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August, 2009

应小小衲先生之请,把以前在《独立评论》上张贴过的旧文再贴一次。

Monday, August 31st, 2009

雅人恨事(1)
姬通
张爱玲女士在《红楼梦未完》一文中提及:“有人说过‘三大恨事’是‘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不记得了,也许因为我下意识的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小时候看红楼梦看到八十回后,一个个人物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起来,我只抱怨‘怎么后来不好看了?’……很久以后才听见说后四十回是有一个高鹗续的。怪不得……”。
从小就“懂得怎麽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风笛),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的张爱玲女士是举世公认的才女,这三桩恨事自然也是“雅人深致”罗。(典出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谢玄小字)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后因以“雅人深致”指高雅的人意兴深远。亦用来形容人的言谈举止高尚文雅,不同于流俗。)然而,仔细想想却又觉得未必尽然。
先说张女士的第一件恨事。鲥鱼是鱼中至味,东汉名士严子陵以难舍鲥鱼美味为由拒绝了光武帝刘秀入仕之召。苏东坡做诗称赞鲥鱼滋味:“尚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鲈鱼。”。只要不是舌蕾有问题,或者天生厌弃荤腥者,即沪语称之为“胎里素”的,不管是雅人俗人,凡是尝过鲥鱼的都知道这种鱼味腴美,也都抱怨鱼刺太多。至于是否有钱买得起鲥鱼,那是与雅俗无关的。
再说张女士的第二件恨事。海棠幽态摇曳,烟轻薄妆,唐明皇曾将醉酒的杨贵妃比作“海棠睡未足也”。(事见《太真外传》,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于时夘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韵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也。),《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女士以“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来咏白海棠,可谓花佳人佳句亦佳。那麽,海棠是否真的没有香味呢?唐代诗人郑谷在他的“海棠诗”中有“朝醉暮吟看不足,羡他蝴蝶宿深枝。”如果花无香何以引蝶?此外和他同时代的刘兼描绘海棠的诗中也有“低傍绣帘人易折,密藏香蕊蝶难寻。”,表明海棠并非没有香气,只不过在花蕊深处才能闻到。至于苏东坡的“海棠诗”中就说得更明显了:“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明明白白地说出海棠的阵阵幽香在氤氲的雾气中弥漫散逸,沁人心脾。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也提及“吾欲证前人有色无香之说,执海棠之初放者嗅之,另有一种清芬,利于缓咀,而不宜于猛嗅。使尽无香,则蜂蝶过门不入矣。”接着他又反诘道:“奚必如兰如麝,扑鼻薰人,而后谓之有香气乎?”可见并不是海棠无香,只是海棠无扑鼻的浓香,只散发出幽幽的清香而已。
现在来说张女士的第三件恨事。《红楼梦》全书一百二十回,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先生著的,后四十回根据胡适之先生的考证是高鹗先生续的。张爱玲女士曾称《金瓶梅》和《红楼梦》“在我是一切的源泉,尤其是《红楼梦》。”高鹗先生续的后四十回书在“水晶心肝玻璃人儿”的张爱玲女士看起来“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跳出来”,因此看到“四美钓游鱼”便觉得“突然日色无光,百样无味起来”。移居美国后,她对这本书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从《初详红楼梦》写到《五详红楼梦》,持续了十年时间。最后结集出版,书名叫《红楼梦魇》。在张女士心目中,高鹗先生续的后四十回书是“弥罗岛出土的断臂维纳斯装了义肢” ,因此她认为“《红楼梦》被庸俗化了”。
其实张女士大可不必将“《红楼梦》未完”引为人生恨事的。即使没有高鹗先生续的后四十回书,红学界已经够热闹了。说起来好笑,所谓“红学”也者,原来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在乾嘉学派流行的嘉定凇江,众多士子都热衷于研究“经学”,坐在冷板凳上埋头钻研“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等六部经书)。独有一位朱子美(昌鼎)先生,专门看小说,一部《红楼梦》烂熟于胸。朋友责他不务正业,他说:“我也在研究‘经学’,只是少‘一画三曲’而已。”朋友不解,他笑着解释说:“‘经’字(繁体字)少‘一画(一)三曲(巛)’就是‘红’字,我研究的是‘红学’呀!”。(嘉、道两朝,以讲求经学为风尚。朱子美尝讪笑之,谓其穿凿傅会,曲学阿世也。独嗜说部书,曾寓目者几九百种,尤熟精《红楼梦》,与朋辈闲话,辄及之。一日,有友过访,语之曰:“君何不治经?”朱曰:“予亦攻经学,第与世人所治之经不同耳。”友大诧,朱曰:“予之经学,所少于人者,一画三曲也。”友瞠目。朱曰:“红学耳。”盖经字少,即为红也。朱名昌鼎,华亭人。见徐珂《清稗类钞》)“红学”两字流传至今,已经曼衍发展成为一门庞大的研究领域,或者说得更实际一些,已成为一只养活成千上万红学家们的巨大饭碗了。
上世纪初,政治尚未涉足学术,论《红楼梦》者各抒所见。王国维先生以德国叔本华哲学思想对照,认为《红楼梦》描写了人生的苦痛及解脱之道,是“彻头彻尾之悲剧”;蔡元培先生以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胡适先生说“《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鲁迅先生只把《红楼梦》看作“人情小说”;俞平伯先生则认为《红楼梦》“作者所要说者,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记阑,穷愁毕世”。
