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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雨荷:由《还我汪精卫》一文所想到的(自由圣火首发稿)

Thursday, January 31st, 2008

任雨荷:由《还我汪精卫》一文所想到的(自由圣火首发稿)
(自由圣火首发稿)
文章摘要: 汪精卫是民国奇人,他叛国前心事重重,既不是贪生怕死,又不是去为升官发财,而是下定决心去抓烫手的山芋。那么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撇开他的大节我们不能原谅之外,他的平日为人是否一无可取呢?或者,透过他的私德,我们能不能有所发现呢?
作者 : 任雨荷,
發表時間:1/31/2008

互联网上,真是无奇不有。
某日上网,读到一篇《还我汪精卫》的文字,首先大吃一惊。在我这一辈人,说到汪氏,谁人不知他乃遗臭万年的汉奸头子?他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恶人,已经盖棺论定,谁人吃错了药,替他评功摆好?就算他有早年刺杀摄政王、后来又有追随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的名声,但那统统是投机革命;至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总理遗嘱》,假如真是出自他之手,那也是他当时的职责所在,岂能借此在他脸上贴金?
怀着好奇之心,我把余樟法先生的这篇大作拜读了一遍。读毕,肃然动容,掩卷沉思。
陈述历史,应该以法的精神,秉持公正原则,也就是以善恶道义标准评判人物是非。然而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亲疏定是非,以成败论英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中国特有的价值观。此种价值观是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统治下形成的,它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已经变为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
在中国传统的极权主义社会、也就是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由于政治的本质是权力,而权力的本质是利益。所以在激烈的、残酷的、血腥的权力争夺中,胜利者出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心理,必然要竭力否定失败者,彻底摧毁失败者的道德形象,消除其社会影响,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和树立自己的道德优势;同时借此观察各种社会力量的反应,以便确定人们的忠诚度。因此否定政敌的宣传运动的实质是对胜利者的效忠运动。把失败者越是说得一无是处,就越能迫使人民对自己效忠,自己就越有安全感,权力越牢固。在这样的背景下,御用文人写的历史,就是政治宣传:成功者通体光明,失败者一无是处——,或者干脆人间蒸发,让他在历史上不留痕迹。假如某人一旦被定谳为大奸大恶——尤其是犯了不忠不孝的重罪,那么举国上下对他口诛笔伐,让他臭不可闻、臭名远扬,永世不能翻身;他的身前身后事业理所当然地一概不足取;这也是中国特有的
“一人犯罪,满门抄斩”的株连法的异曲同工。所以以政治立场写历史,历史肯定走样变形。
道德、法律与政治不同。法律是体现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的国家机器,道德乃是体现善恶标准的普世价值。因此人们说,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和法律的基础是客观真实。写历史,抛开政治偏见,面对客观真实,体现法律和道德精神,才能对后人提供经验教训,促使社会向着正确方向发展。

回想我自己开始读史书,正是毛时代。毛时代乃是中国史无前例的高度政治化时代,政治挂帅至于极致,根本藐视客观与真实,道德和法律堕落为政治的奴仆和婢女。权威学者叙述和解释历史,统统以意识形态利益而取舍,以偏执的情绪化立场和实用主义态度而随意改窜增删史实,历史已毫无客观性科学性可言。当意识形态正浓时,我们读现代史,乃是囫囵吞枣,听其言而信之;后来信息封锁渐渐失效时,我们忽然发现正史正论中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种种论述和论断,破绽层出不穷,前矛后盾相互抵牾者随处可见;于是乎我对正史正论,听其言而敬而远之,自己另辟蹊径,钩沉拾遗,比较考证,结果明白了很多真相。可以说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撰修的中国近代现代史,简直是一塌糊涂、一团乱麻,真真假假,是是非非,令人无从判定。
例如上世纪的抗日战争,我们原先只知有平型关大战,有地雷战和地道战,有毛领导的人民战争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后来发现这并不是历史的全部,因为还有台儿庄大战,有淞沪会战,有二百多名国民党将军捐躯抗战疆场,等等。再后来,竟有毛泽东多次在日本访客面前发表”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的言论披露于世,石破天惊,国人无不愕然!由此对抗日战争全景及内幕,人们更加是一头雾水。
有了以上的”立此存照”,我因此对令人眩目的”还我汪精卫 “几个字不再大惊小怪,不立刻视它为洪水猛兽,斥它为左道旁门,而是以平常心,”奇文共欣赏,异义相与析”。

抗战前夕中日关系、国共关系、国民党内主战主和派关系、中共内部莫斯科派和国内派关系、日本国内鹰派鸽派关系、中苏中美国际关系等等波诡云谲、扑朔迷离;日、蒋、毛、汪之间,利益冲突,意见分歧,错综交织、纠缠不清。然而战争终于爆发。当此时刻,凡我中国人皆应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奋力抵抗侵略。即便要做种种的政治斡旋,亦有基本的底线和立场。因此上,哪怕如余樟法先生所言,汪氏是”另有隐情”,即深怀悲天悯人的救世济民的初衷,有减少战争给国家人民的灾难的动机,由重庆飞到沦陷区,组建南京政府的,但他终归是同侵略者合作。欲与虎谋皮,结果乃是为虎作伥,此为不争之事实。就算他不是因贪生怕死、为升官发财去当汉奸,也无法为他洗刷罪名。历史已然否定了他的”曲线救国”。是历史的阴差阳错,还是汪精卫性格的鬼使神差?那都无关紧要,总之他的叛国之罪不可恕。
余樟法先生又拿汪氏与明朝的袁崇焕相提并论,恕我直言,有点荒谬。大是大非,不可糊涂马虎。
余樟法把汪精卫比作袁崇焕,倒令我想起了希特勒的亲密战友、纳粹的二号人物赫斯。赫斯反对德国与英国开战,私自驾驶飞机到英国打算做政治斡旋,结果两面不讨好,被英国监禁终生。如果说汪精卫和赫斯有相同之处的话,那就是二人都自作聪明,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愚蠢。依我看,汪精卫应该和法国的贝当相像。身为法国一战英雄的贝当将军,在国家危亡之际回国受命组建政府,德军兵临城下,他以抵抗只是徒然牺牲人民生命为理由,向德国求和,随后成立傀儡政府,助纣为虐。盟国战败后,贝当接受叛国罪审讯,被定罪判处死刑。戴高乐以其年老为理由,减刑至终身监禁。法国的史学家,叙述历史清清楚楚,所以没有人替贝当喊冤叫屈。
汪精卫与贝当,可以说是难兄难弟,有惊人的相似。只是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讲述,主观随意性太强,结果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度混乱。余樟法的文章,或许可以说是对意识形态的谎言历史的不正学风的某种反弹。风头火爆的电影《色,戒》,也可以作如是观。

如今,人们对改窜历史的行为早已经腻味了,也受够了。”尊重历史”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人们现在正在一点一滴地恢复历史事实的真相。比如林彪曾被钦定为”叛徒卖国贼”,虽然现在没有为他平反的迹象,但是新近官方出版的十大元帅画像,久违的林彪也身列其位了;缕述他军事才能的文章也不时地见诸报端。张学良在官方史书中一向是通体光明的大英雄,现在也有文章提到了他的另一面。人们明白,历史人物同样是复杂的,他的性格和事业也是有多个侧面的,大家终于变得宽容和客观一些了,变得有理性了。我相信,将来会有一部秉公持正的真正能够尊重历史的《中国抗日战争史》问世,那一定会有很多惊人的史实摆在我们眼前,历史的黑匣子一定会被彻底打开,廓清久已盘踞在人们心头的迷雾。但是我也相信,为汪精卫摘除”汉奸”头衔的呼声,不可能被史家采纳。他犯了叛国重罪,不可能翻案。
正好看到《炎黄春秋》杂志上有署名徐培培的文章:《汪精卫的汉奸之路》。徐文对这一段历史公案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作了详尽介绍,肯定了汪氏有一流人品,否定了他的投敌叛国。对于客观事实,徐文和余文几乎没有什么出入,但二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看得出来,余文强调的是动机,所以要”还我汪精卫”;徐文则注重效果,故而认定汪精卫的汉奸罪名不可免。我以为,评判事情,当然应该以效果为主;假如以动机论人论事,那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把罪犯论证为英雄,把英雄论证为罪犯。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可以有多种不同、甚至相反的动机来做解释。动机的这种不确定性就决定了它不能作为判断客观是非的标准。对历史和现实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是人的行为的效果而不是行为的 出发点。自然,动机不是不重要,应该努力把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那是细致的工作,要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从蛛丝马迹的现象里透视问题的本质。因此法官对罪犯量刑,动机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汪精卫的汉奸之路》一文后面有一个跟贴:”只有以求真的态度,而不是大而化之意识形态了事的态度,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历史,并从历史中学习。汪精卫,绝不是汉奸二字可以打发。只有如此细细探寻真相、梳理历史,我们才对得起那些曾经为国家为民众作出努力和牺牲的人们,我们才能真正进步并摆脱野蛮和落后。”这是对的。
汪精卫是汉奸,不过对他一生为人的其它方方面面,却不该一笔抹煞。

