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September, 2008

薛伟拉拢狗特务费良勇到洛杉矶莫家庄另立山头,闹“民阵”的“双胞”,目的是打击魏京生、王国兴

Monday, September 29th, 2008

姚勇战先生给费良勇、潘永忠先生的信
费、老潘:
9月2日是一个工作日,你们提早四天通知在一个工作日开会,我不能参加会议。
王国兴,秦晋等另组民阵这种大事,不应当等到开理事会再来应对。你们早就该广发通知,以正视听。这样拖延,反映出总部并不重视民阵的牌子。如果这样,还不如就让国兴,秦晋等把民阵的牌子扛下去,你们专心为“全球支持”会议操劳就是了。民阵需要一个专心为民阵的总部,希望大家作出对民阵最有利的决定。
勇战
2008-09-28

国务机要费案黑幕重重:陈水扁和王丹,究竟谁在撒谎?

Monday, September 29th, 2008

扁涉私吞王丹165万资助金
明报驻台记者彭孝维专电/台湾最高检特侦组,昨天借提收押的扁家大帐房陈镇慧及扁家理财专员叶玲玲、徐立德等人。调查发现,陈水扁经由陈镇慧8年内至少将5000万台币(1250万港元)国务机要费挪为私用,其中包括资助流亡海外的大陆民运人士王丹的部分款项。
陈水扁当年提出的6大机密外交中,曾2次“资助海外民运人士”(皆为资助王丹),金额为660多万台币(165万港元),不过,特侦组调查发现,660万台币并未全部汇出,有部分资金交由陈镇慧处理后,流向不明,疑遭挪为私用。但陈镇慧昨天被提讯时,并没有透露有关款项是否涉及陈水扁。
独派人士拟捧扁组新政党
此外,独派的北社秘书长陈昭姿证实,独派人士已酝酿利用陈水扁在海外的7亿密帐作为“建国基金”。独派人士计划本周与扁会面,由扁领导筹组新政党,带领台湾走向独立,陈水扁也有意循李登辉卸任后组台联模式,继续在政坛发挥影响力。 http://www./news/2008/9/28/10900.html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28日转载)
《北京之春》每年为台「军情局」收集250件情报 DWNEWS.COM– 2006年11月15日5:42:33(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
 王丹承认收扁20万美元
 综合台湾《东森新闻》等媒体14日报道:陈水扁「国务机要费」弊案所引起的风波仍持续在海外延烧,虽然日前「民运人士」王丹已经承认有收受来自台湾友人的政治捐款,但是他声称事前不知道捐款是来自阿扁政府。但据台湾《自由时报》披露,「北京之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军情局」收集250件情报,为此「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专案」和「文正专案」,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继日前王丹接受媒体访问时,间接表示收过数笔来自台湾友人的捐款後,平面媒体近日更直接指出,王丹承认所收受的20万美金,是来自台湾的陈水扁政府。面对这样的报道,王丹就特别在《东森新闻》的访问中,郑重否认他知道捐款的来源,是来自阿扁的「国务机要费」。
 此前,曾有人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公共场所对王丹质询,王丹坚决否认「拿了台湾当局的钱」,还信誓旦旦:不信可以查我的银行帐号了。如果陈水扁的贪污案没有爆发,王丹的誓言也许永远不会漏底,某些弥天大谎也许永远不会被揭穿。但陈水扁忽然自身不保了,「国务机要费」里终於露出王丹的名字。在推拖了一阵子之後,他终於公开承认:我拿了那20万美元。  「北春」年供250件情报
 2006年3月8日,民进党特意安排王丹、胡平以「外国友好人士」的身份到「立法院」演讲,为不久前陈水扁终止「国家统一纲领」(「废统」)站台鼓气,抗衡外界反对声浪,激励岛内「台独」士气。
 王丹和胡平分别是《北京之春》杂社(北春)的社长和主编,据台湾《自由时报》披露,「北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军情局」收集的250件情报,为此「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专案」和「文正专案」,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众所周知,王丹每月都要定期「进出」台湾。最近记者也爆出他「计划之中的台湾之行」不受影响。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是否因救驾有功,去台湾领取更多的奖赏去了?
 王丹日前辩称,其实资助海外「民运人士」的资金来源本来就很多,但是只要没有特别的政治目的,他们也都不会去询问捐款的资金来源。

