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June, 2009

穆罕默德是这样欣赏德黑兰市容的 (360度)

Wednesday, June 24th, 2009

凯旋门(阿扎迪塔):
阿扎迪自由纪念塔原称作沙希亚德塔或国王纪念塔,英语:King Memorial Tower,波斯语: شهیاد آریامهر ,建成于1971年,以纪念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巴列维王朝被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国王纪念塔也改名为自由塔,象征伊朗自由神权时代的来临。
点击下图 “FULL SCREEN" 可看全景:
The Azadi Tower at night in Tehran

Milad tower:
全世界第4高:

Golestan Palace 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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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
Tehran City Highways in Tehran
大街:
Mirdamad Boulevard in Tehran

《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十四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二)

Saturday, June 20th, 2009

第十四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二)
  秘密文件頻繁曝光
  2004年,六四事件十五周年之際,一份秘密文件被媒體曝光,這是《北京之春》雜志社社長王丹及主編胡平寫的一封密信,收信人是時任臺灣民進黨副秘書長的李應元,内容是要求民進黨每年向《北京之春》雜誌社提供10.8萬美金的補助,按每月9000美元的額度付給。
  這封信一共四頁,全文為簡體字。從第一頁上方印有《北京之春》聯絡電話及網址的格式來看,極像一份傳真文件。向媒體提供這份文件的消息來源表示,這是一份傳真稿。信的台頭為“尊敬的李應元先生”,文末的署名則是“北京之春雜志社王丹社長,胡平主編 23/05/2004 於紐約”。
  王丹長期從台灣當局秘密領取巨額經費,自稱給了《北京之春》等組織,但他所提及的民運團體都表示沒有見過這些錢。人們不禁要問:這些錢去了哪裡?
  2005年,台灣民主基金會與《北京之春》雜志社簽訂的一份契約書,又被媒體爆料。爆料媒體指消息來源是“知情人士”。在這份名為《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補助出版事業契約書》的文件中,甲方是台灣民主基金會,乙方是《北京之春》雜志社,主要内容是甲方在審核同意乙方的出版計劃基礎上,為其提供一年的出版經費共計5 萬美元。
  其時,海外民運組織接受台灣當局資助已經不是秘密或者新聞,就連《北京之春》雜志社是由台灣國安局出資設立的内幕,也已經經由媒體爆料而爲人所知。但是,這些消息曝光出來,仍然令人感到訝異。
  為錢而支持台獨
  1990年代末,台灣李登輝當局取消了對民運的計劃性資金支持,這讓海外民運失去了可靠的財源,如涸轍之鮒。為維持生計,陳水扁當局上臺之後,某些民運人士不擇手段,想方設法向民進黨靠攏,向陳水扁當局伸手要錢。
  2004年11月,民運人士秦晉以籌辦“中國民主運動2005年澳洲大會”為由,寫信給當時台灣的總統陳水扁尋求資金支持。為了與陳水扁當局“套近乎”,秦晉開篇就把自己的組織與民進党說成是“完全應該同病相憐,同命相惜”的夥伴,還盛贊民進黨由反對派成為執政黨“業績輝煌”;聲稱民運組織“亟需在新形勢下調整策略,重新集結”;並聲稱“渴望中華民國政府能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伸以援手”,幫助民運“在困厄中重新崛起,巧借歷史的機遇挺進中原”。
  作為交換,秦晉對陳水扁當局一向關切的台獨立場也有所表態。在信中,秦晉暗示,衹有當“民進黨的政治理念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商定”,“兩岸的戰時狀態才會真正結束,中華民國的歸宿才有最終完滿的結果”。
吃人嘴軟,拿人手短,這就是為什麼民運分子自甘淪為台獨工具的原因。據知情人士披露,就連《北京之春》雜誌的編委會成員都須由台灣國安局定案,社長王丹在人事方面的安排也須經過臺灣國安局核准後方可施行。
  台獨要求民運從空談轉向實際行動
  正如定居美國的獨派大老洪哲勝所說,台灣之所以應該支持民運,就是要“讓大陸忙不過來”,大陸一亂,台灣就有機會實現獨立了。
  東歐的“顏色革命”相繼發生以後,為了“把錢花在刀刃上”,當時的台灣陳水扁當局表示,對民運的支持要更加務實,不論錢多錢少都要注重實際效果。據此,他們對民運人士提出要求,要他們借鑑美國非政府組織的運作經驗,從空談民主、單純製造輿論轉向實實在在的行動,把戰場從海外移到中國大陸。
  具體來說,陳水扁當局針對民運的做法有四個方面:一是支持民運成立海外“反對黨”,透過政治運作,團結一批有影響力的、對中共不滿的知名人士;二是想辦法把民運活動延伸到中國大陸,並製造中共打壓民主和人權的國際形象,不斷給中共製造麻煩,形成對中共的國際壓力;三是利用民運人士進行情報搜集工作,主要是在大陸留美學生中發展情報組織;四是培養民運分子的台獨意識。
  按照這些要求,2005年1 月,王丹等人到美國國家民主研究所瞭解有關如何在中國開展項目的問題。他們提出把工作重點放在炒作中國國內弱勢族群問題上,具體計劃是透過國內調查機構進行調查,同時資助部分學者撰寫報告,製造輿論,以引發民眾對北京政府的反感。這些建議得到了陳水扁當局的認同,臺灣國安局亦表示會全力支持。
  臺灣當局對民運的“用防結合”
  台灣情治單位與大陸海外民運之間的聯繫,開始於1980年代初。據估計,到民進黨上臺前,台灣軍情局在民運身上的花銷共計500 萬美元。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放棄了國民黨時期“反攻大陸”的策略,曾一度對海外民運失去興趣。但經過一番評估之後,陳水扁當局認為,這些民運人士還有可資利用之處,於是把“定額補助”的方式改為“逐案審查”,並開始積極拉攏王丹、王軍濤等人,還爲此專門設立了“二王專案”。
  除了為台灣搜集情報外,陳水扁當局利用民運做的事情,主要是在輿論方面抨擊大陸,為其台獨助陣。他們企圖透過民運之口,藉由批判“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來淡化大陸民眾的“國家意識”、“民族情結”,在“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基礎上,否定大陸對台灣擁有主權。
  但是,陳水扁當局並沒有真正把民運人士當成自己人,在提供資助的同時,也增加了苛刻的條件。以前面提到的台灣民主基金會對《北京之春》雜誌社的資助為例,這個資助協議的前提條件是:“甲方就乙方所提之出版計劃書(包括目標、方法、內容、進度、經費等項目)進行審核後,認為該項出版計劃符合本會補助宗旨,並同意予以補助”。該協議的有效期僅一年,而且對乙方《北京之春》雜志社的要求非常具體,如“乙方必須按計劃執行進度檢送出版刊物……每逾期一日,扣除總經費千分之一違約金”;在雙方發生爭議時,“調解或仲裁之地點為臺北市,第一訴訟管轄法院為臺北地方法院”;等等。
  當時的臺灣陳水扁當局雖然口口聲聲要跟民運分享“民主經驗”,但實際上採取的策略是“用防結合”。在他們眼中,民運人士是異類和禍水,要堅決防止其入島,以免引火燒身。民運人士曾提出在台灣建立聯絡據點,結果被台灣當局拒絕。
  王希哲、魏京生爭當臺灣特工
  1999年末,當時的李登輝當局安排魏京生訪台時,魏京生曾當面向李登輝索要兩百萬美元的資助。此事見諸報端後,正在紐約聯合國大樓前為大陸逮捕中國民主黨主席徐文立等人進行絕食抗議的王希哲,立即發表聲明,公開指責魏京生四處要錢衹是為了滿足其個人的揮霍。魏京生則通過台灣的媒體對王希哲的指責進行反駁,聲稱王希哲背景可疑,因為只有中共才一直破壞他的籌款努力。這種民運人士之間赤裸裸地爭奪資源的事件,屢見不鮮。
  其實,王希哲本人在剛到美國後,就宣佈要參加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並公開表示,拿台灣情報機關的經費理直氣壯,當台灣特工很光榮。但臺灣有關當局在處理王希哲、魏京生“申請入黨”之事時,採取了不同方式。當時的國民党婉拒王希哲的申請,是因為王希哲事先就將此事向新聞界作了公佈,令國民黨為難;而魏京生則能聽取忠告而“審慎為之”,這樣就使問題迎刃而解了。
  但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同樣,海外民運也決不可能白拿臺灣情治單位的支票。
  據媒體爆料,李登輝時代,台灣操縱海外民運的正式機構是中華民國行政院陸委會的對外聯絡處,以及海外工作委員會及僑務委員會,還有中國青年團結會、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等非官方民間團體。李登輝當局主管這項工作的最高級別的行政官員,是陸委會的兩名副主委林中斌和鄭安國,其經費直接由李登輝的親信之一劉泰英撥發。
  2000年9月中旬,臺灣陳水扁當局的陸委會對外聯絡處召集“大陸海外民運工作管理協調會議”,宣佈由當時的海基會副秘書長許惠佑擔任新一屆“民管會”的主席,金堯如、林保華(淩鋒)、王元泰(薛偉)、伍凡、蘇嘉宏任北美地區專員。經過一番內部鬥爭後,海外民運聯席會議主席魏京生和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會長楊建利等幾位重量級民運人士,則反而因“事務繁忙,無暇兼職”等原因,僅列入“民管會”的一般成員名單。
  臺灣特工操縱民運黨同伐異
  當時,臺灣有關當局評估“民管會”是否實現了“主導民運”的一個重要指標是,海外各個民運團體的領導權是否已經掌握在可靠的親台人士手中;如果尚未“達標”,則務必採取行動使局面改觀。
  當年,臺灣曾根據密報,認為當時的民聯主席王炳章一貫對臺灣當局陽奉陰違,還私下將臺北撥出的巨額經費另立帳戶,並隱瞞多名民聯國內成員的資料等,由此決定由胡平在民聯代表大會上發動“倒王”,將王炳章開除出局。又如,嚴家其當選民陣主席之後,由於他處事過於迂腐,還自命清高,不願與臺北全面合作,所以臺灣最後決定推萬潤南出來競選主席,將嚴家其拉下馬來。
  不過,有時候也會出現民運團體的新任主席抗拒臺灣幹預的情況,對付這種局面,李登輝當局通常會採取分裂團體的手段,另立領導機構,如此一來,民聯、民陣、自民黨、民聯陣、民聯陣-自民黨等民運組織都陷入“雙胞胎”的怪圈之中,不斷的內訌和分裂讓外界恥笑不已。
  臺灣陸委會“大陸海外民運工作管理協調會”有一份文件曾指出,海外民運“必須以向國際揭露大陸地區不良的人權記錄為己任,支持台灣、西藏、新疆、內蒙古爭取獨立的正義鬥爭,推動西方民主國家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形成對中共的有效的壓力,促使其最終走向解體,從而自然解除其日益對台灣所形成的威脅”。
  在1999年的年度工作總結報告中,“民管會”高度肯定了當時海外民運的發展狀況,認為當時海外民運的主流團體都能夠“同國府維系緊密的聯系”,並透過加強互訪、簽訂合作協議、共同抗議大陸領導人訪問西方國家等活動,完成了同西藏、新疆、內蒙古要求獨立的海外組織的“合流”。至於談到“民管會”工作的不足之處,報告承認“民管會”當時仍未能將中國民主黨、法輪功納入“主流團體”之列,以及由於投入海外僑社的工作力度過於薄弱,致使許多原先親台的僑社被大陸當局所“統戰”。
  領取臺灣經費的標準
  據知情的民運人士透露,李登輝時代的臺灣海基會副秘書長許惠佑曾經在向總統府匯報“民管會”的工作情況時特別強調,1999年4月《北京之春》雜志社代表大陸海外民運同“東土耳其斯坦民族中心”簽訂合作協議,此舉標志著民運工作的新起點,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而魏京生、王丹等知名民運人士在歷次活動中,也能“協助國府文宣”,贊同台灣擁有決定是否獨立的自決權,並呼籲美國制裁中共;此外,“海外民運聯席會議”等“主流團體”的領導人們都十分關心2000年3月的台灣大選,表示他們將自覺同宋楚瑜陣營劃清界線,堅定地支持連戰競選總統。有鑑於此,當時臺灣的總統李登輝同意,待大選結束後再增撥二十二萬美元投入海外民運。
  另據知情人士透露,截至1999年,以“海外民運工作需要”為由而定期從李登輝當局那裏領取津貼、工資或報銷開支的民運人士,主要有:文權、薛偉、王涵萬、唐柏橋、伍凡、徐邦泰、倪育賢、齊墨、汪岷、林樵清、萬潤南、蔡崇國、黃慈萍、楊建利、莫莉花、謝選駿、魏京生、盛雪、吾爾開希、陳錫錚、徐水良、項小吉、張偉國、王丹、胡安寧、林保華、辛灝年、于金山、胡平、于大海、馬克任、金堯如、曾慧燕、司馬璐、劉泰、張英、陳勁松、高寒、張菁等。
  由於台灣島內對於當局資助大陸海外民運一事素來存在爭議,因此當時“民管會”要求上述領取款項的人士務必恪守機密,不准對外作任何宣示。
  當時,臺灣情治單位判斷某位民運人士是否“可靠”、是否能夠與之長期合作的依據,主要是來自其安插在海外民運中的情報人員所提供的報告。民運圈內人士對于這類秘密報告的可信度素來存有非議和抱怨,而且這種工作機制有時極易引起那些為爭寵而傾軋的情報人員之間競相向台灣寫“黑函”告狀、互揭陰私的亂象。不過在李登輝當局看來,情報人員的私人操守是一個次要的問題,關鍵是要考量他們能否兢兢業業地工作,為“二千一百萬台灣人的前途”而打拼。至於情報人員貪污若干款項或者玩幾個女人之類的事,李登輝當局則從不計較,只是將這些把柄當做控制他們的緊箍咒。
  雖然當時的李登輝當局並不要求所有的民運人士都能夠象魏京生那樣公開宣示“山東也可以獨立”、“澳門的主權一旦回歸中國就會任憑中共宰割”、“美國沒有必要讓中國先於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類的話,但是,對於那些被認為“有狹隘的國家主義立場”或者“有大中華情結”的民運人士,則已經研判為完全沒有“合作”的餘地。對於這類民運人物,“民管會”認為,盡快讓他們從海外民運的舞臺上消失“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民運開會拉人湊數
  二十多年來,台灣情治單位在資助和控制海外民運方面的經費投入,高達十幾億元新台幣。臺灣的軍情局、國安局、情報局先後派遣和收編間諜、“民幹”、“聘幹”多達七十餘人。時下在海外民運公開場合拋頭露面和幕後串聯的人,幾乎都以領取台灣情治單位的活動經費或項目津貼為主要的經濟來源。凡與台灣當局沒有合作關系的民運人士,不是被硬排擠出民運界,就是自行脫離,極少數自立門戶者則遭到敵視。
  時下在北美、歐洲、澳洲及東南亞等地時常參加海外民運組織的各種活動的人,總數不足百人,其中,原來參加過大陸國内民主運動者還不足三分之一,僅僅成了點綴。為了充實會場,法輪功學員、藏獨人士、台灣特工以及申請政治庇護的偷渡者們,時常充當“臨時演員”。為了避免出現空場的尷尬局面,分散於各大洲、各國的所謂民運人士會不遠萬里趕來赴會,機票和食宿都由台灣情治單位提供報銷,權當作出國旅遊、購物和會友。
  王希哲:民運中95%都是“壞人”
  民運人士王希哲曾經對香港《星島日報》的記者說,民運中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壞人”。後來,他在詮釋“民運壞人論”時,更進一步指出,民運人士多為社會的邊緣人物,由於他們遭到社會主流的排擠、歧視和壓迫,因而不滿社會,報複社會,有些還是犯罪人物,可以被認為都是“惡人”、“壞人”和“刁民”。王希哲還認為,1989年六四期間北京出現大批主流人物參加民運的情況,是因為那時社會主流人物怕錯過“四五運動”那樣的表演機會,以為民運要成功了才參加進來。但隨著中共的轉型,以及民運前途無望,這批人都相繼離去,使民運隊伍又衹剩下“壞人”,而且“壞人”的比例越來越大。
  在王希哲看來,當年大批社會主流人物參與民運帶有某種投機目的,而少數的社會邊緣人物參與民運才合乎常理。但時下海外民運裏面所剩下的那些“壞人”們,又何嘗不是一些投機分子呢?他們不打工、不經商,透過投靠台灣情治單位,也照樣發家致富、購豪宅、包二奶,終日遊手好閒,還可以免費國際旅遊。他們所要做的就是經常性、習慣性地叫嚷幾下“中國很快要崩潰了”、“中國威脅世界和平”、“台灣有權決定獨立”、“幾千萬人已經退黨”等等千篇一律的口號,然後就是編寫幾份經費開支報告發給台灣。
  也正是由於這份差事油水太肥,所以才在海外民運中不斷掀起你爭我奪、相互傾軋、彼此詆毀的風波。而能不能拿到經費,完全取決於台灣情治單位對其的信任程度。已經拿到經費的“壞人”,最擔心飯碗被民運人士分走,於是,挑撥離間、拉攏分化、造謠誣蔑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最後,經不住這麼折騰的民運人士就衹好對這夥“壞人”退避三舍了。
  陳水扁當局操縱民運的經典模式
  2006年5月14日至19日,被稱作“首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的海外民運大會在德國柏林召開,台灣民主基金會、民陣、柏林歐洲研究會、人權無疆界等組織共同舉辦了這次會議。當時的台灣駐德代表謝志偉,陳水扁總統府的國策顧問阮銘和金恆煒,台灣世盟總會長饒穎奇,台灣民主基金會代表董立文和Kay Moller,日本國會議員、前法務部次長牧野聖修,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歐洲法輪大法協會主席吳曼揚,民陣主席費良勇,人權無疆界組織主席Willy Fautre,以及澳洲參議員Victor Perton、Michael Danby和Bob Brown等人到會,並作了發言。
  雖然組織者聲稱,“這次大會將深入探討專制制度不能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和平演變進程、維權運動、海內外民運的分工合作,民運的困境和機遇等”重要問題,然而,在會議議程上他們卻做手腳,淡化這些公開宣稱的議題,而突出呼籲西方國家阻止中國吞併台灣,反對中國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譴責所謂中國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等內容。大會拿出早就準備好的決議,讓人代讀一遍,而且根本“不允許討論”就通過了。這次會議是當時的陳水扁當局操縱海外民運的一個經典模式。
  組織者更在會議結束之後的兩個星期,未與與會各方商量,突然以“民運柏林大會”的名義,發表了一份極具爭議性的宣言,聲稱“在兩岸關系上,我們堅持三個原則:人權至上、和平至上、人民的福祉至上。同時,我們認為歐盟賣武器給中共,會加劇兩岸戰爭危機。中共購買先進武器的最大可能性就是發動台海戰爭。如果中共用武力攻下臺灣,就是專制戰勝民主,野蠻戰勝文明,落後戰勝先進。所以,我們堅決反對歐盟解除對華武器禁運。”
  這份宣言在互聯網上出現後,立刻遭到人們的批評。2006年6月15日,民陣澳洲理事黃濟人撰文指出,近年來中國國內的政治環境有了很大變化,“維權運動”有燎原之勢,海外民運還沒有針對這種變化有組織地進行相應的討論,“民運柏林大會”卻把主要議題限定在台海領域,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黃濟人一針見血地指出,“為什麼會如此?根本原因是‘民陣’中的個別人為了迎合台灣民進黨的需求。‘人權高於主權’的潛台詞在這個特定環境裏其實就是台獨的合理性。同樣,在‘宣言’中強調反對歐盟對華武器解禁也順理成章了。這個現象在去年的澳洲大會上也出現過。” 他痛心疾首地說,“如果運用自己所掌握的海外民運組織的資源,利用民運組織決策機制的不健全,將支持台獨的個人立場塞入海外民運的政治理念,最終可能是挖掉了中國海外民運的生存土壤。成就個人名利,卻丟棄海外民運的核心價值,何其忍哉?”
  黃濟人在文章中質問會議組織者:“凡是中共反對的我們就應該擁護嗎?這種簡單的思維,相信沒有人會認同。但是事實上一些現象表明,這種思維方式卻依然存在。專制的中共反對台獨,並不意味著民主政治力量就應該支持台獨。中共抓了一個小偷,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而賦予這個小偷以‘政治小偷’的榮譽。同樣,賴昌星也不能因為是中共政府通緝的走私集團首腦的嫌疑人,而可以成為‘政治走私犯’。同樣的邏輯,我們不能因為中共在台海問題上堅持主權而因此偏激地踐踏國家主權。”
  無獨有偶,陳水扁當局操縱海外民運的這個經典模式在2007年海外民運的布魯塞爾大會上再一次出現。
  2007年5月14至16日在歐盟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舉行的這次大會延續了2006年柏林大會的名稱,稱作“第二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由全球支援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論壇、民陣、柏林歐洲研究會、人權無疆界、國際人權組織、臺灣民主基金會共同主辦,並由民聯、記者無疆界、民聯陣、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國民主黨協調服務平臺(海外)、民聯陣-自民党、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全德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等組織共同協辦。
  布魯塞爾大會發佈的公告稱,“2007年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運動布魯塞爾大會是柏林大會的繼續。繼續搭建一個國際的民主論壇,廣泛邀請歐洲、北美洲、澳洲和亞洲民主國家和地區的政界人士、人權專家、學者等;中國大陸、越南、北朝鮮、緬甸、老撾、新加坡等專制國家的異議人士;中國各海外民運團體、宗教信仰團體、新聞媒體以及僑團組織的代表,聚首一堂,交流資訊,介紹經驗,探索方略,共商國事,有計劃、有步驟地推動中國和亞洲的民主化,結束中國的專制制度,走和平發展,富裕繁榮和諧的康莊大道。大會將再次成為海外民主運動的一團火焰,在歐洲自由的土地上燃燒,它的火光和火種將給中國大陸的民主進程再添一份熱力和生機”。
  然而,據知情人士透露,2007年的布魯塞爾大會實際上是由臺灣民主基金會資助,而且這次資助附加了苛刻的條件,即:大會必須邀請美國、歐洲、日本、澳洲的政界人士參加。爲什麽要附加這個條件呢?實際上陳水扁當局關切的不是海外民運,而是企圖利用這次大會的機會,由臺灣的參會代表與出席會議的各國政界人士“拉關係”,進行“民間外交”,希圖以此拓展臺灣日益逼仄的“外交空間”。
  布魯塞爾大會對外公開的四個主要議題是:1、新聞自由和信仰自由;2、依法治國和維權運動;3、亞洲民主化與區域安全;4、北京奧運與中國民運。但這些議題如同2006年柏林大會的議題一樣,都是形同虛設,都被偷梁換柱,圍繞著臺灣的外交和臺灣獨立大做文章。因此,布魯塞爾大會不過是陳水扁當局操縱海外民運的經典模式的重演。
  近年來,海外民運加強與台獨、藏獨、疆獨合作的主要理由是,“凡是中國反對的我們就支持”。例如,中國要抓遠華案走私犯賴昌星,阮銘、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加拿大法庭為其辯護,把賴昌星稱爲與劉少奇、“四人幫”一樣的“政治犯”;中國譴責李登輝的“兩國論”,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台灣向李登輝說“山東也可以獨立”;中國反對陳水扁廢除“國統綱領”,王丹、胡平等人就跑到台灣說“廢統衹有李肇星不高興”;中國抓了台灣間諜高瞻、李少民、程翔,劉青、吳弘達等人就在美國吹捧他們是“良心犯”和“英雄”。如此極端的邏輯和荒謬言行,讓人不得不對海外民運失去希望,甚而絕望。
中文畅销书《民運精英大起底》
编著者:武闻
澳門南天國際有限公司出版
电子版网址: http://boxun.com/hero/xiaoxiaofengyuqing