汪精卫是民国奇人,他叛国前心事重重,既不是贪生怕死,又不是去为升官发财,而是下定决心去抓烫手的山芋。那么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撇开他的大节我们不能原谅之外,他的平日为人是否一无可取呢?或者,透过他的私德,我们能不能有所发现呢?
《还我汪精卫》里使我惊讶的,乃是作者对汪氏人品的介绍。汪精卫相貌才华一流,生活作风却异常严肃,不抽烟不嫖妓不赌博不酗酒不贪钱不近女色,生活象清教徒,被人称为”道学先生”。婚后一直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他的为人之道、待友之道、处世之道,恪守原则,遵循道德,是仁义礼智信的标兵。
作者评论汪氏”是一个不怕死、不爱财、不好色、不恋权的人”;作者称赞他有”忧民忧国的悲心、救民救国的婆心、存亡续绝的苦心、无私无畏的金刚心!”有”反对专制的革命精神、民生至上的爱民精神、无私无畏的奋斗精神、视死如归牺牲精神、忍辱负重的奉献精神、勇于担当的圣贤精神”等等。
所有这许多褒扬,不无过甚其词之嫌,但是作者列举了很多事实根据予以支持,可以说大体都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尤其是他的反对专制和民生至上理念,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教义吻合。可悲的是,在”民族”大节上,他却背弃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原教旨”。
汪精卫在日本病逝时,日本首相小矶、前首相东条英机和前首相近卫文吕等人赶到医院向汪精卫的遗体告别。特别是前首相近卫文吕在汪精卫的遗体面前默默站立了一个多小时,是作秀?有必要么?我倒是同意作者的分析:近卫对汪精卫深怀愧怍、负疚之心。近卫曾与汪精卫约定”和平条款”,最终却在鹰派压力下食言而肥。
正因为汪精卫有正人君子品格,他周围也聚拢了一批人。以我以前的印象,他们应该统统是鸡鸣狗盗之辈,龌龊卑鄙之人。但是余文中介绍的汪精卫的追随者,却是些因为敬仰汪氏的道德品格而与汪氏肝胆相照、生死相从的谦谦君子。如陈公博、曾仲鸣等等。作者介绍说:”陈公博原是力阻汪精卫组建政府的,多次劝戒至於声泪俱下,但最后知口头的劝阻已对事实无补,乃凄然对汪氏道:「九一八事变後,你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国供职,现在抗战到了艰险关头,你又以跳火坑精神想旋乾转坤。你既决定牺牲一己,我祇有为你分忧分劳。」这样,公博就参加了汪政权,一直到他的死,他临难前向陈璧君诀别时有一句话:’我此去有面目见汪先生於地下了!’”这是君子之交,是一个”士为知己者死”的有侠肝义胆的情义无价的人,——须知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之一就是信义。
还有汪的夫人陈璧君。据史料,当年汪精卫出发赴京刺杀清政府高官,陈璧君坚决要和汪精卫一起北上,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余樟法因此写道:”只有如此壮烈深情的奇女子,才配得上汪精卫。惊才绝艳的一代璧人,能相逢相爱,忧患相从,一生共度,令我深羡,也为他们庆幸!”
我读到陈璧君在审判汉奸法庭的被告席上的表现,不由得想起八十年代初公审”四人帮”时江青在被告席上的丑态。陈璧君能够依据条理有声有色的进行抗辩,江青却只会歇斯底里、撒泼耍赖。两相对照,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我一再思忖,汪精卫、陈公博、陈璧君都是历史罪人,罪不可恕。但是为什么在他们身上却有现如今的我们仿佛感到久违的熟悉的闪闪发光的东西呢?
章诒和先生的《往事并不如烟》所写的张伯驹、康同璧等等人物,也曾使我惊讶,发觉今日中国早已没有了那样的社会名流。而我认为那样的人物往往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佼佼者。
士大夫的忧国忧民的高风亮节,贤臣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精神品质,英雄好汉的凛然傲骨,绅士的儒雅风范,贵族的优美教养,烈士的杀身成仁的气概,江湖侠客的古道热肠、义薄云天的坦荡胸襟,君子的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道德情操,大丈夫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心灵境界,今日已经绝迹。
何以发生如此之巨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首先恐怕是传承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社会中坚,如书香门第、钟鸣鼎食望族、簪缨世家、士绅自耕农、知识阶层、乡村文人,都被毛泽东的阶级斗争铁拳彻底摧毁消灭,传统文化香火干脆断弦。而屡屡的政治运动,把知识分子的尊严、人格批判蹂躏成了臭狗屎,日复一日的思想改造,把他们修理成了只会摇尾乞怜的乞食者。流氓无产者主宰世界,民族的精神家园被糟蹋得杯盘狼藉、荒芜凄凉。
毛泽东建立了一元化社会。他以革命的名义,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对每个老百姓的思想、精神、灵魂实行全面的高度的无孔不入的无微不至的控制和操纵。垄断真理,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追求权力为终极目标,实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现代”丛林规则”和”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思维逻辑。在漂亮口号、华丽词藻后面,却是特权社会,是对人民的奴役。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一元化社会,充满乌托邦试验的奇特怪异的社会。
旧的传统不分青红皂白一古脑儿消灭,新的制度新的规则塑造着人的灵魂和精神面貌。几十年的惨淡经营,中国出现了泥腿子革命家组成的红色贵族,一个庞大的官僚阶级渐渐形成,社会精英源源不断地融入其中。专制制度造就了新的上流社会和骑在人民头上的高等公民阶层。主宰社会的这样的利益群体能有怎样的道德水准呢?

如果说一元化社会的开始时期,以军功和革命资历分配权力所造就的社会中坚力量和精英阶层,还存在相对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的话,随着这一代人的自然退出历史,和平时代的人才选拔,完全由党指定。而党,具体的形象其实就是顶头上司。于是只要赢得上司的欢心,就是忠诚党的人,就可以做接班人;于是冠冕堂皇的革命教条之下,”潜规则”大行其道。新的用人机制就这样将唯唯诺诺的平庸者和投机钻营的卑劣者筛选到社会中间阶层之中。这也正是卢梭所说的:”从这个时候起,无所谓品行和美德的问题了。因为凡是属于专制政治所统治的地方,谁也不能希望从忠贞中得到什么。专制政治是不容许有任何其他的主人的,只要它一发令,便没有考虑道义和职责的余地。最盲目的服从乃是奴隶们所仅存的唯一美德。”孟德斯鸠所言:”只对长官负责的专制社会必然造就普遍的虚伪。专制政治形成的奖惩机制对直谏者不利。”
正是一元化的专制制度的反向人才淘汰机制的运作,导致好人受气,小人得志。制度在鼓励人们变坏,在逼良为娼。正直诚实、不卑不亢、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仗义执言、打抱不平、刚直不阿、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舍生取义、为民请命、自尊自爱、谦虚谨慎的人,坚守尊严和人格为道德底线 的人,要么遭到整肃,要么被边缘化。而弄虚作假、察言观色、唯唯诺诺、逆来顺受、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世故圆滑、口是心非、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吹牛撒谎、拍马溜须、寡廉鲜耻、卑躬屈膝、奴颜媚骨,变为毫无尊严、人格卑下的人,却变为社会精英,跻身上流社会。阿猫阿狗,一旦大权在握,无不沐猴而冠,自我感觉皆是”贵不可言”。试看当今的官僚、富豪、教授、老总,所谓的社会上流人士、体面人物、社会精英,那虚伪、浅薄、浮躁、贪婪、冷漠,那行为的龌龊,思想的卑污,那满脸的酒色财气,对上司卑躬屈膝、对民众张牙舞爪,已经”蔚然成风”。我们只有在社会弱势群体中间,才偶然有相濡以沫、患难与共、自强不息、舍身救亲、拾金不昧等等美德的闪现。
有一流人品的汪精卫犯了叛国罪,看看今日那些贪官污吏:民族主义高调一个比一个唱得响亮,但是他们却个个迷恋西方物质享受;大贪官的赃款,总是转移在欧美银行;为子孙儿女孜孜不倦地谋取美国绿卡的,也是他们;他们常常慷慨激昂地声泪俱下地宣称”民主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他们坚信维护特权才是爱国,他们才是爱国者。
究竟”汉奸”如何定义?在我看来,还真是一个问题。

任雨荷:由《还我汪精卫》一文所想到的(自由圣火首发稿)

Thursday, January 31st, 2008

任雨荷:由《还我汪精卫》一文所想到的(自由圣火首发稿)
(自由圣火首发稿)
文章摘要: 汪精卫是民国奇人,他叛国前心事重重,既不是贪生怕死,又不是去为升官发财,而是下定决心去抓烫手的山芋。那么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撇开他的大节我们不能原谅之外,他的平日为人是否一无可取呢?或者,透过他的私德,我们能不能有所发现呢?
作者 : 任雨荷,
發表時間:1/31/2008

互联网上,真是无奇不有。
某日上网,读到一篇《还我汪精卫》的文字,首先大吃一惊。在我这一辈人,说到汪氏,谁人不知他乃遗臭万年的汉奸头子?他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恶人,已经盖棺论定,谁人吃错了药,替他评功摆好?就算他有早年刺杀摄政王、后来又有追随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的名声,但那统统是投机革命;至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总理遗嘱》,假如真是出自他之手,那也是他当时的职责所在,岂能借此在他脸上贴金?
怀着好奇之心,我把余樟法先生的这篇大作拜读了一遍。读毕,肃然动容,掩卷沉思。
陈述历史,应该以法的精神,秉持公正原则,也就是以善恶道义标准评判人物是非。然而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亲疏定是非,以成败论英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中国特有的价值观。此种价值观是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统治下形成的,它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已经变为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
在中国传统的极权主义社会、也就是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由于政治的本质是权力,而权力的本质是利益。所以在激烈的、残酷的、血腥的权力争夺中,胜利者出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心理,必然要竭力否定失败者,彻底摧毁失败者的道德形象,消除其社会影响,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和树立自己的道德优势;同时借此观察各种社会力量的反应,以便确定人们的忠诚度。因此否定政敌的宣传运动的实质是对胜利者的效忠运动。把失败者越是说得一无是处,就越能迫使人民对自己效忠,自己就越有安全感,权力越牢固。在这样的背景下,御用文人写的历史,就是政治宣传:成功者通体光明,失败者一无是处——,或者干脆人间蒸发,让他在历史上不留痕迹。假如某人一旦被定谳为大奸大恶——尤其是犯了不忠不孝的重罪,那么举国上下对他口诛笔伐,让他臭不可闻、臭名远扬,永世不能翻身;他的身前身后事业理所当然地一概不足取;这也是中国特有的
“一人犯罪,满门抄斩”的株连法的异曲同工。所以以政治立场写历史,历史肯定走样变形。
道德、法律与政治不同。法律是体现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的国家机器,道德乃是体现善恶标准的普世价值。因此人们说,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和法律的基础是客观真实。写历史,抛开政治偏见,面对客观真实,体现法律和道德精神,才能对后人提供经验教训,促使社会向着正确方向发展。

回想我自己开始读史书,正是毛时代。毛时代乃是中国史无前例的高度政治化时代,政治挂帅至于极致,根本藐视客观与真实,道德和法律堕落为政治的奴仆和婢女。权威学者叙述和解释历史,统统以意识形态利益而取舍,以偏执的情绪化立场和实用主义态度而随意改窜增删史实,历史已毫无客观性科学性可言。当意识形态正浓时,我们读现代史,乃是囫囵吞枣,听其言而信之;后来信息封锁渐渐失效时,我们忽然发现正史正论中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种种论述和论断,破绽层出不穷,前矛后盾相互抵牾者随处可见;于是乎我对正史正论,听其言而敬而远之,自己另辟蹊径,钩沉拾遗,比较考证,结果明白了很多真相。可以说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撰修的中国近代现代史,简直是一塌糊涂、一团乱麻,真真假假,是是非非,令人无从判定。
例如上世纪的抗日战争,我们原先只知有平型关大战,有地雷战和地道战,有毛领导的人民战争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后来发现这并不是历史的全部,因为还有台儿庄大战,有淞沪会战,有二百多名国民党将军捐躯抗战疆场,等等。再后来,竟有毛泽东多次在日本访客面前发表”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的言论披露于世,石破天惊,国人无不愕然!由此对抗日战争全景及内幕,人们更加是一头雾水。
有了以上的”立此存照”,我因此对令人眩目的”还我汪精卫 “几个字不再大惊小怪,不立刻视它为洪水猛兽,斥它为左道旁门,而是以平常心,”奇文共欣赏,异义相与析”。

