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October, 2008

睹景遐思——劝老乡

Monday, October 27th, 2008

劝老乡
山灵水秀少无忧,
唤雨乘龙志半酬。
既尝五味人生趣,
笑看江湖享艳秋。

吐血推荐:英雄志 PDF

Friday, October 24th, 2008

英雄志:
政治武侠小说的最高境界。看清楚呀,不是武侠小说,是政治武侠小说。
要是链接不能点击(有中文),就请Copy/Paste:
[url]http://cid-91cb60024f9c6bbb.skydrive.live.com/browse.aspx/英雄志[/url]
建议先看1-20:
[url]http://cid-91cb60024f9c6bbb.skydrive.live.com/self.aspx/英雄志/英雄志|51-20|6作者|7孙晓PDF.pdf[/url]
若你不能打开PDF文件,将文件名改为英文, 如 xyz.pdf
百度讨论区:
[url]http://tieba.baidu.com/f?kw=%D3%A2%D0%DB%D6%BE[/url]
不好看踢我,当然你要是对不出下对也就不用看啦
上联:“饮食欠泉,白水岂能度日”
 这上联分为两句,是为“饮食欠泉,白水岂能度日”,
那“饮食欠泉”四字,看来不成文意,但仔细读去,却觉另有
妙用。那“饮”字给拆了开来,变为“食”、“欠”二字;依
序读去,便成了“饮食欠”三字连环,除此之外,下头接的那
个“泉”字也有他用,分拆为“白”、“水”二字,便成
了“饮食欠,泉白水”六字连环,连续读去,便是这幅“饮食
欠泉,白水岂能度日”的奇妙上联。
你能对出下联吗?
看里面哪个人聪明博学如芦笛

今年全球温度(+汽油+股票)下降,“温室论战“在加温。。。

Thursday, October 23rd, 2008

昨天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教务长Bill Chameides,在《Global Warming and Predictions of an Impending Ice Age - Part 1》中,用卫星30年来实测数据分析了太阳总辐照度(TSI) 的变化对地球气候的影响。
太阳黑子变化大约每11年一小周期,和每22年的太阳风。更长的周期还有80,180与黑子相关的地磁活动。
Bill Chameides 毫不含糊地承认太阳活动和地球温度的变化之间的联系(没法不承认),同时想要证明过去30年来太阳黑子的微小变化(10年间增加0.004%),相对于黑子在周期内的变化(10年间可达到200%),不会导致地球气温的升高。
最后,Bill Chameides 教授的结论是:太阳黑子变化不足为虑,“Solar Variations: Too Tiny to Matter”。地球温度上升自然是人类造成的。
关于太阳黑子的背景资料:
1. 世界上最早的太阳黑子的记录是中国公元前140年前后成书的《淮南子》中记载的。
2. 美丽的太阳黑子蝴蝶图:

3. 太阳也有泡泡:太阳风
4. 北极光:

Bill Chameides 教授“太阳黑子变化不足为虑”昨天发表后,我估计今天全球气温会上升,果然一场大战就要开打了。
英国撒切尔夫人的能源顾问Christopher Monckton子爵开始接招:
http://co2sceptics.com/news.php?id=1984
Monckton子爵挑战Al Gore:

聪明的芦友们,从图中:

我们看到:太阳黑子30年间的变化的确要远小于黑子11年间周期内的变化。
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地球物理学会院士,MacElwane奖获得者的Bill Chameides 教授会赢吗?
同时请关注,Bill Chameides 教授过两天的第二招。他准备解释太阳地磁场对地球气候的影响,但愿不是”Too Tiny to Matter“。

睹景遐思——孰是孰非可有定则?

Monday, October 20th, 2008

日前习拳之余,喜见勤蜂营营,艳花茵茵。候镜良久,方得数影。蜂花虽渺小,
却开我心窍。剪裁之际忽有所思,遂记之于下。
是花招蜂邪,
是蜂扰花。
或是蜂花融融各得其所?
该剿灭浪蜂邪,
该铲除艳花
还是呵护自然生态?
是非招论评
评论惹是非
超然非是论
忽识天理恢

台湾当局与海外“民运”的合作内幕 (2002版)

