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March, 2010

中共战略特务,成功破坏民运!

Tuesday, March 30th, 2010

中共战略特务,成功破坏民运!
中共战略特务徐水良,工作已经泡沫,!应该收场了。
赫塔·米勒写道:“因为我不肯做探子而被看成探子,我不肯盯梢的、想保护的人反过来诬陷我,这比拉我入伙、威胁要弄死我更加糟糕。”
有许多民运人士,对此深有感触。可惜徐水良就不同了!不但被中共收买成功,而且替公安出气,恶搞大多数拒绝被公安收买的民运人士。
中共要破坏民运,肯定会安插它的人员;包括收买为优先。但这样并不解决问题,要彻底搞乱民运;让民运不成气候,不是单单靠收买几个线人,能完全做到的,而是靠收买最高级别的线人,搞彻底的大破坏,才能成功。徐水良就是中共选中的高级线人。
因为徐为民运坐过牢,在民运圈长期混过,而且能出手文章,并且有知名度;将其重金收买,才能有七八分把握,可以把民运彻底搞臭搞烂,使其分化瓦解,难以形成气候,让国内外华人,对之丧失信心和希望。徐水良为中共的战略特务工作,成功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人人皆知的三大嫌疑中,来发人深思一下吧。
一、 93年,徐突然来上海炒股,它刚刚出狱,就财大气粗,冲入上海股市;而且天天坐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中的大户室里。当时若它没有三到五万现金投入,它是不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它炒股住在王雍罡家,它也亲自跟傅申奇、傅申平和王雍罡等人说,他带了三万。其实,它进入股市,达五万左右。之后与之一起炒股的上海秦林山,为此可以见证。不管这钱,是三万,还是五万,如此大的巨款;在当时的它,是如何有的?其次,当时它炒股,还有二个人,和它在一起;好像是股友,但又不是;那么是谁?莫非是给它炒股的东家,所派出的监督人?但绝对不可能是民间的资本家,因为他们害怕政治反革命;再次,徐水良也没有这福气,能认识这些人。
其二、它的出国,在中美的二大机场,非常可疑。不但在上海机场,走特别通道;而且到了美国,当时接与送
它的朋友,都亲眼目睹,有一个高个子,在神秘地护送它。以及它去美国申请的担保,不是海外民运朋友;而是其他海外华人,并且他也根本不认识;那么为它担保的神秘人,究竟是哪路神仙?其次,中共对政治犯的报复性很强,一般会对出国的人百般阻挠,最起码会给它种种的刁难;但它却没有,而且非常顺利,很快就出国来美。
据说,申请来美的外国人,一旦被批准,最多只能带上自己的配偶,但不能带上十八岁以上的成年子女;若要入境,将另外特别申请,但不能直接跟父母一起,同时移民美国入境。那么徐却能做到,成功举家移民,凭的是什么?
关键是它的第三要点。
即它出国时,已经五十多岁了,其经历过文革、经革,以及坐过牢,等风风雨雨;而且满腹文章,满脑经验,应该是个“知天命”的纯熟老人,有修养,有礼貌,有耐心,有风度。可它刚下飞机,就突然变来一个人,如同二十多岁的愤青,兴令轰隆,到处表现,不但要出风头,四处露面,并主动积极申请,加入王炳章的正义党,狂妄自大,什么都不怕;今天批吴宏达等人,明天要批刘青等人,最后批初来驾到的魏京生。
然后突然放弃对他们的批判,莫名其妙地转向自己的同党,恶搞王炳章,之后恶搞傅申奇;再后恶搞王希哲;然后大骂辛灏年。最后把正义党的所有人,都骂成是特务,将这个组织彻底搞翻。
看来正义党非常重要,中共对之恨之入骨。因为它不是名人,也不是焦点,而是一个公开宣传理性的暴力革命政党,主张恢复中华民国的革命组织。所以接受任务的徐水良,就突然转向,采用非常手段,即果断、有力和无情地将之颠覆。让所有人意料不到,并跌破眼镜。
它来美国,连电脑打字都不会,那么它当时怎么会天天有这么多的文章,被网上到处张贴呢;而且很多写作手法,与之平时的性格不一样。这些事情,大家至今记忆犹新。
然后,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接下来的十二年,它始终天天如一日,在网上到处乱反乱骂,以及马不停蹄,到处乱抓特务;同时又大骂共产党,以此来做烟幕弹,从而巧妙地保护了它。始终让人怀疑它是吃醋的需要,而不是中共战略特务的高明需要。
这就是共产党的攻心战,在民运中的成功。即让所有反共第一线的人,通过它的恶搞,个个成为所谓的特务而被严重丑化;使得民运的最大资源,即反共人士,一个个被其清理出民运圈子。剩下的在今天,就是这么几个人。而且形成各种“互相猜疑对方是特务”的小组织。民运气候,荡然无存!
让海外的反共人士,可以骂共产党,这是因为中共无能为力——管不着;但中共决不容许海外的反共人士,互相抱团合作,更不能让那些长期走在反共第一线的人,有好名声。那怎么办?就让被收买的徐水良,一个中共需要的战略特务,出来装疯卖傻的极左,通过乱抓特务,而一个个地搞臭他们。
要知道,凭徐水良的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如此大的非理性;凭徐水良等人,经历过文革和经革;不可能如此大的缺乏修养;凭徐水良的经历和阅历,人到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顺耳的年龄,不可能越活越愤青!更不可能在它五十,六十的年龄时,反而充充足足地表现它自己,是个一个政治愤青,还故意模仿人人憎恨的康生,到处肆无忌惮地恶搞所有人。这是相当严重的反常!
凡事跟他早期接触过的人,都知道它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和四十多岁的时候,与人相处,是非常谦卑的,人也柔和,而且很有修养;有造反派干部的风范。因此,它在我们中间,大家都对它十分尊敬。可是它出了海外,就一下子变了;而且变得莫名其妙的可怕。即哪里有它,哪有就有是非;而且是非得
相当严重。根本不是五十知天命、六十顺耳的老民运,该有的作风。也根本不符合它的原本心态,和其原本为人修养的处世行为。这是它最大的致命暴露。
还有一个重要补充:即王雍罡交代,在1983年6月,其厂首次集体旅游,去无锡和南京二日游。为此在旅游结束前,王告假离队,去看徐水良。徐亲自接待了王。徐家住在底楼,房子不大。当晚徐与王一起,住在它邻居家,因邻居家出门。它俩谈了很晚。第二天,一大早,徐去上班,王起身离开,从南京回沪。
还有,上海金鹿琪,曾经去过它家二次,最后一次,在82年初,即春节。还有上海袁辉,也去过它家,据说在81年秋天。所以,徐水良说,它在1981年5月逮捕,这根本是一个大谎言!
另外它的老同事,吕建中,都证明它是83年入狱的。但其厂里的侯某,(离职下海)在89年做生意时,就在杭州,亲自看到过它。这不知道是真假;因为吕建中本人,是厂长干部的共产党人。但徐水良编出81年入狱,肯定不是事实。
但有一个事实,是人人所知道的,即人家宣传暴力革命,它就极力批判和反对。人家宣传非暴力革命,它极力批判和反对;即人家宣传什么,他就唱反调骂什么。现在人家不说什么革命,只是帮助国内维权而已,它却天天鼓吹“起义”;它在诱惑谁上当呢?
它仇恨中华民国,又为什么要反台独?它仇恨孙中山和蒋介石,理由是什么?无非是对他俩的嘲笑和丑化;跟中共御用文人的反孙蒋,有什么二样?它反对儒教、佛教、基督教;反对民运中的一切理论,难道是它有多大高明?无非在误导别人思考。尤其它把这么多的民运老大,骂成特务;最后他们一个个被中共诱捕、或逮捕,或害死。可它依旧不摆手,还要对之长期不停的丑化;难道真的是因妒忌成疯?徐水良支持藏独,疆独,更应该支持台独,但它却拼命反对台独;前提是反中华民国;这一连串无理性的极大反常,仅仅属于可笑?还是属于可疑?国内有这么多人,在痛苦坐牢,却被他公开一个个骂为特务。
必须看清,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功破坏民运,是因为成功利用被收买的徐水良,让它成为中共的战略特务,使之长期久经不息地捣乱而所至!但徐水良的工作,已泡沫,已暴露,应该收场了!
李芳
2010-03-20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3&post=1052672
就算你是王雍罡,你和何永全一起当特务也是同病相怜。
我只在你王雍罡家见过一次何永全,一个小时。我没与他讲什么话。你们两人一个瘪三样。你事后还赶忙解释何永全当特务,把傅申奇送进监狱,是因为他报复傅申奇竹筒倒豆子,把他拉入监狱。后来大家讲特务,何永全以为大家讲他,只好主动坦白交待,说他当特务是出于报复傅申奇。
我与他从无任何来往,这样驳他,已经是很客气了。
徐水良
2010-03-21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3&post=1052740

