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November, 2009

上海小特务傅申奇发誓:要“对内凝聚,对外作秀”,抓住民主党招牌做大“政庇生意”!

Monday, November 30th, 2009

勘破三春景不长
—-我看民主党组党
茅山道
勘破三春景不长,铁衣顿改昔年装。
可怜王侯将门子,独卧古槐梦黄粱。
阅尽近一年来民主党组党的茶壶风波,老道突然想篡改曹大才子给他的红楼人物惜春写下的判词,敬赠王军涛博士及民主党新进群雄。
上海人傅申奇的如意小算盘
很多人都对王军涛和他纽约的那帮哥们(均非民主党员)突然在09年岁末发起重新组建“民主党”感到不解,因为既丧天时(六四之前后还可以聚拢人气),又乏地利(毕竟不是在国内组党),人和也谈不上(这个小圈子的人除了生拉进来的王有才没有任何人跟民主党有什么历史渊源),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凭什么非要组建“民主党”而不是其它什么党呢?
大家一定还记得六四之前中共出的那本丑化民运的烂书《海外民运大起底》,里面有一章提到当时刚刚组建的纽约民主论坛,其中有一段提到,民运山中无老虎,傅申奇等猴子试图通过组建这个论坛,大搞政治庇护,跟律师李进进、项小吉、高光俊等人分赃,当时大家都觉得可笑,认为是共产党故意抹黑民运,现在看来绝非空穴来风。
有人记得,民主论坛刚刚组建的时候,不得不在一家餐馆里开会,每人出20美元,边吃便餐边讨论军国大计、革命理想。有人哀叹,民运搞了20年,从当年风起云涌,如日中天,黄金白银滚滚而来,到现在风雨飘零,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连个办公室都没有留下来。
民主论坛是个松散的团体,成员也只有20几个人,除了每月开一次会也干不成什么事。幸亏2009年是民运的大年,民主论坛不时也会参与甚至主导一些纪念活动,但是毕竟没有什么根基,产生不了多大影响。到了09年的中秋节,傅申奇就发誓,我们要对内凝聚,对外作秀,(公然宣称要作秀,雷人不雷人?)抓住民主党这块招牌,把事情做大!私下里傅申奇对朋友们说,谢万军、倪育贤、王军、刘东星、陈明、唐元隽、刘国凯都能把政庇生意做得那么好,黄金白银赚了那么多,他们不过是我的学生,我们怎么就做不成?我们要一统江湖,做大庇护!
王军涛的雄心及韬略
很多人对军涛掺合跟自己没有一点渊源的民主党感到不解,他的动力在哪里?大佬王希哲先生甚至猜测他跟中共党内某些势力取得了联系,准备内外配合在十八大上一显身手。其实可能是冤枉了王军涛,不要说因为他的浮躁和轻率行事,(王军涛刚出来的时候,连在青天白日下照像都不敢,而且把六四屠杀解读为“不同的改革派因为缺乏沟通而导致的悲剧性碰撞”,现在他已经跟他的北大同学袁红冰差不多一个调子的鼓吹暴力革命论了。)他早已被中共视为民运泡沫不屑一顾。就是民运同道又有谁拿他真正当大佬呢?即便是他的小兄弟王丹,如今不也跟他貌合神离,只顾自己一个人发财去了么?
如果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出国前致力于制度改革,出国后致力于中国民主政治转型研究王军涛先生有志于未来中原逐鹿的话,不如说他更在意于眼前的民运江湖老大地位。在王军涛眼里,面前有两个大佬压着他喘不过起来。其一是号称“民运之父”的魏京生,老魏虽然不学无术,经常满嘴跑火车,但是他的形象和名声是历史造成的,未来中国一旦有变,肯定有他的一个位置。其二是民运新秀杨建利,此人学历、资历、声望、形象都与军涛相伯仲,如果不是更出色的话,特别是他在美国和台湾政界广泛的人脉关系和他的年龄优势,更非军涛所能及。军涛想未来问鼎中原,首先必须在民运有个显赫的位置,而目前军涛想在民运江湖坐头把交椅,岂非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所以,军涛想要有所作为,通过组建民主党这个平台,出任民主党主席,以便三分天下(江湖)有其一,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战略构想啊。如果说什么是军涛的动力,老道认为,恐怕动力就在这里。
王军涛的民运策略是无所不为
有人问,既然傅申奇、李进进们本质上是为了银子,王军涛则有更大的雄心,那么,他们怎么会搞在一起?对此,军涛曾有个解释,叫民运有所为,有所不为。其实说到底就是无所不为。他举例说,东欧、越南的异议人士圈子,连贩毒杀人的事都干,中国海外民运最多也就是搞点政庇赚点擦边球的银子,又有什么不可以的?所以,军涛从来不忌讳给搞政治庇护的民主党组织站台,最近这段时间,他不一直就在唐元隽的民主党美东党部讲课赚银子么?有人说,军涛成立起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之后,将招安所有现存的民主党组织,然后统一搞政治庇护赚钱。不归顺者,他们将向美国政府和法庭通报,宣布为非法。不过,谢万军、倪育贤、王军、刘东星、陈明、唐元隽、刘国凯等民主党组织能否听任他摆布,会不会再起一场“腥风血雨”、口水乱飞的江湖大战,那就只有拭目以待啦。
徐文立的地位是不可轻视
在王军涛和“纽约朋友们”民主党新领袖眼里,徐文立先生的形象大概像孔融眼里的三国袁术差不多,“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但是, “冢中枯骨袁公路,唾手居然得冀州。”徐文立偏偏就弄了个民主党联总主席,甚至还受到过美国总统的接见。组建民主党,徐文立就成了饶不过去的坎儿。
于是王军涛和纽约的朋友们只能跟徐文立谈判。老徐招招手,谈判?可以,到罗得岛来。说起来老徐这招确实老辣,谈成了,我的大佬地位不可动摇,你们算是朝拜;谈不成,你们就是逼宫!王军涛们对于现代政治学肚子里可能有点存货,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权谋,可就是一窍不通了。最终被老徐耍笑一通,赚了个霸道、逼宫的恶名,被王希哲指着鼻子臭骂,遗笑江湖,可怜可叹啊。
复旦出身的文学理论家李劫先生看不过眼,撰雄文一篇大骂老徐不学无术、狗屁不通、尸位素餐还玩厚黑术,委实是个反复无常、不讲诚信、首鼠两端的无赖小人,其实李劫先生骂得虽然近乎事实,但是火发的却毫无道理。想俺老徐拼得身家性命,数度坐牢,混得民主党大佬这顶“皇冠”,好歹每年也有8万美刀可以养老,你们乳臭未干、动动心计耍耍嘴皮子就想骗得老徐拱手相让,岂不是癞皮狗吃月亮?脑子进水?
眼看美梦成空,一向温文尔雅的王军涛博士再也按耐不住了,用极尽温柔、骂人不吐脏字的王氏文风,撰美文一篇,虽然依旧弯弯绕(刘晓东语), 但是比破口大骂你徐文立是个反复无常、背信弃义的小人更具有杀伤力。
什么“即使你选择辜负信任,但应该找一个更好的方式。这个方式伤人太重,特别是伤害那些曾经信任你和尊重你的人。”这等于说老徐,你不但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而且是个愚蠢的小人。
什么“你肯定知道,在民主党人中间,对你的争议很大。” “罗得岛之行不成功,在我预料之中。我是平静地接受这个结果。”这等于说,你老徐是个什么玩意我早就知道,你想玩什么花招,能玩出什么东东,也在老王预料之中,等于连老徐得胜的心理愉悦都要夺走。
什么“纽约没有什么针对联总或你本人的阴谋;问题出在你的态度有反复。”这等于说老徐啊,君子可欺之以方,我们本想把你当君子,谋你那个位置的,谁知道你不识抬举!
这不,没有了你老徐,王军涛同志照样登基,博讯上发布公告,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成立!而且明天就要开一大!
勘破三春景不长
没有搞定徐文立,王军涛的宏图大业真得还能够实现么?老道有句话放在这里,即使搞定了老徐,也实现不了。
民主党组党近一年,有一股力量至今沉默无语,金口不开,但是他们对民主党整合的前景绝非无足轻重。他们就是垄断了政治庇护业务的王军、刘东星、陈明、谢万军、倪育贤、刘国凯、方能达、唐元隽等地方势力派。更让人大掉眼镜的是,一向紧跟在王军涛屁股后面的唐元隽也退出了组党,带着他那七八十条枪紧跟大佬徐文立。
而且,老道听说这些势力派经过了多年的运作积累了诸多资源,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背后有魏京生、杨建利、徐文立这些大佬撑着,王军甚至和法轮功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岂是上海人傅申奇一句整合招安就能摆平的?一旦傅申奇们的大政庇业务侵犯了他们的领地,恐怕他们的“民主党”还没有“整合”,这帮合法注册被美国政府承认了多年的民主党各组织就要先取缔他们了。到时候美国法庭上演真假美猴王大战,鹿死谁手上帝都难预卜,真正开心偷着大笑的恐怕将是中共海外情知机构。
有一种舆论一直在说,王军涛这次搞民主党组党,背后有中共的影子,这种话听上去有些荒诞,但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导致海外民运新一轮内战,到头来落花流水春去也,把民主党搞成一地鸡毛,倒是非常符合老共的战略思维的呀。
让我们等着瞧好戏吧。
茅山道
2009年11月29日写于王记民主党成立前夜
附件:
一、以下是民主党各现有组织领导人名单
徐文立: 中国民主党海外联合总部主席
谢万军: 中国民主党总部主席
倪育贤: 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刘东星: 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主席
王 军: 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主席
唐元隽: 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主席
二、以下是从来都没有参加都不是民主党员、目前积极参加与组建民主党的 “纽约朋友”名单(以纽约“民主论坛”人员为主)
王军涛: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筹委会联络组负责人
成员:
李进进、刘念春、陈立群、熊焱、王有才、王天成、王军涛、莫逢杰、杨建利 王书君、王传忠、Peter王、李建伟、Jane 刘、孙延、华实、吕京花、宋书元、沈源、武春来、沙瑞国、金岩、易改、高光俊、赵鑫、傅申平、傅申奇、魏泉宝。

中国民主党有人在大陆坐牢,纽约的特务们骗子们就争先恐后“摘桃子”吃“人血馒头”,抢夺美国“政治庇护”市场!

Monday, November 30th, 2009

为了吃中国大陆政治犯的“人血馒头”,骗取美国及台湾某些机构的经费,以及抢夺美国的“政治庇护”市场,王军涛纠集了刘念春、李进进、孙延、宋书元、吕京花、李建伟、沈源、谢维勤、易改、Jane刘、赵鑫、傅申平、傅申奇、魏泉宝、沙瑞国、金岩、吴江、王书君、王传忠、杨小炎、郭保胜、高光俊、刘泰、穆文斌、熊焱等几个跟中国民主党并无渊源的形迹可疑的“朋友”,2009年11月28日于纽约自称成立了所谓的“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海外预备组”,立即引起海内外民运人士的严词谴责。
针对网上舆论认为王军涛等人是“摘桃子”(即窃取名利)的说法,王希哲指出:“这个‘桃子’在海外,是海外以民主党名义作生意为他人办政治庇护赚钱。这笔生意,以纽约最兴隆。今天‘纽约的朋友’们那么热衷‘全国委员会’,明知国内今天根本没有公开的‘委员’条件,也非搞不可,恐怕其背后的利益冲动,就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名堂,足以占领全美国政治庇护生意制高点,不但赋予了自己开政治庇护证明的最高合法性,也便于剥夺‘纽约朋友’已眼红垂涎多时的王军们生意的合法性及其地盘,借以垄断全美政庇市场。”
有人批评徐文立1998年自称要在北京举行“中国民主党一大”的做法也是“摘桃子”(窃取名利),王希哲则进行了解释,并直指王军涛等人“处处突出他们的特权”(即“摘桃子”)。王希哲写道:“1998年徐文立犯的错误,是北京哥们出于地缘很自然会常犯的‘北京当然领导一切’的骄傲自大的错误。那时哪有‘桃子’?只有风险和责任担当,事实徐文立也再次付出牺牲担当了。即便你把这‘桃子’解释为虚荣,任畹町和希哲指出了,这桃树(民主党)的全国组织基础,也是北京徐文立等为主奠基的,而不是浙江奠基的,认为这点‘虚荣’和持续的操作中心应该归北京,也是自然。徐文立只是忘了,民主党之所以是民主党,它是不能承认任何人优于他人的特权的,你是北京也好,‘奠基人’也好,‘创党人’也好,都没有任何特权,在程序的基础上全党人人平等。今天的王有才,王军涛们恰恰又是忘记了这点,处处突出他们的特权,突出‘纽约特权’。”
王希哲原文如下:
关于吕洪来,“摘桃子”,与“北京一大”等的几点说明
—–答“鄙视北京混混 ”先生
王希哲
谢谢先生肯定老王,但认为老王还“不够公正”。先生这里唯一提出老王“不够公正 ”的例证是:
“对(徐文立)搞“全委会”,你老王可以批评,他老任可以批评,为何吕洪来老兄不可以批评?老吕一批评,老王就要批评“批评”。这一点不对,双重标准,你老王说话不够公正,就不公正在这一点,”
敬答:
凡是错误的,老王一律赞成批评,不管他是谁,不会“双重标准”。请先生把老王批评吕洪来对徐文立批评的文字根据,拿出来看看,好吗?
老王过去从未对吕洪来有什么不好的印象。对吕不好的印象开始,绝不是他什么批评徐文立,而是他先让他XX离队(记得是旅游)滞留澳大利亚,要希哲为她提供政治庇护证明,后又让他XXX滞留澳大利亚,又要希哲为他提供政治庇护证明,最后是自己跑到泰国,号称自己是京津党部什么重要角色,然后,
还是要希哲、方圆等(有没有要文立,记不清)为他提供证明。
希哲最烦这个。十几年一直不断地有人(包括彭明)姐姐、妹妹、大姑妈、小姨子的,拉家带口跑到泰国或什么地方,就声称自己国内是民运或民主党重要角色,要你不断的,没完没了的为他一家子提供庇护证明和经济帮助,人事帮助。那些“庇护证明”还都得往严重里说,实际成了伪证,但你又没有办法,稍有怠慢,照顾不周,他就翻脸骂你,甚至马上投到你的对手势力那边帮着他们造谣你,污蔑你。还例如严正学,你为他写了证明,他到时还可以说不是,要你再写不是的证明。
后来老王干脆在联总立下规矩,民主党不是收容站,救济所,福利会。国内一切确因政治组织活动而面临直接迫害威胁的,逃亡海外,联总应该负责帮助一切,凡是国内故意在政治上虚晃一枪,甚至虚晃一枪都没有就跑到海外,甚至拉家带口跑到海外,声称自己国内如何如何,要求庇护的,请他们自己作为一般非法移民自行处理一切,海外组织也可以适当帮助,但没有义务。
吕洪来先XX后XXX再自己一X来海外,也带着这样的特色。他到了泰国,才说他当年在京津党部如何重要,为什么1998-99年在北京天津没有表现出来给我们看看重要?他当时做了什么,为什么那时负责协调国内民主党组党全盘的老王,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听他说过?
徐文立那时的片面“一大全代会”错误,吕洪来批评了吗?是怎么批评的?吕洪来主张什么?能不能现在拿出来(历史文件)给大家看看?那时海外谁听说过吕洪来在组党活动中的表现?这一切都是吕洪来跑到了泰国,才高调说的。于是与徐文立等发生了争执。这些争论都是他们当时的“内幕”。我们不关心内幕,因为外人不好说相信谁不相信谁,我们只关心1998-99年,吕洪来和他的XXX,XX在北京天津究竟为民主党组党和建设做了那些人们能够看到的事情!
还有“摘桃子”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民主党不说1998年,直到十一年后今天,国内也没有什么“桃子”。唯一的“桃子”在海外,是海外以民主党名义作生意为他人办政治庇护赚钱。这笔生意,以纽约最兴隆。今天“纽约的朋友”们那么热衷“全国委员会”,明知国内今天根本没有公开的“委员”条件,也非搞不可,恐怕其背后的利益冲动,就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名堂,足以占领全美国政治庇护生意制高点,不但赋予了自己开政治庇护证明的最高合法性,也便于剥夺“纽约朋友”已眼红垂涎多时的王军们生意的合法性及其地盘,借以垄断全美政庇市场。也许王军涛不是?
1998年徐文立犯的错误,是北京哥们出于地缘很自然会常犯的“北京当然领导一切”的骄傲自大的错误。那时哪有“桃子”?只有风险和责任担当,事实徐文立也再次付出牺牲担当了。即便你把这“桃子”解释为虚荣,任畹町和希哲指出了,这桃树(民主党)的全国组织基础,也是北京徐文立等为主奠基的,而不是浙江奠基的,认为这点“虚荣”和持续的操作中心应该归北京,也是自然。徐文立只是忘了,民主党之所以是民主党,它是不能承认任何人优于他人的特权的,你是北京也好,“奠基人”也好,“创党人”也好,都没有任何特权,在程序的基础上全党人人平等。今天的王有才,王军涛们恰恰又是忘记了这点,处处突出他们的特权,突出“纽约特权”。
有人问,“为什么1998年11月前,徐文立不号召组党呢?”
这是因为1997年末,希哲在王军涛、刘晓竹等的支持下,联络北京徐文立、任畹町们,请他们牵头,利用新兴的互联网,把全国1979-1989被打散的民运力量重新聚拢起来,组织起来,公开的方针是“广交友,不结社”,私下的目标是,配合中国对联合国人权公约的签署向突破组织独立工会发展,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请看那时希哲在海外世界日报登了多少支持国内工人运动和组织独立工会的广告)。但炳章激进,闯关号召组党,6月浙江发难组党,实际打断了更符合当时实际条件的首先突破独立工会的运作进程(要说“左倾路线造成损失”,“组党”这就是首先的左倾路线)。所以,波士顿会议前,希哲还一再向浙江建议是不是向官方提出,以释放王有才为交换条件,与官方各退一步,同意不组党,“退党为社”?但浙江和炳章坚持组党不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才作出了策动全国各省市组党响应浙江的决议,但利用的,是北京徐文立等已经打下的基础。换了任何一个人,你心里会怎么想?人家总要有个转的过程,不会海外一变马上听令吧?后来还是跟上了。我估计,徐文立这样想:“既然你们海外转变了方针,从准备独立工会到策动组党了,那么,也还是由我来牵头领导吧!”于是,那个北京片面的“一大筹备会”就出来了。问题其实就出在这里,责任在海外与北京沟通不够,而不是什么徐文立“摘桃子”。
敬答。谢谢。
王希哲
2009年11月29日
xz7793@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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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弘达抛出铁证据:杨建利既然能如此出卖何德普,也很可能已经出卖台湾情报部门!