有关太极一代宗师张达泉与吴鉴泉家族的源渊关系的通讯

Sunday, September 28th, 2008

即兴(原信非此称呼):
您好!
重看戴英前輩的方架套路及吳公儀的拳照和他徒弟李章述(上次發給你的映
像)的套路,有理由相信二者應該同出一源.
但問題來了,按上次給你的文章,(即兴按:原文见taijiprobe.com 的
http://www.taijiprobe.com/files/wugongyi.doc)吳公儀再學從楊少侯,所
以在吳鑑泉晚年的套路上,加上一些自己的打法,成為他到香港後所教的方拳.
北方吳式聽說是最能保留吳全佑的套路與打法,我看過吳鑑泉早年在北京的
拳照,基本上與北方吳式一樣,他晚年的套路相信是在到了上海後期定的.而
馬岳樑和吳英華一支至今仍保留吳鑑泉的套路與打法.
戴英前輩的套路順序也完全與吳鑑泉晚年定的一樣,但打法却與吳公儀相似.
從你的簡介及有關文章,看不到張迖泉與楊少侯有甚麽関係,也找不到戴英輿
吳公儀相連的関係,中間似乎缺了一些史实.
究竟吳式方架是甚麽時侯開始?誰先有這打法?
想聽聽你的意見.
XX
9-25-08
XX:
你对太极的探索精神实在令我钦佩,难怪你能有如此精湛的枪技。希望能早
日见到你太极拳与推手的照片或vdeo。再次恳请你能为taijiprobe的读者写些
文章。
你的来信给我出了道难题。但这确实也是我所深感兴趣的问题。所以,我化
了些功夫竭我所能作一个回答。不敢说必定正确,但愿能够做到言之有理。
因此而让你久侯,很抱歉。
关于张达泉与吴鉴泉家族之间的关系也是我很想弄清楚的一个问题。从正式
的师徒传承的关系来说,张达泉的师傅是纪子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从我
放在taijiprobe.com上的,缪福度老师手抄的张达泉所写有关岳氏散手及枪论
的笔记可以得到印证。
纪子修与吴全佑虽不一定是正式的师兄弟关系,但他们是同时代的武术高
手,并且交往甚密是没有疑问的。根据纪德(之修)传(参见:taijiprobe.com
,太极漫谈页面)记载清同治六年(1856年)纪之修已“以技擢护军校,
又从杨露禅受太极十三式。”。而当时吴鉴泉(1870-1942)还没有出生
,可见,就年令与出道时间来看纪子修是吴鉴泉的师伯辈,是无用置疑的。
民國五年,紀子修、吳鑑泉、許禹生、劉恩綬、劉彩臣、姜殿臣、孫祿堂、
楊少侯等人共組北京體育講習所(後改制為北京體育研究社)当时纪子修年
令最大,虽是同事,但总属吴鉴泉、杨少候等的前辈。
纪子修很少收弟子,张达泉是其爱徒。吴鉴泉长张达泉(1889—1969)十
九岁,而张达泉长吴公仪(1900—1970)十一岁。所以,无论从武术或年
序而论,张达泉是吴公仪的叔辈是无疑的。前辈也有多人证实吴公仪一直称
张达泉为师叔。
纪子修去世后,吴鉴泉给张达泉不少照应,所以,张达泉一直对吴鉴泉十
分敬重。由此,外传张达泉是吴鉴泉的学生也事出有因。
张达泉在吴鉴泉去世后与吴鉴泉家属的吴公仪关系最好。有传说吴公仪在
澳门比武前曾向本门长者征求意见,指的就是张达泉。
至于张达泉向吴公仪学太极拳的传说,我是这样看的:
吴公仪1924年受聘于黄埔军校。1937在香港担任鉴泉太极拳分社社长,
1943年日军占领香港后回到上海,担任鉴泉太极拳社社长。1948年又回香
港。可见,要说张达泉向吴公仪学拳的话,只可能发生在1943年到1948年
之间。众所周知,吴鉴拳1942年过世后,张达泉是上海太极拳界的少数顶
梁柱之一。那时张达泉已经五十多岁了,如果这时才向吴公仪学太极拳,
他的太极技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如此高的境界的。所以,据我分析,纪
子修的绝技虽是岳氏散手,但毕竟也是公认的与吴全佑同时代的太极泰斗之
一。张达泉又是他的少有的高徒。所以,张达泉的太极拳技艺根基来源于纪
子修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张达泉的太极技艺不及吴鉴泉也是不可否认的事
实。张达泉又是个谦逊好学的人,所以,当吴鉴泉在世时,张达泉经常向吴
鉴泉讨教,并师事吴鉴泉也是必然的。但决不存在正式的师徒关系。那么,
张达泉与吴公仪更不可能有师徒关系了。他们之间最多也只是拳术上相互切
磋,坦诚交流,惺惺相惜的亲密拳友关系。缪福度等老师曾说,张达泉深得
纪子修的岳氏散手的真传,又有纪子修传授的高超枪法,但此两绝技他一直
没有象他的太极技艺那样广为传授,也是因为在与吴公仪交流时作出的承诺。
因为,公仪担心吴家除了太极外很少有其他看家武艺了。
至于其他有关张达泉太极拳的传承关系便完全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了。例
如,说张达泉拜吴鉴泉的夫人为师,我们可曾听说吴鉴泉夫人的习武史迹,
没有吧!由此,说张达泉的拳艺受吴氏家族的影响是可信的,但绝不可能存
在什么正式的师承关系。
明白了张达泉与吴鉴泉家族的关系以后, 你所指出的
『北方吳式聽說是最能保留吳全佑的套路與打法,我看過吳鑑泉早年在北京的
拳照,基本上與北方吳式一樣,他晚年的套路相信是在到了上海後期定的.而馬
岳樑和吳英華一支至今仍保留吳鑑泉的套路與打法.
戴英前輩的套路順序也完全與吳鑑泉晚年定的一樣,但打法却與吳公儀相似.』
这一现象就容易解释了。纪子修,王茂斋等其实是参与了吴全佑改造杨式小
架为吴式太极的过程的。而吴式由吴鉴泉的推广而广为人知。晚期吴鉴泉在
上海进行了改吴式为圆架工作。由于这一改动未影响到北方太极界,所以北
方的吴式还是由王茂斋一脉传授,张达泉因纪子修的关系也应属于北方的体
系。其实“方架”这个称呼原是为了区别后出的“圆架”而得。在圆架出现
之前人们只知吴式,根本就没有方、圆的概念。而且,圆架又并不广为人知,
所以,即使现在北方可能也较少人知吴式还有“方”、“圆”之分。吴公仪
所得的家传也是早期的方架,而方架又是很接近吴公仪向杨少侯学的杨式小
架。吴公仪1924年就去了南方,因此,吴鉴泉的改架对他不会造成多大的影
响。这样张达泉,吴公仪与现在北方吴式拳的打法相近而与圆架有较大区别
便在情理之中了。
也可能正因为此,张达泉与吴公仪的关系会比与吴氏其他人密切的原因之一。
太极拳的技法比套路的顺序重要的多,而且也难改变得多。所以,张达泉在
套路上遵循吴鉴泉的改动,而打法上保持了自己的特色是一个符合他个性的
选择。当然,由此戴英套路顺序完全与吴鉴泉晚年定下的一样,而打法却与
吴公仪向似应该是必然的了。张达泉与杨少侯可能没有密切的关系。戴英与
吴公仪可能未曾见过面吧。
张达泉与马岳梁应该相熟,但是在马岳梁主持的鉴泉太极社从不提,至少很
少提及张达泉对太极拳的贡献却是令人费解的。
张达泉晚年常讲现在杨式小架不常见了,他的架子实际上最接近杨式小架,
可能也与此有关。
即兴(原信非此具名)
9-27-08

