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May, 2008

[原创]但愿这只是恶搞

Friday, May 30th, 2008

但愿这只是恶搞
郑若思
最近几年流行一种叫做“恶搞”的东东。老郑是个孤陋寡闻的老古董,看见离谱的文章、视频,就要一本正经地批驳一番,每每被幽默感和洞察力出众的同志奚落得灰头土脸。这样的事情重复几次,也就学乖了,见到一些不靠谱的文章,先要琢摩一下是不是在“恶搞”。
例如昨天我在多维网看到这样一则新闻:北京市主要卫生官员5月28日表示,北京已经从萨斯疫情中吸取了教训,将不会在奥运期间隐瞒任何传染病疫情,对紧急医疗事故将保持公开透明。
“将不会在奥运期间隐瞒任何传染病疫情”?这是什么话?难道在奥运期间以外就可以隐瞒任何传染病疫情了吗?
我已经知道北京奥运期间的确有那么一些“临时性的”规定和措施。
有的是开放性的措施,主要获益者是外国人,例如允许海内外新闻工作者在华自由采访报道,开放互联网给新闻记者提供方便,这些只限奥运期间,意思是说,过了奥运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报道,会比较不自由、不方便,上网也会有困难。但是这是中国的国情,中共有中共的难处,凡事要摸着石头过河,不能一夜开放到让外国的无冕之王“海阔凭鱼跃”,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还有的是限制性措施,例如为了减轻大气污染,北京周围的重工业企业奥运期间停产;为了保证交通顺畅,北京私家车进入市区要区分单双车号;为了防犯恐怖袭击,乘地铁不能带饮料;我还听一个刚回去探亲的朋友说,他家所在的小区已经在推销电热水器,理由是要保证空气质量,奥运期间住宅小区不能燃煤供应热水,叫各家各户自力更生。这些都是为了给运动员提供一个良好的比赛环境,为了开好奥运百姓做些忍让甚至牺牲是应该的,这也没话说。
可是,回到北京卫生官员的表态,就不是那么好理解了。既然已经声称“从萨斯疫情中吸取了教训”,那么就应该不管办不办奥运会,每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常备不懈,对疫情保持警觉,有疫情随时公开,以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用不着单独强调什么“奥运期间”。传染病疫情不同于新闻自由度和上网自由度,是会死人的,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传染病所影响的不会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会殃及邻国、殃及全世界,“不隐瞒疫情”不光是为了办奥运,更是一个负责任国家最起码的道德。怎么到了中国卫生官员的嘴里,变成了“奥运期间”的一项特殊“德政”了呢?难道过了奥运期间,即使不公开疫情,他们也有办法搞出个类似金盾工程的铜墙铁壁或是天罗地网,把传染病封堵在佑安医院里吗?前几天已经获知中国各级地震局都是“保密单位”,难道中国的卫生部门也是保密单位,疫情只有奥运期间才能网开一面吗?
起先我还怀疑是多维社的编译人员错译了路透社的报道,于是搜出路透社网站的英文原稿来核对(全文请见附录),发现这篇由Nick Mulvenney 执笔的报道里,说的也是:“Beijing has learnt from the SARS epidemic and there will be no attempt to hide any outbreak of infectious disease during the Beijing Olympics,”
说到这里,老郑发现老毛病又犯了,没准又拿恶搞来钻牛角尖了,又要被有智慧的同志嘲笑了。不过,我还真是很诚恳地希望,这纯粹是路透社的恶搞。
2008年5月30日
附录一:多维社的译文
特稿:北京承诺不会在奥运期间隐瞒疫情
DWNEWS.COM– 2008年5月29日9:13:51(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多维社记者江天编译报导/北京市主要卫生官员5月28日表示,北京已经从萨斯疫情中吸取了教训,将不会在奥运期间隐瞒任何传染病疫情,对紧急医疗事故将保持公开透明。
路透社报导说,北京市卫生局党组书记、北京奥组委医疗保障组组长金大鹏在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的16万医务人员都将接受包括应对生物恐怖袭击在内的紧急医疗救护训练。
金大鹏说,很多医务人员在四川地震的救援工作中证明了他们的价值。但是鉴于2003年萨斯时期的经验教训,政府将不会隐瞒任何疫情。
“信息就是生命,”金大鹏在新闻会上强调说。“萨斯的防治让我们永远记住了应如何处理传染疾病。要永远把人民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我们已经根据法律确保信息的公开。公开、公正、透明是政府的责任。”
金大鹏说,他曾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作为年轻的医务人员参与救援工作,但当时的情况并没有对外公开。但此次四川汶川地震之後的开放态度,证明了中国已经出现了很大转变。
金大鹏表示,奔赴四川灾区的医务人员将学以致用,把为迎接奥运会而接受的培训用于救灾,这令他充满信心,相信这些工作者能应对奥运期间的任何紧急情况。
“我有信心,因为我看到了北京的医务工作者在四川灾区的出色表现,”他说,“他们是北京的骄傲。”
金大鹏向中外记者介绍说,共有3223名医务人员直接参与奥运医疗服务保障。奥运场馆内设置了156个急救站,并配备191辆急救车。
此外,政府还曾邀请过美国的专家们专门到北京来介绍当时美国对抗黑死病和炭疽病毒采取的经验和教训。
“美国911以后,炭疽病毒事件从那个时候开始,生物攻击事件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他说,“16万全体医务人员都将接受培训以应对这些极端情况,我们准备得很充分。”
不过,金大鹏同时也表示,尽管满怀信心,但他的队伍没有自满情绪。
“我们必须认识到未来的道路是艰苦的,我们必须为各种人为或者自然的困难、风险和潜在的威胁做好准备。”他总结说。
中国官方媒体说,为防止奥运会期间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北京市卫生局将向奥运场馆派驻公共卫生保障人员421名、卫生监督保障车63辆及卫生防疫车50辆。
在全市280家奥运相关餐饮单位、31家比赛场馆和120家签约饭店的餐厅,建立了奥运餐饮业食源性致病菌、公共场所与饮用水卫生监测预警系统;在奥运核心区建立了传染病症状监测系统。
此外,金大鹏还在记者会上介绍了有关奥运医保的“秘密武器”。
6月份,北京地坛医院迁入新址以及北京佑安医院新病房大楼正式启用后,控制传染病的硬件设施将会增强--为传染病人提供的总床位数将达到1350张。
北京市“负压医疗救护车”将增加至18辆,它们具备了收治群体传染病人的“超强”能力。所谓“负压式救护车”最大的特点就是确保传染病人“出入期间”的空气均流动新鲜。
负压车的医疗舱内部部件均防霉、防菌、防静电而且易消毒;并安装有清理病人呼吸道、呼吸、吸氧和负压吸引的装置,这款车型曾在萨斯疫情时立下“战功”。
“北京这个城市一年的用血,从90年代初的60吨已经增加到了现在的90吨。”金大鹏介绍道。
“为确保医疗卫生保障需求,在血液准备过程中,尤其是一些稀有血型,我们现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卫生部也协调周边的省市,临床用血保持16000袋(每袋200ml)Rh阳性血液和800袋Rh阴性血液的基础库存;并建立了全市社会动员保障和省际血液调剂联动机制。”
“现在全市17.5万医务人员均参加了医用外语的培训和考核,全市3400名急诊急救医护人员和院前急救人员接受了现代专业医疗急救知识、技能与重大灾害处置的培训。”金大鹏说,“其实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使我们的奥运医疗保障体系更加行之有效!”
但除此之外,对于其他的一些传染性疾病或者重大公众卫生事件,北京方面也都有充分的准备。金大鹏表示,甚至对于核辐射和生物攻击等等,甚至炭疽这这种特别糟糕的情况,北京卫生部门也都已经做好了相关预案。
同时,北京还与周边6个省市区建立了联动机制,做到信息沟通、技术交流、联防联控、互相支援,以确保北京奥运会期间不会出现重大传染病疾病流行。
附录二:路透社报道原文:
Beijing vows transparency in Olympic medical emergencies
Wed May 28, 2008 9:40am EDT Email | Print | Share| Reprints | Single Page| Recommend (-) [-] […]