Saturday, November 28th, 2009

贾建英:我怎么能感受下去
今天,再一次看到了我丈夫何德普的判决书,心情又一次地难过起来,好长时间不看了,不想再回忆那些痛苦的事情。
在丈夫被抓走以后的几年里,只有每个月去监狱探视,才能见到被关押的丈夫,那短短的三十分钟会面,只想多听听丈夫的近况,不忍心打断他的关心和问候,还有他那急切地需要知道外面的情况,他的朋友和战友的情况……
今天,我又看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上面写道:“1999年初至2002年11月间,先后任非法组织‘中国民主党监察委员会’主任,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负责人。多次以该组织负责人等名义,在互联网多家网站发表或签署发布题为《中国民主党迎接新世纪宣言》,《就二月访华之行致布什总统的公开信》,《中共已经在结束专制振兴中华的历史关头中国民主党致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工潮,农运的实干家胡明君与王森》等多篇文章,煽动在中国结束一党专政,宣称‘建立分权制衡的民主宪政,妄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判决书上还写明了指控被告人的证人证言,书证,鉴定结论……。
再往后翻页,有一份民主党人高洪明先生的证词,有两页纸,后面的签名写道:“以上记录不属实——高洪明”。那两页纸上面的内容,显然是警察所编的,想用来诬陷我丈夫。
接着又有三份国家安全部的讯问笔录,是杨建利先生的,他写道:“知道,我知道的都会讲,这些问题我以前都回答过”,“中国民主党是在1998年8月份成立的”,“何德普是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的负责人”,“何德普向《议报》投稿……。”,“以上记录看过,与我所说相符。”上面各页都反复按了杨建利的指印。
在杨建利先生刑满出狱后,我见过他本人,当时有几个朋友请他吃饭,在聊天时,杨先生对我们说,他在狱中如何坚强,如何与狱警抗争……,听到他的经历,我很佩服他。把他作为一个英雄看待,也把他当作朋友。
但是,眼前的这三份证词是杨建利先生的吗?是我心中那个英雄所说的吗?是我敬佩的杨先生所作的吗?
我怀疑自己的眼睛,是否模糊看错了?再擦一擦眼睛,没错,证词上清楚地写着杨建利的亲笔签名,还有他在证词上按的手印(每页上都有),笔录最后写道“以上记录与我所说相符”十个字,真的是那个我“非常佩服”的人的证词。
笔录的时间是:2002-8-21, 14:30 至16:30
2002-9-3, 9:00 至 11:10
2003-8-18, 14:10 至 16:00
三次笔录,其中有两次的时间是在我丈夫被抓捕(2002-11-4)之前。后一次笔录是在我丈夫被开庭宣判(2003-11-6)之前。
而且,笔录中的很多内容出现在我丈夫的判决书中,这些证词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现在,再看看何德普的判决书,杨建利先生的证人证词有九行之多,“何德普是中国民主党北京地区负责人,何德普以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负责人的名义在《议报》发表文章”,“写的是民运这方面的文章,何德普给网站投稿为了通过网络传播……”
法院的判决书最后以“被告人何德普撰写、发布大量文章、恶意诋毁污蔑、诽谤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宣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危害了国家安全,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非法组织负责人的身份,长期利用互联网发表煽动性文章,罪行重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杨建利先生出狱后,没有对我提过一句关于警察问他何德普的事,也没有提到证词的事,只告诉我在狱中见到何德普是在去监狱看病的路上,他们不顾狱警的警告,相互说了几句话。
我不知道当时杨先生告诉我这些,他在想什么,是否想过他在为我丈夫做证词时的软弱和出卖,是否想过我们一家老小在这八年中经历过的痛苦和折磨。
我的丈夫是一个非常平和、有爱心的人,关心朋友超过关心自己,看到朋友们有困难、受苦,他心痛不已,宁可自己受穷,也要把钱送给那些需要的人,自己没钱了,也要把身上的棉衣脱下来给朋友穿。
看到战友们被捕判刑,他不顾被中共抓捕的危险,大声疾呼,在被抓捕后,面对着恶警们,他闭口不言,在经历八十五天的酷刑日子里,他没有说出一句出卖自己和战友的话。
联合国酷刑的调查员诺瓦克先生见过我丈夫后,对我说:“你的丈夫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你们的政府为了打垮他的意志,对他实施酷刑,是非常不人道的。”
但是,杨建利先生,你去了中国,被政府抓住了,你却向中共政府“检举”“交代”了我的丈夫何德普,你证实了何德普是民主党部的负责人,并且你以“议报”的主人身份证实何德普写的文章,你知道吗?你出卖了何德普,出卖了中国的民主运动。
至今何德普还在狱中,你却在自由之地高喊“民主”。
贾建英
2009年9月3日
附记:
贾建英是被中共判刑入狱的何德普的妻子,她今年孤苦伶仃地来到美国看望她们的儿子,她的儿子在美国读书。
何德普被判八年,每年的每个月,贾建英去监狱探望她的丈夫,每次只能有三十分钟的时间。
贾建英家的门口有个公安局设的岗亭,有两个便衣天天监视着她,在这样的状况下她度过了这些年的日日夜夜。
杨建利也被判过五年刑,前年(2007年)释放了,在中国过了一段日子才回美国。在中国,贾建英见到过他,听他谈话很佩服他。
今天,贾建英写下了这一篇回忆,并且要求发表出来,我们可以想象她是什么样的心情。
何德普在辩护词中一再声明他不是“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负责人”,但中共凭杨建利的证词给他定了罪名。
据调查了解和所获得的资料,被杨建利“检举”“交代”的人绝不止何德普一个。
──《观察》首发
Thursday, November 19, 2009
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64287

徐文立要揪王军涛身边八面玲珑见机行事的宋书元,于是反而被扣上“民运康生”的帽子,“毁掉自己的形象和事业”!

Thursday, November 26th, 2009

吕京花上网转发《王军涛写给徐文立王希哲及好友的信》。王军涛在这封公开信中指出:“在民主党人中间,对你(徐文立)的争议很大;以如此尊重你的姿态争取你承担一个重要角色的方案,会引起许多朋友的强烈反弹。”“你(徐文立)的文字会表现你自己的关注、视野和境界。一个人应该清楚自己在历史、现实和人们心中的地位。故意夸大自己的位置的做法,在一个传统社群中,会招致朋友和同志的厌恶感;在一个现代人的社群中,这样的姿态会让人笑话的。在一个有识之士的群体中,这样的做法会让人感觉到一个过度关注自我的人内心中有些很不自信。”
原文摘要:
在评论中,你提及我说进进要做重点发言,你认为这是背后阴谋的证据。这是不应有的多虑。尽管去罗得岛的众位朋友基本上都是你提名的,但是此次罗得岛成行是进进极力努力的结果,而且只有他对此最有信心;也只有他提出的的方案中非要你马上承担一个角色;在别的方案中,人事安排都是一个可长可短的过程,不需要立即做出决定。因此,罗得岛会议中该由他发言介绍他的设想。此外,我也有点回避矛盾的杂念。你肯定知道,在民主党人中间,对你的争议很大;以如此尊重你的姿态争取你承担一个重要角色的方案,会引起许多朋友的强烈反弹。我不愿卷入这类争论。我可以尽力协助进进,但必须由他说出他要说的话。
其实,你的文章中提及的指控和事实不需要太多的讨论,因为导致你得出结论的不是事实,而是心态。对此,我主要有两点担心。一是你没有摆正个人与其他朋友、组织和民主运动的关系。我感觉,你故意对自己做过高的估计。在中国民主化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和中国成千上万地牺牲自己奉献事业的同道面前,我们应该保持谦卑和对自己局限性的警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的文字会表现你自己的关注、视野和境界。一个人应该清楚自己在历史、现实和人们心中的地位。故意夸大自己的位置的做法,在一个传统社群中,会招致朋友和同志的厌恶感;在一个现代人的社群中,这样的姿态会让人笑话的。在一个有识之士的群体中,这样的做法会让人感觉到一个过度关注自我的人内心中有些很不自信。二是你思考问题和处理争端的方式,那种让臆测替代调查研究和举证质证的方式,那种发生政治分歧就要在政治上使用各种搅浑水的方式置不同意见者于死地的做法,不仅全然不合现代文明社会的规则,而且会毁掉自己所已经建立的形象和事业。
第十一,关于文中涉及我自己的东西,我不想谈太多。如果你想知道,可以具体提出问题,我另行答复。但我应该在此对一个问题做些回应。这就是你在几个场合对宋书元先生的指责。在我的亲属中,有宋书元先生自参加工作起的单位的同事。他是被那些领导视为“调皮捣蛋”的青年;那时共产党政审很严,宋书元先生不可能有你说的问题。后来,他下海所在公司是当时北京普遍流行的挂靠单位,与主管单位没有业务关联;况且他只是聘任人员。宋书元先生在纽约人缘也很好,远非指责他的人的人缘可比。我建议今后讨论问题,就事论事,澄清某个事实的真相然后谨慎地得出结论。因为一时一事的分歧,就搞人身攻击,不会让我们得到正义,只会让我们更远离真理。特别是抓特务的方式,不仅在海外民运中曾经造成过巨大损害,而且在国共两党党史上都造成巨大危害。康生的故事广为人知,殷鉴不远。
王军涛
2009年11月25日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21053
正值徐文立与王军涛因“整合闹剧”翻脸之际,王希哲在网上抛出有关王军涛“通共”和“出卖民主党”的话题,以转移焦点。
原文摘要如下:
有民运人士质问我王希哲:“您既然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说王军涛是纽约那些朋友的黑手,而且猜测是中共在指使,换句话说,王军涛有重大通共嫌疑。现在又说可以继续让军涛领导民主党,这有些自相矛盾,很难让其他支持您们的民主党人和外人接受,而且会给别人造成对民主党不负责任的感觉。”
“现在‘共’来找我们了。我们通共,好吗?”
多数举手说,“好!”。就批准了军涛,全党一起“通共”,为什么不可以?多数举手说,“不好!”。就否决了军涛,全党一起不“通共”,担心什么?若王军涛要一意孤行,就全党炒掉军涛的“鱿鱼”,让他自己“通共”去,与民主党无关,怎么会有“对民主党不负责任的感觉”呢?
大家注意到,这次联总抵制了“纽约朋友”片面强加给他们的所谓“罗德岛共识”后,包括王军涛们在内,“纽约朋友”网上网下很有一种“愤怒”发泄出来,好象是徐文立没有信守对这个“共识”保密的承诺。
先不说徐文立有没有这个“承诺”。我们要问:决定联总命运前途,要求联总“尽快解散”的“共识”,居然可以要求联总的主席对联总“保密”!这不本身已经证明了,王军涛率领的“纽约朋友”明白自己是在做见不得人的事?是在对联总搞阴谋么?要求联总主席背着联总把联总秘密卖掉,在实现卖掉之前,“承诺”对联总保守“秘密”,这样的厚黑权谋黑箱勾当,居然你们今天还理直气壮?还“愤怒”得出来?!
雅尔塔出卖中国外蒙密约,也是罗斯福斯大林承诺“保密”的。但既然要卖的是中国主权,又怎能永远对中国“保密”下去?罗德岛出卖联总“共识”,就算如你们说李进进、王军涛、徐文立们“承诺保密”,但既然要卖的是民主党联总,又怎能永远对联总“保密”下去?难道非要徐文立在“解散”联总的最后一刻,才向全党突然摊牌?你们设计得何等精密!徐文立主席不听你们,按正当方式向全党作了通报,经集体讨论提出了新方案供“纽约朋友”协商,理所当然,不对在哪里?你们“愤怒”什么?
所以,联总这次对王军涛们的抵制和批评,也是对王军涛们的爱护和帮助,让他们明白,既然你们今天也忽然热心建设民主党了,那么要建设一个“党是党,个人是个人”,哪怕领袖人物也不能凌驾于党的集体的民主的制度,是多么重要!
既然我们着重的是建设民主制度,经此一役,我们也相对更巩固了联总的民主制度,绝不担心“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或者说,绝不担心民主党联总的“最高领导权是不是掌握在通共嫌疑分子手里”,一切有制度保证,而我们对军涛们,又从无成见,批评他们,也不过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出于对他们的爱护和帮助,那么,我们表态联总仍然欢迎王军涛,“只要他站在平等基础上致力搞一个民主党各派的大协调机制,联总也还是会支持他的”,不是非常自然,顺理成章的吗?
如果有人说,“这是你们故作高姿态,作秀!”这就没办法了,只好由他说去。
王希哲
2009年11月25日
xz7793@yahoo.com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21038
胡安宁质疑:王军涛等人在“整合”中国民主党闹剧中为何又与“共特”冯胜平串在一起?
原文如下:
军涛等纽约朋友在这一波与冯胜平串在一起?这事怪怪的……
早在廿年前学自联把冯胜平打成“共特”时,王炳章就指冯是“阴谋家”。(冯与六四念年祭时跳出来的丁楚[房西苑]一样,是“国际政治系”出身)奇怪的是,在冯那里吃了大亏的王炳章,98春组党时,居然又和挂倒钩的冯胜平串在一起了。我问王炳章这是咋回事,他不吭气。倒抽一口冷气后,便叫他不要听信重用石磊,王又低头顾而言它。第二天,王希哲问我:“冯胜平怎样?”我这才警觉事情不好,便把当年事说给希哲听,但不知后来如何。徐水良与冯串联了没,我不知道。
前两年狼匪芦贼搞绑票活动整《国风》,后来我才知道有冯胜平在后,该冯一次就给狼邪三千刀。这廿年,冯从不公开参与民运,但暗中活动很频繁—凡大事,最后都有冯这个CIA克莱恩的好弟子的影子。不料这一波“纽约朋友”起事,今日从军涛信中才露出冯积极组织八方网罗的冰山一角……
那我就没啥好说了。
胡安宁
2009年11月25日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21074
刘晓竹:王军涛贪污公款勾结中共破坏民运的内部报告(英文)
http://picasaweb.google.com/AFarm1984/CSI
杜智富、吴方城:王军涛勾结中共破坏民运的内部报告(中文)
http://lh6.ggpht.com/_jecDnVSMLgA/SqKk9aISsJI/AAAAAAAAADM/w3hCYiw5aag/CSI0027.jpg
http://lh3.ggpht.com/_jecDnVSMLgA/SqKk9rCenhI/AAAAAAAAADQ/J0eSLI-vXek/CSI0028.jpg
刘晓竹:王军涛与中共间谍同居
http://lh4.ggpht.com/_jecDnVSMLgA/SqKk6oZn15I/AAAAAAAAACk/rV16QJxeLb8/CSI0018.jpg
刘晓竹:王军涛给陈小平转款4万5只给了2万7
http://lh6.ggpht.com/_jecDnVSMLgA/SqKk7PDDGxI/AAAAAAAAACo/d5cEKy92Q9Q/s640/CSI0019.jpg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1000486

