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February, 2010

海外“民运人士”为争权、分赃打得头破血流

Friday, February 19th, 2010

海外“民运人士”被曝内斗丑闻
1989年的政治风波已经过去20年了。中国大陆的巨大发展、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崛起都是当时的世人所没有想到的,而海外民运日渐衰弱、门庭冷落也令很多人感慨万千。最近,海外出版了一批披露民运组织内情的书籍。很多曾经笼罩着“民主斗士”光环的民运人士成了一个个贪婪故事和勾心斗角情节的主角,一些人甚至从台湾及西方“特种机关”寻求金钱支持。最终露了馅。而他们在海外华人世界中被边缘化,似乎是一系列因果链条中必有的一环。
20年过后,海外“民运”前景越发暗淡
“中国民主党”的名头听上去很响亮,其实不过是最早的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分化后的众多小山头之一。在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华人聚集区,《环球时报》记者好不容易找到一栋很不起眼的小楼,杂乱的楼门口挂着一堆小牌子,其中一块上写着“中国民主党”’。这就是“中国民主党”的总部。纽约的一些华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类似的民运组织在法拉盛还有不少,其中有很多连办公室都没有,生存都很艰难,更谈不上什么影响力了。
这样的境地,是这些年来海外民运组织逐渐没落的真实状况。一位生活在法国的民运人士亲口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海外民运的前景的确通越来越暗淡,“一是人员减少,二是内斗激烈,三是中国的发展增大了吸引力,海外华侨华人支持民运的人士急剧减少,民运无法依托海外华人的力量”。一位长期采访民运人土的日本记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民族”日本支部现在对外号称有20多人,“估计实际参加活动的不过五六个人”。
“民运组织内部的争权夺利、民运人土的勾心斗角”,“是导致民运必然走向衰退的致命之处。”《大梦谁先觉》的序言如此写道。该书的作者丁楚,真名房志远,1986年赴美留学后担任过《中国之春》的主编和“民联”总部委员,后来被排挤出了“民联”。他在《大梦谁先觉》中极其仔细地描写了他所经历的“民联”内部的权力争斗。在境外,一些和“民运精英”有过亲近关系的人、一些像丁楚一样自己就曾积极参与过民运活动的人,还有一些多年搜集民运组织资科的人陆续写了不少相关的书籍。海外民运走向式微的内部缘由成了这些书籍的共同话题之一。
为争权、分赃打得头破血流
从渊源上看,海外的民运人士其实主要有两拨人。一拨是出版了《中国之春》的“民联”,这是所谓的“老民运”,其成员大多参与过“西单民主墙”等早期活动。另一拨是“中国民主阵线”(简称“民阵”).骨干是1989年之后流亡境外的一批人。1993年海外民运的零零星星衍生出一批小民运组织,各路人马都想在这些组织里当“头儿”。纽约的一位曾经同情和支持过民运的华人对记者说,有些从国内出去的民运人物觉得自己在中国国内坐过牢,是民运的英雄,民运组织怎么能不围着自己转呢,如果不成,就自己搞一个,哪怕只是空壳也是自己做老大。
就这样,山头越立越多,人员也越来越散。最近在香港出版的一本名为《民运精英大起底》的书中写道,由于王炳章(“民联”的创始人之一)等人组织了“中国自由民主党”,倪育贤(1986年赴美的民运人士)又从中分裂出一个“中国自由民主党”,为防止混淆,前者被民运圈内人士戏称为“王记自民党”,后者则被戏称为“倪记自民党”。有人统计称,目前海外民运的核心人物也就一二百人,而民运组织却有五六十家,其中打着“中国民主党”牌子的组织就有四五个。
从“老民运”到“新民运”,为了争夺对民运组织内部的主导和控制权,“抓特务”是民运组织中从未中断过的常见好戏。指证对方是“中共特务”,成了海外民运组织普遍采用的内斗手段。丁楚在《大梦谁先觉》中写道,很多人没有“正经事”可做,因此只能通过开会互相揭发来表现自己的重要性,“他们要表现自己,非踩别人不可”。“民联”当时的监委主席薛伟因为对王炳章咬牙切齿,就向出钱支持“民联”的国民党海工会告密,说王炳章的铁杆支持者柯力思是“中共特务”。按书中所述,王炳章后来对丁楚说,柯力思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民运不利的事情,如果他是中共特务,那希望多派几个这样的特务来。后来,就连“民联”的创办者王炳章都被组织中的反对者指为“中共的统战特务”。而另一本港版的《民运精英大起底》则记述说,另外一个老牌民运人土倪育贤“最常用的手段是抹黑,谁批评他,谁就是‘中共特工’;哪个媒体披露他的丑闻,就是‘中共喉舌’”。一位长期关注海外民运的研究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每到民运组织内部选举的时候,马上就会新发现很多“中共特务”,这已经形成了规律。
香港《明报》刊登过一篇署名文章就《大梦谁先觉》发表评论。文中写道:说到底,民运内部的丑事,每每就是为了争夺‘权力’和‘资源’,唯有显示自己是主流,别人‘非主流’如此才能得到经费资助,才能保护既得利益,先把别人说成‘共特’,那自己肯定就不是‘共特’……还没有获得权力,众人就争得沸沸扬扬,还没有掌握资源,已经为‘分赃’打得头破血流。”
“金主”经费稍不到位,“民联”就发不出工资
民运组织在海外生存靠的是“捐款”,而主要的“捐款”者背后,真正的“金主”多是台湾或西方国家的特种机关或反华势力。丁楚在《大梦谁先觉》中写道,王炳章曾无意中跟他提起,“一个组织”对中共在美国的活动很感兴趣,愿意有报酬地收集留学生中中共党员的名单和他们活动的情报。后来丁楚才知道,这是一个台湾的组织。按照给“民联”内的民运人士每人500到1000美元的生活补助标准拨款。而“民联”的盟员人数曾是“最高机密”,王炳章一直对外含糊地号称有数千人,但丁楚后来发现,这完全是个虚假数字。王炳章曾对丁楚说:“我们有时候搞的活动,会把一些留学生裹进来。只要他们参加了,就等于断了退路,共产党要迫害他们,他们只能跟我们干。”
作为“民联”最大的“金主”,台湾每个月拨给“民联”的资金有4万多美元。有一次,台湾拨给“民联”的经费没能及时到位,“民联”立刻陷入工资发不出、杂志(指《中国之春》)印不了的境地。按照丁楚的说法:台湾就是靠钱,把“民联”牢牢控制在手中。