[原创][震灾随想之三] 还“尊严”以本来面目

Thursday, May 29th, 2008

[震灾随想之三] 还“尊严”以本来面目
郑若思
昨天,一则大新闻出现在日本传媒:中国向日本政府请求使用航空自卫队运输机,将日本援华救灾物资运送到中国机场。据说,这个新闻很快传到了中国国内,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本人不是反日份子,但也觉得这样做有些操之过急,中国官方不应该只看到日本地震救援队在四川灾区受到赞扬和欢迎,就以为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烟消云散,欲速则不达,耽误救灾,也不利于两国关系。然而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认为日本航空自卫队运输机入境就是侵犯国家尊严的论调,自是不能苟同。
关于有帝国主义前科的国家的军机能否进入中国领空,早在二十四年前,邓小平就做出了回答。两年前,中国资深外交官施燕华女士写了一部回忆录,谈到1984年里根访华,要参观上海、西安等地,为此要带三辆防弹的凯迪拉克汽车和三架直升机。从主权原则考虑,外交部礼宾司当场就把美方的要求顶了回去,在中国外交官看来,美国总统在中国的领土领空还要坐他的专用车、专用飞机,有损中国的尊严。然而美国先遣组非常坚决,他们说,里根总统不习惯坐别的车,而且美国有规定,如果总统坐车外出的行程超过20分钟,出于安全考虑,一定要有一架直升机陪同。如果中方不同意美方把直升机带来的话,那么总统就不去长城和秦始皇兵马俑参观了。怎么办?邓小平拍板:车子和直升机都可以运来。美方还提出,从北京到西安和上海这段路程,总统都坐美国专机——空军一号。这也是从未有过的,最后也是邓小平拍板同意。邓小平认为,美国总统访华是大局,让他多看些东西、多了解中国,要比他是否坐中国的飞机更重要。
最后事实证明,允许美国总统的专车专机入境,非但没有损害中国的尊严,还为中国赢得了外交上的成功。我读到篇回忆录时想,幸好当时没有互联网,不然那些对“民族尊严”比中共领袖还敏感的爱国青年,还不游行到中南海去找老邓算帐?
无论由于8X8我对老邓有多少腹诽,他的有一点功绩是无法抹杀的。那就是,他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敢抛弃“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伪“民族尊严”的领导人。
中共建政后喜欢讲“民族尊严”,好像自己是“民族尊严”最权威的解释者和捍卫者,在党的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的好孩子们自不甘落后,谱写了一曲曲“为祖国尊严而战”的“胜利凯歌”:
1967年6月至8月,北京的红卫兵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放火烧了代办处的办公楼,揪斗了英国代办;砸了缅甸、印尼、印度大使馆,造成中国外交被动;
1974年为了几只美国人送的玻璃蜗牛疑神疑鬼,中止了从美国引进彩电生产线,害得中国人晚看了五年彩电,还白白多花了近九千万美元;
1976年唐山大地震,为了民族尊严拒绝一切外援,造成二十四万人死亡的重大灾祸。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 所有这些“真实得不像真的”荒诞故事,被总设计师大手一挥,全扫进了“左”的垃圾桶,贴上一张特大封条:“左这个东西可怕啊……”
遗憾的是,伪尊严并没有被真正扫进垃圾桶,它在某些时候依然卷土重来,威风凛凛。
且不说近十年来每个仇外排外造成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负面印象和外交被动的事件里,都有伪尊严的影子,单说在海峡两岸问题上,爱国贼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以这种伪尊严撕裂民族感情。
1999年9月21日,台湾南投县发生大地震,中共一边表示“慰问”,另一方面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孙爱明去却表示任何国际红十字会要捐助给台湾地震的款项和救灾物资,都必须得到中国红十字会的同意,甚至任何国家要援助台湾地震,也应徵得大陆红十字会允许,并指出已有日本的红十字会取得中国政府的允许可前往台湾救灾。
中国红十字会的相关反应无非证明了,即使在人命关天的时候,那些喝狼奶长大、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同志,还在担心国际社会直接援助台湾,会给那些要分裂祖国的台独份子可乘之机,因而要求所有对台援助先来他们这里盖图章。不料,此举在台湾引起广泛反弹,为民进党执政间接地保驾护航,为台独份子上台立下了丰功伟绩。
还是这些维护祖国尊严不遗余力的智多星,多年来在世卫组织多方活动,阻止台湾与世卫发生联系,口口声声说中央政府如何关心台湾人民健康,似乎他们很能够为两万三千万台湾同胞负责。2003年5月19日世界卫生大会开会之际,面对全球媒体,当时任中国卫生部长吴仪说,“邀请台湾参与WHO,是于法不符,于理不容,于情不合”。中国驻日内瓦代表沙祖康听见台湾媒体问:“你听到台湾二千万人的需要吗?”用不屑的口气说:“早就给拒绝了!”“谁理你们!”
这位在国际上以会骂人出名的中国外交官果然是个实诚人。他所说的的确代表了中共对台湾同胞的真实态度。2002年11月非典在中国大陆爆发,但由于中共刻意掩盖长达四个月的期间,让非典病毒流窜到全世界,由于台湾近年来和中国大陆的密切交流,使得台湾成为中国(包括香港)以外,全世界受害最烈的地方。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成员,新加坡在三月初就得到来自该组织的信息和协助,,而台湾由于连世卫观察员都不是,时任台湾卫生署长涂醒哲连续写了七封信给世界卫生组织,并写了两封信同时发给全世界一百四十一个卫生部长后,世卫组织才派了两个人来到台湾,此时疫情已经蔓延,使台湾的民怨又一次爆发,台独份子又一次喜得浑身发痒,因为他们又有了“共”赐良机宣扬去中国化何等迫切何等必要。
正因如此,这次四川震灾发生后台湾官民义无反顾伸出援手的情景,才使我感慨万端。
无论是马上要交出政权的民进党,还是刚夺取政权的国民党,不分蓝绿,不分族群,听闻灾情以后毫不犹豫地出钱出力,没有人说:“那是中共杯葛台湾救灾的报应”,也没有人说“援助?等停止阻挠台湾加入世卫再说”。不用说来自台湾的捐款高达十亿人民币以上,单是台湾搜救队、医疗团、慈善团体在灾区的善举,就值得大书特书。感佩台湾同胞的人道情怀之时,我也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国际上,这个不被大多数国家承认为一个国家的地方的人民,经常地受到普遍的尊重和同情?为什么这些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没有一个支持中国以武力统一?
两天前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南京中山陵前的题字:“天下为公,人民最大”引发了大陆网友热烈的讨论。前半句不用说,是重复“孙总理”的遗训,后面的“人民最大”,我们知道,那是马英九胜选后吴伯雄的感言。这也许只是离开权力宝座八年之久的国民党扬眉吐气的感想,依我的理解,这“人民最大”就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民主主义,这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体维系自己尊严的不二法门。
吴伯雄没有忘记恭维一下此岸,最高领导人赶往第一线救灾体现了“人民最大”,想必中南海那个政治辅导员听了心里很是受用。但是如果中共不想在“人民最大”上输给彼岸,还有很多功课要做。如何以两岸同胞的福祉为重,以灵活融通的方式允许台湾以类似“中华台北”的名义成为世卫观察员,如何推行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教育,取代仇恨和排外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教育;如何海纳百川、有容为大,以理性和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更重要的是彻底抛弃那种“合群的自大”衍生出的对“伪尊严”的顶礼膜拜。只有在人道主义的地平线上的崛起,才不会被看成威胁,而是被看作福音,而只有这样的崛起,才是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崛起,才是真正有尊严的崛起。
2008年5月29日