揭密:反北京奥运的“公民行”经费来自台湾当局,五万美元被民运败类杨建利贪污私吞!

Tuesday, November 24th, 2009

卞和祥揭露杨建利私吞台湾所拨“公民行”经费五万美元,委托徐水良上网张贴。
原文如下:
卞和祥:杨见利侵吞血泪钱已非一二遭
杨见利干这种侵吞血泪钱已非一二遭,以“跑步秀”名义募自台湾的五万美元,也进了自已口袋。跑步秀中的自行车杨都要别人自购。台湾消息人士告知我想不到杨如此刻薄,以后再也不会捐了。
卞和祥
2009-11-22
(徐水良张贴于“台湾民主基金会”所设的“独立评论”论坛)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20275
王希哲回应徐水良关于要求“杨建利把过去吞掉的民主党一万五千美元捐出来”的意见
全文如下:
多年了,具体过程已经模糊了。可惜电脑过去受多次侵犯和病毒破坏,原始资料不知能否找到了。说话要有证据,手里没有证据希哲不敢说太死的话。只大概记得是这样:
民主党组党刚发起,各方面运作下,NED给了民主党一笔钱,一万五还是多少,不记得了,一两万是没错的。希哲从不直接经手钱,也没有“基金会”之类钱袋。便同意放进杨建利的基金会,商量好国内民主党哪里需要了,就由希哲通知杨建利按希哲给的信息拨款发出。杨建利当时也参加了策应国内组党“波士顿紧急会议”,算是海外策应组党大本营的一员。但由于希哲那时手里还能调动一些钱(主要是炳章和希哲的华侨朋友捐的,和刘晓竹给的。晓竹与军涛闹翻后,为显示与军涛不同,那时特别积极配合希哲资助国内组党,军涛对希哲不与晓竹分道略表不满),再加发现杨建利那里的钱实际不好调动,故一直没有动用杨掌握的NED给民主党的那笔钱。由香港汇总分别发出给国内各省市的那些钱(包括给王有才的钱,包括被王东海“以老婆怀孕”私吞的钱,和“市委书记”周建和交待给上海警方的钱)都出自这里。慢慢,杨建利那笔钱便被希哲淡忘了。
后来不少人吵到NED,说是NED什么人都给钱,怎么民主党组党不给?NED回答说给了,在杨建利那里。希哲那年在魏京生华盛顿联席会议上问杨建利,那笔给民主党的钱还在吗?用到哪里去了?杨答:给了刘军宁(?)他们了(总之是给了国内精英知识分子了)。杨又说,“那笔钱,NED也没指定只能给民主党的”。我自然就无话可说了。因为民主党是个“泛民主党”,谁敢说“刘军宁和精英知识分子不是民主党?”今天说不是,明天说是就是。你看今天王军涛,李进进,李诘们就知道!
然后杨建利就闯关回国去了。
杨建利再回美后,希哲早已经退下来,基本不管民主党的事了(最近见联总处境危急,又被王军涛刺激一下,所谓“希哲你不能作主的,就不要卷入”。这才没办法,卷入了一下),自然就不会再问建利了。
所以徐兄说杨“吞掉”一万五千,还是不好这样说的。关键是他到底怎样用了。
王希哲
2009-11-21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19991
吴弘达揭露杨建利涉嫌谋杀刘凯申和出卖何德普
原文如下:
闲话海外的中国人
近日来,在海外中国人的社会里,有些人和事正在变化中。不敢说这是坏事,但亦不知道这是否是好事。然而,这些人的变化及事情的趋势却不得不令人深思。
首先,是大约两三年前,常常与原共产党驻香港的老牌党员,文汇报的总编金尧如摽在一起的于浩成,悄悄地回国了。于浩成也是赫赫大名的人,他原是中共公安部下属的群众出版社的总编,当然也是老牌共产党员。他怎么回去了?!是否人们常说的写了个什么“保证”或者什么字条之类才可能得到批准?当然安全部门那里一定有个程序批准的。
最近,又闻苏绍智也回去了,有人说他年老体衰,回去休养,准备见马克思了。我相信这也是有人疏通,疏通,然而总要有人点头批准。就回来吧,祖国还是欢迎的!共产党不吃素。
这些七八十岁的人,老了,该让他们休养生息,就不谈他们了,我们再看看这边的年青力壮的一些人吧!
中国人权自两三年前自一个完全是中国异议分子组成的人权团体,一下变成了一个由专业人士为主的人权团体。不管刘青如何,也不说方励之怎么样,但是一大批这样的人一下子被迫离开了海外最大的人权团体,这怎么能不令人悲哀呢?
中国人权由流亡在外的中国异议分子自八十年代一点一滴地建立起来,又有海外人士的经济支持,实在不容易。但在海外的中国人社会里,始终不被看好。异议人士之间就是意见多,观点多,总是闹不到一起,这本是十分正常的。犹同国际政治舞台上,从台湾到美国,从俄国到法国,总是有那么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互相不能相容的场面。看马英九对谢长廷,克林顿对奥巴马,不也是只要有口气决不退败吗?可惜中国人权不再由中国人主持了。横刀一快,斩断了。
最近,又是两个,一是焦柏固、另一是封从德离开了中国人权。中国人权积过去之名声,继续在做。但是已与过去的中国人权不同了。不管你的看法如何,人与事都变了。
还有一件事,不大不小也在人们面前,就是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它原是一个台湾人,叫刘凯申建立起来的。他是美国公民,激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义愤起来的。他依靠加州的一些台湾人,争取到了台湾的一些经费,做中国的人权工作。后来吸收了一些中国大陆来的人,首先是徐邦泰,大家知道,徐邦泰之心狠手毒,后来又换了杨建利,也争取到了NED的经费,独树一帜,狂飙一阵。到二十一世纪,刘凯申决定退了,台湾人义务做会计的也不想做了。逐步由杨建利接手了。2002年2月间,刘凯申突然暴毙,至今原因不明,倾向谋杀的成分愈来愈重。当时杨建利以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主席的身份,马上从波士顿赶到旧金山。听说把基金会的档案全部抱走了。大约两个月之后,杨建利就动身返回中国了。基金会的档案听说也被外贼窃走了。
杨建利回国的事始终没有交待清楚,使得大家缄口不谈、迷迷糊糊。第一件是他和易改的关系。易改与杨的关系决非一般。杨去大陆上飞机是易送去的,杨在大陆的许多活动是易安排的。杨出事后,易还成立了营救委员会。但杨回美后没有点滴音讯。易改来美不久,曾跟随彭明。他作为彭的第一副手,对彭是绝对忠诚。后来形势剧变,彭明就莫名其妙被抓回大陆去了。易就改换码头投了杨建利处了。第二件,杨怎么入境,他自己最清楚(用别人护照,回中国用中国护照是最容易的)但他没说怎样出境。但对于出境,他滴水不漏,不说话。听说台湾的什么教会帮了他,这其中自有乾坤。这样二件事,杨建利自己清楚,中国安全部门也清清楚楚。但为什么不让一般人也清楚呢?
最近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也没有了。杨去了大陆,就由宋永毅来撑着,这五年来还办得不错。但是杨回来后,情况变了,两家又火拼,谈不拢,宋永毅就把二十一世纪基金会连“议报”都关了。杨建利又立了新门户“公民力量”,到处游说,准备东山再起。
杨建利曾说他什么都有,就缺没坐过牢。这回可有了坐牢的资本了,但是有些事情确实让人不放心。今看到一份何德普的判决书,那是2003年判的,就是杨建利2002年回去后被捕的隔年。其中有一条如下:
证人杨建利的证言证明:他是“议报”的社长,他通过网上的消息知道何德普是中国民主党北京地区负责人。何德普曾以“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负责人”的名义在“议报”发表文章。何德普代表所在那个组织发表声明时才这样署名。如果何德普自己写的文章,代表个人见解就署个人的名字。投稿人向主编的电子信箱发电子邮件,将文章发到他们的信箱,他们再将文章刊登到“议报”上。何德普给“议报”投过一两篇稿,写的是“民运”这方面的文章。何德普给网站投稿是为了通过网络传播,让更多的人知晓他的政治主张。
显然,杨建利“交待”了(或者“检举”了)何德普的“民主党京津党部负责人”的身份。中国政府没有杨建利的白纸黑字,是不可能作为材料报上法庭“予以确认”的。何德普可以要求看看这份杨建利案的“证据”。
除了何德普,就没别的了吗?杨建利对徐文立、魏京生、胡平、吴弘达、中国人权、NED等就没有说过话吗?反正,中国安全部那里现在是一清二楚的。
吴弘达
2008-5-10
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gd/200805/20080510113025.html