1989年政治风波中最活跃的人之一王丹自1998年出走美国后,宣称自己是独立的民运人士。《民运精英大起底》一书写道,王丹一再声明自己没有接受台湾的资助,但在陈水扁“国务机要费’”弊案闹得沸沸扬扬之后,他迫于压力,还是承认自己曾收受过来自台湾的20万美元“政治捐款”。
《民运精英大起底》一书中,记者看到这样一个资料:据台湾“国安局”密件披露,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台湾“军情局长”后,受台湾“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达17个,遍布美日英德法等国和香港。该书称,在台湾的情报部门内,资助海外民运的项目都是有案可稽的,比如资助王炳章“民联”的“移山专案”,资助胡平掌权后的“民联”的“文正专案”,还有资助王丹和王军涛的“二王专案”等。据称,台湾“军情局”十多年间为此至少花费了500万美元。
《民运精英大起底》中对民运组织的一些核心人物使用捐款的方式有一些描述:“中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刘青在任13年,给自己开出的年薪为8万美元,而每年以救济国内受政治迫害人士及其家属为名而募集的三四百万美元经费,实际被划归“人道援助基金”项目的却不到10万美元。“六四过后,倪育贤抱着募捐箱四处化缘声称要将募集而来的善款用于资助遇难者及其家属。实际上他将十多万美元的捐款窃为己有,在纽约长岛购置了豪宅。”这件事被美国《世界日报》曝光后,很多海外华人再也不向民运人士捐款了。
据记者了解,近些年来,一些民运组织为了经费与生存已经和“法**”、“藏独”、“台独”合流,这使得海外民运更加边缘化。
“民运精英”的品行遭到质疑
不少民运代表人物的‘私生活’也遭到披露和质疑。《好吗兄弟》是香港女作家戴萍写自己与魏京生兄弟两人情事纠葛的一本书。1995年,香港《明报》的女记者戴萍到北京采访魏京生时,认识了魏京生的弟弟魏小涛,随后的数年间与魏家兄弟展开了一段“迷乱的灵欲纠葛”。
按照戴萍书中所写,她先是成了魏小涛的女朋友,在两人到美国同居后,魏京生还是丝毫不为兄弟关系所碍,跟她发生了男女天系,而魏小涛在注意到哥哥对自己的女朋友异常感兴趣后,刻意远赴欧洲给他们腾出机会。戴萍在书里还写道,在她之外,魏京生在美国还有另外两个女人,其中之一千方百计地排挤魏京生身边的其他女人,魏京生虽然心里很厌烦她,却仍然讨好和拉拢她,因为“她的丈夫是杜邦家族的人,听她说杜邦家族成立了一笔基金,两亿美元,没地方花,专门等着捐给哪个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非政府组织呢”。戴萍还写了这样一个细节:魏小涛曾告诉她,魏京生之所以忽然转变成民运人士,是因为他曾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研究所研究生,可名额却被别人顶替,“不然老大也不会去西单民主墙惹祸。”戴萍还曾惊讶地听到魏京生在和加拿大司法部门的电话会议中表示,尽管中国政府承诺赖昌星遣返回去不被判死刑,但仍然不能把他遣返回中国。由此,戴萍写下了她对魏京生心态的看法:“与敌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对抗的,因此赖昌星也就是他对抗共产党的棋子。”
《民主精英大起底》对倪育贤品行提出更严厉的质疑。据该书所述,2005年,这位“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因涉嫌对两名华裔少女进行“强暴”、“性侵犯”、“强迫触摸”等罪行,遭到警祭局的拘捕和检察院的起诉。该书写道,这两名少女是亲姐妹,她们的父亲正是倪育贤的“政治庇护者”杨匡君,杨原本经营小本买卖和长途贩运货物,为了获得在美国的合法身份被倪育贤拉入“中国自由民主党”。
《民运精英大起底》的编著者武闻在后记中写道,“二十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和海外民运的日渐式微,是两条道路的选择和实践的结果……绝大多数人看到这些‘六四’精英、民运精英们在海外上演的一幕幕闹剧和悲剧,在大梦初醒之际都会吓出一身冷汗……庆幸当年这些人没有在中国得逞……否则今日之中国将是一幅乱象,国之命运民族之命运、民众之命运都堪忧。
面对近年不断出现的“揭秘民运内部”的书籍和文章,大部分民运人士选择了回避或低调处理。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纷纷要求回国。戴萍在《好吗兄弟》一书中写道魏京生的办公室主任回过一次国,发现国内的变化超乎他的想象。他告诉戴萍,“我的目标是赚够40万就回国”。
程刚 胡笳等 
2009-11-24
http://www.accn.com/?action-viewthread-tid-208254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6月1日是《环球时报》)
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18440

除投资“纵横地板”外,“刘青的钱”还被艾端午借去还赌债,被曾慧燕拿去收藏古董…

Friday, February 19th, 2010

《“中国人权理事会”腐败问题的总结报告》中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
“经办人焦柏固不由抱怨:刚刚寄了几百,却又来电说刘青答应了几千,而那个人什么事也没有,把“中国人权”当摇钱树了。几个酒肉朋友(如艾端午等等)也从赌桌上向刘借钱,或用于还债,或收藏古董字画,也有去开洗衣店、地板行、房产公司、按摩院、电脑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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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中国人权理事会”十大丑闻
(一) 巨 骗 狂 盗
每年以救济国内受政治迫害人士及其家属为名而募集的三、四百万美元经费,实际被划归“人道援助基金”项目的却不到十万元,而“六四”死难者家属仅获一万余元。王丹先生指出,“很多在国内的十分需要帮助的朋友都表示都没有收到过‘中国人权’的捐款”。林牧先生声明:自1999年以来,西安、杭州、重庆、大同等地请求“中国人权”援助的人士均未得到分文。狱中致残的陈龙德先生和罹患癌症的蒲勇先生,他们出狱后连煳口度日的钱也没有,却被掌管“人道援助基金”的刘青置之不理。焦柏固先生透露,被判刑的北京“网络四君子”每人仅获二百五十美元的捐款,而杜导斌先生遭受迫害,“中国人权”竟未给一分钱,为此郭罗基先生很生气。林培瑞先生说:“北京的朋友告诉我,‘中国人权’的基金被称为‘刘青的钱’,徐文立的朋友拿不到‘中国人权’的钱。”