抗战前夕中日关系、国共关系、国民党内主战主和派关系、中共内部莫斯科派和国内派关系、日本国内鹰派鸽派关系、中苏中美国际关系等等波诡云谲、扑朔迷离;日、蒋、毛、汪之间,利益冲突,意见分歧,错综交织、纠缠不清。然而战争终于爆发。当此时刻,凡我中国人皆应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奋力抵抗侵略。即便要做种种的政治斡旋,亦有基本的底线和立场。因此上,哪怕如余樟法先生所言,汪氏是”另有隐情”,即深怀悲天悯人的救世济民的初衷,有减少战争给国家人民的灾难的动机,由重庆飞到沦陷区,组建南京政府的,但他终归是同侵略者合作。欲与虎谋皮,结果乃是为虎作伥,此为不争之事实。就算他不是因贪生怕死、为升官发财去当汉奸,也无法为他洗刷罪名。历史已然否定了他的”曲线救国”。是历史的阴差阳错,还是汪精卫性格的鬼使神差?那都无关紧要,总之他的叛国之罪不可恕。
余樟法先生又拿汪氏与明朝的袁崇焕相提并论,恕我直言,有点荒谬。大是大非,不可糊涂马虎。
余樟法把汪精卫比作袁崇焕,倒令我想起了希特勒的亲密战友、纳粹的二号人物赫斯。赫斯反对德国与英国开战,私自驾驶飞机到英国打算做政治斡旋,结果两面不讨好,被英国监禁终生。如果说汪精卫和赫斯有相同之处的话,那就是二人都自作聪明,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愚蠢。依我看,汪精卫应该和法国的贝当相像。身为法国一战英雄的贝当将军,在国家危亡之际回国受命组建政府,德军兵临城下,他以抵抗只是徒然牺牲人民生命为理由,向德国求和,随后成立傀儡政府,助纣为虐。盟国战败后,贝当接受叛国罪审讯,被定罪判处死刑。戴高乐以其年老为理由,减刑至终身监禁。法国的史学家,叙述历史清清楚楚,所以没有人替贝当喊冤叫屈。
汪精卫与贝当,可以说是难兄难弟,有惊人的相似。只是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讲述,主观随意性太强,结果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度混乱。余樟法的文章,或许可以说是对意识形态的谎言历史的不正学风的某种反弹。风头火爆的电影《色,戒》,也可以作如是观。

如今,人们对改窜历史的行为早已经腻味了,也受够了。”尊重历史”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人们现在正在一点一滴地恢复历史事实的真相。比如林彪曾被钦定为”叛徒卖国贼”,虽然现在没有为他平反的迹象,但是新近官方出版的十大元帅画像,久违的林彪也身列其位了;缕述他军事才能的文章也不时地见诸报端。张学良在官方史书中一向是通体光明的大英雄,现在也有文章提到了他的另一面。人们明白,历史人物同样是复杂的,他的性格和事业也是有多个侧面的,大家终于变得宽容和客观一些了,变得有理性了。我相信,将来会有一部秉公持正的真正能够尊重历史的《中国抗日战争史》问世,那一定会有很多惊人的史实摆在我们眼前,历史的黑匣子一定会被彻底打开,廓清久已盘踞在人们心头的迷雾。但是我也相信,为汪精卫摘除”汉奸”头衔的呼声,不可能被史家采纳。他犯了叛国重罪,不可能翻案。
正好看到《炎黄春秋》杂志上有署名徐培培的文章:《汪精卫的汉奸之路》。徐文对这一段历史公案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作了详尽介绍,肯定了汪氏有一流人品,否定了他的投敌叛国。对于客观事实,徐文和余文几乎没有什么出入,但二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看得出来,余文强调的是动机,所以要”还我汪精卫”;徐文则注重效果,故而认定汪精卫的汉奸罪名不可免。我以为,评判事情,当然应该以效果为主;假如以动机论人论事,那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把罪犯论证为英雄,把英雄论证为罪犯。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可以有多种不同、甚至相反的动机来做解释。动机的这种不确定性就决定了它不能作为判断客观是非的标准。对历史和现实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是人的行为的效果而不是行为的 出发点。自然,动机不是不重要,应该努力把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那是细致的工作,要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从蛛丝马迹的现象里透视问题的本质。因此法官对罪犯量刑,动机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汪精卫的汉奸之路》一文后面有一个跟贴:”只有以求真的态度,而不是大而化之意识形态了事的态度,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历史,并从历史中学习。汪精卫,绝不是汉奸二字可以打发。只有如此细细探寻真相、梳理历史,我们才对得起那些曾经为国家为民众作出努力和牺牲的人们,我们才能真正进步并摆脱野蛮和落后。”这是对的。
汪精卫是汉奸,不过对他一生为人的其它方方面面,却不该一笔抹煞。

汪精卫是民国奇人,他叛国前心事重重,既不是贪生怕死,又不是去为升官发财,而是下定决心去抓烫手的山芋。那么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撇开他的大节我们不能原谅之外,他的平日为人是否一无可取呢?或者,透过他的私德,我们能不能有所发现呢?
《还我汪精卫》里使我惊讶的,乃是作者对汪氏人品的介绍。汪精卫相貌才华一流,生活作风却异常严肃,不抽烟不嫖妓不赌博不酗酒不贪钱不近女色,生活象清教徒,被人称为”道学先生”。婚后一直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他的为人之道、待友之道、处世之道,恪守原则,遵循道德,是仁义礼智信的标兵。
作者评论汪氏”是一个不怕死、不爱财、不好色、不恋权的人”;作者称赞他有”忧民忧国的悲心、救民救国的婆心、存亡续绝的苦心、无私无畏的金刚心!”有”反对专制的革命精神、民生至上的爱民精神、无私无畏的奋斗精神、视死如归牺牲精神、忍辱负重的奉献精神、勇于担当的圣贤精神”等等。
所有这许多褒扬,不无过甚其词之嫌,但是作者列举了很多事实根据予以支持,可以说大体都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尤其是他的反对专制和民生至上理念,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教义吻合。可悲的是,在”民族”大节上,他却背弃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原教旨”。
汪精卫在日本病逝时,日本首相小矶、前首相东条英机和前首相近卫文吕等人赶到医院向汪精卫的遗体告别。特别是前首相近卫文吕在汪精卫的遗体面前默默站立了一个多小时,是作秀?有必要么?我倒是同意作者的分析:近卫对汪精卫深怀愧怍、负疚之心。近卫曾与汪精卫约定”和平条款”,最终却在鹰派压力下食言而肥。
正因为汪精卫有正人君子品格,他周围也聚拢了一批人。以我以前的印象,他们应该统统是鸡鸣狗盗之辈,龌龊卑鄙之人。但是余文中介绍的汪精卫的追随者,却是些因为敬仰汪氏的道德品格而与汪氏肝胆相照、生死相从的谦谦君子。如陈公博、曾仲鸣等等。作者介绍说:”陈公博原是力阻汪精卫组建政府的,多次劝戒至於声泪俱下,但最后知口头的劝阻已对事实无补,乃凄然对汪氏道:「九一八事变後,你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国供职,现在抗战到了艰险关头,你又以跳火坑精神想旋乾转坤。你既决定牺牲一己,我祇有为你分忧分劳。」这样,公博就参加了汪政权,一直到他的死,他临难前向陈璧君诀别时有一句话:’我此去有面目见汪先生於地下了!’”这是君子之交,是一个”士为知己者死”的有侠肝义胆的情义无价的人,——须知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之一就是信义。
还有汪的夫人陈璧君。据史料,当年汪精卫出发赴京刺杀清政府高官,陈璧君坚决要和汪精卫一起北上,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余樟法因此写道:”只有如此壮烈深情的奇女子,才配得上汪精卫。惊才绝艳的一代璧人,能相逢相爱,忧患相从,一生共度,令我深羡,也为他们庆幸!”
我读到陈璧君在审判汉奸法庭的被告席上的表现,不由得想起八十年代初公审”四人帮”时江青在被告席上的丑态。陈璧君能够依据条理有声有色的进行抗辩,江青却只会歇斯底里、撒泼耍赖。两相对照,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我一再思忖,汪精卫、陈公博、陈璧君都是历史罪人,罪不可恕。但是为什么在他们身上却有现如今的我们仿佛感到久违的熟悉的闪闪发光的东西呢?
章诒和先生的《往事并不如烟》所写的张伯驹、康同璧等等人物,也曾使我惊讶,发觉今日中国早已没有了那样的社会名流。而我认为那样的人物往往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佼佼者。
士大夫的忧国忧民的高风亮节,贤臣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精神品质,英雄好汉的凛然傲骨,绅士的儒雅风范,贵族的优美教养,烈士的杀身成仁的气概,江湖侠客的古道热肠、义薄云天的坦荡胸襟,君子的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道德情操,大丈夫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心灵境界,今日已经绝迹。
何以发生如此之巨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首先恐怕是传承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社会中坚,如书香门第、钟鸣鼎食望族、簪缨世家、士绅自耕农、知识阶层、乡村文人,都被毛泽东的阶级斗争铁拳彻底摧毁消灭,传统文化香火干脆断弦。而屡屡的政治运动,把知识分子的尊严、人格批判蹂躏成了臭狗屎,日复一日的思想改造,把他们修理成了只会摇尾乞怜的乞食者。流氓无产者主宰世界,民族的精神家园被糟蹋得杯盘狼藉、荒芜凄凉。
毛泽东建立了一元化社会。他以革命的名义,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对每个老百姓的思想、精神、灵魂实行全面的高度的无孔不入的无微不至的控制和操纵。垄断真理,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追求权力为终极目标,实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现代”丛林规则”和”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思维逻辑。在漂亮口号、华丽词藻后面,却是特权社会,是对人民的奴役。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一元化社会,充满乌托邦试验的奇特怪异的社会。
旧的传统不分青红皂白一古脑儿消灭,新的制度新的规则塑造着人的灵魂和精神面貌。几十年的惨淡经营,中国出现了泥腿子革命家组成的红色贵族,一个庞大的官僚阶级渐渐形成,社会精英源源不断地融入其中。专制制度造就了新的上流社会和骑在人民头上的高等公民阶层。主宰社会的这样的利益群体能有怎样的道德水准呢?

