体头上,笼罩在除一小撮贵权阶级之外的所有中国人民头上。同为特权剥削,论剥削的深度、广度和严重程度,党权剥削又比皇权剥削更进一步、更为内在丑陋残酷而又更加隐秘,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前劳动阶级所受到的剥削之重、所承受的税负之高、所遭遇的苦难之深,比许多封建朝代有过之无不及。民众的劳动权(即就业并拿到相应报酬的权利)、受教育权、生存权都保障都得不到基本保障,至于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等权利更是被彻底剥夺。甚至连人民群众的结婚、生育、死亡都成了特权阶级聚敛、盘剥的手段!
中国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能容忍的顺民,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忍无可忍而奋起抗争,并从个体抗争不断发展为群体维权、群体抗争。,据报道,近几年每年有78,000件以上的抗争案件。各地群体抗争一年比一年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万州、汉源、揭阳、汕尾等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些频繁发生维权抗争事件,从正面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是何等深重!
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贫富差距世界最高,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从支付能力看大学学费是世界最高,行政成本最高,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矿难死亡人数最多(2005年08月12日CCTV《东方时空》: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是6027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全球各国自杀人数最多(2005十一月十九日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公布:中国每年至少有二十五万人死于自杀。200多万人自杀未遂。“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自杀人数却占世界自杀人数的四分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的绝对数量最多、每年死刑人数的国家(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在42个条文中规定了69个死刑罪名);中国税务负担全球第二(在2005年《福布斯》发布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报告”中,中国被列为第二位);大气污染严重度名列前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公布的报告,在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排名中,中国有包括北京在内的七个,在实行环境统计的300个中国城市当中,70%处于或超过大气环境质量三级标准,目前中国已有七成城市不适合居住)…
上述“世界之最”或“全球之先”,从侧面说明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是何等深重!
二、苦难的根源,解决的办法
苦难,来自于特权阶级对人民思想、言论自由的任意控制、肆意剥夺,对新闻媒体、网络和社会舆论的严密监控;苦难,来自于强势集团对民主义士、反腐斗士、正义之士、爱国志士、网络异议人士、自由知识分子的严酷迫害和无情打击。
苦难,来自于国家暴力机器无休无止、无时无刻的丑恶犯罪行为。他们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草菅人命、欺压良善、助纣为虐、循私枉法、警匪勾结、猫鼠一窝、狼狈为奸,一次又一次地逼良为娼、迫民为刁、防民若贼、与民为敌,充当特权阶级、既得利益集团欺良辱弱、压正助邪的狗腿鹰爪。
苦难,来自于中共漠视人权草芥人命的“国内恐怖主义”。”镇压反革命运动”、“大跃进”、”反右”、”社会主义改造”、”文革”、”六四”等和平年代的人祸和‘战争’,导致多少人被餓死、整死、折磨至死,被自己人關門打狗打死,且不去说它了。对六四和法轮功的镇压、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迫害,都是中共针对学生、民众和信仰群体的“国内恐怖主义”战争。
苦难,来自于中共空前沉重的特权剥削。在所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党控制经济领域中的一切,形成了一套极为高明潜隐的剥削方式。在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为市长经济)时期,特权剥削浮出水面,官僚私有化撕开堂皇宏大的面纱,渐渐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全民所有变成了国有,国有就是党有,党有即是权有。庞大的全民所有的财富,成了一小撮公仆予取予求、随意挥霍的私房钱。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八十集中到了百分之二十的国人手中,这百分之二十,主要由权力所有者和围绕在权力周围的实质资产阶级组成。
苦难,来自于从基层到高层、从官方到社会的全方位、多层次、大规模的腐败。尤其是官场的腐败,已成共产党附骨之蛆、心腹之疾,“反腐”也成了最大最不耻于人的一种公开秀,边反边腐,愈反愈腐,无官不腐,有吏皆腐!
连无数的自然灾害都一再暴露了政府漠视民众生存权的态度。人为地灾上加灾。灾难的原因各种各样,各地政府面对灾难的表现却不约而同:封锁消息,驱逐记者,严控新闻、隐瞒真相,大事化小,大灾变小。官方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变过为功,因祸求福,自我吹嘘,自我标榜。
SARS事件、河南爱滋病村事件、禽流感、松花江水污染、三峡工程的危情、各个地区的矿难…等等,都没能得到如实、及时的报导。许多灾难,貌似天灾,实乃人祸,肇因于政府的官僚主义和不作为,不尊重老百姓的生命。近来,宣传方面的控制更加严厉,前不久出台了一个荒唐透顶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综上所述,苦难,来自于专制主义在这块土地上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无数丑行、恶行、暴行和罪行,来自于无道德、非正义、反文明的邪恶政治!这一切苦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的缺席和文化的衰败,在于现代政治文明阻隔于国门之外,中华传统文化危亡于高压之下。