在一片赞扬声中我不慎扫了老金先生的兴,在此表示歉意。对老金先生的认可表示感谢。

Saturday, September 27th, 2008

老金先生在我的《对老金先生回应的回应》后作了《来说》的跟帖
全文如下:
『“事实上,世界上不会存在不剥夺人们任何权利的秩序。”
感觉很绕。我有点糊涂,您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好,我同意你这个
说法,的确不存在不剥夺人么任何权利的秩序。那么,做什么?“
有教有类”?“无教有类”?“无教无类”?在教育这个具体(且
不论抽象),孔子应该怎样做,您觉得可以接受? 我真的很糊涂,不
明白您到底要反对什么赞同什么? 』
读了这帖子后我要说:
老金先生出版了一部有关《论语》的巨作,可喜可贺。在一片赞扬声中
我出于无知,竟然老天真地还没有准备束修就起了向大学士请教的念头。
自己碰一鼻子灰倒也是常有的事,但惹得大学士生气实在该死。
本不该再来罗嗦,但老金先生责问我,“不明白您到底要反对什么,赞
同什么。”所以,又不得不再作一汇报。
我虽也读过一些孔孟的书,这就如草根先生所说,同读一本书,拉出来
的会完全不一样。老金先生的巨著只看了一下参考书目,就使我望而生
畏,失去了开卷的勇气。欣见老金先生有言曰:『此书乃政治哲学专著,
并不深奥。』才使我放大了胆,读一下老金先生对河边先生提问的回答。
本想先从外围作些试探,再衡量一下自己是否真有攻读老金先生巨著的
能耐。现在有些知难而退了。
不了刚接触到先生的皮毛竟已经不太明白。出于好学之情竟然不知好歹
,径直地求教于先生。所以,会出此鲁莽之行实在因为我太相信孔门的
“诲人不倦”高尚风范而竟忘了民国初年学人易白沙尝著《孔子平
议》的教诲:孔子是不能为后人的行为打保险的。
至于,老金先生责问“你到底要反对什么,赞成什么”我的回答是,在
网上,我很少想反对什么,想得更多的是我能学到些什么。可能如今上
网者抱着想反对些什么的人太多,所以老金在我的文章中找不到我想反
对的东西便感到十分的不解,甚至有些恼怒,这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向老金先生请教的动机很简单,既然老金的巨著是『政治哲学专
著』而在答河边先生时又提出无条件的“秩序并不剥夺人的权利”这样
一个涉及政治哲学范畴的结论,对此我有些不明白,便起了与老金先生
商榷念头。现在看来是有些太率性了。这是很抱歉的。然后,由讨论引
出的关于“抽象价值”与“秩序”的关系,“法治”与“权力”的关系
等等方面的歧见,虽都属于政治哲学范畴,看来并非老金先生有兴趣关
注的问题,我也不能强求,便随它去吧。
对于“有教无类”的看法,我在《对老金先生回应的回应》的结尾所作
的评论还没能使老金先生明白我的意思。以老金的学识而论,只能说我
的论述能力太差了。在此还得要对老金先生表示下我的歉意。
与老金先生讨论的最大收获是我的『事实上,世界上不会存在不剥夺人
们任何权利的秩序。』还是得到了老金学人的认可了,虽然有些勉强。
老金还是给了我些面子,在此谢了。