五十年代初,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先生和蓝翎先生在太祖全力支持下横空出世,对胡、俞之说大张挞伐,随即形成全国规模的“批俞、批胡”运动。俞平伯先生只能俯首认罪,检讨连篇。《红楼梦》遂被定位为“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倾向的现实主义杰作”,贾宝玉先生也被太祖御口亲封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革命家”。这以后两位“小人物”也渐渐分道扬镳。李希凡先生以《人民日报》文艺评论员的身份激昂指点,参与到大大小小的文化运动中去,成了风光显赫的红人;蓝翎先生却一直“写些偏激杂文,批评官僚主义”,1957年蓝翎先生中箭落马被划入右域。至于四十年后,两位年逾古稀的“小人物”之间的关系形同水火,最终对簿公堂,那就是后话了。
到了七十年代,“红学”服务于“儒法斗争” 。只要看看当时评论文章的标题就
可以得知其内容了:“《红楼梦》的反儒倾向”,“封建末世的孔老二──《红楼梦》里的贾政”,“反革命两面派的自我暴露──剖析林彪在《红楼梦》第一百零七回中的一段批语” 。至此,“红学” 研究已是脸面殆尽矣。
八十年代以降,三、四流乃及未入流的“红学”研究者多若过江之鲫,构成极为“拥挤的红学世界”,聚讼纷纭,风波叠起。毕生吃红学饭的周汝昌先生在“批俞平伯、批胡适”运动中曾经主动检讨,控诉胡适先生对自己的毒害,加入批俞平伯先生的行列。在“科学的春天”到来之际,周先生思想空前解放,挣脱了五十年代的评红模式,得出了发聋振聩的研究结论:“曹雪芹是行将步入近代中国人的启蒙者,意识革新的先驱者!”。于是写小说的曹雪芹先生就被周先生尊为“伟大的思想家”。
另一位“红学”大家冯其庸先生被经济浪潮冲击得心旌摇曳,有点耐不住心来钻古纸堆。于是他毛遂自荐地与金庸先生签订下“金庸小说点评本”的合同,为此“三下新疆,去实地考察《书剑恩仇录》细节描写的真实性”。众所周知,考证的对象应该是历史事实,《书剑恩仇录》是金庸先生在香港“大公报”付刊办公室里向壁枯坐时虚构出来的故事。直到三十多年后金庸先生的足迹才幸临新疆,真不知冯先生去新疆考证些什麽?结果冯先生的马P拍在马脚上,金老板丢下话头:“‘金庸小说点评本’是随便找几个人,说这段好,那段不好,就是小学生也会写的。”。
九十年代初,在通县张家湾镇传来了发现曹沾(加雨字头)墓碑的消息,这篇报导象一滴冷水掉进了热油锅,整个红学界都炸开了。对于“重见天日的曹沾墓碑”,以周汝昌先生为领军主帅的一派主“伪”;簇拥在冯其庸先生大纛下的另一派主“真”。前者提醒“要警剔有人乘机以假文物欺世惑人,这是有伤国体的大事!”;后者欢呼“(发现墓碑)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两眼近乎失明,仅靠右眼0.01的视力支撑”的周汝昌先生看出“该石所刻大小字共七枚,全不类清代乾隆时期书体,乃是现代人书写之形态”;冯其庸先生则针锋相对地反问“难道乾隆皇帝下过命令,要求百姓必须写某一种字体?”两派争得不亦乐乎,分别写出了洋洋洒洒的考证宏文,却至今没有争出个结论。
其实,不管是周汝昌先生还是冯其庸先生,心里都十分明白,从地下掘出的这块“石头”是真墓碑也好,是赝文物也好,对他们两造都有好处。正如周汝昌先生在文中透露的“争论的双方谁也离不了谁,而又谁也需要谁,这是客观事实。”。出世的“墓碑”其实是一块可以供红学家们啃用几辈子的特大干酪。因此冯其庸先生雄心勃勃地扬言:“墓石之争兴未阑,再论一千年”。
那位写了一篇《班主任》而在小说界迅速“崛起”的刘心武先生也想从这只煮“红学”的巨鼎里分一杯羹尝尝,于是他独辟蹊径地说秦可卿的原型是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开创了研究秦可卿身世的“秦学”。此举自然触犯了“红学”研究的行规,冯其庸先生斥之为“所谓的‘秦学’研究,不是‘红学’,也算不上‘红外学’,充其量是‘红外乱弹’,是对社会文化的扰乱。”
另一位资深的红学家蔡义江先生经过详细考证,表明“无论《清史稿》中的‘圣祖(康熙)本纪’、‘世宗(雍正)本纪’或者‘表六(公主表)’中都未曾提及有这麽一位公主。”,而且蔡义江先生还“翻遍清宫档案中的‘列祖子孙(宗室)族谱’,也查不到关于这位公主的任何记载”。笔者也曾看过刘心武先生的红楼探轶系列,模仿学术研究的生硬文字里充斥了大量熟练的自然主义式的文学描写段落,当时我就有些怀疑刘心武先生是否在把《红楼梦》当《青楼梦》来读了。可怜的曹雪芹先生为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坐了十年冷板凳,自己生前“举家食粥酒常赊”,留下一卷未曾写完的残稿却带来了百年不衰的“红学”热,养活了数以万计的吃“红学”饭的专家学者。
只有俞平伯老先生不愧为诚实的学者,晚年深自悔悟:“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成‘断烂朝报’,一如商人之好春秋经。笔者躬逢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信哉斯言!诚哉斯言!
再回到《红楼梦》未完的话题上来。其实在笔者这样的庸俗凡胎眼里,根本就看不出来“后八十回无论语言、文字、结构、审美取向等都劣于前四十回”。那些大大小小的“红学家”、“曹学家”,外加刘心武先生这样的“秦学家”,“一个个都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然而,他们对待高鹗先生的后四十回续书却同仇敌忾,将见不到《红楼梦》全璧的不满和怨气全撒到高先生身上,对其所做的续补工作全盘否定,横加指责,视之为篡改《红楼梦》的罪人,刘心武先生甚至将他定性为“用心险恶,受人指使的文化特务”。我始终不明白刘心武先生何以对高鹗先生如此怨毒?最近看了一篇报导“刘心武证实他将续写《红楼梦》后28回”,披露刘先生的“续作将发展前八十回埋下的政治斗争情节的伏笔”云云,才得知刘先生想取高鹗先生的“伪作”而代之以自己的“佳作”。倘若高先生迟生二百年,倘若高先生有幸又和刘心武先生同在一所中学里执教的话,高先生的下场…… 想到这儿笔者真替高鹗先生暗暗庆幸。呜呼,太祖虽逝,你死我活的整人之术犹存,国人何时才能稍加收敛?
(未完待续)
 