Monday, October 20th, 2008

台湾出版的《自由时报》9月23日出人意外地掀开了关于“国安局”出资两亿多新台币设立的《北京之春》杂志社,在“支持民运”的名义下每年搜集情报二百五十件的内幕。报道说,《北京之春》杂志社目前的“社长”一职由“民运人士”王丹担任。据台湾前“立法委员”钱达介绍,自1982年起,台湾国民党提供给“海外民运”机关刊物《中国之春》的经费主要是通过台湾政府中的情治单位拨出的,并不在“行政院”的行政开支预算之内。民进党上台执政以后,为了使“海外民运”的活动更符合台湾新政府的意图,决定将资助方式由以前的“定额补助”改为“逐案审查”。对此,“陆委会”副主委陈明通解释道,这样做的目的是“钱要花在刀口上”。这则新闻很快被海外各中文媒体转载,成为2002年“海外民运”最引人关注的话题。
长期以来指责“民运组织”为台湾情治机构工作的批评之声不断,但《北京之春》等“民运组织”均予以否认和驳斥,还谴责这是“共特造谣”。此次台湾《自由时报》的曝光报道,无异于打了《北京之春》的一记耳光。一向自称“海外最大的民运杂志”的《北京之春》曾因代表“海外民运”与设在土耳其的“疆独”基地组织签订“合作协议”,以及刊登广告公开为北约战机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之举进行狡辩,而在美国的其它“民运组织”以及华人社区中招致非议,被斥为“台谍机构”和“败类”。其实,《北京之春》隶属于台湾情治系统还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民联”、“民阵”、“民联阵”、“自民党”、“中国人权”、“联席会议”、“中国之音”、“联总之声”、“天安门一代”、“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大纪元》、《议报》、《新世纪》、“汉藏协会”、“学自联”等组织又何尝脱离干系?尽管《北京之春》的“经理”薛伟抱怨台湾给钱的数目越来越少,声称该社目前的处境是“在工作人员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情况下勉强维持”,然而,实际上他本人则早已从长年经手不受监督的秘密经费中获益,在美国拥有几处房产。早先另一名主管《中国之春》秘密经费的“民运人士”徐邦泰,以及曾任“民阵”主席的万润南,也一度被人指责“私吞大笔公款”。
向往民主自由的人们一直感到困惑,王丹等“民运人士”到了海外之后,何以自甘沦为台湾一些反华、分裂势力的工具?在由台湾或外国机构资助的几家网站、报刊、电台上,几位自诩为“民运主流”的评论员先后充当着台湾李登辉、陈水扁两朝雇主的喉舌。他们往往一稿数投,相互因袭,唱着同一个调,论点大致与台湾“陆委会”各个时期的对外发言基调亦步亦趋。虽然这些“民运人士”常常说,“只要能搞民运,不必理会钱从哪里来”,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既然从间谍机构领取工资,就得完成情报任务,正如拿了“远华案”赖昌星的钱,就得为其上庭辩护和出书立传。反华、分裂势力之所以要“民运人士”出面活动,无非是要在遏制、肢解中国的“战略”中打出一面漂亮的“民主人权”的旗号。众所周知,“台独教父”李登辉就是以“大陆不民主,两岸不统一”作幌子,要实现他的中国“七块论”。1998年12月“民运人士”魏京生到台湾受李登辉接见,为了获得二百万美元的资助,竟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台湾没有按魏京生要的数目给钱,但是让《北京之春》牵头为他搞了一个“民运联席会议”,授予“主席”虚衔,在满足其虚荣心的同时,调高他的反华音量。
面对台湾媒体突如其来的曝光,《北京之春》“社长”王丹透过“多维新闻社”作了一番不能自圆其说的辩解。这个同性恋者称,只要自己当一天“社长”,《北京之春》就不会接受情报机构提供的经费,也不会接受任何有特定政治条件的捐款,而要去向那些“正当的基金会”(例如“美国民主基金会”)申请经费。其实,《北京之春》的“编辑委员会”成员都由台湾“国安局”定案,王丹的人事调动也得经过“国安局”。既然该杂志迄今名义上仍是“中国民联”的机关刊物,王丹不是“民联”成员,“社长”一职显然并非通过“民联”产生,况且直至《自由时报》的报道出来之前,“民运团体”对“社长”易人一事均未知情。这个连美国任何一所普通大学的入学考试都无法通过的王丹,虽然早在北京大学读一年级时就因学习成绩太差而差点留级,通过关系而“转系”,但在辍学入狱十年之后,却以“民运人士”身份破格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博士,据报道他在哈佛入学的将近二十万美元的费用悉由台湾提供,而且还以“研究八十年代以后的台湾社会”为名经常呆在台北,因此,他实际上并不可能多涉足《北京之春》的编辑事务。