《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十三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一)

Saturday, June 20th, 2009

第十三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一)
  “民運人士”者,民主運動人士的簡稱;“特工”者,執行特別任務或勤務的工作人員的簡稱,在大陸也叫做“特務”。乍一看,這兩個詞彙之間毫無關聯,但仔細考量,卻可以發現,這兩個詞彙其實可以並行不悖,——人,是可以擁有多重身份的,民運人士當特工,抑或特工搞民運,其實完全是有可能的,尤其是在多種政治勢力或利益集團互相纏鬥的時候。
  明裏做特工,特工便是特工;明裏從事其它職業,暗裏做特工,習慣上稱爲“間諜”。做間諜的人,其目的和動機也不一而足,有人為理想、爲主義、為國家,有人只為間諜這一行當的驚險刺激,而有人則是為一己私利。
  在前面的第二章中,提及王丹、王軍濤等民運人士的現狀時,曾引述媒體爆料,概述過某些民運人士和臺灣情治單位的合作。在此後的幾個章節中,或引述媒體消息,或引用民運人士的披露,也曾提及某些民運人士與臺灣情治單位之間的合作關係。
  其實,某些民運人士接受臺灣情治單位提供的經費、為其工作,在海外民運圈子裏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亦是民運人士内訌、互相攻訐之時經常使用的一件武器,——你指控我是臺灣特工,我指控你是“共特”,諸如此類;雖然目的大多在抹黑對方,但很多人知道,這其實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其來有自。而媒體的爆料更是言之鑿鑿,公佈出來的資料、秘辛也是證據充分。
  在以下三章中,本書將引用各種公開資料,為“民運人士當特工”做一次集中披露,以饗讀者。
  逐案審查 臺灣情治單位為民運供血
  2002年9月23日,台灣《自由時報》出人意外地揭開了一個讓輿論譁然的内幕,——號稱“海外最大民運雜誌”的《北京之春》雜誌,是由臺灣國安局出資兩億多新台幣設立的,其主要任務是,在“支持民運”的名義下搜集情報。於是,《北京之春》雜志社原社長薛偉,以及目前的社長王丹的“臺灣特工”身份被暴露出來。這則新聞很快被海外各華文媒體轉載,成為2002年最引人關注的民運新聞。
  台灣前立法委員錢達披露,自1982年起,臺灣國民黨當局就為民運機關刊物《中國之春》雜誌提供經費,這項經費主要是通過台灣情治單位撥出的,並不在行政院的行政開支預算之內。民進黨執政以後,為了使海外民運的活動更符合陳水扁當局的意願,遂決定將資助方式由以前的“定額補助”改為“逐案審查”。對此,當時的臺灣行政院陸委會副主委陳明通解釋,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把“錢要花在刀口上”。
  長期以來,指責民運組織為台灣情治單位工作的批評之聲不斷。以《北京之春》雜誌為例,向來自稱“海外最大民運雜志”的《北京之春》,曾因代表海外民運與設在土耳其的“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以及刊登廣告公開為北約戰機炸毀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之舉進行辯護,在其他民運組織以及華人社區中招致非議,被斥為“台諜機構”和“民族敗類”。但《北京之春》對此均予以否認和駁斥,還譴責這是“共特造謠”。此次台灣《自由時報》的爆料,無異於打了《北京之春》一記耳光。
  然而,《北京之春》隸屬於台灣情治單位的內幕被爆料,還衹是問題的冰山一角。“民聯”、“民陣”、“民聯陣”、“自民黨”、“中國人權”、“聯席會議”、“中國之音”、“聯總之聲”、“天安門一代”、“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大紀元》、《議報》、《新世紀》、“漢藏協會”、“學自聯”等組織,在經費來源上,也與臺灣和美國的情報機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據稱,這些秘密經費的使用並沒有有效的監督機制。因而一直以來對於民運組織經費被貪污、私吞、挪用的指控,不絕于耳。例如,《北京之春》的經理薛偉聲稱該社目前的處境是“在工作人員領取失業救濟金的情況下勉強維持”;但實際上他本人則早已從長年經手、不受監督的秘密經費中獲益,在美國擁有幾處房產。早前主管《中國之春》秘密經費的另一名民運人士徐邦泰,以及曾任“民陣”主席的萬潤南,也一度被人指責“私吞大筆公款”。
  有錢能使鬼推磨 民運成傀儡
  人們時常感到困惑,王丹等民運人士到了海外之後,何以自甘淪為台獨的工具?在由台灣或外國機構資助的幾家網站、報刊、電臺上,幾位自詡為“民運主流”的評論員先後充當著李登輝、陳水扁兩朝台灣雇主的喉舌。他們往往一稿數投,相互因襲,唱著同一個調門,論點大致與台灣陸委會各個時期的對外發言基調相似。
  雖然這些民運人士常常說,“衹要能搞民運,不必理會錢從哪裡來”。但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你既然從間諜機構領取工資,就得完成情報任務,正如民運人士盛雪拿了“遠華案”主角賴昌星的錢,就得為其上庭辯護和出書立傳一樣。台獨之所以要民運人士出面活動,無非是要在遏制、肢解中國的戰略中,打出一面“民主人權”的漂亮旗幟。
  眾所周知,台獨教父李登輝就是以“大陸不民主,兩岸不統一”作幌子,要實現他的中國“七塊論”。1998年12月,民運人士魏京生到台灣接受李登輝接見,為了獲得二百萬美元的資助,他竟聲稱“山東也可以獨立”,就是一個明顯“有錢能使鬼推磨”的例子。雖然當時台灣當局並沒有按魏京生要的數目給錢,但是讓《北京之春》牽頭為他搞了一個“民運聯席會議”,授予其“主席”虛銜,目的就是滿足其虛榮心,調高他的反共音量。
  敲詐勒索 不給錢就曝光“特殊合作”
  面對台灣媒體突如其來的曝光,《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王丹透過多維新聞社作了一番不能自圓其說的辯解。他聲稱,衹要自己當一天社長,《北京之春》就不會接受情報機構提供的經費,也不會接受任何有特定政治條件的捐款,而要去向那些“正當的基金會”,例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申請經費。
  其實,這些話是說給那些不知道內情的人聽的。而事實是,《北京之春》的編委會成員,都由台灣國安局定案,王丹的活動經費也得經過國安局的管道發出。既然該雜志迄今名義上仍是“中國民聯”的機關刊物,王丹不是民聯成員,社長一職顯然並非通過民聯產生,況且直至被媒體曝光前,民運團體對社長易人一事均不知情。另據報道,王丹當年在哈佛入學的將近二十萬美元的費用悉由台灣提供,而且還以“研究八十年代以後的台灣社會”為名經常呆在臺北。因此,他實際上並不可能過多涉足《北京之春》的管理和編輯事務。
  《北京之春》的總編輯胡平也對多維新聞社說,《北京之春》與台灣方面“合作關系單純,沒有任何秘密可言”,不會有“驚人內幕”被公佈。然而錢達等人曾於當年9月21日向《自由時報》駐美特派員曹鬱芬公開表示,“一旦台灣政府不再補助時,相關人士屆時不排除會揭露台灣政府與民運組織之間的‘特殊合作’內幕”。由此可見,民運人士這種口吻無異於要挾和敲詐勒索。
  民進黨執政 民運由反共變支持台獨
  為台灣收集情報並非海外民運的主業和所長,據錢達透露,台灣國安局因而為此作了通融,決定“由自己內部來幫助消化處理”給《北京之春》等機構限定的情報件數。按常理,台灣要海外民運做的正事主要還是在輿論方面,即:抨擊大陸,為台灣助陣。透過彌漫於海外民運之間的越來越濃烈的“國家虛無主義”論調,令人明顯感受到當時的台灣當局對於“主權定位”問題越來越深重的憂慮。
  當年,隨著台灣政黨輪替,民進黨上臺執政,海外民運的輿論主調也由“逢共(中共)必反”變成“逢中(大陸)必反”。歸納起來,就是藉由一波接一波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批判,逐漸淡化大陸民眾的“國家意識”、“民族情結”;同時,依托“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否定大陸對台灣擁有主權。陳水扁當局一說“台灣不是港澳,不接受一國兩制”,海外民運便立刻抨擊香港、澳門“沒有人權”,今非昔比;陳水扁當局否認“一中”和“九二共識”,海外民運便以聯合國成員國兩韓、兩德為例,來比照大陸和台灣的關系,聲稱兩岸即便要實現統一,也得按“聯邦”或“邦聯”的模式,採用“中華兩國”。
  近年來,海外民運隨著幕後的指揮棒聞雞起舞,批判“民族主義”的方式日漸呈現激進化的趨勢,甚而出現項小吉、北明、遠志明等人分別為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日軍南京大屠殺進行辯護的聳人聽聞之語。如果說海外民運過去以“迫使中國改進人權”為由而反對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反對北京舉辦奧運會、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以及反對中共領導人出訪等等還有一些道理的話,那麼,如今斥責大陸網民為“愛國賊”;給“東土爾其斯坦獨立運動”貼上“民運”的標簽;把“遠華案”主犯賴昌星說成是和劉少奇、四人幫一樣的“政治犯”,是所謂“創造了經濟奇跡”的“英雄”;以及劉曉波等人一度撰文稱“一百年殖民地不夠,三百年才好”等等,則完全是荒謬絕倫,這導致海外民運因此失去了很多支持者和聽眾。儘管如此,王希哲卻還公開“告誡”王丹、王軍濤等人,說“不要怕孤立”,讓他們不必理會海外華人的看法,言外之意是民運應繼續保持周舵所形容的那種“自彈自唱”狀態,“衹要台灣聽得順耳就行”。
  台獨大老:“要讓大陸忙不過來”
  定居紐約的台灣民進党大老洪哲勝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諱地指出,台灣之所以應該支持“大陸民運”,就是要“讓大陸忙不過來”;大陸一亂,台灣就有機會實現獨立了。
  其實,洪哲勝也明白,支持民運的結果,衹是讓幾位所謂“主流派”的民運人士獲取金錢資助或其它方面的一些名利而已,然而這些人的獲利卻是以海外民運的整體聲譽受損和內部分裂為代價的。當然,那種“主流”與“非主流”之分,系由台灣有關當局操盤而定,凡是能在他們掌控的會議中應邀主講,或者在他們資助的報刊雜誌上發表文章,便是“主流”。與此同時,因資源有限,獲得支持的“規矩”頗嚴,絕對排斥那些不被他們認可的“非主流”異己。
  “主流派”裏的大角色,協助台灣搞外交或推動反中聲浪,小角色則幫腔詆毀、討伐海外民運內部的異己派系,也算表明了自己“立場可靠”。雖然“主流派”一再強調民運應當團結包括台獨、藏獨、疆獨、蒙獨、法輪功、中功以及賴昌星等在內的“一切反共力量”,但是,凡說這些話的人卻往往正是內鬥起來最凶的狠角,非把對方打成“中共特工”才罷休,鬥來殺去,將海外民運折騰得山頭林立。
  為了爭奪資源,“主流派”內部也時有發生相互貶低、拆臺的鬧劇。例如,劉青和蕭強容不得盧四清、吳弘達及李洪寬等人,在主流美國媒體上發表越來越多的聲音,頻頻向某些基金會遞送中傷異己的材料;王希哲、薛明德等因為發言資格被奪,跑到美國國會與有資格發言的魏京生、劉青等高聲對罵,推搡沖撞;王丹的“天安門一代”會議的排斥性也頗強,竟然叫來警員,對六四天安門事件時期的原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主席周勇軍、外地高高校自治聯合會主席連勝德等人實行“清場”;此外,薛偉、胡平等也曾為了不讓秘密經費的控制權旁落,而與徐邦泰、伍凡等鬧上法庭,最後導致《北京之春》與《中國之春》分裂;而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隨後又因為不願把《中國之春》交給王策、林樵清、王涵萬接管,促使“民聯陣”與“民聯陣-自民黨”二度分裂,等等。
  民運貴族從不擔心“斷奶”
  其時,台灣陸委會的官員們也頗為費解,為何台灣當局的慷慨支持,非但未見海外民運壯大,還反而使海外華人離民運越來越遠?最後他們衹好埋怨“大陸共產黨教育出的人沒有一個好東西”。民運人士中的確有為數不少者是大陸文革、反右運動中的“極左派”和“打砸搶分子”出身(如魏京生、阮銘、王希哲、方圓等),缺乏民主素養,由其所作所為可見,掛在口頭上的“民主”並不可靠。
  但是,“民運主流”從不擔心台灣或美國會真正對他們“斷奶”,他們自以為其利用價值仍然客觀存在。但他們卻需要以“無與倫比的喜悅”之類的肉麻詞句來歡呼當年台灣陳水扁的上臺,或者聯篇累牘地頌唱“台灣民主經驗”。其實,在統獨問題上,大多數民運人士都很矛盾,以往他們大多秉持“維持台海現狀”的觀點,但自從當年陳水扁入主總統府以後,原先不敢苟同“台獨”的,也站出來為“一邊一國論”打氣;原先附和“一中各表”的,也改口“堅拒一中”。這算是投機迎合呢,還是“政治覺悟”提高了呢?
  這些年來,“主流派”民運人士在《北京之春》等機構的安排下,每年都跑不少地方,從臺北、泰國到美國、歐洲、澳洲,從“疆獨”的大本營土耳其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印度達蘭薩拉,每回都不必掏自己的腰包。同時,一些基金會組織還給他們頒發了獎狀或津貼;沒文化的照樣在美國著名學府獲聘“訪問學者”,拿學位的也不必參加各種考試或到校聽課。當年天安門廣場前流血的示威者們以及現今國內在押的“政治犯”們,都成了這些人在海外以“民運領袖”自居的政治資本。至少到將來台灣問題徹底解決之前,他們仍可以過著一種衣食無虞、不勞而獲、喊喊空洞口號、罵罵中國大陸、吹捧幾句台灣的逢場作戲而又自我封閉的生活方式,與普通海外華人格格不入。就這麼幾十號人,在越來越狹小的活動空間裏,不斷地成立這個或那個組織,不斷編寫經費報告,不斷結派,不斷傾軋,不斷在內部揪“中共特工”,年復一年,日復一日。
  《北京之春》雜誌社的內幕
  在華盛頓,在紐約,在臺北,在曼谷,在新加坡,在洛杉磯,在多倫多,在巴黎,在倫敦,以及香港的一些公眾場合,偶爾會碰到一些以“民運人士”頭銜出沒的人。這些具有神秘色彩的人,除了叫喊反對中國外,個人的其它資訊一概向人們隱瞞,而且最怕被人問及真實身份。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被台灣情治單位所雇用的職業間諜,而並非什麼民運人士。某些民運組織如《北京之春》雜誌社,實際上也衹不過是台灣情治單位設在海外的情報站而已。
  《北京之春》雜誌社,是臺灣情治單位設在美國的一個情報站,負責監視和控制海外民運人士。不為公衆所知的是,《北京之春》雜志社還有一個名稱,叫做“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工作委員會大陸政策海外研究室”,它是一個從李登輝時代開始就由台灣軍情局提供經費,為台獨、藏獨、蒙獨、疆獨等勢力或組織製造輿論,並替台灣情治單位收集兩岸及美國的情報,監視、控制大陸流亡海外的民運組織以及海外華僑社團的諜報機構。
  2002年9月,《北京之春》雜志社的經理薛偉在臺北告訴臺灣《自由時報》記者,台灣軍情局撥給他們的活動經費多達兩億元新台幣,而他們每年必須向臺灣軍情局提交定額為250件的情報。薛偉以此爆料,透過《自由時報》要挾當時執政的陳水扁當局,揚言如果臺灣軍情局停發經費,他將抖出更多的內幕來。當時,人們熱切關注事態的發展,希望借此瞭解更多的真相。可是,薛偉後來卻沒有繼續爆料,而是悄悄返回了美國。這到底怎麼回事呢?實際上薛偉的要挾已經奏效。不久之後,王丹被臺灣軍情局委任為《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大筆經費隨即進了他們的秘密賬戶。
  2004年5月,台灣《中國時報》和北京《環球時報》相繼報道,大陸的國家安全局從其截獲的台灣絕密文件中獲知,台灣的軍情局、情報局、國安局曾設立“移山專案”、“文正專案”、“致廣專案”、“志翔專案”、“二王專案”,網羅王炳章、胡平、李少民、王軍濤、王丹等海外民運人士充當間諜。
  上述報道還指出,早在1994年,台灣當局就已經控制了當時海外十七個民運團體。雖然丁渝洲、顏萬進等台灣前情報頭目矢口否認,然而時任臺灣國安局局長的薛石民卻向臺灣《聯合報》指出,某些被中斷資助的海外民運人士挾怨報複,故意外泄上述報道所提到的那些絕密文件。據他分析,洩密者正是薛偉。薛偉聞訊立刻四處喊冤,向美國華文媒體《世界日報》表示自己不願捲入台灣情治單位的內鬥。
  作為台灣間諜網絡的海外情報站,《北京之春》為了掩人耳目,以海外民運團體作招牌,在刺探和收集情報的同時,對民運人士實行監視、控制和利用。
  《北京之春》經常在雜志上呼籲讀者捐款,以製造它是靠讀者捐款而生存的假相。事實上,《北京之春》月刊在編輯、排版、印刷、發行等日常運營方面的全部支出,一直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撥款資助,NED的官方網站對此也並不諱言。
  而《北京之春》從台灣方面所獲得的巨額經費,則主要被用於與雜誌日常運營毫無關系的間諜活動,其中包括薛偉等人出入歐洲、土耳其、印度、泰國、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台灣、香港等地的花費,以及另外所聘用的十餘名情報人員(他們分別與薛偉等人單線聯絡)的工資和津貼。
  至於《北京之春》主辦各類研討會和集會示威活動,以及安排民運人士赴台參訪等方面的費用,則另行向台灣陸委會、台灣民主基金會、三民主義大同盟、漢藏協會、中華歐亞基金會、中國青年團結會、僑委會等機構進行專項審核報銷。
  《北京之春》雜志社的經理薛偉,其真實姓名叫王元泰,多年前為了獲得美國的政治庇護而加入海外民運團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隨即又投靠臺灣情治單位。
  薛偉的真實背景,外界很少有人知其底細。其實,“薛偉”衹是一個化名而已,他所持証件上的姓名(Mark Wong或Wang Yuan Tai)據説也都並非真名。美國有人認出他曾經是四川某監獄中服刑的強奸犯,這一點被台灣情報人員林樵清證實。薛偉的太太、台灣女子鍾淑梅和他只是名義上的夫妻,而鍾淑梅真正的丈夫,是原台灣情報官員、薛偉的老上司陳政三。現實生活中薛偉的實際伴侶,是從貴陽逃到香港的有夫之婦張菁。張菁在香港再度嫁人之前自甘沉淪,曾在旺角一帶賣淫,自從搭識薛偉後,萌生了移民美國的念頭。兩人在香港和台灣的酒店裏同眠同宿,曾招致圈內人士的非議。據知情人透露,張菁與她的香港籍丈夫一向不和,經常打架,但由於鍾淑梅的幹預而未離婚。鍾淑梅有時候也會無端生事,指責張菁與倪育賢(本書第八章所述及的那位自民黨主席、性侵兩名華裔少女案的被告人)有染,引致薛、倪怒目相向。
  除了薛偉夫婦的複雜關系,《北京之春》最大的醜聞,莫過于社長王丹在台灣與多名“同志”同性淫亂而被《TVBS週刊》爆料。王丹在盛怒之下,曾經提出抗議,要求對方道歉。然而,《TVBS週刊》在回復王丹的抗議信時特別指出,有關王丹的“同志”性傾向,決非僅僅根據“一位流亡詩人”的敘述和一些網絡文章,而是有多位社會知名人士提供了十分確切的消息來源。有人為此在網上譏笑王丹“口風越緊,肛門越松”。自此之後,王丹每到一處,總引來人們異樣的眼神,好多人交耳相傳“王丹去台灣賣屁股”,還指著他的後背嘀咕不休。據說劉青和王丹吵架時,劉青曾指著王旦罵道:“你知道為什麼你的咽喉炎和痔瘡總是好不了嗎?那都是因為你不正當地使用自己的口腔和肛門,上帝才懲罰你!”此外,人們對於王丹的美國的學歷也都表示懷疑,認為那完全是假的,是台灣花錢買的,實際一文不值。
  至於《北京之春》向台灣提交情報的主要內容,據悉都是海外民運和中國大陸方面的相關資訊。《北京之春》對於民運人士之間的糾紛和沖突,以及民運派系的分分合合,一般都根據自己的立場和角度向台灣相關當局提供意見。民運人士的個人資料和訊息,比如對兩岸問題的看法、交往範圍、經濟狀況、家庭背景、存款賬號、生活隱私及嗜好等等,都會被《北京之春》寫入瑣碎的報告之中,或褒或貶,直接影響著台灣情治單位對這些人士的看法。台灣相關當局根據這些情報來決定如何控制海外民運,設法增加某些民運人士的發言份量和活動範圍,而對另外一些民運人士進行封殺。
  根據現有的資料看,《北京之春》雜誌公開的政治立場是反大陸、反中共和分裂中國,為“兩國論”、“一邊一國論”、“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叫好,對每一時事的評論都與其時陳水扁當局的台灣陸委會保持一致論調。《北京之春》所刊的文章,與“大紀元時報”、“人民報”、“新生網”、“議報”、“博訊”、“多維社”、“中國事務”、“中國觀察”、“民主論壇”、“自由亞洲電台”、“中華評述”、“獨立評論”、“希望之聲電台”、“新唐人電視台”上的評論文章幾乎雷同,有些衹改動一下標題而已,由此可見,他們是隨著一根指揮棒而進行大合唱的。此外,《北京之春》與設在土耳其的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並建議達賴喇嘛向北京提出西藏建國主張,還掌控著“宗教迫害調查委員會”等組織。
  作爲《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的王丹,幾年前曾到台灣宣佈“海外民運徹底失敗”,這被外界認為是他所說的唯一實話。不過,無論王丹還是胡平,都不敢坦言海外民運走向窮途末路的真正原因不是缺錢,而恰恰是因為被台灣和美國的反大陸、反中共和分裂勢力所利用的事實一再被曝光,從而遭到社會大眾的唾棄。民運人士胡安寧、徐水良、倪育賢等人,在此之前也都紛紛撰文稱“民運已經死亡”,那麼,對於海外民運來說,誰是他們的“死神”呢?答案顯而易見,他們的“死神”恰恰是那些喂給他們“奶水”的人,也是貪婪地吸收這些“奶水”的他們自己。
中文畅销书《民運精英大起底》
编著者:武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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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十二章 “齷齪小人”徐水良