钱文军:继续说几句

Tuesday, March 30th, 2010

拙帖《读郎教授博文所想到的》贴上博客,很高兴读到各种回复,尤其是诸多异议,故有另一些感想。
我或许有些问题没说透。本文只是凭常识粗线条聊宏观现象,经济是人类最广泛、最复杂的活动,不知多少万计的经济学家尚扯不清楚,何况象我这等门外汉?郎教授作为知名经济学家,本没必要跟三流歌星拼人气,到处危言耸听迎合某种情绪散布不实高调,老老实实去争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才是正道。估计他也知道自己没那本事,不如千方百计赚钱来得实在。以我的阅读习惯,逢郎咸平之文字都懒得阅读的,没必要浪费时间。所读几篇除了开头慕名拜读然后大失所望之外,全都是因朋友推荐并征求意见而费神。问题是他这篇文章所言现在似乎成了天经地义,CCTV张泉灵小姐宣读的稿件、《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新华社机构的播报,皆此论调。活生生的日本始终蹦哒在世界,理论家们偏要颠覆常识制造假象,于是便“急就章”凑成此文。
日本国内的经济危机被称为“失去的十年”,但说成二十年持续衰退至今尚未恢复元气则不实。至少《维基百科》也评述说:“2002年2月以来日本的景气一直扩大,创下了战后最长的景气复苏期纪录,不少企业创造了历史最好业绩。”《广场协议》签字5年后,也即地产泡沫崩盘当年,日本海外资本跃居世界第一,并一直保持至今已经20年了;日本的外贸顺差仍逐年上升:1985年为461.0亿美元,至1992年突破千亿大关达1066.3亿美元,支撑这些顺差的该是多大规模的本土生产量?
就连《人民日报》2005年9月所发表的《“广场协议”二十年祭》也认为:“但实话实说,‘广场协议’对日本也并非乏善可陈。日元升值提高了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使其成为其他国家外汇储备中的重要币种;日元升值使日本以较少的费用便可进口较多的资源,有助于日本克服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日元升值促进日本对外投资大幅度增加,在海外购置资产和建立生产基地,使日本海外纯资产迅速增加;日元升值使日本的人均GNP于1987年超过美国,提高了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难道这就是“停滞不前”或郎教授说的“彻底摧毁”?既然承认有这么些善可陈,又何须激愤不已呢?
从1979年12月,日本首批政府低息贷款2.2亿美元给中国,利息在0.75-1.5%之间。至2007年10月,该项贷款总额已达3.3万亿日元,按不同时期的汇率折算,约合1726亿元人民币。这些资金广泛用于中国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以及农村开发、环境保护、医疗、教育等领域,援助项目遍布中国各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而该年11月最后一笔463亿日元(约合美元4.1亿)低息贷款给予中国后,日本宣布全面停止对华所有政府贷款,理由是中国人均GDP已达2000美元。新华社的《国际先驱导报》载文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日元贷款发挥了作用,像拐棍一样,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可以撇开拐棍了。”它还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对华日元贷款曾一度占中国国家计划内基本建设投资额度的20%以上。恰恰在就郎教授们所谓“彻底摧毁”时段。
我的看法是:第一,日本遭遇的地产泡沫崩盘是真实发生过的,十几年中股市骤跌70%、房价跌了十四年,没人可以否认;它给日本国内经济所造成的损失也有目共睹,说危机说萧条都没错。但如郎教授那般说“彻底摧毁”则纯属胡说八道。且他的基调像是来自日本人吉川元忠的《金融战败》,这本书就认定泡沫之后果和二战战败相当,还有数据支持。第二,无论什么手段,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被“彻底摧毁”,即使是“十年浩劫”,也只说“到了崩溃的边沿”而已。除非本国国民愿意集体自杀。第三,日本遭遇“失去的十年”也不是一无所获,其中“走出去”就是极其成功的举措,而日元的大幅升值则有力地支撑了这个举措。第四,那时的萧条并非“美国阻击”或货币升值所造成,《广场协议》其他签字国全都货币大幅升值了,它们并没有遭遇日本那种情况;更遑论协议只要求日元升值30%,可日本人却顺水推舟将其最终升值了300%!也是美国人逼的?
有数据介绍说日本在海外并购除了少数几个失败的案例外,绝大部分都非常成功,全球500强约25%都有日资份额,至今,日本海外资产的收益已超过国内资产收益。日本人小心翼翼不说它的GNP,那才叫真正的“韬光养晦”。若将海外日资所创GNP计算进来,中国还需多久才能真正“超过日本”?而我们得意洋洋地宣称GDP即将超日本时,也忽略了这里面有多少份额是为日本GNP作贡献的。温相说中国的出口有60%是外企产品,可知我们的GDP并非都是自己的进账。实际上,中美现在的争执,与日美当年的汇率纠纷没有可比性,拿日本来说事是一种误导!
可以肯定的一件事,中国绝不可能学习日本“走出去”的经验。我们不具备日本所拥有的品牌权利、核心技术、管理优势、无孔不入的民企钻营敏感度和日元自由兑换的便利。能“走出去”的只有人力和资金,你不可能把众多的加工厂和农民工都搬到海外去,靠不惜重金办孔子学院根本不可能打造跻身具有竞争力的强势实体。唯有狂买资源,于是只有央企用纳税人的钱四面出击的故事,如申请国家巨额亏损补贴的中石油斥资170亿美元进军拉美。国企大鳄根本不习惯境外那些“工会陷阱”、“福利负担”以及“土地纠纷”,首钢秘鲁企业的遭遇可以在网络查阅;深圳市投资越南海防工业园区,满以为“同志加兄弟”的土地也是国有化的,尝惯了“画了一个圈”就万事大吉的滋味,便指望当地政府施加压力搞拆迁。谁知人家的土地使用权是永久的,政府无权强征。只好屈尊一家一家求爷爷拜奶奶,“深圳速度”几乎为零。
至于民企小本经营只能做些小生意,前不久我们的政治盟友查韦斯一声令下,委内瑞拉货币贬值一半!16万在那里经营小生意的华商全都欲哭无泪。而莫斯科大扫荡,华商们几十亿美元的商品付之一炬,我们的政府及愤愤遗传着毛氏制造的亲俄情结,都装傻。在中国习惯了的那一套,出去全都行不通,有精神的话可以看看秦晖教授的《从南非看中国:“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奇迹”》以及《“中国奇迹”之谜:“左右共赞”背后的共同困惑》,网上可以搜索得到的,我在这里便不多啰嗦。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所谓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的说道,也只是“3月15日美国130名议员联合呼吁财政部要求奥巴马政府在人民币汇率方面对中国施压;16日美国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舒默启动立法程序再度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要求财政部在4月15日的报告中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并非美国政府的决策或国会的决议。说句不客气的话,“两会”代表同样可以提出类似的提案,政府怎么做是另一码事。美国的议员不是人大代表,他们必须遵从身后选民的意见,尤其是以工会为主的群体的意见。要知道美国议会现在做的是“大头狗”,欧盟、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家早就摩拳擦掌要打这张牌了,即使这帮议员不嚷嚷,这些国家也要出手的。这次纠纷实质上不是中美问题,而是中国与世界的问题。
美国财长盖特纳3月24日在接受电视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中国将会决定其汇率。我们不能强迫其做出改变。”他表示相信中国会以自己的理由来决定结束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政策。此前,22日,温家宝总理已明确表示:“中国绝不盲目追求贸易顺差,相反,中国想方设法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是我们长期努力的方向。”人民币升值与否只是表象,其本质在于我们那几亿农民工太好欺负了,仅供糊口的工资他们还能省下钱来往家里寄,于是这些“血汗工厂”得以拿大量廉价货往美国等地批发换汇。这也是对我们“以不变应万变”的一种惩罚,很长时间段我们的官僚们似乎从不考虑出口商品的价格问题,抓紧长期入超之良机,逐步放松管制,将人民币向可兑换货币方向发展,这才有现在的被动局面。
例如去年奥巴马关于输美轮胎的关税惩罚,网上有浙江海关资料,2009年7月浙江出口轮胎346.2万条,价值7000万美元。均价20.2美元,折合人民币不到140元;按应诉美国反倾销调查时举证的数据:2008年中国出口美国轮胎4600万条,总价值 17.88亿美元,平均一算38.9美元;而输美轮胎中小客车轮胎约占51%,其余为重卡车轮胎,区分开来的话那价格基本同上。即使混算,均价亦不过265元人民币。中国人如今开车的也多了,谁都知道这个价格何等荒唐,查实你倾销根本不费力气。为什么不把价格搞上去,让中国的企业和工人多收入呢?大家压价抢订单,最终利益都被罚稅装入美国政府腰包里去了。还不止,至少印度、巴西、南非等国也都分别干了同样的事,只不过我们的愤愤只晓得反美无罪,不屑于理会这些三等国。
现在那些激愤的跟美国对着干的昂扬者,基本上都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主,我相信两国政府会理性地讨论出一个方案来,因为双方都是必须为本国利益负责的理性人士。只是,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是必须做的事,它不向自由汇兑的方向走,问题只会越来越多,摩擦也只会跟着频繁起来。另一方面,连本国货币都不可自由汇兑,又何从担负举足轻重于世界的责任呢?更别提那些取代美元的鼓噪了。今晚看了一下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的PK,挺激烈,不过似乎许多人尚未弄明白:过去,现在,乃至今后可以设想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人民币需要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而不是美元需要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的。既然如此,还是悠着点好。(2010.3.27)

