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September, 2009

阿扁喂狗记:台湾闹“文革” 总统亲自接见“绿卫兵”

Thursday, September 24th, 2009

台湾闹“文革” 总统亲自接见“绿卫兵”
据调查发现,“民运人士”多为善变的“多面人”,他们之中许多人当年在国内为了获得提拔晋升、保送上大学、公费出国的机会,都曾向党组织表示“要把青春献给祖国”,还不惜出卖身边的朋友、同事、恩师甚至亲属,揭发他们如何对党不忠。而当这些“民运人士”到了海外之后,却又摇身一变,争先恐后地投靠外国反华机构及台独势力,整天鹦鹉学舌般地叫嚷“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要求美国通过法案制裁中国,要求美国法院审判胡锦涛,要求台湾拒绝与大陆实现统一,甚至跑到李登辉跟前说“山东也可以独立”,跑到陈水扁跟前说“要把晚年献给台湾”等等。凡是有名利可图,“民运人士”什么都做得出,什么都说得出。以下仅以不久前某些“民运人士”受陈水扁接见时的丑恶表演为例,向公众展现他们见风使舵、见缝就钻的投机嘴脸。
2006年4月20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华盛顿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台湾当局为了干扰国际舆论对这次中、美两国首脑峰会的关注,蓄意煽动岛内的反华情绪,推行“去中国化”政策,于是特意安排“中国民运人士”抵达台湾,接受陈水扁的召见,并授意台湾媒体进行现场采访。
据悉,这次被陈水扁钦点召见的“中国民运人士”有阮铭、林保华(化名凌锋)、杨月清、曹长青、胡平、王策等人,长期以来他们在海外都致力于反华、台独、藏独以及监视和控制海外民运的间谍活动,深得台湾当局的宠幸。
尽管陈水扁向记者介绍说,访宾都是“伟大的异议分子”,也是他所崇敬的“政治良心犯”,但是,其中只有王策一人真正有过在中国被判刑和囚禁的经历,勉强称得上“政治良心犯”。1998年西班牙公民王策受台湾情报机关派遣潜入浙江省,企图控制大陆异议人士所组建的“中国民主党”,结果被判刑五年,后提前释放。
“伟大的异议分子”、“中国民运人士”林保华因受到“总统”亲自召见而激动万分,热泪盈眶地向记者表示,对他而言,世界上“任何自由民主的地方”都可以是他的“祖国”,所以他准备“把自己的晚年献给台湾,希望能为台湾做一些事”。林保华还呼吁“总统”带领“执政团队”(即民进党)明快地解决目前台湾政局的纷扰(即肃清岛内反独呼声),并指出只有坚持“台湾的主权地位”,才能坚持“台湾的民主自由”。
另一位“伟大的异议分子”、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的阮铭则向“总统”提议,台湾应制定一部“政治庇护法”,收留从大陆投奔来台的“中国民运人士”。阮铭还强调,台湾应联合全世界的“自由力量”,“不让专制的中国来吞并台湾”。
颇有口才的“中国民运人士”曹长青则向“总统”提出三点看法:第一,“中国不可信”;第二,“中国不可躲”;第三,“中国不可怕”。他指出,中国目前正采取“以经促政”的统战策略,想把台湾纳入其“独裁政体”,因此,他支持陈水扁严控两岸的经贸往来,以免让中国“掏空台湾的经济”。
隶属台湾“军情局”的《北京之春》杂志社主编胡平则向“总统”汇报了自己的观察和忧虑。他说,未来中国要么政治连同经济一起崩溃,要么就会发展成为“更为庞大的怪兽”,这样“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恐是一大危机”。其言外之意是,为了不让中国成为“人类文明”的“危机”,就必须得让“庞大的怪兽”中国彻底崩溃。
坐在一旁的“中国民运人士”王策这时也赶紧表示,他非常赞同“总统”日前向《费加洛日报》提出的五点主张,包括“中国不再打压台湾”、“中国公开宣示放弃对台动武的企图和准备”、“中国撤除对台所部署的全部飞弹”、“中国取消反分裂法”、“只要中国一日不实现民主,两岸就没有谈判的空间”等等。
最后,“总统”陈水扁做了总结性的发言,他指出,“昨日的苏联”或许就是“明日的中国”。鉴于苏联已经解体,中国难免也将步其后尘。陈水扁不失时机地大声强调说,从“公投”到“终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民主”,也就是要让台湾不能只有“终极统一”的唯一选项。再一次暴露了台湾当局以“民主”作幌子,妄图实现“终极分裂”的梦想。
许多身居海外的大陆民运人士从台湾电视节目中看到这幕丑剧之后,都感到非常气愤,纷纷指出林保华、曹长青、胡平、阮铭、王策、杨月清根本不能代表“中国民运人士”,他们其实是台湾间谍,是恶棍和文痞。还有一些民运人士指出,上述几个人这次去台湾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配合陈水扁打所谓的“民主牌”,从而向他们的主子讨赏钱,发一笔横财。
有民运人士指出,王策当年赠给浙江民运人士王有才的一千美元根本就是“作秀”,非但帮不了国内民运什么忙,还给大陆当局全面镇压“中国民主党”提供了借口。还有民运人士指出,胡平、阮铭等人诋毁王炳章,挑起海外民运内斗,他们是民运的罪人。“文革”造反派出身的阮铭一贯多变,不是极左就是极右,如今又变成“急独”。阮铭的个人品行也十分卑劣,曾猥亵“六四”学生领袖柴玲,强奸未遂,还撰文诽谤公开反对台独的民运人士鲍戈,充当民进党当局的打手。
另外一些民运人士还指出,林保华的老婆杨月清平日里仗势欺人,骄横跋扈,对海外民运骂个不休,还逼迫民运人士赵品潞为其提供性服务,把“猛男”身子弄垮了。民运人士魏京生指出,曹长青、林保华在民运人士面前向来自称“不是民运人士”,还动辄“谴责”民运人士,但是当他们每次去台湾时,却大吹自己是“中国民运人士”,以谋取台湾当局资助“海外民运”的巨额经费,真是恬不知耻。
此外,同性恋者王丹3月15日跑到台湾协助陈水扁宣传“中国威胁论”的做法,也受到许多海外民运人士的批评。据台湾媒体报道,王丹在“国策研究院”公布“台海两岸及台湾对外关系”报告时表示,“如果十年后美国牵制中国的因素不存在了,中国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必然大增,台湾未来的前途恐非由两千三百万人决定。”王丹还说:“不管大象是不是要踩死兔子,台湾也无法改变就是兔子的现实。”
徐水良
2006年4月25日