孟子说,嫂子落水了,要用手去救;天下的人都落水了,就要用道去救。对于全方位多层次大规模的苦难,仅仅医头医脚、援之以手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化之以文、援之以道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国人苦难、解决中国问题。援之以道的“道”,在孟子那儿,指的是王道仁政,在当代中国,就是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
伯林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做”的自由,消极自由指的是“被动”意义上的“不做”的自由。消极自由是外在的自由,要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防范政治权力对自由范围的侵犯,民主是对消极自由最好的制度保障;积极自由强调的是主体活动的主动性自治性,是个人心灵、意志、道德之自由,中华文化提供了最好的文化营养。
中国社会的消极自由毫无保障。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四十年代提出的“四大自由”,对中国人来说,依然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中共对媒体和舆论的严酷监管,对自由知识分子的迫害,是对言论自由的无耻剥夺;对法轮功的镇压、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压制,是对信仰自由的恣意嘲弄;没有社会保障,没有权力制约,“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只能沦为镜花水月。
中国知识阶层的积极自由饱受摧残。儒家在强调社会群体利益的同时也极为重视个体的作用、价值、独立性与主动性,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孔子曰“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当仁不让于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等经典阐述,就是倡导通过自律自修体现主体的自由精神;孟子曰道惟在自得、不淫不移不屈、舍生而取义、虽千万人吾往矣,强调个体要不屈服于武力,不屈服于庸众,甚至不屈服于死亡,以保持自己的自由意志。然而,中共篡国以来半个多世纪,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累遭劫难,先被打倒,后被歪用,与马列主义煮成一锅,沆瀣一气。正学失传,邪说纷出,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之邦礼崩乐坏,道德溃散,成了文化沙漠野莽国度,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自由精神丧失殆尽。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是为了培养精神自由,追求社会自由,复兴传统镜鉴西学,引导中华民族走上文化复兴、道德重建的伟大之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不是书斋里、学院式的运动,它包涵和容纳所有自由化、文明化的言论和行动,它与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血肉相连,与浸透了血泪的中国九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息息相通。
自由是惨受专制禁锢的中国人民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我坚信,”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一定能如袁红冰所期望的那样涌现出丰饶的文化精神、绝美的文化魅力、高贵的道德原则和自由的民族人格。是中共党主专制这个披着社会主义羊皮、马克思主义虎皮的罪恶制度导致了腐败在全社会泛滥、道德大规摸滑坡、人民大范围愚昧和底层百姓深受苦难!
三、入世的哲学,救世的力量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关键词,一为自由,一为文化。自由是文化的培养之基,文化是自由的精神之果。援之以道的道,是民主自由;化之以文的“文”,则包括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
关于文化的定义数量繁多。人类学的鼻祖泰勒认为:文化是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一分子所习得的任何才能与习惯,是人类为使自己适应其环境和改善其生活方式的努力的总成绩。
我更愿意从汉文字的源头来为“文化”释义。在甲骨文中,“文”字如一个正面站着的人,胸口有一个交错的图案,郑玄注《礼记》:“文,犹美,善也”。文,象征美善;“化”字在甲骨文中为一正一反两人正倒相对。化,意为转化、变化。《周易》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见,文化,美化、善化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
这里我想进一步谈一下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华文化分为儒释道三大派,三教各有妙用。宋孝宗说过,“佛修心、道养身、儒治世”。佛道乃出世法,儒学属于入世法。尽管原儒德知并重圣王双修,义理兼赅广大悉备,但主要是入世、处世、治世、救世的学问。
墨家法家也是入世的哲学,但它们与儒家文化品格各异。墨家无视“礼崩乐坏”的现实,讲天志,讲兼爱,要实现一个绝对理想的社会,无异于空中造楼,是极端理想主义者;法家刻薄寡恩,重刑酷杀,专用威势,不择手段,是极端现实主义者。只有儒家既现实主义又理想主义,两者圆满统一。
我在《儒学,通往民主的最佳桥梁!》中曾指出:儒学义理与现代价值之间在根本上是相通的,诸如仁义原则,王道仁政,德治礼制,中庸之道,人道人本,入世精神,和谐思想,原始民主思想,大同理想,大丈夫精神,还有公羊学的大一统说,大复仇说,张三世说、通三统说、《春秋》新王说、孔子为王说、孔子改制说、天子一爵说等等,它们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不仅不存在过不去的鸿沟,而且早已款曲暗通,完全兼容相通。两者之间的相容相通之处,概乎言之,至少可分为六个方面:
一、儒家大同理想与现代民主制度境界相通,二、儒家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观念精神相通,三、儒家人本思想与现代价值观之间义理相通,四、儒家内圣学说与现代价值观道德相通,五、儒家外王学说与现代政治气息相通,六、儒家仁恕之道与普世价值原则相同。