钱文军:读郎教授博文所想到的

Monday, March 29th, 2010

有朋友推荐了一篇网文,是大名鼎鼎的郎咸平教授写的《是什么彻底摧毁了日本经济?》不过郎教授曾经抨击过,说许多打着他的旗号发的帖子皆伪作。
为了查证此文是否真的属于郎教授作品,搜索了一下,这才知道郎教授的博客还真不少,在新浪、草根、搜狐、网易等网上博客,郎文题名《是谁阻止了日本人说“不”?》,倒是在腾讯网的博客里,文章确实用的是这个题目。而且,属于发帖最早者之一,即2009年7月24日,改了标题的皆在此后。改动标题不知是否郎教授自己也觉得心虚?还有,即使改过标题吧,文中亦有“金融战就像一个核子弹一样彻底摧毁了日本经济”一句,应属郎教授的原意。
虽然不是新鲜出炉的文章,我没看过,便是新的,兼之类似意思的文章很多,“美国迫使日元急剧升值,进而造成日本经济长期衰退”已经成为国内传媒无需论证的共识,话题并不旧。
看到郎文原标题就不禁发闷:日本的经济何时被“彻底摧毁”过?即便是挨过无数炸弹加两颗原子弹,战败时日本的经济也没有被“彻底摧毁”。小林义雄的《战后日本经济史》里说战后日本生产指数相当于战前最高水平的10%;而日本官方1949年4月编著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所受损失的综合报告》则认为全国人工创造财富的1/4被战争所破坏,也即,1935-1945年所创造的财富全部毁于战祸。这两部学术专著之描述,比郎教授之“彻底摧毁”毕竟强许多,遑论其他?郎教授欺负大多数读者不甚精通经济学,在这里瞎忽悠。
至于郎教授所谓“1985年9月,美、德、英、法、日五国在纽约的广场酒店签署了《广场协议》”,以及“1987年12月10号,美国联合了十二个国家签订了巴塞尔协议,这个协议要求全世界的银行都提高资本率到8%”,所以导致“日本的对外收购噶然停止”,甚至“吃了第二颗原子弹”,“金融战就像一个核子弹一样彻底摧毁了日本经济”,更没有任何根据可寻,却成了一股天经地义的描述。
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株式会社执行董事高级副总裁山田泽明说:“日本最初的对外投资要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当时日元非常坚挺,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领域。到了上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海外生产基地以及出口中心建立。到了上世纪90年代,日本开始在海外建立一些国际专业体系,开始在国际上采购一些不动产以及文化资产。”日本保证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所长佐佐木伸彦说:“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那时日元汇率开始上升。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持续大幅度增值,日本的对外投资也在这个时期急剧扩大。到了1996年,日本企业的境外投资、在境外法人的当地产值规模甚至超过了日本的出口总额。当时日本企业对的外投资主要有三个方向,即不动产投资、金融国际化、生产的本地化。”阅读其他资料亦知,日元大幅升值恰是日本海外扩展高潮的动因与优势,天知道经济学名人郎教授根据什么唠叨“戛然而止”的!
1995年8月中旬,恰好是郎教授所说《广场协议》十周年,我们随王光英副委员长到访澳大利亚,在黄金海岸市华商会举办的晚宴上,该市市长略迟到了一会儿。他致辞时说因为市议会会议而迟到并道歉,接着告诉我们:市议会刚才通过了一项法案,暂停审批日本在该市新增投资,因为这十年来他们的投资太多了。市长同时表示欢迎中国企业到该市投资,借以平衡日资。我们在该市访问两日,看到比比皆是日本印记,日文和英文并存于各种告示牌上。市内众多大酒店,几十个高尔夫球场,神仙湾大片别墅及游艇,多是日本人的资产。我们所住海洋公园的酒店就是日本人的,华商会的人说,日本人坐飞机来打上一天高尔夫,连往返机票带吃住,比在东京打一场球还省许多。有同伴戏说,到这里差点以为到日本了。
今年2月28日,75岁的日本经济界元老、东京证券交易所会长西室泰三答《环球时报》记者赴日本特派记者胡锡进、黄蕾问及日本近20年来的经济低迷时,答道:“我也听说过这样或那样的意见。但我认为,情况未必是那样的。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结束前,日本的确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与当时相比,现在的日本经济规模是变小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国运’就到头了。回顾日本经济这20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日本企业的全球性商业活动更活跃了,规模更大了,这是20年前的日本所无法比拟的。从中也可以看到,日本企业的立足点发生了变化,它们从原先仅立足于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变成现在要谋求在世界强者中的生存之道。近一二十年来,日本主要的制造厂商在海外的销售量毫不例外地都在增加,他们面对的是全球性的市场。”
即便是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日本企业也没有停止海外扩张步伐,趁着日元升值约25%的良机大肆并购海外企业。比较著名的如日本武田制药(Takeda)斥资88亿美元现金,收购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千禧制药(Millennium Pharmaceuticals);日本第二大药商“第一三共”(Daiichi)收购印度最大的制药企业Ranbaxy。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Daiichi将全面收购Ranbaxy创始人Malvinder Singh及其家族所拥有的该公司34.8%的股份,并要约收购其他股东20%股份,Ranbaxy还计划向Daiichi定向增发现有股份4.9%的新股。交易完成后Daiichi控股Randaxy达50%以上,此次并购涉及总金额将超过46亿美元,是迄今为止印度制药企业规模最大的一起外资并购案。
各大贸易公司中,在并购方面最活跃的是丸红和伊藤忠。同年,丸红共完成13桩并购交易,约合35亿至36亿美元;伊藤忠在并购交易上的开支共达44亿美元,超过年初计划的27亿美元,其中包括11月斥资7.1亿美元收购了中国顶新控股公司的20%股份。据《华尔街日报》2009年1月6日报道:日本企业2008年在海外并购方面共花费了778亿美元,是2007年的三倍,也高出2006年的520亿美元。
须知,日本的海外并购行为皆民企举措,并非如中国官企那样是政府撑腰的行为。例如中铝吧,其副总经理宣布: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至2009年年底,中铝集团亏损120亿元:“中铝冬泳的成本是120亿元,但锻炼了身体,如果不是这场危机,中铝对市场规律的认识不会这么深刻”。好一个“冬泳”,120亿买回一个“深刻”。但并不妨碍其在海内外“挥金如土”,正常年景盈利几十亿的企业,刚花60亿买下秘鲁的铜矿,又斥资79亿吃掉云铜49%的股份,还悬着195亿美金跟力拓扯皮,且不论此前已经吃掉各省诸多大矿企业了,哪来的钱?别说民企休想白日做梦,就算真市场经济也没这种可能。再去寻思一下几大央企银行大手笔“剥离”不良资产,皆纳税人的钱填了大窟窿。中国特色好就好在这里,无论多大的死蛇烂蛤蟆,举国体制不声不响就掩饰掉了,不似市场经济那样会闹出金融危机来。