女谍林希翎1985年到香港为台湾收集情报,不料却被当作“烫手山芋”而抛弃了

Tuesday, September 22nd, 2009

(照片:近年来被“北京之春社”台湾间谍胡平等人在纽约研讨会上重新捧红的林希翎)
林 希 翎 事 件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浙江大學法律系畢業。民國四十六年,她在中共鳴放運動中嚴厲批評毛澤東,把毛澤東罵火了,關了她十五年。情報局曾蒐集她在大陸上批評毛澤東的文章和講演,出版了一本「林希翎專集」。七十二年夏,她獲中共批准前往香港與由台赴港的父親會面;同年底,法國政府安排她到巴黎第七大學社會科學院當研究員,研究中國大陸問題。
林希翎的父親是台灣大學職員,民國七十四年時,得了重病。她就在巴黎申請回國探親。其實回國探親的理由已足夠,但是外交部駐巴黎辦事處的電報是這樣寫的:名反共作家林希镧,目前在巴黎第七大學任職,因父親重病,回台探親,保證不在台灣從事任何政治活動。照例外交部全文照轉安全局。我們一看,這個人在中國大陸被關過,情報局有她的專集,外交部又說她是名反共作家,且她父親重病,豈有不同意的道理?但是安全局的參謀卻在此時出了錯誤。這個案子由第一處辦,第一處負責大陸工作,他們對大陸人事很熟悉;但他們沒有辦過國內防諜業務,因此他們沒有做「完整的參謀行爲」。所謂完整的參謀行爲,第一要協調局內各單位,讓各單位知道有這回事,俾採取何種行動;第二要協調局外有關單位,如警總、出入境管理局、警政署、調查局,以及中央黨部(因爲此時正值選舉的敏感時刻)。更奇怪的是林希翎拿的是中共護照,這點我們不知道。我們以爲她是拿法國的證件,或者是她把護照交給我們的辦事處,我們辦事處給她一項文件,她憑文件來台灣,將來回去時,再用文件換回護照,這些都沒做;外交部還給她一本新護照,這點我們實在不懂。爲什麼說不懂呢?因爲她後來到了香港就在記者會上說:「你們看,我有兩本護照。」這是不可以的。我們的承辦人沒有在入境時把她的護照收回來,這是我們的疏忽,也可見我們對國內有關單位協調不夠。這件事如果由第三處—國內安全處來承辦,就不會發生這種錯誤。安全局內部協調不周密、處置不完整,這點我應負責。
七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林希翎來台,因卜乃夫(無名氏)在大陸時與她熟識,所以卜乃夫就到機場接她。我們認爲他們倆人會有來往。結果,第二天林希翎和她父親見了一面,她父親就搭機到美國治病去了。父親走了,她應該可以回法國了,但她卻住在她弟弟家(她弟弟並不理會她)。大概在法國時黨外人士和她有所接觸,來台後雙方又有連繫,並以二萬元請她做三場演講。在這三場演講中,她批評老總統一場比一場厲害,黨外人士爲此雀躍不已,當時就說她「比黨外人士還黨外」。
此時中央黨部有意見了,「這個人怎麼來的?」「安全局同意她來的?」「十一月選舉活動正式開始,她在這邊搗蛋,並且助長黨外人士的聲勢怎麼可以?」「要把她弄走!」甚至一狀告到經國先生那邊去。
還好經國先生對安全局業務很熟悉,他以和靄的語氣跟我說:「你要想辦法,讓她在選舉活動開始前,離開台灣。」我說:「我努力做試試看!」最莫名其妙的是國防部長,他事先曾代表國家安全會議來主持協調會,此時他竟說:「我不曉得林希翎是什麼人!」又問:「是誰讓她來的!」我們就把「林希翎專集」及外交部報告拿給他看,看了之後,他沒有意見了。現在的問題是要如何讓她離開台灣。他要我想辦法。我想到她來了之後,曾拜訪過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因此,我就去找他們幫忙,我問他們:「她來了之後,曾拜訪過貴中心,貴中心請她吃飯沒?」他們答說:「還沒。」我順勢提出我的構想,並說:「那你們趕快請她吃飯,同時給她一項任務,要她到香港蒐集有關中共的資料,題目及大綱我們已擬妥,限三個禮拜之內完成,我們將給她六千美金當稿費,二千美金當生活費。」爲什麼要三個禮拜完成?因爲黨外人士已和她洽妥,十一月十六日選舉活動正式開始後,要請她助選,並答應她一場多少錢(據說每場新台幣二萬元)。此時正好還有三個多禮拜,趕回來她還可以趕上黨外人士的助選。爲了時間問題,居然還有人說:「既然讓她去了,爲什麼不讓她多待一陣子呢?」我說:「如果要她去二、三個月,她一定不願意去,三個星期對她係強烈的誘因了。」況且,她還有一套說法,她要看看台灣的民主選舉活動。
結果,相當幸運,她一到香港,犯了一項政策性的錯誤。因爲我們和她約好:既然接受我們的任務,就要秘密的工作。她卻在到達香港的第二天晚上招待新聞記者,還公然宣布她有兩本護照。此時,我請國關中心的人打電話給她說:「只要把蒐集的資料寄回來就好,妳可以不必回來了!因爲妳已經曝光了。」這件燙手山芋,就這樣解決。
……
(汪敬煦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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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官员谈论民运各派人物