(二) 蜕 变 有 因
《中国人权2003年财务简报》透露,“收入四百十六万美元,幵支七十四万美元,资产七百六十九万美元,负债三十四万美元”。从财务简报上看,可供查询的幵支仅七十四万美元,简直不可思议,其余至少在三百四十二万美元以上的那部分幵支则被刻意隐瞒,很可能被用于与“中国人权”组织身份不符的用途。2003年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中国人权”的金额为三十五万美元,衹占全部收入的一小部分,另外的三百八十一万美元来历可疑,与台湾情报机关难脱干系。2001年以后,“中国人权”每年的经费总收入突然比以往多了两、三倍,但与此同时,内部分歧却日益加剧。自接受了具有特定政治倾向和要求的经费后,“中国人权”组织的性质发生蜕变,背离了具有普世价值、非政治化的人权理念,“人道援助”项目也形同虚设,被用来培植刘青的个人政治资本。
(三) 利 益 集 团
每年近三百万美元的经费预算,用于薪水和办公室的费用高逾百分之六十,其余又以“合作专桉”、“工作合同”等形式,与其它组织的成员进行“利益分配”,从而形成利益集团。刘青的年薪高达八万美元,而他却声称是听从了所谓“你若不给自己加薪,会影响下属的薪资收入”的建议。执行主任谭竞嫦女士声称,他们的工资“在非政府组织中算是最低的”,而且,刘青当主席十三年也不算长,因为在她认识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中,就有人做了二十多年还在任。这位在“中国人权”屡次内部冲突中总是袒护刘青的谭竞嫦女士与刘青有着利益关系,据韩佃矾先生透露,谭的儿子在一家与“中国人权”有合约关系的公司上班。谭竞嫦女士玩弄程序上的阴谋,封杀了众多理事罢免刘青的提桉,导致“中国人权”组织分裂,十二位辞职的理事被迫向社会撕幵“中国人权”黑幕。
(四) 台 湾 插 手
“中国人权”组织建立初期,曾经聚集了一批愿为人权事业无私奉献的义工,他们多为知名学者。据萧强先生回忆,“中国人权”在1991年底时才筹到三万美元。但自1992年傅新元先生将主席一职让位于卖身投靠台湾情报机关的刘青之后,台湾在美国的政治谍报网逐步控制了“中国人权”组织。台方以“热心人士”或“捐款人”的身份,帮助“中国人权”从台湾及西方国家的某些机构筹集到大量资金,给人微言轻的刘青撑腰,为他取得独断专行的权力。公办室花费大量租金和行政费用,是为了帮台湾“对外打交道”,强调“专款专用”。刘青等人对于从大陆出来的知名民运人物,凡被认为“不能合作”的,都予“封杀”﹔听话顺从的,则帮其获得“安家费”、“津贴”、“奖学金”或“研究项目”,推荐发言和出书,被安排会见外国政要或访台,在国际间“为台湾发声”。
(五) 黑 箱 作 业
“中国人权”的组织章程规定,理事会拥有一切权力,每三年换选主席。然而,刘青未经选举却占据主席职位长达十三年,仍抗拒罢免,还要再设两年的“过渡期”,并指定谁来继位。在内部运作上,理事会的决定权和监督权被完全篡夺,主席对执委会隐瞒公务,而执委会又向理事会作隐瞒,还要不时追究“泄密”者的责任,俨然象一个间谍组织和保密机关。掌权者蛮横霸道,任人唯亲,清除异己。为了给贪污渎职和监守自盗打幵方便之门,刘青一人即管钱又管账,旁人不得过问。方励之、刘宾雁、苏晓康、于浩成、郭罗基、林牧、王丹、张伟国、丛苏、郑心元、王渝、黄默、萧强、童屹、林培瑞等理事和荣誉理事不满被架空和利用,相继辞职而去。他们指出,“中国人权”已经“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创建的公益组织,变成一个搞黑箱操作、无视章程法规的利益集团”。
(六) 弄 虚 作 假
童屹女士在查账过程中发现,“人道援助基金”的中文和英文账目不符,竟相差八万美元。刘青后来虽补交了自己编的“收款人名单”来应付,但仍然少了四万美元。王渝女士指出,刘青擅自利用“中国人权”的免税账户,替某些人转账逃税,使“中国人权”陷入严重的税法问题。2004年“中国人权”的990税表显示薪资幵销总额为二十七万五千五百四十美元,其中刘青为三万五千美元(实际年薪八万美元,少了四万五千美元)未如实申报。2000年以后,“中国人权”租用办公室的幵销从以前的三万美元左右涨了两倍,达到每年九万多美元,但是,在列支管理费的报表中,租用办公室的幵销却仍然维持在每年三万美元左右。做假账的人被告知,遭他们侵吞的钱大多来自一些不愿公幵身份的机构(包括“白手套”),这些机构宁可丢了钱,也不愿因牵涉诉讼而暴露其背景。
(七) 人 血 馒 头
通过结交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如黎安友、林培瑞等)及情报、智库等机构,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两岸政策,是“中国人权”组织长期的着力点。它的另一项使命,则是配合美国国会抨击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中国人权”手里拿着一份中国政治犯的名单,并在适当的时候把“人权个桉”摆在美、中两国的外交纷争之间,作为双方讨价还价时的筹码。北京当局对异议人士捉捉放放,换取美国的政策让步,少不了“中国人权”等境外机构合奏一些杂音。为了不断打出“人权牌”,“中国人权”需要不断有人坐牢,然后进行舆论炒作。这种奇特的行业通常被称为吃“人血馒头”。然而“中国人权”在选择“个桉”时,往往受到其派系利益的限制(比如,刻意渲染魏京生桉、刘念春桉,回避徐文立桉、王炳章桉),即使在反中国阵营内也无法形成共识,甚至经常挑起争端。
(八) 人 浮 于 事
设在香港的一间狭小房间里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十年来发表了三千三百多篇新闻稿,但该机构衹有一人工作,独立进行调查、写稿、发稿,就连中英文打字和撰写英文报告,也都未请祕书帮忙。负责人卢四清先生每天还要接听无数电话,回复上百封电子邮件,整理资料分类,编写网站程序,编辑中英文文章上网,维护网站,去邮局和银行以及处理杂事。相比之下,设在纽约帝国大厦的“中国人权”显得格外臃肿而庞大,它雇用了十几名工作人员,十年来衹发布了八百条新闻。在美国居住了十三年却连简单的英语都不会讲的刘青,心安理得地领取高薪和津贴,过着奢华糜烂的生活。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吃喝玩乐、遛狗、逛赌场,以及勾心斗角搞内斗,或为某人捧场,或诽谤某人。为此,卢四清先生笑问刘青:“可不可以不要那每年八万美元的薪水为你们组织做十年义工?”