如果说一元化社会的开始时期,以军功和革命资历分配权力所造就的社会中坚力量和精英阶层,还存在相对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的话,随着这一代人的自然退出历史,和平时代的人才选拔,完全由党指定。而党,具体的形象其实就是顶头上司。于是只要赢得上司的欢心,就是忠诚党的人,就可以做接班人;于是冠冕堂皇的革命教条之下,”潜规则”大行其道。新的用人机制就这样将唯唯诺诺的平庸者和投机钻营的卑劣者筛选到社会中间阶层之中。这也正是卢梭所说的:”从这个时候起,无所谓品行和美德的问题了。因为凡是属于专制政治所统治的地方,谁也不能希望从忠贞中得到什么。专制政治是不容许有任何其他的主人的,只要它一发令,便没有考虑道义和职责的余地。最盲目的服从乃是奴隶们所仅存的唯一美德。”孟德斯鸠所言:”只对长官负责的专制社会必然造就普遍的虚伪。专制政治形成的奖惩机制对直谏者不利。”
正是一元化的专制制度的反向人才淘汰机制的运作,导致好人受气,小人得志。制度在鼓励人们变坏,在逼良为娼。正直诚实、不卑不亢、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仗义执言、打抱不平、刚直不阿、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舍生取义、为民请命、自尊自爱、谦虚谨慎的人,坚守尊严和人格为道德底线 的人,要么遭到整肃,要么被边缘化。而弄虚作假、察言观色、唯唯诺诺、逆来顺受、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世故圆滑、口是心非、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吹牛撒谎、拍马溜须、寡廉鲜耻、卑躬屈膝、奴颜媚骨,变为毫无尊严、人格卑下的人,却变为社会精英,跻身上流社会。阿猫阿狗,一旦大权在握,无不沐猴而冠,自我感觉皆是”贵不可言”。试看当今的官僚、富豪、教授、老总,所谓的社会上流人士、体面人物、社会精英,那虚伪、浅薄、浮躁、贪婪、冷漠,那行为的龌龊,思想的卑污,那满脸的酒色财气,对上司卑躬屈膝、对民众张牙舞爪,已经”蔚然成风”。我们只有在社会弱势群体中间,才偶然有相濡以沫、患难与共、自强不息、舍身救亲、拾金不昧等等美德的闪现。
有一流人品的汪精卫犯了叛国罪,看看今日那些贪官污吏:民族主义高调一个比一个唱得响亮,但是他们却个个迷恋西方物质享受;大贪官的赃款,总是转移在欧美银行;为子孙儿女孜孜不倦地谋取美国绿卡的,也是他们;他们常常慷慨激昂地声泪俱下地宣称”民主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他们坚信维护特权才是爱国,他们才是爱国者。
究竟”汉奸”如何定义?在我看来,还真是一个问题。

任雨荷:由《还我汪精卫》一文所想到的(自由圣火首发稿)

Thursday, January 31st, 2008

任雨荷:由《还我汪精卫》一文所想到的(自由圣火首发稿)
(自由圣火首发稿)
文章摘要: 汪精卫是民国奇人,他叛国前心事重重,既不是贪生怕死,又不是去为升官发财,而是下定决心去抓烫手的山芋。那么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撇开他的大节我们不能原谅之外,他的平日为人是否一无可取呢?或者,透过他的私德,我们能不能有所发现呢?
作者 : 任雨荷,
發表時間:1/31/2008

互联网上,真是无奇不有。
某日上网,读到一篇《还我汪精卫》的文字,首先大吃一惊。在我这一辈人,说到汪氏,谁人不知他乃遗臭万年的汉奸头子?他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恶人,已经盖棺论定,谁人吃错了药,替他评功摆好?就算他有早年刺杀摄政王、后来又有追随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的名声,但那统统是投机革命;至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总理遗嘱》,假如真是出自他之手,那也是他当时的职责所在,岂能借此在他脸上贴金?
怀着好奇之心,我把余樟法先生的这篇大作拜读了一遍。读毕,肃然动容,掩卷沉思。
陈述历史,应该以法的精神,秉持公正原则,也就是以善恶道义标准评判人物是非。然而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亲疏定是非,以成败论英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中国特有的价值观。此种价值观是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统治下形成的,它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已经变为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
在中国传统的极权主义社会、也就是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由于政治的本质是权力,而权力的本质是利益。所以在激烈的、残酷的、血腥的权力争夺中,胜利者出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心理,必然要竭力否定失败者,彻底摧毁失败者的道德形象,消除其社会影响,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和树立自己的道德优势;同时借此观察各种社会力量的反应,以便确定人们的忠诚度。因此否定政敌的宣传运动的实质是对胜利者的效忠运动。把失败者越是说得一无是处,就越能迫使人民对自己效忠,自己就越有安全感,权力越牢固。在这样的背景下,御用文人写的历史,就是政治宣传:成功者通体光明,失败者一无是处——,或者干脆人间蒸发,让他在历史上不留痕迹。假如某人一旦被定谳为大奸大恶——尤其是犯了不忠不孝的重罪,那么举国上下对他口诛笔伐,让他臭不可闻、臭名远扬,永世不能翻身;他的身前身后事业理所当然地一概不足取;这也是中国特有的
“一人犯罪,满门抄斩”的株连法的异曲同工。所以以政治立场写历史,历史肯定走样变形。
道德、法律与政治不同。法律是体现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的国家机器,道德乃是体现善恶标准的普世价值。因此人们说,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和法律的基础是客观真实。写历史,抛开政治偏见,面对客观真实,体现法律和道德精神,才能对后人提供经验教训,促使社会向着正确方向发展。

回想我自己开始读史书,正是毛时代。毛时代乃是中国史无前例的高度政治化时代,政治挂帅至于极致,根本藐视客观与真实,道德和法律堕落为政治的奴仆和婢女。权威学者叙述和解释历史,统统以意识形态利益而取舍,以偏执的情绪化立场和实用主义态度而随意改窜增删史实,历史已毫无客观性科学性可言。当意识形态正浓时,我们读现代史,乃是囫囵吞枣,听其言而信之;后来信息封锁渐渐失效时,我们忽然发现正史正论中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种种论述和论断,破绽层出不穷,前矛后盾相互抵牾者随处可见;于是乎我对正史正论,听其言而敬而远之,自己另辟蹊径,钩沉拾遗,比较考证,结果明白了很多真相。可以说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撰修的中国近代现代史,简直是一塌糊涂、一团乱麻,真真假假,是是非非,令人无从判定。
例如上世纪的抗日战争,我们原先只知有平型关大战,有地雷战和地道战,有毛领导的人民战争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后来发现这并不是历史的全部,因为还有台儿庄大战,有淞沪会战,有二百多名国民党将军捐躯抗战疆场,等等。再后来,竟有毛泽东多次在日本访客面前发表”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的言论披露于世,石破天惊,国人无不愕然!由此对抗日战争全景及内幕,人们更加是一头雾水。
有了以上的”立此存照”,我因此对令人眩目的”还我汪精卫 “几个字不再大惊小怪,不立刻视它为洪水猛兽,斥它为左道旁门,而是以平常心,”奇文共欣赏,异义相与析”。

抗战前夕中日关系、国共关系、国民党内主战主和派关系、中共内部莫斯科派和国内派关系、日本国内鹰派鸽派关系、中苏中美国际关系等等波诡云谲、扑朔迷离;日、蒋、毛、汪之间,利益冲突,意见分歧,错综交织、纠缠不清。然而战争终于爆发。当此时刻,凡我中国人皆应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奋力抵抗侵略。即便要做种种的政治斡旋,亦有基本的底线和立场。因此上,哪怕如余樟法先生所言,汪氏是”另有隐情”,即深怀悲天悯人的救世济民的初衷,有减少战争给国家人民的灾难的动机,由重庆飞到沦陷区,组建南京政府的,但他终归是同侵略者合作。欲与虎谋皮,结果乃是为虎作伥,此为不争之事实。就算他不是因贪生怕死、为升官发财去当汉奸,也无法为他洗刷罪名。历史已然否定了他的”曲线救国”。是历史的阴差阳错,还是汪精卫性格的鬼使神差?那都无关紧要,总之他的叛国之罪不可恕。
余樟法先生又拿汪氏与明朝的袁崇焕相提并论,恕我直言,有点荒谬。大是大非,不可糊涂马虎。
余樟法把汪精卫比作袁崇焕,倒令我想起了希特勒的亲密战友、纳粹的二号人物赫斯。赫斯反对德国与英国开战,私自驾驶飞机到英国打算做政治斡旋,结果两面不讨好,被英国监禁终生。如果说汪精卫和赫斯有相同之处的话,那就是二人都自作聪明,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愚蠢。依我看,汪精卫应该和法国的贝当相像。身为法国一战英雄的贝当将军,在国家危亡之际回国受命组建政府,德军兵临城下,他以抵抗只是徒然牺牲人民生命为理由,向德国求和,随后成立傀儡政府,助纣为虐。盟国战败后,贝当接受叛国罪审讯,被定罪判处死刑。戴高乐以其年老为理由,减刑至终身监禁。法国的史学家,叙述历史清清楚楚,所以没有人替贝当喊冤叫屈。
汪精卫与贝当,可以说是难兄难弟,有惊人的相似。只是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讲述,主观随意性太强,结果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度混乱。余樟法的文章,或许可以说是对意识形态的谎言历史的不正学风的某种反弹。风头火爆的电影《色,戒》,也可以作如是观。

如今,人们对改窜历史的行为早已经腻味了,也受够了。”尊重历史”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人们现在正在一点一滴地恢复历史事实的真相。比如林彪曾被钦定为”叛徒卖国贼”,虽然现在没有为他平反的迹象,但是新近官方出版的十大元帅画像,久违的林彪也身列其位了;缕述他军事才能的文章也不时地见诸报端。张学良在官方史书中一向是通体光明的大英雄,现在也有文章提到了他的另一面。人们明白,历史人物同样是复杂的,他的性格和事业也是有多个侧面的,大家终于变得宽容和客观一些了,变得有理性了。我相信,将来会有一部秉公持正的真正能够尊重历史的《中国抗日战争史》问世,那一定会有很多惊人的史实摆在我们眼前,历史的黑匣子一定会被彻底打开,廓清久已盘踞在人们心头的迷雾。但是我也相信,为汪精卫摘除”汉奸”头衔的呼声,不可能被史家采纳。他犯了叛国重罪,不可能翻案。
正好看到《炎黄春秋》杂志上有署名徐培培的文章:《汪精卫的汉奸之路》。徐文对这一段历史公案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作了详尽介绍,肯定了汪氏有一流人品,否定了他的投敌叛国。对于客观事实,徐文和余文几乎没有什么出入,但二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看得出来,余文强调的是动机,所以要”还我汪精卫”;徐文则注重效果,故而认定汪精卫的汉奸罪名不可免。我以为,评判事情,当然应该以效果为主;假如以动机论人论事,那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把罪犯论证为英雄,把英雄论证为罪犯。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可以有多种不同、甚至相反的动机来做解释。动机的这种不确定性就决定了它不能作为判断客观是非的标准。对历史和现实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是人的行为的效果而不是行为的 出发点。自然,动机不是不重要,应该努力把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那是细致的工作,要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从蛛丝马迹的现象里透视问题的本质。因此法官对罪犯量刑,动机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汪精卫的汉奸之路》一文后面有一个跟贴:”只有以求真的态度,而不是大而化之意识形态了事的态度,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历史,并从历史中学习。汪精卫,绝不是汉奸二字可以打发。只有如此细细探寻真相、梳理历史,我们才对得起那些曾经为国家为民众作出努力和牺牲的人们,我们才能真正进步并摆脱野蛮和落后。”这是对的。
汪精卫是汉奸,不过对他一生为人的其它方方面面,却不该一笔抹煞。