就“秩序并不剥夺权利”与老金先生商榷

Thursday, September 25th, 2008

老金先生在试答河边先生一文的第三点说:『每一个人都有接受教育、参选总统、购置土地、自由迁徙……的权利,但并不一定就能够做到,譬如,如果没有足够的银子。银子限定了选择的自由,但权利仍在。只要你挣得了足够的银子,你就可以接受教育、参选总统、购置土地、自由迁徙等等。极权状态则是:即使你有了足够的银子,也不能接受教育(如地主子女),不能参选总统(如无选举权的所有庶民),不能购置土地(如面临拆迁的住户),不能自由迁徙(如城市户口等)。因此,历史上所有类似“吃大户”的平等都是有问题的。孔子没有这样的思想。孔子注意维护秩序。秩序不可或缺。但秩序并不剥夺人的权利。譬如,孔子主张贤人政治,但在孔子那里,所有的人,无论贫贱富贵,都有成长为贤人的可能性。“有教无类”就体现了这样的思想。按陈寅恪意见,理解古人,需要保有同情理解,对经典理念,需要抽象理解。譬如,“秩序”,抽象出来,就是正价值。我书中关于这类意见说了很多,此处借着“有教无类”又来说话而已。这个“有教无类”确实从一个具体的践履模型映射了孔子更抽象的政治理念。结合孔子说冉子“可使南面”说,种种“禅让”说,就可以体会到,孔子对权利的平等是有感觉的。』
读了老金先生的这段文字,据我的理解是『每一个……不能自由迁徒(如城市户口等)。』这是对客观状态的描述,基本符合实情。紧接着一句『因此,历史上所有类似“吃大户”的平等都是有问题的。』我想一定是老金先生自己对前述现象的判断吧。那么『孔子没有这样的思想』当是指出孔子与老金的判断不同。那么孔子如何认识呢?老金说孔子认为,『秩序不可或缺。但秩序并不剥夺人的权利』。如果我的理解符合老金文意的话。为了更精确地认识老金的观点我有两个问题:
一,老金认为历史上所有类似“吃大户“的平等都有问题的。是指怎样的问题,是不正义,不符合孔子的“仁德”,不符合公道?还是只是不够完善,有些缺陷或不足?这“问题”可大可小,在此不宜模糊。因为,这关系到孔子所缺少的思想是否无关紧要。
二,老金认为『孔子注意维护秩序』对此我没有异义,但是,说孔子认为『秩序并不剥夺人的权利』并以每个人都有成为贤人的可能性作为论据,便有可商榷之
处了。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成长为贤人的可能性,与每个人都有成为贤人的权利是不同的概念。前者作为可能性,人人的确都有成为贤人的机会。这机会变成事实,必须由客观条件与主观要求共同保证。所以,即使某人主观上有成为贤人的要求,但客观条件不具备,也就成不了贤人。因此,即使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成为贤人,仍旧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但是,如果说人人有成为贤人的权利,那么,任何人只要主观上有成为贤人的要求,那么就因有这样的权利,就必定能是个贤人了。这在孔子所处的时代便明显地不符合实际了。所以,我以为老金用这样的例子来证明秩序并不剥夺权利是不妥当的。再说,我们也未能从“有教无类”看到与“秩序不剥夺权利”的相关性。能隐约看到的还是金钱与权利的关系,即我孔子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拿钱来,我就给你听我课的权利。这正是由权利维护一种教育秩序的实例,或者说一种教育秩序维护了有钱人的上学权利,而限制了没钱人上学权利的实例。事实上,世界上不会存在不剥夺人们任何权利的秩序。
我以为,陈寅恪“理解古人,需要保有同情理解”的意思是不要以今人的要求去苛求古人。所以,我们只能说孔子当时感觉到了贵族与平民之间以金钱为基础,应该有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因此值得赞扬。但决不宜由此归结为,他认识到 “秩序并不剥夺人的权利” ,这样一个永远不可能存在的事实,而加以褒奖。
总之,在春秋时期,孔子鼓吹一种不同于贵族的,平民平等观有值得今人尊敬之处,但由此抽象出不切实际的结论就过犹不及了。
本文是仅读了老金先生给试答河边先生的文章后的一些意见。还未拜读老金先生的原著,故如有断章取义的误解,还望老金先生海量。