(九) 买 办 民 运
方励之、郭罗基等十二名辞职的理事指出:“当中国本土的公民维权运动在新世纪兴起和高涨之际,‘中国人权’麻木地置身事外。不仅如此,部分理事以个人身份投入维权运动,竟被‘中国人权’负责人指责为‘伤害了组织’”。高寒先生认为,“买办民运”的要害是对本土抗争和突发事件麻木不仁,衹对给钱的后台老板言听计从。“中国人权”和《北京之春》就是“买办民运”。薛伟先生和钱达先生透露,《北京之春》每年为台湾情报机关提供二百五十件情报,获取总计两亿元新台币的祕密经费。《北京之春》为完成定额任务,与“中国人权”互通有无至关重要。岳武先生在《是谁逼得方励之等人哑口无言十三年》一文中指出了“买办民运”的后台:“谁?台湾!有钱!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秀才看见钱,大眼瞪小眼!台爷叫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台爷不让监督咱就看不见。”
(十) 相 互 敌 对
莫莉花女士致函“中国人权”,指出刘青“拉帮结伙,自立山头,相互敌对”的问题,林培瑞先生深有同感,说:“一个领袖把团体变成他个人的派系,敌视其它团体的领袖,结果使得为了共同理想参加团体的其他人全部离幵。直到现在我才了解到,‘中国人权’内部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为了垄断“资源管道”,“中国人权”不择手段伤害民运,在向后台报告谁“可合作”、谁“不可合作”时也往往挟带私心。许多民运团体在向美国、台湾某些机构申请经费资助的过程中,都曾受到过刘青等人的攻击,甚至被诬为“中共特务”。刘青向那些机构强调:“那些项目‘中国人权’已经在做了,他们没有必要做重复的事,而且他们不可能做好。”由于得不到在海外投身民运事业的经费资源,许多有影响的民运人物心寒之余离幵了是非圈,另谋生路。民运出了“王伦”,山寨就剩几个喽罗。
附:人心险恶和道德沦丧贯穿着刘青的发家史
(一) 家族经营
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考虑,刘青授意胞弟刘念春拉几个人成立了“劳盟”作为项目,吸纳海外经费。刘念春被捕后,“中国人权”竭力为刘念春造势,向外界谎称“劳盟”成员有三百之多,还不时抛出一些诸如刘念春狱中病危、刘家被北京国安局派人纵火之类的假消息来炒作。弟媳储海蓝也成为刘青向国内发饷的代理人。为了给刘念春争一笔“杰出民运人士”奖金,刘青还把黄雨川气得中风。熟料刘念春出国后并不记恩,很快从刘青克扣他人的援助款而为他买下的公寓里搬了出来,兄弟反目成仇。此后,刘青老婆韩晓蓉的弟妹成为“中国人权”在国内的代理人。刘青还把“中国人权”的经费转到“平等教育基金会”,韩晓蓉则从那里领取工资。由于“中国人权”的金字招牌给纽约的政治庇护行业带来生意,韩晓蓉的女儿便从潘琦玲女士的移民事务所领取工资,却不用上班。
(二) 谍网难缠 […]

经过一连串侵吞和分赃的阴谋,台湾经费成了“刘青的钱”,“黑钱落到了黑心人手里”!