效颦释雅(一)

Sunday, August 30th, 2009

效颦释雅(一)
断章师爷
林语堂先生推崇前清文人张潮,称他是“自己的老朋友”,并多次引用他《幽梦影》中的那段话:“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几番钩沉,终于在网络中找到了《幽梦影》,在“卷上”的开篇之页就读到了上面这段话,不觉大喜过望,赶紧把原文下载并打印出来装订成册。我读这薄薄的一册文字,很有些象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中描述林黛玉观看《会真记》的感受,“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呔!此话该打。想那林女士是“堪怜咏絮才”的世外仙姝,岂是我这等浑身俗骨的伧父可以比拟的?其实我的用意不过是借重黛玉女士的锦心绣口而已。张潮先生的每一行文字,都可以当作美学格言来细细琢磨,有些甚至要反复玩味一阵,才能慢慢体会出文中的妙趣。每到这时候就很想把自己的一得之见公诸同好,久而久之就有了把心中的感受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想头。于是,就象做书的大家、名家们在序言中常常谦逊地表示的那样“不识谫陋,敷衍成文”,至于后面的“难免祸殃枣梨”等词就可以省掉了,因为只打算在网上张贴(原来写的是“遥寄亲友,以期分享” ) 。此举颇有捧心之嫌,索性冠其名曰“效颦”,明言露拙之意。
《幽梦影》“卷上”第四小节论及知己:“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独人也,物亦有之。如:菊以渊明为知己,梅以和靖为知己,竹以子猷为知己,莲以濂溪为知己,桃以避秦人为知己,杏以董奉为知己,石以米颠为知己,荔枝以太真为知己,茶以卢仝、陆羽为知己,香草以灵均为知己,莼鲈以季鹰为知己,蕉以怀素为知己,瓜以邵平为知己,鸡以处宗为知己,鹅以右军为知己,鼓以祢衡为知己,琵琶以明妃为知己。一与之订,千秋不移。若松之于秦始,鹤之于卫懿,正所谓不可与作缘者也。”那麽文章就从知己做起。
张潮文中起首一句是“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这就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意思。走笔至此,条件反射般地想起周大先生书赠瞿秋白先生的联语“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师爷按:这付对联是前清道咸年间钱塘金石家何瓦琴集《兰亭禊帖》的字而成,并请曾任内阁中书的徐时栋书写。徐时栋非常欣赏这副对联,曾收进他的《烟屿楼集》中。鲁迅在1933年2月购买到这部书籍,对此联也极为赞赏,于是就录赠瞿秋白。)当代太史公们恭维瞿秋白先生和周大先生共同领导了中国的“左翼文化”运动,称他们是“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的朋友和同志”。卖文为生的大先生对于革命和革命党人确实很有好感:“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然而职业革命家瞿秋白先生在长汀就义前写的那篇《多余的话》却流露了他对于革命的真实感情:“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因此我疑心周大先生推许秋白先生为人生的知己,是否有些一厢情愿?看来周大先生的真正知己倒是钦定他为“文化革命主将”的太祖。周大先生以瞿秋白先生为知己的话题是额外引伸出来的,无关本文主旨,就此打住。
张潮先生接下去的那句话就别开生面,发前人所未发,道时人所未道:“不独人也,物亦有之。”原来精彩绝纶的大千世界中不光是万物之灵的人有知己,即便是物,包括动物、植物乃至没有生命之物都可以拥有知己者的。
第一个例子举的是“菊以渊明为知己”,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但凡上过中学语文课的人几乎都记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且不管是否出于真心,都会或多或少地对隐逸的田园生活表现出几分艳羡的意思。菊以陶渊明为知己,自然是因为陶渊明爱菊的缘故。这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屡屡可见。例如“秋菊盈园,而持醪无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九日闲居》小序);“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九日闲居》正文);“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和郭主簿》)以及“黄花复朱实,食之寿命长。”(《读山海经》)和“三迳就荒,松菊犹存。”(《归去来兮辞》)。
天底下爱菊者成千上万,为什么只推许陶渊明为菊的知己呢?我想这大约是因为两者的品性比较相近。菊是四季花事中开得较晚的一种,“菊花开尽更无花”,彼时群芳凋零,枝头萧瑟,只有菊花灼然秀发,傲睨风露,给寂芜的自然带来生机,使人联想起傲世劲节的君子之德。陶渊明在担任彭泽县令时,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解绶还乡,隐耕田园,一直过着“击壤以自欢”的归隐生活。后世士大夫常常在诗文中有意无意流露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其实陶渊明“躬耕自资”的日子并不是“有斗酒豚蹄,畅饮歌呼。瓦钵瓷瓯,村箫社鼓,落得妆愚,无是无非,不乐何如”那样的自在日子。而是“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这般的贫窭岁月。连饮酒这种普通人的乐趣也常不能满足:“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