钱文军: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Monday, November 23rd, 2009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修改稿)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是《提纲》最末的第十一条,被刻在他的墓碑上作为他一生的总结。马克思1845年春写的这个《提纲》是恩格斯1888才将其作为自己的书《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的附录发表的,恩格斯认为此《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
是恩格斯当初主持马克思葬仪时就定下这句话还是1954年英共迁葬时定下的,我无可考之资料。只知道现在人们看见的这座墓及碑,皆是那时新建的,英共出面,苏共领头出资,出席斯大林葬礼接着到布拉格奔捷克总统丧的周恩来也随了份子,认捐5500英镑。至少可以明确的是,那时如日中天的“社会主义阵营”认同用马克思这句话总结这个主义及马克思生平。
疑问也有:《提纲》既然如此重要,如恩格斯在《终结》单行本序言里所说是“供以后研究用”的提纲,何以马克思在几十年里没有把它研究完成,却如恩格斯所言“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而“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竟然只是千余字的一个提纲?尼采在《偶像的黄昏》里说:“我的奢望就是,把别人要用多少部书才能说的话,仅仅用十个句子表达出来――甚至别人在那许多部书中没有说到的话也说出来。”看来马克思基本实现了尼采的狂言,只用十一个句子就整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来了!
一、 马克思要改变的是一个新兴的体制
这点,拙文《资本主义再解读》里已有述说,本节略作补充说明。马、恩认为:“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下简称《发展》。)这段论述为人们描述的是一个传统的改朝换代的场景,据此,“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便顺理成章。
但历史的真实并非如此,不是“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创立了“现存的社会制度”,而是封建权力不能一统不得不达成妥协导致的权力分立;自古希腊以来无数睿智的人杰推崇的理性思维;古罗马倡导的法制综合作用,种种因素形成的宪政体制使资产阶级得以萌生。英国又是先立国家后有民族的国度,宪政体制少了许多干扰得以诞生。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起草人西耶斯认定英国体制是“偶然性和机遇的产物,而非智慧的产物”,它充其量不过是“为防止混乱而建立的叠床架屋式的提防措施”(西耶斯:《第三等级是什么?》)。此结论近乎事实。可他参与策动的“智慧的产物”――法国大革命,却折腾成一场血灾!
英国、荷兰、瑞士三国最先实行权力分治,都不存在马克思所谓“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的暴动,属于各种利益讨价还价的权宜之计,踉踉跄跄地逐步修补完善起来。其智慧不能说没有,确实都很肤浅,远不似设计社会主义制度者那般高瞻远瞩,一门心思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全人类。
我们知道,发祥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对于所谓资本主义体制的萌芽贡献不小,而意大利恰是罗马帝国瓦解后分封的各城邦小国群。文艺复兴并没有催生出哲学大作,甚至连哲学思辩活动也没有,只注重重新发掘根源。只是由于古希腊的学术没有神权因素,它是彻底世俗的,这次复兴运动也就具备了削弱教廷一统权力的冲击力。人文主义滥觞加上宗教改革分裂了基督教廷专制势力,也就为个体权利奠定思想基础做出了贡献。值得注意的是,教廷也是怀抱济世救贫的良好愿望篡夺权力的,但极端排他性造就了中世纪的黑暗。
但向教皇权力发起挑战,竟然也是从英格兰首先开始的。牛津的教师、世俗教士约翰.威克利夫1376年发表演说,主张上帝也应该遵守他自己颁布的律令,教士的财产应由世俗的国家来决定,直接质疑教廷独揽经济、政治权力。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下令对其进行审判,遭到牛津大学、伦敦市民及国王的分别抵制,初期阶段的权力制衡保护了他。威克利夫的学说传到波希米亚之后,胡斯运动将其延续,随后就有马丁.路德、加尔文、埃拉斯摩等一批宗教改革干将不屈不挠的拼搏,他们挑战教廷的一统权力的成果,毫无疑问为宪政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我们阅读“光荣革命”的历史记载,清楚地告诉我们当年英国的议会、法官、主教是如何跟查理二世及其继承人对着干的,那里没有资产阶级什么事,只是权力制衡的记录,此处不赘述。
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反传统国家模式,不存在“统治阶级”,既然权力制衡就一定不可能产生它,只有权力一统才会组成“统治阶级”。正因其不同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任何权力模式,人们甚至找不到合适的名称描述它,至少在马、恩宣布要推翻它时仍如此,后来才被勉强地称作“资本主义”。它逐步修补完善就演进成个体权利制约群体威权的体制,与传统的权力模式正好相反。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并非我们所传闻的僵化静止的“终结”,而是说人类未来只会采取协商妥协的办法解决问题,不可能再搞“武器的批判”;宪政民主制并非不存在内在矛盾,而是有能力化解任何内在矛盾。这与马克思预言历史必将终结于共产主义显然不在一个档次上,换一个统治阶级、垄断全部生产资料之类不过是传统国家模式的另类体现,根本谈不上创新。本质上,它只不过是扼杀新兴社会体制同盟军中一支而已。
马克思先生的主义看似激进,本质上却是伸张集体威权至高无上的理念,号称最先进的制度,不过只是传统理念的复辟主张。它注定不可能在个体权利已获广泛认可的西方得逞,尽管老马们算定那里必是其主张的首先实践之地。因为,越是健全完善的宪政民主制度,就越是具有海纳百川的能量,只要在和平的环境里,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议正是那个制度发展完善的动力。相反,它却在个体权利尚无意识的东方大获全胜,任何形式的专制独裁制度都崇尚铲除异见,马主义在此如鱼得水。无怪乎老马晚年借海涅的话发出悲叹:“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二、“改变世界”是一种英雄史观
马、恩在其合著的《神圣家族》里有话:“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是他们若干个对于历史的相互矛盾的定义之一,这个定义是他们从德国哲学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浓郁的英雄史观承袭而来的。后世的希特勒也继承了它:“历史将由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作出裁决,这就是它的价值,没有人会对胜利者提问,你是对还是错。”(转引自欧文:《隆美尔》)
这种史观乃至救世情结都是人类古已有之的,陈腐的。它表明马克思并没能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比喻说:“马克思主义中明显的犹太思想是关于暴力革命的天启观点。这种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由神自身决定的律则。它就是要把现在无产阶级和少数统治者的地位一下子颠倒过来,把被选择的人民从这个世界的最底层上升到最高层。马克思使‘历史必然性’的女神代替了耶和华全知全能神的地位,西方世界的无产阶级取代了犹太民族。他的弥赛亚王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传统犹太天启思想通过这种乏味的虚饰而突出出来。它实际就是哲学大师以现代面貌出现的前期犹太法师马长比的犹太教。”
罗素说:“一个笨蛋,当他转述一个比较聪明的人的话时,永远都不可能转述正确,因为他无意中就会把他所听到的,扭曲成他所能理解的意思。”当马克思的主义被一连串笨蛋所转述,就会陷入荒谬的地步。所以我们才能读到我们的御用文人对于马克思的《提纲》所做出的种种赞美,这是其中之一:“《提纲》提出的科学实践观,从根本上揭露了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的根本缺陷。马克思提出,旧唯物主义由于不理解实践的意义,因而不能正确地解决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更看不到主体基于实践基础上的能动性,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直观的唯物主义。”他的信徒们还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精华在于“实践批判”,所以超越了黑格尔哲学的“逻辑批判”,也超越了费尔巴哈哲学的“道德批判”。他们还很得意地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动机和实际效果都以现实地改造世界为归宿,并正确地解决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问题。”于是乎他们更神乎其神地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我的理解,这些拥趸们大概想说:“伽利略只是证明了小铁球自由落体时并不比大铁球落得慢,我师父的秘笈可以证明小铁球比大铁球落得更快!”
这些徒子徒孙们恭维马克思的缘由仍出自英雄崇拜,所不同的是,他们拼命树立一个绝顶的英雄只不过是为了给自己撑腰,证明他所做的事情正是这个绝顶的英雄所主张的,因而也就绝对正确。在此基础上,才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垮任何不同意见,以建立和维护自己的事业。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都是这样做的,用他们的术语就叫做“马克思主义是在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无限拔高马克思之后自己也就获得了解释权,成为真理的代言人,排除掉任何质疑。树立马克思的权威之根本在于树立自己的权威,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里说:“在人类自由最不受重视的地方,英雄崇拜总是盛行的。”那些不知自由为何物的民众就会变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
尼采说过许多推崇英雄史观的昏话,不过也说了一句清醒的话:“在所谓历史教育中,有关过去时代伟大人物的知识要比那些五光十色的死的历史事实更容易造成人们的精神瘫痪症。”(转引自:《尼采》)似乎不必做什么别的探讨或论证,我们只要瞧瞧20世纪人类打造的全部木乃伊都出自这个主义旗下,仅凭常识就不难判断这支队伍有什么先进性和科学性了,不如说是一个精神瘫痪症患者群恐怕更合适些。
三、“改变世界”之哲学探讨
波普尔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没有扩展《提纲》是改变看法了。在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3章里波氏说:“马克思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许正是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使他预期到后来实用主义者所主张的重要的方法论理论,即科学的最富特征的工作,不是获得既往事实的知识,而是预见未来。”“马克思对于社会科学的目的之历史主义观点,和他先前的实用主义观点起了极大的冲突;这迫使他不得不修正早期的观点,他不再认为,科学必须改变世界。因为,只要存在着社会科学,就存在着一种历史预言的任务。历史的主要进程必然是预先被设定的,因此,无论是善意或理性,都无法改变它。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凭着既定的历史预言来确定即将来临的社会发展阶段,进而清除社会发展的路途上之最大障碍。”“马克思认为,社会科学家所能做的一切,就只是预报风暴的来临以及前面的旋涡所在。他们所能提供的实际服务,就只限于提出警告,警告下次风暴什么时候会来,确保这艘巨轮在正确的航道上平顺地前进(正确的航道当然是向左转!),或者是劝告乘客,最好集合到船的哪一侧。”
我理解波氏之意在于: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改变世界”的话说过头了,强扭社会这个大瓜是不会甜的,只能“凭着既定的历史预言来确定即将来临的社会发展阶段,进而清除社会发展的路途上之最大障碍。”波普尔还引用了《资本论》中一段:“当社会发现了这个决定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之后,……它既无法跳过应有的自然阶段,也不可能借着外力来规避应有的社会进程,但它却能缩短或减轻分娩的痛苦。”以证言他所说:“马克思认为,社会科学家所能做的一切,就只是预报风暴的来临以及前面的旋涡所在。”也即,社会科学当然包括哲学只能“预报风暴”,而不是“改变世界”。窃以为波普尔的判断似乎不对,因为马克思此后仍在为“改变世界”兢兢业业奋斗终身。如果说老马有所改变,那就是把尚且含糊的“改变世界”明确为“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然后剥夺所有人,实现他自己也没弄明白的共产主义。
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或许力所不能,但我们可以借鉴大哲学家的评价。除去汤因比上述评价之外,罗素认为:“马克思学说紧密地联系着主要属于黑格尔派哲学理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的历史观’也是源于黑格尔。这种进化论观点与马克思全盘吸收的黑格尔辩证法有关。历史的过程按照辩证的方式向前发展,马克思在此的解释方法完全是黑格尔式的,尽管两人所设想的推动力并不相同。黑格尔认为,历史的过程就是以‘绝对理念’为奋斗目标的,循序渐进的,精神的一种自我实现。马克思则以生产方式替代了精神,以无阶级社会替代了‘绝对理念’。”“在黑格尔看来,人间天国是普鲁士国家,而马克思却认为是无阶级的社会。”“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哲学的第三大组成部分。马克思在此同样对旧的理论作了新的解释。”(罗素:《西方的智慧》,P295)对马克思墓碑上这句名言,罗素则认定它来自17世纪意大利著名哲学家J.维科的能动性学说,其公式为“真理即行为”,强调真理不是一个思辨问题,而是必须得到实践证明的东西。罗素更认为马克思只不过是一位“政治理论家、鼓动家和革命小册子的撰稿人。”(可参阅上书,P224-P228、P296)
波普尔还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以经济主义为基础的历史主义,而他的经济学说的实质只是为他的政治学说服务,因而可以证伪。这个判断合理。马、恩的哲学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意识形态,充其量不过为他们的革命理论寻觅理由,属于革命家谈哲学。比如恩格斯在《终结》里对哲学家们的谴责:“在他们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人物的自由派,不正是最激烈地反对这种使人头脑混乱的哲学吗?”而且他也不讳言:“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这就与黑格尔、费尔巴哈之类哲学家不在一个层面上,尽管黑格尔也曾吹捧过法国大革命,称之为“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在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但那只是哲学家谈革命而已。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没谱。
我们相信,人世间一切哲学家,都不仅仅是以“解释世界”为终极目标的,他们都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够影响世界。即便是费尔巴哈,也希望哲学从“美满的神圣的虚幻的精神乐园下降到多灾多难的现实人间”;“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可参阅《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又比如康德,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在其一生最后一部大作《论永久和平》一书中所提出的主张基本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任何战争都是非法的,因为一切真法都是和平的;“每一个国家的公民宪法都应当是共和制的”;“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而世界公民、世界联邦、不干涉内政的主权国家原则等至今已演进为国际秩序的重要准则。
四、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我们略去墓碑上前面那些文字,只借用后面八个字作话题:“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进一步说明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恰恰正出在“改变世界”之上。老马的历史主义是一方面是宿命的,他认定人类社会必经那五个阶段,以为如牛顿揭示了“万有引力”这个自然界规律一般,自己也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又一方面则是投机的,以为循此规律可以煽动无产阶级起来暴力革命就能走捷径进入下一个历史阶段。大致上这正是拥趸们兴致勃勃“改变世界”的信心所在。
区别仅仅在于,“影响世界”不等于“改变世界”。历来的哲学家们解释世界的动机与效果都在于使更多的人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使人们思想素质得以提高,促进文明。他们影响世界的努力到此为止,没有更大的野心鼓动人类去创造新的“伊甸园”。老马不满足前人的精神批判更看重物质的批判,就像罗素所总结的:“马克思的目标是产生一个政党最终倾覆世界。”(《自由之路》,上,P155)“改变世界”被论述成崇高的目标,而“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其效果在于,任何野心家都可以“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
五、“改变世界”需要借助最微弱之手
莎士比亚在其问题喜剧《终成眷属》里有话:“建立丰功伟业的人,往往借助于最微弱之手。”马克思主义堪称实践这句台词最为成功的典范。爱默生则在《论文集.历史》中说:“每次革命,最初总是起源于一个人的思想。”作为案例,列宁在其名著《怎么办》第二章第一小节里有一段论述:“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即,无产阶级本来并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之欲念,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
这个结论并非列宁的原创,但是他明确表示赞成且发扬光大了。接下去在第二小节,列宁引用了卡.考茨基“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体是卡.考用的――列宁原注);现代社会主义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全文可参阅《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无论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由它衍生出去的一党制、公有制、计划经济、民主集中制等等,都是怀揣“改变世界”妄想的野心家人为的、为某个革命目标设计的谋略,完全不属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而且,它还“源于一个人的思想”,其他人只不过各有所图才帮着吆喝而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受到后世极权主义领袖们追捧,因为马克思不仅“给他的信徒们灌输对资本家的刻骨仇恨,并使他们在阶级斗争中成为无所畏惧的战士。”(罗素:《自由之路》,上,P20)此外还给他们以理论说辞,可以据此蛊惑那些不思考的民众。
无数野心家从中找到了蛊惑人心的法宝,纷纷装扮成“社会工程师”去“改变世界”。这个名单可以拉得很长:列宁、斯大林、墨索里尼、希特勒、铁托、齐奥塞斯库、金日成、毛泽东、卡斯特罗、纳赛尔、阿萨德、萨达姆、尼迈里、卡扎菲、恩克鲁玛、门格斯图、西亚德、波尔布特等等,20世纪这些独裁者没有一个不扛社会主义旗帜的。70年代最旺盛时非洲50国里有20国宣布实行社会主义的一党专制,那些篡权失败者尚不包括在内。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人权灾难几乎全都发生在这些地盘上,这是人们不应该遗忘或抹杀的历史真实。例如希特勒,他在1928年写作的《重新崛起之路》中说:“法国用国家的概念在它的境外推行其大革命。国家社会主义要用人种的概念在国外发动革命,并重铸世界。”
有“改变世界”这个理念撑腰,野心家们理直气壮地把公权力作为实现其野心的最有效工具,先不择手段拿到它,再肆无忌惮地滥用它。这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民众也认可“改变世界”的理论,鉴于大多数人注定抱有改变命运的希望,被蛊惑是不奇怪的。恰如希特勒所说:“不思考的民众是弄权者之大幸。”(A.米勒博士:《狂人如何成功让一个国家盲从》,叶华实译)二者沆瀣一气必定酿成灾难。
六、“改变世界”的反人类属性
任何人,只要怀揣“改变世界”的梦想,就一定会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性。世界是人类和其他生命共有的,社会是全人类的,只有当我们融入人类大家庭之中,才有资格享有其中一定份额。如果我们认同“存在决定意识”,该怎样理解“改变世界”的逻辑含义呢?“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难道不是“意识决定存在”了么?
“改变世界”的梦呓是理想主义的最高境界,在我们所受过的教育里,理想主义如同鎏金菩萨。但其光鲜的表层之下其实不过是一具泥胎。罗素有言:“理想主义,正是使正派人成为流氓无赖帮凶的诱因。”(《自由之路》,上,P207)我的理解是:理想是人不可或缺的前进动力,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这话给了“一定的”作为限制。达.芬奇也说过:“雄心不超过界线值得赞美;超过了界线就该谴责。”然而理想主义是不顾限制的,它把理想抬到至高无上的地步去,那就不仅荒唐,而且损人害己。
马主义正是理想主义的极品,“改变世界”所导致的歇斯底里是全方位的,《共产党宣言》已经规定了下述教条:不光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还有:“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这段话是作为对“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答复,我们只能理解为马克思认同了这个责难。列宁接着诠释了它:“如果目标很重要,那么,达到目标的手段就无关紧要。”(转引自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P162)他还说:“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人民出版社:《列宁全集》1985版,第35卷,P237)照此定义所谓“资产阶级专政”就不存在,因为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可以“不受任何法律限制”;而“专政”乃是无产阶级专利,它倒退回文明之外的“无法无天”境地里去了。斯大林于1924年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宣告:“简单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斯大林全集》6卷,P102)在这种说道的蛊惑之下,前苏联上演了极为残酷的大饥荒、大清洗惨剧。
毛先生有过教导:“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合理的延伸就是撒谎有理、诬蔑有理、缺德有理、剥夺有理直至杀人也有理。关于此,《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更有清晰的描述。毛思想最为精神焕发的表态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古往今来,再也没有比这更血腥、更狂妄的宣言了,即使希特勒也不至于如此放肆!无怪乎此言既出,与会的全世界的共产党头目都惊呆了。当“改变世界”的理想主义恶性膨胀,所有关乎人性的传统意识都成“资产阶级人性论”而“批倒斗臭”,任何道德障碍、法律约束都被扫清,人民只能成为灾难的制造者和承受者。49之后历次运动尤其是大跃进与文革,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其精神驱动皆在于此。顾准说:“这不是阶级性,而是兽性。”而罗素在《自由之路》里另一段预言称:“再高明的炼金术也无力从仇恨中炼出全世界的和谐来。那些在阶级斗争学说的激励之下采取行动的人会养成仇恨的恶习,并要在旧的敌人被消灭以后本能地去寻找新的敌人。”历史又一次证实了他的预言看透了问题的实质。
七、结语
之所以要议论“改变世界”这个话题,因为现在我们又面临它开始作祟的局面。如果稍加注意我们不能不看到,所有为旧体制辩护的言谈,无一不是建立在草菅人命的基点上的。辩护者一个个似乎都有权蔑视人命,他们把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民的生命丧失视作小菜一碟,充其量不过是“改变世界”的“学费”而已;似乎只要有“改变世界”的抱负,就有权无视人命。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这里兜了一个怪圈:它悲天悯人地扛着“为民请命”的大旗出发,一旦上路就有资格践踏数以千万计人民的生命。
再就是“中国特色”,它的界定似乎仅限于遏制宪政民主,因为除此之外现代世界并没有什么中国的特色,就连中国人今日之衣食住行几乎都全是“拿来”的。我们的朝廷从开始时抵制一切,退却到部分抵制,到今日只剩抵制西方的核心价值观了。但我们无法回避的是,设定这个禁区还是会导致“改变世界”之合理延伸,我们奉之为信条的主义是不屑于“解释世界”的,否则将属于背叛。不是已经有“新儒家”信誓旦旦说“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了么?西方某些人不是也“顺毛捋”地写了本《中国统治世界》的么?如果某一天我们真的比美国更富足,势必要把“中国特色”扩展为“世界特色”,唯此才符合“改变世界”的信条。
问题还没完。假设我们真的如毛所愿“灭掉资本主义”,又如何?“改变世界”势必实现李大钊所预言的:“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那就得同霍梅尼主义一决高下,那个主义同马克思的设想如出一辙,也信誓旦旦要“改变世界”。区别仅在于原教旨不一样,它推行伊斯兰主义。老霍也号召他的信徒“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也要去“解放全人类”。我们只调教出一个董存瑞,人家调教出N多个,不时就炸你个人仰马翻。现在是美国佬跟他们恶斗,我们在一边唱高调,并享受由此带来的安宁。等美国佬被下次经济危机搞垮了,社会主义化了,就该我们上阵了,否则,塔利班或基地组织会找上门来“改变世界”的。
(2009.11.2日首发华知论坛;15日改毕。)