Friday, February 19th, 2010

惊 天 丑 闻 撕 开 黑 幕
—- 中国政治犯们是如何在美国被敲骨吸髓的
一个专门以援助、营救中国“政治犯”、“良心犯”为名,并配合美国国会抨击中国大陆人权状况的机构,每年都从美国和台湾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巨额秘密经费,可是外界并不知道,这实际上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在一连串的侵吞和分赃的阴谋背后,“黑钱落到了黑心人手里”。这个机构,便是总部设在纽约帝国大厦的“中国人权”理事会。
2005年2月8日,方励之、郭罗基、黄默、李晓蓉、Perry Link(林培瑞)、刘宾雁、苏晓康、丛苏、王丹、王渝、张伟国、郑心元等十二人在互联网上联名发表《原“中国人权”部分理事的公开声明》,首次撕开了这个骗局的黑幕。惊天丑闻所引发的巨大谴责声浪,很快冲散了北京赵紫阳丧礼的哀乐,给海外民运的声誉蒙上了永久的耻辱。
▲ 魔爪伸向巨额捐款
十二人的这份声明透露:“(‘中国人权’)每年开支近三百多万美元,只有十万左右用于人道援助,百分之六十以上用于薪水和办公费,其余又以合作项目、工作合同等形式在刘青领导的其他组织的成员之间进行利益分配。”也就是说,理事会主席刘青、执行主任Sharon Hom(谭竟嫦)、司库Scott Greathead等人每年的工资总额和办公费竟然高达一百八十万美元以上,而且,另有一百一十万美元以上的钱“以合作项目、工作合同等形式”在刘青、胡平、李进进、唐柏桥、周封锁、韩东方、李录、倪育贤、陈破空等人之间作了“利益分配”。2月7日刘青向共同主席方励之承认,十三年来他每年擅自给自己开出的工资数目高达八万美元,此事向理事会隐瞒至今。刘青的这笔工资收入(总计一百零四万美元)没有在美国报税,实际相当于美国年薪十万以上的高薪人士缴税之后的收入。而他对此并不满足,又策划了其它的分赃行动,偷偷将理事会的经费转移到他自任主席的“公民议政”等另外三个机构里,大肆侵吞。
更有甚者,理事会每年“只有十万左右用于人道援助”的这笔基金也被刘青、Sharon Hom(谭竟嫦)做了手脚。负责查账的秘书童屹发现英文账目和中文账目不符,竟有八万美元的出入差距;后来刘青虽然补交了“收款名单”,但仍然少了四万美元。前任理事王丹在接受《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采访的书面答问中指出:“很多在国内的十分需要帮助的朋友都表示没有收到过‘中国人权’的捐款,甚至有西安的林牧先生领衔,国内一批朋友致信给我,希望帮助解决一些人道帮助的问题。”王丹透露,刘青甚至拒绝救济江棋生和郭少坤等知名政治犯。Perry Link(林培瑞)理事在给共同主席Robert Bernstein(伯恩斯坦)的辞职信中也写道:“北京的朋友告诉我,最近几年来,‘中国人权’的基金被称为‘刘青的钱’;还有人告诉我,徐文立的朋友拿不到‘中国人权’的钱,只因为他是徐文立的朋友。”
“中国人权”设立的“人道援助基金”实际上并没有给陷于困境的大部分中国知名的“政治犯”、“良心犯”以雪中送炭的帮助,长期以来,它只是给了极少数与刘青结成某种利益链的人(如刘念春、朱锐、李海、魏京生、王丹、丁子霖、张善光、林牧等),作锦上添花的犒赏或报酬。儿子死于“六四血案”的丁子霖女士,是刘青等人募捐筹款的摇钱树,她自然不肯吃亏。李海和张善光取得金钱的代价是为刘青刺探和收集情报,后又不幸遭出卖,被当局以间谍罪判处重刑。朱锐和林牧则拿着“刘青的钱”作为活动经费,去反对刘所敌视的卢四清、徐文立等人以及“中国民主党”等组织。个别阿谀吹捧刘青的人(如张林、魏泉宝、杨天水等)也零星分到了些许。刘青还擅自将接济任畹町、杨周的捐款移作他用,结果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执。为了迎接胞弟刘念春一家出国,刘青暗中克扣了原本用于安顿张林、鲍戈、徐水良、倪锦斌、姚振宪、周建和等人在美国落脚的捐款资源,而给刘念春购置了一套公寓房。
▲ 清除异己阻扰查账
方励之等十二人的声明指出:“‘中国人权’的内部运作也违反了章程,越来越缺乏透明性。其行政负责人凌驾于执行委员会之上,执行委员会凌驾于理事会之上,理事会失去了监督权。行政人员利用职权,为追究责任设置重重障碍。”秘书童屹在调查“人道援助基金”的过程中,遇到罕见的阻力和污辱。司库Scott Greathead害怕真相暴露,频频给童屹女士施加压力,要她中止调查。执行主任Sharon Hom(谭竟嫦)也一再声称“调查毫无必要”。2005年1月7日理事会议上,Scott Greathead在童屹汇报“人道援助基金”的查账结果时竭力加以阻止,并污蔑童屹针对刘青“搞麦卡锡主义”。苏晓康和丛苏两位理事要求Scott Greathead向童屹道歉,遭到无理拒绝。由于刘青等人的百般阻扰,会议对颇有争议的各种问题都不作结论。Sharon Hom等人还玩弄程序上的阴谋手段,封杀了众多理事罢免刘青的议案,造成“中国人权”组织分裂。
王丹向记者说:“我曾经多次询问关于给国内的人道捐款的去向,但是主管人员都以保密为由不予告知。这让我很担心没有受到监督的捐款是否可以被清白使用。”每年总额十万美元的“人道援助基金”完全由刘青个人掌控,为贪污和分赃打开了方便之门。Perry Link(林培瑞)理事也抨击“中国人权”在财务管理上不透明,他说:“(现在的问题是)主席对执行委员会保密,执行委员会对理事会保密,管理层还要监视理事会,找出谁可能泄露秘密—-这非常象中国共产党的做法。‘选举’也是一样—-提名委员会向理事会提出名单,理事会三十分钟就要通过或否决,候选人在事前没有公布,也没有经过讨论。主席的继任问题也是这样,由主席自己建议两年的过渡期,让主席来考察他自己的继任人是否合格。复杂而难懂的预算在提出后必须立即通过,否则‘第二天组织就会停摆’。”
最引起理事会争议的是主席刘青、司库Scott Greathead、理事胡平和韩东方还干起了“挖墙脚”的勾当,勾结李进进、唐柏桥、周封锁等人在“中国人权”总部楼下设立一个叫作“公民议政”机构的办公室—-它名义上是一个反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组织,而实际上则纯粹是为刘青从“中国人权”偷偷往外转账而预备的皮包。这个分赃的环节完全由刘青所操控,他自任“公民议政”的主席。刘青一方面不断在“中国人权”内部清洗异己,一方面又将李进进以及在韩东方的“劳工通讯”任职的Robin Munro拉进理事会,将与之狼狈为奸的胡平提为执委,委以实权。王丹气愤地指出:“‘中国人权’组织近年来吸收了一些所谓的民运人士参与工作,其中有几个人,我深知他们的人格是不值得信任的,也深知他们的个人私心,我曾经当面向负责人表示过质疑,但是也不被采纳。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意与那些我无法接受的人共事,因此只有选择离开。”
▲ 人权幌子招摇撞骗
苏晓康理事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权’已经被一个利益集团所控制,掌控者一再按照他们的需要任意违反章程,使我们无法在内部运用理性、按照原则和合乎程序地解决问题。”这个“利益集团”手里拿着一叠中国在押政治犯的名单,又将方励之、刘宾雁、苏晓康等几个著名异议人士以及王丹、李录等几个“六四”学运领袖作为招牌,以募捐筹款为名四处招摇撞骗,为自己捞取名利,在美国过着奢侈糜烂、挥霍无度的生活。他们狡猾地把政治犯的个案摆在美、中两国的外交纷争之间,为双方讨价还价作幌子,配合北京当局玩弄“捉放曹”戏法,而实际上美国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便宜。为了不断打出“人权牌”,他们需要不断有人坐牢,然后进行舆论炒作,这种奇特的行业通常被称作“吃人血馒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群附在中国政治犯身上的吸血鬼,而刘青、Sharon Hom和Scott Greathead是这类吸血鬼当中最贪婪和凶恶的—-他们对“政治犯”、“良心犯”的利用和压榨,几乎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