Saturday, June 20th, 2009

第十二章 “齷齪小人”徐水良
  在前面的章節中,可以看到海外民運之間形形色色的内鬥手段,其中很厲害的一招,是把自己的對手指控為中共特務,亦即他們所簡稱的“共特”。這實際上是很嚴重的一種指控,不僅可以敗壞對手或異己的名譽,也會讓其他人對其避之唯恐不及。在海外民運人士中,抓“共特”的高手應該算是中國民聯的主席徐水良。在他的眼中,非我族類,皆是“共特”。
  徐水良是南京人,只接受過小學教育。在大陸的時候,徐水良加入了浙江的中國民主黨,他之所以會受到海外媒體的青睞,是因爲他敢于把自己那頗有“反骨”的文章大量地向海外發表。由於文化程度及水準有限,他的文章錯別字連篇、經常文理不通,雖則以“敢言”著稱,但還是被人促狹地稱爲“小學生作文”。1998年,在劉青等人的資助下,徐水良一家申請了中國護照,遠赴美國,並從此在美國定居。
  抵美後,徐水良先是被推舉為“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繼而擔任了中國民聯的主席。這個曾經鼓吹“暴力革命”的人,並沒有留在大陸堅持鬥爭,而是把他的“暴力革命”理念運用于海外民運的内鬥之中,很快他就與幾乎所有的知名民運人士成爲對頭,並且指控每一個與之相左的人是“共特”,一時間,攪得民運江湖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曾與徐水良有過良好關係的王希哲,文革中做過廣州造反派的小頭目,文革結束後因爲繼續“造反”,被大陸當局以“顛覆政府”的罪名判刑坐牢。他的文章《李一哲大字報》當年曾經被臺灣編入教科書,也因之被譽爲大陸的三個“民主鬥士”之一。他的經歷與魏京生如出一轍,但他與魏京生卻是一對死敵,屬於“小人同而不和” 的典型。從大陸出獄來到美國後,王希哲繼續以“造反”和“鬥爭”的形式從事民主運動。在很短時間內,王希哲與身邊所有的人都成為你死我活的“政敵”。對於這些所謂的“政敵”,王希哲一概以“陰暗齷齪小人”目之,彼此閒因此打得天昏地暗。
  王希哲的一張大字報
  近年來,人們訝異地看到,王希哲這個“民主鬥士”,竟在被他指為“壞人圈”的民運圈內,混得焦頭爛額、體無完膚,與他過去親密合作過的“戰友”們幾乎統統鬧翻,尤其是在與徐水良的爭鬥中,他更是不遺餘力,慾置對手于死地而後快。
  王希哲在民運中進行“民主革命”的方式,仍然是他慣用的“大字報”。以下是王希哲針對徐水良而發表的一封公開信,在這裡作爲本書的一份資料加以全文引述,奇文共欣賞,一來可以得窺民運人士内鬥的堂奧,二來可以從中看出徐水良抓“共特”的所作所爲。為了大家能讀得更清晰明白,只修改了文中一些明顯的錯別字。
《公開信:徐水良是一個陰暗齷齪小人》
  徐水良先生:你的9月16日聲明是在向中共告密,是在向中共獻計.你是在以維護國內民主黨的面目出現,借中共之手,授中共以柄來扼殺中國民主黨,構陷迫害中國民主正義黨。你走得太遠了!你這是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大叛賣,我不得不揭露你了。
  1、你開口就說正義黨“主張暴力革命”,誣陷正義黨和民主黨“摻和在一起”,甚至誣陷正義黨“企圖以私利來利用和控制該黨”。你這不是在向共產黨告密,授柄又是什麼?
  正義黨從來主張和平理性變革,但聲明不排除革命。人民有革命的天賦人權,曾經舉手宣誓參加過民主正義党的徐水良難道不清楚嗎?如果正義黨因為不排除革命,就必須與民主黨“嚴格分開”,否則就大危害了民主黨,那麼徐水良先生,你又是什麼時候搖身一變,變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良主義者了呢?你剛到美國,下車伊始就暴力革命的調子叫得比誰都高(決不亞于王炳章、張林),好像國內到處都在暴動。
  這甚至引起了包括劉國凱先生在內的許多人的懷疑和不滿,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你看看你的腳底下,你以暴力革命的高調炮轟郭羅基的那些口水幹了嗎?你怎麼今天忽然忸捏作態?聲言正義黨“主張暴力革命”就必須與民主黨“嚴格分開”否則就“危害民主黨”了?而你這個也主張暴力革命的大將,則不妨“好官我自為之”,繼續當你的所謂“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而又絲毫不會“危害民主黨”了呢?
  2、年中你剛到美國,舉目無親,一無所有,無依無靠。是以王希哲、傅申奇為代表的正義党朋友熱情接待了你:有飯分一半給你吃,有衣分一半給你穿;四處奔波,為你安頓住處.然後宣傳你的歷史,到處介紹你,故意拔高你;我已聯絡好了還將請你到費正清中心講演。剛好浙江民主黨事件出來,正義党接受了徐文立的建議,立即著手組織海外後援會。考慮到你剛出來,易於團結各山頭共同援內,我們極力推薦你擔任了這個後援會的協調人。為了你獲得“正統”的地位,我們又極力主張浙江黨人承認你為他們的海外發言人。
  你對我說:“希哲,口說無憑,你讓他們寫個書面委託書給我吧?”我打了很多電話,謝謝浙江朋友信任我,雖然還有些猶豫,仍然寫了書面委託。這一來,你立即身價十倍,忘乎所以,上下吹噓;而有些居心不良之人,也就真以為你奇貨可居,炙手可熱,得你便如得鎮山之寶,以壯分裂之資,在你面前抬舉你,吹捧你,你便雲山霧罩昏昏然以為海外民運非我其誰了!
  但這時劉青眼紅于你,利用一封浙江網蟲張龍不實之來信,四處傳播“浙江民主黨並未委託徐水良為海外發言人;徐水良欺世盜名”。你著急了,又來求救於我。我那時以為你在我苦勸之下還能清醒,為團結之大局,必須維護你,我又一次說服了浙江的朋友書面為你澄清,證明委託如實。正義黨論壇也為你在網路上宣傳。但浙江的朋友實際已對你不滿,另寫了個限時的委託書發來,即只承認你的發言人身分到今年十二月結束。我斟酌再三,建議隱不公佈。公佈了,就暴露了浙江對你的有限信任。這對你,對全域不利,便壓了下來。此件還在我們手上。
  但你卻以為有了“尚方寶劍”,又膽壯了起來,向劉青、魏京生髮起進攻,發公開信說他們造你的謠,要他們向你公開道歉。還是我勸你不必再糾纏這些.你不聽,說就是要向他們“要個說法,討個公道”。你何其氣壯乃耳!
  這以後,你就執意退出了正義黨;再以後,你就到處打電話給正義黨黨員鼓動他們退出正義黨(你究竟奉誰的指令?);又再以後,山東,湖北,東北民主黨籌委會成立,你大夢初醒,立即感到失落,感到身價可能大跌,因為你只能吃浙江的飯,不能吃全國各省的飯。你便抱怨正義黨山東之事為什麼不與你“協調”,意即再次委託你作發言人。這是不合理的,當然遭到拒絕。這樣,正義党便成了你的敵人,你對正義黨積下了滿腹的毒怨,在這滿腹毒怨的推動下,就產生了你的這個借共產黨刀殺人的“9.16”聲明。
  3、你在聲明中說別人“企圖把民主黨變成自己的私產”,所以退出民主正義黨。而你難道不正是把民主黨當作你“自己的私產”嗎?別的不說,你以這個“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發這個聲明,是誰給你的權力?發聲明前,你與後援會各組織,起碼是主要骨幹組織“協調”過了嗎?這後援會成了你的“徐家會”了?我質問你有什麼權力發這個聲明,你辯解說是以你“個人名義發的”。這是自欺欺人的狡辯!請問江澤民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銜簽署聲明,可以是他個人的聲明嗎?
  當前民主黨全國籌備會尚未成立;你僅受過浙江的委託,你沒有權力以整個中國民主黨的名義發言。我在這裏以“後援會”宣導組織民主正義黨的名義聲明,本黨不再承認你的這個“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的身分。
  4、你在昨天之前還口口聲聲到處說,“希哲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說你是重義氣、重朋友之情的,你有事不會瞞著我。可你這個“聲明”從炮製到出爐為什麼瞞著我?甚至滿世界發出了,都不敢向我說一下,不敢向正義党任何成員發表。你不是針對正義黨批評的麼?為什麼不光明正大首先向正義黨發出?批評正義黨的東西不向正義黨發出,倒滿世界亂發,你真實目的是什麼?你心虛得很呀!你原來是這樣一個陰暗齷齪小人!有人驚訝:“哎呀,我印象的徐水良很老實呀!”——廣東俗話說:“扮豬吃老虎”,此之謂也。
  王希哲
  1998年9月17日
  徐水良在王若望葬禮上大打出手
  2002年1月1日,在著名民運人士王若望葬禮上,在各路媒體的閃光燈下攝影機前,身為中國民聯主席的徐水良及其家人,與“人權呼聲”組織負責人鮑戈及其家人,在葬禮現場發生肢體衝突,大打出手。
  當人們還沉浸在失去一位名聲顯赫的老人的悲傷中的時候,舉辦葬禮的殯儀館外,忽聽得耳光響亮,只見兩夥男女老少打在一処,手腳並用,殺聲震天。隔天,當地華文媒體紛紛報導,——民運人士又打架啦!
  民運作家曹長青在其《民運人士,丟死人了》(詳見本書附錄五)一文中,對這次“戰鬥”有極其精彩描述和深刻評論,把這次事件評價為“令人厭惡、以至憤怒的事情”。
  根據曹長青的描述,大致可以知道事情的起因,是因爲徐水良指控鮑戈是“共特”,葬禮尚未結束,兩人一語不合,便當著參加葬禮的衆人大打出手。非但如此,雙方的家人也隨之加入戰陣,男女老少廝打成一團。曹長青對此評價道:“一場本來已經算是很順利的追悼活動,硬是在尾聲的時候被抹上這麽一個敗筆。”
  面對這令人吃驚的意外場面,曹長青上前拉住徐水良夫婦,將其帶離現場,並對他們說:“不管你們誰對誰錯,都絕不可以在這種場合打架,這是一個老人的追悼會,你們簡直昏了頭了!你們有問題可以爭論,也可以打架,但不可以在殯儀館門口,不可以在送靈車的時候,不可以當著眾人的面。你們有能耐的話,應該像西方人那樣找個別的地方去決鬥。現在追悼會結束了,你們最好能回家,這樣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在曹長青的勸説下,徐水良夫婦離開了現場。但讓曹長青始料未及的是,未過多久,這對夫婦又重新回到了“戰場”,與仍在現場的鮑戈及其家人對罵,雙方摩拳擦掌,又要繼續開打。
  這出鬧劇被在場的媒體記錄下來,並迅速報道出去,從而引發了輿論的一片譁然。此時,徐、鮑二人不思己過,反而公開為自己的行爲申辯,“誰也不為他們不分地點、場合、場景,不顧基本禮儀、臉面、底線的行為道歉”。由此,曹長青得出結論,認爲他們不僅沒有政治底綫,甚至缺乏做人的基本底綫。
  徐水良一心抓“共特”抓成精神分裂
  在民運圈中,徐水良善於抓“共特”的名聲,遠蓋過他其餘的民運頭銜。徐水良抓“共特”,把民運圈搞得風聲鶴唳,幾乎所有與他不睦的人都成了他指定的“中共特工”;而那些還沒被他抓出來的民運人士,則人人自危,避之唯恐不及。
  以下是民運人士貼在網路論壇上的一則“對話”,對話發生的時間不詳,但從上下文看來,應該是在徐水良大閙王若望葬禮之後。對話的兩人是主管海外民運“資源”的臺灣軍情局特工。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徐水良抓“共特”不僅抓得別人人人自危,連他自己也抓得精神分裂了。
  賴怡忠:大陸民運人士的內部矛盾一直十分尖銳,有時幾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彼此攻擊的黑函滿天飛,總是千方百計封殺對方的“資源”,並把對方誣衊成“中共特工”。
  遊盈隆:你說得一點不錯。在他們當中,好像已經沒有人不曾被其他人指為“特工”的,即使那些在中國坐牢時間很長的(比如徐文立、任畹町),也未能倖免。“中共特工”就是敵人,就得置於死地,就得進行殘酷鬥爭。這是一種非常有意思的現象,頗耐人尋味。
  賴怡忠:王丹告訴我,有個叫徐水良的,把海外民運裏面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說成“中共特工”,還說“特工”在各個組織裏都是頭面人物,正在“領導民運”和“控制民運”。
  遊盈隆:我也聽說了。所以,我們不能讓民運人士在臺灣設立分支機搆,否則他們就會來臺灣鬧。這些中國人很難纏,不光是要錢,還要搞事。我們的線人林樵清對徐水良很有看法,他認為徐水良是被劉青、薛偉利用來專門攻擊其他派系的打手。海外民運實在太複雜了。
  賴怡忠:徐水良誹謗民運大佬有時候不顧場合,聽說他在抗議李鵬訪美的集會上,以及在王若望的追悼會上,也喋喋不休地說張三李四是“特工”,結果被鮑戈打耳光。
  遊盈隆:美國那邊的《世界日報》對徐水良沒有興趣,徐水良就說《世界日報》被共產黨收買了。這個人很想出名,還自稱“民運理論家”;出不了名,就造成心理不平衡。《世界日報》除了報導過徐水良移民去美國的消息,此後就再也沒有專門關於他的新聞了。
  賴怡忠:民運人士個個都自以為是大人物,不知天高地厚。徐水良指責《世界日報》排斥他,卻故意捧鮑戈,說它“捧誰,誰就一定有問題;貶誰,誰就是真朋友。”
  遊盈隆:《世界日報》是北美大報,被它用第一版來報導過的民運人士其實沒幾個,主要取決於新聞的轟動程度。鮑戈曾好幾次上了第一版,比如他絕食抗議日本天皇訪華,還有他聯絡54人發起修憲運動,1997年他勞教釋放,以及江澤民訪美時他獲准到美國,等等。
  賴怡忠:最令徐水良不平的是,《世界週刊》還專門刊登了介紹鮑戈的長篇文章。其實,這談不上捧誰貶誰。凡是主流媒體的熱點新聞,都有可能成為《世界日報》的頭版要聞。
  遊盈隆:鮑戈到美國時,紐約民運人士沒有通知記者,劉青和吳弘達都排斥他,但是仍有上百名外國記者湧進甘迺迪機場等候。飛機航班及到達時間是路透社披露的。鮑戈啟程前,法新社和香港無線電視臺記者因為要採訪他,而在上海遭拘留,這樣事情便搞大了。
  賴怡忠:在我的印象中,民運人士出名,大多離不開海外的組織為其呼籲和炒作,那才是徐水良所說的“捧”,比如魏京生、劉念春、楊建利、李少民等。不過鮑戈是例外。
  遊盈隆:徐文立、王有才、彭明都比徐水良出名,可是他們去美國時,《世界日報》就沒用第一版位置發消息,《世界週刊》也未報導,主要是新聞性不夠強。如果按徐水良的德行,他們也要罵《世界日報》被共產黨收買了。徐水良心理不平衡,原因在他本身。
  賴怡忠:說句不客氣的話,這個人到死也上不了第一版。除非他敢回國,不怕再次坐牢,才有機會出名。僅僅熱衷於在海外參加一些會議,爭個“主席”什麼的,成不了大新聞。
  遊盈隆:不過,那還得看海外的組織是否肯為他推波助瀾地進行造勢。彭明、張林被抓、被判刑,就沒成頭版新聞。想必徐水良要絕望了。據說現在他不斷誹謗王炳章、鮑戈、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任畹町、胡安寧,靠這樣來宣洩心中的不平,打發每天的時光。
  賴怡忠:當初王炳章、吳方城、唐柏橋、薛偉、劉青拉攏徐水良,只是利用而已,他卻以為進了“核心層”。結果人家開會不通知他,不讓他坐主席臺,不登他的文章,他就記仇。
  遊盈隆:他沒想到王炳章不讓他成“正義黨”核心,薛偉沒讓他進《北京之春》,劉青的“中國人權”拒他於門外,唐柏橋不許他碰“公民議政”,《大紀元時報》、“自由亞洲電臺”都不請他當評論員,王丹的“憲政協進會”不要他,王軍濤不讓他參與《新聞自由導報》。
  賴怡忠:還是林樵清說話一針見血,“凡是薪水高的、可出名的都沒他的份”。人家搞活動時通知他來湊個數,或者引誘他去誹謗某些名人,可是到了分錢的時候,卻都背著他。
  遊盈隆:徐水良只要稍微有一點自知之明,就不會以“民運理論家”、“主流民運”或者“民運核心層”而自詡了。被他稱作“朋友”的,沒有一個當他是“朋友”;被他誣為“特工”的,也沒一個把他當“對手”,嫌他不夠級別。他得到的是人家啐他唾沫,扇他耳光。
  賴怡忠:民運裏邊一定有“共特”,但決非徐水良、陳破空、張菁、唐柏橋所詆毀的人。特工只會一味討好他們,他要刺探情報,要搞離間,就得想方設法往各個組織裏鑽。
  遊盈隆:這是起碼的常識。凡是民運搞活動,特工一定不肯輕易錯過;凡是有新團體成立,特工一定會儘量參加。為了不讓大家懷疑他的背景,特工總是要表演反共。他贊同台獨,支持法輪功,或者奉承你,接近你,目的都在於讓你把他當“自己人”看。
  賴怡忠:對。相反,那些一貫堅持己見,不肯通融,對看不慣的人絕不交往,不參加立場相背的活動,不自吹反共,從不討好這一派,轉眼又投靠另一派的人,不會是特工。
  遊盈隆:鮑戈就是這樣的人。他不認同民進黨的政見,就一口拒絕訪台,沒有通融餘地。記得那一次受邀來台參訪的有謝萬軍、陳破空、石磊等。我們沒有邀請徐水良,倒不是因為他寫文章反對台獨,那時候他是迎合洪哲勝、薛偉的。徐水良批台獨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賴怡忠:謝萬軍當時告訴顏萬進“鮑戈是反台獨的”,但我們還是想請他來臺灣瞭解民意,接觸臺灣政治人物,可是鮑戈很固執。他如果真是特工,豈會放棄這樣的機會?
  遊盈隆:我們並不要求民運人士公開表態支持“一邊一國”,沒這個必要,只要他們能夠與我們積極合作就行。過去我們對民運組織的資助實行“定額補助”,很容易產生弊端,現在改為“逐項審核”,這樣就能使他們的活動更符合我們臺灣政府的意圖。
  賴怡忠:我們支持他們,他們也得配合我們。總的來說,現在我們比較重視同年輕一輩的民運人士打交道,而對年事已高的那一些,即使知名度較高,也並不寄予多大希望。
  遊盈隆:在臺灣,年輕人當中支援民進黨的比例一直高於支持國民黨,他們沒有歷史的包袱。我們轉向支持年輕一代的民運人士,是基於同樣的考慮。說白了,即便徐水良贊同臺灣爭取獨立的主流民意,我們對他也沒有興趣,更何況這些年來徐水良等總是反復無常。
  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更多徐水良在民運人士中抓“共特”的所作所爲,不僅佐證了徐水良、鮑戈在王若望葬禮上大打出手的事實,還透露了徐鮑二人相爭的真實起因;不僅證實了徐水良抓“共特”的事實,還披露了他胡作非爲的深層原因,以及他在民運圈中孤立的狀況。
  看完這段臺灣特工的對話,人們不禁會問,自六四以來延續至今的海外民運,難道真的要葬送在徐水良這樣的人手裏嗎?海外民運前途何在?希望何在?這種令人傷心與無奈的現實,實在讓人啞口無言。
中文畅销书《民運精英大起底》
编著者:武闻
澳門南天國際有限公司出版
电子版网址: http://boxun.com/hero/xiaoxiaofengyuqing