Friday, September 18th, 2009

台湾官员谈论民运各派人物

颜万进:我们在寻求主权独立和加入联合国的过程中,必须强调台湾是民主国家,而中国仍是独裁暴政,没有人权,以此形塑国际压力,维系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为了找到这方面议题,台湾一直找海外的“民运分子”合作。你一定对他们很了解吧。
薛石民:二十年前,在蒋经国总统的亲自过问下,我们在内部设立了“移山专案”、“文正专案”;李前总统当政时期,也设立过“致广专案”、“志翔专案”;现在我们着重部署“二王专案”,重新调整“海外民运”的格局。这些都尚属机密,不料被台湾传媒报道出去,使我们倍感压力。当然,问题主要还是出在“海外民运”那边,他们之中有人对经费的重新分配不满,故意向外界泄露了我们的机密文件,挟怨报复。
颜万进:我看过《联合报》的报道,你们初步侦查断定泄密者是薛伟(《北京之春》经理)。我问过王丹和徐斯俭,他们都认为,虽然目前无法查获证据,但必须加强防范。薛伟以前的名字叫王元泰,据说是四川人,曾经因为强奸罪在当地判刑十年。
薛石民:他到美国后申请政治庇护,一再被移民局驳回,费了多年周折。后来他找到王炳章,参加“民联”组织,表现积极反共,才打赢官司。他自称其父是国民党军官,被共匪击毙,所以从小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结果被冤枉强奸女生。这段历史根本无法考证,因为他在大陆的时候也不叫王元泰,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实性,只有一人在美国认出他曾在同一所监狱服刑,说他是强奸犯,不是“反革命”。
颜万进:这个人据说因为在美国娶了台湾老婆后开始走运。那个女人叫钟淑梅,在《世界日报》接广告,她的父亲曾在“军情局”任职。刺杀作家江南的台湾情报员在美国被通缉之际,薛伟曾帮他逃到加拿大。那人逃到台湾之后向上司一再保荐薛伟。
薛石民:王炳章和林樵清都说薛伟的人品靠不住,犯过强奸罪,常嫖妓,但当时我们却认为这些把柄和弱点正好便于我们控制他。不知谁走漏了消息,薛伟从此与王炳章结怨,闹得不可开交。“倒王风波”就是他与胡平等人策动的,他们逼王炳章把我们给“民联”的秘密经费账本交出来,王不交,他们就要他下台,最后竟把王炳章这个《中国之春》的创办人开除出组织,从此“海外民运”走向瓦解。
颜万进:薛伟这个人劣迹斑斑,厚颜无耻,常自称“死猪不怕开水烫”。他与胡平、刘青狼狈为奸,热衷于内斗和造谣诽谤。我听“港支联”的人说,薛伟的姘妇叫张菁,两人在香港及来台湾活动时都在酒店开房奸宿。张菁挑唆徐水良诋毁鲍戈、王炳章。
薛石民:“国安局”在“民运分子”中选择合作对象时是非常谨慎的。我们对王丹很满意。阿扁总统提出“一边一国”论那阵子,中国对台湾文攻武赫,吓得民众以为共军就要打过来了。这时王丹配合我们搞文宣,说中共正在忙于开“十六大”和内斗,根本顾不上台湾。他呼吁民众不要怕,要支持陈总统。王丹看到两岸军力失衡对台湾非常不利,便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他和我们一条心。
颜万进:可是薛伟、刘青却反复向我们说,王丹政治上不成熟,是“墙头草”,虚荣心强,没有真才实学,而且是一个同性恋者。有一次竟不怀好意地说,王丹经常去台湾是“找男人操屁股”的。我听了非常生气,警告他们今后不准对王丹的私生活说三道四。
薛石民:“民运分子”受共产党教育,骨子里总有“大中国情结”。他们向我们要钱,知道讨好我们,于是也批判起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也说“主权高于人权”,但是,一旦两岸出事,仍有可能会出卖我们。所以“国安局”制定了八条原则:“为我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民运各派系分分合合,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等等。
颜万进:我觉得曹长青、阮铭、王丹、王军涛、胡平、林保华、张伟国、刘晓波、焦国标、张林等还是靠得住的。刘晓波有句名言“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张林也写文章说“这条黄河应该干枯,这个国家应该解体,这个民族应该绝种”。
薛石民:你太书生气了。他们中国人都很狡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可不防。我们不怕他们公开反对台独,就怕他们背地里捣鬼。记得那次鲍戈在《星岛日报》上批“一边一国”,指责我国对赛尔维亚足球队搞“妓女外交”,是侵犯台湾妇女的人权。我们立刻打电话给刘青和薛伟,要他们迅速做出反应,谁料他们各怀鬼胎,两边都不得罪人,只是在私下场合说一些鲍戈坏话,结果不了了之。
颜万进:阮铭不错,他在《南方快报》专栏回击鲍戈,指出“反台独就是反台湾”,“反台独就是反民主”,鲍戈是“中共在纽约的代理人”。后来鲍戈又搞了一个“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的组织,提出要“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