“中国人权”理事会章程规定,每三年要换届选举主席,但刘青未经选举而占据主席之职达十三年。他结党营私,架空理事会的权力,为追究贪渎设置屏障。面对震耳欲聋的罢免呼声,刘青又给自己订了两年的“过渡期”,指定李进进预备接班。此前李进进一直在纽约华人社区经营政治庇护生意,与刘青原本就有利益交易。刘青曾经打算将另一名政治庇护业主潘绮玲拉入理事会,后来放弃。潘与刘也有长期的利益交易,刘的女儿(非亲生)一直从潘的办公室(11 East Broadway, 5 Floor, NY 10038)领取工资,却并不在那里上班,这和中国现今一些腐败官员的做法一样。刘青虽然掌管“中国人权”机构,却毫无人权理念,对办公室管理主任玮琳女士肆意猥亵和侮辱人格,侵犯她的劳工权益;还对前任理事王丹的同性恋私生活横加指责和辱骂;此外,民运人士张林的妹妹也曾向高光俊先生哭诉她遭受过刘青非礼。事后刘青总是拒不道歉,而设法以报酬换取对方保密。
心胸狭隘的刘青还经常不断挑起事端,对许多民运人士进行诋毁攻击,加剧了海外民运的分崩离析。居住在瑞典的莫莉女士几年前曾致函“中国人权”理事会,指出刘青“拉帮结派,自立山头,相互敌对”的问题,对此,Perry Link(林培瑞)也深有同感。他感叹道:“一个领袖把团体变成他个人的派系,敌视其他团体的领袖,结果使得为了共同理想参加团体的其他人全部离开。直到现在我才了解到,‘中国人权’内部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既然“中国人权”这个机构如今已无可救药,笔者认为,不如把所有辞职的理事都召集起来,成立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人权团体,并邀请那些曾经在创建过人权团体的知名人士一同合作参与—-这些人包括受刘青敌视和排斥的任畹町(“中国人权同盟”)、马少华(“保卫人权联合行动”)、吴弘达(“中国劳改基金会”)、杨周(“上海人权协会”)、鲍戈(“人权呼声”全国委员会)、卢四清(“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徐文立(“中国人权观察”)等,使人权成为大家共同的事业,齐心协力推动中国国内方兴未艾的民间维权运动。
蔡济泉
200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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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在本土及海外创立人权组织的情况资料:
“中国人权同盟”(任畹町,1979年,北京)
“中国人权”理事会(傅新元,1989年,纽约)
“上海人权协会”(杨周,1991年,上海)
“保卫人权联合行动”(马少华,1992年,西安)
“中国劳改基金会”(吴弘达,1992年,华盛顿)
“人权呼声”全国委员会(鲍戈,1994年,上海)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卢四清,1995年,香港)
“中国人权观察”(秦永敏,1998年,武汉)
“中国大赦”(张先樑,2000年,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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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2004年“中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名单:
方励之(中方共同主席,执委)、Robert Bernstein(美方共同主席,执委)、William Bernstein、Joseph Berman、Gregory Carr、郑心元、Scott Greathead(司库,执委)、郭罗基、韩东方、Sharon Hom(执行主任,执委)、胡平、Robert James、Harold Hongju Koh、Cheuk Kwan、Joel Lebowitz、Torbjorn Loden、李录、李晓蓉(执委)、Perry Link、刘宾雁、刘青(主席,执委)、Paul Martin、Andrew Nathan(执委)、Jim Ottaway、Nina Rosenwald、阮铭、Orville Shell、苏晓康、Anne […]

钱文军:小议芦笛先生的几个论点

Wednesday, February 17th, 2010

朋友老穆发来芦笛的新作:《只有中国能够救野蛮资本主义》。题目很吓人,读起来有些吃力,通篇使用的概念模糊交叉,借毛泽东的说法,是“用钝刀子割肉”。例如作者说:“(请注意,这儿说的‘革命’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和平改造)。”无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还是孙中山,所言之“革命”都是暴力行动,就连标榜“文化”的那场“大革命”,用老毛的评判也成“全面内战”。把“和平改造”搅合到“革命”里来,那么何以诠释“改良”?又如:“社会主义政策(不是指公有制)”,那么该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政策”了,如何定义?还有“啃啬无底”、“力薄儒”,所幸尚附了英文单词,否则不知它们属于哪路神仙。但,conservatives具有相对性,宗教的、西方的保守派姑且不论,中国的保守派亦有康有为式、慈禧式乃至司马光式。若到近几十年,相对于改革开放而言,保守派的帽子似乎已属于毛左。尽管写得云山雾海很难看出其真谛,但作为受尊敬的思想者老芦,其文章的本意是需要认真揣摩一下的。读过几遍之后,窃以为似乎明白了些,那些所见略同的意思不赘言,这里只说不甚赞同的意见。
先谈老芦本文的核心意思:“出国后,我对西方文明社会的实际发展史与现在的运作方式有了点肤浅认识,这才意识到,作为生产方式,社会主义没有可行性;但作为经济政策,它是对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调节机制。一个稳定的文明社会,必须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驱动引擎,以社会主义政策(不是指公有制)作为刹车,也就是以‘利’作为社会发展动力,以‘义’缓和社会矛盾。平时是‘利大义’,但社会矛盾严重时则实行‘义大利’。一个长治久安的正常社会,既不能缺少资本家的乏走狗,也不能少了劫富济贫的罗宾汉。后者的存在,不是一个简单的道义需要,同样有着功利效用。它不但能防止社会矛盾在积累为爆炸性危机前即能及时化解之,而且通过基本的公民福利保障,为内需设定了一个最低安全线,使得30年代那种使得国民经济彻底崩溃的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永不再现。”