《北京之春》的“总编辑”胡平也在对“多维社”说,《北京之春》与台湾方面“合作关系单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不会有“惊人内幕”公布之举。然而钱达等人9月21日已向《自由时报》驻美特派员曹郁芬公开表示,“一旦台湾政府不再补助时,相关人士届时不排除会揭露台湾政府与民运组织之间的‘特殊合作’内幕”。这种口吻无异于“要挟”。尽管《北京之春》经理薛伟也口口声声说,“我们不会因为台湾不给钱了,就搞对抗”,试想,倘若他们真的那么顺服,守口如瓶,岂会把事情闹得在媒体上沸沸扬扬吗?由此看来,王丹接任“社长”的另一项收获就是,日后他也完全可以因为知悉机密而获得要挟主子的筹码了。
当然,为台湾收集情报并非“海外民运”的主业和所长,因而据钱达透露,台湾“国安局”为此作了通融,决定“由自己内部来帮助消化处理”给《北京之春》等机构限定的情报件数。按常理,台湾要“海外民运”做的正事主要还在舆论方面,即抨击大陆,为台湾助阵。透过弥漫于“海外民运”之间的越来越浓烈的“国家虚无主义”论调,令人明显感受到台湾方面对于“主权定位”问题的越来越深重的忧虑。随着台湾由国民党政权过渡到民进党政权,“海外民运”的舆论主调也由“逢共(共党)必反”演绎成“逢中(大陆)必反”。归纳起来,就是在一波接一波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批判过程中,要逐渐淡化大陆民众的“国家意识”、“民族情结”;同时,在“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依托下,否定大陆对台湾拥有主权。台北当局一说“台湾不是港澳,不接受一国两制”,“海外民运”便立刻抨击香港、澳门“没有人权”,今非昔比;台北当局否认“一中”和“九二共识”,“海外民运”便以联合国的成员国两韩、两德为例,来比照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声称两岸即便要实现统一,也得按“联邦”或“邦联”的模式,采用“中华两国”。近两年,“海外民运”随着幕后的指挥棒“闻鸡起舞”,批判“民族主义”的方式日渐呈现激进化的趋势,甚而出现项小吉、北明、远志明等人分别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日军南京大屠杀进行辩护的耸人听闻之语。如果说“海外民运”过去以“迫使中国改进人权”为由而反对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反对北京举办奥运会、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及反对中共领导人出访等等,还有一些道理的话,那么,如今斥责大陆网民为“爱国贼”,给“东土尔其斯坦独立运动”贴上“民运”的标签,把“远华案”主犯赖昌星说成是和刘少奇、“四人帮”一样的“政治犯”,是所谓“创造了经济奇迹”的“英雄”,以及刘晓波等人一度撰文称“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等等,则完全是谬论,导致“海外民运”从此失去了听众。不过,王希哲却还公开“告诫”王丹、王军涛说“不要怕孤立”,不必理会华人的看法,言外之意是“民运”应继续保持周舵所形容的那种“自唱自弹”状态,“只要台湾听得顺耳就行”。
定居美国纽约的台湾民进党元老洪哲胜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台湾之所以应该支持“大陆民运”,就是要“让大陆忙不过来”,大陆一乱,台湾就有机会实现独立了。其实,洪哲胜也明白,其所谓“支持民运”的结果,只是让几位所谓“主流派”的“民运人士”获取金钱资助或其它方面的一些名利而已,然而却以“海外民运”的整体声誉受损及内部分裂为惨痛代价的。当然,那种“主流”与“非主流”之分,系由台湾“操盘”而定,凡是能在他们掌控的会议中应邀主讲,或者在他们资助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便是“主流”。因“资源”有限,故“规矩”颇严,绝对排斥异己。“主流派”里的“大角色”协助台湾外交或推动反华声浪,“小角色”则帮腔诋毁、讨伐一下“海外民运”内部的异己派系,也算表明了自己“立场可靠”。虽然“主流派”一再强调“民运”应当团结包括“台独”、“藏独”、“疆独”、“蒙独”、“法轮功”、“中功”以及赖昌星等在内的“一切反共力量”,但是,凡说这些话的人却往往正是内斗起来最凶很的“要角”,非把对方打成“中共特务”才罢休,斗来杀去,将“海外民运”折腾得山头林立。