那么,日本自1990年3月开始的泡沫崩溃是否如郎教授所言是美国“阻止”的呢?日本人对此倒是真的说“不”。《东方早报》今年3月16日刊登了日本历史学家松本健一撰写的一篇稿件就是其中之一。他回顾了八十年代日本奇迹所带来的辉煌:“在日本国内,政论家、经济学家们诸如‘日本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日本将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下一个霸权国家’、‘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的发言层出不穷。”日本人被成就冲昏了头脑导至泡沫:“当日本人手头的钱变得宽裕时,土地自然成为投机的对象。当时,‘光东京23区的地价就能买下美国的国土,还能有找零’、‘卖掉皇居的话能买下加利福尼亚一个州’、‘日本国土的地价能买两个美国国土’等这样的说法层出不穷。在北海道空无一人的原野上,一块毫无用处的原本一坪(一坪= 3.30378 平方米)5日元的荒地涨到了一坪5万日元。涨了一万倍。”“这就是日本史无前例的泡沫经济。它的核心,是土地泡沫。”而不是郎教授所谓“美国阻击”,甚至日元升值都不是主要因素。
今日中国与当年日本何其相似乃尔!连腔调都雷同,所不同的,日本是不折不扣的市场经济,我们则是打着市场招牌的官场经济;日本人头脑发热得自己承担后果,土地泡沫一被戳破,“发烧友”自己买单。比如三菱买下洛克菲勒中心,索尼买下米高梅影业,更多的是日本本土的土地房产交易,高位吸纳者倒霉。我们这里政府是庄家,市场是闲家,“万里长城永不倒”,庄家下注不言败。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另一个问题:日本的土地属私有性质,泡沫中飞扬起来的土地收入大量进入农民的腰包,他们富起来了,内需必增加;中国正相反,政府垄断土地交易,一律征收后才得以进入市场,泡沫中获暴利的是政府,农民以及城市居民所得可怜,内需也增加不了。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暴力拆迁?豪夺民有权利是根本。
现在吵吵美国压人民币升值,像郎教授这类阴谋论者呼声极高。我们虽“没吃过猪肉”,却也见过“猪跑路”。凭常识不难判断,日本当年货币升值非但不是泡沫罪魁,因为国内买房买地与汇率无大关系,且正因为货币升值至少阻滞、降低了境外“热钱”介入的速度与强度。具有相反效应的是,日元大幅升值导致日资大量的海外收购。倘无此“走出去”的热潮,恐怕日本土地泡沫被戳破之后日本经济真的就被“彻底摧毁”了。如今海外已有一个“影子日本”存在,相当部分是靠日元升值捡来的。就算田中角荣当年那本《日本列岛沉没论》兑现,日本经济依旧不可能“彻底摧毁”。可以说,老美若是真的迫使日元升值,倒反拉了日本一把。
其实,人民币升值本来也是一个机遇,尤其是在政府鼓励“走出去”的当口。但它有害处。其一是政府损失严重,包括信用损失。2.4万亿的外汇储备皆用人民币支付过了的,其实是政府负债。哪怕人民币升值1%,相当于政府亏了240亿美元,也相当于市场上等值人民币过量,所谓通货膨胀是也。其二是例如中石油之类官企,进口石油折算价格低了,国内油价跟着降无异于勒紧了它的裤腰带;海外投资回归的钱兑成人民币也减收了。其三是出口加工业实在比重太大,在订单价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因升值而减收又不能减付工资原材料等开销,势必要破产一批,接着就是连锁的失业率上升,再连锁下去很可能国内本已严重的社会问题接着升温。对于老百姓,同样具有两重性:无涉出口收入者纯属获益,如出境旅游、留学受益更大;但靠出口谋生者就不是什么好事,甚至可能砸了饭碗。
犹如房价飙升,对于据说已占85%的有房户相当于财富增长,但对于准备买房者就是一场劫难。对于政府而言,却不失为吸纳过量纸币以防止或减轻通胀的手段。学者们教导我们说美国大量印钞以转嫁金融危机,可我们看见的是美元非但没有如他们所教导的那样在金融危机中贬值,反倒升值了;而我们自己的外汇储备,恰都是印纸币换来的,其量越巨,潜伏的危机也就越严重。它若是再升值,那危机就更可想而知了。
我们无妨看看人民币兑美元的行程:从1953—1972年底,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保持在1美元兑换2.46元人民币;1973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2.46元逐步调升至1980年的1.50元,为最高值。美国自1981年起采取赤字政策,实施紧缩通货和高利率、低税收政策,使美元不断升值,人民币汇率由1981年7月的1.50元下调到1984年7月的2.30元,对美元贬值了53.3%;再到1985年1月的2.80,逐渐贬值到1990年4.783;因大批引进外国设备和商品,1993年上半年我国进口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3.2%,出口仅增加4.4%,外贸出现逆差;外汇储备下降,外汇调剂价最低时1美元兑11—l2元人民币,同时全国平均生活费用指数上升了10.5%。1999年后徘徊在8.25左右,保持低位使中国外贸顺差大增。2005年略升至8.07,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为672.63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为382.97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已达7690.04亿美元,现在约为2.4万亿。此后为外贸平衡及国际反倾销压力,人民币逐步回升,到现在的6.80元左右。故,人民币的升值是相对的,贬值还是绝对的,远未探及1990年之汇率。
如今关于人民币升值情绪化、政治化论说很热闹,其实都是GDP惹出来的祸。国民收入长期、大幅滞后于GDP增长,政府吃肉屁民喝粥才会有现在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本来就很可怜的内需消费相当大一部分被房奴拿去“赎身”了,兼之教育、医疗保障微薄,有备无患的老百姓敢花的钱是刺激不了多大内需的。而外汇基本上都是官府的,人民币才是老百姓的依赖,升值的直接效果是劫官济民。
是否可以这样认识:中国过量的外汇储备弊大于利,因为它全攥在官府手里,不像日本那样大量攥在民间。日本民企不会让钱闲着,它们会不失时机把钱花在并购海外资产上,“堤内损失堤外补”,赚了大便宜;我们“不差死钱”,官企之暮气和腐败使得效率太低,略带风险的竞争皆很难保本,只好去买美国政府债券,认为它最保险,即使只能挣一点皮毛薄利。更因为传统文化遗传的自大情结与现行体制之意识形态色彩导致国际戒心极重,我们如同“地沟油”一般溶不进世界之水,根本无法具有日本“走出去”那种速度与效率,当然赚不到日本人所赚到那种海外便宜却不乏冤大头似的“交学费”、买夸奖。
据“沈阳市经济信息中心”的网络报道《2008年中国经济大事之--海外投资沦陷》介绍,截至2007年底,中国海外投资约一万亿人民币,到本来该是良机的2008年已经亏掉70%。另据《中国经济周刊》的消息:“在2008年,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损失也达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以国开行投资15亿英镑控股巴克莱银行为例,“截至2008年12月18日,巴克莱股价继续下挫,跌至1.4英镑,按2.82英镑/股的配售价算,国开行增持部分亏损近50%”;陈行长道:“我们对巴克莱的投资不是以财务投资短期盈利为目标,而是长期的战略投资”,无愧大家风范。那位拿6000多万年薪的平安保险总裁马明哲更牛,238亿投资比利时富通,至2008年12月只剩下7亿。马董《给全体员工的一封信》宣称:“各位同事,当前的困难是暂时的,也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希望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确保经营管理的稳定。中国是平安业务发展的主市场。”看来,“堤外损失堤内补”是官企正道。当然,毕竟还有一个盈利的,中国人寿放弃了对富通等的投资,选择投资VISA公司2.6亿,赚了50%,但可惜绝无仅有这一家。
市场经济不是说说而已,成败皆打拼决定,无论比尔.盖茨还是巴菲特,都不是组织部选派的干部。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断然拒绝“操控汇率”的指责,同时不能责怪官场经济的掌门人不尽心尽力,甚至连抱怨体制问题都不可以。李玉和道:“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遑论有13亿人打拼这壶酒垫底,“坚决抵制西方那一套”之决心更不会动摇的。
(2010.3.24)