[原创][震灾随想之二 ] 灾后第一课,让我叹息

Wednesday, May 28th, 2008

[震灾随想之二 ] 灾后第一课,让我叹息
郑若思
前几天,中国报章上出现了一则报道:四川九州帐篷学校开课了,第一课是:“感动中国温家宝、博览群书为人民”。
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气。美国时代周刊刚以“中国人站起来了”作封面专题,西方主流报章如此大方友善地报道中国,这几年不是很常见,也让我这个老汉奸心中暗自滋润好久,现在看来真应验了文革时期常见的一句台词:“阶级敌人不要高兴得太早!”,至少这帐篷学校的第一课说明,在精神上“跪”着,对为数不少的中国人还是一种心理需要。
平心而论,温总理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确实可圈可点,不管他流泪的场面是否感人,他至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中国政府绝不会和丧尽天良的缅甸军政府同流合污,中国共产党也绝不是毛共时代拿小红书搪塞灾民的草菅人命的党,在中国这个把“人”压在所有普遍价值最底层的国度,单凭这一点,他就是红色中国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代名相,足以让那位以“八点一刻”的尊容驰名海内外的前任相形见绌。
但是,面对灾区那些痛失父母伙伴、痛失家园的孩子,帐篷学校的第一课,难道除了歌功颂德就没有别的选择?
不必说,正如很多心理学家所指出的,当务之亟乃是:灾区的孩子都需要接受心理辅导和治疗,来医治他们的心灵创伤。
那么除了心理治疗以外,经过这场灾难,中国的孩子们,以及我们这些成年人的第一课应该是什么呢?
这里我想说一点题外话。
为四川震灾捐款的报道中,有两则使我感到意外。
一则是人民网日本版报道,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委托副知事山口一久给中国驻日大使崔天凯送去了慰问信和东京都向灾区捐献善款。
石原慎太郎是谁?他是日本知名度最高的反华份子,一贯对中国恶言相向,为什么在中国遭受灾难的时候,他要写慰问信,而且不能不允许他领导下的东京都向中国灾民捐款?
我从来不相信石原慎太郎是个人道主义者,我宁可相信他在四川震灾后向中国释放的善意不是出于人道目的,而是政治目的。不排除石原希望在东京都下一步申奥的过程中希望获得中国的支持,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作为一个靠选票上台、又要依靠选民的支持来执政的地方行政长官,塑造为大多数人接受的道德形象还是非常重要的。从另一个方面说,日本社会同情和援助中国灾民的民意、在日本社会占据主流的人道情怀,使石原这个坚定的反华份子和国家主义者也不得不做出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举动,否则他便没有立锥之地。
第二则新闻发生在韩国。5月16日,普通韩国公民朴哲勋单手撑着尚未伤愈的腰,把十万韩元送到了中国驻韩大使馆,捐献给四川灾区。
朴哲勋是谁?4月27日中国留学生以保护圣火为名在首尔街头“红旗漫卷西风”时,骑了自行车去观看圣火传递的朴哲勋,因为接受了藏独份子的宣传品,便成了中国小将表现爱国情怀的人肉沙包。小将们全武行的勃勃英姿已经被在场的人摄入镜头,通过互联网传遍了世界,在此不复赘述。事后,朴哲勋张榜公布这些照片,并悬赏请求目击者帮他捉拿这几个自以为霍元甲传人的勇士。但是仅仅一个星期过后,朴哲勋看到四川发生大地震,却亲自把捐款送到中国大使馆,告诉使馆官员;“救灾是第一位的,比我寻找殴打我的嫌疑人重要。”
当居住在韩国的朋友把这则报道传给我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比石原慎太郎慰问中国大使更加强烈的震撼。
http://news.khan.co.kr/kh_news/khan_art_view.html?artid=200805170250055&code=940100
如果我们不算太健忘的话,应该记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为中国留学生在韩国的行为辩护的那段话:“中国留学生的本意是善良和友好的,他们是去欢迎奥运火炬。在遇到一些藏独分子、破坏分子进行干扰破坏时,一些正义的学生出来维护火炬的尊严,不让火炬受到玷污。他们的本意是好的,可能是由于他们有些人的行为有些过激、情绪有些激动,才发生了一些冲突。所以我们应该分清事件的真实本质区别。”
姜瑜女士没有回答的是:爱国青年对一个根本没有冲击和干扰火炬,而仅仅接受了藏独宣传品的普通公民大打出手,是否也是“善良”“友好”的?
在韩国的朋友告诉我,韩国人本来就有与中国人不相上下的民族主义情绪,奥运火炬在首尔的传递过程中,中国爱国青年的表现,仿佛在韩国人民族情绪的火山口扔了一根火柴,韩国朝野、新闻媒体火山喷发式地爆发出反华情绪,使中韩关系降到了建交后的最低点。而四川震灾的消息一传到韩国,这些声音忽然瞬间消失,本来每天对中国口诛笔伐的报章电视,改用哀伤而同情的口吻报道灾情,韩国政府除了经济援助,还派出救援队到四川灾区,韩国企业和民间纷纷募捐救灾,原本在中国大使馆前的抗议者消失了,换成了来捐款救灾的人。仿佛两个星期前“圣火”点起的厌华情绪只是一场恶梦。
是什么力量使素来反华的石原慎太郎必须在这个时刻收起他的一贯言辞,要在中国的灾难面前表现作为一个人的同情?是什么力量在一夜之间使处在反华高潮中的韩国人民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无辜遭打的韩国公民还带伤去向灾区捐款?
那就是普世价值的力量,也只有普世价值有这样的力量——超越国界、超越种族、超越党派、超越政见、超越个人的恩怨。即使是日本、韩国这样人道主义大旗举得不那么高的国家,人的生命和尊严高于一切,人饥己饥,人溺己溺,是每个人心底道德天平上最重的砝码。
反观中国,我不得不惭愧地深深叹息。因为每逢别国遭受天灾人祸,我们为数不少的同胞不仅不去捐款抗灾,甚至不屑于虚伪地表示点滴同情。那些天灾人祸在世界的其他角落引起的是哀伤和同情,偏偏在这个自称是“文明古国之一”的“礼仪之邦”,一些自认为很爱国的人在幸灾乐祸,美国发生“911”恐怖事件,他们拍手叫好;日本发生新潟大地震,他们高呼活该;韩国发生海啸,他们遗憾死的人太少;俄罗斯发生别斯兰人质事件,他们滚动播出有奖竞猜死亡人数。
如果说这些爱国份子只是对外国人缺乏同情,那么他们是怎样对待同胞的非正常死亡的呢?
2004年6月,阿富汗发生中国工人遇袭事件,11人遇难,4人受伤,上海东方电视台在这样悲惨的事件面前,竟然在节目播出中打出滚动字幕——发送短信到xxx选择中国工人遇害的袭击者,猜中者有机会获得美国某电视公司的电视卡,每周两位幸运者!
一位有心人搜集了中国报刊上大量的冷血新闻标题,如用《昨晚上演高空飞人》报道自杀者、用《骑车人“中头彩”惨死》、“公交车轮从头越”报道车祸……看到这些,我只能说,这些报章编辑如此创造性地、淋漓尽致地展现中国人远离人道关怀的丑态,实在是太有才了!
而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幸灾乐祸者。美国影星萨朗•斯通,她因称四川震灾是“天谴”,遭到中国网民的炮轰。我想,萨朗•斯通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机表现她的狭隘和冷漠,她是一个反面教员,一声警钟,告诉她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对幸灾乐祸有同样浓厚兴趣的兽性爱国主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话题转回到我最初的设论:经过这场灾难,中国的孩子们,以及我们这些成年人的第一课应该是什么呢?
这一课,叫做普世价值。
因为有普世价值,所以世界上有八十多个国家在中国面临危难的时候,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对中国进行了援助;
因为有普世价值,所以世界上那些原本与中国有分歧的国家和人,他们在这个时刻也加入到了支援灾区的行列;
因为有普世价值,所以远在地球另一边的秘鲁,把5月19日定为国民哀悼日,向四川的灾民志哀,而中国政府也从善如流,随之决定设立红色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普通国民为对象的追悼日;
因为有普世价值,才会有温总理飞赴灾区,才会有完全不同于唐山地震时代的抗震救灾,四川灾民才会处在全世界投来的关注之下。
人的尊严和价值面前,一切主义都是苍白的——四川震灾中,我再次感悟到普世价值如此可贵、如此崇高。
2008年5月28日