汪精卫是民国奇人,他叛国前心事重重,既不是贪生怕死,又不是去为升官发财,而是下定决心去抓烫手的山芋。那么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撇开他的大节我们不能原谅之外,他的平日为人是否一无可取呢?或者,透过他的私德,我们能不能有所发现呢?
《还我汪精卫》里使我惊讶的,乃是作者对汪氏人品的介绍。汪精卫相貌才华一流,生活作风却异常严肃,不抽烟不嫖妓不赌博不酗酒不贪钱不近女色,生活象清教徒,被人称为”道学先生”。婚后一直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他的为人之道、待友之道、处世之道,恪守原则,遵循道德,是仁义礼智信的标兵。
作者评论汪氏”是一个不怕死、不爱财、不好色、不恋权的人”;作者称赞他有”忧民忧国的悲心、救民救国的婆心、存亡续绝的苦心、无私无畏的金刚心!”有”反对专制的革命精神、民生至上的爱民精神、无私无畏的奋斗精神、视死如归牺牲精神、忍辱负重的奉献精神、勇于担当的圣贤精神”等等。
所有这许多褒扬,不无过甚其词之嫌,但是作者列举了很多事实根据予以支持,可以说大体都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尤其是他的反对专制和民生至上理念,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教义吻合。可悲的是,在”民族”大节上,他却背弃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原教旨”。
汪精卫在日本病逝时,日本首相小矶、前首相东条英机和前首相近卫文吕等人赶到医院向汪精卫的遗体告别。特别是前首相近卫文吕在汪精卫的遗体面前默默站立了一个多小时,是作秀?有必要么?我倒是同意作者的分析:近卫对汪精卫深怀愧怍、负疚之心。近卫曾与汪精卫约定”和平条款”,最终却在鹰派压力下食言而肥。
正因为汪精卫有正人君子品格,他周围也聚拢了一批人。以我以前的印象,他们应该统统是鸡鸣狗盗之辈,龌龊卑鄙之人。但是余文中介绍的汪精卫的追随者,却是些因为敬仰汪氏的道德品格而与汪氏肝胆相照、生死相从的谦谦君子。如陈公博、曾仲鸣等等。作者介绍说:”陈公博原是力阻汪精卫组建政府的,多次劝戒至於声泪俱下,但最后知口头的劝阻已对事实无补,乃凄然对汪氏道:「九一八事变後,你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国供职,现在抗战到了艰险关头,你又以跳火坑精神想旋乾转坤。你既决定牺牲一己,我祇有为你分忧分劳。」这样,公博就参加了汪政权,一直到他的死,他临难前向陈璧君诀别时有一句话:’我此去有面目见汪先生於地下了!’”这是君子之交,是一个”士为知己者死”的有侠肝义胆的情义无价的人,——须知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之一就是信义。
还有汪的夫人陈璧君。据史料,当年汪精卫出发赴京刺杀清政府高官,陈璧君坚决要和汪精卫一起北上,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余樟法因此写道:”只有如此壮烈深情的奇女子,才配得上汪精卫。惊才绝艳的一代璧人,能相逢相爱,忧患相从,一生共度,令我深羡,也为他们庆幸!”
我读到陈璧君在审判汉奸法庭的被告席上的表现,不由得想起八十年代初公审”四人帮”时江青在被告席上的丑态。陈璧君能够依据条理有声有色的进行抗辩,江青却只会歇斯底里、撒泼耍赖。两相对照,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我一再思忖,汪精卫、陈公博、陈璧君都是历史罪人,罪不可恕。但是为什么在他们身上却有现如今的我们仿佛感到久违的熟悉的闪闪发光的东西呢?
章诒和先生的《往事并不如烟》所写的张伯驹、康同璧等等人物,也曾使我惊讶,发觉今日中国早已没有了那样的社会名流。而我认为那样的人物往往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佼佼者。
士大夫的忧国忧民的高风亮节,贤臣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精神品质,英雄好汉的凛然傲骨,绅士的儒雅风范,贵族的优美教养,烈士的杀身成仁的气概,江湖侠客的古道热肠、义薄云天的坦荡胸襟,君子的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道德情操,大丈夫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心灵境界,今日已经绝迹。
何以发生如此之巨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首先恐怕是传承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社会中坚,如书香门第、钟鸣鼎食望族、簪缨世家、士绅自耕农、知识阶层、乡村文人,都被毛泽东的阶级斗争铁拳彻底摧毁消灭,传统文化香火干脆断弦。而屡屡的政治运动,把知识分子的尊严、人格批判蹂躏成了臭狗屎,日复一日的思想改造,把他们修理成了只会摇尾乞怜的乞食者。流氓无产者主宰世界,民族的精神家园被糟蹋得杯盘狼藉、荒芜凄凉。
毛泽东建立了一元化社会。他以革命的名义,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对每个老百姓的思想、精神、灵魂实行全面的高度的无孔不入的无微不至的控制和操纵。垄断真理,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追求权力为终极目标,实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现代”丛林规则”和”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思维逻辑。在漂亮口号、华丽词藻后面,却是特权社会,是对人民的奴役。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一元化社会,充满乌托邦试验的奇特怪异的社会。
旧的传统不分青红皂白一古脑儿消灭,新的制度新的规则塑造着人的灵魂和精神面貌。几十年的惨淡经营,中国出现了泥腿子革命家组成的红色贵族,一个庞大的官僚阶级渐渐形成,社会精英源源不断地融入其中。专制制度造就了新的上流社会和骑在人民头上的高等公民阶层。主宰社会的这样的利益群体能有怎样的道德水准呢?

如果说一元化社会的开始时期,以军功和革命资历分配权力所造就的社会中坚力量和精英阶层,还存在相对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的话,随着这一代人的自然退出历史,和平时代的人才选拔,完全由党指定。而党,具体的形象其实就是顶头上司。于是只要赢得上司的欢心,就是忠诚党的人,就可以做接班人;于是冠冕堂皇的革命教条之下,”潜规则”大行其道。新的用人机制就这样将唯唯诺诺的平庸者和投机钻营的卑劣者筛选到社会中间阶层之中。这也正是卢梭所说的:”从这个时候起,无所谓品行和美德的问题了。因为凡是属于专制政治所统治的地方,谁也不能希望从忠贞中得到什么。专制政治是不容许有任何其他的主人的,只要它一发令,便没有考虑道义和职责的余地。最盲目的服从乃是奴隶们所仅存的唯一美德。”孟德斯鸠所言:”只对长官负责的专制社会必然造就普遍的虚伪。专制政治形成的奖惩机制对直谏者不利。”
正是一元化的专制制度的反向人才淘汰机制的运作,导致好人受气,小人得志。制度在鼓励人们变坏,在逼良为娼。正直诚实、不卑不亢、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仗义执言、打抱不平、刚直不阿、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舍生取义、为民请命、自尊自爱、谦虚谨慎的人,坚守尊严和人格为道德底线 的人,要么遭到整肃,要么被边缘化。而弄虚作假、察言观色、唯唯诺诺、逆来顺受、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世故圆滑、口是心非、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吹牛撒谎、拍马溜须、寡廉鲜耻、卑躬屈膝、奴颜媚骨,变为毫无尊严、人格卑下的人,却变为社会精英,跻身上流社会。阿猫阿狗,一旦大权在握,无不沐猴而冠,自我感觉皆是”贵不可言”。试看当今的官僚、富豪、教授、老总,所谓的社会上流人士、体面人物、社会精英,那虚伪、浅薄、浮躁、贪婪、冷漠,那行为的龌龊,思想的卑污,那满脸的酒色财气,对上司卑躬屈膝、对民众张牙舞爪,已经”蔚然成风”。我们只有在社会弱势群体中间,才偶然有相濡以沫、患难与共、自强不息、舍身救亲、拾金不昧等等美德的闪现。
有一流人品的汪精卫犯了叛国罪,看看今日那些贪官污吏:民族主义高调一个比一个唱得响亮,但是他们却个个迷恋西方物质享受;大贪官的赃款,总是转移在欧美银行;为子孙儿女孜孜不倦地谋取美国绿卡的,也是他们;他们常常慷慨激昂地声泪俱下地宣称”民主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他们坚信维护特权才是爱国,他们才是爱国者。
究竟”汉奸”如何定义?在我看来,还真是一个问题。

任雨荷:由《还我汪精卫》一文所想到的(自由圣火首发稿)

Thursday, January 31st, 2008

任雨荷:由《还我汪精卫》一文所想到的(自由圣火首发稿)
(自由圣火首发稿)
文章摘要: 汪精卫是民国奇人,他叛国前心事重重,既不是贪生怕死,又不是去为升官发财,而是下定决心去抓烫手的山芋。那么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撇开他的大节我们不能原谅之外,他的平日为人是否一无可取呢?或者,透过他的私德,我们能不能有所发现呢?
作者 : 任雨荷,
發表時間:1/31/2008

互联网上,真是无奇不有。
某日上网,读到一篇《还我汪精卫》的文字,首先大吃一惊。在我这一辈人,说到汪氏,谁人不知他乃遗臭万年的汉奸头子?他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恶人,已经盖棺论定,谁人吃错了药,替他评功摆好?就算他有早年刺杀摄政王、后来又有追随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的名声,但那统统是投机革命;至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总理遗嘱》,假如真是出自他之手,那也是他当时的职责所在,岂能借此在他脸上贴金?
怀着好奇之心,我把余樟法先生的这篇大作拜读了一遍。读毕,肃然动容,掩卷沉思。
陈述历史,应该以法的精神,秉持公正原则,也就是以善恶道义标准评判人物是非。然而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亲疏定是非,以成败论英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中国特有的价值观。此种价值观是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统治下形成的,它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已经变为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
在中国传统的极权主义社会、也就是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由于政治的本质是权力,而权力的本质是利益。所以在激烈的、残酷的、血腥的权力争夺中,胜利者出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心理,必然要竭力否定失败者,彻底摧毁失败者的道德形象,消除其社会影响,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和树立自己的道德优势;同时借此观察各种社会力量的反应,以便确定人们的忠诚度。因此否定政敌的宣传运动的实质是对胜利者的效忠运动。把失败者越是说得一无是处,就越能迫使人民对自己效忠,自己就越有安全感,权力越牢固。在这样的背景下,御用文人写的历史,就是政治宣传:成功者通体光明,失败者一无是处——,或者干脆人间蒸发,让他在历史上不留痕迹。假如某人一旦被定谳为大奸大恶——尤其是犯了不忠不孝的重罪,那么举国上下对他口诛笔伐,让他臭不可闻、臭名远扬,永世不能翻身;他的身前身后事业理所当然地一概不足取;这也是中国特有的
“一人犯罪,满门抄斩”的株连法的异曲同工。所以以政治立场写历史,历史肯定走样变形。
道德、法律与政治不同。法律是体现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的国家机器,道德乃是体现善恶标准的普世价值。因此人们说,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和法律的基础是客观真实。写历史,抛开政治偏见,面对客观真实,体现法律和道德精神,才能对后人提供经验教训,促使社会向着正确方向发展。