丑陋卑鄙的小人物刘青,因受台宠幸而成民运大财主,养鹰犬门客不可一世,铲除异己不遗余力…

Sunday, March 14th, 2010

海外民运界震怒了
方励之、刘宾雁、王丹呼吁罢免刘青
2005年伊始,流亡美国的大陆民运分子们又再度爆发一场内斗冲突:方励之、刘宾雁、苏晓康、郭罗基、王丹、张伟国、丛苏、黄默、郑心元等八人分别以“理事”或“荣誉理事”的身份,一致要求罢免一个叫作刘青的人的“中国人权理事会主席”之职。《星岛日报》驻纽约记者以《方励之辞“中国人权”共同主席职位,不满账目》和《中国人权风波,方励之辞职,八理事要求罢免主席刘青》为标题,就这一事件连续发表了两篇报道。
● 恶性侵吞持续了十三年
总部设在纽约帝国大厦的“中国人权理事会”,每年都从美国及台湾的某些机构获得百万美元以上的祕密经费,用以配合美国国会抨击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以及资助那些反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异议人士及组织。然而,这些经费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却去向不明,疑遭人侵吞,而理事会主席刘青对此负有全责。方励之虽然也是理事会的“共同主席”,并且担任此职已达十几年,却对刘青的工资数目以及他擅自支取经费的情况毫无所知。直至2005年1月理事会召幵年会,在方励之等人的谴责声中,刘青终于被迫承认他擅自每年给自己幵出的工资竟然高达八万美元,而且,十三年来这笔年薪收入完全没有在美国报税。相比之下,许多早出晚归辛苦打工的海外民运分子目前仍生计无着,他们多年积蓄的血汗钱对于刘青来说衹是九牛一毛而已,刘青的贪婪和自私令他们大为吃惊。
一位居住巴黎的民运分子撰文称“刘青家里养的狗比驴还大”,借以嘲讽刘家的奢侈花费。不过,对此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文中的“狗”暗指陈破空,而“驴”则好比方励之,狗仗人势的陈如今早已不把方教授放在眼里了。刘青经常光顾美国新泽西州的几家赌场彻夜豪赌,而理事会原本设立的“人道援助基金”是否也被他换成了桌上的筹码,则永成谜团。长期以来海外民运圈内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刘青管经费—-对赌场最慷慨,对民运最刻薄”。在一月七日的会议上,理事们发现刘青所提供的中文账目和英文账目不相符合,竟有八万美元的出入差额。后来刘青虽然补交了他自行编列的“受款者名单”,但仍然缺少了四万美元!由于通常受款人和取款数目都是保密的,因此刘青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可以随意支取,无从核查。
刘青的弟媳储海蓝在北京留宿到访的民运分子张林时,床第之间曾说出实情:“他们给你三百、五百,而在那边的名单上却填着五千、一万。你出去后就明白了。反正跟着刘青不用愁钱。”尽管天机不可泄漏,然而没有不透风的牆,理事会向刘青发难迟早不可避免。这次方励之、刘宾雁、王丹等人要求罢免刘青的理由是:一,理事会章程规定主席任期为三年,而刘青却未经选举而连任了十三年,仍死赖着不走﹔二,刘青擅自将理事会的大笔经费祕密转移到由他自任“主席”的其它三个机构里,自挖牆角,严重侵害了理事会的利益。然而这一提桉遭到刘青一派人的阻扰,没有机会当场表决。于是,众多的理事决定于一月八日集体不参加年会以示抗议。但刘却趁机宣布连任“主席”,并“精减”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理事。
● 刘青的背后还有黑手
近一年来“中国人权理事会”里对刘青的罢免之声此起彼伏。继“执行主席”萧强拂袖而去之后,王丹也于去年一月声明辞去理事之职,期间王渝等工作人员更接二连三地愤然出走,起因都是对刘青的不满。既然有这么多人反对刘青,但为什么仍赶不走刘呢?原因衹有一个,刘青不仅仅是台湾政府控制大陆民运分子的工具,而且他的美国上司也暗地里参与了分赃,巧取豪夺巨额祕密经费。这次理事会的年会上便有一名美裔理事发言公然侮辱那些批评刘青的华裔理事,引起众人反弹。在支持刘青的人当中,有阮铭,此人因其激进的台独言论而受到陈水扁的赏识,在台湾被聘为“国策顾问”﹔有理事会驻香港办事处的主任Nicolas Becquelin,此人自称是研究新疆独立运动的学者,而实际上则是美方的一名高级情报官员。他们向台北或华盛顿提供的意见报告远比方励之、刘宾雁等更有份量。