至于采菊也远非想象中那样悠闲风雅,“尝九月九日无酒,宅边菊丛生,摘菊盈把,坐其侧久,望见白衣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师爷按:“白衣”指刺史王弘送酒的差使,白衣是差使的服装。此后“白衣”就常指代送酒之人,这是施蛰存教授批评瑞典马悦然院士在給他复信中错用典故时说给笔者听的。这件事情待以后有机会专文介绍。)
由南朝宋武帝刘裕之侄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记载了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全书共一千多则,依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类。可是内中没有一则是关于陶渊明的。有人认为是陶氏家族在东晋没有取得世家大族的地位和声望所致;也有人认为是陶渊明那时的地位和影响远非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么重要。我以为《世说新语》的收录旨趣主要着眼于清谈之士。陶渊明不尚清谈,文风平淡,正如周大先生所说“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是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所以“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的陶渊明自然就入不了临川王爷的法眼。
然而后世的不少读书人还是非常推崇陶渊明的,誉他为儒学的楷模。以至民间广为流传的“虎溪三笑”中将陶潜﹑道士陆修静和僧人慧远分别当作儒﹑道﹑佛的“三个代表”。(师爷按:据《庐山记》载:“流泉匝寺下,入虎溪,昔遠師送客過此,虎輒號鳴,故名焉。時陶元亮居栗山,山南陸修靜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史家考证,并无其事。盖自中唐以降,儒道佛三教融和之说渐趋流行,虎溪三笑一事或系好事者就三教融和说而虚构。)后人有不少吟唱菊花和陶渊明的诗词。元稹以住舍四周的菊丛与陶宅相似而自得:“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杜牧以采摘菊花,吟咏陶诗自娱:“篱东菊径深,折得自孤吟。”;郑板桥将菊和陶两者融为一体,认为菊花是悟解了陶渊明的性情,才烂熳开放的:“想因会得渊明性,烂熳黄花开一墩。”。最高明的还是林则徐的“谁知解组陶彭泽,采向东篱也折腰。”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彭泽陶县令却为了采菊而折腰,真可谓“知菊者陶也,知陶者林也。”所以我斗胆添上一条狗尾“元亮泉下有知,当以元抚为知己”。(师爷按: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林则徐字少穆,又字元抚。)
说罢菊花,续以梅花:“梅以和靖为知己”。和靖指的是北宋的诗人林逋,字和靖。林和靖早年曾到各处游历,四十多岁返回杭州,选择在西湖旁的孤山隐居。他种梅养鹤成癖,终身不娶,世称“梅妻鹤子”。直到六十一岁去世之前,其足迹都不曾踏入近在咫尺的杭州城里一步。林和靖葬于孤山北麓的宅旁,墓是他自己修的。临终遗诗中有:“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师爷按:据《宋史》记载:澶州一战,真宗与契丹订立澶渊之盟。为了挽回颜面,造出“天书降临之事”。伪言有一神人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真宗遂决议作封禅事,封禅实在是为了稳定民心、声压四海。)表明他不求闻达、不求传世的心迹,真是潇洒自在。封禅之事引得不少文人大献谄媚之言,一纸一书便可得官职。超然的林和靖一眼就看出真宗及朝臣的用意,自然不屑合污,便去了孤山,植梅养鹤,当了个隐者。他有一首流传久长的《山园小梅》: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梅花的风骨,就是诗人淡泊的自况。此诗被后人奉为咏梅的绝唱,南宋词人姜夔(白石)就以“疏影”和“暗香”作为词牌的名称写了两首歌颂梅花的词。以致“疏影”、“暗香”也成了诗词中梅花的代字。被誉为词坛殿军的南宋张炎认为“诗之赋梅,惟和靖一联(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而已,世非无诗,不能与之齐驱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太白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诚哉是言也。”
林和靖爱梅花,讲究境界,认为最好在有水有月的环境中欣赏。“疏影”一句,在一泓浅水中影影绰绰地勾勒出倒映的老杆新枝;“暗香”一句,自一片月色中朦朦胧胧地弥漫出淡雅的香气。林和靖爱梅花,自比人格,喜欢选择冬春之际去探梅:“凡花总欲争春去,疏蕊偏能忍冬开”他不仅欣赏梅花的清姿,更偏爱梅花的骨格。林和靖爱梅花,偏重旨趣,不欢喜红花的艳俗,欣赏梅花的清逸:“人怜红艳多应俗,天与清香似有私。”林和靖爱梅,更可爱的还在于他有农夫的务实精神:“种梅三百余树,花既可观,实亦可售,每售梅实一树,以供一日之需……”。在种梅养鹤的同时,他又采药、种药、卖药、捕鱼。“一湖明月夜鱼归,水痕秋落蟹螯肥”,隐居的日子着实辛劳得很哩!食人间烟火与慕清雅高洁并不相悖,这也是林和靖比通常的士大夫们实在的地方吧。信哉!梅以和靖为知己,诚未谬托。
后记:我的另一组系列文字《雅人恨事》(一)、(二)、(三)贴在《独立评论》坛后,被批评为 “文风倾斜”和“好掉书袋”。我写这些文字的初衷只是为了自娱和供亲友消遣,并没有张贴出来给外人看的意思。所以信笔所致,主题难免失控。至于“好掉书袋”云云,也事出有因。盖师爷老迈年高,记性象个特大号漏斗,不像芦笛先生那样腹笥甚丰,记性惊人。所以好不容易寻找到的一星半点东西,都献宝似的一股脑儿捧将出来,满心希望与诸君同乐一番。同时也起个资料“库存”的作用,不至于以后想引用时,再费上一番周折。希望网友诸君体恤我的的苦衷。