文化与制度互为土壤,反共与“弘文”相辅相成。一党独大的专制主义,乃亚西方马列斗争学说与古代法家“术势”思想(虽传统,非主流)苟合而成的一种政治异种,它不具备民意合法性,也不具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不仅是西方文明之大敌,也是儒家文化之大敌。单纯从西方自由主义立场反专制,不到位也不深刻,脱离了中华文化,也就脱离了历史和国情,脱离了中国的社会。
同时,虽然比起制度问题来,文化是更为深层根本的大问题,但弘文必须结合反共来进行,不能也无法绕过去,不然,所谓的弘文就成了欺人之谈。我曾有言:当代文化大师,儒学人物,必是真诚的反专制主义者。文化者,文明化也,以文明内化人心、外化社会、内化道德、外化政治。而文化政治、儒化政治是最重要的文化工作。对于政治制度的恶劣袖手旁观,对民众的苦难视而不见,已堕为犬奴贱婢冷血动物,谈什么文化?
儒家在历史上曾是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维护者,尊君与尊民、君本与民本、肯定维护等级制度和否定反对专制主义,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纠缠交织在一起,矛盾而统一。前者体现了儒家政治上的现实主义、(历史)权道思想、历史理性和实践智慧,后者才是儒家的最高原则。这种原则是一种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尽管遭受皇权专制越来越严酷的围追堵截,但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时隐时现,偶而还掀起一阵反专制的潮流。而今已是二十一世纪,开出民主制度的条件早已烂熟,儒家两千多年郁而不张的理想主义精神,现在可以也应该光明正大地汹涌了!
特权利益集团及其文化背景—气息奄奄而又阴魂不散马列主义,已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只要是真正儒家,生活于当今中国,必定是坚定的民主志士。儒家倡仁政王道,必定反对苛政霸道;儒家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必定反对以党为本,党为贵,国家次之,民为轻;儒家正心诚意以德为本,必定反对以权为本巧言令色,把道德当作维护特权的手段和“修理”民众的工具;儒家尊重民意和而不同,必定反对压制舆论一统思想;儒家讲孝道仁爱,必定反对大义灭亲;儒家经权结合权不离经,必定反对只讲权诈毫无原则;儒家仁心恕道宽和容众,必定反对己所不欲专施于人;儒家敬天畏命,必定反对中共轻视自然规律;儒家讲中庸,必定反对走极端…。
文化就是文明化,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心。终结专制主义,这是历史赋予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使命,也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我们应该在思想上、道德上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成为援之以道、化之以文的主体,成为社会的良知,时代的前锋,向小朝廷扔手套,为新时代作前驱!
让我们以心灵自由去超越物质贫困,以思想自由去拓展言论环境,以意志自由去突破政治禁锢,以精神自由去抵抗现实高压,以自由理想去争取社会自由…,以内在的自由和去反对、挑战、转化外在的种种不自由,以实际行动投入关注中国苦难的过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我、追寻新我、成就大我的过程。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和“从事上去磨炼”。让我们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中活出精气神来,活出我们的蓬蓬勃勃的新气、生气、勇气、豪气、正气、大气来。让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勇敢的行动!北宋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我改动几个字,以之自勉并与广大同道共勉:文起两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勇犯专制之怒,智夺三军之帅!(此处之智指大智慧,非小聪明也)
同时,我也寄希望于体制内的健康进步力量,寄望于胡温及其他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的人性、良知、觉悟和智慧,把中国人民当人看,也把自己当人看。希望他们顺应自由文明的时代大潮流,或大刀阔斧进行大改革,或顺天应人奋起反专制,一举实现政治大转型,为万民造新命,为中华辟新途,为世界立奇勋!
四、尾声:向全世界呼吁
这个万恶之源、万祸之根的制度一日不改变,人民、国家一日没有尊严!同时,作为自由、文化的大敌,专制体制的存在,侮辱了人性的高贵和尊严,不仅是大陆人民和港澳台同胞、所有华人的耻辱,也是西方自由世界乃至全体人类的耻辱!终结这一耻辱,是中华自由文化运动的历史任务,也是文明世界的道义责任。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体,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所谓中国一人,天下一家是也。孔子讲仁者爱人,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扩而为爱物。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北宋理学家张载有句名言:民胞物与,意思是民为我的同胞、物为我的同类。我写过一首诗,标题是:“每个人都与我有关”。这个“我”就是你,是他,是我们每一个人。
一个德国牧师那句名言值得我们“三复”:一开始他们(纳粹)抓共产党人,我不说话,因为不信奉马克思;后来他们搜捕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雅利安人;再后来他们迫害穆斯林,我不说话,因为我是基督徒;最后他们来逮捕我,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为我说话了。
所以,良知和正义应该成为每个社会和每一个人的底线。我谨在此呼吁:广大港澳台同胞、各国华人和全世界热爱和平、自由的人民,请支持我们,支持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协助大陆人民终结血泪交融的苦难,终结专制主义这一“苦难制造者”、这一人类肌体上的毒瘤!
2006-7-29
首发《自由圣火》11.23网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援之以道,化之以文