一名理事指出,刘青没有按照年薪八万美元的收入数目在美国如实报税是违法的。刘青听后气急败坏地威胁他说:“当初我帮你在台湾‘救总’申请一次性补贴,你向美国报税了吗?要说逃税,大家都逃税!”据知,长期以来台湾政府通过一个叫作“中华民国反共救国总会”(简称“救总”)的机构给一些流亡美国的大陆民运分子发放生活津贴,而“救总”的这项工作在纽约地区是委托刘青来进行的,其目的是通过由刘青来控制一些民运分子,从而影响海外民运组织,为台湾效力。不过,这种控制手段有时候并不成功。刘青就曾多次用“你拿了人家的钱而不这样不那样,就对不起人家,就不道德”之类的话来训斥那些寻求独立的民运分子。然而他用上述那种“大家都逃税”的说法来进行威胁,这还是头一回,可谓大失常态。
事后另一名理事分析认为,在“中国人权理事会”里是不太可能以刘青逃税为理由来扳倒他的,这是因为有不少理事也是长年按月或者按季度接受来自台湾某些机构的祕密津贴。这位理事还透露,拿津贴的人没有一个把这种收入在美国报税的。他以还以讽刺的语气告诉记者:“你们是第一次听说吧?我可不是。给我们津贴的人知道我们不会在美国报税的时候把这笔收入算进去,他们会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保守祕密,这是为了我们自己。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故意让我们在美国犯了法,使我们害怕事情会被泄露,这样就控制了我们。”这位理事自叹“已经老了”,“干不了什么了”,希望以后年轻的民运人士不再走自己经历过的路。“等我死了你可以公幵我的姓名,”最后他不无感慨地说,“我就是靠这样的津贴在这里生活,这算是最稳定的收入吧。”
● 抢一辈子“人血馒头”
刘青究竟是何许人也?在“中国人权理事会”里,确实聚集了一批闻名遐迩的民运分子及专家学者,如方励之、刘宾雁、苏晓康、郭罗基、王丹、于浩成等。然而,担任“主席”之职的刘青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没有什么才学的人。虽然他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却连简单的英语问候对答也不会,有人甚至讽刺他“连26个英文字母都背不全”。这的确令人匪夷所思。十三年前这个面貌丑陋、内心阴暗的小人物初到美国时一文不值,身世卑微,直到他卖身投靠台湾情报机关之后,才得以在海外民运圈里出头露面。由于刘青曾经在魏京生桉件中受到过牵连,被判了刑,这段凄惨的经历加上潦倒窘迫的处境当时引起了孙丽玲女士的同情。孙女士把他引荐给时任“中国人权理事会”主席的傅新元,要求给刘青饭碗差事。傅是医学专家,他认为自己更应该把时间放在研究领域,不如索性把全薪的“主席”之位让给刘青,因为除了刘青之外,理事会里的人都有自己的事业。当然,傅并未料到,刘就职之后,偷偷给自己定的年薪竟然高达八万美元,而且一直向理事会隐瞒了十三年之久。
刘青曾假惺惺地向傅新元表示,如果以后国内有别的民运人士到美国来,他也会象傅先生一样,把“主席”之位让出来。傅听后深感欣慰,庆幸可以薪火相传了。其实刘青说出口的是一句反话,此后,他几乎把所有曾在国内创立过人权团体的知名民运分子(如任畹町、马少华、杨周、鲍戈、徐文立、秦永敏等)或者在海外同样从事人权活动而引起西方关注的民运分子(如吴弘达、卢四清等)都视作眼中钉,因为这些人都比他更有资格来主持“中国人权理事会”,刘青担心他们可能会受邀进入理事会,所以不遗余力地对他们进行诽谤诋毁和刁难。而早先就已经成为理事的王丹来到美国之后,曾一度被理事会看作是日后取代刘青的最佳人选,然而刘青却以王丹搞同性恋有伤风化为由,逼迫王丹辞职。另一个可能取代刘青的人选是“执行主席”萧强,他颇具活动能力,获美国褒奖,自然也被刘青打发走了。
刘青保住既得利益的主要手段除了铲除异己,便是向台北的主子証明他仍有控制海外民运分子的能力。为此他施展特务手段,雇用陈破空、吕京花、唐柏桥、李林、魏泉宝、张林、成志良、陈立群、高平等人监视和离间其他民运分子,甚至分别向《华尔街日报》和《TVBS周刊》提供对魏京生、王丹不利的新闻素材来搞臭他们。此外,围剿王炳章,也是刘青与胡平、薛伟、林樵清、胡安宁、倪育贤、徐水良等人勾结的一大杰作。刘青所做的这一切,并非要跟谁争个是非曲直,而都是为了争夺经费资源,吃一辈子“六四人血馒头”。一位知名民运分子指出,“六四血桉”以后,“中国人权理事会”设立“人道援助”的基金总额每年都达数十万美元,而实际被送到大陆政治犯及其家属手中的数额却不到其中的三十分之一,大部分都在美国被瓜分了,而刘青正是罪魁祸首。他说:“刘青跟万润南、徐邦泰、倪育贤、廖大文一样,是民运的贪污盗窃犯!”
李晓蓉
Jan.21, 2005