读《女人……男人……》有感——中国因挨打、受气,到崇洋迷外。经开放交流,到始吐怨气,从西人刮目,到复寻

Tuesday, September 23rd, 2008

旧根。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了吧。中西方现在已经不再是隔海相望,而早
已磨肩接踵相处了。
我接触的西方人时会津津乐道地议论中国老、庄思想。还有几位老外针灸
师,对经络,气穴的了解更远精于本人。可见如今西人对中文的学习热情
决非只是好奇。受中国政府资助,遍地开花的孔子学院,我想必也担负着
帮西人“洗脑”的重任。
我曾说过,六四以来,中国对西方人的影响程度远大于西方对中国人的
影响。当今,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还处于上升期,而由于较多的中国人对
西方有了更多的实地观察与体念,对他们的迷信却正在下降。自信地在中
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中西结合,发展国家的人正在增加。
近百多年的历史,使已经过度地接受西方思想的中国人和正在孜孜以求地
探索中国思想之迷的西方人。在观念上相当程度地因交融而难分彼此了。
因此,依我所见,在一些中国人,当然也包括我本人,有时还依东、西方
地域疆界来作为区别世界上人类思想的分水岭,来研究当代人的思想特性,
或流派,已显现出惯性思维的堕性,到了应该改弦换辙的时候了。
其实历史上,在非主流思想体系中,中国与西方本就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
但是毕竟由于地缘或政治的隔绝,中国与西方的主流意识确曾有着明显的
本质区别。所以,在研究特定时期世界思想史时,以中国或东方思想与西
方思想互为对照是合乎实际的。但是,今天或是即将来临的明天,还是准
备死抱着中国或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的疆界不放,来指责或褒扬所谓的中
国人的思想或西方人的思想便有些食古不化的嫌疑了。
我的意见是,自今以后,在研究当代思想时,就当以各种理论的思想特质
来定名而不宜再使用过时的所谓“东方”或“中国人”的思想或“西方人”
或“某国人”的思想来命名了。当然更不宜简单化地把批评某一民族的文
化,思想为己任了吧!

牛顿(论上帝与基督)十二信条

Saturday, September 13th, 2008

摘自凯恩斯手稿
Artic. 1. There is one God the Father ever-living, omnipresent, omniscient, almighty, the maker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one Mediator between God & Man the Man Christ Jesus.
只有一位 神,永生、全在、全知、全能、造天地的父;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Artic 2. The father is the invisible God whom no eye hath seen or can see, all other beings are sometimes visible.
父是那不可见之上帝(Colossians 1:15),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提前 6:16)。其它万物(包括基督和天使)都在某些时侯是可见的(指他们有时向世人显现)。
Artic. 3. The […]

看来看去,只有鲍戈这一个民运人士让人看了还觉得稍微顺眼(配图),其他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越看越来气…