为了争夺“资源”,“主流派”内部也时有发生相互贬低、拆台的闹剧,例如刘青和萧强容不得卢四清、吴弘达及李洪宽等人在主流美国媒体上越来越多的声音,频频向某些“基金会”递送中伤他们的材料;王希哲、薛明德等为了发言资格被夺,而跑到美国国会与魏京生、刘青等高声对骂,推搡冲撞;王丹的“天安门一代”会议的排斥性也颇强,竟然叫来警察,对原“北高联”主席周勇军、“外高联”主席连胜德等人实行“清场”;此外,薛伟、胡平等也曾为了不让秘密经费的控制权旁落,而与徐邦泰、伍凡等闹上法庭,最后导致《北京之春》与《中国之春》分裂;而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随后又因为不愿把《中国之春》交给王策、林樵清、王涵万接管,促使“民联阵”与“民联阵–自民党”二度分裂,等等。对于这些现象,就连台湾“陆委会”的官员们也颇为费解,为何台湾的慷慨“支持”,非但未见使“海外民运”壮大,还反而使华人离“民运”越来越远?最后他们只好埋怨“大陆共产党教育出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了。“民运人士”中的确有为数不少者是大陆“文革”、“反右”运动中的“极左派”和“打砸抢分子”出身的(如魏京生、阮铭、王希哲、方圆等),缺乏民主素养,但作为“民主台湾”的当今执政者,岂不也是在台湾的现实政治斗争中,给在野党领袖们扣上了一顶“联共反台”或“投共卖台”的大“帽子”吗?挂在口头上的“民主”并不可靠。
虽然《大参考》以“台湾媒体披露:政府给大陆海外民运刊物《北京之春》断了奶”为标题向“民运团体”通报了这一令人不悦的消息,但是,“海外民运”也没有必要担心台湾或美国会真正对他们“断奶”,毕竟他们的利用价值仍然客观存在,毋需再以“无与轮比的喜悦”之类让人肉麻的词汇来欢呼台湾新主,或联篇累牍地颂唱“台湾经验”了。其实,在“统独问题”上,大多数“民运人士”内心都很矛盾,以往他们多以“维持现状”来搪塞,但自从陈水扁入主台北“总统府”以来,原先不敢苟同“台独”的,现在也站出来为“一边一国论”打气;原先附庸“一中各表”的,现在也改口“坚拒一中”。这算是投机迎合呢,还是政治觉悟提高了呢?这些年来“主流派”的“民运人士”在《北京之春》等机构的安排下,每年都跑不少地方,从台北、泰国到美国、欧洲、澳洲,从“疆独”的大本营土尔其到“西藏流亡政府”的印度所在地达兰萨拉,每回都不必自己掏钱。同时,一些有反华背景的“基金会”还给他们颁发了奖状或津贴。没文化的照样在美国著名学府获聘“访问学者”,拿学位的也不必参加堂堂考试或到校听课。当年天安门广场前流血的示威者们以及现今国内在押的政治犯们,都成为这些人在海外以“民运领袖”自居的政治资本。至少直到将来台湾问题彻底解决之前,他们仍可以过着一种衣食无虞、不劳而获、喊喊空洞口号、骂骂中国、吹捧几句台湾的逢场作戏而又自我封闭的生活方式,与普通华人格格不入。就这么几十号人,在狭小的活动空间里,不断地成立这个或那个组织,不断编写经费报告,不断结派,不断倾轧,不断在内部揪“特务”,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末了客死他乡连开个追悼会也被强差人意和利用,令人摇头唏嘘。为了总结他们在“民主事业”上的业绩,本文最后罗列部分“民运人士”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和演讲的题目,读者从中可以大致领略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的轨迹。
张宝钦
2002年9月26日
※※※※※※※※※※※※※※※※※※※※※※※※※※※※※※※※※※
● 贝 岭: 有相同文化血统,并不等于说只能有一国—-与陈水扁总统对谈
● 任畹町: 祝贺陈水扁荣任中华民国第二届民选总统
● 魏京生: 与陈水扁分享无与伦比的喜悦
● 魏京生: 台独也可支持中国民运
● 魏京生: 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历史性一步—-就陈水扁当选总统的谈话
● 魏京生: 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与纳粹主义
● 魏京生: 我对台湾独立问题的看法
● 魏京生: 狂热的爱国主义
● 魏京生: 中共的外交越搞越失败
● 魏京生: 国际反恐,中共欲借刀杀人
● 魏京生: 北京办奥运—-手铐与金牌
● 魏京生: 民运海外联席会议反对北京主办奥运的声明
● 魏京生: 不能以人权做交易—-民运联席会议关于反对美国给予中国PNTR的声明
● 王炳章: 狭隘民族主义是独裁者的最后防空洞
● 王炳章: 欢迎台湾民进党协助催生大陆反对党
● 王炳章: 重建中华民国
● 周勇军: 民主精神不打折扣—- “一边一国”展现陈总统具中国政治家少有的政治坦诚
● 李国辉: 北京,你还不配办奥运会 
● 阮 铭: 九二无共识,一中是绞索
● 阮 铭: “一中”风暴
● 阮 铭: 梦幻“一中”
● 阮 铭: “一个中国”病毒探源
● 阮 铭: “反台独”是黄鼠狼语言
● […]