男同性恋者王丹是海外民运最大的贪污犯 “北春”声明从未收到一分钱

Wednesday, May 28th, 2008

【新闻内幕】
王丹等“民运分子”奥运前闹事 到纽约中领馆“绝食”背后隐藏不可告人的阴谋和丑闻
2008年4月30日,民运人士王丹向纽约的中国总领事馆寄出快信,要求发还护照,允许其自由出入中国,并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不予理会,他将采取“更激烈的方式”,包括“绝食抗议”。与此同时,王丹告知一些民运团体,他将于5月22日至27日在纽约中领馆前进行绝食,与潘晴、王军涛等人“要人权不要奥运”的系列活动相呼应。但是到了5月14日,王丹又以“宪政协进会”名义宣布:“绝食”等抗议活动因故延期。
早在今年2月21日,王丹便向各地民运人士发出一封电子邮件,提出所谓“2008回国权运动”计划:第一步,发表公开信要求发还护照,制造舆论;第二步,从国内到国际,提出法律诉讼;第三步,杨建利等人于5月间展开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的步行,王丹等人则在纽约进行“绝食”。此外,还有人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一个叫作“我们要回家”的组织,以配合上述行动。
3月6日,王丹、杨建利、王军涛、胡平、张伟国、郭罗基、陈一谘、吾尔开希、刘刚、陈小平、吴仁华、刘念春、傅申奇、易改、蔡桂华、魏泉宝等十六人联名发表致中国外交部的公开信,要求给予他们有效的中国护照,准许自由出入,否则他们将起诉中国外交部、公安部,并向国际奥委会控告中国政府违背国际奥林匹克宪章。
其实,王丹等人这次在奥运会前闹事,另有其不可告人的原因和内幕:
● 迫使台北维系资助
5月20日台湾又将改朝换代,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在过去八年里,王丹、王军涛、胡平、杨建利、张伟国等人一直由民进党当局豢养,此刻他们都担心国民党为了改善两岸关系而不惜中断资助。王丹刻意将他的“绝食”表演安排在马英九宣誓就职“总统”之后进行,最主要目的是要在北京当局与台北国民党政府之间制造磨擦,产生疑虑(甚至敌意)。近年来王丹频频现身于台湾一些政府部门,还到“立法院”发言。马英九刚接手政权,虽不太可能立即要求王丹做什么,但王丹选在马英九入主“总统府”伊始向大陆发难,挟持意味浓厚。
● 排斥异己争夺资源
遭中国政府禁止入境的民运人士尚有王有才、封从德、魏京生、周锋锁、熊焱、张伯笠、王超华、周勇军、连胜德、姚勇战、方励之、严家其、万润南、谢万军、卢四清、刘俊国、易丹轩、唐柏桥、吴弘达、阮铭、曹长青、鲍戈、徐文立、王希哲、徐水良、袁红冰、刘青、韩东方、李淑娴、郑义、燕鹏、鲁德成、冯素英、徐邦泰、薛伟、于大海、何清涟、林牧晨、纪晓峰、李洪宽、伍凡、高寒、莫莉、盛雪等,但王丹出于狭隘的派系利益,对他们只字未提。反观王丹所提的十六人名单,其中近半已回过中国,尽管其中有人不敢承认。
● 绝食作秀吃喝不误
王丹此番“绝食”属表演性质,预先限定“绝食”时间为五天,无性命之虞。日前王军涛向纽约一些民运团体打招呼,请求每个组织轮流陪王丹“绝食”一天(基本在白天)。“绝食”完毕后,王丹、王军涛等人将立即展开对中国政府的控告,并安排人于奥运前夕作“闯关”表演。王丹为了保证有充沛的体力投入后续行动,不仅可以公开喝饮料,暗中也备有盒饭,反正路人不屑一顾。尽管无人在意王丹真绝食还是假绝食,但是他的这番表演却亵渎了“八九学潮”那时的集体绝食行动,何况当时他也曾背着“绝食请愿团”到饭店大吃大喝。
● 拒于国门个案有别
当年因参与“六四”而遭通缉流亡海外的或被判刑释放的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柴玲、沈彤、李录、白梦、于浩成、陈一谘、苏绍智、戴晴、苏晓康、马少方、周舵、刘晓波、远志明、朱嘉明、陈军等人,有的已回国发展事业,有的则获准出访又返回。此外据悉,吴牟人、杨怀安、黄翔、费良勇、吕京花、杨巍、魏泉宝、陈明、倪育贤、王艾等民运人士,近年来也分别获准回国探亲、奔丧或定居。由于王丹领取陈水扁“国务机要费”,而由他担任“社长”的“北京之春社”每年为台湾提供250件情报,中国政府禁止间谍王丹入境不足为怪。