回想我自己开始读史书,正是毛时代。毛时代乃是中国史无前例的高度政治化时代,政治挂帅至于极致,根本藐视客观与真实,道德和法律堕落为政治的奴仆和婢女。权威学者叙述和解释历史,统统以意识形态利益而取舍,以偏执的情绪化立场和实用主义态度而随意改窜增删史实,历史已毫无客观性科学性可言。当意识形态正浓时,我们读现代史,乃是囫囵吞枣,听其言而信之;后来信息封锁渐渐失效时,我们忽然发现正史正论中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种种论述和论断,破绽层出不穷,前矛后盾相互抵牾者随处可见;于是乎我对正史正论,听其言而敬而远之,自己另辟蹊径,钩沉拾遗,比较考证,结果明白了很多真相。可以说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撰修的中国近代现代史,简直是一塌糊涂、一团乱麻,真真假假,是是非非,令人无从判定。
例如上世纪的抗日战争,我们原先只知有平型关大战,有地雷战和地道战,有毛领导的人民战争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后来发现这并不是历史的全部,因为还有台儿庄大战,有淞沪会战,有二百多名国民党将军捐躯抗战疆场,等等。再后来,竟有毛泽东多次在日本访客面前发表”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的言论披露于世,石破天惊,国人无不愕然!由此对抗日战争全景及内幕,人们更加是一头雾水。
有了以上的”立此存照”,我因此对令人眩目的”还我汪精卫 “几个字不再大惊小怪,不立刻视它为洪水猛兽,斥它为左道旁门,而是以平常心,”奇文共欣赏,异义相与析”。

抗战前夕中日关系、国共关系、国民党内主战主和派关系、中共内部莫斯科派和国内派关系、日本国内鹰派鸽派关系、中苏中美国际关系等等波诡云谲、扑朔迷离;日、蒋、毛、汪之间,利益冲突,意见分歧,错综交织、纠缠不清。然而战争终于爆发。当此时刻,凡我中国人皆应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奋力抵抗侵略。即便要做种种的政治斡旋,亦有基本的底线和立场。因此上,哪怕如余樟法先生所言,汪氏是”另有隐情”,即深怀悲天悯人的救世济民的初衷,有减少战争给国家人民的灾难的动机,由重庆飞到沦陷区,组建南京政府的,但他终归是同侵略者合作。欲与虎谋皮,结果乃是为虎作伥,此为不争之事实。就算他不是因贪生怕死、为升官发财去当汉奸,也无法为他洗刷罪名。历史已然否定了他的”曲线救国”。是历史的阴差阳错,还是汪精卫性格的鬼使神差?那都无关紧要,总之他的叛国之罪不可恕。
余樟法先生又拿汪氏与明朝的袁崇焕相提并论,恕我直言,有点荒谬。大是大非,不可糊涂马虎。
余樟法把汪精卫比作袁崇焕,倒令我想起了希特勒的亲密战友、纳粹的二号人物赫斯。赫斯反对德国与英国开战,私自驾驶飞机到英国打算做政治斡旋,结果两面不讨好,被英国监禁终生。如果说汪精卫和赫斯有相同之处的话,那就是二人都自作聪明,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愚蠢。依我看,汪精卫应该和法国的贝当相像。身为法国一战英雄的贝当将军,在国家危亡之际回国受命组建政府,德军兵临城下,他以抵抗只是徒然牺牲人民生命为理由,向德国求和,随后成立傀儡政府,助纣为虐。盟国战败后,贝当接受叛国罪审讯,被定罪判处死刑。戴高乐以其年老为理由,减刑至终身监禁。法国的史学家,叙述历史清清楚楚,所以没有人替贝当喊冤叫屈。
汪精卫与贝当,可以说是难兄难弟,有惊人的相似。只是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讲述,主观随意性太强,结果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度混乱。余樟法的文章,或许可以说是对意识形态的谎言历史的不正学风的某种反弹。风头火爆的电影《色,戒》,也可以作如是观。

如今,人们对改窜历史的行为早已经腻味了,也受够了。”尊重历史”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人们现在正在一点一滴地恢复历史事实的真相。比如林彪曾被钦定为”叛徒卖国贼”,虽然现在没有为他平反的迹象,但是新近官方出版的十大元帅画像,久违的林彪也身列其位了;缕述他军事才能的文章也不时地见诸报端。张学良在官方史书中一向是通体光明的大英雄,现在也有文章提到了他的另一面。人们明白,历史人物同样是复杂的,他的性格和事业也是有多个侧面的,大家终于变得宽容和客观一些了,变得有理性了。我相信,将来会有一部秉公持正的真正能够尊重历史的《中国抗日战争史》问世,那一定会有很多惊人的史实摆在我们眼前,历史的黑匣子一定会被彻底打开,廓清久已盘踞在人们心头的迷雾。但是我也相信,为汪精卫摘除”汉奸”头衔的呼声,不可能被史家采纳。他犯了叛国重罪,不可能翻案。
正好看到《炎黄春秋》杂志上有署名徐培培的文章:《汪精卫的汉奸之路》。徐文对这一段历史公案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作了详尽介绍,肯定了汪氏有一流人品,否定了他的投敌叛国。对于客观事实,徐文和余文几乎没有什么出入,但二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看得出来,余文强调的是动机,所以要”还我汪精卫”;徐文则注重效果,故而认定汪精卫的汉奸罪名不可免。我以为,评判事情,当然应该以效果为主;假如以动机论人论事,那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把罪犯论证为英雄,把英雄论证为罪犯。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可以有多种不同、甚至相反的动机来做解释。动机的这种不确定性就决定了它不能作为判断客观是非的标准。对历史和现实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是人的行为的效果而不是行为的 出发点。自然,动机不是不重要,应该努力把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那是细致的工作,要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从蛛丝马迹的现象里透视问题的本质。因此法官对罪犯量刑,动机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汪精卫的汉奸之路》一文后面有一个跟贴:”只有以求真的态度,而不是大而化之意识形态了事的态度,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历史,并从历史中学习。汪精卫,绝不是汉奸二字可以打发。只有如此细细探寻真相、梳理历史,我们才对得起那些曾经为国家为民众作出努力和牺牲的人们,我们才能真正进步并摆脱野蛮和落后。”这是对的。
汪精卫是汉奸,不过对他一生为人的其它方方面面,却不该一笔抹煞。

汪精卫是民国奇人,他叛国前心事重重,既不是贪生怕死,又不是去为升官发财,而是下定决心去抓烫手的山芋。那么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撇开他的大节我们不能原谅之外,他的平日为人是否一无可取呢?或者,透过他的私德,我们能不能有所发现呢?
《还我汪精卫》里使我惊讶的,乃是作者对汪氏人品的介绍。汪精卫相貌才华一流,生活作风却异常严肃,不抽烟不嫖妓不赌博不酗酒不贪钱不近女色,生活象清教徒,被人称为”道学先生”。婚后一直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他的为人之道、待友之道、处世之道,恪守原则,遵循道德,是仁义礼智信的标兵。
作者评论汪氏”是一个不怕死、不爱财、不好色、不恋权的人”;作者称赞他有”忧民忧国的悲心、救民救国的婆心、存亡续绝的苦心、无私无畏的金刚心!”有”反对专制的革命精神、民生至上的爱民精神、无私无畏的奋斗精神、视死如归牺牲精神、忍辱负重的奉献精神、勇于担当的圣贤精神”等等。
所有这许多褒扬,不无过甚其词之嫌,但是作者列举了很多事实根据予以支持,可以说大体都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尤其是他的反对专制和民生至上理念,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教义吻合。可悲的是,在”民族”大节上,他却背弃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原教旨”。
汪精卫在日本病逝时,日本首相小矶、前首相东条英机和前首相近卫文吕等人赶到医院向汪精卫的遗体告别。特别是前首相近卫文吕在汪精卫的遗体面前默默站立了一个多小时,是作秀?有必要么?我倒是同意作者的分析:近卫对汪精卫深怀愧怍、负疚之心。近卫曾与汪精卫约定”和平条款”,最终却在鹰派压力下食言而肥。
正因为汪精卫有正人君子品格,他周围也聚拢了一批人。以我以前的印象,他们应该统统是鸡鸣狗盗之辈,龌龊卑鄙之人。但是余文中介绍的汪精卫的追随者,却是些因为敬仰汪氏的道德品格而与汪氏肝胆相照、生死相从的谦谦君子。如陈公博、曾仲鸣等等。作者介绍说:”陈公博原是力阻汪精卫组建政府的,多次劝戒至於声泪俱下,但最后知口头的劝阻已对事实无补,乃凄然对汪氏道:「九一八事变後,你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国供职,现在抗战到了艰险关头,你又以跳火坑精神想旋乾转坤。你既决定牺牲一己,我祇有为你分忧分劳。」这样,公博就参加了汪政权,一直到他的死,他临难前向陈璧君诀别时有一句话:’我此去有面目见汪先生於地下了!’”这是君子之交,是一个”士为知己者死”的有侠肝义胆的情义无价的人,——须知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之一就是信义。
还有汪的夫人陈璧君。据史料,当年汪精卫出发赴京刺杀清政府高官,陈璧君坚决要和汪精卫一起北上,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余樟法因此写道:”只有如此壮烈深情的奇女子,才配得上汪精卫。惊才绝艳的一代璧人,能相逢相爱,忧患相从,一生共度,令我深羡,也为他们庆幸!”
我读到陈璧君在审判汉奸法庭的被告席上的表现,不由得想起八十年代初公审”四人帮”时江青在被告席上的丑态。陈璧君能够依据条理有声有色的进行抗辩,江青却只会歇斯底里、撒泼耍赖。两相对照,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我一再思忖,汪精卫、陈公博、陈璧君都是历史罪人,罪不可恕。但是为什么在他们身上却有现如今的我们仿佛感到久违的熟悉的闪闪发光的东西呢?
章诒和先生的《往事并不如烟》所写的张伯驹、康同璧等等人物,也曾使我惊讶,发觉今日中国早已没有了那样的社会名流。而我认为那样的人物往往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佼佼者。
士大夫的忧国忧民的高风亮节,贤臣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精神品质,英雄好汉的凛然傲骨,绅士的儒雅风范,贵族的优美教养,烈士的杀身成仁的气概,江湖侠客的古道热肠、义薄云天的坦荡胸襟,君子的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道德情操,大丈夫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心灵境界,今日已经绝迹。
何以发生如此之巨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首先恐怕是传承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社会中坚,如书香门第、钟鸣鼎食望族、簪缨世家、士绅自耕农、知识阶层、乡村文人,都被毛泽东的阶级斗争铁拳彻底摧毁消灭,传统文化香火干脆断弦。而屡屡的政治运动,把知识分子的尊严、人格批判蹂躏成了臭狗屎,日复一日的思想改造,把他们修理成了只会摇尾乞怜的乞食者。流氓无产者主宰世界,民族的精神家园被糟蹋得杯盘狼藉、荒芜凄凉。
毛泽东建立了一元化社会。他以革命的名义,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对每个老百姓的思想、精神、灵魂实行全面的高度的无孔不入的无微不至的控制和操纵。垄断真理,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追求权力为终极目标,实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现代”丛林规则”和”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思维逻辑。在漂亮口号、华丽词藻后面,却是特权社会,是对人民的奴役。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一元化社会,充满乌托邦试验的奇特怪异的社会。
旧的传统不分青红皂白一古脑儿消灭,新的制度新的规则塑造着人的灵魂和精神面貌。几十年的惨淡经营,中国出现了泥腿子革命家组成的红色贵族,一个庞大的官僚阶级渐渐形成,社会精英源源不断地融入其中。专制制度造就了新的上流社会和骑在人民头上的高等公民阶层。主宰社会的这样的利益群体能有怎样的道德水准呢?