薛石民:“反独促统”?跟北京“国台办”唱一个调!你不知道,如今“民运分子”都很会投机,他们一会儿争先恐后地祝贺阿扁当选总统,庆祝民进党赢了大选,可是,一会儿又跑去祝贺马英九当选国民党,指望有朝一日民进党败选,马英九当总统时也能给他们钱。国民党现在搞“联共卖台”,看北京脸色行事。为了讨好共产党,总有一天“民运分子”都会被他们抛弃。魏京生不就已经被甩了?
颜万进:台湾有一些“统派”分子跟共产党没什么两样。我们邀请曹长青、王丹到台湾来演讲,讨论“一边一国”,可是,统派分子居然殴打曹长青。太嚣张了。而在“海外民运”那边,鲍戈也动不动就骂薛伟、刘青、林樵清是“台湾特务”,还打了徐水良。
薛石民:鲍戈从前在中国搞对日索赔,是一个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无可救药。好在“海外民运”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他休想得逞。项小吉是鲍戈的死对头,他反对鲍搞对日索赔,他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咎由自取”。还有北明和远志明,他们都撰文认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正义行动”。胡平也曾为北约炸毁中国使馆辩护过。焦国标也写文章说,当年韩战时期美军应该“直捣北京城”。
颜万进:近来中国和俄罗斯搞联合军事演习,明摆着是威胁台湾。王丹为此一连赶写了好几篇稿子,比如《中共不应对俄国抱有幻想》、《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军备竞赛危害中国前途》、《中国很可能走向军事强权,威胁世界和平》,说了我们要说的。
薛石民:曹长青说,王丹、胡平、林保华、阮铭写东西老是相互抄来抄去,大同小异,还一稿多投。而那个魏京生,他只会说“山东也可以独立”,根本写不出东西。他拿了我们的钱,在美国马里兰买了别墅和庄园。这些年来我们在“民运分子”身上,差不多花了十几亿新台币,不算少了。我们还以“校友会”向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捐款的方式,让王丹等“民运分子”不经考试而拿到美国学位,或聘为“访问学者”。
颜万进:他们中有些人英文实在不行,在美国的大学里混不下去,于是我们的“中央研究院”及“大陆研究中心”就聘他们当“研究员”,或安排到电台和报社当“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家”。吾尔开希、阮铭、王丹等都得到过这种待遇。
薛石民:大陆“民运分子”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被聘为“时事评论员”,或者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项目资助,都得靠我方负责台美关系事务的人士热心推荐。我们还曾支持他们整合“海外民运”,召开“合并大会”或“联席会议”,设立网站,出版刊物,成立“研究中心”和“基金会”,定期举办“研讨会”,协助我国拓展国际空间,为台湾发声。有时我们还颁发“杰出民主人士奖”或“杰出新闻工作者奖”以资鼓励。
颜万进:据我知道,几个立场可靠的“民运分子”,都被“台湾会馆”、“中华公所”、“华侨文教中心”邀请去演讲过,并受邀出席“经文处”的国庆招待会,有的还受到阿扁总统的亲自接见和嘉奖,其中阮铭还被聘为“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薛石民:我记得,阿扁总统曾接见过王丹和贝岭,吕副总统曾接见过林保华、杨月清。其他“民运分子”,如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谢万军、石磊等,也在民进党执政后被安排来台与我们会面。唐元隽在台湾时间较长,受过我们的直接指导,他去美国之后主要协助洪哲胜和薛伟工作。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都敢于在网上批鲍戈,干得很棒。可是谢万军、石磊没动静,碍于情面,今后我们不会再请他们。
颜万进:批鲍要把握分寸,最后不要弄僵。伍凡诬赖鲍戈拿了“民联阵-自民党”一万元工资,结果激怒鲍戈,扬言要到“经文处”抗议,后来被林樵清劝阻。徐水良、张菁、阮铭、纪晓峰说鲍戈是“共谍”,结果起了反效果,鲍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
薛石民:在“民运分子”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从报纸上看到鲍戈出狱返回上海的新闻。当时他向美联社说:“我决不会向强权和暴力所屈服而改变立场,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众之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以后的政治活动中,我将寻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国创立一个新的政党—-公民大会党”。《世界日报》在第一版正中位置刊登了这则消息,当时我看过后吃了一惊,以为大陆好像要“变天”了。