Thursday, November 30th, 2006

援之以道,化之以文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关注中国的苦难!
东海一枭
一、苦难的中国,沉重的现实
苦难,对于中国人来说,它不是历史不是回忆,更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它是沉甸甸血淋淋的、现在进行时的现实,是外在与内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禁锢和压迫,是乌云般黑色的命运,沉沉地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顶!
苦难笼罩在法轮功群体头上。《高智晟为法轮功三致中国当局公开信》表明,成千上万的法轮功成员遭到关押和酷刑虐待。持续的、系统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针对信仰法轮功同胞的野蛮迫害的暴行是正在发生着的事实。
苦难笼罩在基督教家庭教会及其它各种信仰群体头上。在中国,所有的宗教团体和精神活动都必须向政府登记,所有的宗教活动受到严密监视和控制,中共自行任命天主教主教,这些做法都是违反信仰自由原则的。更严重的是,中共以非法传教和传播邪教为由对基督教家庭教会进行逼迫,许多宗教领袖包括官方教会和基督教家庭教会的领袖都遭到关押和虐待。
据2006年7月10日《议报》第258期介绍,总部设于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公布最新的《中国迫害家庭教会》报告指出,过去一年有二千名家庭教会成员被捕。由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有一千九百五十八家庭教会成员被捕。近来,全国各地又有一批家庭教会成员被判劳教或受到非法拘留。
苦难笼罩在知识分子头上。思想强调一统,舆论坚持导向,新闻坚决党办,网络坚定封锁。中国与朝鲜并列,被国际新闻组织评选为新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中共滥用“颠覆罪”和“泄密罪”压制、迫害异议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监禁国。
据独立中文笔会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40多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系狱,这还不包括以“劳动教养”名义受到监禁的异议分子。如师涛、张林、杨天水、许万平、李建平、李元龙、李元龙、黄金秋、郑贻春、蔡卓华、李长青、孔佑平、高勤荣、徐泽荣、徐伟、靳海涛、杨子立等等,都是文字狱的受害者。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2005年度全球记者和新闻自由报告》中指出:自胡锦涛上台后,对异议人士、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人士采取了强硬措施,对媒体的打压也更为严厉,人们自由表达思想和传递信息的权利受到侵犯。以所谓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为借口来打压新闻自由,是中国政府的一贯做法。比如土地征用、劳工抗议活动、失业、公共卫生问题、环境污染、以及对党员干部的调查,都属于国家机密的范围。中国有32名记者被关押,居第一位。
苦难广泛地笼罩在广大弱势群体头上,笼罩在除一小撮贵权阶级之外的所有中国人民头上。同为特权剥削,论剥削的深度、广度和严重程度,党权剥削又比皇权剥削更进一步、更为内在丑陋残酷而又更加隐秘,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前劳动阶级所受到的剥削之重、所承受的税负之高、所遭遇的苦难之深,比许多封建朝代有过之无不及。民众的劳动权(即就业并拿到相应报酬的权利)、受教育权、生存权都保障都得不到基本保障,至于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等权利更是被彻底剥夺。甚至连人民群众的结婚、生育、死亡都成了特权阶级聚敛、盘剥的手段!
中国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能容忍的顺民,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忍无可忍而奋起抗争,并从个体抗争不断发展为群体维权、群体抗争。,据报道,近几年每年有78,000件以上的抗争案件。各地群体抗争一年比一年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万州、汉源、揭阳、汕尾等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些频繁发生维权抗争事件,从正面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是何等深重!
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贫富差距世界最高,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从支付能力看大学学费是世界最高,行政成本最高,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矿难死亡人数最多(2005年08月12日CCTV《东方时空》: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是6027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全球各国自杀人数最多(2005十一月十九日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公布:中国每年至少有二十五万人死于自杀。200多万人自杀未遂。“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自杀人数却占世界自杀人数的四分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的绝对数量最多、每年死刑人数的国家(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在42个条文中规定了69个死刑罪名);中国税务负担全球第二(在2005年《福布斯》发布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报告”中,中国被列为第二位);大气污染严重度名列前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公布的报告,在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排名中,中国有包括北京在内的七个,在实行环境统计的300个中国城市当中,70%处于或超过大气环境质量三级标准,目前中国已有七成城市不适合居住)…
上述“世界之最”或“全球之先”,从侧面说明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是何等深重!
二、苦难的根源,解决的办法
苦难,来自于特权阶级对人民思想、言论自由的任意控制、肆意剥夺,对新闻媒体、网络和社会舆论的严密监控;苦难,来自于强势集团对民主义士、反腐斗士、正义之士、爱国志士、网络异议人士、自由知识分子的严酷迫害和无情打击。
苦难,来自于国家暴力机器无休无止、无时无刻的丑恶犯罪行为。他们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草菅人命、欺压良善、助纣为虐、循私枉法、警匪勾结、猫鼠一窝、狼狈为奸,一次又一次地逼良为娼、迫民为刁、防民若贼、与民为敌,充当特权阶级、既得利益集团欺良辱弱、压正助邪的狗腿鹰爪。
苦难,来自于中共漠视人权草芥人命的“国内恐怖主义”。”镇压反革命运动”、“大跃进”、”反右”、”社会主义改造”、”文革”、”六四”等和平年代的人祸和‘战争’,导致多少人被餓死、整死、折磨至死,被自己人關門打狗打死,且不去说它了。对六四和法轮功的镇压、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迫害,都是中共针对学生、民众和信仰群体的“国内恐怖主义”战争。