一篇震撼全球直销行业的热门文章 揭开惊人内幕

Sunday, March 7th, 2010

“直销圣经”直言不讳:人们盲从 大多是因为受了有组织性的误导
【编者按】有关揭示直销奥秘、传授直销技巧的书籍和论文数不胜数,更有各种精彩讲座经常吸引世界各地的直销商。而《借问传销人,传销知多少?》堪称经典之作,是所有经营直销网络的人们必读的一篇文章,人们称之“直销圣经”。
http://mlm1500.blogbus.com/logs/59599124.html

借问传销人,传销知多少?
● 曾背恶名 多被曲解
美国经济不景气,各行各业一片萧条景象,唯独传销网络暗潮汹涌,人气旺盛。各族裔溷居的纽约大都市,向来是各家传销公司的兵家必争之地。笔者曾特别留意过人口密集的法拉盛,那里几乎到了无处没有传销、无人不话传销的地步。有个朋友提醒我说,那些往日跟你生分的人,如果某日突然对你笑脸相迎,殷勤问候,十之八九是为了拉你去做传销。就连宗教场所也不再清静,王子街上的一间基督教活动室里,牧师所讲的不是圣经,而是人参粉和电费单。
传销到底好不好?可不可以做?各种看法南辕北辙。作为一种独特的商业模式,传销确实填补了批发、零售领域的空白。它通过熟人关系把产品及商业机会带入千家万户,似乎更为贴近社会生活。不过,相当多的人对传销依然存有负面印象,每提到它会立即联想起某些令人尴尬的遭遇—-死缠硬拉的追踪方式、夸大其辞的宣传手段、不切实际的致富梦想,以及抢人抢线的团队纷争等等—-它们令传销背负恶名,以至于许多从事传销的人有时以“直销”、“网络营销”、“加盟连锁”等别的称谓来给它改名换姓。
传销,其实就是凭借公司的背景、实力和产品,借助于销售组织的支持,从自己和下线会员的业绩和重复消费中赚取奖金的一种商业行为。作为一种致富途径、第二职业或家庭副业,或者作为一种抵税手段,传销确实能令一些人得到实惠。此外,品质优良的产品也会让消费者受益匪浅,比如获得健康或其它物质享受等等。通常传销人员都会把这些理由先摆在你的面前,让你无法推却。不过,接下来他们给你的资讯就未必都正确了,需要你自己来甄别,以免陷入误区。
● 不辨真伪 难免盲从
每家传销公司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来制造舆论,吸引公众。例如,雅芳、安利和Shaklee传销人员常说“老公司的制度相对比较稳定可靠,新公司说变就变靠不住”,而Monavie、Syntec和Diamond Rewards传销人员则说:“老公司制度较差积重难返,新公司制度革新容易赚钱”。环网、IPC和Local AD Link传销人员常说:“营养品公司每个月要订货,会成为负担,不能做”,而HerbaLife、丞燕和Mannatech传销人员则说:“没有产品的公司纯粹为了圈钱,玩金钱游戏,随时可能倒”。听起来似乎都有道理,可细细琢磨,又感觉似是而非。
Zija和Agel传销人员会告诉你:“营养品粉剂的要比片剂的更容易消化吸收。某些品牌坚硬的大颗药丸不仅吞咽困难,令肠胃不适,其吸收率也大有疑问。”而Trump和Enagic传销人员则会提醒你:“长期大量补充维生素D,可导致眼睛发炎,皮肤瘙痒,厌食,恶心呕吐,肌肉疼痛和乏力。”炳翰人参粉、诺丽果汁和Winalite传销人员绝不会跟你讨论产品单一的局限性,而Ambit Energy和Clear传销人员则会绕过关于地区限制的问题。唯有真正了解上述传销公司的人,才能听出经销商们的弦外之音,并解读他们态度的含义。
人们盲从,大多是因为受了有组织性的误导。例如,坊间流传说:“仙妮蕾德、Melaleuca的产品虽比美安、USANA好,但太阳系、矩阵制不如双轨制好做。”其实未必。注重发挥个人独立性的太阳系制度,一向被认为相对公平,内部矛盾较少。双轨制虽可上下借力,但对于团队的凝聚力以及系统则有更高的要求。上线若能“火从底下烧”,坚持点数下放,把线接在最底下,则可达成上下一心;如果上线私心较重,不为下线着想,那麽,团队随时可能因为一场争执而上下离心,进而散伙。
● 制度各异 慎于选择
无论级差制或太阳系,还是矩阵式或双轨制,都在不断演化和改进。近年来双轨制的传销公司发展较为迅速,但是,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仍明令禁止它们进入。双轨制还可分为多店制和一店制两种形式。在双轨多店制中,经销商业绩封顶之后,须另起炉灶才能赚更多奖金,这时容易跟下线产生矛盾。而双轨一店制则不同,通常业绩不封顶,实行无限代,但还是会出现长线与短线的矛盾。选择级差制的人亦有困扰,当下线的级别超过上线时,上线就没有了收入,上下形成恶性竞争。
通过研究制度,不仅可以推算出收入多少,更可预见团队今后将会出现哪些状况。常听一些传销人员说“上线可以没能力,但不可以没人品”,说明他们还只看到表面现象,而对制度缺乏足够认识。至于什麽“做美安,要跟着刘姐做”,“做RBC Life,要跟着小鲍做”,“做安利,要跟着陈太做”等等说法,就更荒唐了。说穿了,品行再好的上线遇到制度性问题时,也都束手无策。不过,贪婪的上线有时会把双轨多店制的网络搞成太阳系状,或者把双轨一店制搞成多店经营,使下线得不到借力,制度的优越性被人为葬送。
传销人员常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那麽,如何选择好公司、好团队、好制度、好产品、好时机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货比三家”。当你还没有了解三家以上的传销公司之前,最好不要急于决定加入哪一家;当你还没有比较过同一公司的三个以上团队之前,也最好不要轻易答应加入哪一方;如果你以前对此类产品不太留意,那就先去逛逛商店,看看市场行情再说。抢占先机固然重要,但审慎观察和冷静考究必不可少。一旦发现自己选错了公司,或者选错了位置,务必当机立断重作抉择,切莫因一时难以割舍而误了立业大计。
●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当你开口向周围朋友提起某家传销公司时,如果半数以上都表示听说过了,那就意味着这家公司在你所在的地区已处于“市场饱和”状态。你要麽放弃,要麽就往别处开拓新市场,才不失为明智之举。倘若执意留在本地发展,则难免会跟同一公司的其他团队发生竞争。强盛的团队最终会把弱小的团队吸走,这种情况在美安和USANA司空见惯。许多人“几进几出”某家公司,只为了换一个团队。弱势团队通常采取“闭门策略”,试图阻止下线与同行人员接触,实际收效甚微。
传销行业人际纠纷多,相互中伤的流言自然少不了。妖魔化旁线团队,诋毁同行的知名人物,向来是“闭门策略”的惯用手段。在法拉盛Starbucks咖啡馆内,人们经常碰见一秃顶男子,攀谈闲侃之余,便开腔谩骂USANA和环网的旁线人员,谩骂出走的下线会员。据传,数年前USANA公司开大会时,该秃顶男子曾与某王姓女士一起,对获奖人的照片涂鸦泄愤,险些引爆团队大冲突。市场饱和如此殃及同行情谊,不禁令人摇头兴叹,然而却不可全然归咎人性的缺失。