[原创]一篇无规滑行的文字:关于布朗、爱因斯坦、斯莫鲁霍夫斯基、郎之万以及波尔兹曼

Sunday, August 30th, 2009

一篇无规滑行的文字:
关于布朗、爱因斯坦、斯莫鲁霍夫斯基、郎之万以及波尔兹曼
断章师爷
以前我的文字大都张贴在《独立评论》上,当初之所以选择那个论坛注册,是看到那儿人气比较旺,人来人往的相当热闹。热闹是热闹了,却也有意想不到的麻烦。主贴甫出,跟帖即至。我曾在“《独评》网上其文,《独评》网下其人”中指出“《独评》上不乏好的跟帖,虽然片言只语,却是意味隽永。犹如闽中丁香,耐人寻味再三。《独评》上的有些跟帖,就不敢恭维了。毫无才情可言,却偏偏逢帖必跟。展读之余,令人联想起泰山顶上的题刻和‘到此一游’的涂鸦。更加不堪的是《独评》上还有不少时时不忘恶意中伤对方,处处只顾挖苦刺痛别人的跟帖。对于这种帖子,通常看了会令人产生极度厌恶的感觉。”我本人张贴在《独立评论》上的帖子就同时接受过这三类跟帖的礼遇。芦笛先生挚言相劝“上网本来是散心,若是适得其反就没有意思了。”并诚意相告“我们那儿比较冷清,不过气氛和谐,是个朋友聊天散心的清净去处”有鉴于此,我把这篇文字贴到《海纳百川》上来了。
道罢开场白,话入正题。
众所周知1905年在伯尔尼瑞士专利局工作的爱因斯坦先生发表了五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包括了现代物理学中三项伟大的成就:分子运动论、狭义相对论和光量子假说。因此1905年被称为爱因斯坦的“奇迹年”(The Annus Mirabilis)。美国波士顿大学爱因斯坦研究中心主任John Stachel将“分子大小的新测定”、“热的分子运动论所要求的静止液体中悬浮小粒子的运动”、“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关吗?”以及“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试探性观点”等五篇论文汇订成册以《爱因斯坦奇迹年——改变物理学面貌的五篇论文》为书名出版,还请奇点理论的创立者Roger Penrose为该书写了一篇序言。上列的第一篇是爱因斯坦取得苏黎世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第三、第四两篇都是关于相对论的;第五篇通过引入光量子假说发展了普朗克的量子论,并对诸如光电效应这一类现象进行解释,是他获诺奖的主要论文。第二篇讨论的是布朗运动。我在处理材料的流变性能时经常考虑与时间有关的微粒动态性能,因此布朗运动之于我,犹如竹之于王献之先生,几乎是“不可一日无此君”了。下面就谈谈我的“此君”吧。
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1773-1858)是英国植物学家,长期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尽管他曾被委任为大英博物馆的植物标本库负责人。世人几乎都不知道他在植物分类学上的贡献。不象林耐先生(Carl von Linne,1707—1778)那样大名鼎鼎,瑞典政府把他的头像印在最流通的面值为100克朗的纸钞上。布朗教授1827年用显微镜观察水中悬浮的花粉颗粒时,发现颗粒在无外力作用下,总是不停地运动。他把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写成论文以“在1827年六月七月和八月对于包含在植物花粉上的颗粒以及通常存在于有机和无机物体上具有活力的颗粒进行显微镜观察后所作的一个简短报道” 为题发表在《哲学杂志》(Phil. Mag. 4, 161-173,1828)上。虽然布朗自己并没有能从理论上解释这种现象,但后来的科学家用他的名字命名为布朗运动。网络上可以找到布朗先生的原文,是用PDF制作的照相版。布朗的行文流畅,平实无华,叙述详尽却不罗嗦,读来有蒙田的笔致,又使人联想起儿时看过的法布尔的《昆虫记》。其实,早在公元前古罗马的诗人兼哲学家鲁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前99年–约前55年)就在《关于事物的本质》中提及“让太阳的光线照进住屋并将之引入幽暗处,观察一下会发生什么。你将看到大量微小的颗粒混杂在一起。……它们的舞蹈其实指出了一种藏匿在我们视线以外物质的隐晦运动。……它起源于一种自身运动着的原子。”此外,1785年荷兰哲学家兼植物学家杨.英格何斯 ( Jan Ingenhousz 1730 - 1799)也描述过煤炭颗粒在酒精表面的不规则运动。然而,传统上都将这种运动归功于布朗发现的。
布朗运动的发现是一个新奇的现象,其原因何在?为此有许多学者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克斯纳(Franz Serafin Exner 1849-1926)和德国物理化学家能斯托(Walther Hermann Nernst 1864-1941) 等都把布朗运动归结为物系自身的性质。并借助于热力学理论进行解释。第一个用数学方法描述布朗运动的是丹麦天文学家兼数学家梯爱勒 (Thorvald Nicolai Thiele 1838 - 1910),他是用最小二乘法处理的。此后法国数学家巴夏莱 (Louis Jean-Baptiste Alphonse Bachelier 1870-1946) 在他的博士论文《推理理论》中对于股票市场的布朗运动行为进行了随机分析。然而真正对于布朗运动的本质问题进行探讨的是爱因斯坦和斯莫鲁霍夫斯基。