颜万进:自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政以来,大概这是头一次有人公开说这样的大话。此人真狂妄,胆子不小。许多“民运分子”在国外说自己如何反共,但他们在大陆时究竟是什么人却不得而知。有些在大陆公开搞对抗的人,其实都接受外国资助和指使。
薛石民:对,魏京生、王丹就是这样的。那个叫吴弘达的,经常吹嘘他因反共而被判了十九年,但实际上他是因为偷渡、盗窃及猥亵妇女而被“劳动教养”过两次,释放后“留场就业”。美国方面称他是“勇敢的斗士”,并为他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是,这位“勇敢的斗士”在被捕时却什么都交代,还写了“悔罪书”,并承认那些“劳改产品”其实是从乌鲁木齐街头集市上买来的。大陆的电视上播出吴弘达认罪的镜头,丢尽了“民运分子”的脸。
颜万进: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我最讨厌“民运分子”撒谎。以前薛伟一直对外界说《北京之春》没拿台湾的钱,还假惺惺指责“共谍”造谣,结果他自己后来向媒体说台湾“军情局”给了他们两亿新台币,要他们每年收集二百五十件情报。这个强奸犯坏透了!
薛石民:还有人指责杨周、王军涛、魏京生、王丹、刘念春惯于撒谎。这几个都曾自称“狱中病危”,要求“保外就医”,还呼吁海外营救和捐款。结果他们出来后,却根本没什么大病。他们这样做,以后还有谁会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民运分子”要诚实,扯谎无济于事。鲍戈出狱后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劳教所强迫犯人生产印有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字样的阿迪达斯足球,引起轰动。后来韩立法、杨勤恒释放后都说确有此事。
颜万进:我也记得此事。世界杯赛开幕那天,鲍戈跑到澳门开记者会,起诉阿迪达斯公司,再次造成轰动。吴弘达害怕鲍戈影响太大,在美国抢了他的风头,于是便散布流言说鲍戈造谣。试想,倘若鲍戈所言不实,当初在上海时公安就可以再抓他,况且当局至今未否认。
薛石民:这个吴弘达一贯信口雌黄,只能骗骗美国人。他腰缠万贯,在美国拥有豪宅,而当鲍戈到美国时,他非但没接济过一分钱,还千方百计地排斥和封杀。美国那边,另一个排斥鲍戈的人是刘青。由于鲍戈在国内创立过“人权呼声”组织,刘青担心“亚洲人权观察”会重视鲍戈,日后替换他。此外,刘青还把卢四清看作威胁,不断提醒我们说卢四清是“共谍”,要求我们不要资助卢先生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颜万进:吴弘达和刘青是一路货色。“民运分子”不争气,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搞内斗上,最后闹得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伤不了共产党一根毫毛,还使台湾被白白骗去十多亿新台币。他们有了钱就去赌,就去嫖,有人说刘青在美国的赌场里已经输了七十多万美元。
薛石民:每年“民运分子”纪念“六四”都要我们给钱,这个来要了之后,那个又来要,从不一同来要。大陆总理李鹏访美那阵子,魏京生说要发动几千人示威,还要组织一百辆车的车队游行。我们把钱给了他们之后,结果一辆车的影子也没看到,他们连同记者加上一些申请庇护的人,一共才找来五十人。人数这么少,而他们却还聚集在街旁的花园里相互攻击,对骂“特务”。到后来只有藏独团体冲着李鹏的车队高喊“中国从西藏滚出去!”
颜万进:这些人除了说“中国五年之内要奔溃”、“中国很快要爆发金融危机”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新鲜的。王军涛、陈破空最近又搞出个“宪政之友”,你看吧,到头来还是一个空壳,说他们联络了多少人,要我们往里面抛钱,可是永远也看不见任何成效。
薛石民:陈破空也是一个无耻之徒,满肚子坏水,有缝就钻,连姓名都是假的。“民运分子”每年都会成立五六个新组织,可是我们往名单上一看,还是那么几个人。他们每个人的名片上都印着十几个头衔,其实他们全部加起来才八、九十人。这个“党”的,那个“会”的,往往都只有一、两人,名单全是编的,好多人被盗用了名字还蒙在鼓里。他们斗来斗去,如今大多成了冤家死对头,根本不可能再“整合”起来了。
颜万进:本来人就少,还这一派、那一派的,斗个没完。据说他们现在开会担心没人去,便向一些移民事务所打招呼,求他们帮忙找一些申请政治庇护的客户来“充实会场”。还有,他们与法轮功搞合作,也主要是请求大法弟子们来“充实会场”。
薛石民:“民运分子”租会场、住酒店、乘飞机、请吃请喝,自己从来没掏过钱。我们给的钱少了,他们就反过来咬我们。薛伟和钱达还向《自由时报》说,如果台湾停发经费,他们将公布更深一层的“内幕”。真是一群疯狗。以前他们说“北美自由论坛”经常出现揭露他们的文章,我们就把它关了,可是,现在互联网上到处充斥谩骂他们的文章,而且我看后觉得都是“民运分子”相互揭短、挖疮疤,没拿到钱的把拿钱的当攻击目标。
颜万进:我也早就看出来了。从我们这里拿钱的“民运分子”,都不想让别人拿到钱,巴不得参与项目的人越少越好。一些人成了大款,另一批人沦为穷鬼,双方矛盾日益加深,象个火药桶子,一见火星就爆炸。我们确实很为难,无法解决得了,就随他们去吧。