● 拿钱闹事意欲何为
2002年9月台湾“陆委会”陈明通告诉《自由时报》,为了使大陆民运分子的活动更符合台湾政府的意图,民进党执政后,对民运的资助由“定额补助”改为“逐项审核”。此外《中国时报》也多次披露,王丹、王军涛长期为台湾“国安局”第一处工作,内部代号为“二王专案”。当“国务机要费”案指向王丹时,王希哲、徐文立、汪岷等民运人士曾指出,“民进党台独政府打着所谓‘资助海外民运’的幌子,把它变成私下收买个别人物为其分裂中国的台独政策背书站台的工具。”这次奥运前夕,拿台湾钱的王丹“绝食”闹回国又意欲何为?
● 回国必须先行验血
2007年12月,王丹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题为《回国要先验血?太荒唐了!》的评论,谴责中国政府对归国人员(在境外居住超过一年的)先行验血的做法是侵犯人权。众所周知王丹是同性恋者(台湾媒体对此也有报道),医学界向来把同性恋、吸毒者视为爱滋病传播的高危人群,可见王丹一面抗拒验血,一面以“绝食”相要挟,纯属无理取闹。即使王丹没有卷入陈水扁“国务机要费”案,台谍身份尚未败露,中国政府也应禁止他入境。《口岸爱滋病防治管理办法》对所有归国人员一视同仁,王丹等人虽有境外反华势力撑腰也没用。
● 私吞巨款遛之大吉
当王丹闹回国的消息传出,许多民运人士的第一反应是—-“王丹回国,一定是把这些年从海外贪污的民运经费全弄回去养老吧。”据悉,由王丹所掌管的几个民运团体(“北京之春社”、“宪政协进会”、“天安门一代”、“新闻自由导报”等),都从台湾及美国的一些机构领取经费,财务开支严格保密,领导职务实行终身制,禁止选举和监督,为贪污腐化大开方便之门。“国务机要费”曝光后,王丹推说把钱都给了“北京之春社”等组织,但“北京之春社”经理薛伟却告诉记者:“我们从未收到王丹转来的一分钱”。王丹对此至今未有回应。
● 说谎弄假信用破产
1998年王丹串通家人制造舆论,谎称狱中病重,要求保外就医,但出狱后却发现没有病。王丹出国时曾声称要自己打工,不靠别人,结果却一直靠台湾豢养。为了向主子邀宠,王丹一会儿说“中国两年后会陷入危机”,一会儿说“五年后中国必将大乱”,但这种局面并未出现。王丹支持陈水扁废除国家统一纲领,说“废统只有李肇星不高兴”,话音刚落王希哲就说“老王我就很不高兴”。王丹在北京连大学一年纪课程都念不了,差点退学,到了美国却变成“哈佛博士”,但至今未见有学术专长。这次假“绝食”,等于宣告王丹的信用彻底破产。 中国海外民运工作协调会2008年5月14日
【王丹简介】
王丹 (Wang Dan) ,1969年2月26日生于北京,祖籍山东,原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留级生,1989年因参与学潮,被公安部列入通缉名单,1991年被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4年,1996年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11年。其家属对外国机构宣称,王丹在狱中可能罹患脑瘤并导致失明,危及生命,而中国监狱毫无人道,不予妥善医治。为此,美国向中国不断施加压力,要求立即释放王丹。1998年4月王丹获准赴美“保外就医”,但是经美国医疗机构检查,发现王丹健康良好,无需治疗。此后,王丹担任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员和隶属台湾军情局的《北京之春》杂志社长。王丹经常在美国和台湾说,中国五年后将崩溃,或者两年后将陷于危机,然而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出现。王丹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并支持陈水扁废除《国家统一纲领》,还向台湾民进党说“中国不敢犯台”。尽管王丹一再否认接受台湾资助,但是,陈水扁在台北检察机关侦办其贪腐案件的过程中,宣称曾给过王丹数十万美元。另据台湾《TVBS》周刊披露,王丹是男同性恋者,他在美国的学历也是假的。