钱文军:资本主义再解读

Monday, November 23rd, 2009

“滑头”王军涛不择手段刮起纽约抢夺民主党领导权歪风,唐伯桥誓言要为徐文立除恶…

Saturday, November 21st, 2009

在中国民主党最近的这次事件中,我无条件地支持联总和联总的相关负责人!
—-唐柏桥致徐文立公开信
文立兄:
您对军涛的驳斥非常铿锵有力,尤其是您用“滑头”二字形容军涛,入木三分。这次我们不能让他再留了。鲁南随笔里的一些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和进一步观察。对于有前科的军涛,我们有资格怀疑他故技重演。他曾借刘路的口说当时仍在狱中的严正学是中共长期的卧底,我追问过他三次,至今没敢正面回答,我不会就这么放过他的。
如果正如你所说,那个姓冯的说自己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是能上街抄板砖的人”,“混蛋着呢”,那简直是岂有此理!他以为这里是匪区呀。我倒要看看他能抄得起多重的一块板砖,我当心象他那样弱不经风的小爬虫还没抄起板砖,就被“板砖”了。他跟刘路之流是一路货色,赤裸裸地摆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赖嘴脸。我就不信这个邪。文立兄您是长辈,可能抄不动家伙了,到时候就让我们这些晚辈来为您除恶吧。我倒要看看他能纠集多少人马来跟我们干!他说自己是永不放弃的人,我们中间有谁是放弃过或将来会放弃的人?跟您和支持您的我们叫板,他找错对象了。别人我不清楚,至少我这个湖南倔驴永远不知道放弃是什么意思。我跟他并不相识,与他从无任何过节。我之所以如此针对于他,对他如此蔑视,是因为这个家伙早就被真正的民运人士公认为混在民运的小共特,干过很多伤害民运和民运人士的事。最近听说他非常活跃,上窜下跳,原来是要搅乱民主党的事情,看来他们是有大行动了当然他永远也不会参与任何真正针对中共的大行动,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在哪个抗议集会上或是揭露中共丑行的会议上出现,或在那个网络报刊上发表一篇抨击中共的文章,只听说他总是躲在阴暗的某个角落按照他的主子的意思在玩阴谋,看来这次也不例外。可惜的是,这次他们玩得过火了,最后可能会引火烧身,彻底暴露。
我在这里表个态,在中国民主党最近的这次事件中,我无条件地支持联总和联总的相关负责人。我们会及时知会国内民运朋友尤其是民主党的朋友这一恶性事件,希望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打击这股企图通过不正当手段公然抢夺民主党领导权的歪风。也希望更多有正义感有担当的民运朋友包括一时被蒙骗被军涛利用的朋友公开站出来主持公道,让中共和中共收买的小阴谋家们无法得逞。
(引用军涛的一句话:如果有朋友愿意在更大范围使用这份信件,我不反对。)
柏桥
2009年11月20日
“滑头”王军涛不择手段刮起纽约抢夺民主党领导权歪风,唐伯桥誓言要为徐文立除恶…
在中国民主党最近的这次事件中,我无条件地支持联总和联总的相关负责人!
—-唐柏桥致徐文立公开信
文立兄:
您对军涛的驳斥非常铿锵有力,尤其是您用“滑头”二字形容军涛,入木三分。这次我们不能让他再留了。鲁南随笔里的一些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和进一步观察。对于有前科的军涛,我们有资格怀疑他故技重演。他曾借刘路的口说当时仍在狱中的严正学是中共长期的卧底,我追问过他三次,至今没敢正面回答,我不会就这么放过他的。
如果正如你所说,那个姓冯的说自己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是能上街抄板砖的人”,“混蛋着呢”,那简直是岂有此理!他以为这里是匪区呀。我倒要看看他能抄得起多重的一块板砖,我当心象他那样弱不经风的小爬虫还没抄起板砖,就被“板砖”了。他跟刘路之流是一路货色,赤裸裸地摆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赖嘴脸。我就不信这个邪。文立兄您是长辈,可能抄不动家伙了,到时候就让我们这些晚辈来为您除恶吧。我倒要看看他能纠集多少人马来跟我们干!他说自己是永不放弃的人,我们中间有谁是放弃过或将来会放弃的人?跟您和支持您的我们叫板,他找错对象了。别人我不清楚,至少我这个湖南倔驴永远不知道放弃是什么意思。我跟他并不相识,与他从无任何过节。我之所以如此针对于他,对他如此蔑视,是因为这个家伙早就被真正的民运人士公认为混在民运的小共特,干过很多伤害民运和民运人士的事。最近听说他非常活跃,上窜下跳,原来是要搅乱民主党的事情,看来他们是有大行动了当然他永远也不会参与任何真正针对中共的大行动,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在哪个抗议集会上或是揭露中共丑行的会议上出现,或在那个网络报刊上发表一篇抨击中共的文章,只听说他总是躲在阴暗的某个角落按照他的主子的意思在玩阴谋,看来这次也不例外。可惜的是,这次他们玩得过火了,最后可能会引火烧身,彻底暴露。
我在这里表个态,在中国民主党最近的这次事件中,我无条件地支持联总和联总的相关负责人。我们会及时知会国内民运朋友尤其是民主党的朋友这一恶性事件,希望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打击这股企图通过不正当手段公然抢夺民主党领导权的歪风。也希望更多有正义感有担当的民运朋友包括一时被蒙骗被军涛利用的朋友公开站出来主持公道,让中共和中共收买的小阴谋家们无法得逞。
(引用军涛的一句话:如果有朋友愿意在更大范围使用这份信件,我不反对。)
柏桥
2009年11月20日
徐水良评论纽约“整合”中国民主党的闹剧
原文如下:
关于此次民主党风波,我事前再三强调的个人意见
有的朋友认为民主党是公共事务,必须透明,因此就任意公布他人的私人信件和私人意见,这是不对的,是完全不懂文明世界规矩和法律的做法。你可以公布你自己不牵涉他人私人的部分,但你无权公布别人的私人通讯和私人意见,也不应该公布你自己私人意见中牵涉别人私人的部分。
我这里谈谈这次事件产生以前,我再三强调的个人意见中与私人无关的少量看法。主要是涉及反对派运动一些基本原则的问题,供大家参考。
我已经撤离民运圈,虽然我还没有退出民主党,但我一般不过问民主党的事情。感谢朋友们对我的信任,各方朋友仍然把他们的相关信件发给我,有的朋友还再三征求我的意见,邀请我参加。出于朋友之间的友情,我直言不讳地再三强调了我的个人意见。这里是我再三强调的个人意见中的一小部分:
这件事情,背后的推手是中共,已经搞了一年了,无非是搞他们的“统一民运”,第二正义党。你们不要去参与这个事情,谁参与谁身败名裂。我已经撤离民运圈,谢谢你们信任,但我当然不会参与。明明搞不成的事情,熟悉情况的朋友都认为搞不成的事情,却坚持一定要搞,那只有一个结果:再搞一次大内斗;只有一个目的:奉命行事,挑起内斗。我不支持徐文立,但有人一定要这样搞,我要是表示意见,就一定反对这种搞法,维护徐文立的权利。
你们三摊子:联总、服务平台、第二正义党,还是各搞各的。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不做好自己的事情,一定要搞来搞去,挑起内斗,哪里是做事情的样子?搞来搞去,越搞越负面。
说实在的,这些人,要理论没理论,要策略没策略,有的人名声大,但最多会搞一点人事关系和权术,有什么本事?即使有中共在背后支持,他们又能成什么事?这些人合起来,没有花头的。参与他们的事情,只能败坏自己的名声。
徐水良
2009年11月20日
陈立群四处散发李劼攻击徐文立、王希哲的文章,遭唐柏桥严肃批评。
原文如下:
下面陈立群转发的文章,很显然是针对王希哲和徐文立而来的。(其中那位籍文革成名的人物,曾经有过为了与同胞争名夺利而在他国首都大闹国会的纪录。其搭挡则与那年人权风波的主角,同为七九民主墙的历史产物,并且早在国内组建民主党的时候,就已经有过言而无信、出尔反而的前科。)
而文中的用词极为刻薄低俗,早就构成人身攻击,而且涉嫌诽谤。贵管理组应该对发言者按规则发出警告,以正法规。我与立群没有任何不合,纯属就事论事。希望建利和立群能理解。
唐柏桥
2009年11月18日
唐柏桥评李劼文章《告别帝王权术,重启中国民主政治—-海外民运的人文透视》
原文如下:
这篇文章是否涉嫌攻击民运及民运中人?如果是,是否应该按规则处理?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我偏袒纳一方,而是就规则本身而言。遵守规则乃是民主素质的最根本表现。离开这一点,一切堂而皇之的高调都是空谈。我在这里也顺便提出另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在谈论别人的时候,所用的道德标准是否也应该用来衡量自身?当我们大谈特谈别人如何深受毛式斗争哲学或党文化的影响时,作者自身是否也对自己在这方面的缺陷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尤其是如果作者也是喝狼奶长大的.据我所知,这位作者也是从大陆出来的,还没有受过“美国校园的左倾风气”的熏陶,为何如此自信于自己对毛式斗争哲学毒害的免疫力呢?写文章最重要的是要讲道理,要能自圆其说,否则,再多漂亮的词汇堆积在一起也是废话一堆。我记忆中曾读过该作者写过的另一篇批判他的昔日老友黄翔的文章,我从他的文章中闻到过很浓的阶级斗争哲学…..
还是别多说了,否则又多得罪一个人。还好我跟此人只在黄翔那里见过一面而已。顺便也提一句,黄翔现在身患直肠癌,我们应该给与他更多的关心而不是去用阶级斗争的哲学去审视他回国一次是否向中共投诚了的问题。
民主党的事,顺便也说一句,你们上次以民主党的名义给奥巴马的公开信为什么要落四个不同的组织的名称?你们不是要整合吗?怎么还没有整合,又多出了几个新的民主党山头(如流亡民主党人委员会什么的)?还有,前段时间你们大张旗鼓建立了一个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筹备组之类的东西,怎么还没有筹备多久又要另外建一个与此类似的协调委员会?而且在建所谓的协调委员会的时候,就开始大打出手了?这也谈轻喜剧了一点吧。一点严肃性都没有。我怎么看也觉得不象是一群有学问有经验的人干的事。我希望你们要么不做,要么真的应该做的严肃认真一点,否则,民运又要被你们折腾一次。我们经不起太多的折腾了!
唐柏桥
2009年11月17日
以下附李劼文章:
告别帝王权术,重启中国民主政治—-海外民运的人文透视
借助海外网络的自由和开放,无意间看到了中国民主党重组过程中的林林总总。这场纠纷仅就个人品格而言,可以说由来已久,其中那位籍文革成名的人物,曾经有过为了与同胞争名夺利而在他国首都大闹国会的纪录。其搭挡则与那年人权风波的主角,同为七九民主墙的历史产物,并且早在国内组建民主党的时候,就已经有过言而无信、出尔反而的前科。倘若说这场纠纷提供了什么新的笑料,那么应该是竟然将党内同仁之间的纷争,诉诸国与国之间的照会形式。至于期间诸如不守承诺、动辄不按牌理出牌、向同仁发动突然袭击、故作高深莫测、无端表演神龙见首不见尾之类的政治魔术,让人感觉当事人误以为自己是五、六十年代中南海里那个臭名昭著的男主人。毛泽东在那个年代上演的权谋剧,一不小心被人在2009年的美国煞有介事地重演。任何一个正常人看了这样的闹剧,都会在捧腹之余,不得不以精神分析的目光,加以不无怜悯的审视。在一个民主国家,在一块自由的土地上,无论什么人,只要扮演毛泽东,无论是有意识还是下意识的,全都属于疯人院里那些白大褂们的关注对象。人们可以说这是海外民运的可悲之处,也可以说这是这类病人的幸运所在:至少有个看病的机会,假如他们还知道医治的话。
平心而论,海外民运的这类轻喜剧,并非第一次上演。遗憾的是,以往每次演过之后,无论台上的角儿,还是台下的观众,都没能获得应有的长进,从而最后总是以当事人在生存利益上的进退得失,黯然收场。好在这次稍有不同,个别人在重组一个民主政党期间刻意玩弄的帝王术,引起了绝大部分同仁的反感。据说有人当场指出过,倘若用现代民主政治的标准来衡量,这种玩法是不及格的。人们由此可以发现,玩弄权术不再被看作深刻老到,反而显得滑稽可笑。令人担心的只是,这场纷争会不会像以前几次一样,最后又变成由于仅仅聚焦于个人名利,成为过眼烟云。
海外民运普遍存在专制人格、帝王心态,并非新闻。可以成为新闻的乃是:这样的人格,这样的心态,突现到了让众人异口同声不予认同的程度。在遭到耍弄的当事人出奇地愤怒的同时,冷眼旁观者或许可以看出,此事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假如置事其间的诸多当事人能够认真面对的话。无论是历史的进步,还是人们的长进,都需要生动典型的反面教材。由于专制人格和帝王心态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针贬,由于一次次的教训都不被认真汲取,致使海外民运长期处于一种畸形状态:以专制的人格,从事民主的事业;以帝王的权术,玩弄民主的政治;拿着他国民主基金会付予的薪俸为尚未完成民主转型的祖国制造新的独裁模式,在不可能产生毛泽东的土地上刻意扮演毛泽东以此获得病态的满足。如此等等。究其原因,大致如次:
其一,知识结构的更新问题。海外一些戴有民主斗士桂冠者,或者起自文革,或者来自七九。他们有坐牢和流亡的经历,却没有努力读书重头学起的朴实。其知识结构大都停留在当年所阅读的马列著作和毛氏语录,满脑子的假大空,以致会把“照会”当作叫得响的唬人名词,胡乱砸向组党同仁。不要说稍有民主政治常识的人见了这样的卖弄会瞠目结舌,即便让新左人物见了,都会忍俊不禁。须知,人家至少已经把西方思潮读到德里达等人的后现代了,就连谈论萨特都显得相当过气。可是这些可怜的民运旧人,不要说根本弄不清楚萨特的存在主义与海德格尔有何异同,就连美国独立宣言里的“人人生而平等”究竟是什么意思,都还不知所云。
其二、思维方式的僵化。不啻是六、七十年代的民运旧人,即便是八九学运以后的民运新人,乃至在美国读了博士的民运学子,都深受毛式斗争哲学的毒害。且不说美国校园里的左倾风气是如何的误人子弟,就算是真正学习过西方民主政治理念的学子,一旦面对中国政治中国历史中国现实,脑子里马上就跳出阶级斗争的信号。黑白分明,你死我活;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是东风压到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诸如此类的毛式斗争哲学经常成为民运人士下意识恪守的政治格言。这种情形的古怪通常在于:就算曾经在美国的课堂上学习过民主政治,一置身中国的政治现实,也会马上变成阶级斗争。这样的思维方式导致从事民运的人们,习惯了将民运与反共划等号;从而以反共的激烈程度,作为衡量民运深入与否的标准。这样的思维方式,几乎就是对当年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历史抄袭,其下意识的斗争目标无非是:你下去、我上来。由此再产生种种幻觉,诸如伟人幻觉,陈独秀再世幻觉,曼德拉中国版幻觉,未来中国开国总统幻觉,等等幻觉。
其三、民运人士的人格分裂。这种分裂主要体现于,以双重标准从事民主运动。一面向专制政府要求民主,一面却自己专制行事。仿佛民主仅仅是针对他人而言的要求,跟自己的有无民主作风毫不相干。这种人格分裂又通常被统一于老子天下第一的自以为是之中。以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从事现代民主政治,必然导致专制人格和民主政治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总是以这样的结果告终:不管怎么样都得由我说了算。在民运中一旦得分,马上产生创世心态:中国的民主运动,是我创立。或者中国的民主党,我有首创权;这个党眼下如何重组,首先取决于我的意思。这种心态与当年镇压学生的红色丘八没有什么两样:这天下是老子用性命拼出来的,怎么能让你们说了算?同样,这个党的名气,是老子用坐牢的代价搞大的,岂容他人置喙?
按照民主政治的原理,从事者理当非常低调,就像民主国家里那些置身竞选的候选人一样,时时处处都以一个普通人的形象现身,以免高高在上,从而让选民感觉亲切。然而,从事民主运动的中国要角,走到哪里都感觉自己仿佛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被一种接受亿万民众欢呼的渴望折磨得苦。哪怕是在饭桌上,眼睛里都会情不自禁地闪烁出一览众山小的目光。而事实上,无论是他们的政治能力还是他们的人文修养,全都可怜得哪怕将余生全部付诸就读成人教育学院,也不能算是浪费时间。他们从来不曾想过,民主政治的前提,不是因为什么人的首创,而是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不懂得民主政治的性质恰好在于,并没有什么救世主。他们因此在向中国当局要求民主的同时,总忘不了要向从事民主事业的同伴们表示自己如何的高人一头,从而不可与任何他人同日而语。他们同样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奥秘不在于有没有几百年才出一个的伟大人物领导,而在于商业文明的等价交换原则。争取民主的关键,在于实现平等。当两个政党平等地坐上谈判桌的时候,就算民主政体的建设尚未完成,民主的涵义,也已然在其中了。同样道理,当党内各方同仁平等地坐到一起共商诸事时,就算这个党的组建尚有难产之虞,民主的气氛也已经造成了。民主政治的天敌,乃是个人意志的飞扬跋扈。听凭一个人的意志左右一个政党,即便在当今的中国执政党,都已经成为一页翻过去了的老黄历,更何况之于一个尚处重新组建之中的在野党?
其四、民运中的专制人格,通常来自要角们的自我夸张,以及由此造成的伟人幻觉。始于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政党政治,缘何最终陷入专制的泥潭?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玩家们的伟人迷幻。当帝王政治随着王朝的终结而声名狼藉之后,中国的历史,旋即又被由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带来的伟人政治所左右。伟人政治既是专制人格的土壤,又是帝王心态的温床。倘若毛泽东穿上皇袍,延安的热血青年也罢,革命军人也罢,立即会把皇帝拉下马。因为这一代造反者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也有过袁世凯称帝的记忆。然而,毛泽东扮演的是伟人,致使全党不得不五体投地。因为这个党所接受的主义,天然暗含一个政治密码:伟人政治。制造这个主义的是伟人,领导这场革命的更是伟人。皇帝是不能复辟的,但伟人却是必须得到崇敬的。对毛泽东的现代迷信,就是这样从伟人政治和帝王传统在暗地里的嫁接之中,悄然起步的。至于最后酿成的灾祸,有目共睹,虽然尚待继续肃清流毒。
混杂着帝王心态的伟人迷幻,即便在毛泽东时代过去之后,依然深深地根植于中国朝野政客的心底。海外民运也不例外。不少重要角色,全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喜欢一种伟人的夸张,仿佛一起吃过伟人政治的摇头丸。民主政治应有的低调,在中国式的民主斗士当中尚属鲜见。尽管从事民主事业其实与在公司里打工是非常相同的,但中国式的民运人士,很少具备这样的常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今的民主事业与其说是从七九、八九开始的,不如说应该从民运人士能否把自己当作民主事业的打工仔起步。他们的脸上,理当带着侍应生的微笑;他们的神情,应该具有搬运工的快乐。但是也得指出的是,当今的海外民运之中,并非没有这样的微笑和快乐,只是为数实在寥寥。
伟人迷幻是又一件皇帝的新衣。因为自以为穿有伟人迷彩服的民运要角通常只管自己兴奋不已,根本不管别人有没有看见自己的如何伟大。而民运的喜剧性又在于:人人都死盯着自己的伟大,结果在竞相夸张之中,同归于尽。民运之中的山头林立,根本原因可能在于“伟人”过剩。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过去毛泽东的伟人迷幻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伟人政治的摇头丸分给大家服用了。而海外民运的伟人迷幻为何始终处于自恋阶段,因为伟人迷幻只限于自以为是的“伟人”自己,或者说,自己独吞了伟人政治的摇头丸,致使伟人崇拜变成了顾影自怜。说得更加通俗一些,毛泽东的成功在于最终实现了精神强奸,而个别民运“伟人”的失败则在于:竟然把手淫误认为强奸早已成功。这可能是这幕民主党重组之剧最有看点的搞笑之处:硬将所有同仁看作归顺的部下。
由此可见,想要在精神上、心理上、文化上真正告别帝王术,必须医治伟人迷幻给民运人士造成的心理创伤。民主政治不是伟人的政治。既便伟大如苏格拉底,也不能让习惯了民主政治的雅典民众接受伟人政治,更何况当今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还不曾具备那么崇高的人文境界。而事实上,以谦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政治伟人,海外民运诸子也并非不是没有看见;为什么就不能学习一下,为什么就不能对照反省自己呢?
令人不无欣慰的是,在这场重组民主党的纠纷当中,有不少民运同仁在认真学习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并且开始有了谦卑和宽容的人文意识。他们学会了耐心听取他人的不同意见,他们学会了一再被拒之后的登门造访。他们籍此营造着民主政治理当具备的对话平台和宽容气氛。就算他们诚心诚意的期待,结果被对方充满敌意的文革秽语和流氓腔调所粉碎,他们的努力也并不因此付诸东流。因为民主政治,就是这样起步的。而当初中国民主政治的伟大先驱宋教仁在国会里,也曾经这么不屈不挠地努力过。
民主政治的前提,是人人生而平等。五四新文化诸子意识到了以男女平等替代男尊女卑,但还没能将这样的平等意识上升到人人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民主政治天然警惕伟人随随便便就横空出世。当然,民主政治也会产生伟人,但那样的伟人通常具有基督耶稣式的殉道品性,并且必定是低低在下的;而不是毛泽东式的君临天下,高高在上的。至于印度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更是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以实现与人人生而平等原则相关联的自由和人权,或者赢得一个民族的独立。中国的八九年也有过产生如此伟人的历史机会,只是当事者不想牺牲自己,不想为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奉献自己的一切,从而丧失了那样的机会。这虽然令人遗憾,但也不得不尊重他人不愿牺牲的选择,尊重他人作出这种选择的权利。只不过在尊重他人权利之余,也很想问一声喜欢扮演伟人的什么人:你真的愿意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么?须知,真做了烈士,再伟大也无济于事了。要不古人为什么会说死去原知万事空?而历史上,有伟人欲的人物又通常是非常怕死的。毛泽东敢说大话,是因为他同时又深谙活命之道,懂得如何在被敌人逮捕的时候,不惜出卖同伙以求保住性命。不知某些学做毛泽东的民运要角,是否也悄悄地留有这一手。就一个普通人而言,伟大,意味着牺牲。不要说实践伟大,就算随便想想,都会想得害怕。在成千上万的林昭歌颂者当中,真正愿意成为林昭者,不过二、三子而已。因此,多想想牺牲,可能有助于医治“伟人”的自我迷幻。
医治伟人迷幻的另一途径,可能在于分清权利和权力的区别。伟人迷幻通常源自权力崇拜,这与民主政治基于民众有无权利意识,正好截然相反。中国人有很长的专制历史,有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而权利意识则与人权意识一样,才刚刚萌生不多久。具体到这场在野党重组过程,对他人权利的尊重,通常被习惯扮演伟人的民运要角看作是自己大权在握的体现。于是,权利和权力被混为一谈。明明是尊重对方的权利,被说成了蛮横的请君入瓮,言外之意无非是有人的权力受到了挑战,而不是什么人的权利遭到了侵犯。当年毛泽东在庐山上就曾经如此这般地耍过无赖,如今民运脚色居然也有样学样,致使旁观者不得不从民主政治的ABC说起。
虽然民主总是被诉诸政治,但民主首先却不是政治,而是日常的生活方式,而是人人生而平等的普世观念。当大家都能平等相处,没有等级观念,没有各种歧视,谁也不比谁高贵,谁也不比谁低贱,那么民主的人文环境,就已经自然而然地呈现了。海外民运的一个人文障碍,恐怕就在于一些从事者很难把自己看作是个普通人,从而滋生应有的平常心。他们的怯懦不仅在于害怕牺牲自己,同时也在于害怕自己不是伟人。他们害怕作为一介芸芸众生,默默无闻地生活在异国他乡。他们害怕丧失因为有点名声而来的各种关照和特殊利益,一如当朝者害怕失去手中的权力。他们确实为民主事业奋斗过,但他们又实在离不开借助名声获得的生存方式。他们几乎没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而每时每刻都活在自己如何伟大、正在如何创造历史之类的幻觉里。这场民主党重组之所以纠纷不断,就因为某些当事者那种自认伟大的幻觉重重。他们根本不懂得,当今世界的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平民政治。与其说是伟人的事业,不如说是商业文明的产物。
现代民主政治的这种商业文明意味,使之并不排除从事者的利益诉求。这种民主政治不能接受的,乃各种乌托邦、以及伴随着乌托邦而来的伟人模式。利益诉求是可以协商的,而乌托邦伟人是根本没有商量余地的:要么服从,要么被消灭。海外民运最为不幸的是,总是摆出一付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乌托邦的乌托邦架势,在理想主义的伪装底下,谋求实际上极其卑微的生存利益。动身要有起轿的派头,出访讲求对方的接待规格,诸如最高级的饭店,必须如同国家元首一般随身携带夫人之类。上台发言,动辄代表所有与会者。会场上一站,全世界人民尽收囊底。这种帝王作派,不仅让人无法交流,也让人难以对话。唯一的选择,只能恭请这类人遵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
专制政治要求服从命令,民主政治讲究的是遵守游戏规则。这种要求不带有任何强迫的意味,但又是构成民主政治得以进行的必要前提。换句话说,任何不愿遵守游戏规则的人,都会面临取消参与资格的可能。玩弄专制政治,你可以一会儿《水浒传》,一会儿《三国演义》,就像毛泽东那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然而,置身民主政治,却不能想抢劫就抢劫,想搞阴谋诡计就搞阴谋诡计。就像在球场上,你怎么个踢法都可以,但不能犯规。或者在牌桌上,你怎么出牌叫牌都行,但必须按规则进行。民主政治的输赢,不同于专制政治的成败。专制政治通常是成王败寇,并且总是你死我活,毫无退让余地。这次不将你置于死地,下次会轮到我鹿死你手。然而,民主政治不是这样的绞肉机,而像利益角逐的游乐场。这次输了下次可能会赢,这次赢了下次可能会输。赢家并非输家的主宰,输家也没有给赢家做奴隶的义务。这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民众,乃是极其简单的常识,但对于来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客,却像在解答一道十分吃力的难题。
然而,历史的进程,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能等待某些专制病患者的能否痊愈。倘若全体参与者都是专制病患者,所谓的民主运动自然是无解无望的。但好在这次重组政党过程的参与者,并非全都是专制病患。倘若他们的精神健康状态不受病患影响,假如他们能够告别帝王权术,那么经由重组一个民主政党致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得以重启,并非没有可能。
从二十世纪开始的中国政党政治,迄今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这一百年里,教训良多,受益却太少。这一百年里,绝大部分时间,都被不按规则行事、不按牌理出牌的流氓比赛所占据。一种小农式的占有天下心理,经过主义的包装,成为全体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创伤。这一百年里,中国人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不知错失了多少次历史机遇,而实质性的转折,却迟迟不见到来。所谓实质性的转折,乃是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场地上,恭请所有扮演毛式痞子的政客退场。这叫做告别帝王权术,重启民主政治。在将来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格言,不再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也不再是“解放全人类”式的牛皮哄哄,而是相当朴实的平等对话,谋求双赢。或者干脆就是:侍应生的微笑,搬运工的快乐。民主的政党政治,应该就是这样起步的。而在野的政党,也理当像在朝的执政党一样,接受应有的舆论监督,其中包括黄牌警告,也包括恭请退场。
但愿海外民运,朴实如斯。
李劼
二00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写于纽约