God Damn O8

Friday, October 17th, 2008

昨晚的总统辩论简直就没法看下去,两个问题想问O8
1. O8 至少5次面不改色大言要为那些上不起大学的孩子奋斗,不像他大谈健保和失业时,他并没有给出任何名字。
我想问,在美国真有上不了大学的人吗?
美国学费是贵,但资助特多。女儿真正准备明年上大学,我知道无论哈佛,斯坦福等天价贵族学院,他们都誓言旦旦保证:录取和家庭经济条件无关。若你能上那大学,你没钱,便不付一分钱。
若你不能上一流学校,你可以上九流的州立大学,如同医院不敢因经济状况拒绝病人一样,美国有人是因为没钱而不能上大学吗?
听说过美国还有一学校完全免费的大学,且只收贫困生。
你我多是留学来的,你来时又有多少钱?美国的大学其实知道你没钱,又为何录取了你?
许多人与我一样,作为中产阶级,我们非常困难(其实能够)供养我女儿去哥伦比亚大学,然而,O8并没有那问题,O8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去哥伦比亚是因为你有足够的钱吗?
在美国,上不起大学的人应该是那些不想上大学的O8的兄弟们,要我们如何去帮?
2. 经济如此恶劣,O8你凭什么预算还要高出布什政府?不管你有多少的允诺要满足你那些诅咒美国的教父:

美国必须要削减开支,共渡危难。
God Bless America
美国教育经费列世界第一:
http://www.nationmaster.com/graph/edu_tot_exp_as_of_gdp-education-total-expenditure-gdp