[原创][震灾随想之一] 说“伟大”太沉重

Tuesday, May 27th, 2008

[震灾随想之一] 说“伟大”太沉重
郑若思
当整个中国还沉浸在在四川大地震的哀痛的时候,一种因为震灾暂时停止了几天的声音,又复活了。
“全国上下迅速行动,展开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的伟大斗争。”
“这场斗争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展现了中国人民昂扬的精神斗志,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我们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光辉形象”
“全国各地和社会各界全力支援灾区,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伟大精神力量,唱响了举国上下团结一致、不畏艰险、顽强斗争、敢于胜利的主旋律”
伟大、伟大、伟大……我不知道这个星球上还能否找到另一个自称伟大有瘾的国度。
在地震灾区,还有两万多人下落不明,堰塞湖的险情还没有排除,救援的帐篷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涉嫌贪污救灾款的官员还在等待处理,豆腐渣工程燃起的民怨还未能平息,不断有抢劫救灾物品和震灾孤儿遭拐卖的新闻曝光,新闻工作者理应集中精力去为灾民鼓与呼的时刻,却不得不遵照中宣部老爷们的谕旨高歌“伟大”,情何以堪?
无独有偶,三十二年前唐山地震后的中共文宣里,也出现了“伟大”的字样。197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标题占据了版面的约三分之二,《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
  这份慰问电说:中央相信,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定会在省、市党委、革命委员会和部队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慰问电说:中央号召灾区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团结起来,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这个年代,只有毛主席和他领导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才被冠以伟大。
然而,这份慰问电还不是党八股的极品。1970年1月5日的云南通海大地震后的《云南日报》才真正具有荒诞派戏剧杰作的精彩:
“金家庄公社社员们揣着毛主席的红宝书……说,地震震不掉我们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看到红宝书和画像)灾区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场发生在偏远地区,死亡人数仍达15621人的大震灾,比唐山地震还要鲜为人知,直到2000年1月举行30年祭的时候,死亡人数、财产损失情况才被公之于世。
抚今追昔,我对这迫不急待的“伟大”大合唱的愤怒,忽然平息了许多。
经过三十年坚持不懈地走资本主义道路,“伟大”终于不再属于领袖,而是属于民族;斗争的对象不再是“右倾翻案风”而是自然灾害本身;救灾行动的第一条不再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人民而是“救人最重要”;星夜兼程送到灾区的不再是不能吃喝甚至不能擦屁股的红宝书,而是帐篷、食品;像这样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变化,喊一万遍伟大都不够,还有什么可批评的?
再仔细看看新党八股,问题出来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斗争,闹了半天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中共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光辉形象”。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制度的“优越性”,也只属于三十年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式资本主义,三十年前哪有一家中国企业能拿出上百万去救灾?哪有一个普通公民能拿出四位以上的捐款?不是在这三十年里中共在半推半就间部份接受了文明世界的准则,汶川就是唐山甚至通海的翻版,只能和小兄弟缅甸军政府一起被国际社会唾骂,还有什么“光辉形象”可言?
我不相信当今的普通中国人,包括在党报为稻粮谋的记者编辑,个个都糊涂到像芦笛先生所说,不但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且不知道政府的职责,政府偶尔履行职责,便以为是法外施恩,感激涕零。那些被豆腐渣夺去孩子生命的父母们不是去向地方官讨公道去了吗?红十字会使用捐款的方式不是也一再地被老百姓质疑吗?
我上个星期就在其他贴子里说了,中国是个非典型国家,放在别的国家理所当然的事,放到中国就是飞跃、就是伟大。对一个非典型国家的进步,当然要像老师对第一次按时交功课的顽皮孩子一样,使出吃奶的力气玩命表扬,还要送点小红花和小红旗。所以,“伟大”作为鼓励、鞭策来理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千万别当真,别又把这拿来做老金说的那种“有快感、不伤身”的摇头丸,每天拿来吃得津津有味,更别拿着这“伟大”的小红花到国际上去四处招摇,免得腾笑万邦。
例如硬说“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就是“光辉形象”,殊不知在正常国家里“不以人为本,执政不为民”的不是被骂得狗血淋头,就是被赶下台,根本就不用谈论什么形象不形象。日本阪神大地震以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是全力救灾,只有听说有官员因为觉得没尽到职责自杀的,没听说过自我吹嘘“执政为民”光辉形象的。
七年前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时,身患癌症的纽约市长朱里亚尼,在世贸大楼第一次被撞击之后便奔赴现场指挥抢险,几次身临绝境却毫不退缩,连对政客一向求全责备的美国人民都对他翘起大拇指(不过我没听见有人说他伟大)。但是当朱里亚尼表示要参选总统的时候,9.11时的“英雄行为”并没有帮上忙,共和党和它的支持者无情地抛弃了他。为什么?在美国人看来朱里亚尼在9.11的表现只是尽到了市长的职责,不足以因此就抵消其他的问题,自然也就不能理所当然去竞选美国总统。
中共此次的救灾表现,充其量是我在《震灾是还击西方反华势力的良机》一文中写的那样,不过是把那个刚刚遭遇风灾的穷哥们儿缅甸军政府作为反面教员,是在低端标准面前作了比较好的选择,而不是达到或超越了一个高端标准。对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觉得,只是要求自己比缅甸的军头强点,这样的贡献有点拿不出手。
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一个人就像是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于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分母愈大则分数值就愈小。”其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一样。
贺延光先生说,是否爱国,要别人说,旁人说,历史说,才算数。
那么,是否伟大,也要别人说,旁人说,历史说,才能算数,不然“伟大”也会是贬义词,让自吹自擂者在快感里迅速贬值。
2008年5月27日