Thursday, September 11th, 2008

鲍戈(Bao Ge),社会活动家,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和公民权利运动(维权运动)的主要发起人,1997年流亡美国,现任“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主席。
鲍戈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民间十分活跃的民主派活动家,他的许多言论和抗争行动曾引起国际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与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不同,鲍戈主张“政治改革必须根据国情,获得大多数国民的认同和支持,不能照搬外国模式”。他还表示,在中国,法治应先于民主。没有严谨的立法和执法,就没有社会公正和安定。法律不仅用于规范社会和经济秩序,更应当用来规范国家的政治生活。鲍戈指出,“中国现阶段最基本的社会矛盾,是国家和人民不断寻求充分发展的需要,同特殊利益集团继续垄断国家和社会一切权利的努力之间的矛盾”。他强调,民主运动必须坚持公开性、合法性和人民性,要服从大多数群众的诉求以及国家的根本利益,坚决反对境外反华势力插手干扰。
鲍戈,男,1963年10月18日生于上海,曾在上海医科大学学习、工作。1980年代,鲍戈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公开反对政府向日本放弃战争赔偿,曾为此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政治迫害。1988年11月,鲍戈与湖北的李固平、福建的林信舒、南京的侯占清及上海的夏经芳等人,成立了“中华全国对日索赔民事债权人同盟”。1989年“六四”之后,公安部门指控鲍戈曾参加过游行,对其进行长达二十个月的监禁审查。1991年2月28日,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对鲍戈宣判“免于刑事处分”,当庭释放。鲍戈和律师李国机在法庭上指出,所有指控都缺乏事实根据,而且两名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
1992年是中日建交二十周年,日本天皇定于10月访华。8月15日,鲍戈、林信舒、沈继忠等人通过日本共同社发表了致日本政府、国会和明仁天皇的公开信,明确要求日皇访华时必须就侵华罪行正式道歉,日本舆论为之哗然,因为中国外交部并未提出此要求。9月18日,鲍戈和沈继忠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游行申请,要求批准他们在日皇访沪时,按规定的路线举行游行。这是中国颁布“游行示威法”以后的首例申请案。不料,警方却对两人采取拘捕行动。鲍戈奋力撞开警车边门,向围观的群众大喊:“只要我还活着,就决不允许任何人出卖国家的利益!”事后,政协委员铁牛等人曾就这一事件向市公安局提出质询,批评警方粗暴抓人。
10月23日,日皇明仁开始访华行程。大批警察包围了鲍戈的住所,严阵以待。鲍戈被迫向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宣布:自日皇踏上中国之时起,他开始绝食;如果日皇在离开中国之时仍未道歉,他便自焚。消息传开举世震惊,警方立即将他从家里带走,实行“监视居住”。与此同时,童增等人在北京也发表了一份数万人的签名信,要求日本赔偿和道歉。经过这场风波,长期遭受压制和打击的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终于浮出水面,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1993年3月,鲍戈发表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提出以全民公决的方式来解决对日索赔争议。鲍戈指出,1972年国务院未经人大同意,便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战争赔偿,是违宪的。但是,由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又间接承认“中日联合声明”,所以,现在要推翻它,只有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鲍戈表示,政府对“公民公决” 大可不必谈虎色变。如果这一方式以后被用来解决其它一些重大争议,可以避免发生战乱以及类似“六四”那样的动荡和惨剧。
1994年3月,鲍戈代表李国涛、杨勤恒、林牧晨、杨周、王辅臣等54位上海市民,发表了题为《中国国家和社会民主化九四年政纲》的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要求将宪法中维护执政党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四项基本原则”去除。鲍戈告诉记者,他有意以征集签名的方式来推动一场“民主修宪运动”。这一事件再度引起政府部门高度紧张。3月至5月间,美国副国务卿沙特克、法国总理巴拉迪尔等西方国家领导人访华时,鲍戈都被警方强行从家中带走,据称是防止外国领导人与其见面。
6月3日深夜,鲍戈在家中入睡时突然遭到拘捕。之前,他刚刚向民政部寄出一封要求批准注册成立“人权呼声”组织的申请信。有记者曾问鲍戈在“六四”纪念日是否有所行动,他说不会,但作为一名基督教徒,象往年一样,将在教堂里为死难者默默祈祷。四个月后,鲍戈被判处劳动教养三年,罪名是“有煽动闹事、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鲍戈向行政法庭起诉劳教委员会,理由是《劳教决定书》没有指出他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煽动性言论”,“被煽动的对象”是谁,以及被“扰乱治安”的地点。鲍戈说:“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劳教决定书》才无法列举。”
1997年6月4日,鲍戈获释后立刻通过美联社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声明。他说:“我决不会向强权和暴政所屈服而改变立场,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未来的政治活动生涯中,我将寻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国创建一个新的政党—-‘公民大会党’。”这条消息很快出现在世界许多报纸的显著版面,引起高层震动。
6月6日,鲍戈又在上海接受法新社采访,披露他所在的劳教所每天强迫犯人工作十几个小时,大批缝制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的指定用球。世界舆论为之哗然。
6月25日,鲍戈发表致香港特首董建华的公开信,欢迎香港回到祖国怀抱,同时,建议香港政府在7月1日主权移交仪式当天,不要对游行示威的人群采取镇压行动,以保持香港的开放形象,为内地树立民主典范。董建华办公室后来回函表示感谢。
7月11日,鲍戈发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调查不久前发生在四川省绵阳市的大规模警民冲突流血事件,呼吁确保下岗工人的合法权益,并允许工人组建独立工会。8月中旬,公安部长陶驷驹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发言,认为绵阳工潮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制造事端”,并点名鲍戈就是利用下岗失业职工问题制造事端的“敌人”,公开表示在必要时将对其采取行动。“国际特赦”等人权团体从媒体上获知这条消息时,都为鲍戈的安全担心,纷纷向中国有关部门询问情况。
8月15日,鲍戈和《新民晚报》主编冯英子致函民政部,要求批准成立“对日索赔全民公决倡导会”。鲍戈表示,民间的战争受害者向日本进行索赔,如果得不到自己政府的坚定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他说:“为了打击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现在将战争赔偿问题交付全民公决,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9月8日,美、俄、英、法、德、澳、加、日等国的国际广播电台纷纷报道鲍戈致中共“十五大”的公开信。鲍戈建议中央火化毛泽东遗体,以此表明破除个人迷信的决心,促进党内民主建设。该信还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张,包括开放党禁和报禁等。
10月30日,鲍戈在江泽民与克林顿会晤的第二天,获得赴美护照和签证。11月5日,鲍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寄出最后一封信之后,偕妹鲍缨启程赴美。法新社记者在上海虹桥机场采访鲍戈时,遭到上海警方拘留;而前一天晚上,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也在前往鲍戈住所途中遭到拘留。当鲍戈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时,受到上百名记者包围采访。鲍戈表示,在不久的将来,他将返回中国继续从事民主运动。记者问他得以出国是否与江泽民访美有关,他说是的,“可以这样认为”。