如果说一元化社会的开始时期,以军功和革命资历分配权力所造就的社会中坚力量和精英阶层,还存在相对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的话,随着这一代人的自然退出历史,和平时代的人才选拔,完全由党指定。而党,具体的形象其实就是顶头上司。于是只要赢得上司的欢心,就是忠诚党的人,就可以做接班人;于是冠冕堂皇的革命教条之下,”潜规则”大行其道。新的用人机制就这样将唯唯诺诺的平庸者和投机钻营的卑劣者筛选到社会中间阶层之中。这也正是卢梭所说的:”从这个时候起,无所谓品行和美德的问题了。因为凡是属于专制政治所统治的地方,谁也不能希望从忠贞中得到什么。专制政治是不容许有任何其他的主人的,只要它一发令,便没有考虑道义和职责的余地。最盲目的服从乃是奴隶们所仅存的唯一美德。”孟德斯鸠所言:”只对长官负责的专制社会必然造就普遍的虚伪。专制政治形成的奖惩机制对直谏者不利。”
正是一元化的专制制度的反向人才淘汰机制的运作,导致好人受气,小人得志。制度在鼓励人们变坏,在逼良为娼。正直诚实、不卑不亢、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仗义执言、打抱不平、刚直不阿、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舍生取义、为民请命、自尊自爱、谦虚谨慎的人,坚守尊严和人格为道德底线 的人,要么遭到整肃,要么被边缘化。而弄虚作假、察言观色、唯唯诺诺、逆来顺受、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世故圆滑、口是心非、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吹牛撒谎、拍马溜须、寡廉鲜耻、卑躬屈膝、奴颜媚骨,变为毫无尊严、人格卑下的人,却变为社会精英,跻身上流社会。阿猫阿狗,一旦大权在握,无不沐猴而冠,自我感觉皆是”贵不可言”。试看当今的官僚、富豪、教授、老总,所谓的社会上流人士、体面人物、社会精英,那虚伪、浅薄、浮躁、贪婪、冷漠,那行为的龌龊,思想的卑污,那满脸的酒色财气,对上司卑躬屈膝、对民众张牙舞爪,已经”蔚然成风”。我们只有在社会弱势群体中间,才偶然有相濡以沫、患难与共、自强不息、舍身救亲、拾金不昧等等美德的闪现。
有一流人品的汪精卫犯了叛国罪,看看今日那些贪官污吏:民族主义高调一个比一个唱得响亮,但是他们却个个迷恋西方物质享受;大贪官的赃款,总是转移在欧美银行;为子孙儿女孜孜不倦地谋取美国绿卡的,也是他们;他们常常慷慨激昂地声泪俱下地宣称”民主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他们坚信维护特权才是爱国,他们才是爱国者。
究竟”汉奸”如何定义?在我看来,还真是一个问题。

《六十分主义》

Thursday, January 31st, 2008

《六十分主义》
必须九十分
最好九十九分
这是我的自我要求
与你们无关
对你们我只希望
达到六十分
及格了就行
就可以免受批评
如果有人
不满足于六十分
主动要向我看齐
我欢迎
并致敬
2008-1-30
《认识》
绝大多数人看不见我
坐到我身边
爬到我头上
也看不见
少数优秀的人能看到
我的足趾或者腰部
极少数高人能高达
我的胸口
目光能抵达我头颅的人
不是人
是神
最高最自由的神
2008-1-29
《谢谢》
别问我有什么希望
我最大的希望是
你不要干活
你越干我越难活
别问我有什么要求
我最高的要求是
你不要帮忙
你越帮我越忙
别问我过得好不好
我只恳请你
不要管我不要理我
你离得越远我越好
2008-1-29
《空》
空就是我
我就是空
我的空无边无际
空的我无始无终
关于我的学问
是我最大的学问
关于空的智慧
是我最高的智慧
2008-1-24东海老人
民主论坛 上载:[2008-01-30] 修订:[2008-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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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了,儒家春天还会远吗?

Wednesday, January 30th, 2008

我为儒家报春来

前不久发出《小调查:你对儒家的基本态度》,希望了解一下海内外自由民主人士及知识分子中有多少拥儒、支儒者,他们思想取向如何。华夏儒学论坛黎文生网友回道:
老枭近两年的文章,大多数我是看过的,上面所列前八个问题(指《小调查:你对儒家的基本态度》),老枭都谈过了,我认同,就不答了。
想讲讲我了解的情况:我曾在单位内部论坛(医院,有数百人会看)发表一些拥儒话题,引来两人反对,论战几回合;有两人发文表示不赞同,但说不上什么,经解释后不再出声;一人发帖拥儒,然观其几个帖子,所学仍浅,认识不当处颇多;大多数人是说不出什么或不太感兴趣的。从平时与同事朋友言语交流的情况看,多数人对儒家思想不了解,交流略微深入,多数人会表示一定程度赞同,但不会太感兴趣,能花心思研读儒学的,没看到啊,能践行者,更要大打折扣啦。两个反儒者,平时形象不错,但对儒家了解浅,观点偏颇,一出口就错,想反也反不了啊,哈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衰弱已久,国人中毒、受压抑太深,中国积累的矛盾已太深重,只怕健康力量的成长赶不上矛盾激烈爆发的速度,否则,我又何必“不务正业”呢!一个老枭太少,时代呼唤千枭万枭!

黎文生网友所“反映”的情况并不奇怪。岂但一个医院单位如此?学绝道丧,天下滔滔,多少学者云集的大学院校及文化单位,又有几人能对儒家思想了解得深入?
《小调查:你对儒家的基本态度》发出后,收到回帖及电邮数以千计。早有心理准备,预料短期内难得见到较高水平的答案,但翻阅大量答复,仍然出我意料。正如我在《垃圾论》中指出:
不论是反儒派众还是拥儒派,对儒家的了解和理解都是肤浅的:反儒派中,不论是极端全面绝对地反还是温和局部相对地反,都是希里糊涂颠三倒四的反;拥儒派中,不论是极端全面绝对地拥还是温和局部相对地拥,都是离题万里“莫名其妙”的拥!
但是,不必悲观。衰微萧条到极点,往往预示着新的兴盛繁荣。儒家重兴的历史机缘已经成熟了,我相信,千枭万枭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冰天雪地又何妨?梅花开了,百花开放的日子还会远吗?我来了,儒家春天还会远吗?
一枭出世,东海道成,必有千枭陆续而来,会有前后迟速,但不会相隔太遥远。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佛经说一佛出世千佛拥护,从宇宙生命系统的层面理解,方为深刻。
宇宙是一个生命大系统,人类则是这个不断发展、进化的系统最核心最优秀、最先进、最精彩的部分。作为宇宙生命这个整体中的精华之精华,人心更是全息相通的。如果东海思想不仅仅是一般优秀和先进,而是确实具有最高的真理性,它就必然潜移默化并比别的学说产生更加巨大持久的影响。

全息论认为,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各部分之间紧密联系的整体,任何一部分都包含整体的信息。把宇宙生命视为一个全息系统是佛教教义的一大特色。佛教认为,“芥子容须弥,毛孔收刹海”,任一极微都蕴含着宇宙的全部信息,天台宗和华严宗更将此思想发挥到极致。华严经中一多相即、大小互容、六相圆融、事事无碍等境界,均是全息论的深度体现。
慧思禅师,南北朝时代之高僧,少时出家,后参谒慧文禅师而得法,晚住南岳。据《五灯会元》:志公令人传语曰:“何不下山教化众生,目视云汉作什么?”师曰:“三世诸佛,被我一口吞尽,何处更有众生可化?”
有人认为吞尽诸佛之语开后世禅师呵佛骂祖之先声,是一种狂禅的表现。南怀瑾在《金刚经说什么》中的解释是:慧思大师一辈子不下山,他却有一个智者大师这样的徒弟,号称东方的小释迦;这一个徒弟就够了,用不著他出来,所以他可以说这样的话。
其实都是很肤浅的理解。慧思禅师所言,直接涉入“自他不二”、“同异无碍”的华严境界,与他有无“智者大师这样的徒弟”没有关系。宇宙生命系统是个全息体,任何生命存在状态的改变,都会对整个宇宙生命系统产生影响,一人能悟道,十方众生都能悟道,就象我们每一个细胞的痛痒全身都知道一样。
但是要注意,一人悟道众生解脱的说法,是就终极层面而言,撇开了时间这个因素,或者说,这里的时间观念与常人世界不一样。就人类眼光看,宇宙生命系统的任何变化都有个渐变的过程,既使很多突变现象,也是以渐变为基础的。
原则上,众生皆有佛性,一人悟道众生皆能解脱,从历史的高度看,释迦牟尼悟道了,可以说是一口吞尽三世诸佛、一道度尽万世苍生了。但在现实的层面,众生要见自真性、觉悟成佛有一个过程,而且对绝大多数生命来说,这个过程会异常漫长。因为人心相通,一个人悟道了,众生都有了度化的机会;又因为人心相隔,妄想执着,众生在觉悟过程中,需要先知先觉的大善知识予以诲教接引。
何以说人心相通又相隔?释尊悟道曰:“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因为“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斦以人心相通;因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人心相隔。
慧思虽说“一口吞尽三世诸佛,何处更有众生可化?”但依然勤于说法度生,并非一悟百了,关起门来睡大觉。人能弘道,悟道者个人的努力不可忽略。南怀瑾说“慧思禅师在南岳悟道后,始终没有下过山,他独住孤峰顶上,一个人都没有去过”,是不对的。
据介绍,慧思晚年住南岳衡山,讲筵益盛,席下学人众多,居止十年,遂有南岳尊者之称。倍受北齐宣帝礼遇。但他不是在山上悟道的。慧思参谒河南慧文禅师,得授观心之法,便已豁然大悟,深得法华三昧。至光州,不分远近,为众演说,长达十四年之久。其间声闻远播,学徒日盛,嫉其德望或谤难是非者甚多。