经营传销网络与经营传统生意相比,前者对于信誉口碑、人际关系、风俗文化、社区发展等诸多方面的依赖性远甚于后者。传销事业存在太多不确定因素,经常风云突变,一波三折。某一新产品或新制度一经问世,会立即吸引同行注意。只要推销方式得当,不需多时响应者趋之若鹜。但是,一旦上线下线之间骤起纷争,或者消极负面情绪悄然蔓延,也会顷刻间将大家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团队和未来梦想统统化为泡影。因此,能否形成互助互爱、注重诚信的团队文化,是传销事业能否长久稳步发展的关键。
● 人的事业 重在人心
在传销领域,一个乐善好施的老实人,往往比一个聪明的炒作高手,更容易打下一片坚实基业。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些传销团队聚集了一批抱投机心态的人,而另一些传销团队聚集了一批勤勉厚道的人,这跟团队核心人物的品行和素养有莫大关系。每当事业出现重大挫折,前者会成批跳槽而去,而后者则能历经坎坷,走出谷底。有些人同时加入多家传销公司,经常把下线会员从这家公司拉往另一家公司,每跳槽一次都拉走一批人,虽然自己能赚到“快钱”,但对团队却造成莫大伤害。
一些传销人员会拿出支票来给你看,声称自己赚到了钱,振振有辞地说“只有跟着成功人士走,才会成功!”姑且不论他(她)支票上的“业绩”有没有水分,如果忽略对其经商理念、为人品行及其所在的团队进行考察,便相信他(她)就是“成功者”,就难免上错船、搭错车。某些所谓“行家”一贯热衷于拉团队炒作新公司,而无意长期投入精力帮助下线发展。他们有时会要求传销公司委以地区代理权,或者建议更改分红制度,对下线会员抬高赚钱门槛,而使自己轻易获取暴利。这种人虽能口若悬河,却不可信赖和共事。
真正成功的传销人士,通常都是某支庞大团队的精神领袖,其言行举止之间透露着布道者般的谦卑恭敬,而非富商身上所特有那种的精明。在这样一个需要成百上千人的合作才能带来财富的特殊职业里,每一位致富者如果招来的不是无数羡慕和敬佩的目光,那就必然是无数仇恨和不平的诅咒。他(她)身上的优点和缺点都会被成倍放大,在团队里被不断彷效复制。一个受人尊敬的上线,会因曾经悉心帮助过下线向人推荐产品、建立顾客档桉、组织家庭聚会或创业说明会等等,而被大家念念不忘。
● 产品导向 逐鹿市场
当然,传销的立业根基乃是产品。适合做多层次传销的产品,一般都具有市场需求性高、重复消费率高等特点,如此才能保证公司有长久的生命力,经销商们可以获得永续收入。迄今大多数传销公司以营养品、日用品为主要产品,也有以能源、电器、通讯设备等为主要产品的。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传销公司不断研究开发高效能新产品,以致高品质、高价位的产品渐渐成为主流。经销商们决胜市场,手中不可没有先进而独特的产品。倘若产品已经落伍,市面充斥同类产品或廉价彷制品,那就只能强打公司品牌了。
以USANA为例,其主要产品为维生素、鱼油、钙片、葡萄籽、银杏叶、低糖饮料等,市场上随处可见,论品质价格难分伯仲,于是免不了与别家经销商起口角之争。在美安大会上,主讲人以播放幻灯片的方式,针对原USANA医疗顾问Lyle Mac William和USANA经销商Michael Colgan、Ray Starand等人合写的《营养补品比较指南》进行回击,批评该书刻意隐瞒长期大量摄取维生素、大豆异黄酮的危险性,并对综合维生素类产品作了误导性评比。抛开这种无为的争执,USANA要想说服公众相信它的维生素会比信誉良好的GNC以及全美各药房里的更有质量保证,亦非易事。
为了使自己的产品令同行望尘莫及,一些公司以尖端研发和新锐探索为发展方向,另一些公司则不惜重金抢购著名科研机构的最新专利技术,为争一先,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例如,RBC Life Sciences对于广泛应用Nanotechnology情有独钟,研制了Microhydrin、Immune 360、NeuroBright等等,其营养物质能够迅速渗透人体细胞,使抗氧化、免疫、修复细胞等功效增强百倍。而NuSkin则致力于重新组合人体内的青春基因群组,推出了ageLOC,有效延缓衰老过程。不过,由于高新科技日新月异,传销公司手中的专利,随时可能变为昨日黄花。
● 看似简单 门道颇深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人们对于那些宣称拥有高新科技的传销公司,应当考察它们是否具备长远纵深的研发实力;对于那些宣称产品品质优良的传销公司,则须考察它们是否达到行业所要求的所有标准。以保健品为例,因为“保健品不是药”,为了确认其原料是否均为无污染的有机植物和天然矿物质,而不含任何药物和激素,除了cGMP、FDA、NSF等认证之外,还必须看它们是否持有“USDA ORGANIC”证书。据知,许多传销公司都未通过“USDA ORGANIC”认证,通常只是在产品包装上印有保证质量的字样及老板签名而已。
传销给了人们太多的梦想,太多的意外,和太多的机缘,却也有太多的谎言,太多的假象,和太多的歧途,更有太多似是而非的概念有待厘清。当你听人讲“每个人都会经过多劳少得、多劳多得、少劳多得、不劳而获四个阶段”,听人讲“新产品、老市场一定比老产品、新市场好做”,或者“老公司、新制度一定比新公司、老制度好做”,听人讲“每家传销公司都有自己的拳头产品”,等等,都不要放弃独立思考,以免在不知不觉中被洗脑误导。
当有人信誓旦旦向你保证表示“你可以借助群体组织的力量来倍增业绩,获得多层次永续收入”,你不妨回应他(她)说:“那还得取决于你的群体组织是否一直在复制正确的心态和行为!”当一个曾经向你推荐过多家传销公司的朋友又来找你,声称发现了更好的公司,你不妨回应他(她)说:“你应当先学会推荐自己的人品,再推荐产品。”如果你已加入某家传销公司,正准备把某位朋友也发展进来,那麽,你应该先扪心自问:“我能信守对他(她)的所有承诺,自始至终象对待自己一样对他(她)负责吗?”
罗杰斯
2010年2月22日
http://www.zxiao.net/Topic-B70-T23957.aspx
http://docs.google.com/View?id=dhhcnvh5_0t8jfg93h
(摘自中国互联网)
http://book.icxo.com/bookpic/20067181636391816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