《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十一章 獨立筆會的黑幕

Wednesday, June 17th, 2009

第十一章 獨立筆會的黑幕
  這些年來,因不斷的內鬥和貪腐醜聞,山頭林立的海外民運名聲敗壞,並逐漸分崩離析。那些丟了資源和飯碗的民運人士,立即改頭換面,繼續尋找後臺和可資利用的新資源。可悲的是,江山易改,秉性難移,他們掛的是新招牌,做的卻是老生意,而犯的也還是舊毛病。
  圍繞著“獨立中文筆會”(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簡稱“獨立筆會”ICPC)爆發出來的醜聞,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高寒案揭開獨立筆會的黑幕
  2007年12月3日,美國紐約皇后區民事法庭受理了一宗“中國政治異議團體侵權案”,頓時引起各界關注。被告方是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資助的“獨立中文筆會”,原告方是獨立筆會的會員高寒。此案令人們殊感詫異,因為“侵犯人權、侵犯言論自由”的指控落在以爭取民主自由為旗號的民運人士們身上。
  原告高寒認為,他因批評獨立筆會領導層“黑箱作業”、“財務違規”、“巧立名目”、“中飽私囊”、“黨同伐異”以及制度問題而遭到開除,這樣的事實令人無法接受,必須訴諸法律。他聲稱,此案是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在民主社會裏效法共產黨打擊異己而製造的現時代的“胡風案”和“王實味案”,而兩者唯一不同的是“這個偽自由主義的宗派小集團目前還沒有掌握國家機器”。高寒表示,他“將竭盡所能,使用一切合法手段,包括輿論的、行政的和法律的,來捍衛自己受到侵害的權利,並讓加害人(包括法人)付出相應的代價。”
  高寒在題爲《“開除高寒案”系列討論開篇詞》的文章中披露,在他被獨立筆會開除之後,筆會當權派劉曉波、余傑、杜導斌、張裕等人“均沉浸在一派按捺不住的勝利喜悅之中”。與此同時,他們還在筆會內“製造某種人人自危的猜疑氣氛,嚴禁‘洩密’、大抓‘線人’,生怕其黨同伐異勾當為外界所知”。據悉,郭羅基、劉剛等會員分別發表文章,對會長劉曉波及理事會提出批評,卻遭到杜導斌、劉路等人的圍攻,而盛雪、郭慶海等人表示支持郭羅基,秘書長張裕則在筆會的網站上一遍又一遍張貼處理高寒的決定,以示警告。隨著高寒狀告筆會民事侵權案的發展,筆會紛爭趨白熱化。
  香港筆會現任會長、著名畫家徐悲鴻之子徐伯陽,透過一封致《前哨》主編劉達文的公開信發出呼籲:獨立筆會負責人應“詳細閱讀自由世界的法律規章”,“勿以專制獨裁者的狹隘心態來公器私用、假公濟私、公報私仇。”在信中,徐伯陽憤慨地說:倘若已故會長劉賓雁泉下有知,見到今日筆會當權者(劉曉波、鄭義等)恣意打擊異己人士,“把一個主旨為爭民主爭寫作自由的作家聯誼團體變成腥風血雨的殺戮戰場”,“降格為無理取鬧、黨同伐異的聯動紅衛兵式的批鬥會場,他一定會痛哭流涕。”
  幫派內訌 爭權奪利
  獨立筆會內部的利益糾紛盤根錯節,衝突頻仍,其中“余、王排郭”事件( 亦稱“排郭門”)最具爭議性,是此後“余、王罷免案”、“拿下高、郭”風波(亦稱“刪名門”)、“開除高寒案”、“余傑不信任案”等一系列內鬥的導火索。 如今,“余、王排郭”事件的負面影響仍在發酵。
  2006年5月20日,自由亞洲電臺了發佈一則“郭飛雄發表公開信,指王怡和余傑阻止他與布希會面”的新聞。消息傳開,立即在海外民運圈內引起強烈反響。當時的美國政府原本希望透過以布希總統接見獨立筆會成員的方式,來支援中國反對派的“維權運動”,而結果卻導致維權人士、自由作家、六四精英們之間曠日持久的激烈爭執。郭飛雄表示,余傑和王怡為了將他排斥在白宮的訪客之外,暗中以“有他無我,有我無他”作要挾,迫使聯絡人傅希秋作出讓步。然而,傅希秋、王怡則說:白宮只邀請基督徒參加會談,而郭飛雄不是基督徒。這種解釋對於群情激憤的民運人士、維權人士都缺乏說服力,一時間, “陰謀”之說甚囂塵上。
  互聯網上關於“余、王排郭”事件的評論文章成百上千,其中,多維社專欄作家冼岩的一篇《余傑、王怡不讓郭飛雄見布希的真正原因》較有代表性。文章說:“王怡的公開講法是:不願以會面形式與郭飛雄捆綁在一起——其實哪裡有什麼‘捆綁’,一同見面,各自表述即可。真實原因是擔心郭飛雄因此而坐大,不同意見從此將更‘不可制’。”
  冼岩的文章指出:“眼見就要與布希見面,經此儀式後,半路殺出的郭飛雄將具有某種‘正統’地位;相對而言,余、王將不再具有任何正統優勢。……於是余、王‘無毒不丈夫’,在關鍵時刻將郭飛雄踢出局,將這種危險趨勢‘扼殺在萌芽狀態’。……這種公然排斥異己的專制主義心態、陰謀主義‘權謀’當然不能宣之於口,只能操之於手。於是,余、王只能以宗教信仰作遮羞布。但這塊布的破綻實在太多,無法自圓其說,引來輿論不論左右的一片聲討。”
  輿論對中國“自由鬥士”們此番作爲的批評聲浪,給獨立筆會造成了衝擊。2006年7月15日,劉水、郭羅基、劉逸明、盛雪、伍凡、朱學淵和高寒等人提出“余、王罷免案”,要求撤銷余傑、王怡各自擔任的副會長、副秘書長職務。不過,這項提案遭到會長劉曉波及杜導斌等人的抵制和反擊。筆會內外風急雨驟,混戰各方只看派性不問是非,任何分歧都被上綱上線,進而轉變為一場更你死我活的“互揪特工”運動。
  刪名有過節 爭名沒商量
  2006年10月,兩個不同版本的《請像關注當年南非人權那樣關注今日中國人權――致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先生的公開信》相繼發表,又開啟了另一場爭執。兩封公開信內容大致相同,而署名者卻是同屬於獨立筆會的兩批人,於是爆發出“抄襲“醜聞。
  誰抄襲了誰呢?高寒指出,他撰寫此文的目的,是請國際奧委會向中國施壓,要求釋放維權人士高智晟、郭飛雄等,故以“高智晟、郭飛雄法律後援團”的名義發出。然而,胡平、劉曉波卻擅自在公開信中刪除了高智晟、郭飛雄等人的名字,並搶先發表。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高寒將原稿發表於互聯網上,讓公眾評判是非。
  “劉曉波抄襲高寒寫的文章,並署上自己的名拿去發表”,這一說法越傳越廣,網上罵聲不絕,筆會當權派們終於坐不住了。暗中操盤的胡平認為,這一切都是高寒、茉莉等人無事生非、小題大作引起的。他刻薄地反唇相譏道:“茉莉總不至於狂妄到如此地步,以為這個寫家如雲的‘他們’裏頭沒人寫得出高寒底稿那種水準,所以不厚著臉皮抄襲不行吧。”接著他又說:“問題在於,高寒、茉莉有這種感覺。他們以為高寒的名字是如此重要,以至於我們死皮賴臉地要盜用;高寒的底稿如此經典,以至於我們不知羞恥地要抄襲。他們當然可以這樣想,不過他們至少應該知道我們並不這樣看。”
  高寒也不甘示弱,接連發表了數萬字的“駁胡平”、“駁胡平、吳仁華”系列文章,進行還擊。他指出:“劉曉波的問題,主要是黨同伐異,且是不講人道倫理的黨同伐異。因為與被救援人物有意見分歧,就連人道救援的底線也不要了:要麼‘拿下高、郭’,要麼拒絕簽名。”高寒說:“為了那點狹隘的幫派利益,踐踏起碼的工作倫理、程序倫理,幾成家常便飯,互相為一個、甚至一連串謊話作證竟成天經地義。試問,這樣的群體,哪有一點民主?這樣群體,怎能不輕易被搞定?……這種在專案出臺的最後關頭,突然改變既定運作方案,強力另搞一套,終成定局的事件,在民運史上竟屢屢出現。而每一次事件背後都涉及同一股勢力:民運既得利益貴族集團。”
  最後,自稱“民運元老”的王軍濤硬著頭皮出面,以他的“道德虛無”立場來調停。更令眾人瞠目結舌的是,王軍濤對高寒諷刺挖苦,說:“看著那些放著一目了然的真相不顧,卻頑強地試圖在真相之下尋找和力圖證實想像的真相的人們,看著他們那滿頭大汗和漲紅的臉龐,我開始懷疑,歷史上的酷吏是不是真的都是壞人出於壞水才折磨人的?”他反問各方:“正義感和自尊心真的那麼重要嗎?說到底,正義感也不過是一種情緒;其遵守的心理客觀規律與愛情和貪婪等心理現象差不多。”
  揮棒收拾你 還要你道歉
  自稱信奉“民主法治”的人,竟然毫無民主法治觀念,為所欲為,最後只能撕破臉皮,徹底攤牌。2006年7月,獨立筆會內部論壇拋出署名“蘆笛”的文章《敦請“獨立中文筆會”理事會立即開除害群之馬、文盲“作家”高寒》。該文稱,高寒“企圖以此發動群眾,製造輿論,掀起網上暴民運動,製造‘政治地震’,用非法手段搞掉在國內外具有巨大影響的筆會負責人,由他這個文盲白丁取而代之,從此將筆會化為他的個人政治資本與爭權奪利的政治工具。”針對此文,高寒分析認為,這是杜導斌等人“打響了以‘開除高寒案’來反制‘余、王罷免案’的第一槍”。
  2007年7月,杜導斌、李建強、武宜三、廖亦武等12人正式向會長劉曉波遞交《關於請求筆會理事會審議處理高寒先生嚴重違反章程行為的提議》。理事會當即作出決定:高寒的會員資格將於9月3日終止;而在此之前,高寒必須向秘書長陳邁平,向提案人杜導斌、李建強、武宜三、廖亦武等人以及全體會員道歉,“並保證不再重犯‘侮辱、誹謗、捏造或故意傳播謊言’和‘嚴重損害筆會聲譽’違反本會章程的行為”。
  獨立筆會指控高寒的“罪狀”包括:
  
  在筆會領導換屆選舉期間,污蔑秘書長陳邁平“巧立名目”、“中飽私囊”;
  
  在“余王排郭”風波中,污蔑會長劉曉波和理事會“參與了余王二人在美國行為的決策”,並斷定筆會“對余王訪美進行有組織、有目的的宣傳活動”;
  
  擅自公佈所謂“民主中國臨時過渡政府各省市政權和平交接委員會接收成員”名單,使名單中的獨立筆會國內會員處於危險境地,並導致許萬平、楊天水被判刑。
  針對上述指控,高寒發表“開除高寒案”系列討論文章,指出自己之所以遭“清洗”,僅僅是因為批評了筆會領導層。他說:“儘管劉曉波、余傑幫派集團目前離掌權還有十萬八千里,卻也亦步亦趨地象中共那樣掄起可任意解釋的‘洩密’大棒迫害異己:連本人公佈自己對辯護權遭剝奪的抗議信,居然也成了‘洩密罪’。”高寒質問道:“為什麼我們這個號稱獨立於專制體制的中國文化人自主管理的團體,其內部卻容不得批評和爭論?為什麼有人動輒就將會員對筆會個別領導人的批評等同於‘攻擊筆會’和‘損害筆會’?這不是專制是什麼?”
  貧富不均 紛爭之源
  獨立中文筆會創建於2000年至2001年間。起初沒有經費,大家都還相安無事,但自從獲得NED钜款資助後,內部的明爭暗鬥層出不窮。隨著各種經費源源不斷而來,筆會領導層開始高度防範內部人士“洩密”。據高寒披露,曾擔任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負責人的茉莉,就因為批評秘書長陳邁平隱瞞捐款來源而受到壓力,憤而辭去了理事和會員。
  此外,現居深圳的筆會“獄委協調人”趙達功也說:“每年從我這裏就劃走幾十萬人民幣援救獄中作家家屬,NED給筆會的錢根本就沒有這一項,這都是筆會爭取來的。”由此可見,獨立筆會的經費並非如其財務報告中所稱的“基本依賴單一資金來源”,除了NED之外,應該還有其他機構秘密資助,而這正是筆會領導層晦莫如深的原因。
  2007年10月,獨立筆會又因“秘書長張裕涉嫌選舉作票”再起衝突,郭羅基為此發表《化解危機,挽救筆會》一文,主張:一、張裕停職;二、設立監察小組;三、請NED派觀察員介入調查。這些建議雖獲46人贊同和附議,卻遭會長鄭義封殺。另外,郭羅基等14人連署的《對續任理事余傑的不信任案》,也未被列入會員大會議程。這時,高寒發表《我們的分歧在哪裡?――與履新的筆會“會長”鄭義老兄談談心》,矛頭指向筆會當權派的“利益瓜葛”問題。
  高寒的文章這樣責備鄭義說:“當你還一直站在各種各樣的有資源同仁圈子之外時,我們是‘志同道合’的;而當你有可能參與染指某項資源了,你就不得不與鐵哥們高寒分道揚鑣了”。“據說,你現正與余傑忙不迭地籌畫著在華盛頓DC開一個筆會辦公室,為此還向NED申請到了5萬美金預算。看來此時此刻下決心搞掉內部的‘刺兒頭’,其餘會員的不滿,就都好對付了”。他還透露,鄭義曾經告訴他:“許多人都不滿某理事一人就領薪1萬5千美金”。高寒稱,“仗著掌管著NED給的錢,伴隨著津貼、補助、獲獎、出訪、出書、稿費、開會等等而來的,是會員們對這一切越來越沒有了發言權。”
  郭羅基讀罷高寒此文深有感觸,撰文稱讚高寒“是一個願為正義事業獻身的人,他的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幹民運’,而不是考慮如何掙錢、如何吃民運飯。我到他家裏去看過,在美國,我還沒有見到這樣破爛的家。聽說筆會的某些負責人在國內日子過得很‘滋潤’,大概想不到富裕的美國還有如此貧困的高寒。”
  義工圖利 坐地分贓
  針對上述郭羅基的文章,劉曉波立即以《關於筆會的反對派——反駁郭羅基為高寒的辯護》作回應。他表示,郭羅基影射其在國內日子過得很“滋潤”不盡公道,因為他一直處於大陸警方的監控之中,拿不到出國護照,並隨時可能再次被捕。他說:“可能,我的物質生活不像高寒那樣貧困,但那也是我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當會長四年,我分文未取。我不知道高寒過窮日子的真正原因,但我並不認為他如此貧困是由於一心幹民運造成的。”劉曉波表示:“筆會是個義工團體,領導層與會員之間沒有利益瓜葛,所以,誰也操控不了誰。”
  劉曉波的上述說法遭到“自由聖火”網站上署名“山人”的文章駁斥。文章指出,劉曉波雖不直接從獨立筆會拿錢,卻憑擔任會長之故“撈到了一個在筆會之外的閒職美差,以致可以人在國內,坐享每年幾萬美元的固定收入”。文章還披露,劉曉波目前掌握的網刊《民主中國》,獲NED每年撥款十三萬六千美元,除了支付稿費,其餘由劉曉波和蔡楚等人分享了。筆會中劉曉波的鐵杆支持者綦彥臣、余傑、武宜三、廖亦武、王怡等人,都是《民主中國》網刊的“專欄作家”。
  署名“山人”的這篇文章繼續嘲諷道:“無論國安警察如何監控,也沒有阻止劉曉波拿著大把國外美元,在中國國內過滋潤日子,也沒有阻止余傑出入國門周遊世界,輕鬆自由如同趕集。”最後,文章說:我們“並不在意劉曉波所享受的特殊經濟待遇。問題在於,劉曉波這兩年利用優厚待遇幹了多少拉幫結派,欺負弱者的壞事?”
  香港筆會會長徐伯陽也撰文揭露,國際筆會會章與香港社團通則都嚴禁社團理事會成員受薪,大凡正副會長、理事、司庫、秘書都是義務職,然而今日的獨立筆會已淪為一個“坐地分贓的黑社會集團”――它嚴重違背民主法治原則,制度不健全,監察功能實質癱瘓,而且理事會集體違章。徐伯陽的文章說,NED每年給“獨立筆會”十幾萬美元,“這筆钜款大多數都被掌權的幾個頭頭私分了,真正用於促進創作自由的錢,微乎其微。”
  徐伯陽還披露,這幾年已有黃翔、蔣品超、高寒、茉莉、郭慶海、任不寐、蕭雪慧、張嘉諺、周玉樵等多人因揭發“賬目不清”等黑幕,而被開除或排擠出會,而唯一的一位監事員余世存因得不到頭頭們尊重,長期不出席理事會。徐伯陽說:“這個既不民主,又不獨立的團體,早已淪為專制獨裁者的‘東廠’和‘西廠’。”
  財務拒公開 假賬名堂多
  高寒披露,獨立筆會獲得NED資助的第一年,就巧立名目,變更用款科目,挪用逾5000-9000美元。筆會2004年上報給NED的決算中,其中“歸還”給陳邁平、貝嶺、張裕等的差旅費“私人債務”逾5000美元,而在帳面上卻是以與實際用途完全不相符的該年度之虛假“工資”科目呈現的。他指出,只要那份決算報表沒有明確地寫上“歸還2003年會員債務”這一科目;只要提交給上次會員大會的那份筆會財務報告中所謂“後來分別由秘書長萬之領取 2000 美元以抵銷2003年出席墨西哥國際筆會大會路費,前任執行主任貝嶺領取1350美元以抵銷參加2003年出席墨西哥國際筆會大會路費,張裕領取1159美元以抵銷參加2004年出席西班牙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代表大會路費”之款項,在該決算中是以“工資”來支取的,那麼“巧立名目”的批評就成立。
  高寒認爲,這種不直接不名正言順地領工資拿錢、卻偏要用以繞彎子且財務違規的方式來拿錢的方式,違反常理。高寒說:“正是從這種不走捷徑反繞彎路的‘反常’支款行為中,正是從筆會會長、副會長、財務秘書、兩任秘書長均眾口一詞為此‘反常’財務行為的月臺背書中,讓本人看到了我們中國人中作為潛規則所暢通無阻著的某些個貓膩,看到了我們筆會財務透明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郭羅基在《獨立中文筆會第三次會員大會上的發言》中透露:“由於高寒本人的上訴權被剝奪,我和劉國凱、餘樟法、樊百華、劉水、貝嶺於九月十三日向筆會第三次會員大會提出議案,討論和審查‘高寒誹謗案’以及理事會的相關決議。九月二十九日,理事會作出決定,拒絕立案。這個決定的文本,看起來很像秘書長張裕的傑作。”他指出:“‘高寒誹謗案’所涉及的,是筆會向美國民主基金會報的賬與筆會內部的財務報告不符。美國的財務制度是很嚴格的,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高寒若是向美國民主基金會舉報,弄不好就會斷了筆會的財源。”
  民運有幫規 順服成大佬
  郭羅基上述這番話震撼了獨立筆會,於是,剛上任的會長鄭義不得不出面作出回應。他無奈地解釋道:“在如此頭緒紛雜努力工作的情況下,出來這麼一位朋友違反章程並纏訟到底,且激起公憤,理事會如何能視若無睹,而不秉公執法?如果理事會姑息高寒,那麼聯署提案者又該作何感想?如果聯署者們也像高寒那樣寸步不讓,理事會又作何處理?因此,我認為開除高寒,不過是‘避禍’之舉,防止組織受到更大傷害。”鄭義表示:“筆會統共只有200號人沒有一條槍,控制不了任何一個人的生活。被開除者不僅沒有恐懼和經濟、政治損失,甚至還可以不斷聲討,或者進而自己成立一個足球協會,可以手足並用。……筆會開除高寒,並不是自由的喪失,而是自由的保障。共產黨不能退出,筆會可以自由退出。”
  作為筆會會長的鄭義,一番解釋竟如此顛倒是非、連諷帶刺,對高寒而言無異於火上澆油。他憤然反問:“‘自由表達’還是不是筆會所認同的核心價值?”高寒指出:“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極右分子們的一元化思維,與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極左分子們的一元化思維,其實並沒什麼兩樣,他們的靈魂深處其實是息息相通的。因此,極右分子搞一言堂較之極左分子搞一言堂,絲毫都不遜色。”他更透露,在此之前筆會已經逼退了眾多批評者,其中有黃翔、茉莉、任不寐、周玉樵、蔣品超、傅正明、蕭學慧等;照這樣清除異己的勢頭,至少還有四、五人也面臨“洩密”、“誹謗”的指控。
  高寒撰文指出,黨同伐異之陋習不只存在於獨立筆會,連整個海外民運圈也都是幫派倫理猖獗,“衝鋒陷陣遭圍毆,順服無害成大老”,以至終於釀成“排郭門”和“落井下石”這樣殘酷的背後捅刀子事件。高寒說:“在一個幫規高於一切的小圈子裏,是沒有真相可言的,是沒有是非可言的。”他在辯論中這樣警告劉曉波、胡平等人:“對於一個這次鐵了心要掃蕩積弊甚深之舊民運黑幕而追求新民運倫理的人來說,你們的那套‘公佈證據是洩密,沒有證據是無理’的玩意兒,豈能難得倒我?”高寒進一步指出:“筆會作為在美國註冊的社團,其法人代表是誰,也至今神秘兮兮地處於‘地下’狀態。如此,便是既拿會員大會這個‘最高權力機構’的莊重在開玩笑,又讓整個筆會組織潛藏著隨時可發生的法律危機。”
  制度成擺設 權力更傲慢
  出了這麼多的事,獨立筆會的制度是不是有問題?――許多人都抱有這樣的疑問。當然,獨立筆會的制度是有的,但對於獨立筆會的當權派實際並無約束力,因而,爭奪權力的重要性就遠遠大於完善制度。
  2005年12月,盛雪高票當選副會長才幾天,在沒有違反筆會章程的情況下,就被劉曉波、余傑、蔡楚、孟浪等人以“勸說”方式逼迫辭職,而理由僅僅是“她不夠資格”。於是,這種“事後資格審查”,引起各方批評。然而,當會員們為盛雪鳴不平之際,她本人卻保持沉默,以“風度”保護了黑幕。當時,正在為一項旨在推動財務公開的“章程修正案”奔走呼號的高寒說:“我的抗爭餘音未了,盛雪就第一個成了那黑箱操作的祭品。”
  高寒的“章程修正案”雖曾得到許多會員贊同,然而,會長劉曉波以及一些大會工作人員卻違反行政中立,中止大會正常進程,分頭給提案人打電話,動員他們撤案。於是鄭義撤了,王丹、陳破空等也跟著撤了。高寒感歎道:“反正這圈中也時興‘跟人不跟線’。” 高寒向鄭義“掏心窩子”說:“很明顯,這是典型的‘屁股決定腦袋’定律在作祟。因為,玩真格的‘公開性’和‘競爭性’,就都有可能要觸動到有些人那實實在在的既得利益或預期利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之難,不就難在這‘屁股-腦袋’定律嗎?中國的一幫‘自由主義精英’實在也不能免俗!”
  2007年12月3日,高寒與從歐洲遠道而來的獨立筆會秘書長張裕在紐約法庭上狹路相逢。窮困潦倒的高寒請不起律師和翻譯,而他的對手卻財大氣粗,不惜耗費每小時數百美元的律師費,以及曠日持久的跨國旅行,來打這場官司。高寒只能抗爭,別無選擇,因為被告方已拒絕和解。他要向美國法官控訴:獨立筆會壓制內部言論自由,踐踏國際筆會憲章,已成為“一個黨同伐異黑箱操作的宗派小圈子”。
  那麼,這項訴訟究竟有多大意義呢?高寒對媒體稱:“這是海外民運中第一個針對那常以‘維權’為訴求的團體,依法維護其成員權利的案件。而‘維權者’侵權;向‘維權者’維權,這本身不正是對這類自稱民主團體的一個極大的諷刺?”
  高寒撤訴,轉往高等法院控告筆會
  2008年2月26日,紐約當地華文媒體《世界日報》報導高寒與獨立筆會之間訴訟開庭的消息。前一天,在法官William A. Visovich的建議下,高寒撤銷了告訴,但他表示將赴高等法院繼續對獨立中筆會提告。
  高寒宣稱自己所訴求的是一個道歉,並要求獨立筆會恢復他的會員身份。獨立筆會會員胡平代表筆會出庭,他的委託律師Aaron Lebenge在開庭前表示,這是很簡單的案子,高寒的提告沒有理由也沒有基礎,因此案子一定會撤銷,而在撤銷後筆會也不打算提出反告。
  法官William […]