“滑头”王军涛不择手段刮起纽约抢夺民主党领导权歪风,唐伯桥誓言要为徐文立除恶…

Saturday, November 21st, 2009

在中国民主党最近的这次事件中,我无条件地支持联总和联总的相关负责人!
—-唐柏桥致徐文立公开信
文立兄:
您对军涛的驳斥非常铿锵有力,尤其是您用“滑头”二字形容军涛,入木三分。这次我们不能让他再留了。鲁南随笔里的一些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和进一步观察。对于有前科的军涛,我们有资格怀疑他故技重演。他曾借刘路的口说当时仍在狱中的严正学是中共长期的卧底,我追问过他三次,至今没敢正面回答,我不会就这么放过他的。
如果正如你所说,那个姓冯的说自己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是能上街抄板砖的人”,“混蛋着呢”,那简直是岂有此理!他以为这里是匪区呀。我倒要看看他能抄得起多重的一块板砖,我当心象他那样弱不经风的小爬虫还没抄起板砖,就被“板砖”了。他跟刘路之流是一路货色,赤裸裸地摆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赖嘴脸。我就不信这个邪。文立兄您是长辈,可能抄不动家伙了,到时候就让我们这些晚辈来为您除恶吧。我倒要看看他能纠集多少人马来跟我们干!他说自己是永不放弃的人,我们中间有谁是放弃过或将来会放弃的人?跟您和支持您的我们叫板,他找错对象了。别人我不清楚,至少我这个湖南倔驴永远不知道放弃是什么意思。我跟他并不相识,与他从无任何过节。我之所以如此针对于他,对他如此蔑视,是因为这个家伙早就被真正的民运人士公认为混在民运的小共特,干过很多伤害民运和民运人士的事。最近听说他非常活跃,上窜下跳,原来是要搅乱民主党的事情,看来他们是有大行动了当然他永远也不会参与任何真正针对中共的大行动,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在哪个抗议集会上或是揭露中共丑行的会议上出现,或在那个网络报刊上发表一篇抨击中共的文章,只听说他总是躲在阴暗的某个角落按照他的主子的意思在玩阴谋,看来这次也不例外。可惜的是,这次他们玩得过火了,最后可能会引火烧身,彻底暴露。
我在这里表个态,在中国民主党最近的这次事件中,我无条件地支持联总和联总的相关负责人。我们会及时知会国内民运朋友尤其是民主党的朋友这一恶性事件,希望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打击这股企图通过不正当手段公然抢夺民主党领导权的歪风。也希望更多有正义感有担当的民运朋友包括一时被蒙骗被军涛利用的朋友公开站出来主持公道,让中共和中共收买的小阴谋家们无法得逞。
(引用军涛的一句话:如果有朋友愿意在更大范围使用这份信件,我不反对。)
柏桥
2009年11月20日
“滑头”王军涛不择手段刮起纽约抢夺民主党领导权歪风,唐伯桥誓言要为徐文立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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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王天成转发不亦乐乎 于 November 20, 2009 21:14:45:
在中国民主党最近的这次事件中,我无条件地支持联总和联总的相关负责人!
—-唐柏桥致徐文立公开信
文立兄:
您对军涛的驳斥非常铿锵有力,尤其是您用“滑头”二字形容军涛,入木三分。这次我们不能让他再留了。鲁南随笔里的一些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和进一步观察。对于有前科的军涛,我们有资格怀疑他故技重演。他曾借刘路的口说当时仍在狱中的严正学是中共长期的卧底,我追问过他三次,至今没敢正面回答,我不会就这么放过他的。
如果正如你所说,那个姓冯的说自己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是能上街抄板砖的人”,“混蛋着呢”,那简直是岂有此理!他以为这里是匪区呀。我倒要看看他能抄得起多重的一块板砖,我当心象他那样弱不经风的小爬虫还没抄起板砖,就被“板砖”了。他跟刘路之流是一路货色,赤裸裸地摆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赖嘴脸。我就不信这个邪。文立兄您是长辈,可能抄不动家伙了,到时候就让我们这些晚辈来为您除恶吧。我倒要看看他能纠集多少人马来跟我们干!他说自己是永不放弃的人,我们中间有谁是放弃过或将来会放弃的人?跟您和支持您的我们叫板,他找错对象了。别人我不清楚,至少我这个湖南倔驴永远不知道放弃是什么意思。我跟他并不相识,与他从无任何过节。我之所以如此针对于他,对他如此蔑视,是因为这个家伙早就被真正的民运人士公认为混在民运的小共特,干过很多伤害民运和民运人士的事。最近听说他非常活跃,上窜下跳,原来是要搅乱民主党的事情,看来他们是有大行动了当然他永远也不会参与任何真正针对中共的大行动,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在哪个抗议集会上或是揭露中共丑行的会议上出现,或在那个网络报刊上发表一篇抨击中共的文章,只听说他总是躲在阴暗的某个角落按照他的主子的意思在玩阴谋,看来这次也不例外。可惜的是,这次他们玩得过火了,最后可能会引火烧身,彻底暴露。
我在这里表个态,在中国民主党最近的这次事件中,我无条件地支持联总和联总的相关负责人。我们会及时知会国内民运朋友尤其是民主党的朋友这一恶性事件,希望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打击这股企图通过不正当手段公然抢夺民主党领导权的歪风。也希望更多有正义感有担当的民运朋友包括一时被蒙骗被军涛利用的朋友公开站出来主持公道,让中共和中共收买的小阴谋家们无法得逞。
(引用军涛的一句话:如果有朋友愿意在更大范围使用这份信件,我不反对。)
柏桥
2009年11月20日
徐水良评论纽约“整合”中国民主党的闹剧
原文如下:
关于此次民主党风波,我事前再三强调的个人意见
有的朋友认为民主党是公共事务,必须透明,因此就任意公布他人的私人信件和私人意见,这是不对的,是完全不懂文明世界规矩和法律的做法。你可以公布你自己不牵涉他人私人的部分,但你无权公布别人的私人通讯和私人意见,也不应该公布你自己私人意见中牵涉别人私人的部分。
我这里谈谈这次事件产生以前,我再三强调的个人意见中与私人无关的少量看法。主要是涉及反对派运动一些基本原则的问题,供大家参考。
我已经撤离民运圈,虽然我还没有退出民主党,但我一般不过问民主党的事情。感谢朋友们对我的信任,各方朋友仍然把他们的相关信件发给我,有的朋友还再三征求我的意见,邀请我参加。出于朋友之间的友情,我直言不讳地再三强调了我的个人意见。这里是我再三强调的个人意见中的一小部分:
这件事情,背后的推手是中共,已经搞了一年了,无非是搞他们的“统一民运”,第二正义党。你们不要去参与这个事情,谁参与谁身败名裂。我已经撤离民运圈,谢谢你们信任,但我当然不会参与。明明搞不成的事情,熟悉情况的朋友都认为搞不成的事情,却坚持一定要搞,那只有一个结果:再搞一次大内斗;只有一个目的:奉命行事,挑起内斗。我不支持徐文立,但有人一定要这样搞,我要是表示意见,就一定反对这种搞法,维护徐文立的权利。
你们三摊子:联总、服务平台、第二正义党,还是各搞各的。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不做好自己的事情,一定要搞来搞去,挑起内斗,哪里是做事情的样子?搞来搞去,越搞越负面。
说实在的,这些人,要理论没理论,要策略没策略,有的人名声大,但最多会搞一点人事关系和权术,有什么本事?即使有中共在背后支持,他们又能成什么事?这些人合起来,没有花头的。参与他们的事情,只能败坏自己的名声。
徐水良
2009年11月20日
陈立群四处散发李劼攻击徐文立、王希哲的文章,遭唐柏桥严肃批评。
原文如下:
下面陈立群转发的文章,很显然是针对王希哲和徐文立而来的。(其中那位籍文革成名的人物,曾经有过为了与同胞争名夺利而在他国首都大闹国会的纪录。其搭挡则与那年人权风波的主角,同为七九民主墙的历史产物,并且早在国内组建民主党的时候,就已经有过言而无信、出尔反而的前科。)
而文中的用词极为刻薄低俗,早就构成人身攻击,而且涉嫌诽谤。贵管理组应该对发言者按规则发出警告,以正法规。我与立群没有任何不合,纯属就事论事。希望建利和立群能理解。
唐柏桥
2009年11月18日
唐柏桥评李劼文章《告别帝王权术,重启中国民主政治—-海外民运的人文透视》
原文如下:
这篇文章是否涉嫌攻击民运及民运中人?如果是,是否应该按规则处理?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我偏袒纳一方,而是就规则本身而言。遵守规则乃是民主素质的最根本表现。离开这一点,一切堂而皇之的高调都是空谈。我在这里也顺便提出另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在谈论别人的时候,所用的道德标准是否也应该用来衡量自身?当我们大谈特谈别人如何深受毛式斗争哲学或党文化的影响时,作者自身是否也对自己在这方面的缺陷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尤其是如果作者也是喝狼奶长大的.据我所知,这位作者也是从大陆出来的,还没有受过“美国校园的左倾风气”的熏陶,为何如此自信于自己对毛式斗争哲学毒害的免疫力呢?写文章最重要的是要讲道理,要能自圆其说,否则,再多漂亮的词汇堆积在一起也是废话一堆。我记忆中曾读过该作者写过的另一篇批判他的昔日老友黄翔的文章,我从他的文章中闻到过很浓的阶级斗争哲学…..
还是别多说了,否则又多得罪一个人。还好我跟此人只在黄翔那里见过一面而已。顺便也提一句,黄翔现在身患直肠癌,我们应该给与他更多的关心而不是去用阶级斗争的哲学去审视他回国一次是否向中共投诚了的问题。
民主党的事,顺便也说一句,你们上次以民主党的名义给奥巴马的公开信为什么要落四个不同的组织的名称?你们不是要整合吗?怎么还没有整合,又多出了几个新的民主党山头(如流亡民主党人委员会什么的)?还有,前段时间你们大张旗鼓建立了一个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筹备组之类的东西,怎么还没有筹备多久又要另外建一个与此类似的协调委员会?而且在建所谓的协调委员会的时候,就开始大打出手了?这也谈轻喜剧了一点吧。一点严肃性都没有。我怎么看也觉得不象是一群有学问有经验的人干的事。我希望你们要么不做,要么真的应该做的严肃认真一点,否则,民运又要被你们折腾一次。我们经不起太多的折腾了!
唐柏桥
2009年11月17日
以下附李劼文章:
告别帝王权术,重启中国民主政治—-海外民运的人文透视
借助海外网络的自由和开放,无意间看到了中国民主党重组过程中的林林总总。这场纠纷仅就个人品格而言,可以说由来已久,其中那位籍文革成名的人物,曾经有过为了与同胞争名夺利而在他国首都大闹国会的纪录。其搭挡则与那年人权风波的主角,同为七九民主墙的历史产物,并且早在国内组建民主党的时候,就已经有过言而无信、出尔反而的前科。倘若说这场纠纷提供了什么新的笑料,那么应该是竟然将党内同仁之间的纷争,诉诸国与国之间的照会形式。至于期间诸如不守承诺、动辄不按牌理出牌、向同仁发动突然袭击、故作高深莫测、无端表演神龙见首不见尾之类的政治魔术,让人感觉当事人误以为自己是五、六十年代中南海里那个臭名昭著的男主人。毛泽东在那个年代上演的权谋剧,一不小心被人在2009年的美国煞有介事地重演。任何一个正常人看了这样的闹剧,都会在捧腹之余,不得不以精神分析的目光,加以不无怜悯的审视。在一个民主国家,在一块自由的土地上,无论什么人,只要扮演毛泽东,无论是有意识还是下意识的,全都属于疯人院里那些白大褂们的关注对象。人们可以说这是海外民运的可悲之处,也可以说这是这类病人的幸运所在:至少有个看病的机会,假如他们还知道医治的话。
平心而论,海外民运的这类轻喜剧,并非第一次上演。遗憾的是,以往每次演过之后,无论台上的角儿,还是台下的观众,都没能获得应有的长进,从而最后总是以当事人在生存利益上的进退得失,黯然收场。好在这次稍有不同,个别人在重组一个民主政党期间刻意玩弄的帝王术,引起了绝大部分同仁的反感。据说有人当场指出过,倘若用现代民主政治的标准来衡量,这种玩法是不及格的。人们由此可以发现,玩弄权术不再被看作深刻老到,反而显得滑稽可笑。令人担心的只是,这场纷争会不会像以前几次一样,最后又变成由于仅仅聚焦于个人名利,成为过眼烟云。
海外民运普遍存在专制人格、帝王心态,并非新闻。可以成为新闻的乃是:这样的人格,这样的心态,突现到了让众人异口同声不予认同的程度。在遭到耍弄的当事人出奇地愤怒的同时,冷眼旁观者或许可以看出,此事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假如置事其间的诸多当事人能够认真面对的话。无论是历史的进步,还是人们的长进,都需要生动典型的反面教材。由于专制人格和帝王心态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针贬,由于一次次的教训都不被认真汲取,致使海外民运长期处于一种畸形状态:以专制的人格,从事民主的事业;以帝王的权术,玩弄民主的政治;拿着他国民主基金会付予的薪俸为尚未完成民主转型的祖国制造新的独裁模式,在不可能产生毛泽东的土地上刻意扮演毛泽东以此获得病态的满足。如此等等。究其原因,大致如次:
其一,知识结构的更新问题。海外一些戴有民主斗士桂冠者,或者起自文革,或者来自七九。他们有坐牢和流亡的经历,却没有努力读书重头学起的朴实。其知识结构大都停留在当年所阅读的马列著作和毛氏语录,满脑子的假大空,以致会把“照会”当作叫得响的唬人名词,胡乱砸向组党同仁。不要说稍有民主政治常识的人见了这样的卖弄会瞠目结舌,即便让新左人物见了,都会忍俊不禁。须知,人家至少已经把西方思潮读到德里达等人的后现代了,就连谈论萨特都显得相当过气。可是这些可怜的民运旧人,不要说根本弄不清楚萨特的存在主义与海德格尔有何异同,就连美国独立宣言里的“人人生而平等”究竟是什么意思,都还不知所云。
其二、思维方式的僵化。不啻是六、七十年代的民运旧人,即便是八九学运以后的民运新人,乃至在美国读了博士的民运学子,都深受毛式斗争哲学的毒害。且不说美国校园里的左倾风气是如何的误人子弟,就算是真正学习过西方民主政治理念的学子,一旦面对中国政治中国历史中国现实,脑子里马上就跳出阶级斗争的信号。黑白分明,你死我活;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是东风压到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诸如此类的毛式斗争哲学经常成为民运人士下意识恪守的政治格言。这种情形的古怪通常在于:就算曾经在美国的课堂上学习过民主政治,一置身中国的政治现实,也会马上变成阶级斗争。这样的思维方式导致从事民运的人们,习惯了将民运与反共划等号;从而以反共的激烈程度,作为衡量民运深入与否的标准。这样的思维方式,几乎就是对当年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历史抄袭,其下意识的斗争目标无非是:你下去、我上来。由此再产生种种幻觉,诸如伟人幻觉,陈独秀再世幻觉,曼德拉中国版幻觉,未来中国开国总统幻觉,等等幻觉。