苦难,来自于中共空前沉重的特权剥削。在所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党控制经济领域中的一切,形成了一套极为高明潜隐的剥削方式。在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为市长经济)时期,特权剥削浮出水面,官僚私有化撕开堂皇宏大的面纱,渐渐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全民所有变成了国有,国有就是党有,党有即是权有。庞大的全民所有的财富,成了一小撮公仆予取予求、随意挥霍的私房钱。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八十集中到了百分之二十的国人手中,这百分之二十,主要由权力所有者和围绕在权力周围的实质资产阶级组成。
苦难,来自于从基层到高层、从官方到社会的全方位、多层次、大规模的腐败。尤其是官场的腐败,已成共产党附骨之蛆、心腹之疾,“反腐”也成了最大最不耻于人的一种公开秀,边反边腐,愈反愈腐,无官不腐,有吏皆腐!
连无数的自然灾害都一再暴露了政府漠视民众生存权的态度。人为地灾上加灾。灾难的原因各种各样,各地政府面对灾难的表现却不约而同:封锁消息,驱逐记者,严控新闻、隐瞒真相,大事化小,大灾变小。官方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变过为功,因祸求福,自我吹嘘,自我标榜。
SARS事件、河南爱滋病村事件、禽流感、松花江水污染、三峡工程的危情、各个地区的矿难…等等,都没能得到如实、及时的报导。许多灾难,貌似天灾,实乃人祸,肇因于政府的官僚主义和不作为,不尊重老百姓的生命。近来,宣传方面的控制更加严厉,前不久出台了一个荒唐透顶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综上所述,苦难,来自于专制主义在这块土地上已经和正在发生的无数丑行、恶行、暴行和罪行,来自于无道德、非正义、反文明的邪恶政治!这一切苦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的缺席和文化的衰败,在于现代政治文明阻隔于国门之外,中华传统文化危亡于高压之下。
孟子说,嫂子落水了,要用手去救;天下的人都落水了,就要用道去救。对于全方位多层次大规模的苦难,仅仅医头医脚、援之以手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化之以文、援之以道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国人苦难、解决中国问题。援之以道的“道”,在孟子那儿,指的是王道仁政,在当代中国,就是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
伯林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做”的自由,消极自由指的是“被动”意义上的“不做”的自由。消极自由是外在的自由,要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防范政治权力对自由范围的侵犯,民主是对消极自由最好的制度保障;积极自由强调的是主体活动的主动性自治性,是个人心灵、意志、道德之自由,中华文化提供了最好的文化营养。
中国社会的消极自由毫无保障。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四十年代提出的“四大自由”,对中国人来说,依然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中共对媒体和舆论的严酷监管,对自由知识分子的迫害,是对言论自由的无耻剥夺;对法轮功的镇压、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压制,是对信仰自由的恣意嘲弄;没有社会保障,没有权力制约,“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只能沦为镜花水月。
中国知识阶层的积极自由饱受摧残。儒家在强调社会群体利益的同时也极为重视个体的作用、价值、独立性与主动性,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孔子曰“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当仁不让于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等经典阐述,就是倡导通过自律自修体现主体的自由精神;孟子曰道惟在自得、不淫不移不屈、舍生而取义、虽千万人吾往矣,强调个体要不屈服于武力,不屈服于庸众,甚至不屈服于死亡,以保持自己的自由意志。然而,中共篡国以来半个多世纪,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累遭劫难,先被打倒,后被歪用,与马列主义煮成一锅,沆瀣一气。正学失传,邪说纷出,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之邦礼崩乐坏,道德溃散,成了文化沙漠野莽国度,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自由精神丧失殆尽。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是为了培养精神自由,追求社会自由,复兴传统镜鉴西学,引导中华民族走上文化复兴、道德重建的伟大之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不是书斋里、学院式的运动,它包涵和容纳所有自由化、文明化的言论和行动,它与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血肉相连,与浸透了血泪的中国九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息息相通。
自由是惨受专制禁锢的中国人民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我坚信,”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一定能如袁红冰所期望的那样涌现出丰饶的文化精神、绝美的文化魅力、高贵的道德原则和自由的民族人格。是中共党主专制这个披着社会主义羊皮、马克思主义虎皮的罪恶制度导致了腐败在全社会泛滥、道德大规摸滑坡、人民大范围愚昧和底层百姓深受苦难!
三、入世的哲学,救世的力量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关键词,一为自由,一为文化。自由是文化的培养之基,文化是自由的精神之果。援之以道的道,是民主自由;化之以文的“文”,则包括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
关于文化的定义数量繁多。人类学的鼻祖泰勒认为:文化是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一分子所习得的任何才能与习惯,是人类为使自己适应其环境和改善其生活方式的努力的总成绩。
我更愿意从汉文字的源头来为“文化”释义。在甲骨文中,“文”字如一个正面站着的人,胸口有一个交错的图案,郑玄注《礼记》:“文,犹美,善也”。文,象征美善;“化”字在甲骨文中为一正一反两人正倒相对。化,意为转化、变化。《周易》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见,文化,美化、善化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
这里我想进一步谈一下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华文化分为儒释道三大派,三教各有妙用。宋孝宗说过,“佛修心、道养身、儒治世”。佛道乃出世法,儒学属于入世法。尽管原儒德知并重圣王双修,义理兼赅广大悉备,但主要是入世、处世、治世、救世的学问。