徐水良:在中共地下势力指挥引导下,民运变成为可疑分子杨建利进行造势的“造势民运”

Tuesday, May 27th, 2008

徐水良:狭义民运圈的主要问题
1、根本的,当然是中共地下势力占了狭义民运圈的大多数,其他问题由这个问题而起,或者因这个问题而大大增加了严重性。
2、由于前一个问题,必然内斗不断,大团结大联合根本不可能。如果捆绑到一起,你就必须把全部或绝大部分精力花到内斗上,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所以,许多年来,中共地下拼命鼓吹大联合,目的就是把狭义民运圈的人捆绑在一起,以便团结联合一次,内斗一次,不断制造内斗,不断败坏你的名声,使你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3、民运本来应该是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可是,在中共及其地下势力指挥引导下,变成作秀民运,呼吁民运,为可疑分子进行造势的造势民运。
在这方面,中共及其地下势力已经非常有经验,他们总是把反对派的注意力,引导到对中共没有杀伤力的地方去,搞得轰轰烈烈,变成作秀。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封杀真民运真反对派。相反,总是通过抓抓放放,或者挑选他们要帮助造势的地下势力及其作秀行为,加以适当打击或批判攻击;而民运圈的地下势力,则马上配合响应,为这些人及其作秀行为呼吁造势,结果,许多年来,民运圈除少数人外,整个变成作秀民运、呼吁民运、造势民运。
4、通过内斗、贪腐、做坏事,包括把民运变成诈骗挣钱盈利的事业,来败坏反对派和民运圈的名声。通过败坏名声,使参加和支持民运的人极大地减少,剩下政庇诈骗挣钱民运一支独秀,在中共地下势力帮助下,争抢民运主力的地位,把许多民运活动变成政庇诈骗活动,使民运圈的名声更加变坏,使真民运处境更加尴尬,对民运圈的活动参加也不是,不参加也不是。
有的人为此总结经验教训,说民运圈之所以越搞越小,就是因为不重视政庇民运。完全把原因造反了,搞倒了。他们的说法,无疑是要你去缘木求鱼,饮鸩止渴。
5、如果有真民运人士不愿意上他们圈套,拒绝按上述做法去做,中共地下势力就对你大力打压封杀,并且往往造谣诬蔑,大加攻击,无所不用其极。其中“幼稚病”之类的批评,算是最小的。
这几年来,我为拒绝上述做法,受到的打压封杀造谣诬蔑的压力和攻击之大,局外人很难想象。
6、所以,最近有人批评纽约民运人士不去参加他们的作秀造势活动,(在下多次严词拒绝参与其中多数活动,并且对他们当面严加批评,受到很大压力),相反推崇政庇诈骗民运,是颠倒正确和错误的做法。其实、拒绝在中共及其地下势力的指挥下参与他们的作秀造势活动,是维护正气的正确行为。
结论:为了避免上述麻烦,真民运真反对派必须撤离现在的狭义民运圈,去做真正的民主事业。
徐水良2008-5-21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844169

念奴娇 · 抗震救灾

Monday, May 26th, 2008

念奴娇 · 抗震救灾
逸峰
蜀天崩溃,地轴倾,顿肇汶川山裂。
垮岭滑坡,惊噩耗,长夜杜鹃啼血。
横祸无端,连番苦难,炼狱人间烈。
塌楼瓦砾,活埋累万英杰。
人溺己溺胸怀,一方遇难,举国伸援切。
拭泪疗伤,行善义,慷慨输将时节。
历劫余生,自强不息,棘路从今越。
家园重建,爱心凝聚如铁。
2008年05月24日逸庐