其三、民运人士的人格分裂。这种分裂主要体现于,以双重标准从事民主运动。一面向专制政府要求民主,一面却自己专制行事。仿佛民主仅仅是针对他人而言的要求,跟自己的有无民主作风毫不相干。这种人格分裂又通常被统一于老子天下第一的自以为是之中。以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从事现代民主政治,必然导致专制人格和民主政治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总是以这样的结果告终:不管怎么样都得由我说了算。在民运中一旦得分,马上产生创世心态:中国的民主运动,是我创立。或者中国的民主党,我有首创权;这个党眼下如何重组,首先取决于我的意思。这种心态与当年镇压学生的红色丘八没有什么两样:这天下是老子用性命拼出来的,怎么能让你们说了算?同样,这个党的名气,是老子用坐牢的代价搞大的,岂容他人置喙?
按照民主政治的原理,从事者理当非常低调,就像民主国家里那些置身竞选的候选人一样,时时处处都以一个普通人的形象现身,以免高高在上,从而让选民感觉亲切。然而,从事民主运动的中国要角,走到哪里都感觉自己仿佛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被一种接受亿万民众欢呼的渴望折磨得苦。哪怕是在饭桌上,眼睛里都会情不自禁地闪烁出一览众山小的目光。而事实上,无论是他们的政治能力还是他们的人文修养,全都可怜得哪怕将余生全部付诸就读成人教育学院,也不能算是浪费时间。他们从来不曾想过,民主政治的前提,不是因为什么人的首创,而是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不懂得民主政治的性质恰好在于,并没有什么救世主。他们因此在向中国当局要求民主的同时,总忘不了要向从事民主事业的同伴们表示自己如何的高人一头,从而不可与任何他人同日而语。他们同样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奥秘不在于有没有几百年才出一个的伟大人物领导,而在于商业文明的等价交换原则。争取民主的关键,在于实现平等。当两个政党平等地坐上谈判桌的时候,就算民主政体的建设尚未完成,民主的涵义,也已然在其中了。同样道理,当党内各方同仁平等地坐到一起共商诸事时,就算这个党的组建尚有难产之虞,民主的气氛也已经造成了。民主政治的天敌,乃是个人意志的飞扬跋扈。听凭一个人的意志左右一个政党,即便在当今的中国执政党,都已经成为一页翻过去了的老黄历,更何况之于一个尚处重新组建之中的在野党?
其四、民运中的专制人格,通常来自要角们的自我夸张,以及由此造成的伟人幻觉。始于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政党政治,缘何最终陷入专制的泥潭?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玩家们的伟人迷幻。当帝王政治随着王朝的终结而声名狼藉之后,中国的历史,旋即又被由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带来的伟人政治所左右。伟人政治既是专制人格的土壤,又是帝王心态的温床。倘若毛泽东穿上皇袍,延安的热血青年也罢,革命军人也罢,立即会把皇帝拉下马。因为这一代造反者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也有过袁世凯称帝的记忆。然而,毛泽东扮演的是伟人,致使全党不得不五体投地。因为这个党所接受的主义,天然暗含一个政治密码:伟人政治。制造这个主义的是伟人,领导这场革命的更是伟人。皇帝是不能复辟的,但伟人却是必须得到崇敬的。对毛泽东的现代迷信,就是这样从伟人政治和帝王传统在暗地里的嫁接之中,悄然起步的。至于最后酿成的灾祸,有目共睹,虽然尚待继续肃清流毒。
混杂着帝王心态的伟人迷幻,即便在毛泽东时代过去之后,依然深深地根植于中国朝野政客的心底。海外民运也不例外。不少重要角色,全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喜欢一种伟人的夸张,仿佛一起吃过伟人政治的摇头丸。民主政治应有的低调,在中国式的民主斗士当中尚属鲜见。尽管从事民主事业其实与在公司里打工是非常相同的,但中国式的民运人士,很少具备这样的常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今的民主事业与其说是从七九、八九开始的,不如说应该从民运人士能否把自己当作民主事业的打工仔起步。他们的脸上,理当带着侍应生的微笑;他们的神情,应该具有搬运工的快乐。但是也得指出的是,当今的海外民运之中,并非没有这样的微笑和快乐,只是为数实在寥寥。
伟人迷幻是又一件皇帝的新衣。因为自以为穿有伟人迷彩服的民运要角通常只管自己兴奋不已,根本不管别人有没有看见自己的如何伟大。而民运的喜剧性又在于:人人都死盯着自己的伟大,结果在竞相夸张之中,同归于尽。民运之中的山头林立,根本原因可能在于“伟人”过剩。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过去毛泽东的伟人迷幻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伟人政治的摇头丸分给大家服用了。而海外民运的伟人迷幻为何始终处于自恋阶段,因为伟人迷幻只限于自以为是的“伟人”自己,或者说,自己独吞了伟人政治的摇头丸,致使伟人崇拜变成了顾影自怜。说得更加通俗一些,毛泽东的成功在于最终实现了精神强奸,而个别民运“伟人”的失败则在于:竟然把手淫误认为强奸早已成功。这可能是这幕民主党重组之剧最有看点的搞笑之处:硬将所有同仁看作归顺的部下。
由此可见,想要在精神上、心理上、文化上真正告别帝王术,必须医治伟人迷幻给民运人士造成的心理创伤。民主政治不是伟人的政治。既便伟大如苏格拉底,也不能让习惯了民主政治的雅典民众接受伟人政治,更何况当今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还不曾具备那么崇高的人文境界。而事实上,以谦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政治伟人,海外民运诸子也并非不是没有看见;为什么就不能学习一下,为什么就不能对照反省自己呢?
令人不无欣慰的是,在这场重组民主党的纠纷当中,有不少民运同仁在认真学习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并且开始有了谦卑和宽容的人文意识。他们学会了耐心听取他人的不同意见,他们学会了一再被拒之后的登门造访。他们籍此营造着民主政治理当具备的对话平台和宽容气氛。就算他们诚心诚意的期待,结果被对方充满敌意的文革秽语和流氓腔调所粉碎,他们的努力也并不因此付诸东流。因为民主政治,就是这样起步的。而当初中国民主政治的伟大先驱宋教仁在国会里,也曾经这么不屈不挠地努力过。
民主政治的前提,是人人生而平等。五四新文化诸子意识到了以男女平等替代男尊女卑,但还没能将这样的平等意识上升到人人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民主政治天然警惕伟人随随便便就横空出世。当然,民主政治也会产生伟人,但那样的伟人通常具有基督耶稣式的殉道品性,并且必定是低低在下的;而不是毛泽东式的君临天下,高高在上的。至于印度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更是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以实现与人人生而平等原则相关联的自由和人权,或者赢得一个民族的独立。中国的八九年也有过产生如此伟人的历史机会,只是当事者不想牺牲自己,不想为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奉献自己的一切,从而丧失了那样的机会。这虽然令人遗憾,但也不得不尊重他人不愿牺牲的选择,尊重他人作出这种选择的权利。只不过在尊重他人权利之余,也很想问一声喜欢扮演伟人的什么人:你真的愿意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么?须知,真做了烈士,再伟大也无济于事了。要不古人为什么会说死去原知万事空?而历史上,有伟人欲的人物又通常是非常怕死的。毛泽东敢说大话,是因为他同时又深谙活命之道,懂得如何在被敌人逮捕的时候,不惜出卖同伙以求保住性命。不知某些学做毛泽东的民运要角,是否也悄悄地留有这一手。就一个普通人而言,伟大,意味着牺牲。不要说实践伟大,就算随便想想,都会想得害怕。在成千上万的林昭歌颂者当中,真正愿意成为林昭者,不过二、三子而已。因此,多想想牺牲,可能有助于医治“伟人”的自我迷幻。
医治伟人迷幻的另一途径,可能在于分清权利和权力的区别。伟人迷幻通常源自权力崇拜,这与民主政治基于民众有无权利意识,正好截然相反。中国人有很长的专制历史,有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而权利意识则与人权意识一样,才刚刚萌生不多久。具体到这场在野党重组过程,对他人权利的尊重,通常被习惯扮演伟人的民运要角看作是自己大权在握的体现。于是,权利和权力被混为一谈。明明是尊重对方的权利,被说成了蛮横的请君入瓮,言外之意无非是有人的权力受到了挑战,而不是什么人的权利遭到了侵犯。当年毛泽东在庐山上就曾经如此这般地耍过无赖,如今民运脚色居然也有样学样,致使旁观者不得不从民主政治的ABC说起。
虽然民主总是被诉诸政治,但民主首先却不是政治,而是日常的生活方式,而是人人生而平等的普世观念。当大家都能平等相处,没有等级观念,没有各种歧视,谁也不比谁高贵,谁也不比谁低贱,那么民主的人文环境,就已经自然而然地呈现了。海外民运的一个人文障碍,恐怕就在于一些从事者很难把自己看作是个普通人,从而滋生应有的平常心。他们的怯懦不仅在于害怕牺牲自己,同时也在于害怕自己不是伟人。他们害怕作为一介芸芸众生,默默无闻地生活在异国他乡。他们害怕丧失因为有点名声而来的各种关照和特殊利益,一如当朝者害怕失去手中的权力。他们确实为民主事业奋斗过,但他们又实在离不开借助名声获得的生存方式。他们几乎没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而每时每刻都活在自己如何伟大、正在如何创造历史之类的幻觉里。这场民主党重组之所以纠纷不断,就因为某些当事者那种自认伟大的幻觉重重。他们根本不懂得,当今世界的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平民政治。与其说是伟人的事业,不如说是商业文明的产物。
现代民主政治的这种商业文明意味,使之并不排除从事者的利益诉求。这种民主政治不能接受的,乃各种乌托邦、以及伴随着乌托邦而来的伟人模式。利益诉求是可以协商的,而乌托邦伟人是根本没有商量余地的:要么服从,要么被消灭。海外民运最为不幸的是,总是摆出一付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乌托邦的乌托邦架势,在理想主义的伪装底下,谋求实际上极其卑微的生存利益。动身要有起轿的派头,出访讲求对方的接待规格,诸如最高级的饭店,必须如同国家元首一般随身携带夫人之类。上台发言,动辄代表所有与会者。会场上一站,全世界人民尽收囊底。这种帝王作派,不仅让人无法交流,也让人难以对话。唯一的选择,只能恭请这类人遵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
专制政治要求服从命令,民主政治讲究的是遵守游戏规则。这种要求不带有任何强迫的意味,但又是构成民主政治得以进行的必要前提。换句话说,任何不愿遵守游戏规则的人,都会面临取消参与资格的可能。玩弄专制政治,你可以一会儿《水浒传》,一会儿《三国演义》,就像毛泽东那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然而,置身民主政治,却不能想抢劫就抢劫,想搞阴谋诡计就搞阴谋诡计。就像在球场上,你怎么个踢法都可以,但不能犯规。或者在牌桌上,你怎么出牌叫牌都行,但必须按规则进行。民主政治的输赢,不同于专制政治的成败。专制政治通常是成王败寇,并且总是你死我活,毫无退让余地。这次不将你置于死地,下次会轮到我鹿死你手。然而,民主政治不是这样的绞肉机,而像利益角逐的游乐场。这次输了下次可能会赢,这次赢了下次可能会输。赢家并非输家的主宰,输家也没有给赢家做奴隶的义务。这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民众,乃是极其简单的常识,但对于来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客,却像在解答一道十分吃力的难题。
然而,历史的进程,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能等待某些专制病患者的能否痊愈。倘若全体参与者都是专制病患者,所谓的民主运动自然是无解无望的。但好在这次重组政党过程的参与者,并非全都是专制病患。倘若他们的精神健康状态不受病患影响,假如他们能够告别帝王权术,那么经由重组一个民主政党致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得以重启,并非没有可能。
从二十世纪开始的中国政党政治,迄今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这一百年里,教训良多,受益却太少。这一百年里,绝大部分时间,都被不按规则行事、不按牌理出牌的流氓比赛所占据。一种小农式的占有天下心理,经过主义的包装,成为全体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创伤。这一百年里,中国人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不知错失了多少次历史机遇,而实质性的转折,却迟迟不见到来。所谓实质性的转折,乃是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场地上,恭请所有扮演毛式痞子的政客退场。这叫做告别帝王权术,重启民主政治。在将来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格言,不再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也不再是“解放全人类”式的牛皮哄哄,而是相当朴实的平等对话,谋求双赢。或者干脆就是:侍应生的微笑,搬运工的快乐。民主的政党政治,应该就是这样起步的。而在野的政党,也理当像在朝的执政党一样,接受应有的舆论监督,其中包括黄牌警告,也包括恭请退场。
但愿海外民运,朴实如斯。
李劼
二00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写于纽约