借用老毛1957年9月18日接见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所咏:“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这年老毛几次述及类似的话语,包括对在莫斯科的留学生讲话里也说过,应该反映了他当时屈从苏联的心理,有修正主义之嫌。看得出芦兄大抵也有这个意思,意在调和,接近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主张。
我的不同见解是: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至今没有弄清楚的概念,或曰“模糊概念”,因此,衍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政策”同样不会概念清晰。唯可确定的是,这两个概念皆系阶级斗争理论的私生子,知识分子精神分裂的产物。二百多年来,为拼出一个高下,主义之争已经使人类付出了无以伦比的惨痛代价,它远比“羊子吃人”所拼凑的罪恶更为深重!二战以后,人类文明进入新阶段,人权概念日渐取代了主义概念,普世价值日渐覆盖了局部价值,我们为什么不能挣脱樊笼,从更为根本的核心价值也即人权价值出发,去想事说事呢?无论从资本主义的墙上挖砖补社会主义漏洞,还是相反,都无济于事,补不平齐的。例如股份制上市企业,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异化”的结果,那么也就可以推论说是社会主义异化的结果;恩格斯也推理说资本与经营权分离就顺理成章长入他的“科学社会主义”了。
老芦的思维仍陷在主义的框架里,弄出行文标题那样唬人的字句来确实令我怵然,文中还有:“如今中国实行的‘野蛮资本主义’(秦晖教授语)与18-20世纪初的血腥资本主义颇有相似处。”愣是要用这个主义的狗皮膏药去贴那个主义的疮疤,恐怕很难拎得清爽。我觉得此意不对,还是胡适那个名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有道理,尽管至今很难看到与我相似的见解,仍打算坚持下去。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吧!
今日中国奉行的是官僚阶级专制,坚持的是立足于世界之外,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不搭界,玩的是“中国特色”,也不按常理出牌,即使拿主义来硬套,怕也只能破绽百出。例如,制定一部宪法,根本没打算执行它,有利之条款拿来挥舞两下,不利之条款便束之高阁,还信誓旦旦要坚决抵制宪政那一套。该算是“主”何种“义”?且不细究“18-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是否真的“血腥”,却可以知道无论内政外交,现在中国压根儿都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倒是与那时的大清更接近:高度中央集权,官僚阶级垄断权力、资源,残汤剩饭准许民间享用一点,差别仅在程度上,如此而已。
关于社会主义的考证,现在已经追溯到古希腊去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就被归之于社会主义的源头之一,就连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也被一些中国学者纳入其中。相反,所谓资本主义却没有深远的根基可寻,它就是近代崛起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创造而非沿袭。鄙人已有文字说明过:不是资本主义创造了宪政民主,而是宪政民主创造了资本主义;反过来,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体制所获得的成就,又继续完善并推进了这个体制,证明了宪政民主属于人类文明的新阶段,其余者,即便不是反文明的也只是游移在文明边沿。我们可以无数次自我辩解说什么“初级阶段”、“探索的代价”,凭什么就不说人家也是“初级阶段”或“探索的代价”呢?恒古以来的霸道嘴脸罢了。
我压根儿不相信有过什么“血腥的资本主义”,倒是社会主义无一不血腥。倘若那个主义是血腥的,它早该灭亡了,恰如这个主义正因其血腥而日薄西山一样。芦兄所认同的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本来就是拾荒者的收藏,这一点,就连恩格斯本人后来也遮遮掩掩地未予否认,还倒打一耙赖英国工人阶级“贵族化”了。我在《资本主义再解读》里已有介绍,这里不再复述。一个基本的历史真实是不容否定的:宪政民主体制催生出来的资本主义,自它诞生以来,人类生存状况就突飞猛进地改善,即使《共产党宣言》也不得不承认。反之,社会主义体制从诞生之日起,“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无论列宁、斯大林对农民的抢劫,还是毛泽东对农民的剥夺,无一不是残忍的、野蛮的。所谓“消灭三大差别”,口号喊得震天响,至少“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两项,毛时代是空前绝后地扩大了。时至今日,还有“农民工”一词响亮地彰显工农差别,而浩浩荡荡的春运大军,又昭示着城乡之间仍存在鸿沟。
从另一个角度看,所谓资产阶级无非不过是一个非权力主义的人群,他们崇尚的信条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反之,所谓无产阶级则是一个权力主义人群,他们崇尚的信条是“唯我独左”,为获得和维持权杖绝不顾忌任何道德与人性的禁忌。从本质上评说,资产阶级同传统的权力观念作了最彻底的决裂,而所谓无产阶级不过是传统权力观的继承人而已。似乎应该补充一句:无论资产还是无产阶级,原本的经济地位定义早已被异化,转变为政治态度定义了:资本家恩格斯、封建贵族列宁都成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而火车司机伯恩斯坦、矿工赫鲁晓夫都成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鼻祖了。从文明进程上看,资本主义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而社会主义则是历史的反动。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独裁者包括希特勒在内都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并非无缘无故或偶然。
芦兄某些具体论述也是值得商榷的,如“这结果便是遍布欧洲的血汗工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大背景下问世的。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并非捏造,确为事实。”及以下,这种说法有人云亦云之嫌,哈耶克主编的《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已经给予足够的驳斥,根本之处在于马、恩拿着一条腿说是大象的全部。而且,甭管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除人类文明进程某个阶段所存在的一切问题,还在于社会主义所制造的灾难远比资本主义要多得多,至少,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奴隶主义都从未制造过风调雨顺的和平年代数以千万计的饿殍,此乃社会主义的专利!