二十世纪物理学界的众神之王是爱因斯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句他老人家的兴趣触角伸向哪个课题,就是从事该领域的全体后继者的无上福音。目前各种形形色色的时髦学说和新颖理论不断见诸报导,稍不留意就会感受到落伍的危机。然而弱水三千,我只想从爱因斯坦开掘的这口世纪深井中汲取一瓢清冽的凉水来沁 润自己的心脾。尘务之余翻阅和浏览爱因斯坦一百多年前撰写的那两篇旧文:“热的分子运动论所要求的静止液体中悬浮小粒子的运动”和“关于布朗运动的理论”是我生活中难得的一种情趣。
如果拿诗来作比较,我觉得爱因斯坦的这两篇文章犹如《古诗十九首》。其他那些大家的学说和理论则如唐人诗宋人词。初唐卢照邻有两句诗:“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写得很好,惜太逞才使气,显得浅露。北宋王安石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绿”字是全诗的“诗眼”。但是《古诗十九首》则不然,整体浑成,全诗都好,无法摘出何字何句为最。诚如钟嵘《诗品》所指出的“文温以丽,意致深婉,可谓几乎一字千金。”阅读爱因斯坦的文章让我有如对神明的感觉。又象望着窗外遥远的一线天际,只想更近真实一些。
爱因斯坦在“热的分子运动论所要求的静止液体中悬浮小颗粒的运动”中只讨论了颗粒的平移运动。稍后,也就是在1905年12月他又补充了颗粒的旋转运动,完成了“关于布朗运动的理论”一文。发表在德国物理学月刊(Annalen der Physik 19, pp 371)上。Annalen是德文编年史的意思,但是该刊物则是按月出版的。“关于布朗运动的理论”这篇文章的篇幅短小,共由五个部分组成。
在第一部分中,爱因斯坦利用通常的统计力学方法求出处于热力学平衡状态下的均匀液体中某个球状悬浮颗粒的重心某个时刻在其周围一个无限小空间中出现的概率表示式。得到的表示式具有与波尔兹曼气体定律相似的负指数分布关系。这是分子热运动所特有的形式。它解释了当受到恒定的外力作用时,体系的参数,由于分子的不规则运动的结果,和处于平衡的值会有多大程度的出入。
在第二部分中,爱因斯坦根据第一部分得到的概率表示式,求出了该重心在平衡位置处的均方根位移表示式。并将在振动频率较低的情况下根据普朗克辐射定律得到了辐射密度表示式,并代入均方根位移的表示式中。所得结果可用以判断使得悬浮颗粒不至因为重力的作用而能持久地在体系中保持平衡的尺度极限。假设观测的均方根位移的下限为万分之一厘米;体系的温度为摄氏27度;为了使悬浮颗粒进行的振动在显微镜下可以观测到,那么作用在该悬浮颗粒上的力不可超过百万分之5达因。从这个这极限定律可以求得每个克分子中的分子数N,也就是阿佛迦德罗常数之值。爱因斯坦指出之所以从这样一个极限定律求取N的值,是因为“我们物理概念的根本不完备性”所致。
在第三部分中,爱因斯坦将第一部分得到的单个悬浮颗粒的表示式推广到由n个颗粒组成的庞大体系(n是个非常大的数字),计算出热运动对于悬浮颗粒重心位移产生的影响。换句话说得到了由n个颗粒组成的体系的均方根位移表示式。
在第四部分中,爱因斯坦将斯托克司定律中的迁移率代入平移和转动这两种运动方式的均方根位移表示式中,得到了布朗运动的表示式。
在第五部分中,讨论了上述布朗运动表示式的适用范围。指出由n个颗粒组成的体系的均方根位移表示式不能适用于任意短的时间。例如对于直径为1微米和密度 的微粒,在室温下的水中,体系均方根位移表示式有效性的下限大约是10的负7次秒。
上述爱因斯坦的文章中没有一句可有可无的废话;没有一步多余的算式;没有援引一个新的概念;没有应用一种新的理论。依据的是传统的分子热力学理论,运用的是经典的统计力学方法,使用的是简单的微积分运算工具。然而他的结果却解除了一个使得众多物理学家困惑了半个多世纪的悬念—-得出布朗运动的数学表示式。这就是爱因斯坦不同凡响之处。须知当时他还只是个26岁的青年呢!
下面我想介绍另一位运用概率方法独立解决了布朗运动数学表示的波兰数学家兼物理学家斯莫鲁霍夫斯基(Marian Smoluchowski 1872-1917)。1906年斯莫鲁霍夫斯基也在德国物理学月刊(Annalen der Physik 21, pp756.)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布朗运动和悬浮液的动力学理论”的论文,用概率方法建立了一维状态下布朗运动的数学解析式。他假定在质量为M的测试颗粒和质量为m的流体颗粒之间发生了碰撞,M远远大于m。应用动量估算可以得到测试颗粒的速度增量表示式。斯莫鲁霍夫斯基假设颗粒的碰撞仅限于一维;测试颗粒对流体颗粒从左至右的撞击概率与从右至左的撞击概率相等;每一次撞击引起的速度增量具有相同的量值。于是他得到了碰撞的相重数的表示式以及可能状态的总数,因此分别计算出了从左至右的撞击概率和从右至左的撞击概率。他还计算了平均的总速度改变以及当颗粒总数非常大时平均总速度改变的极限值。斯莫鲁霍夫斯基得到的布朗运动的数学表示式与爱因斯坦的结果殊途同归。
课堂上讲授这部分内容时,往往根据斯莫鲁霍夫斯基对于布朗运动的结果进一步引出更加实用的扩散方程。通常须借助菲克定律,即以德国生理学家菲克(Adolf Eugen Fick 1828-1901) […]