论“对”、“错”的运用

Friday, October 17th, 2008

日前我说了,在网上辩论要避免自作聪明的画蛇添足。现在再来说说如何
合理运用“对”、“错”判断。
我在网上不用“对”、“错”或“好”、“坏”来评论他人的见解。这一
作法引起某些网友的质疑。其实,不仅在网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也抱同
样的态度。这也引起不少朋友“不分是非”的责难。所以,我认为介绍一
下我对“对”、“错”的认识是会有些普遍意义的。
“对”、“错”两字,都是多义字。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对某种行
为或认识的判断,“对”是正确的同义词,当来源于“适当的”、“相配
的”。“错”则是不正确的同义词。来源于“抵牾不合”。由此可见,“
对”、“错”的判断都涉及到一个准则。符合准则的行为或认识就是“对
的”;反之,与准则相抵牾的就是“错的”。因此,没有准则就无所谓
“对”、“错”了。
尽管,我们经常听到“普世的标准”、“普世的价值”等等,似乎世界上
真存在着为人类共同遵循的准则似的。在我看来,其实,被雄辩家们冠以
“普世”之名的种种准则,其实只是他个人为别人定的准则,或是一个群
体为另一群体定的准则。行为或认识的准则,其功能之一在于为判断“对
”、“错”提供依据。然而,更重要的是对“错误”行为具有的约束功
能。如果,我们判断“对”、“错”不是为了阻止错误行为,纠正错误认
识,岂非多此一举?所以,准则的成立的必要条件是背后有道义或权力的
支撑。换言之,制订准则之个体必须具有道义的权威或行为的权力。否则,
自认的准则对他人的行为或认识毫无约束力。也就不能被视作准则。
例如,交通警由于具有行政当局赋予的解释交通规则以及维持正常交通秩
序的权力。他就能作出红灯行车是错误行为的判断,并随时可以加以阻止。
任何人提出红灯可以行车的准则就因为没有制订交通规则的权力而不能成
立。因此,也就不能因为自认有红灯行车的权利而将红灯行车判定为正确
行为。在此红灯行车的权利是被剥夺了的。如果,某人在沙漠之中,立了
个红绿灯柱,因为他没有被赋予管理交通的权力,在那里不管红灯还是绿
灯,你都有行车的权利,也没有人能因你穿过红灯的行为是错误的而加以
阻止。
由此可见,制订判断行为对、错的准则需要权威或权力,执行阻止错误行
为也需要权威或权力。那么,在权威或权力不达之领域,去判断别人的行
为或认识的对错便无根据可依。即使你的对、错判断有道理的,你又无阻
止其行为的权力,便无任何实际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岂非重要的是把自
己的理说清楚,而将对,错的判断留给对方或听者去作出各自的判断更有
利于解决实际问题。
在此,我并没有抛弃自己是非标准意思,因为自己有制订个人行为准则和
约束自己行为的权力。所以,每个人必定要为自己制订个人的行为准则,
并且必须时时根据自订的行为准则,检视自己行为的对,错。只有坚信
自己的是非观的正确性,才可能坦诚地与人作理性的交流。对任何人的观
点,只求理解,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去根据自订的准则作出的“对”、
“错”判断去反对他人的认识或行为。更不必存战胜他人之心。
根据同样的原理,既然自己不以对错来评论讨论对手,对手如果用“对”
、“错”来评论自己观点的行为也无作出“对”、“错”判断的必要。只
要此人没有用任何不合法的手段来阻止他人的发言,都是可以接受的。任
何人在自己权威或权力之外的领域中,对他人的认识作任何简单的,没经
过认真论证的“对”,“错”评论,我觉得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这只是
一种自我慰藉的举动,也是缺乏让公众自行判断的自信性的表现。历来,
专制主义者,骄妄自大者最好用自定的准则对人施以无稽的“对”、“错”
判断。在思想交流中,我们研究对方的论证是否符合事实与逻辑性远比评
判对方的“对”、“错”重要得多。
“对”、“错”,最不合用于说理的探讨之中。而最多地被用于政治论战,
或为一己私利的蛊惑民众,不负责任的口水战之中。
政治论战的双方从来不是以事实,与思维的逻辑性为主要依据。参与政治
论战的人,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个人或某一利益集团的政经利益。符合自己
政经利益的行为或言论,无论多么荒唐,多么不合逻辑总是“对”的,否
则便是“错”的。这是因为,他们参与政治论证的根本目的不是维护他们
的既得利益,维护他们的现有权力,思想权威,就是为了从别人手中夺取
自己所追求的利益,权力或思想权威。他们论战最终所依凭的往往也是现
有的权力,或自认的道义力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的,统治者与民
众之间有关正当权力的论争,老师与学生关于考试答案正确与否的论争。
家长与子女对言行的准则的争论。等等,等等。都必然要涉及“对”,“
错”的判断。因为,这些争论都牵涉到在一种社会秩序下,以双方权力或
权威为依据所作的名利争夺。那么,如果对这种权力、权威或名利不感兴
趣者以“对”、“错”来评断对话者的意见岂非无聊。其实,即使参与政
治论战的人,有哪位会因为对手指责自己“错”了,而放弃论争的?频频
地用“错”来指责对手的政论者,更多的倒是出于不自信,为迷惑听众所
玩弄的小伎俩而已。
所以,我在与网友探讨时还会抱定宗旨尽量不简单地用“对”、“错”来
评判对手。我也会尽量避免“反对”别人的观点。当然,我不会轻易地认
同自己还没有认识清楚的观点。我也建议对政争,思想权威,名利不感兴
趣的网友,尽量少用“对”、“错”这种对解决分歧毫无实效,简单粗糙
的断语。让那些热衷于政争,追逐名利的人尽兴地去使用他们的“对”、
“错”判断吧。

写诗机:科学对艺术的挑战

Wednesday, October 15th, 2008

写诗机:科学对艺术的挑战
易明
今天在网上闲逛,无意中看到了一个提供写诗软件的网页,俗称“写诗机”的,不由
得好奇心起,就不由自主地填了几个干词进去,不料不到两秒钟,居然有新诗出炉
了,还美其名曰“著名的江南婉约派诗人易明创作新诗一首”, 如下文所示:
《青春的声音》
http://www.dopoem.com
天际露出少女的红晕
上帝用蓝色的尺丈量着黑暗的风
喜鹊坐在傍晚悲伤地哭
秋天的公园,从未如此灰暗
三四个学生,坐在亭子里 读书
青春的声音,能暗示命运?
歌声从三个方向飘起
谁在午夜的剧院演奏天籁之曲?
这种诗,当然是垃圾, 但是细想一下,也比一些俗称“梨花体”的新诗人凝思苦想
出来的差不了多少。这倒令人突发奇想,在艺术作品日益格式化的今天,其它的文
学形式如小说美术电影电视等等,是否也可以用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成批量地
生产出来呢?
众所周知,各种文学艺术似乎都有一些创作上的定式。比如我们在看某些电影或电
视剧时,除了那些经典作品之外,往往从一开始就能估计到一定的结局。而对於现
实生活中大量的雷同化程式化比如某些“肥皂剧”之类的影视作品,除了专家之外,
一般人似乎也不会太在意其艺术价值。这就使得这类作品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成为
可能。如果有几个有一定文学艺术造诣的高人,能将这诸多程式编成软件,考虑多
种排列组合,发明若干经典桥段,那不是就可以用极短的时间,创作出大量的不同
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来吗?至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作这样的尝试还是有意义的。
不过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还是难免的。比如我前文提到的写诗机,虽然
有从婉约到豪放再到朦胧等数十个诗词流派,但也有“穿帮”的时候。比如当我选
择了一个豪放派的“五言古诗”并预设以《 芦笛》为题的时候,出来的却是这样的
一个“三句半”:
《 芦笛与战斗》
芦笛有钻石多少?
战斗少不了!
网文不用说,
好!!!