即便美国那条铁路,中国苦力是因为所得高于本土才亡命天涯的,而且至今已作“文化遗产”的开平碉楼所代表的侨乡遗迹,许多是这些奔“金山”而去的苦力们寄钱回来修筑的;导致“卸磨杀驴,通过了排华法案”之主力恰是美国工人阶级的工会,除此之外何以不提鸦片因素呢?华人所聚之处无一不是鸦片烟馆林立,招人烦。根子在于,华人在母国之地位决定了其在住在国的地位,在家成天挨打的孩子,出外必受欺辱。芦兄在外的阅历远胜鄙人,冒昧地请教一句:以西方文化的成见,他们会尊重个性缺失的人吗?甭管他持有何种国籍。反过来问,那些个性鲜明的华人,在美国会受歧视吗?
“排华法案”也是个不实之词,因为它并未排斥非苦力的其他华人。例如台山人陈宜禧,在修筑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时从杂工升为管工、助理工程师。并获得积蓄,成为族叔陈程学在西雅图所办铁路附属公司合伙人,还数度请律师替苦力同胞维权诉讼,使他们获赔达27万美元之多。后回国投、融资建成通车130余公里的“新宁铁路”,至今仍被台山政府与民间纪念,与之一同被纪念的台山侨俊有130余位。教科书编排的历史都是扭曲的,不可全信。“要指望资本家靠道德修养约束自己,当然也有个别可能,但绝不可能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必须由制度管束,而制度要起作用,当然只能靠国家干预。”恐怕也说得过于绝对,美国的慈善已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世纪之交善款已经超过两千亿美元,绝不是制度管束出来的,而是老洛克菲勒等资本家引领出来的。而且,现在讲究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也是资产阶级折腾出来的。文明的国家需靠法制维系,法律只管罪与罚,制度只管游戏规则,至于道德层面的问题,制度管束也好,国家干预也罢,皆无能为力。
“毋庸置疑,人道资本主义当然没有血腥资本主义的效率高,这就是西方如今竞争不过东方的根本原因所在。”这话彻底没谱了。西方竞争不过东方纯属梦呓,就连温家宝也不曾下过如此断语。科技创新、知识产权,基本没东方什么事,仅此一点,就不存在西方竞争不过东方的可能性!薄熙来当商业部长时曾感叹“八亿件衬衣换一架飞机”,芦兄怎么比老薄更乐观?至于“人道资本主义当然没有血腥资本主义的效率高”也不知从何说起。典型案例是福特1908年发明汽车生产线,其流水作业线每一分半钟就能生产一辆轻便T型汽车。到了1915年,年产量便达100万辆,使得“旧时王谢堂前车,开进寻常百姓家”成为现实。福特公司的工人劳动量大大降低之外,薪酬一度高于同行业数倍,还开创了大规模批量生产的新时代!而那时恰是芦兄(抑或秦晖)所判读的“血腥资本主义”时代。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需要市场来滋润,所以利于人民富裕;社会福利是人民富裕的基本表征,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根本利益所注定的发展之一,跟“社会主义政策”不存在因果关系。
同理,人民富裕不利于专制制度,无论它打着什么主义的旗号。所谓“饱暖思淫欲”,人民一旦富裕就会不听话,就会产生权利欲望与要求。诚如孟子所告诫统治者:“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孟子•滕文公上》)这种仁政观,属于饲养员的学问,要点在“取于民有制”,是个度的把握。我理解“为富不仁”,人民富足了就不会同统治者(仁人)想到一块,就会离经叛道。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公有制,把全民的饭碗捏在权力手里,造成生活对权力的依赖,倘若谁敢调皮,用老毛的话说:“饿饭就是了。”
就拿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历史来说,首先是承继了“耕者有其田”这个传统的夺权噱头搞的土改,接着找到“新的贫富差距”因土地流转而日益彰显这个借口。我说它只是借口的理由在于,共产党从酝酿成立时就订立了“消灭私有制”这个目标,“革命阶段论”只不过是掩饰其言而无信的理由。于是开始了挂名合作化的集体主义实践,结果是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农民。所谓“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只不过是为了稳定集体主义而不得不为之的权宜之计,每一天都在准备推翻这个政策。“农业学大寨”就是打破这项政策的举措,一种“温水煮青蛙”逐步实现集体主义的举措。事实上,大寨的大队为基础的经济只有40%来自农业,40%来自官方对它网开一面的运输业,还有20%来自集体副业。即便如此,也没能解决它的吃饭问题,国家有形与无形的补贴维持了这个样板,例如派部队去免费“支农”,这是别的农村大队不可能有的资助。
“社会主义政策”的优越性体现在哪里呢?直至邓公首肯,农村重新回到个体主义的“大包干”,个体主义迅速地解决了集体主义导致的饥饿问题。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当年早就不知多少次狠批“三自一包”了,老毛若是醒来会一棍子敲死老邓及其胁从,恰如今日毛左们嚷嚷的那样,他们竭力攻击的正是改革开放所施行的网开一面政策。结论是:“社会主义政策”并不注重民生问题,它注重的只是保障政治意识形态的普及。
现今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背离了老毛那一套,而在于继承了老毛的那一套,而老毛的那一套却是从苏联批发回来的。邓公挽狂澜于既倒,用改革开放的举措挽救了濒于崩溃的经济,也就挽回了中国人的信任。问题在于,要维护继承的合法性,必须首先维护取得的合法性,这才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会“坚决抵制西方那一套”。然而,集权与腐败是一对孪生兄弟,自古以来就过不了这道坎。要长治久安,离开宪政民主还真没有别的好办法。更何况,人民越富足就越不能忍受权利的缺失,不是拼命扩大官僚阶级队伍就可以解决的,除非你能把它扩大到全民。不过那样一来,又走到宪政民主的道路上去了。
所以,窃以为,思考如何搬什么主义的砖来砌什么主义的墙是不现实的,太虚无缥缈。最现实的做法是不必理会那些主义,扔掉那些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理论,老老实实从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做起,我们的祖国必定前途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