墨家法家也是入世的哲学,但它们与儒家文化品格各异。墨家无视“礼崩乐坏”的现实,讲天志,讲兼爱,要实现一个绝对理想的社会,无异于空中造楼,是极端理想主义者;法家刻薄寡恩,重刑酷杀,专用威势,不择手段,是极端现实主义者。只有儒家既现实主义又理想主义,两者圆满统一。
我在《儒学,通往民主的最佳桥梁!》中曾指出:儒学义理与现代价值之间在根本上是相通的,诸如仁义原则,王道仁政,德治礼制,中庸之道,人道人本,入世精神,和谐思想,原始民主思想,大同理想,大丈夫精神,还有公羊学的大一统说,大复仇说,张三世说、通三统说、《春秋》新王说、孔子为王说、孔子改制说、天子一爵说等等,它们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不仅不存在过不去的鸿沟,而且早已款曲暗通,完全兼容相通。两者之间的相容相通之处,概乎言之,至少可分为六个方面:
一、儒家大同理想与现代民主制度境界相通,二、儒家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观念精神相通,三、儒家人本思想与现代价值观之间义理相通,四、儒家内圣学说与现代价值观道德相通,五、儒家外王学说与现代政治气息相通,六、儒家仁恕之道与普世价值原则相同。
文化与制度互为土壤,反共与“弘文”相辅相成。一党独大的专制主义,乃亚西方马列斗争学说与古代法家“术势”思想(虽传统,非主流)苟合而成的一种政治异种,它不具备民意合法性,也不具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不仅是西方文明之大敌,也是儒家文化之大敌。单纯从西方自由主义立场反专制,不到位也不深刻,脱离了中华文化,也就脱离了历史和国情,脱离了中国的社会。
同时,虽然比起制度问题来,文化是更为深层根本的大问题,但弘文必须结合反共来进行,不能也无法绕过去,不然,所谓的弘文就成了欺人之谈。我曾有言:当代文化大师,儒学人物,必是真诚的反专制主义者。文化者,文明化也,以文明内化人心、外化社会、内化道德、外化政治。而文化政治、儒化政治是最重要的文化工作。对于政治制度的恶劣袖手旁观,对民众的苦难视而不见,已堕为犬奴贱婢冷血动物,谈什么文化?
儒家在历史上曾是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维护者,尊君与尊民、君本与民本、肯定维护等级制度和否定反对专制主义,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纠缠交织在一起,矛盾而统一。前者体现了儒家政治上的现实主义、(历史)权道思想、历史理性和实践智慧,后者才是儒家的最高原则。这种原则是一种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尽管遭受皇权专制越来越严酷的围追堵截,但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时隐时现,偶而还掀起一阵反专制的潮流。而今已是二十一世纪,开出民主制度的条件早已烂熟,儒家两千多年郁而不张的理想主义精神,现在可以也应该光明正大地汹涌了!
特权利益集团及其文化背景—气息奄奄而又阴魂不散马列主义,已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只要是真正儒家,生活于当今中国,必定是坚定的民主志士。儒家倡仁政王道,必定反对苛政霸道;儒家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必定反对以党为本,党为贵,国家次之,民为轻;儒家正心诚意以德为本,必定反对以权为本巧言令色,把道德当作维护特权的手段和“修理”民众的工具;儒家尊重民意和而不同,必定反对压制舆论一统思想;儒家讲孝道仁爱,必定反对大义灭亲;儒家经权结合权不离经,必定反对只讲权诈毫无原则;儒家仁心恕道宽和容众,必定反对己所不欲专施于人;儒家敬天畏命,必定反对中共轻视自然规律;儒家讲中庸,必定反对走极端…。
文化就是文明化,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心。终结专制主义,这是历史赋予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使命,也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我们应该在思想上、道德上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成为援之以道、化之以文的主体,成为社会的良知,时代的前锋,向小朝廷扔手套,为新时代作前驱!
让我们以心灵自由去超越物质贫困,以思想自由去拓展言论环境,以意志自由去突破政治禁锢,以精神自由去抵抗现实高压,以自由理想去争取社会自由…,以内在的自由和去反对、挑战、转化外在的种种不自由,以实际行动投入关注中国苦难的过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我、追寻新我、成就大我的过程。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和“从事上去磨炼”。让我们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中活出精气神来,活出我们的蓬蓬勃勃的新气、生气、勇气、豪气、正气、大气来。让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勇敢的行动!北宋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我改动几个字,以之自勉并与广大同道共勉:文起两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勇犯专制之怒,智夺三军之帅!(此处之智指大智慧,非小聪明也)
同时,我也寄希望于体制内的健康进步力量,寄望于胡温及其他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的人性、良知、觉悟和智慧,把中国人民当人看,也把自己当人看。希望他们顺应自由文明的时代大潮流,或大刀阔斧进行大改革,或顺天应人奋起反专制,一举实现政治大转型,为万民造新命,为中华辟新途,为世界立奇勋!
四、尾声:向全世界呼吁
这个万恶之源、万祸之根的制度一日不改变,人民、国家一日没有尊严!同时,作为自由、文化的大敌,专制体制的存在,侮辱了人性的高贵和尊严,不仅是大陆人民和港澳台同胞、所有华人的耻辱,也是西方自由世界乃至全体人类的耻辱!终结这一耻辱,是中华自由文化运动的历史任务,也是文明世界的道义责任。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体,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所谓中国一人,天下一家是也。孔子讲仁者爱人,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扩而为爱物。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北宋理学家张载有句名言:民胞物与,意思是民为我的同胞、物为我的同类。我写过一首诗,标题是:“每个人都与我有关”。这个“我”就是你,是他,是我们每一个人。
一个德国牧师那句名言值得我们“三复”:一开始他们(纳粹)抓共产党人,我不说话,因为不信奉马克思;后来他们搜捕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雅利安人;再后来他们迫害穆斯林,我不说话,因为我是基督徒;最后他们来逮捕我,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为我说话了。
所以,良知和正义应该成为每个社会和每一个人的底线。我谨在此呼吁:广大港澳台同胞、各国华人和全世界热爱和平、自由的人民,请支持我们,支持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协助大陆人民终结血泪交融的苦难,终结专制主义这一“苦难制造者”、这一人类肌体上的毒瘤!
2006-7-29
首发《自由圣火》11.23网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凡是竞选肯定是诈骗