在宇宙生命全息系统里,我不是孤立的,在人类社会、在中国,我更不是孤立的。儒家真理,东方大道,我不明白,有人悟得。我明白了,必将促动更多人早日明白。东海思想纵然超前,但绝不孤零,绝然孤零也是暂时的。于无声处,千枭万枭必将继我而来。
一佛出世,千佛拥护,不是拥护某一尊佛,而是拥护佛法。同样的,一枭出世,千枭拥护,不是拥护我,而是拥护良知真谛,拥护儒家新时代的升级版。例如黎文生网友,为了弘儒而“不务正业”,有此大愿,目前纵非一枭,也大有机会成为千枭万枭中的一枭。
不说十方众生,不说各国人民,不说广大知识分子,至少,终我一生,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一千个知识分子精神上真得儒家之道,一万个知识分子思想上能入东海之门,这个期望不脱离实际吧?我坚信,在我有生之年,儒家会在新的境界上重兴,这个社会将得到一定程度的净化和升华,儒家春天也就是中华的春天。我在《豪华人生,豪华大道》中说过:
上士闻道勤而修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当今中国,岂但上士、中士阙如,下士也不多,各行各界熙熙攘攘尽是些精神乞儿、道德流民、文化嫖客和思想装逼犯,我和我的道受到排斥乃至仇视是理所当然的。但说到底此乃表面现象,就象穷凶极恶之徒仍不乏心性中原初本然之善一样,道是天然地内在于每一个人的。在我“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孜孜努力下,在我的身教言传下,“东海之道”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让越来越多的人不断上层次,从下下士、下士上升为中士和上士。偈曰:
一佛出世千佛拥,一枭出世千枭鸣。
一家喜庆万家乐,一枝花发万山春。
我为大家报大喜,我为儒家报好春。
我为中华塑新魂,我为世界树新风。
2008-1-29东海老人
民主论坛 上载:[2008-01-30] 修订:[2008-01-30]

我来了,儒家春天还会远吗?

Wednesday, January 30th, 2008

我为儒家报春来

前不久发出《小调查:你对儒家的基本态度》,希望了解一下海内外自由民主人士及知识分子中有多少拥儒、支儒者,他们思想取向如何。华夏儒学论坛黎文生网友回道:
老枭近两年的文章,大多数我是看过的,上面所列前八个问题(指《小调查:你对儒家的基本态度》),老枭都谈过了,我认同,就不答了。
想讲讲我了解的情况:我曾在单位内部论坛(医院,有数百人会看)发表一些拥儒话题,引来两人反对,论战几回合;有两人发文表示不赞同,但说不上什么,经解释后不再出声;一人发帖拥儒,然观其几个帖子,所学仍浅,认识不当处颇多;大多数人是说不出什么或不太感兴趣的。从平时与同事朋友言语交流的情况看,多数人对儒家思想不了解,交流略微深入,多数人会表示一定程度赞同,但不会太感兴趣,能花心思研读儒学的,没看到啊,能践行者,更要大打折扣啦。两个反儒者,平时形象不错,但对儒家了解浅,观点偏颇,一出口就错,想反也反不了啊,哈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衰弱已久,国人中毒、受压抑太深,中国积累的矛盾已太深重,只怕健康力量的成长赶不上矛盾激烈爆发的速度,否则,我又何必“不务正业”呢!一个老枭太少,时代呼唤千枭万枭!

黎文生网友所“反映”的情况并不奇怪。岂但一个医院单位如此?学绝道丧,天下滔滔,多少学者云集的大学院校及文化单位,又有几人能对儒家思想了解得深入?
《小调查:你对儒家的基本态度》发出后,收到回帖及电邮数以千计。早有心理准备,预料短期内难得见到较高水平的答案,但翻阅大量答复,仍然出我意料。正如我在《垃圾论》中指出:
不论是反儒派众还是拥儒派,对儒家的了解和理解都是肤浅的:反儒派中,不论是极端全面绝对地反还是温和局部相对地反,都是希里糊涂颠三倒四的反;拥儒派中,不论是极端全面绝对地拥还是温和局部相对地拥,都是离题万里“莫名其妙”的拥!
但是,不必悲观。衰微萧条到极点,往往预示着新的兴盛繁荣。儒家重兴的历史机缘已经成熟了,我相信,千枭万枭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冰天雪地又何妨?梅花开了,百花开放的日子还会远吗?我来了,儒家春天还会远吗?
一枭出世,东海道成,必有千枭陆续而来,会有前后迟速,但不会相隔太遥远。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佛经说一佛出世千佛拥护,从宇宙生命系统的层面理解,方为深刻。
宇宙是一个生命大系统,人类则是这个不断发展、进化的系统最核心最优秀、最先进、最精彩的部分。作为宇宙生命这个整体中的精华之精华,人心更是全息相通的。如果东海思想不仅仅是一般优秀和先进,而是确实具有最高的真理性,它就必然潜移默化并比别的学说产生更加巨大持久的影响。

全息论认为,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各部分之间紧密联系的整体,任何一部分都包含整体的信息。把宇宙生命视为一个全息系统是佛教教义的一大特色。佛教认为,“芥子容须弥,毛孔收刹海”,任一极微都蕴含着宇宙的全部信息,天台宗和华严宗更将此思想发挥到极致。华严经中一多相即、大小互容、六相圆融、事事无碍等境界,均是全息论的深度体现。
慧思禅师,南北朝时代之高僧,少时出家,后参谒慧文禅师而得法,晚住南岳。据《五灯会元》:志公令人传语曰:“何不下山教化众生,目视云汉作什么?”师曰:“三世诸佛,被我一口吞尽,何处更有众生可化?”
有人认为吞尽诸佛之语开后世禅师呵佛骂祖之先声,是一种狂禅的表现。南怀瑾在《金刚经说什么》中的解释是:慧思大师一辈子不下山,他却有一个智者大师这样的徒弟,号称东方的小释迦;这一个徒弟就够了,用不著他出来,所以他可以说这样的话。
其实都是很肤浅的理解。慧思禅师所言,直接涉入“自他不二”、“同异无碍”的华严境界,与他有无“智者大师这样的徒弟”没有关系。宇宙生命系统是个全息体,任何生命存在状态的改变,都会对整个宇宙生命系统产生影响,一人能悟道,十方众生都能悟道,就象我们每一个细胞的痛痒全身都知道一样。
但是要注意,一人悟道众生解脱的说法,是就终极层面而言,撇开了时间这个因素,或者说,这里的时间观念与常人世界不一样。就人类眼光看,宇宙生命系统的任何变化都有个渐变的过程,既使很多突变现象,也是以渐变为基础的。
原则上,众生皆有佛性,一人悟道众生皆能解脱,从历史的高度看,释迦牟尼悟道了,可以说是一口吞尽三世诸佛、一道度尽万世苍生了。但在现实的层面,众生要见自真性、觉悟成佛有一个过程,而且对绝大多数生命来说,这个过程会异常漫长。因为人心相通,一个人悟道了,众生都有了度化的机会;又因为人心相隔,妄想执着,众生在觉悟过程中,需要先知先觉的大善知识予以诲教接引。
何以说人心相通又相隔?释尊悟道曰:“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因为“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斦以人心相通;因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人心相隔。
慧思虽说“一口吞尽三世诸佛,何处更有众生可化?”但依然勤于说法度生,并非一悟百了,关起门来睡大觉。人能弘道,悟道者个人的努力不可忽略。南怀瑾说“慧思禅师在南岳悟道后,始终没有下过山,他独住孤峰顶上,一个人都没有去过”,是不对的。
据介绍,慧思晚年住南岳衡山,讲筵益盛,席下学人众多,居止十年,遂有南岳尊者之称。倍受北齐宣帝礼遇。但他不是在山上悟道的。慧思参谒河南慧文禅师,得授观心之法,便已豁然大悟,深得法华三昧。至光州,不分远近,为众演说,长达十四年之久。其间声闻远播,学徒日盛,嫉其德望或谤难是非者甚多。

在宇宙生命全息系统里,我不是孤立的,在人类社会、在中国,我更不是孤立的。儒家真理,东方大道,我不明白,有人悟得。我明白了,必将促动更多人早日明白。东海思想纵然超前,但绝不孤零,绝然孤零也是暂时的。于无声处,千枭万枭必将继我而来。
一佛出世,千佛拥护,不是拥护某一尊佛,而是拥护佛法。同样的,一枭出世,千枭拥护,不是拥护我,而是拥护良知真谛,拥护儒家新时代的升级版。例如黎文生网友,为了弘儒而“不务正业”,有此大愿,目前纵非一枭,也大有机会成为千枭万枭中的一枭。
不说十方众生,不说各国人民,不说广大知识分子,至少,终我一生,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一千个知识分子精神上真得儒家之道,一万个知识分子思想上能入东海之门,这个期望不脱离实际吧?我坚信,在我有生之年,儒家会在新的境界上重兴,这个社会将得到一定程度的净化和升华,儒家春天也就是中华的春天。我在《豪华人生,豪华大道》中说过:
上士闻道勤而修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当今中国,岂但上士、中士阙如,下士也不多,各行各界熙熙攘攘尽是些精神乞儿、道德流民、文化嫖客和思想装逼犯,我和我的道受到排斥乃至仇视是理所当然的。但说到底此乃表面现象,就象穷凶极恶之徒仍不乏心性中原初本然之善一样,道是天然地内在于每一个人的。在我“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孜孜努力下,在我的身教言传下,“东海之道”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让越来越多的人不断上层次,从下下士、下士上升为中士和上士。偈曰:
一佛出世千佛拥,一枭出世千枭鸣。
一家喜庆万家乐,一枝花发万山春。
我为大家报大喜,我为儒家报好春。
我为中华塑新魂,我为世界树新风。
2008-1-29东海老人
民主论坛 上载:[2008-01-30] 修订:[2008-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