[转帖]郑永年: 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及其在中国的前途

Monday, August 17th, 2009

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及其在中国的前途
[郑永年] (2009-08-11)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自由主义怎么了?从一个层次来看,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活着。在行动方面,一些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还不时地会有些动作;在理论话语方面,自由知识分子还不时地向中国的现存制度及其官方的制度论述提出质疑或者挑战,张扬宪政、民主与人权。至少,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给外界的印象。但是从中国的现实及其自由主义的回应来说,中国的自由主义似乎已经死了。除了一些毫无结果的挑战官方的行动之外,自由主义的诸多论述与中国社会的现实越走越远,也越来越不相关。  
改革开放为自由主义的发展提供条件
  这实在是一大遗憾。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各方面的实践包括经济和社会,甚至政治都为自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着很多条件。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开放型的,社会发展也是开放型的。尽管政治方面的变化比较慢一些,但较之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今天的政治也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首先在西方出现,在西方得到发展。但自由主义并非西方的专有物。任何一个国家,当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总会产生很多自由主义的因素来。尽管西方自由主义有其悠久的思想传统,但近代自由主义及其在政治制度上的表达则完全是工业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从这一逻辑来看,中国也不会例外,必然会产生自由主义。今天中国的诸多实践例如开放、利益多元、利益竞争和整合、公民政治参与、社会组织等等都是所有种类自由主义的一般性材料。
  客观地说,中国各方面的进步和发展也需要自由主义的实践。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很多“主义”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是革命的思想体系,而各种自由主义则更多的是国家建设的思想体系。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哪种思想体系发生更大的作用取决于该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近代以来,一些国家采用了自由主义的改革路线,而另外一些国家则采用了其他的革命路线。这一点其实马克思早就有论述。
  今天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实践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因素,改革也在呼唤自由主义的产生。自由主义提倡理性、和平、利益表达和妥协、基本社会正义,这些都是目前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那么,为什么在实践需要自由主义的时候,自由主义反而变得不相关了呢?  
自由主义站在权威对立面
  很多人经常把从近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归之于官方的控制。这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但问题是,官方控制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自由主义总是站在官方的对立面。当自由主义和官方政策处于直接对立面的时候,冲突不可避免。在这样的直接冲突中,失败的总是自由主义者。西方的自由主义很好地处理了与现实权威的关系,但中国的自由主义总是站在权威的对立面。
  从反思的角度,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更多地是来自自由主义者本身所做的选择。人们不用去谈论久远的过去,就拿改革开放以来的自由主义来说吧。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主流理论,而且更是主流政策话语。公平地说,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经济自由主义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但不幸的是,后来新自由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演变成具有原教旨主义特点的理论和政策话语,赤裸裸地为各种利益说话,而把基本的社会正义排挤出自由主义体系。
  政治自由主义的情况甚至更坏。如果说经济自由主义对中国的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并没有发生在政治自由主义那里。客观地说,政治自由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西方教科书的水平,西方话语如“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核心关键词。不仅现存体制拒绝这些话语,社会也已经不再对此感到多大的兴趣了。  
自由主义拒绝中国化
  但是,自由主义在中国不能生根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由主义一直拒绝中国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自由主义从西方输入。中国人尽管已经高调谈论自由主义一个多世纪了,但根本就没有产生过中国本身的自由主义。“五四运动”期间流入中国的诸多主义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得到生存和发展。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主义符合时代的需要,也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人物对这些主义加以中国化的努力。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很长历史时期里,自由主义只是作为一种纯思想意识而存在。中国社会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缺失中产阶级,就是说,自由主义没有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但如上所说,现在的情况则不一样了,存在着很多有利于自由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因素。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由主义再拒绝中国化几乎就是选择自我毁灭。
  很多人盲目崇拜自由主义是因为的确不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本质,自由主义的教科书仍然对他们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而另外一些人不愿意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则是有其他的原因。他们把西方的自由主义赋予高度的道德色彩,他们似乎要坚守这个道德高地。
  拒绝中国化就产生了诸多自由主义难以消化的消极后果。首先是和中国本身的传统意识发生冲突。除了全盘否认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外,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和传统联系起来。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革命者并没有任何分别。其次是和官方的话语发生冲突。但最重要的是,因为不能中国化,自由主义就解释不了中国的现实,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方面。这些因素使得自由主义对社会没有任何吸引力。自由主义者没有能力证明自由主义所提供的建国蓝图要比其他的主义会更好。这样,边缘化就不可避免。
  在西方,自由主义本来就是一种开放的知识和思想体系,与其它体系相比较,自由主义的包容性最强。但到了中国自由主义者那里,自由主义就变成了最僵硬的教条。
  自由主义如果要在中国生存和发展,没有他途,只有中国化。中国革命成功靠的是毛泽东一代革命家花了极大的精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一代又一代政治人物开始寻找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孙中山先生先是想用西方自由主义来救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和多党政治,但以失败告终。直到孙中山转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所进行的国民革命才出现了希望。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较之国民革命更为彻底,这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不开。这一过程是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化了数十年的努力才完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影响了建国后的政治经济进程。尽管中国也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但并没有完全照抄,这把中国和前苏联模式区分开来。当然,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结局也不一样。  
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
  现在时代不同了,是和平建设年代,中国迫切需要一种建设的思想体系。对中国来说,如何把专注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一种建设的思想体系仍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具有非常生命力的思想体系,但正如欧洲的发展经验所表明的,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和自由主义相结合,那么很难找到一条有效的出路。社会民主主义就是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因素的欧盟模式。
  另一方面,如果自由主义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批判过程所提出的议题,也会走向深刻的危机。这次席卷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对中国的自由主义来说,如果要产生、生存和发展,要影响中国的政治进程,第一要务就是要中国化。中国的发展需要自由主义,但无论是西方教科式的自由主义还是经济新自由主义,都只能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有效武器,那么可以说一种中国化了的自由主义或者中国自由主义才会成为建设国家的有效武器。自由主义要作此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网》