第二篇无规滑行的文字(上):维萨留斯、盖伦、希波克拉底、华佗和中国根

Saturday, September 12th, 2009

第二篇无规滑行的文字(上):维萨留斯、盖伦、希波克拉底、华佗和中国根
断章师爷
我上次张贴在《芦笛自治区》的“一篇无规滑行的文字:布朗、爱因斯坦、斯莫鲁霍夫斯基、郎之万、波尔兹曼”中提及1905年是爱因斯坦的奇迹年。现在想接着这话茬再任意滑行一会。
“奇迹”的英文和法文都是miracle,源于拉丁文miraculum,在西方通常指超自然力量的现象或事件,如《圣经》中涉及先知和耶稣基督的种种离奇故事。应该说奇迹与立足于实证基础上的科学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科学史上,却有些被称为“奇迹年”的特殊年代,包括1543年、1666年和1905年。我这回就从黑暗的1543年开始起滑。
美国历史学家 Lynn Thorndike (1882-1965)在他所著的《世界文化史》中说:“若是我们要指定中世纪科学终结是哪一年,我们就推举1543年,那年根据实验方法而确立的两本基本的近代著作出世了,一本是维萨留斯所著《人体结构》,一本是哥白尼所著《天体运行论》。”
先抄一段维萨留斯的小传: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是尼德兰(Nederland,指莱茵河、马斯河、斯海尔德河下游以及北海沿岸一代,相当于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一带。)的医生、解剖学家。维萨留斯出生于布鲁塞尔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他的曾祖父是天主教鲁汶大学的医学教授;他的祖父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 1459-1519)的御医;他的父亲担任马克西米连的药剂师。1528年维萨留斯进入鲁汶大学修读美术。他的父亲在1532年被马克西米连一世的继承者查理五世(Charles V 1500- 1558)任命为贴身侍从后,他在1533年进入巴黎大学就读医学。维萨留斯曾任神圣罗马帝国的宫廷医生,他在教学中采用了尸体解剖法,对解剖学命名加以标准化,是近代解剖学的奠定人。他的《人体结构》一书奠定了近代解剖学的基础,被后人称为“解剖学之父”。《人体结构》一书出版后的第二年维萨留斯担任了国王查理五世的御医,从此中断了对解剖学的研究。他在西班牙度过了比较安宁的二十个年头。有一次,他为西班牙的一位贵族做验尸解剖,当剖开胸膛时,监视官说心脏还在跳动,便以此为借口,诬陷维萨里斯用活人做解剖。宗教裁判所向他提起公诉,判维萨留斯死罪。由于国王菲里普(Felipe II,1527-1598)出面干预,才免于死罪,改判往耶路撒冷朝圣,了结了此案。但在归航途中,航船遇险,年仅50岁的维萨留斯不幸身亡。
无论在高头讲章的科学史论中还是在只宜少儿的科普童话里,维萨留斯都是一位史诗式的英雄人物。他于月黑风高之夜潜入巴黎圣婴公墓,把被人遗弃的无主尸体从墓地偷偷背到实验室去,在刺骨的寒风中就着昏暗的灯火对已经腐败的人体进行支解;他接过教授的手术刀,三下五除二就从被割得支离破碎的一堆烂肉中灵巧而准确地剔出了教授要演示的那个部位,令昏庸的教授大为尴尬……。这些有关维萨留斯和尸体打交道的传说几乎与阿基米德的浴缸以及牛顿的苹果一样,是每个立志科学的中小学生耳熟能详的佳话,恕我不再一一重复了。我倒是想花些笔墨谈谈被维萨留斯大张挞伐的那位革命对象盖伦先生。好在《芦笛自治区》里大部分常住公民不是从小脑长反骨,就是后天意志薄弱。估计这篇文字张贴后未必会遭到革命群众的围剿。
盖伦(Aelius Galenus 公元129-200)是一位古希腊的医学家。他的见解和理论在他身后十多个世纪里始终是欧洲最权威的医学理论。盖伦的许多知识来自于他对活体动物的解剖,经常解剖的是活猪。他切断了猪的喉神经,猪就叫不出声了(写到这儿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张志新女士的惨状,顿觉黯然),听说直到现在教科书中还把喉神经称为盖伦神经;他扎住了猪的输尿管,顺藤探瓜地发现尿液来自于肾;他破坏了猪的脊椎,猪就瘫倒在地,因此发现了瘫痪的原因。盖伦由实践总结出来的理论部分是对的:他证明了动脉是输送血液的,而不是输送空气的;他认为思考是脑的作用,而不是象亚里斯多德所说的那样是心的作用;他还首次研究了神经的作用。盖伦的许多观点是错的:他不知道血液循环,认为静脉系统和动脉系统无关;他以为人也有食草动物中常见的血管节,因为他的知识是从解剖猪、狗和猴子得来的;他反对使用止血带而坚持使用放血疗法。盖伦的权威影响极大,例如他认为人的大腿骨呈弯曲状,其实不少人都知道大腿骨是直的。就有学者站出来为他辩护,说从罗马时期到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人的大腿骨因穿窄腿紧身裤,受到长久束缚而变直了!
爱国同胞们可能会不服气,我猜他们会祭出和盖伦差不多同时期的东汉名医华佗。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一名敷。《后汉书•华佗传》中说他“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据说华佗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尤以外科著称。在距今一千七百余年前,他已能应用全身麻醉剂——麻沸散施行剖腹手术。包括《百度》在内的不少资料都认为“这种借助全身麻醉以进行重大外科手术的事例,不仅在我国医学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在世界麻醉学和外科手术史上,也同样占有突出的地位,其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三国志》说“华佗年近百岁,但亦保持壮容”,《后汉书》甚至说“时人以为仙”。然而陈寅恪先生却毫不容情地指出陈寿著《三国志》下笔虽谨严,却常将当时流传的印度故事混入其著作中。陈寅恪先生认为华佗的事迹实际来自印度神医耆域的故事。(见《清华学报》六卷一期所刊“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1930年)陈寿的《三国志》记载:“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这个故事其实来自耆域治拘闪弥长者儿子的病。再如华佗让广陵太守陈登服了二升汤药,吐出了大约三升虫,红色的头还在蠕动,半截身子像是生鱼片。这个故事和神医耆域的故事也有类似之处。还有华佗为曹操疗疾以至致死的事,也和耆域的故事相似:“耆域亦以医暴君病,几为所杀,赖佛成神,谨而得免。”因此陈寅恪先生觉得“不能不让人有‘因袭之疑’”。陈寅恪先生认为华佗(字元化,真名为敷)这个人的原型可能曾在中国存在,也可能真是沛国谯县一带之人,甚至也有可能“通晓”一些养生之术。但此人后来变成了“华佗”则完全是将印度之“佗”(药王神)强加给了这位中国人。天竺语(梵语)“agada”乃药之意。旧译为“阿伽陀”或“阿羯陀”,为内典中所常见之语。“华佗”二字古音与“gada”相适应。“阿伽陀”省去“阿”字者,犹“阿罗汉”仅称“罗汉”一样。华佗的本名为“敷”而非“佗”,当时民间把华佗比附印度神话故事,因称他为“华佗”,实以“药神”视之。这位名叫华敷的中国人就此撞了大运,成了后世人们敬仰的神医华佗。