徐水良先生这段文字写的真好

Monday, October 13th, 2008

人有三种境界:
1、最差的,就是流氓无赖中、最低档的那一类流氓无赖,不要脸
皮,不考虑大家的观感,很无耻的那一种。人到不要脸,就没有救
了。
流氓有两大类,一类还保留江湖义气及流氓规矩,如中国传统黑社会
的大多数。一类不遵守江湖义气和流氓规矩。
后一类不遵守江湖义气和流氓规矩的,又分成两小类:一小类是死要
脸皮的,如毛泽东;一类是死不要脸的,如邓小平。
中国社会上不入流的流氓无赖,特别是当代那些流氓无赖,往往属于
不要脸皮的一类。
芦笛、河边等人渣,就属于这一类。(当然,要把这种人渣和毛泽东邓小平相提,是太抬举它们了。盖此类有毛邓之坏[且超过万倍],但绝无毛邓之才之能也。)

论阎崇年挨打问题

Saturday, October 11th, 2008

看到某人信口雌黄,竟说什么打阎崇年是中共指示的,不禁哑然失笑。
虽然言论自由,什么胡说八道都有发布的权利,但人们自然也有对最荒谬最离谱的谬论(像我上面说的这种胡说说是谬论都是抬举,哪有什么论呢?分明就是闭眼胡说而已)嗤之以鼻的权利。
该人竟然把事情进行180度的颠倒,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混淆是非的能力超过了秦赵高。
大凡对中国现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现代中共国,吹捧满清,贬低明朝和辛亥革命,是中共大力鼓吹的。迄今为止,基本看不到正面反映明朝等汉族王朝历史的影视片和文艺作品(反映辛亥革命的走向共和是漏网之鱼,只播出一次就被禁止重播),尤其是涉及汉族和外族斗争历史的题材更加严重受限。相反,康熙帝国,施琅大将军等完全站在满清立场,丑化反清人士和汉族人民的片子却在中共国家电视台大肆播出,对全国人民进行严重的洗脑。
中共以后满清自居,正在重修清史,这部中共版清史的政治立场将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满清遗老编纂的清史稿更加放肆更加反动,将正面评价满清对汉族人民的屠杀征服和奴化。
中共各级中小学教材,早已命令禁止称呼岳飞文天祥等人为民族英雄,相反,对努尔哈赤等人的“贡献”,却要大肆宣扬,让广大汉族学童从小就树立满清等异族统治者高贵汉族低贱的民族自虐思想。
中共的百家讲坛节目,长期成为美化满清历史的阵地。阎崇年等人在这里大肆美化满清的历史,把清朝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屈辱最专制的朝代吹捧成中国最伟大的朝代,相反,揭露清朝黑暗面,讲述汉族历史上抵抗外族侵略的节目却从来不被允许在百家讲坛播出。百家讲坛成了满清一家的讲坛,不允许相反的声音发出,这是阎崇年这次挨打的深层原因。
具体到这次阎崇年挨打事件。首先,打阎崇年的是有良心有胆识的热血青年,是杨佳一样的青年。他们是中共长期对80后青年进行腐蚀而终于没有被完全腐蚀掉的分子,是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希望的表征。
青年因为年龄阅历所限,不可能完全没有错误。这次,打阎的青年,良知热情有余,理性思辨有缺。他没有完全意识到现在的汉奸主义思潮,其责任不能由作为一个学者(虽然不是一个很合格的学者)的阎崇年来负,其根本上是中共专制主义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而无耻的丧失民族立场,大肆吹捧满清,借以打压对中共必然产生威胁的汉族人民的民心士气,并巩固中共的统治地位。
中共对满清的尊崇,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民三十八年,中共建政以后,初期并没有特别的尊崇满清,尽管这时期中共已经表现出了对满清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不尽相同的态度,即在民族团结的幌子下,停止民国长期进行的反清民族教育,在扶持少数民族发展的幌子下,中止民国时期,满人像历史上鲜卑人女真人一样被自然同化消亡的趋势,而使得满族重新作为一个民族发展了起来(三十八年统计,全国满人只有8000,而中共建政以后,满族人口逐年递增,现在竟已成了中国人口数量仅次于汉族的民族)。