小小衲,请回答:东坡的传说有意思

Friday, August 14th, 2009

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2753345
dxk10001:
据说苏东坡的上世是个和尚,但是由于修炼法门所限,到他这一世,就只是个居士了,而他的下一世就只是个小吏,干脆不信佛了
他修炼得不得法?
xilihutu:
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我们修炼是否得法?要是等要下辈子才知道还不如反修?

北京的空气

Sunday, August 9th, 2009

为防止全球暖化联合国于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了京都会议。155个协约国共计1534人,6个非协约国29人,其他相关人员710人,NGO等旁听者278个团体3865人,媒体相关者3712人,总计9850人(公约事务局发表)参加本次会议,成为在日本召开的最大规模的国联会议。
http://www.pref.kyoto.jp/cn/04-02-04.html
开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工业排放(主要是二氧化碳,大气温室气体),并鉴定《京都議定書》:http://zh.wikipedia.org/wiki/京都议定书

(红色是締約但拒絕簽署的國家,绿色是既是締約國又簽署了條約的國家,灰色是態度未定国家)
京都議定書制定的限制排放量是以1990年的排放水平作為基準,中国和印度两个排放大国簽署了條約,但是排放不受控制,而且还贩卖排放量而大赚了一笔。由于国会的反对,美國是唯一一个既不簽署該條約也不從條約退出的国家。
由于北京的天空变成了中国空气污染的指标,BBC在奥运后有一专题报道:“Beijing pollution: Facts and figures: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7498198.stm
糊涂在这里介绍这篇报道的一些成果:

上图是北京奥运期间空气中微粒(PM10)的指数,美国许多地方现在测量有更小的(PM2.5)。
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月来,人可以胜天,控制的办法有:
1)2008年3月以来,汽车排放引入更严格的欧盟(EU)标准,
2)7月20日来,实行交通控制,
3)工厂停工或减少工时,
4)撤换燃煤锅炉
8月11号以后的天空还算晴朗,注意:50是联合国卫生署(WHO)的标准。
从2006年全年的微粒变化图可以看出:可能是由于风比较大,7-8月是天空比较干净的时候。

从世界银行(World Bank)2004的数据,我们可以比较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微粒指数:
WORLD’S MOST POLLUTED CITIES
City Country PM10
Cairo Egypt 169
Delhi India 150
Kolkata India 128
Tianjin China 125
Chongqing China 123
Kampur India 109
Lucknow India 109
Jakarta Indonesia 104
Shenyang China 101
Zhengzhou China 97
Jinan China 94
Lanzhou China 91
Beijing China 89
Taiyuan China 88
Other Olympic cities
London United Kingdom 21
Athens Greece 43
Sydney Australia 20
Seoul Korea 41
我们看到:世界最严重的城市是开罗,中国最严重的是天津和重庆,14个大污染城市中中国占有8。详细数据见: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table3_13.pdf
那么我们不看北京的天空,看看世界大地图(不知道是否更新到最近小衲去中国):

中国和印度就是不一样
而且,糊涂肯定知道老芦那故乡城市:
1)那里有哥特式的教堂,
2)是上图中一个红豆点(粉红-暗红)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