还是回过来说盖伦吧,他在《希波克拉底的元素》一书中介绍了古老的“四流体”医学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体内有四种基本的体液:黄色胆汁、黑色胆汁、粘液和血液。黄胆汁由肝所分泌,代表干;黑胆汁来源于脾和胃,代表湿;热是血的基础,血占优势,则属于多血质;粘液代表冷。这四种体液的不同配合使人们有不同的体质。它们在体内的正常渗透和流动,可使人体保持健康。当其中的一种或几种体液失去平衡时,就要导致疾病。希波克拉底的“四流体”理论是建立在古希腊的“四元素”(气、土、水、火)哲学体系上的。可与之比拟的是我国早期的一部医学总集《黄帝内经》中所阐述的五行配脏为: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参见本区陈皮先生大作“谈谈中医的五行学说兼谈古希腊的四元素学说”)
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 of Cos,公元前460-公元前370)是古希腊的名医,他公然声称引起和治愈疾病的不是魔法,而是大自然。《生命科学史》的作者Lois N.Magner教授把公元前400年希波克拉底开创科学的医学树为医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第二个里程碑则是1543年维萨留斯出版第一部研究人体的著作《人体结构》。希波克拉底因此被后人尊为“医学之父”。 他还曾写过一本题为《论风、水和地方》的医学著作论证自然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可见“风水”也不是国粹啊!这儿我不想再就“风水”扯开去说事,而想切换(哦!对了,应该是滑行)到另一个话题:希波克拉底誓言。
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是2400多年以前写的,至今西方所有医学院学生入学的第一课就要学希波克拉底誓言,而且要求正式宣誓。誓言不长,原文抄录如下:
“敬禀医神阿波罗、阿斯克勒庇俄斯、许归埃雅、泊那可雅,及天地诸神圣鉴之,鄙人敬谨宣誓:
余愿尽己之能力与判断力之所及,矢守此约。凡授余艺者:余敬如父母,为终身同甘共苦之侣;倘有急需余必接济。视彼儿女,犹余手足,如欲受业,余无偿、无条件传授之。凡余之所知,无论口授、书传俱传之吾子、吾师之子、及立誓守此约之生徒,此外不传他人。
余愿尽己之能力与判断力之所及,恪守为病家谋福之信条,并避免一切堕落害人之败行,余必不以毒物药品与他人,并不作此项之指导,虽人请求亦必不与之,尤不为妇人施堕胎之术。余愿以此纯洁神圣之心,终身执行余之职务。至于手术,另待高明,余不施之,遇结石患者亦然,惟使专匠为之。
无论何适何遇,逢男或女,民人奴隶,余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福,并检点吾身,不为种种堕落害人之败行,尤不为诱奸之事。凡余所见所闻,不论有无业务之牵连,余以为不应泄漏者,愿守口如瓶。
倘余严守上述之誓词,愿神仅仅使余之生命及医术,得无上之光荣;余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
因为当时外科医生与医生的职业不同,所以誓言中禁止用手术治疗结石,此外也明文规定禁止堕胎。誓言希望医生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再用相同的精神对待自己的学生,让医学知识薪火相传;誓言希望医生为病人谋利益,不害人;誓言希望医生对待病人要不分贵贱,一视同仁;誓言希望医生自觉地遵守医德,不可借机调戏奸污女病人或者病人的眷属。而且要为病人保密哪怕不是出于谋利,泄漏病人的隐私也是绝对不许可的。反观当今中国的医院已经成为社会上最黑暗、最缺德的产业之一了,中国白衣天使的形象也毋庸我多说了。至于今日中国医学院的学生究竟又有几个知道希波克拉底誓言的,那就应了一句上海歇后语:“大世界对过 ——天晓得!”(旧上海平民最大的娱乐场所大世界对面是一家中成药店,市招上三个栲栳般大的字《天晓得》出之于书家唐驼之手。该店销售的梨膏糖有止咳化痰的功用,主要配料是梨汁、蜂蜜和各种草药,相传系唐朝名臣魏征创制。)
再说几句可能会得罪人的闲话吧。“四流体”学说是早已没落了,西方世界 再也看不到无所不包的“宏大理论”或“全能大师”了。虽然西医尊称希波克拉底(和盖仑)为医学之父,但除了对历史的好奇外,现代医学院的学生再也不会有兴趣去研读他们的原著了。荣膺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大师固然年年都有,但他们只在其钻研的领域中有所成就,他们的学说也须继续更新和不断修正。再权威的医学教科书,十年二十年后一定改版。然而不少中医师至今仍然“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草”。阴阳五行和经脉理论被奉为圭臬。甚至分子生物学和量子物理学都可纳入这套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伟大架构中,中华医学可真是包罗万象呵。
滑了这麽一大圈,还是再回到维萨留斯身边去吧。上面提及的维萨留斯故事中那个尴尬的教授其实是巴黎大学的生理学兼解剖学教授雅可拜司.西耳维厄(Jacobus Sylvius 1478-1555)。西耳维厄斯是维萨留斯的授课业师,不知师弟之间有什麽过节。总之西耳维厄斯很不招这位日后名垂青史的弟子待见,在维萨留斯笔下是一个十分不堪的人物。据维萨留斯回忆西耳维厄斯是个“红鼻子、性情乖戾的小老头”。1533年,他登上巴黎大学梯式教室前面的讲台开始该年度的第一堂课时,就生气地说:“你们中间有两人未交清学费,如果明天不交,不准上课!”而且维萨留斯说“西耳维厄斯除了在宴会上动刀叉外,几乎从来不解剖。”。我在网络上发现了好几个与西耳维厄斯有关的医学术语:西耳维厄斯氏点(Sylvian point)、西耳维厄斯氏窝(Sylvian fossa)、西耳维厄斯氏侧裂(Sylvian fissure)等。又努力钩稽了一番才知道不是他老先生缔造的功德,而是以另一位专门研究人体大脑构造称著的法朗西司.西耳维厄斯(Franciscus Sylvius1694-1763)名字命名的。差一点把红萝卜错算在蜡烛账上了!