但这时中共对满清还没有特别的尊崇。中共还没有以满清继承人自居。表现在,中共虽然停止了民族教育(中共作为外来教派的信奉者,从来没有民族主义),不再以民族主义来谴责满清,但是当时的中共作为阶级论者,把满清和其他王朝一样说成是所谓地主阶级压迫农民阶级的王朝,这虽然是胡说(中共的阶级论不能解释中国古代王朝时代的历史),但毕竟还是对满清进行贬斥而非吹捧的。因为中共政府这时没有特别关爱满清,所以受民国前朝的影响,民间自发的以民族主义精神谴责满清,仍然是远远超过了吹捧满清的思潮。这就是现在满族“愤青”对民国时期和中共建政初期满人受“压迫”痛心疾首的原因。
中共对满清开始大力尊崇,因此在极权统治支持下,带动全社会吹捧满清,糟践明朝和辛亥革命,压抑汉族人民的民族精神,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中共的传统意识形态在八九屠杀以后全面破产,中共自己意识到了毛共意识形态对中共自身有一定的反向杀伤力。毛共讲革命讲阶级斗争,赋予人民革命反对现政权以合法性,在中共自身掌握了政权以后,自身成为特权阶级以后,即成为传统共产党理论的被革命对象以后,如果继续坚持这一套理论的话,那就是等于鼓励被压迫阶级以这种理论为指南,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在毛泽东时期,中共如日方升,凭借毛泽东等的个人权威,还足以杜绝人民进行不利于中共的造反,但在中共进入新时期以后,继续坚持传统的这一套革命宣传的话,不啻自杀。所以,在1990年代以后,中共在包括历史观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从歌颂历史上对既得权力阶层的反抗者(不管中共这种歌颂是出于什么具体的用心),转而歌颂维护既得权力阶层的奴才走狗(汉奸曾国藩从中共建政早年被批判到近年被日益拔高,就是一个小例子)。吹捧满清“盛世”,丑化被清朝替代的明朝,丑化一切反清革命(例如太平天国本来是被中共称为农民革命[这本身是胡说,太平天国本质上是民族革命和宗教革命]加以歌颂,现在却被中共官方鼓励对其进行丑化),便是这种重大调整的一部分。上行下效,中共授意于上,社会上那一部分道德良心缺乏而政治嗅觉灵敏,善于趋炎附势迎风跟屁的无耻之辈(若“散文家”余秋雨,“导演”刘大印,伪儒陈明,以及“研究"出坚持孤岛抗清的郑经是”台独分子“的无耻”历史学者“,等等),进行了善良人类难以想象的大量无耻表演。而对这些表演想要进行据理力争的人们的声音,却不被中共允许给予发表的平台,只能在夹缝中偶尔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到21世纪以后,这种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糟践自己的民族的丑剧越演越烈。有压迫才有反拨,种种实在难以想象的无耻现象层出不穷,这才是汉族这个世界上在民族问题上最温顺最缺乏民族主义激情的民族终于有一部分被激怒了的原因所在。这次阎崇年挨打事件,只有在这一大背景下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我对这次阎崇年事件,既感到欣慰,原因如上述,也感到遗憾,那就是阎崇年并非最应挨打的,实际上,在吹捧满清,污蔑汉族,反对汉族反清革命上,比阎崇年表现的无耻过分的大有人在,比如那拍格格系列的台湾女文商琼瑶,那拍反动电视剧康熙王朝的流氓导演刘大印,那策划无耻之极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的伪儒陈明,那些公开歌颂清军入关正义,辱骂南明和明郑是抗拒“祖国统一”的“伪政府”的人渣“历史学者”,相对于这些人渣,应该说阎崇年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正常学者的范畴(虽然他的治学立场和方法确实大有问题),和阎崇年的矛盾本来主要还是一个学术论争的问题而非敌我矛盾,应该挨打的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人渣,而非阎崇年。不过这些人渣或者知名度不如阎崇年,或者不容易打到,结果阎崇年挨了这一巴掌,这一巴掌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阎崇年代更应挨打的人渣受过,他打的不是阎崇年一个人的脸,而是觉醒了的一代汉族青年向大肆滋生摧毁自己民族生机的民族败类的社会进行抗议的表征。
本来不想写那么多,写写就写多了。这里倒要谢谢那位无端造谣信口雌黄把事实做一百八十度扭曲的先生,没有他的胡说,我还未必有兴趣写出这么多文字来。至于他那颠倒是非的胡言论语,倒并没有多说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