Thursday, November 30th, 2006

平心而论,一个人能认识的人很有限。 如果都是互相认识的人,谁平时待人接物怎么样,工作技术如何,大家心里有数。选个系主任,车间主任,生产队长,投票才有意义。党内选支部书记也是同样道理。
竞选就不同了,根本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心,竞选争什么呢?就是争权夺利嘛。投票给根本不认识的人,就看骗术。在电视上作广告,乱吹一通,哄骗群众投票。投完票了,两个骗子互相祝贺。这是什么玩艺?有不信这些竞选的群众,看出这两个竞选的都不是好东西,能做的就是不去投票,也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凡是搞”民主竞选”的国家,没有一次是从人民群众里选出来的。

zt魏厚仁:暗骂谁也不合于学者之身份

Thursday, November 30th, 2006

魏厚仁:暗骂谁也不合于学者之身份
自由圣火论坛 : 时政评论 : 时政评论
暗骂谁也不合于学者之身份
作者:魏厚仁(疯癫)
昨天上清心网偶见綦彦臣先生大作《我没“暗骂”老枭》,心想“暗骂”谁也不是光宗耀祖的君子之品德,不妨一读,原来綦先生耿耿于怀人之人,便是我等无名之辈。我并不生气,但我有话要回綦先生。
厚仁是我在网上不愿示人以真的符号,但它并没有取“厚仁”之本意,而是“为后人”之谐音而已。说来话长,我的笔名是在泛蓝联盟上起用的,原为“疯癫”,跟了一段帖子后,也想写点独立的小文,以泄个人激愤。在泛蓝联盟上的笔墨,也曾到清心上扩散。后来,清心网友跟帖说是否换一个像真名的网名,当时心中很激动,情急之下取了个“为后人”的谐音。
说心里话,我不同意在极权社会大谈厚道仁义,也不同意功利性信仰泛滥以利极权统治,更不同意用自自由理念来规范人之言行。原因很简单,这些都不是结束血腥极权主义的要义,反而会来束缚人们反极权主义的手脚,现实的最高道德是反邪恶的制度。这就是“魏厚仁”的本意。但我的符号无论为何寓意,都不该是学者的牙倒蒜,明骂人不足取暗骂人更不该。
说厚仁与其人品不符,那是没有道理的。你说你们学识丰富车载斗量,却把高智晟及其妻儿老小送进了虎口。说心里话,共产党里的任何个人都不会出头承认是自己的主张,根据3月6日中央高参会议的消息,所谓主流话语生产者的新自由主义者对高律师持肯定态度,胆敢公然站出来向中国良心泼污水的就是綦等双面人!我起而抨击之,恰是“为后人”之义举,更不悖“厚道仁义”之品行要求!
[…]

zt魏厚仁:暗骂谁也不合于学者之身份

Thursday, November 30th, 2006

魏厚仁:暗骂谁也不合于学者之身份
自由圣火论坛 : 时政评论 : 时政评论
暗骂谁也不合于学者之身份
作者:魏厚仁(疯癫)
昨天上清心网偶见綦彦臣先生大作《我没“暗骂”老枭》,心想“暗骂”谁也不是光宗耀祖的君子之品德,不妨一读,原来綦先生耿耿于怀人之人,便是我等无名之辈。我并不生气,但我有话要回綦先生。
厚仁是我在网上不愿示人以真的符号,但它并没有取“厚仁”之本意,而是“为后人”之谐音而已。说来话长,我的笔名是在泛蓝联盟上起用的,原为“疯癫”,跟了一段帖子后,也想写点独立的小文,以泄个人激愤。在泛蓝联盟上的笔墨,也曾到清心上扩散。后来,清心网友跟帖说是否换一个像真名的网名,当时心中很激动,情急之下取了个“为后人”的谐音。
说心里话,我不同意在极权社会大谈厚道仁义,也不同意功利性信仰泛滥以利极权统治,更不同意用自自由理念来规范人之言行。原因很简单,这些都不是结束血腥极权主义的要义,反而会来束缚人们反极权主义的手脚,现实的最高道德是反邪恶的制度。这就是“魏厚仁”的本意。但我的符号无论为何寓意,都不该是学者的牙倒蒜,明骂人不足取暗骂人更不该。
说厚仁与其人品不符,那是没有道理的。你说你们学识丰富车载斗量,却把高智晟及其妻儿老小送进了虎口。说心里话,共产党里的任何个人都不会出头承认是自己的主张,根据3月6日中央高参会议的消息,所谓主流话语生产者的新自由主义者对高律师持肯定态度,胆敢公然站出来向中国良心泼污水的就是綦等双面人!我起而抨击之,恰是“为后人”之义举,更不悖“厚道仁义”之品行要求!
[…]