《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十章 彭明與“中發聯”的悲劇

Wednesday, June 17th, 2009

第十章 彭明與“中發聯”的悲劇
  2005年10月,大陸南方某報發佈了一則不起眼的消息。這則消息說一個叫彭明的人,因販人民幣假鈔,被當地警方逮捕法辦,判處無期徒刑云云。這則新聞被海外媒體轉載後,迅速被民運圈内人士證實,這個彭明就是已經失蹤多日的民運人士、中發聯委員長彭明。
  曾因在北京創立“中國發展聯合會”而名噪一時的彭明,萬沒想到在這麼快的時間內,就再度淪為大陸當局的階下囚。大陸當局起訴他的罪名,除了“顛覆政府”之外,還加上投毒、綁架、詐騙、製造和販賣偽鈔等。奇怪的是,整個海外民運圈子,甚至曾與他合作過的民運人士,卻對此事表現出出奇的冷淡。他曾經的部下,如易改、項小吉等人,甚至還幸災樂禍地表示,彭明出事是“早就料到,不足為奇”的。
  彭明的履歷遠比很多知名的民運人士要來得“絢麗奪目”,除了在北京某大學任教過,他還擔任過航空航天部所屬“航太航空通用電氣集團”的總經理、“北京城建集團”的董事長、“中國發展經濟戰略研究所”的所長等職,並曾提出過令人矚目的“治國方略”。美國福特基金會曾對彭明的“治國方略”寄予厚望,資助其出版《第四座豐碑—-二十一世紀中國發展戰略》一書。
  1998年,彭明創立的中國發展聯合會被北京當局列為“非法組織”,予以取締。不久,“第一書記”彭明因嫖妓而被勞動教養一年。獲釋後不到一個月,彭明便攜家眷流亡泰國;一年之後,在民運人士的幫助之下,他以“政治難民”身份入境美國。然而僅僅不到兩年時間,彭明便被曾經幫助過他的民運人士們整得頭破血流,衹好鋌而走險重返泰國,很快就落入法網,被押解回大陸。
  本章總結彭明悲劇人生的三條教訓,以及他參與海外民運的利害得失,以資鏡鑒。
  其一,政治投機,不得善終
  彭明原本對外宣稱,他所秉持的政治立場是“漸進式改革”。他所創立的中國發展聯合會聲稱,該組織以獨立知識分子為主體,是一個“旨在推進中國的綠色發展進程和民主憲政建設的非政府的綠色政治組織”。美國福特基金會之所以對彭明抱持濃厚的興趣,正是因為他的政治切入點較為實際和富有新意。
  然而,這些公開的表述並非彭明內心的真實理念和他的真正立場,純屬政治投機。當彭明覺得做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可能更受西方倚重,更能抬高自己的身價之時,他便毫不猶豫地背棄了中國發展聯合會的既定方針,拉攏一些民運人士入會,給“中發聯”鍍上了一層“中國反對派”的色彩和光環。而他本人,也脫下“溫和的改革倡議者”的外衣,披上“民主鬥士”的虎皮,最後導致中國發展聯合會遭大陸當局取締。
  在流亡泰國期間,彭明醞釀更為大膽的政治投機,以便得到美國准許其入境的簽証,並進而獲取某些機構的資助,於是他匆匆制定了“中國的民主派如何得天下”的“民主工程計劃”,向外界宣稱,“要在三、五年內徹底結束中共政權,返回祖國執政,建立一個聯邦中國”。彭明此擧,讓海外的民運人士趨之若鶩,視其為“大救星”。然而,從另一角度來看,這恰恰証實了大陸當局取締中國發展聯合會並非“栽贓誣陷”。而尚在國內的“中發聯”成員,都有可能會因彭明的妄動和政治轉向而受株連。
  鼓吹溫和的改革,在國外不會引起轟動,於是,彭明到了美國之後,又搖身一變,一夜間突然變成了號召“暴力革命”的勇士,揚言要暴動、綁架、殺人和投毒。經他這麼一鬧,美國當局和有關機構不願再介入其中,彭明也就失去了最有力的靠山。吳弘達、魏京生、王丹、劉青、楊建利、胡平等民運人士本來都對彭明懷有戒心,深怕他來出風頭、搶飯碗,如此一來,彭明把自己攪出了局,大家也因此心安下來。
  一個從事政治活動的人,立場如此多變,是不可能擁有大批支持者的。那些原本聽信於他的人,會擔心隨時可能遭其出賣。因為彭明的每一次轉型,事先都從未跟組織內部的人進行商量,總是一意孤行。所以說,他根本就不具備政治家的起碼素質,美國福特基金會當初看上彭明也可以說是“看走了眼”。反觀海外民運人士,如胡平、曹長青、阮銘、王丹、薛偉等,這些人本來為台灣的李登輝當局效犬馬之勞,陳水扁當政後,他們轉瞬之間便跑到民進黨那裏拍馬抬轎,一點政治道德也沒有,誰能保証這些人將來不會為了個人名利上的各種好處,又轉向其它的“溫暖懷抱”呢?
  其二,烏合之眾,敗事有餘
  古語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民運人士雖說都反對共產專制統治,都受到過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但是,由於他們凡事都要爭名奪利,互相之間心懷芥蒂,甚至視若仇敵,所以始終無法團結起來。心高氣傲的彭明來到美國,由於對民運人士們的這些德行和複雜背景缺乏深刻的認識,所以一再被人利用和出賣,以至腹背受敵,走向窮途末路。
  當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決定不支持彭明的中國發展聯合會和中國聯邦發展委員會之後,就衹剩下台灣情治單位對其施以關照了。經過台灣的幾個低階特工(如王德耀、汪岷、薛偉等)牽線撮合,招來陳破空、潘國平、項小吉、高光峻、易改、楊勤恆、華夏子、周曉等一班“民運人士”,整天纏著他,挑撥離間,分化拉攏,使彭明這個委員長不斷陷於瑣碎的人際糾葛之中。最後,這些三流貨色看到彭明弄不到大筆經費來供養他們,於是紛紛翻臉,大罵委員長專權和貪污,還鬧集體辭職。不到三個月,中國聯邦發展委員會就作鳥獸散。
  民運人士最初都以為彭明是新的政治明星,是搖錢樹,指望傍著他來為自己撈一些名利,最好還能趁機弄到長期飯票。彭明碰上這夥人,衹好自認倒楣。說到貪污,說到專權,說到沒有操守,吳弘達、魏京生、劉青、王丹、王軍濤、胡平、譚竟嫦、薛偉、倪育賢等等,哪個都比彭明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這些人為何不跟他們去翻臉,而專跟彭委員長過不去?說到底還是有錢和沒錢、有靠山和沒靠山的問題。
  王希哲在民運人士中是出了名的“老鼠屎”,閻慶新一向反對彭明把這粒“老鼠屎”投入中國聯邦臨時政府籌備委員會的“一鍋湯”裏。可是,彭明卻礙於情面,執意要給王希哲每月一千五百美元的固定薪酬,跟他一起吃“大鍋飯”。鍋爐工出身的王希哲本來沒多少文化,彭明居然委任他當“常委會”中負責“宣傳法律”的主任;而彭明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員和常委們定期寫“日誌”、“周誌”、“月終總結”,做這些文案工作,就引起王希哲的不滿。後來,當彭明與閻慶新鬧翻分手時,王希哲看到閻慶新財力雄厚,居然背棄老朋友彭明,而跪倒在閻慶新這個女人的石榴裙下,並寫文章揭露彭明,以此討好新主。
  彭明曾經祕密派遣孫剛、藍于鵬、高約翰等人到北京活動,王希哲竟在互聯網上公開透露該計劃的大致內容、主要參與者的真實姓名,以及他們飛赴北京的日期等絕密資訊,結果導致這些人在行動實施之前就被北京當局全部逮捕。面對彭委員長的責備,王希哲惱羞成怒,竟然投書FBI,告發彭明製造“政治騙局”,目的在於“以極低廉的成本”造成欺騙性的“國際轟動效應”,以便進一步向台灣當局和美國機構騙錢。
  其三,利令智昏,窮途末路
  隨著時空的轉換和形勢的變化,彭明反對大陸當局的言行變得越來越激進,甚至在美國炮製出一個未經任何人選舉而產生的“中國聯邦臨時政府”,夢想實行統治。他自任委員長,任命閻慶新、周曉、劉俊國、王希哲等幾個社會邊緣人物當“常委”,如同兒戲。彭明還策劃要到北京引爆氣球撒傳單,以宣告“中國聯邦臨時政府”正式成立,還計劃實施在北京的密雲水庫投毒、破壞華北電力網等行動,最後,他竟親自攜帶面值一百多萬元的人民幣偽鈔到緬甸販賣,直至鋃鐺入獄。這些舉動,看似英勇,實則是行莽夫之擧、逞匹夫之勇。
  民運人士在美國雖然享有“政治庇護”待遇,被看作日後取代中共政權的“民主力量”,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因此就能獲得淩駕於美國法律之上的特殊權利,更不可能改變自己的種族和膚色。不管民運人士如何吹噓,但美國人永遠當他們是外國人,不容他們冒犯美國的利益。“支持”終究代替不了施捨和利用,民運人士必須要敢於正視這樣的現實。一旦喪失了人格,就連美國人也會看不起你,並把你當作垃圾和小丑。然而自作聰明的彭明衹顧政治投機,早已利令智昏。
  私吞“中功”創始人張宏堡钜款的閻慶新,經電腦商人周曉獻計點撥,將二百二十五萬美元轉入彭明的中國聯邦發展基金會,以躲避張宏堡追債。彭明以為手中握有幾百萬美元的審批權,就可以像劉青、萬潤南、薛偉、吳弘達那樣用錢收買民運人士,網羅黨羽,擴張自己的權力和影響,為所欲為。殊不知真正掌控這些錢的閻慶新,並不是容易對付的人,她的背後還有出謀劃策、意欲分贓的小丈夫劉峻國律師以及老奸巨滑的周曉。在閻慶新的執意反對下,彭明想用一百五十萬美元購買夏威夷一幢大樓,以及用二十萬美元印製假人民幣的計劃完全落空。為了防止彭明擅自提錢,閻慶新還要求美國法院凍結彭明和中國聯邦發展基金會在萬通銀行、美國銀行、中國信託銀行的資金賬戶。
  民運人士最拿手的好戲就是內部爭權奪利和爾虞我詐。除了王希哲向FBI告發彭明之外,陳破空、周曉等人也早就這麼做了。而閻慶新更是不斷請求美國警方和FBI對彭明立案偵查,訴之以“詐騙”、“合謀詐騙”、“誹謗”、“故意製造心理傷害”和“盜竊”等罪名,企圖借美國當局的手解決彭明。美國有關當局鑑於“中國聯邦臨時政府”內部糾紛不斷,以及日益懷疑彭明是一個具有政治冒險傾向的恐怖分子,於是,開始對彭明提出警告,甚至勒令他不得在首都華盛頓地區會晤其他“常委”。於是,彭明在美國就變得四面楚歌,不得不鋌而走險;於是就出現了本章開始所引述的那條消息。
  從彭明的個人悲劇,可以清晰地看到,民運人士離他們原先所主張的“民主”、“人權”、“法治”的政治理想越來越遠,這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悲劇,亦是海外民運的悲劇。

《民運精英大起底》第九章 紐約“政治庇護”行業形同黑幫

Wednesday, June 17th, 2009

第九章 紐約“政治庇護”行業形同黑幫
  在紐約華埠法拉盛,隨處可見掛滿“中國民主黨”、“中國自民黨”這類民運招牌的所謂移民公司,他們到處散發廣告,向那些非法移民提供“申請政治庇護資料”,藉以騙取錢財;有的甚至採取敲詐勒索、威脅恐嚇、性侵犯和實施人身控制等手段,形同黑幫。
  民運人士徐文立和王有才等人曾發表文章稱,對於這種狀況,海外民運團體內部極為憤慨,不斷向美國移民局、國土安全局以及FBI報案,要求對此進行整肅。他們揭露,曾經有一家自稱“中國民主黨美國總部”的組織,在當地的《世界日報》、《星島日報》和《明報》等華文媒體刊登大幅廣告,專門承接政治庇護生意,聲稱加入這個“民主黨”就可以獲得美國的政治庇護,保證拿到合法身份和綠卡;還大肆宣傳2007年3月19日至21日在法拉盛喜來登酒店召開的“中國民主運動世界代表大會”,並成立“中國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然而,據知情者透露,應邀參加這次民運世界代表大會的其實都是這間移民公司的“政治庇護”客戶,而且多為閩籍非法移民。這次會議的主辦者劉東星會前強調“未受邀者不得參加會議”,明確禁止真正的海外民運人士進入這個“假民運”的會場。
  民主黨創始人痛批“鳩占鵲巢”
  目睹此種咄咄怪事,那些真正的民運人士無法容忍。中國民主黨創始人王有才和徐文立分別發表聲明,譴責上述那間移民公司的不道德商業行為無異於鳩占鵲巢,並且侵犯了中國民主黨的名譽權。
  2008年末,徐王等人以“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為名義發表聲明,稱,2004年末,徐文立在美國羅德島州聯絡世界各地的民主黨人和民主黨的支持者,建立了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但近期以來,有若干個打著中國民主黨旗號的組織,在美國特別是在紐約地區活動,他們經常組織以照相為目的的遊行示威和公開集會,為該組織成員辦理政治難民身份。
  這份民主黨創始人的聲明說,中國民主黨創立於1998年6月。當時正值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中國,浙江省的民運人士王有才、祝正明等公開向當局要求註冊成立“中國民主黨籌委會”;隨後山東省的謝萬軍和劉連軍、北京市的任畹町和徐文立、湖北省的秦永敏和陳忠和、四川省的劉賢斌和歐陽懿、吉林省的王文江和唐元雋等人,以及大陸十多個省市的民運人士紛紛響應,成立了中國民主黨的各地組織。數月後,大陸當局下令取締中國民主黨,將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領袖人物判處重刑,而謝萬軍和唐元雋等人則逃亡海外。
  幾年前,大陸當局以“保外就醫”的名義,提前釋放了徐文立和王有才,並將他們放逐美國。當徐、王兩人踏足美國國土時,驚愕地發現,一些不法移民公司居然炮製出無數個假“中國民主黨”組織,專門兜攬政治庇護生意,並大肆進行敲詐勒索、威脅恐嚇、性侵犯、偽造假證件、人身控制等犯罪活動,敗壞了中國民主黨的名聲。
  據調查,設在法拉盛133-39 41 Road二樓的 “中國民主黨美國總部”,通過“老鼠會”的經營方式發展政治庇護業務,迅速成為業內龍頭。該組織負責人劉東星向客戶們吹噓說,只要加入他的“中國民主黨”,可以百分之百地辦成政治庇護。然而,據該公司的雇員透露,劉東星自己竟然沒有合法身份。數年前,劉東星編造離奇經歷向美國移民局申請政治庇護遭拒,遞解令在身,迅即與一閩籍女公民結婚,數度申辦婚姻綠卡均未獲准。不過,夫婦兩人卻開始大做特做起政治庇護生意來,而且主要針對閩籍非法移民。
  倪育賢、劉東星狼狽為奸
  2006年8月,劉東星為了掩人耳目、魚目混珠,拉倪育賢入夥,封倪為“主席”,專司上移民法庭給客戶們作證,每次收費500美元。如果案子成功,再收費500美元。當時正值倪育賢因性侵兩名華裔未成年少女(受害人的父親楊國君原是倪的政治庇護客戶)而遭到長島蘇富克郡檢察署起訴,倪打官司需要錢,於是兩人一拍即合。
  調查發現,劉東星接案後,將案子全部交給一個名叫王凱文的律師助理。王凱文每獲一案,則付給劉東星500美元的介紹費。王將客戶的案件材料編成故事,然後交給設在曼哈頓華埠東百老匯39號605房間的華聯律師樓辦理。
  劉東星向客戶規定,凡加入他的“中國民主黨”者,需先交付500美元作為黨員基金,以後每月交黨費10美元,每舉辦一次活動都需另行繳納“活動費”。劉東星還經常向客戶索要以“支援大陸民運”為名目的捐款(無收據),並逼迫客戶認購他自行印製的“民主股票”。如果客戶因打官司需要劉東星出具“黨員證明材料”(包括參加活動時的照片等),則需另外付費。倪育賢則在每位客戶的“黨員證”上簽名,一次收費100美元。劉倪二人的這些做法,可謂狼狽為奸,巧取豪奪。
  劉東星經常警告客戶說:“如果你不聽從黨的指揮,不同意把案件交給王凱文律師,我們就不提供證明材料,就不作證,就開除你!而且,我們還要向移民局、國土安全局告發你,叫你永遠也辦不成身份!”劉東星、倪育賢還對“黨員們”進行人身控制,要求他們必須隨叫隨到,並且嚴令禁止他們相互聯絡和互通消息,不允許他們擅自與其它民運團體接觸。
  另外,倪育賢還時常對一些女客戶提出性要求,若不滿足他,就拒絕上庭作證,甚至以告發相要挾。劉麗萍就是這樣的受害者之一,她因拒絕去倪育賢家“住宿”,而得罪了這位“主席”兼政治庇護證人,結果差點輸了案子,於是趕緊回到倪家“住宿”,並在床上乖乖就範,倪育賢才幫她“解決問題”。
  老鼠會式“民運組織”形同黑幫
  中國民主黨創始人王有才在《一個玩笑,其他,和一件往事》一文中披露,劉東星原是紐約搞政治庇護生意的謝萬軍的一個客戶,為了申辦政治庇護,自稱“美東黨部負責人”。劉東星後來與謝反目,自立門戶,另找倪育賢做移民生意搭檔,自稱為“中國民主黨美國總部”。2007年8月,該公司在法拉盛召開所謂的“中國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這遭到徐文立、王有才、王希哲等中國民主黨領袖的譴責。王有才指出,“倪育賢為了賺錢就亂來,還編造偽造黨史。他們將中國民主黨作為做政治庇護生意的搖錢樹,破壞了中國民主黨的形象,嚴重影響了黨在海外的發展”。
  徐文立也發佈《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公告》,指出劉東星、倪育賢這類政治庇護業主,“利用辦移民的職業和一些簡單公開的活動作為掩護,招攬客戶,以吹噓只要加入他們所謂的‘中國民主黨’會百分之百地辦成政治庇護為誘餌,對新移民收取高額的人頭費用,達到斂財的目的”。
  徐文立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所謂的‘中國民主黨’組織的負責人,自身毫無民主素質,也不具備民主的理念,在組織內部搞獨裁專制,甚至將組織成員充作奴工,利用組織成員在身份上的弱勢,由特別的管道偽造申請政治避難的假材料,利誘威脅和強行索取錢財,加上嚴密的控制,禁止組織成員之間的互動,使他們無法通過相互認識和聯繫,形成維護自身權利的力量,這樣的組織運作如同黑道社會。”
  真假民主黨相互指責
  2008年末,中國民主黨創始人徐文立和王有才,點名指責“中國民主黨世界同盟”負責人王軍等人,指控其為了搞臭民運,在紐約冒用中國民主黨名義經營政庇詐騙行業,牟取暴利。
  2008年末,王軍等人在法拉盛創辦的《中國民主報》發表文章,反過來指責民主黨創始人徐王二人,“根本沒有資格批評任何人”。王軍說,組織中國民主黨是海內外所有華人的自由,不是徐王二人的獨有專利,更不允許他們“一黨專制”。
  王軍披露,在徐文立和王有才以創始人自居,指責別人做“政治庇護”生意的同時,他們自己卻在以“中國民主黨創始人”的招牌,以招收黨員、收取黨費的花招,變相從事“政治庇護”生意,而且收費比其他業者還要貴。
  2007年3月初,倪育賢、劉東星等人為了把政治庇護生意做大,在當地《世界日報》、《明報》、《星島日報》等華文媒體上刊登大幅廣告,聲稱召開“中國民主運動世界代表大會”,還發表長篇文章攻擊其它民運組織,以造成他們“最正宗”的假像,來吸引客戶。其中,倪育賢特別攻擊那些不給他面子,或不與他合作的民運人士,如徐文立、王有才、王希哲等,“立場動搖、投降中共”;其他人如被判刑坐牢的王炳章則是“冒險主義”。
  對於倪育賢等人在紐約召開“中國民運世界代表大會”,身在加州的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主席徐文立表示,倪育賢是在盜用中國民主黨名義欺騙美國政府,利用辦理政治庇護騙錢,“做法很惡劣”。
  徐文立表示,倪育賢以“扣帽子”的路線鬥爭手法指責他是“投降主義”和“冒險主義”,是在把水攪渾。並稱,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與倪育賢的組織之間不會發生任何關係。
  徐文立聲稱,倪育賢2006年8月13日在紐約召開的所謂“中國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稱倪記自民黨與中國民主黨進行合併,完全是“盜用他人名義”。 徐文立還表示,真民運與偽民運的主要區別,在於真民運幫助黨員寫政庇證明材料是不收費的,民主黨總部和下屬支部絕不會做商業買賣。
  但倪育賢也不示弱,隨後在媒體上揭發,徐文立在羅德島家裏召開的民主黨大會,所有與會人士(即政庇客戶)都是倪育賢帶去的,100多位與會人士都向徐文立交了“黨費”。
  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的秘書長汪岷則表示,中國民主黨是在中國大陸創辦的,與大陸有血脈聯繫,並非一個鬆散的團體,黨員必須履行正式入黨手續,還要向組織交納黨費。他表示,倪育賢從未參加過中國民主黨,更不可將自己召開的會議稱為“中國民運世界代表大會”。
  被美國法庭當場揭穿的“雙面諜”
  在法拉盛一家專做“政治庇護”生意的移民公司裏,一個身材矮胖、長相兇悍的中年華裔男子,向那些拿著報紙廣告找上門來的非法移民不厭其煩地反復講述:你要申請合法身份就參加我的“中國民主黨”,以“回中國會被抓”的理由,申請“政治庇護”就會拿到綠卡。此人就是正在拉客的倪育賢。他將製作成本不到一美元的“中國民主黨員證”,以五百美元的高價簽名出售,還索要高價為客戶製作虛假的“證明材料”。
  2007年6月上旬,這個騙局被美國新澤西移民法庭戳穿了。據知情的民運人士在網上發文披露,中國民主黨主席倪育賢在法庭上突然當眾承認自己“隱瞞曾多次回中國的事實”。這件事被華文媒體報導出來,頓時令設在紐約法拉盛的移民公司——“中國民主黨美國總部”亂作一團。據悉,倪育賢此次出現在新澤西移民法庭上,是根據其雇主劉東星的要求,為一名申請政治庇護的“中國民主黨黨員”作證。
  當時,倪育賢正在法庭上滔滔不絕地陳述那名庇護申請者是何年何月正式加入“中國民主黨”的,並拿出一疊黨員合影的照片交給Dogin法官。然後,他提高嗓門說:“中國民主黨在國內的黨員大多被關在監獄中,而海外的黨員一旦回國,一定會被抓!”這時,法官問了倪育賢一個致命的問題:“你本人有沒有回過中國?”倪說:“沒有。”法官再問一遍,倪仍然回答:“沒有。”話音未落,檢察官突然要求法庭工作人員取出攝像器材,把倪育賢進行作證時的鏡頭拍下來。一種異乎尋常的氣氛籠罩了法庭,倪育賢開始感到不安。
  倪育賢起初還想抵賴,但很快覺察出檢查官似乎有備而來,根據以往他在長島被捕以及在刑事法庭被告的經驗,他似乎忽然明白一旦被拍下向法庭撒謊的鏡頭,將面臨又一場牢獄之災。這時,出現了這樣的情景,——倪育賢當庭承認,他曾於2006年11月和2007年2月兩次回過上海。
  於是,Dogin法官讓法庭工作人員當場播放了一段倪育賢早先接受FBI約談時的錄影,在這段錄影中,倪育賢向FBI官員承認自己回過中國,而且沒有受到迫害。錄影播放完後,Dogin法官問倪育賢為何現在要來這裏撒謊。倪育賢的額頭冒出冷汗,不敢應聲。檢察官要他抬起頭來,指著投影機裏播放的倪育賢回國入關時的鏡頭,問他:“這是哪一次?”倪看後大驚失色,沉默了片刻,承認說“這是另外的一次”。 Dogin法官嚴厲地問倪育賢:“你到底有幾本護照?到底有幾個名字?你知不知道當庭撒謊在美國意味什麼?”
  為了證實此事的真實性,爆料媒體還公佈了法官Henry S. Dogin的電話和地址:1-973-6453524,970 Broad Street,Room 1135,Newark,NJ 07102。
  在民運圈中,大家都知道倪育賢是臺灣情報人員,卻沒人知道他還暗中為中國大陸工作。至此,這個“雙面諜”浮出了水面。
  民運又內訌 倪育賢涉“竊盜罪”被捕法辦
  2008年10月7日,美國媒體又出現一篇關於倪育賢的報導,——他被指控於2007年末進入“中國自由民主黨”美國總部辦公室,強行搶走資料,10月7日遭法拉盛警方逮捕,並以輕竊盜罪(Petit Larceny)移送法辦。倪育賢當日稍晚獲得保釋,目前尚在等候法院通知出庭,對於這件事情不願做任何回應。
  據中國自由民主黨方面透露,倪育賢在2007年12月3日下午到法拉盛該黨辦公室強行取走工作人員掌握的該黨黨員名單,其中包括300多位黨員(實際為申請“政治庇護”的客戶)的聯繫方式及身份資料。在場的工作人員試圖攔阻,並要求倪育賢交回這份名單,但是倪育賢以“前自民黨主席”身分要挾在場人員聽命於他,並說出“大家都不會有好下場”的威嚇話語,隨後推倒攔阻他的兩名女性工作人員,揚長而去。
  自民黨方面當時立即通知轄區警方109分局處理,倪育賢同時也以“內部組織矛盾”為由向警方作解釋。在聽完雙方證詞後,警方由於沒有足夠證據,所以未能採取任何行動。
  至於為什麼事隔數月才將倪育賢逮捕,據知情人透露,這也許是警方持續監控倪育賢,並掌握到足夠證據的結果。自民党現任主席陳明表示,倪育賢早在2006年8月就離開自民黨,所以他希望能與倪育賢劃清界線,不過他不認同倪育賢這樣的“野蠻”行為,並聲稱倪的行爲已造成自民黨的損失以及對該黨員工的傷害,所以堅持控告他。
  由上述這些“民運勇士”的所作所為可以看出,“形同黑幫”這樣的説法其實已經是程度很輕的評價,他們的所作所爲實在是令人歎為觀止,只是不知道他們接下來還會做出怎樣的“民主行動”,讓人們再跌一次眼鏡。這些人的爲非作歹,不僅給民運的形象抹了黑,讓民運蒙羞,也在民衆中間敗壞了民運的名聲。這不能不說是民運的悲哀。