鲍戈到美国的第一年,经常以“人权呼声”驻美代表的身份发表各项声明。他曾为《北京之春》和 “民联阵-自民党”撰写过大量文稿,却拒绝加入海外民运团体,也从未向美国、台湾任何机构申请过经费,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政治立场,这在流亡异见人士中是绝无仅有的。
1998年5月,鲍戈在香港发表《说六四,话民运》。这篇广为流传的文章,被认为对于数年后国内兴起的“维权运动”具有指导意义。鲍戈写道:“要在中国持久地组织民间运动而不夭折,首先必须恪守其活动的合法性,并且不直接提出尖锐的政治主张。等到长年累月地同社会各界包括同政府内部人士建立广泛联系,并且深孚民心之后,才逐步时进时退地提民主要求,并择时施压和适当妥协,如此方可奏效。”
他告诫海外民运人士:“此外还得忌做客厅英雄,清谈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革命高调。要知道现时国内的政治斗争其实质是利益冲突,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共产党不肯还政于民并非舍不得放弃共产主义,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权;同样,近年来民众频频走上街头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吁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恶吏任意剥夺的合法权利。因此,发起公民权利运动是民运从校园走向民间、从海外回归本土的唯一出路。民运人士应从‘六四’的余烬和‘领袖’的光环中走出来,尽快找到各自参与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的实际切入点。”这番论述出自理性而务实的思索,令人耳目一新。
1998年6月,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的当天,鲍戈在澳门举行记者会,起诉大赛的足球供应商Adidas公司,对于他在中国劳教所中被强迫生产该公司产品时所遭受的苦难,正式要求赔偿。两星期后,另一名民运人士韩立法从上海市第一劳教所释放,也向记者诉说自己被强迫生产Adidas足球的经历,并揭露,遭警察殴打和虐待犯人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
1999年4月,鲍戈为香港《前哨》杂志所撰写的《一九九八年中国洪灾真相》,被《世纪中国》等许多网站转刊。由于这篇报告对于三峡工程及环境问题提供了大量有份量的论据,鲍戈因此经常受邀就中国的环保问题发表评论。同年9月纽约“中国绿色和平”成立,鲍戈担任理事。
鲍戈到了美国却拒绝参加海外民运团体,据分析,可能是不愿被卷入内斗频仍、背景复杂的无底深渊。海外民运长期受台湾情报机关操纵,至1994年,台湾“军情局”直接控制民运团体达17个,民运因此陷入反华叛国、协助台独的误区,从而失去了广大侨胞的支持。魏京生、吴弘达、阮铭、王希哲、“北京之春”、“学自联”之流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反对欧洲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反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反对北京主办奥运,要求日本加强美日军事联盟遏制中国崛起,鼓吹制裁中国和分裂中国,以及勾结台独、藏独、疆独、日本右翼、赖昌星、法轮功等,对于这一切,鲍戈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也因此遭到对手诋毁。他的爱国热忱被一些人说成是“投共”。
2001年7月13日,世界各大通讯社在发布北京获得奥运主办权的消息时,纷纷刊发了鲍戈寄往北京的祝贺信。鲍戈告诉记者:“虽然中国目前仍然是一党专政,人民没有组党、办报、创建独立工会及人权组织的自由,无权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法治徒有虚名,腐败现象相当普遍,社会公正机制尚未建立,但是,我并没有忽视这些年来祖国所发生的惊人变化和进步,同时为祖国取得的每一项建设成就而高兴。”鲍戈指出:“确有人从某些机构秘密领取经费,一直从事反对北京申奥、反对美中两国交流与合作、支持台独和藏独等活动,但包括我在内的更多的人则真诚希望祖国繁荣进步,稳步实现民主转型。我相信,北京主办奥运不仅可以带动经济发展,促进国力增强,而且也将迫使国家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统治方式,从而加快民主法制建设。”
2002年6月1日,《世界日报》发表了鲍戈致伍弗维茨的公开信,赞扬布什内阁成员首次表态反对台独。鲍戈写道:“长期以来美国对于台海两岸的政策多被曲解同情台独和为其撑腰,同时亦有人不断挑起中美两国之间的敌意,这使得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变为负面,以致美国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的许多做法都被解读为‘反华’。中美愈对抗,愈助长中国政治保守势力抵御西方价值观,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也使台海两岸成为现代战争的策源地。”鲍戈指出,台独将毁灭台湾,而决不是“保卫台湾的民主”。他说:“台湾只有融入中国社会,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够在全中国范围内产生影响,同时它的经济发展潜力也不会衰竭。”
同年6月4日,鲍戈宣布成立“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提出“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的十六字方针,公开与刘青、魏京生等人决裂。纽约《星岛日报》以《六四纪念首现“双胞胎”,“台独”分歧成决裂主因》为题报道了这一冲突。鲍戈表示,在海外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很难避免外部势力误导民运发展方向,比如台独、藏独团体以及美国的反华势力总想插手民运,让民运为其所用,而《北京之春》杂志社亦曾盗用民运的名义,与疆独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另外,魏京生等人跑李登辉跟前投其所好,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对海外民运造成了负面影响。鲍戈说:“既然大家政见不一,不能合作,那就索性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闻讯立刻在《南方快报》上发表《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运》一文,诬蔑鲍戈是“中国政府黑手”。阮铭表示,“反独”就是“反台”。
8月10日,纽约侨团欢迎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王津平访美的会场里,回荡着鲍戈巨雷般的声音—-“台独势力为了媚日求宠,竟感谢日本侵略中国、蹂躏台湾和签订《马关条约》,还公然诬蔑被日军强征的台湾‘慰安妇’都出于自愿。而不久前,台独势力又为了拉拢所谓的‘友邦’,竟然对‘友邦’的足球队搞‘妓女外交’,全然不顾台湾妇女的人权。台独势力对外不惜盗用台湾纳税人的血汗钱,秘密收买美国、日本的政客来对付祖国大陆,对内则对于主张和平统一的人士进行辱骂、诬陷和殴打,诬蔑他们是‘投共卖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讲什么人权吗?”他大声疾呼:“台湾民众要坚决抵制台独势力肆意挥霍岛内资源搞军备,勾结外国进行以武拒统,最终导致岛毁人亡、生灵涂炭的惨剧发生。在关键时刻,台湾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独势力进行搏斗,制止那些挑起战端的台独分子将财产转移国外,或逃往外国寻求庇护,要果断地对他们绳之以法,以绝后患,把两岸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2002年10月,鲍戈就中国驻美使馆不予办理其护照延期一事,向北京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稍后,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称,鲍戈因违反出入境法规定,“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活动”,外交部已依法注销其护照、出入境证件。对于外交部的这种说法,以及北京法院最后决定不予受理此案,鲍戈并未采取任何过激行动,表示“人民自有公断”,他有耐心等待法制建设走上轨道。