zt魏厚仁:暗骂谁也不合于学者之身份

Thursday, November 30th, 2006

魏厚仁:暗骂谁也不合于学者之身份
自由圣火论坛 : 时政评论 : 时政评论
暗骂谁也不合于学者之身份
作者:魏厚仁(疯癫)
昨天上清心网偶见綦彦臣先生大作《我没“暗骂”老枭》,心想“暗骂”谁也不是光宗耀祖的君子之品德,不妨一读,原来綦先生耿耿于怀人之人,便是我等无名之辈。我并不生气,但我有话要回綦先生。
厚仁是我在网上不愿示人以真的符号,但它并没有取“厚仁”之本意,而是“为后人”之谐音而已。说来话长,我的笔名是在泛蓝联盟上起用的,原为“疯癫”,跟了一段帖子后,也想写点独立的小文,以泄个人激愤。在泛蓝联盟上的笔墨,也曾到清心上扩散。后来,清心网友跟帖说是否换一个像真名的网名,当时心中很激动,情急之下取了个“为后人”的谐音。
说心里话,我不同意在极权社会大谈厚道仁义,也不同意功利性信仰泛滥以利极权统治,更不同意用自自由理念来规范人之言行。原因很简单,这些都不是结束血腥极权主义的要义,反而会来束缚人们反极权主义的手脚,现实的最高道德是反邪恶的制度。这就是“魏厚仁”的本意。但我的符号无论为何寓意,都不该是学者的牙倒蒜,明骂人不足取暗骂人更不该。
说厚仁与其人品不符,那是没有道理的。你说你们学识丰富车载斗量,却把高智晟及其妻儿老小送进了虎口。说心里话,共产党里的任何个人都不会出头承认是自己的主张,根据3月6日中央高参会议的消息,所谓主流话语生产者的新自由主义者对高律师持肯定态度,胆敢公然站出来向中国良心泼污水的就是綦等双面人!我起而抨击之,恰是“为后人”之义举,更不悖“厚道仁义”之品行要求!
[…]

zt魏厚仁:暗骂谁也不合于学者之身份

Thursday, November 30th, 2006

魏厚仁:暗骂谁也不合于学者之身份
自由圣火论坛 : 时政评论 : 时政评论
暗骂谁也不合于学者之身份
作者:魏厚仁(疯癫)
昨天上清心网偶见綦彦臣先生大作《我没“暗骂”老枭》,心想“暗骂”谁也不是光宗耀祖的君子之品德,不妨一读,原来綦先生耿耿于怀人之人,便是我等无名之辈。我并不生气,但我有话要回綦先生。
厚仁是我在网上不愿示人以真的符号,但它并没有取“厚仁”之本意,而是“为后人”之谐音而已。说来话长,我的笔名是在泛蓝联盟上起用的,原为“疯癫”,跟了一段帖子后,也想写点独立的小文,以泄个人激愤。在泛蓝联盟上的笔墨,也曾到清心上扩散。后来,清心网友跟帖说是否换一个像真名的网名,当时心中很激动,情急之下取了个“为后人”的谐音。
说心里话,我不同意在极权社会大谈厚道仁义,也不同意功利性信仰泛滥以利极权统治,更不同意用自自由理念来规范人之言行。原因很简单,这些都不是结束血腥极权主义的要义,反而会来束缚人们反极权主义的手脚,现实的最高道德是反邪恶的制度。这就是“魏厚仁”的本意。但我的符号无论为何寓意,都不该是学者的牙倒蒜,明骂人不足取暗骂人更不该。
说厚仁与其人品不符,那是没有道理的。你说你们学识丰富车载斗量,却把高智晟及其妻儿老小送进了虎口。说心里话,共产党里的任何个人都不会出头承认是自己的主张,根据3月6日中央高参会议的消息,所谓主流话语生产者的新自由主义者对高律师持肯定态度,胆敢公然站出来向中国良心泼污水的就是綦等双面人!我起而抨击之,恰是“为后人”之义举,更不悖“厚道仁义”之品行要求!
[…]

想想什么办法能让芦选升值

Thursday, November 30th, 2006

有个化名李长老的说买芦笛文集是为了升值。太聪明了,芦笛的疗愚贴子没白发。
文集就是那些贴子。有愚要疗的,早就细嚼慢咽,也见了效了(病情加重)。 自己害怕时不时犯愚病的,已经买了集子在手边备查,就像心绞痛的要备速效救心丸。要想括大需求的话,除非出来一大批患者,又找不到别的药方的。
不靠文章本身,还可以靠作者名声升值。像跟克林顿口交的莫尼卡,她写的书也升值。芦笛怎么像莫尼卡似的出个名呢?这个李长老的升值计划简直是逼死芦笛了。除了在纽约神像上往下跳这类惊人之举,谁还能想出芦笛一举成名的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