1543年维萨留斯双手捧着刚印出的辉煌巨著《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人体结构》书名的拉丁文)欣喜若狂。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之所以刚出版就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书中那些精致、准确、清晰的人体结构插图功不可没。这些插图出于一位名叫杨.斯蒂芬.范.凯尔卡(Jan Steven van Calcar1499-1546)的画家之手,他是荷兰籍的意大意画家,师从威尼斯画派的代表人物提香(Tiziano Vecelli 1477-1576)。十多年前我去罗马,居停处靠近著名的斯帕达别墅,恰逢爱尔兰大使馆正从巴黎卢浮宫以及伦敦国立艺廊等处借来一批名画在斯帕达王子(Prince Ludovico Spada Potenziani 1880-1971)画廊中展览,其中包括提香的作品。当时我常去那儿(因为不收门票),有好几次去得早,除了三四位穿着镶金线深红保安制服的彪形大汉之外只有我独自一人荡漾在大师的名作之间,背手踱着方步作富贵散人状,消磨空闲的时光,也算得上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了。说明书上专门介绍了提香的那幅《戴手套的人》一直珍藏在卢浮宫。巴尔扎克却让这幅价值连城的稀世之作一度归他笔下的邦斯舅舅这样一位穷亲戚收藏,这自然是当不得真的小说家之言罗。他的一幅《圣十字区的集市》把中世纪意大利集市的热闹气氛画活了,透过画面似乎听得见喧哗的市声。一位脸色红通通的胖大嫂在卖野味,脚边笼子里的兔子身上的皮毛若隐若现,头顶上方悬挂的野鸡,胸脯柔软饱满,绒毛纤毫毕呈,尾部羽毛五彩艳丽,她的布裙粗重厚实的质感是那麽的逼真。以致我每次去观看时,都要在这幅一米多见方的油画面前留恋徘徊,舍不得离开。我还专门买了几张印制得很考究的明信片。此刻就搁在电脑枱上,但是原作那种比照片更加强烈的感染力完全消失了。记得那儿也有几幅凯尔卡的作品,好象都是油画,笔触相当细腻。说来惭愧,也就是通过那份说明书,我才得知凯尔卡是维萨留斯那本载入史册的巨著的插图者。
已经打算把这一部分结束了。无意间,我又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的《中医药数字博物馆》中看到了这麽一段话:“中国的土茯苓曾被欧洲人当作治梅毒的良药,称为‘China root’。解剖学革新家维萨留斯曾论述此药,并用之治病。”我赶紧在网络上查了查土茯苓的功能,果然发现它“除湿,解毒,通利关节。用于湿热淋浊,带下,痈肿,瘰疬,疥癣,梅毒及汞中毒所致的肢体拘挛,筋骨拘挛疼痛、瘰疬、疮疡”原来土中药还能医治洋毛病呢!洋人把土茯苓称为“China root”,这不是“中国根”吗? 众所周知“根”的深层含义是指男人那最金贵的党中央。土茯苓的拉丁学名是Rhizoma Smilacis Glabrae。Rhizoma 是根茎类,Smilacis是菝葜属,Glabrae是茯苓。我不知道Rhizoma在拉丁语系国家中是否也有同样的含义?但是解剖生理上把阴茎的外观分为三个部分:龟头、阴茎体和阴茎根,阴茎根的英文正是root。洋人竟然把这舶去品称为“China root”,于是我又浮想联翩起来,这里面是否潜伏着玄机,莫不是暗指中国的男“根”能治女洋人的 “病” ?(或者中国的男“根”能治洋人的“女病” ?)又查得土茯苓的别名有冷饭团、山牛、山硬硬……。我恍然大悟了:这“根”又是“牛”又是“硬”的(还double呢),而且是从“山”上下来的,不整个一雄风劲健吗!用这“中国根”(不是“中国心”)去医治欧洲的梅毒,还不是男根到媚妒醋(梅毒除)吗?欧洲的梅毒是拜哥伦布先生之赐从南美洲舶去的。其后梅毒横扫欧洲,于是就乱了套:在德国称之为“法国病”;在法国称之为“意大利病”;在荷兰称之为“西班牙病”;在俄国称之为“波兰病”;在土耳其干脆称之为“基督教病”;兜了整整一大圈子回到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岛又称之为“英国病”。这种洋毛病从南美洲带到欧洲又传到亚洲,十六世纪初又漫延到了神州大陆。说起来那些洋人是真没文化,梅毒在古老的欧陆竟然被这国病、那国病的乱叫一气。一登礼仪之邦,梅毒的身价就骤然提升,被艳称为花柳病、杨梅疮、翻花杨梅疮……等。又是红花又是绿柳的,癣疮前面还冠以杨梅,神来之笔呵,再加上翻花两字诚可谓既形象还美观。就如周大先生所说的:“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梅毒到1569年才流传到东瀛,可恶的倭人认为是由中国传过去的,竟然称之为唐疮!真有些娘东入杀的感觉。(自从朱学勤先生一篇《娘西匹与省军级》发表后,世人皆知这句宁波国骂。然而,同为浙东的绍兴另有一句相仿的四字经:“娘东入杀”。见鲁迅在1926年4月9日致章廷谦信中说:“五十人案,今天《京报》上有名单,排列甚巧,不像谣言。且云陈任中甚主张之。日前许季黻面问陈任中,而该陈任中矢口否认,甚至并无此事,此真‘娘东石杀’之至者也。”大先生用的是娘东石杀,师爷认为以“入”代“石”似更贴切。)当然罗意大利还是多少保留一些古罗马风的,公元530年维罗那(Verona)的医生兼诗人弗莱卡斯特罗(Girolamo Fracastoro)发表了《西菲利斯:高卢病》(Syphilis,sive […]

两位亚洲女博士后

Wednesday, September 9th, 2009

去年下半年,系里差不多同时来了两位年轻的亚洲女性做博士后:一位姓汪来自南京,一位姓悬桥来自大阪。汪女士长得俊俏,为人灵动,打扮前卫。实验基本功很扎实,英语说得流利但不够规范。举止随便,口红常扔在办公桌面上,午餐用过的盆子浸在水池中往往到下午喝咖啡时还没洗。“六四”前与一位罗马尼亚女孩发生争端,因为人家说了句“89年夏天中国的独裁政权扼杀了学生的民主运动;89年冬天罗马尼亚的人民推翻了独裁政权。”。悬桥女士长相一般,衣着中规中矩,待人接物,既有礼貌,又保持一定距离。新年聚会,她用日本带来的彩色纸带折叠了25个正多面体型的纸球,系里上下,每人一个。广岛原爆纪念日,本地小报刊登两张照片。一张是满目疮痍的战火废墟上几个日本儿童在伤心地啼哭;一张是硝烟弥漫中表情悲愤已近麻木的中国平民离乡背井,流连失所。悬桥女士眼圈发红,轻轻说了句“我真难过,为了日本人民,也为了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