高华之<红太阳>读后感, 结合老金的<二杆子系列>学习心得

Wednesday, September 10th, 2008

昨天是一口气把这本书读完的.
许多东西基本上旁证都读过, 只是没有高华写得这么好, 线条分明, 求证殷实.
回应本坛老金的"二杆子"理论, 看得出来毛的笔杆子就是在整风这个运动中练出来的.
中国的"二杆子"和老毛子的"二杆子"最大的不同就是花样, 说客气点是艺术, 或者来自于毛的天赋; 其实还不如说是中国的传统农民造反当皇帝的思想造成的. 在这样一个勾心斗角的群体里面, 宗派斗争是扣在别人头上的帽子, 却也是每一个人的救命稻草. 毛的特点就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工具. 然而这也就恰恰证明了他一生都没有彻底摆拖小农思想, 直到皇袍加身, 依然无法认定自己是真正的天子, 最终推己度人, 弄权成瘾, 怀疑一切. 假如他多活二十岁, 说不定江清, 张春桥等人还会给他自己整死.
相对于斯大林而言, 他看不惯谁就把谁交给秘密警察弄掉就完事, 根本就不用考虑什么这个哪个的. 斯大林也根本就没有什么站在知识分子面前就觉得自己矮一截的那种刻骨铭心的自卑. 毛对知识分子几乎是变态的仇视, 这一点对中国社会后面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
看看政治斗争里面方方面面的嘴脸, 比较延安整风, 57年反右和后来的文革, 直到邓复出收拾"凡是"派, 表面上花样翻新, 实际上线条雷同, 仔细观察, 耐人寻味. 中共的老大看来注定是要在争权夺利的游戏中胜出的, 就向老芦说的, 他们都缺乏古代皇帝的先天合法性, 可以断定, 中国的"二杆子"形态将会是所有"二杆子"国家里面历史最长久的一个, 因为这个制度是统治者的生命线.
老金请假了, 等着他回来逛逛再聊.

如果

Saturday, September 6th, 2008

如果
易明
如果生命是你所最宝贵的
我将为你死上两次
第一次忧郁成疾,第二次舍身救美
如果金钱是你所最需要的
我将为你豪赌两次
第一次孤注一掷,第二次以命相许
如果自由是你所最珍视的
我将带你周游两次
第一次海角天涯,第二次长天奔月
如果爱情是你所最渴望的
我将为你恋爱两次
第一次一见钟情,第二次不离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