《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八章 倪育賢:無惡不作的“勇士”

Tuesday, June 16th, 2009

第八章 倪育賢:無惡不作的“勇士”
  2002年,一位年逾花甲的華裔男子因涉嫌性侵兩位未成年少女(一位10歲,一位16歲),被紐約長島警方逮捕,並被長島蘇福克檢方以“三級強暴”、“不檢點性行為”(sexual misconduct)、“違反兒童社會福利法”及“強迫觸摸” (forcible touching)等多項控罪提起訴訟。在各媒體爭相採訪報道這個案件時,有華文媒體的記者認出,這位涉嫌性侵未成年少女的花甲之人竟是知名的民運領袖——中國自由民主黨的黨主席倪育賢。
  遭受倪育賢性侵的兩名華裔少女之父叫楊國君,原是倪育賢經營的“政治庇護”的客戶。楊國君是來自福建的偷渡客,靠經營小本買賣和長途販運貨物為生。為了辦理美國的合法居留身份,加入了倪育賢的中國自由民主黨。楊國君向當地華文媒體指稱,倪育賢是個“政治流氓加生活流氓”。
  據悉,楊國君與倪育賢之間的交往已曆五年,為辦綠卡向倪育賢交了三萬多美元,但卻一無所獲。楊囯君因為忙於生意,無力照顧兩個未成年的女兒,這兩個女孩被倪育賢“熱心”地帶到他位于長島的家裏進行“照顧”。但一年後,楊國君發現已經懂事的大女兒有些異樣,無論如何都不願意繼續呆在倪家。在他的一再追問下,兩個女兒才將被倪育賢性侵的事和盤托出。楊囯君十分憤怒,決定訴諸公堂,將這“無恥色狼”繩之以法。
  2002年9月28日,倪育賢原定於長島蘇福克郡刑事法庭出庭。當時,各路媒體的記者擠滿法庭,大家等待多時,然而,倪育賢和受害者家屬均卻未露面。主審法官Joseph Santorelli當庭將下次開庭日期定為10月26日。有知情的記者披露,稱雙方已用錢私下“達成和解”。
  9月29日,倪育賢在法拉盛召開記者會“澄清事實”,聲稱,是完全無辜的,相信法庭最終將還他清白。在這次記者會上,倪育賢表示,此次事件有中共和其他民運等政治勢力在背後操縱,並聲稱自己因領導“獨立民運”,不恥於和台獨勢力的“貴族民運”為伍,所以受到多方壓制;並稱自己“為民主事業奮鬥四十多年,多次面臨失去生命自由的威脅,也因積極從事民運,被中共和另一些民運異己,視為眼中釘”。
  面對法律的追究和社會公憤,倪育賢公然拋出上述這樣一個“陰謀論”,欲圖將自己所犯的刑事案件作“政治化”處理,以期轉移輿論關注的焦點。同時,他使用兩面手段,表面上對受害人和舉報者進行抹黑,背後卻托人花錢擺平,最後,這個案子被蘇福克法院延審,至2006年,以“證據不足”的理由裁定撤銷指控。
  倪育賢其人其事
  據知情者披露,1970年代,倪育賢曾經因為在上海張貼反對“四人幫”極左路線以及發洩對社會不滿情緒的大字報,表達對中共的所謂“第二種忠誠”,而被上海當局關押在看守所裏數月,後來宣佈“平反”。除此之外,他在大陸沒有參加過其它任何民主運動,只是因涉嫌偷竊和“生活作風問題”,被單位“處理”過。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的大陸,這種“處理”只是一種行政上的處分,而非追究其刑責。
  1986年,倪育賢移民來到美國,獲得政治庇護。1989年,他參加王炳章、林樵清等人組建的中國自由民主黨,不久便在內部進行分裂活動,被開除出黨。隨後,他成立了另外一個同樣名號的中國自由民主黨,自任主席,被人譏笑為“一人黨”。
  六四過後,倪育賢利用海外華人對六四事件遇難者的同情,抱著募捐箱四處化緣,聲稱要將募集而來的善款用於資助遇難者及其家屬。實際上他將十多萬美元的捐款竊為己有,在紐約長島購置了豪宅。此事被美國《世界日報》曝光後,一時間輿論譁然,直接導致了海外華人不再向民運人士捐款的後果。
  除此之外,倪育賢還熱衷於在民運內部挑動內鬥,詆毀眾多民運領袖。為了討好當時的臺灣李登輝當局,以圖獲得活動經費,他還大肆鼓吹“兩國論”,聲稱要“破除一個中國的神話”。
  倪育賢在美國沒有正當職業,也從來不打工,臺灣情治單位撥發的“活動津貼”是他固定的收入來源。此外,他還把一些偷渡者拉入他的倪記中國自由民主黨,為他們出具申請“政治庇護”的證明材料,以此索取人均五千至八千美元的報酬;如果那些偷渡者請他到移民法庭作證,每次則需付給他五百至一千美元的酬勞。倪育賢經常把他的那些“政治庇護”客戶拉到海外民運的各種集會上,安排他們發言並拍照,作為向移民法庭提供的備案材料,每次收取客戶三百至五百美元。
  倪育賢的另一大嗜好是嫖妓,經常在風月場所流連忘返。雖然他已有妻室,但卻嫌妻子長相差,不願與之同床,結婚至今亦未有子嗣。他與民運人士薛偉的姘婦張菁一向關係曖昧,並與另一位民運人士魏泉寶的妻子金雪珍通姦。
  綜上所述,倪育賢的品行極爲不端。但這位中國自由民主黨的主席,卻扯起民運的大旗做虎皮,掩蓋其卑下的品格,處處以“反共勇士”自居,並經常攻擊那些敢于批評他的人士和媒體。倪育賢最常用的手段是抹黑,誰批評他,誰就是“中共特工”;哪個媒體揭露他的醜聞,就是“中共喉舌”。這讓很多民運人士和媒體都對他不齒。
  上海來信拆穿倪育賢的畫皮
  當年倪育賢申請美國的“政治庇護”時,把自己扮作遭受中共迫害的“反共勇士”,然而,2007年3月初,互聯網上突然出現了一封上海來信,此信還附有倪育賢之前工作過的上海海事學院(今上海海事大學)的兩份原始檔案。這些文件披露了一些不爲人知的真相,拆穿了倪育賢的畫皮。以下附件,作爲本書引用的文獻資料,全文照錄。
  附件:上海海事大學部分教職員工致紐約“中國民主運動世界代表大會”的公開信。
  《致紐約“中國民主運動世界代表大會”籌備組暨法拉盛“中國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公开信》
  聞悉你們擬於2007年3月19日至21日在美國紐約召開“中國民主運動世界代表大會”,藉此宣告要組建一個統一的“中國民主黨”,並於2020年之前“終結中共一黨專制”。雖然我們知道你們其實代表不了“中國民主黨”,也無從推翻“中共一黨專制”,但你們在國外謀生存、尋發展的聰明智慧卻令人欽佩。
  據你們的“主席”倪育賢向我們介紹,你們目前都還沒有取得在美國合法居住的身份,都期待著能夠在這次大會上多拍一些照片,呈交給當地的移民局和法庭,作為獲得政治庇護的證據材料。據知,倪育賢“主席”每次為你們出具“證明材料”,都要收取一定的費用,且價格不菲。
  為了確保你們不受騙上當,你們的利益免遭損失,我們建議,你們應當先到紐約法拉盛另外一家“中國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總部(距你們的籌備組辦公室僅一街之隔)去瞭解情況,向他們的“主席”謝萬軍詢問“中國民主黨”的背景情況。此外,紐約另外還有一家“中國民主黨世界同盟”(距你們的籌備組辦公室僅兩街之隔),他們的“主席”王軍可能也會向你們提出一些忠告,會指出這次大會實際上是對“中國民主黨”的破壞。
  也許倪育賢並沒有告訴你們真實的情況:在美國,其實還有許多叫做“中國民主黨”的組織,他們正準備向美國移民局和法庭質疑倪育賢為你們所出具的那些“證明材料”,這樣有可能會導致你們的政治庇護案件悉數通不過。所以我們建議,你們應儘快懇求這些組織對你們手下留情,多加包容,萬萬不可同胞相煎。這些組織包括“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中國民主黨協調服務平臺”、“中國民主黨海外籌委會”、“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中國民主黨臨時中央委員會”、“中國民主黨北美黨部”、“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等等。
  你們的“主席”倪育賢曾經是我們上海海運學院(現上海海事大學)的老同事,我們對他的品行和背景十分瞭解。姑且不論近年來他在紐約法拉盛109警察局的嫖娼案,以及在紐約長島蘇福克郡檢察署的性侵幼女案。在此,我們謹向你們出示兩份有關他過去生活作風問題,和偷盜他人財物劣跡的原始檔案材料(附後),供你們參考。如果你們想瞭解更多的情況,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
  最後祝你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上海海事大學部分教職員工
   2007年2月28日
  (附檔案資料一)
  上 海 海 運 學 院
  滬海院人字(79)第271號
  關於倪育賢問題的復查結論
  倪育賢,男,34歲,上海川沙縣人,家庭出身:自由職業,本人成份:學生,原上海海運學院遠洋業務專業65級學生,現是川沙縣花木五金廠工人。
  文化大革命中倪育賢因政治和生活問題受審查,1970年3月經市革委會文教組批准開除學籍。
  經復查:
  倪育賢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參加的一些活動,尚構不成政治上的錯誤,但在生活上確有錯誤,屬玩弄女性,一犯再犯,現決定撤銷1970年3月開除學籍的處分,重新在行政上給予記過處分,並根據上級有關文件精神安排工作,按70屆大學畢業生待遇調整(調整的工資從調整之日起算,以前不補)。
  上海海運學院
  1979年9月28日
  本人簽字:本人在生活作風上曾有過錯誤,但沒有與他人發生不正當關係。倪育賢
  (附檔案資料二)
  上 海 海 運 學 院
  滬海院人字(83)第265號
  關於給倪育賢同志行政記大過處分的決定
  倪育賢,男,1942年12月出生,1979年來我院圖書館工作。
  經查實,倪育賢於1983年3月17日中午,將基礎部教師徐XX同志停放在圖書館樓後邊,自行車棚內的一輛自行車(未上鎖)偷騎走。當問題暴露後,在組織追查下,才交出這輛自行車。在交待過程中,態度不老實,不是誠懇地知錯認錯,而是編造假情況,向嶗山派出所報假案,欺騙組織,掩蓋事實真相。組織上針對他的錯誤,分別多次對他進行批評教育,反復講明政策,才交待了偷自行車的事實和經過情況,並先後作了兩次檢查,對錯誤有一定認識,態度有所轉變,但尚需進一步端正。據此,為嚴肅紀律,教育本人,經研究決定,給予倪育賢同志行政記大過處分,工資緩調一年(從1982年10月起至1983年9月)。
  上海海運學院
  1983年10月21日
  本人簽字:倪育賢 本人同意上述處理,但向嶗山派出所報假案事發生在交待過程前。
  劉賓雁:倪育賢是一個“有問題”的人
  據Anne F . Thurston所撰的《A Chinese Odyssey》一書披露:著名異見人士劉賓雁曾經說倪育賢是一個“有問題”的人,當年他上過倪育賢的當,並對此深感內疚。
  一向以“反共勇士”自詡的倪育賢,其實在國內從未從事過反對中共的活動,相反一直積極向黨表現“忠誠”,——從以上所引的上海海事學院原始檔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學院對他的問題的結論並不涉及“政治錯誤”。正因為如此,儘管倪育賢生活腐化,在“嚴打”期間還偷自行車,誘姦婦女,結果都被其所在單位上海海運學院保了下來,並未移交司法當局法辦。而且,倪育賢在出國前還分到了一套房子(詳見《A Chinese Odyssey》一書的第378頁至381頁)。在當時那個極左的保守年代,通常亂搞男女關係被公安抓獲,判勞動教養三年五載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倪育賢在上海強姦女青年,居然未被追究法辦,也算網開一面、法外開恩了(詳見同書的第332頁)。
  自倪育賢到美國後,對海外民運進行了種種破壞和分裂活動。FBI還因此傳訊過他,傳訊的原因大約是懷疑他身負中共的“特殊使命”。不僅如此,向海外民運中存在的一些惡行陋習,如貪污捐款、內鬥分裂、坑蒙拐騙等,倪育賢也樁樁有份,其醜聞也多次被當地媒體爆料。而每次醜聞曝光,他都大聲宣揚自己是民運人士,這不僅丟盡民運的臉面,也連累民運飽受公眾譴責。當倪育賢在主席臺上高喊“打倒中共”、“兩國論萬歲”、“支持西藏獨立建國”之類的口號,發誓要“批倒批臭”民運的其他領袖時,人們不知道他暗地裏做了些什麼。
  像倪育賢這類民運人士,他們在大陸的經歷其實跟政治根本沾不上邊,即使坐牢也是因為刑事犯罪。比如,《北京之春》雜誌的經理薛偉,以前因為犯強姦罪在四川被判刑十年;勞改基金會主席吳弘達,曾經因為猥褻女生、盜竊、偷渡,兩次被勞動教養。但這些人出國之後,卻都謊稱自己是因為反共被打成“反革命”才坐的牢,搖身一變變成了“民運人士”,並由此獲得“政治庇護”。
  其實,目前以類似參加民運、地下教會、法輪功或者違反“一胎化”政策為理由,申請“政治庇護”的成功機率已經非常小。美國移民局官員已經對愛說謊的所謂“反共政治犯”十分厭煩。倘若當初楊國君以其他名義申請合法居留,而不是去找倪育賢申請什麽“政治庇護”,或許早就拿到綠卡了,而且也不會送羊入虎口,讓自己的兩個未成年女兒白白被倪育賢性侵了。
  民運是賈府:只有門前的石獅是乾淨的
  倪育賢性侵未成年少女的醜聞曝光後,紐約民運和僑界人士均表震驚。許多人認為,民運領袖紛紛落馬,醜聞連連,反映出海外民運已走向窮途末路,整個海外民運好比《紅樓夢》中的賈府,只有門前的石獅纔是乾淨的。
  長期關注海外民運的僑領王涵萬對紐約媒體表示,從剛開始的王炳章假護照事件、彭明假鈔票事件、王希哲大鬧國會、魏京生自我沉淪、阮銘搞台獨、侯德健吸毒、王丹同性戀淫亂、吾爾開希夜總會泡三陪、倪育賢招妓、薛偉張菁通姦、胡平虐打前妻致殘,到柴玲信用欺詐、劉青私吞公款等等,民運界的醜聞不勝枚舉。他表示,自己在民運界經營二十多年,從“充滿希望到深深的失望”。他直指現在海外民運界的許多人,是“打著自由民主旗號,滿肚子男盜女娼的傢伙”。
  曾與倪育賢一起打拼過的中國自由民主黨副主席鄭源認為,如果倪育賢確實涉案,他為倪的墮落感到不齒,也為海外民運感到悲哀。鄭源表示,民運界某些領袖的人品確實令人失望,有些人近年來更是跟邪教和台獨勢力混在一起,這樣的海外民運“沒有前途”。
  與倪育賢熟識的中國民主正義黨負責人石磊表示,台灣當局長期涉足海外民運,拉一派打一派,某些受到資助扶植的個人出事後,整個組織便一蹶不振,這樣的海外民運無法走獨立自主的道路。他認為,近年來許多海外民運組織與異教團體和台獨勢力關系密切,對民運的整體形象傷害很大。
  石磊還表示,雖然他無法判定倪育賢是否真有性侵犯問題,但他認為,某些“把持民運組織的不良分子如果不被淘汰,像樣的人出不了頭”。他認為,民運的目的是促進中國的發展、進步,那些受台獨勢力控制、將反華反共作為民運第一目標的人不出局,整個海外民運將迷失方向,更談不上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自由。
  無惡不作的倪育賢
  2007年5月8日,中國自由民主黨在紐約法拉盛喜來登酒店召開代表大會。據當地媒體報導,原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鄭源,原監委主任王涵萬,《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經理薛偉,八九民運工人領袖呂金花,民主中國陣線美東地區負責人唐元雋,世盟主席王軍等出席大會並做主題演講。鄭源在發表主題為“正本清源”的演講同時,還發表了一份題爲《中國自由民主黨簡史》的文件,披露了倪育賢無惡不作的事實。以下是該份文件的節錄。
  博士造反 海外舉義旗
  1989年11月,王炳章被胡平從民聯開除後,與陳厚琦、劉修才、王策、石和平、王建安、陳興宇、黃慈萍、謝田、楊建利、方能達、林偉、謝果成等在美國,成立了中國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由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和《中國之春》雜志的創始人王炳章,擔任中國自由民主黨的第一任主席。党的領導成員還有林樵清、岳武、鄭源、倪育賢等。
  假闖關 膽小鼠遭彈劾
  1991年,中國自由民主黨派遣岳武副主席、倪育賢副主席祕密回國活動,經費由台灣提供。岳武冒著被捕的危險進入中國之後,長久未能與倪育賢取得聯系,導致這次行動失敗。事後查實,這期間倪育賢一直滯留在越南境內,而且隱瞞事實。1991年12月8日,岳武向黨的監察委員會彈劾倪育賢。12月28日,監察委員許一鳴、葉甯、唐興、石磊、萬寶等經過反復調查,在紐約舉行聽証會,專門聽取了倪育賢本人長達數小時的陳述,最後依據黨章第十章第五十八條的有關規定,全票通過了對倪育賢的彈劾案,並呈報中國自由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審理。1992年1月10日,倪育賢辭去黨內職務。他在致王炳章主席的辭職報告中寫道:“我在此次與岳武回大陸向中共暴政挑戰的活動中,因本人安排失宜,造成同志間的誤會與黨的困擾,特辭去黨內職務,以示負責。”
  1992年,中國自由民主黨首次發生分裂。倪育賢在辭職後獨自組建了另一個中國自由民主黨(簡稱“倪記自民党”),自任主席,公開與中國自由民主黨分裂。1993年2月21日,中國自由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祕書楊錚致函倪育賢,書面通知關於中央開除其黨籍的決定(附后)。
  民聯陣拒交出“中春”
  1993年,中國自由民主黨在美國康州三福市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經前主席王炳章和代主席楊農等推薦,會議選舉王策博士擔任党的中央委員會主席,楊農、鄭源擔任副主席,林樵清擔任祕書長,王涵萬擔任監委主任。領導成員中還有邵一夫、岳武、徐英朗等。
  1995年5月28日,王策主席率領中國自由民主黨代表團前往美國舊金山市,列席參加中國民主聯合陣線(簡稱“民聯陣”)第二次代表大會。會議結束時,雙方發表了“中國民聯陣-自民黨聲明”,決定組建一個新的組織。
  1997年11月30日,“中國民主聯合陣線-中國自由民主黨”在紐約大會。但是,此後由於有關《中國之春》的經營權等問題在組織內部引起重大爭議,“中國自由民主黨-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在1998年5月澳門會議之後發生分裂,民聯陣單方面宣佈脫離“中國民聯陣-自民黨”。汪岷擔任分裂後的民聯陣主席,王策則仍擔任原“中國民聯陣-自民黨”(實際為中國自由民主黨)主席。《中國之春》後來爆發貪汙醜聞,社長徐邦泰被迫辭職。至2002年7月,台灣中斷資助,雜志從此停刊。
  二王落獄 造勢代價大 […]