请某些白痴先看两段视频

Friday, May 23rd, 200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JE48XHKG6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h6gehCPvpk&feature=related
反对伊战很正常,但是最好在观点上能前后一致。你要么完全从功利的角度说,就是认为回教徒都是劣等人,不能给他们政治自由(例如出版报纸批评政府的自由,或者仅仅不唱“萨主席最亲”的自由);要么就高举“主权不容干涉”的口号,也就是类似于“人家自己的孩子,就是打死也轮不到外人插手”这种论调,或者至少是说,只要没有“联和国授权”,就不能首先动武,不管打着什么人权还是安全的旗号。但奇怪的是某人为了发泄对小布什个人的仇恨,编出了一套不伦不类的反战说辞,下面简介一下此人的几点意见:
(1)美国炸南联盟是对的,后来对萨达姆动手就是“最无耻”的侵略行径,因为它竟敢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一个“主权国家”动武。
(怪了,炸南联盟也没有那个“授权”,米洛舍维奇还声称自己镇压的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反倒是萨达姆动用国家宣传部门鼓动“圣战”)
(2)萨达姆竭力维护世俗化社会,是“恐怖分子的克星”,是中东和平的守护神,决不可能藏有违禁武器,也根本不可能跟自己的敌人(指圣战分子)合作。这一切都是“常识”,英明领袖克林顿更是深知这一点,只有小布什利欲熏心,为了“家族石油公司”的利润而污蔑萨伟人,欺骗美国民众。
(这里就需要大家再看看以上的两段视频了,还可以想想克林顿在1998年为了啥事、以何种理由发动过对谁的军事打击,以及他签署了一项什么法案,甚至在2004年,克林顿接受《时代》采访的时侯都说了什么)
(3)如果仅有前两条,那么当初假设法国被美国收买而投票赞成动武,支共国也弃个权啥的,美国的对伊战争就没有道义问题了(有了“授权”了嘛)——但是按照某人的看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也是联合国的耻辱,因为联合国成立的目的就是阻止大国对小国搞“先发制人”这一套(所以说越南派兵收拾红色高棉也是“不折不扣的侵略”),只要人家还没有对你美国发动攻击,你就不能“侵犯”人家的主权。。。
(不过这一点我也同意,联合国好像就是干这个的,那些小国没事儿搞搞种族灭绝、连联合国决议都不放在眼里,例如那个苏丹。“巴勒斯坦难民”被约旦和叙利亚杀了多少,法定国土被它们抢了多少,这些都不关“正义”的“独立知识分子”的事儿,他们就喜欢以色列这一个靶子。
但是就以联合国这一“宗旨”本身而言,也不是小布什任内首遭破坏的,想想那个库尔德人自治区、还有“禁飞区”是怎么回事儿。你说今天美军“吞并”了伊拉克是侵略,那么“圣克林顿”等人勾结联合国,生生的割掉了当时伊拉克的一块国土,不准萨达姆这位“合法总统”派兵进去“行使主权”,这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嘛。当然,联合国最后堕落到通过决议(支共国又没反对),禁止成员国庇护前政权官员,这就更加是非颠倒了嘛,萨达姆真是比窦娥还冤。)

七绝 抗灾有感

Friday, May 23rd, 2008

抗灾有感
(步冰清、秋叶韵)
逸峰
骨肉连心肺腑声,
赈灾援难见真情。
成城众志新姿焕,
浴火重生震后宁。
2008年05月22日
附录: 诗友原玉
冰清:
风云不测飞横祸
怅怅音闻地裂声
未定惊魂犹脉动
殷殷祈祷送平宁
秋叶:
惊闻蜀地重灾声,
千万同胞有难情。
遥寄寸心多祈愿,
弟兄姐妹得安宁。

水可载舟,水可覆舟,望一切从政者慎思之

Thursday, May 22nd, 2008

记得六四以后,在美国的海外民运曾经人气很旺。但是,海外民运的领袖人物,并没有接受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还是没有明白他们在大陆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知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实现政治目的与坚持理想目标的区别。还是以理想主义的一意孤行来指导具体政治决策及政治行动。
正因为此,初到海外,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在一个自己陌生的地方,先应静心地了解一下海外华人的主流民意。却陶醉于当时的一片赞扬声中。继续以民族先驱自居,遑顾海外传统侨社团体而独行其是。这种孤狂政治特质使他们在海外犹如无源之水,离水之鱼,由盛而衰。
在海外他们致命之处是,不能也未想理解,海外华人比其他任何族裔具有更强烈的民族感情、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操。那些“民主精英”始终将国家、与执政党、民族感情混为一谈。还是一如既往盲目地,以一己的理想或利益,好恶,书生气十足地按图索骥,实施他们的反共,开国的理想之梦。于是,由反共走向反中、最后导致反华。他们由六四前的盛而败出国门,继衰而至竭,这就是他们所经历的政治之路。
离国“民主精英”们在海外的政治运动,由盛而衰是总趋势。他们的滑铁卢是美国误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领事馆之后的表现。自此,他们已由疏远海外华人主流民意走上了直接与海外华人爱国,爱民的炎黄情感对抗的不归之路。自此完成了由反共走向反华的道路。由六四而起的海外“民主”运动领袖们有的离政从商,有的痛定思痛改道换辙,有的则堕落为政治娼妓。总之,以我之见,由六四而起的“海外民运”已经死了,腐了。曾经存在过的六四海外民运给我们留下的只有“教训”二字。
这最重要的教训便是:一切政治行为的成败决定于民意的向背这是一条政治铁律;“以民为本”是一切企望成功的从政者必须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的根本原则;必须明白理想与政治的区别。作为理想,完全可以秉一已的信念来坚持,而实现政治目标必须轻己见而重民意,聚民众之力而共图之。
法论功,初始,我并不认为是一个政治团体,对付一个民间的团体即使他有些荒缪之理,荒唐之举,不利于民之行。执政者当以正理疏导之,以政令阻抑之,以国法惩治之。但中国当时的当局者简单地以政治方式一刀切地来处理思想的,行为的问题,自有不妥之处。当时行政当局的不当政治措施也对导致法轮功问题全面政治化对抗,负有部分责任。
现在,很显然,法轮功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团体。而且据我的估计,李洪志早只是一个招牌而已了。从当前法轮功集团的政治行为中,我可以看到“六四海外精英”的影子。因为,今日法轮功的行为还有那些“精英”的行为特色。这就是,为反党而反中国,为反中国而不惜反华人。他们不知,也不想知,不尊重也不想尊重海外华人的主流民意,并以此来约束自己的政治行为。我希望,面对着这次世界人民自救互助的赈灾,抗灾之役不要成为法轮功的滑铁卢。
这次世界性的抗灾运动体现了平时默默无言的民众实际上蕴有着何等巨大的威力。如今,民众的国际壁垒已经渐渐消减,一切从政者,如要与民对抗,所面临的将不再是一省、一国、一个民族而是全世界的平民蕴含的无穷的摧毁之力。
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水可载者,水可复舟,望一切从政者慎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