垂直农场: Verical Farming

Tuesday, November 10th, 2009

几天前草根在《粮食亩产超万斤其实很容易啊》里介绍:

引用:

比如说,在实验田上建一座100层楼的高楼,每层铺上泥土种庄稼,天花板上用大量电灯照明,在大楼边上修一个核电站供电。
比如说,扩大粮食的定义,把一些菌类或藻类,比如红茶菌,定义为一种粮食。修一个大游泳池,用卡车拉大量的白糖和红茶养它,这玩意儿把白糖转化成粮食的速度可快了,几天体积就翻一倍,一年可以收获几十次,要是把红茶菌的水分也算进去,密度大概是0.99,一年亩产160万斤非常简单。要是加深游泳池,多层养殖,即使每年亩产红茶菌干粉160万斤也是可能的。这东西连阳光都不需要。为了简化管理,可以造一条管道从白糖厂直接运输糖水。

今天在一本杂志<ScienticAmerican>里,哥伦比亚大学 Dickson Despommier 教授详细未来的垂直农场。
垂直农场建立在高楼的每一层,有供水和植物营养监测系统。跟踪每一植物的营养吸收和消化以及借用DNA技术通过检测空气和记录各种病毒和细菌感染植物的病菌来发现可能的病原体。
参见:维基百科

目前有一些城市已表示浓厚兴趣:
南韩:仁川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布達比酋長國:阿布達比
中国:上海附近东滩
批评的意见有:
由于需要人工照明造价可能会太高,有专家用来照射植物生长的人工光源将会是相同办公楼所需的100倍左右。
设计:
http://www.verticalfarm.com/designs.html
图片:
http://images.google.com/images?rlz=1C1GPCK_enUS315US315&sourceid=chrome&q=vertical+farming&um=1&ie=UTF-8&ei=efT4SqryDZHWswPmzcSvBA&sa=X&oi=image_result_group&ct=title&resnum=4&ved=0CBwQsAQwAw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海水灌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