《民運精英大起底》第七章 吳弘達:虛構的“英雄”

Tuesday, June 16th, 2009

第七章 吳弘達:虛構的“英雄”
  1995年6月19日,一個持美國護照的華裔男子企圖使用“冒名護照“從中國與哈薩克斯坦交界的霍爾果斯口岸潛入大陸,被中國邊防警員抓獲。大陸有關當局發現此人在大陸還犯有“捏造勞改資料”等系列罪行,準備依法審判他。此時,美國政府在輿論壓力下,以此人是美國公民為由高調介入,引發軒然大波。一夜之間,此人成為中外媒體關注的熱點人物,並被西方媒體描繪成“勞改英雄”。他,就是美國勞改基金會的主席吳弘達(Harry Hongda Wu)。
  吳弘達其人
  一直以來,吳弘達對外自稱,當年他曾因發表不滿中共支持前蘇聯干涉匈牙利事件的言論而被捕,之後他被勞改了19年。但是,在吳弘達“一人多角”分別擔任董事、發行人和編輯的中國資訊中心觀察網站上,卻刊登了署名張偉國的一篇文章《聞“勞改”載入牛津英語詞典有感》。該文有云,1960年,吳弘達23歲時,因“右派”的罪名被判3年勞教,解教後轉到礦山“就業”。那麼,吳弘達到底是“勞改”了19年還是“勞教”了3年呢?
  熟悉吳弘達背景的人士證實,他實際上一天也沒有勞改過,僅僅被“勞教”過三年(按大陸法條規定,勞改是刑事處罰,勞教是行政處罰。請讀者注意這其中的差別)。
  許多公開資料這樣描述吳弘達的簡歷:吳弘達,原籍江蘇省無錫,1937年出生在上海的一個小銀行業主家庭,曾因盜竊、誘奸女學生等罪行被依法“勞教”三年,亦即1961年5月至1964年5月,他先後在北京清河農場和團河農場接受勞動教養三年。1964年,吳弘達解除勞教被釋放,轉到山西省霍縣的礦場就業,後來調到山西財經學院任教,不久又調到武漢地質大學任教。1985年,他從武漢赴美國探親,並從此滯留美國。經過7年苦心努力,他終於在1992年加入了美國國籍,宣誓效忠美國。
  從“勞教”而非“勞改”這個事實看,吳“誘奸”過女學生的可能確實存在。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陸,誘奸等罪名都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而反黨反革命的罪名纔是“敵我矛盾”。從量刑上來看,“誘奸”與“勞教三年”倒也有邏輯上的聯系。
  
  即使吳弘達曾經坐過牢,那也是三、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中共與時俱進的“專政”手段,吳已經數十年沒有領教過。要說現在真正的勞改權威,那應該是現在還在坐牢或者剛剛出獄的異議人士、法輪功信徒或地下教會成員,他們掌握的第一手資料新鮮熱辣,遠非吳弘達久遠年月前的冷飯可比。
  忘恩負義,嫉妒成性,排斥異己
  據與吳弘達接近的民運人士在網上發表文章披露,吳的一大特點就是在民運圈子裏基本沒有朋友,被他排擠乃至直接誣為“共特”的人比比皆是。知情人士稱,吳弘達是個心胸狹小、嫉妒成性的人。魏京生、李洪寬、王丹、鮑戈等民運人士都曾經表示,他們曾受到吳弘達的壓制,或直接被吳弘達指為“共特”,而吳弘達自己雇用真正的“共特”高瞻一事,卻不了了之。
  民運人士鮑戈表示,當年他從大陸出獄後,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監獄強迫犯人生產印有1998年法國世界盃足球賽字樣的阿迪達斯足球,引起轟動。世界盃賽開幕那天,鮑戈跑到澳門開記者會,表示要起訴阿迪達斯公司,再次造成轟動。吳弘達唯恐鮑戈影響太大,在美國搶了他的風頭,於是便散佈流言說鮑戈的指控是造謠。吳弘達腰纏萬貫,在美國擁有豪宅,而當鮑戈到美國時,他非但沒接濟過一分錢,還千方百計地排斥和封殺。
  與鮑戈的遭遇相類似的另一個例子是李洪寬。李洪寬稱,他在美國經營“大參考”網站,並每日給大陸發送大量電子郵件。這樣一個耗費精力和金錢的項目,在申請資助的時候,卻受到吳弘達的百般排擠和打壓。王丹的情形據說與李洪寬也像差無幾,也曾遇到過不少吳弘達製造的障礙。
  知道吳弘達底細的人稱,吳的另一大特點是言而無信、過河拆橋。例如,有個當年很有名的右派叫馮國鏘,1993年在香港就跟吳弘達合作過。馮的前妻為幫助吳弘達的勞改基金會搜集証據,冒著生命危險赴湖北、浙江、遼寧等地的十三個監獄和勞改農場進行調查、攝影及錄像。在馮的前妻遇到危急、隨時可能被捕之際,吳弘達背叛其諾言,不但不予援手,甚至反過來污蔑馮“騙”了他。馮一怒之下將事實經過發表在香港《前哨》月刊上,題為《我怎麼來到美國申請政治庇護》。吳弘達因為謊言被揭穿而惱羞成怒,向馮的朋友莫逢傑污蔑說馮是“共特”,要莫逢傑不要租房子給馮住。莫逢傑由於不信吳弘達的話而被吳弘達以粗口痛罵,終至二人徹底絕交。
  吳弘達被抓:痛哭流涕、悔罪認錯
  1995年6月19日,吳弘達試圖以化名從位於中國與哈薩克斯坦交界的霍爾果斯口岸潛入大陸境內時,被中國邊防警員抓獲。彼時吳弘達已經加入美國國籍,因此,在被大陸有關當局羈押調查的短短兩個月內,辦案人員並沒有對他進行刑訊逼供,其待遇也遠比其他在押犯優越。吳弘達一直以“人權鬥士”的面目示人,貌似錚錚鐵骨。但吳弘達卻在同年8月9日向中國司法當局呈交了一份親筆簽名的悔罪書,並很快獲得釋放。
  當時在大陸播出的電視採訪中,吳弘達痛哭流涕地悔罪認錯,承認他提供給外國電視廣播公司的所謂“中國勞改產品”,其實都是從新疆烏魯木齊普通農貿市場上買來的手工產品,並非來自中國監獄。吳弘達供認說:“我先是來到新疆第二監獄,拍下了一些有關當地警戒設備的鏡頭,然後,再來到烏魯木齊市區一條繁華的商業街,拍下了一些商品的鏡頭,再將事先准備好的監獄標志貼到某個商品上,用特寫鏡頭拍下這個商品,於是,他們覺得非常理想的畫面也就出來了”。他同時承認,關於死刑犯腎臟移植的鏡頭,也是用同樣的手法,用在成都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拍攝的胸外科手術加工出來的。
  吳弘達的“悔罪”,不僅給了中共否認“勞改產品”的口實,也傷害了民運人士的形象。從吳弘達的此番作秀中,人們不得不懷疑他在自傳《昨夜雨驟風狂》中給自己加諸的種種光環。或許有人認為吳弘達加入美籍後,居移氣,養移體,已經吃不了監獄的苦,因此不得不做違心之詞。可他從小就在上海一個銀行家的富裕家庭環境中養尊處優,勞教三年期間又恰好趕上全國大饑荒的年代,他如果在那種險惡的環境中還保持著他自傳中所描述的氣節,怎麼到了1995年這種氣節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呢?
  為保權勢打壓異類,沽名釣譽
  吳弘達來到美國時,適逢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政治體制改革被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提上議事日程,許多有抱負的人都躍躍欲試,想在國內施展一番身手。彼時旅居海外的中國大陸人很少,自然也沒人與吳弘達競爭,於是他借著這個機會露出了頭角。等到1989年之後,大陸出來的人漸漸多起來,這時吳弘達已經站穩腳跟,打擊和排擠那些初來乍到、立足未穩之人,自然信手拈來,行有餘力。
  多年以來,因運作勞改基金會而名利雙收的吳弘達做了很多紙面文章,但他真正拿到的第一手資料甚少,被他直接從大陸勞改營營救出來的人就更加寥寥無幾。實事做得不多,聲望倒是不小,這衹能說明吳弘達的手腕非同一般。
  吳弘達是個花錢很謹慎的人,每年他的勞改基金會可以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獲得上百萬美元的資助,然而他在雇員薪酬和辦公費用上卻十分“精打細算”。這種金錢上的斤斤計較,加上他的號召力不夠,所以能夠召來麾下的人馬並不多,而此時的法輪功卻在各路人馬中聲勢最盛。於是,在對待法輪功的問題上,吳弘達的嫉妒心故態複萌,多次打壓法輪功,稱其“弄虛作假”,藉以標榜自己的“真實可信”。
  吳弘達在私下裏曾經表示,如果他是江澤民,他也要鎮壓法輪功;這實乃嫉妒心作祟之故,也與他在公開場合宣稱支持法輪功的態度背道而馳。這種私下的講話常常代表一個人的真實想法,而吳弘達的真實想法其實並非因爲法輪功是“邪教”,而是因爲法輪功奪了他的風頭,搶了他的飯碗,動了他的乳酪。而他對法輪功明暗截然不同的兩种態度,實際上也是他沽名釣譽的手段而已。
  吳弘達真面目:彌天大謊、自相矛盾
  吳弘達一向示人以嚴謹的風格,美國國會也因此對他頗多信任。事實上,真正的吳弘達卻不是他展示給外界的那個形象。
  比如在中國到底有多少犯人這個問題上,吳弘達就給出過至少三個完全不同的說法(詳見範似棟所著的《拆穿吳弘達的西洋鏡》一書):一說是二千萬;還有一說是1996年的數字,稱中國大陸有一千一百個勞改營,關著六百萬到八百萬勞改犯人;第三種說法,見之於吳弘達自己1991年出版的一本書,書中稱中國大陸勞改營至少有三千個,犯人有一千二百萬至一千六百萬,其中留場就業人員約八百萬至一千萬。對於自中共建政以來的犯人總數,吳弘達在1995年5月10日說有三千萬至四千萬,而在1998年卻說有五千萬以上。吳弘達作為中國勞改問題的權威,在中國到底有多少犯人這個基本問題上給出幾種不同的說法,讓人不能不對他的治學態度和考証精神有所懷疑。
  吳弘達從小在教會學校上學,英文甚好,且深知西方人的心態與思維方式。在他出席的各種聽証會上,他發表意見時常常帶有很大的作秀成分。每當被問及他在勞教所的遭遇時,他常常會停頓一點時間,等到大家都集中注意力傾聽他的下文時,再用非常簡潔和肯定的口氣陳述,這種作秀常常引來大家驚愕的呼聲,獲得良好的演講效果,並強化他人權鬥士的形象。
  綜合上面的訊息,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完全不同於吳弘達自己所竭力塑造的形象——因盜竊和誘奸女生被勞教、言而無信、過河拆橋、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欺騙、軟骨頭、沽名釣譽、排擠他人、嫉妒心重、治學態度不嚴謹等等。此或為吳弘達的真實面目。
  法輪功動了吳弘達的乳酪?
  作為美國勞改基金會主席的吳弘達,一直從事中國“死囚器官移植”問題的研究,並稱其獲取了相當資料和記錄。“死囚器官移植”被吳弘達看作是他的“專屬經濟區”,自認為只有他才具有這方面的專利權。這塊乳酪似乎天生註定是他吳弘達的,絕不容他人染指。
  早在1994年4月,吳弘達就炮製了中國移植出售死刑犯內臟器官的新聞。1994年,吳弘達和BBC的一名女記者潛入大陸,以夫妻名義謊稱看病,來到成都的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在這閒醫院裏,吳弘達把偷拍的心臟手術場景說成是腎臟移植手術,把拍到的當地老百姓的一些墳地說成是死刑犯的墳地。2001年6月,吳弘達還導演了一出武警天津總隊醫院從事死刑犯器官移植和買賣的虛假鬧劇,以及一場“中國法官販賣人體器官案”的騙局,並在美國提起訴訟,結果該案以証據不足而被撤回起訴。2002年,吳弘達又捏造事實,編寫了“關於中國摘取死囚器官的調查報告”。因爲上述這些所謂的新聞和揭露,吳弘達獲得了許多“殊榮”和外界的廣泛關注。
  2006年3月,法輪功編造了“遼寧蘇家屯集中營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驚天謊言,這動了屬於吳弘達的乳酪。這讓已經銷聲匿跡多年的吳弘達非常惱火,繼而散發了一封致美國國會議員的公開信,對法輪功編造的“蘇家屯事件”表示質疑。
  同年7月20日,吳弘達又發表了題爲《我對於法輪功媒體報導蘇家屯集中營問題的認識及其經歷》的文章,文中回顧了法輪功推出的“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事件,對法輪功物色的三位証人所提供的的証詞進行了全面分析,最後得出結論,稱:“迄今為止,各方調查結果沒有証實法輪功提出的‘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情況屬實,法輪功的報道是一場政治性的宣傳運動”。這無異是警告法輪功不要輕易動到他吳弘達的乳酪。
  揭穿法輪功謠言意在丟卒保帥
  看到法輪功的《人民報》突然大罵吳弘達是“屠夫”,當時很多人都感到震驚,因爲此前吳弘達還經常是法輪功傳媒邀請去幫法輪功說話的座上客,怎麼兩方面一下子就突然翻臉了呢?
  法輪功暴跳如雷的原因,是因爲上述吳弘達私下給美國國會等有關方面寫了信,否認所謂“蘇家屯集中營販賣人體器官”的基本真實性,暗示法輪功撒了謊,這讓本來在這件事情上就難以自圓其説、已經焦頭爛額的法輪功雪上加霜。問題是,吳弘達以前似乎也是支持法輪功的,為什麼這次卻要在美國人那裏拆法輪功的台呢?
  其實,關鍵就在於法輪功的“蘇家屯集中營”謊言不僅太拙劣太丟人,而且它已經直接威脅到吳弘達的信譽和生存。老實說,如果吳弘達可以在這件事上裝糊塗,那麽估計他多半不會和法輪功對著幹,事實上此前他還公開接受法輪功傳媒采訪,說什麼“雖然蘇家屯集中營的消息還需証實,但中共確實可能幹出這類事”云云。
  問題在於,吳弘達的錢都是靠他那個勞改基金會從美國人那裏募集的,現在面對法輪功的這個“蘇家屯集中營”謊言,他想躲根本躲不過。出了錢的美國金主們顯然會問他:怎麼“蘇家屯集中營”這麼大的事情,就從沒聽你吳弘達的機構談起過呢?這可是直接關系到勞改基金會信譽和吳弘達生計的大問題。於是吳弘達左右為難,如果他不堅決否認蘇家屯集中營存在的話,那麼他不僅必須承認自己拿了美國人的錢卻可能沒辦好事,而且還不得不在今後去費心費力調查“蘇家屯集中營”的真相,而這樣調查下去不僅會被法輪功牽著鼻子走,而且也遲早非跟法輪功攤牌不可。但是,吳弘達畢竟更了解美國社會和美國金主們的心態,他知道在美國人那裏撒謊是肯定要倒楣的,所以衹好兩害相權取其輕,寧可得罪法輪功,也決不能在美國人那裏壞了他的信譽。是之謂“丟卒保帥”,——丟掉法輪功這個名聲不佳的小卒,保住他吳弘達和勞改基金會這個老帥。
  從另一個角度看,吳弘達敢跟美國人說“蘇家屯集中營”的大實話,並為此不惜毀壞法輪功的信譽、聲譽,本身也說明他事先摸透了美國有關方面的基本態度。如果美國人一開始就傾向於相信法輪功的那些謊言,那麼,吳弘達再去否認它們,冒的政治風險太大。但如果美國有關方面根本就不相信“蘇家屯集中營”這回事情,而吳弘達提供相反的証詞正好可以拿來回應美國社會的可能質詢,這個時候吳弘達給國會議員們寫這樣的否定信,其作用可就非同一般了。
  不管怎樣,吳弘達和美國國會的關系是長期以來形成的,雙方間的信任、合作都非同一般,所以吳弘達給美國人寫信否認法輪功謊言這件事本身就暗示了很多問題,也確實值得法輪功的謠言製造者們怒駡了。
  其實,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件事情吳弘達都做得沒錯,他畢竟還給法輪功留了面子,公開場合也沒和法輪功唱對台戲,不過是私下老實回答美國人的質詢罷了。但法輪功卻因此大罵吳弘達“屠夫”,這就顯得太霸道太無理。法輪功這麼做,最後的結果衹能是眾叛親離。因為民運人士也不傻,從吳弘達的遭遇上,他們可以領悟到,不管自己平時怎麼遷就法輪功,衹要在某個關鍵問題上與法輪功公開或私下唱了反調,那麼,法輪功就會馬上把你當做不共戴天的仇人,對你展開毫不留情的口誅筆伐,——這樣的一群人只是更拙劣的說謊者和更蠻橫的專制團體而已。

《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六章 魏京生:從“民主之父”到“民運王倫”

Tuesday, June 16th, 2009

第六章 魏京生:從“民主之父”到“民運王倫”
  毫無疑問,魏京生這個名字是顯赫的。提及中國的民主運動,就不能不提及魏京生這個曾經被視爲“中國民主之父”的大老。只是,現時的魏京生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叱吒風雲、衆人追捧的偶像,他昔日頭頂上的光環已經隨著人們對他的日益了解而變得黯然失色。
  魏京生曾經是大陸文革中著名的極端造反派“聯動”的成員,後來入伍,退伍後進入北京動物圓做了一個平常電工。1978年,中國大陸在十年文革的浩劫之後開始“撥亂反正”,開始進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其時,也適逢大陸的“西單民主墻”運動如火如荼之時。當時的魏京生每天除了偷聽大陸禁止的“敵臺”之外,就是在“西單民主牆”上貼大字報“造反”,聲稱要推翻中共政府“搞革命”;還數次向駐北京的法國外交官提供當時中越戰爭的軍方文件。1979年,他被大陸警方逮捕,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和反革命煽動罪獲刑15年。魏京生由此發跡。
  本來像魏京生這樣的無名小卒,被関進監獄之後,很可能從此就默默無聞。但是,魏京生卻獲得由此成名的機遇。1970年代末的中國,剛剛打開封鎖已久的國門,西方對於這個曾經與他們保持巨大距離的共產黨國家百般好奇,當時冷戰尚未結束,東西方的意識形態衝突仍然激烈。在這種大歷史背景下,當時的西方國家及其媒體希望在中國尋找他們心目中的民主苗頭,原也在情理之中。當時,很多西方媒體的記者雲集北京,“西單民主墻”這樣的運動亦是他們關注的焦點,而魏京生這樣的“積極分子”也就難免不進入他們的視野。
  魏京生一無顯赫學歷,二無等身著作,就連在“西單民主墻”貼幾張大字報都錯別字連篇、文筆不通。然而,由於他在“西單民主墻”運動中的積極參與,又因爲他的被捕、獲刑由大陸官方媒體主動披露,所以,一夜之間,這個平常的電工就被西方媒體奉為至寶,捧成中國的“民主英雄”。歐美的一些政治傢在輿論的壓力下,動輒就拿魏京生跟北京“說事”,要求北京儘早釋放這位“民主英雄”。古語云,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魏京生便是這樣的“英雄”。
  1997年,魏京生獲准保外就醫,之後流亡美國。這在海外民運中曾經掀起一陣興奮的波瀾。那些早已沒落和正在走向沒落的民運團體和過氣人物,紛紛打起小算盤,都想利用這個“剛出鍋”的炙手可熱的大人物,幫助自己起死回生。那年秋天,到紐約甘迺迪機場迎接魏京生的華人和媒體人山人海,魏京生得到了英雄般的歡呼和禮遇。
  衆所周知,魏京生之所以能夠獲准保外就醫,並獲准出國,其實不過是北京與西方特別是美國達成的某种政治默契。當時,有極少數清醒的人曾經警告說,這是北京的高招,此舉可能葬送魏京生在海外民運中的前途和聲譽――既然你是頭頂著“民主之父”光環的民運鬥士,那就索性釋放你,讓你出去跟海外民運人士團聚,此擧既堵住了西方特別是美國説三道四的嘴,也替北京加了分。
  果不其然,不久以後人們就發現,這個身在美國的魏京生與人們印象中的那位身陷北京囹圄的“民主之父”大相徑庭。圍繞著魏京生的各種醜聞也越來越多,數年之內,魏京生已經被民運內鬥、貪污腐敗、性濫交等各種醜聞搞得灰頭土臉,焦頭爛額。過往人們心中的那個英雄形象,也隨之崩塌。
  四面楚歌,疑神疑鬼
  2000年11月15日,《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詳見本書附錄四),報道了魏京生當時的狀況。在《華爾街日報》的這篇報道中,魏京生被描繪成一個精神緊張、疑神疑鬼的人。
  報道稱,魏京生從紐約去華盛頓,一路以超過100英里的時速高速開車,他對此种做法的解釋是,“我不得不越快越好,否則,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在跟蹤我”。在魏京生看來,有人在跟蹤他、追擊他。那麽,誰會跟蹤、追擊這位大佬呢?在魏京生的眼裏,可能是北京派來美國的特工,可能是被他視爲“瘋狗”和“中共特工”的柴玲、王希哲、王炳章、王軍濤、王若望這樣的流亡民運領袖,可能是剛剛中止與其合作、將其趕出校園的哥倫比亞大學校方,也可能是當時的克林頓政府。魏京生聲稱,曾經在1997年歡迎他出獄來美的白宮,現在已經開始希望他“還是死了好”。
  文章寫道,此時的魏京生已經五十嵗了,他已經離開了帶給他牢獄之災的中國,身処被他認爲是“自由之邦”的美國。但他覺得,在他的四周佈滿了形形色色的敵人,與之作對的仿佛是整個世界。他甚至斷定,他當時所出的一系列交通事故,就是他懷疑的那些人所為,是陰謀。
  報道稱,中國勞改基金會負責人吳弘達推薦給魏京生做助手的戴維•沃克(David Walker)說:“人們覺得,魏京生已與整個世界對立”。而魏京生認爲,這位助手是FBI派來對付他的特工。
  事情果真如此嗎?非也,這只不過是魏京生自己製造出來的“陰謀論”而已。
  1997年,魏京生剛剛到達美國時,當時的台灣陸委會及美國國會的某些議員曾希望透過他對北京當局的控訴,加強國際輿論譴責中國人權狀況的聲音。然而,時隔不久,魏京生就與幾乎所有的人鬧翻了,他的狂妄、無知讓與之見面的很多人士難以忍受,因此逐漸與其形同陌路。
  魏京生並沒有接受過系統、完整的教育,而且自1979年以來大部分時間,他都是在與世隔絕的監獄中度過的,與外界的接觸極少,因此,其見識淺薄,言談舉止也頗爲粗魯。有鑑于此,留居美國的中國著名異見人士嚴家其、王若望、劉賓雁等人,曾一再勸告他抓緊時間補習文化課程,並多看讀些書,以增長知識、見識,以免在公眾場合發言時貽笑大方。然而,魏京生卻覺得這些逆耳忠言隱含著對他的“羞辱”。
  該報道所擧的一個實例,證明了魏京生的淺薄無知。據稱,曾經有人問魏京生,對於中國政治專制體制他有什麽解決辦法,當時他不假思索地說:“美國根本不應該與中國打交道,應當斷絕與中國的所有貿易關系”。對此,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直言:“我們曾告訴魏京生,‘這已不是爭論的問題’。但他對我們所說充耳不聞。魏京生已不太為人們重視,因為他的觀點已與政策問題不相干”。
  對於他在海外民運中的孤立,魏京生毫不掩飾地聲稱,除了幾名領取台灣情治機構津貼的民運人士尚能與他合作之外,其他的著名民運人物幾乎都將他拒之門外。
  近年來,魏京生與昔日的朋友一個個地閙僵,他的政治結盟也一個個地失敗。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結局,是因爲在魏京生看來,那些不同意他的觀點的人,都是他的敵人。魏京生曾這樣說:“對我最大的批評,是我為什麼不聽從別人的意見。當我是對的時,我為什麼要聽他們的?所有卓有成就的人都有這種特性。”
  魏京生甚至把當時的克林頓政府和克林頓總統本人也當成他的敵人。當美國報刊拒絕發表他的文章、美國重要的政治人物不願與他見面時,魏京生相信,他們都是聽命于克林頓的。在他看來,克林頓實施同中國進行自由貿易的政策,很有可能是“共產黨間諜”。他說:“我當克林頓是我的敵人,克林頓也把我當他的敵人。當然,他不便直接說,但他指使別人叫我閉嘴。在中國,他們簡簡單單地將你關進監獄;在美國,他們總有其他辦法控制你”。
  美國國務院官員對此評論說,克林頓政府並沒有把魏京生當敵人。至於魏京生指控美國政府希望他“還是死了好”,並且設計了交通事故來加害他,國務院官員說:“他當然有權這麽說,但設計交通事故不是美國政府的行事辦法”。
  由此可以看出,此時的魏京生已經是四面楚歌,疑神疑鬼,甚至不惜祭出“陰謀論”的法寶來為自己的窘境開脫。這是魏京生的悲哀,但細加考量,也不難看出這其實也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西哲有云,“性格即命運”,魏京生落到此種地步,其桀驁不馴、剛愎自用的性格亦是原因之一。
  魏京生的罩門:無知、固執
  1999年1月8日,美國國會召開了一次由魏京生作證的情況簡報會議。在這次聽證會上,爆發了民運人士打架事件,——王希哲、薛明德等人推推搡搡,高聲叫罵,指責魏京生沒有資格代表民運。這個事件引起了媒體的一片譁然。
  隨後,魏京生就此指責王希哲是中共間諜,導致王希哲憤然以誹謗罪將他告上美國法院。同年5月,在布魯金斯研究所組織的天安門事件10周年研討會上,魏京生再度讓滿屋子的中國問題學者目瞪口呆。當時,他大聲指責華盛頓是“天安門鎮壓中的同謀”。魏京生說:“雖然沒有不容置疑的辦法証明天安門事件完全是美國政府的責任,但我們可以以此透視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態度”。
  近年來,魏京生幾乎與所有流亡海外的大陸異見人士鬧翻,甚至成為永久的敵人。前面所述的“中國人權”組織主席劉青,曾是魏京生在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中的老友。面對這樣一位老友和民運的大人物,魏京生曾經這樣告訴記者,現在他們之間“已沒有任何關系”;他還指責劉青“把民運與人權分開”,以便把所有本應支持民運的錢劃為己有,卻一分也不給他魏京生用。
  1998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曾邀請魏京生前往該校完成他的獄中回憶錄。他住的公寓禁止吸煙,然而嗜煙如命的他卻把房間里弄得煙霧騰騰,經常引致公寓的火警警報器大作,遭到鄰居抱怨。6個月後,邀請者忍無可忍,把他攆了出去。其時,他的回憶錄尚未完成。 哥倫比亞大學原來也曾給他免費提供住房和醫療健保,但后來這些優惠待遇也都被哥大取消。對此,哥大校方以及魏京生的資助者、“人權觀察”組織的創立者伯恩斯坦(Robert Bernstein)都認為,“魏京生在哥倫比亞大學什麼也沒幹,我們不能永遠資助他”。
  後來,魏京生接受陳水扁治下的台灣陸委會和軍情局資助,成立了“魏京生基金會”,專門在華盛頓遊說有關中國問題的政治人物;呼籲美國支持台獨和藏獨等。但他的個人見解往往與美國的政治現實間存在巨大反差,而他絲毫不在意這些。
  後來,在馬裏蘭州的一家超市,魏京生又一次與他心目中那些“看不見的敵人”交手。他在那裏使用信用卡購買一台寬螢幕彩色電視機,被售貨員拒絕。魏京生因此斷定,這是一個陰謀,是華盛頓或北京的特工在他的信用卡上作了手腳。
  孤立的處境似乎並沒有讓魏京生感到煩惱,也似乎並沒有促使他對自己進行反省。他仍然試圖說一些自命不凡的大話來引起周圍人們的注意,同時安慰自己。比如,他曾說,當中共政權崩潰、他當選總統時,歷史將証明他是對的。而他講話的結束語通常是:“大多數人不同意我,但最終他們將發現我是對的。我的主張是在監獄中的漫長歲月中思考出來的,永遠不會改變。”
  返美遇阻,巴黎豔遇曝光
  前幾年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魏京生從法國返美,在巴黎機場被法國警方禁止登機,這也使魏京生在巴黎密會情婦的艷遇被媒體曝光。當時,魏京生將此事件廣泛告知媒體,並聲言要讓巴黎警署“得到教訓”,要親眼看一看冒犯他的警官被撤職時的狼狽相。實際上,魏京生是想利用炒作這一事件來挽救自己日漸寥落的“知名度”。他抱怨此次歐洲之行處處未獲恰當的禮遇,尤其在波蘭的人權會議上,竟然沒有記者采訪他。
  與此同時,美國移民局對魏京生的入境請求,也拖延了兩星期之久才予以認可。因此,魏京生對媒體抱怨,他在美國是“寄人籬下”。對此,華盛頓的官員解釋說,國務院不清楚魏到底持何種証件;而這種說法等於明說魏京生不在國務院的“特別關注”之列,這令魏京生又生氣而難堪。魏京生在向台灣中央社表達了自己的憤怒時說,這件事必定有“特殊背景”,因為華盛頓有人一直不喜歡他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性貿易最惠國待遇,他並發誓說“一定要追究清楚”。
  據知情人透露,由於魏京生這次向移民局申請臨時“回美証”的理由是前往波蘭參加人權會議,所以按規定他衹能從波蘭徑直登機返回美國,不得轉去第三國。然而魏京生卻非要轉赴巴黎,與他的老相好、法國女人瑪麗相會。所以,他在巴黎機場那裏碰了壁。
  其實,這不是第一次,之前魏京生也曾經常借著赴歐洲開會之名轉去巴黎幽會瑪麗。前些年,魏京生向基金會要求增撥專款,以供他前往法國參加抗議當時大陸領導人江澤民訪歐的示威活動開支。然而,魏京生拿到錢後,提前一個月飛赴巴黎,就住在瑪麗的私宅,一連三周未與當地民運組織聯系。近年來,魏在歐洲逗留的日子似乎多過美國,而每次去歐洲,必赴巴黎。
  這個年過五十、會講一口中國話的法國女人瑪麗,是魏京生的老相識。1978年她在北京初次見到魏京生,那時她是法國駐華大使館三等祕書白天祥的夫人,而魏京生則是北京動物園的一名電工。如今的瑪麗已是白天祥的棄婦,替代她的是一個名叫李爽的華人女畫家。往昔她同外交官的浪漫愛情,連同她臉頰上的青春紅暈一起,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但自從重逢故人魏京生,瑪麗仿佛突然間又回到了遙遠的戀愛年代。魏京生的妹妹魏玲也證實,有時瑪麗會以少女般的任性口氣,在電話裏命令魏京生從某次會議中途退出,而理由僅僅是為了要魏京生陪她去買一雙高跟鞋,或者去看一部電影。
  “因出賣情報獲刑”被證實
  當年魏京生以兩項罪名獲刑,一是“洩露國家機密罪”,一是“反革命煽動罪”。對其前一項罪名,曾有西方輿論為之喊冤,認爲這是大陸警方的無端陷害。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年的當事人、當時法國駐華大使館三祕白天祥向媒體公開了事情的真相,證明魏京生的確是洩露了國家機密。
  那時北京的“西單民主牆”,吸引了大批外國記者前去拍照、采訪。在這種場合裏,好出風頭的魏京生向來不甘示弱,他一邊張貼大字報,一邊穿著軍裝讓記者照相。據説,這套軍裝是他從軍隊退伍時留下的,此後一直穿在身上去動物園上班,以示自己與其他青工的“身份有別”。
  魏京生的法國情婦瑪麗曾經拍下幾張當時魏京生身穿軍裝、頭戴軍帽的照片,並一直保留至今。在她的相冊裏,還有一張魏京生穿著軍裝站在法庭被告席上受審的照片,這是由魏京生的家人送到她手裏的。“西單民主牆”受整肅後,魏京生被大陸警方拘捕,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和反革命煽動罪獲刑十五年。當時魏家請求瑪麗無論如何設法呼籲西方政府全力援救魏京生,並幫助魏的胞妹出國。瑪麗和白天祥夫婦將魏京生的大字報手稿翻譯成法文和英文,交由法新社率先發表,使魏京生的名字從此出現在西方的報刊上,並因爲他的獲刑而聲名大噪,搖身一變為“民主英雄”。
  那麽,魏京生究竟有沒有出賣大陸的國家機密呢?2006年10月,白天祥接受法國《費加羅報》專訪,對已獲自由的魏京生作出了客觀的評價。白天祥宣稱,他不同意魏京生當年遭到北京當局陷害的說法,因為在法庭出示的錄音帶裏,清楚地記錄了魏京生向外國記者出售有關中越戰爭的官方文件時的談話,而那些文件在當時尚被北京當局列為“機密”。魏京生的父親魏梓林當時在大陸解放軍後勤部任要職,手頭握有一批官方的“紅頭文件”,有些還印有“機密”字樣。魏京生每次將這類文件遞交給法國大使館時,當時的大使館三祕白天祥照例會支付他一筆酬金。
  《費加羅報》引述這位前法國駐華外交官的話,來澄清以往鮮為人知的事實,其中包括魏京生並不光彩的一面。該報道稱,當年的魏京生與“西單民主牆運動”的民主鬥士們有許多不同之處,例如他一味熱衷于迎合西方口味來謾罵自己的國家,還將自己油印的小冊子《探索》以三美元一本的“天價”向西方人士進行兜售。
  為發財設立基金會
  在獲准保外就醫並流亡美國之前,沒有多少人真正知道魏京生的背景、為人和本性,西方媒體和人權組織之所以把魏京生捧為中國民主運動的象徵人物,很大成分是由於魏京生的“造反精神”、坐牢時間較長和“二進宮”的經歷,西方國家的政府也被媒體和人權組織的呼籲弄昏了頭,所以全力拿魏京生來作為向中國政府施壓的政治籌碼,致使魏京生名噪一時。隨之而來戴到他頭上的帽子也越來越大,從“西單民主牆運動的代表人物”變成“中國民主運動的象徵人物”,再到“中國民主運動的領袖人物”,最後竟被說成“中國民主之父”。
  魏京生利用這些不斷增值的政治名聲獲取巨大的私人利益,美元、馬克、法郎、港幣源源不斷地流入魏家。看到這些從天而降的金錢,魏京生終於領悟出一條致富發財的捷徑,而他的貪婪本性也逐步顯露出來。
  魏京生第一次出獄時,曾經向香港的民運組織“支聯會”索取五百萬港幣,名曰幫助別人舉辦“隱含政治傾向”的畫展,而實際上是為了解決其胞弟魏曉濤開設的生濤有限公司資金周轉上的困難。他到美國以後,為了獲取私利,又以“民主基金”、“聯席會議”等各種名義到處吸斂錢財,其中一次就向當時的台灣行政院索要二百萬美元。
  為了保住這些來之不易的名利,增加自己的身價,魏京生確實動了不少腦筋,也顯示了一定的政治表演天賦。當年在獄中,為了刺激國外媒體對自己的注意力,魏京生和魏家常常製造有關他健康狀況的種種故事,謊稱其在獄中常常受到虐待,健康惡化,甚至說他身患絕癥、不久人世等等。但其第二次出獄時,人們看到的卻是一個身寬體胖、紅光滿面的魏京生。為了掩蓋“受到虐待和迫害”的謊言,魏京生竟然聳人聽聞地說,他的紅光滿面和身寬體胖是因為大陸的獄警每天在他的飯菜里加放激素。
  1997年獲得保外就醫來到美國後,魏京生把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那些有權有勢的政客、富商的豪宅裏,為了獲得他們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支持,為了滿足個人的政治需要,他迎合西方某些輿論的需求,不惜違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在國際場合出賣國家,為台獨、藏獨、疆獨站臺打氣。
  例如,在1999年紐約召開的民運聯席會議上,有記者問魏京生在新的一年裏有何計畫時,他表示,當前主要的任務有兩條,一是阻止中共對臺灣發動戰爭;二是阻止中共獲得美國永久的“正常貿易關係”之地位。當記者問他究竟有多大把握來阻止這些似乎與他的身份和活動能力極不相稱的事情時,魏京生毫不掩飾地說:“這要看經費情況而定。目前我最需要的是錢,等有錢了,什麼都好辦了”。
  打壓異己的“民主之父”
  民運人士王希哲、徐文立等人在互聯網上發文披露,魏京生為保住“民主之父”地位,擔心別人搶他的風頭,不惜排斥異己,毫不手軟地打壓其他民運領袖。當徐文立、王有才等中國民主黨領導人在大陸獲刑入獄時,魏京生竟毫無根據地說“他們變節了”,聲稱徐王二人坐牢是假像,實際上是在大陸的專門療養院裏享受“部長級待遇”並接受培訓,再過一段時間便會以“保外就醫”的名義被送往美國。在接受台灣記者的某次采訪時,他又公開說徐文立是中共特工,王有才系因“毆打警員而被捕”;還說“中國民主黨”是中共在民主人士中培養的特工成立的組織,目的是“為了搞錢”。
  徐王二人在大陸獲刑入獄後,王希哲為了表達對徐王二人的支持,在美國進行了絕食抗議。此擧驚動了美國輿論,美國衆議院國際關系委員會也為此准備就“中國民主黨事件”舉行一次專門聽証會。這時,魏京生又開始在背後做手腳,先是要求聽証會的主辦者將會議改為“一般性人權聽証會”,以削弱中國民主黨的影響;同時,又再三要求主辦者取消王希哲等中國民主黨海外籌備委員會代表的作證資格,要求衆議院只允許魏京生及其同黨發言,否則他們將拒絕參加聽證會。王希哲等人聞訊大怒,趕到現場大罵魏京生等人“欺世盜名”,雙方還發生了肢體接觸。當時,美國媒體對這一民運內鬥的場面,播出了足足五分鐘之久。這場鬧劇令魏京生無地自容,慌忙從國會山的邊門開溜。當時,他面對記者提問,唯一的回答是:“王希哲是中共特工”。
  徐文立還發表文章披露,魏京生不遺餘力地對中國民主黨進行打壓。例如,他到處勸說中國民主黨成員退黨;唆使北京民運人士江棋生、任畹町等人反對中國民主黨的領導人徐文立;唆使安徽民運人士王洪學和河南民運人士王冰等人,擅自宣佈成立“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備委員會”,並封魏京生為黨主席;在海外唆使施軍等人以所謂“中國民主黨北美支部”的名義,加入魏京生那個徒有虛名的所謂“聯席會議”,以挑起中國民主黨內部的火拼;在中國民主黨人士謝萬軍的逃亡過程中,他還向美國人士作證說,謝萬軍是“中共特工”,導致謝萬軍險些來不了美國。
  王希哲等人還公開發文披露,魏京生和台灣某機構的“密切合作”關系已經是公開的祕密,他周圍的工作人員不少是台灣間諜。台灣當局之所以非常欣賞魏京生,是因為魏具有“連我們這些反共老手都自愧不如”的反共立場、敢說敢做的反共本領,顯示了魏是有很高利用價值的一塊好材料,所以給予魏京生巨大的經費支持。魏京生當然也會投桃報李,他不會忘記台灣是棵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搖錢樹,所以“人權高於主權”、“台灣人民有自決權”、“大陸不民主,兩岸不統一”也就成了魏京生的口頭禪。
  為了塑造好魏京生這個反共標誌,並通過魏京生來控制海外民運,陳水扁治下的台灣陸委會曾發出特別指示:“現階段在海外民運中衹支持魏京生,其他人士暫時壓一壓,以免聲音太雜”。於是,魏京生及其同黨先避開其他民運團體,開了一個名不符實的“聯席會議”,授予魏京生“主席”頭銜;會後即刻向媒體宣稱“魏京生整合了民運”。
  其實,1999年12月在紐約召開的“中國大陸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是由臺灣情治單位操控的,是專門為叫喊“山東也可以獨立”的魏京生再搭講臺,並企圖通過魏京生來操控整個民運。這個“聯席會議”對外聲稱代表“中國海外民運”,實際上排斥了與魏京生不和的絕大多數民運領袖。此舉激怒了整個民運界,當時即有十九個民運組織聯合召開了“中國民運團體圓桌會議”,並通過決議,同聲斥責魏京生及其“聯席會議”的騙局。
  王希哲還公開發表文章,披露當時的台灣陸委會指示相關情治單位對魏京生多做投資,在各種媒體上吹捧魏京生,甚至出資推動魏京生作爲候選人參與諾貝爾和平獎的評選。
  嫉賢妒能的“民運王倫”
  2000年,身居法國的民運人士岳武寫過一篇題爲《民運與水滸》的文章,文中將魏京生比作是梁山上的王倫,這引起民運界廣泛關注和討論。據說,魏京生看到後,破口大罵岳武是“流氓”。現在,從魏京生的種種言行來看,岳武當年的文章很有道理,可謂一針見血。
  近年來,很多當年支持和追捧過魏京生的西方人士也漸漸領悟到,多年來他們塑造的不是什麼民主英雄,而是一個“怪胎”。海内外有關人士時下對魏京生的看法大致可以歸結為以下三點:
  其一,魏京生不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其言行完全是一個崇尚專制文化的獨斷專行者,他狹隘的心胸使之容不下其他的民運人士。
  其二,魏京生不是一個願意為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而鞠躬盡瘁的民主人士,而是一個極端自私自利、沽名釣譽的庸人。
  其三,魏京生是一個一心為自己樹碑立傳的人,甚至不惜犧牲國家、民族、他人的利益。
  由此看來,魏京生的確是地地道道的“梁山上的王倫”,一個沒有什麼本事、卻又嫉賢妒能、生怕山大王的寶座旁落,最終被憤怒的林沖一刀砍了的王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