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January, 2013

[讨论]六四镇压的战争学原理–六九定律

Thursday, January 31st, 2013

逢六搞政治,逢九搞军事,镇压六四是一场必然的战争
共产党的周期律是“逢六之年搞政治、逢九之年搞军事”。且看抗日之后,四六年毛泽东完成整党,联合中国民主同盟向国民党发起政治攻势,四九年达到军力鼎盛又参与韩战;五六年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引发反右,五九年发动西藏战争;六六年打倒刘少奇,六九年挑起对苏俄的局部战争;七六年临死前还要批周批邓。七九年邓小平发动越南战争,成为其权威性来源。八六年胡耀邦被搞掉,开明势力整体崩溃。
到了一九八九年需要一场战争,为邓小平身后的解放军留下凝聚力。因为大陆实行三年义务兵役制,所谓三年一代人,十年一代神。如果制造一场战争,就有理由大规模调动军队,将军们战后就有共同的荣誉感,协同作战的整体性转换为对一个政权的认同性。最为珍贵的是生死与共的血肉情谊,拥新主立新功。江泽民五月三十日进京代理总书记,已经有资格代表党签字下令了。可见六四是其血与火的登基大典。邻国没有冲突,西藏不成问题,历史选择了北京的学生市民充当靶子,而且刻意选在六月三日[阴历四月三十日]晚上,没有一丝月光的恐怖之夜,无论民间如何努力平息事态,这场战争都是无法避免的,都要大开杀戒。
据吴仁华先生新书《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所载的军方披露资料,参与戒严的部队有:一个副军级建制的武警北京总队加上炮兵14师相当于一个军;一个军级编制的北京卫戍区(含3个卫戍师和1个坦克团),一个空降15军,十五个陆军集团军–第12军、20军、23军、24军、26军、27军、28军、38军、39军、40军、54军、63军、64军、65军、67军…共达十八个军的兵力。如果不是一场战争而仅仅是戒严,有什么必要动用国家常备军队的一半?
最后谈谈,为何会有逢六逢九的奇怪规律呢?根据周易,六为阴数之阴,九为阳数之阳。共产党是西洋舶来中国,要用洋历纪年而又符合中国规律,逢六之年搞阴柔的政治,逢九之年搞阳刚的军事。当然会有一年的误差,比如江泽民迟至一九九七年初为邓小平送葬,一九九八年的抗洪战争,算是提前过足了指挥的瘾头。到了二〇〇六年,江泽民文选三卷出齐已算盖棺,胡锦涛先生才能大搞政治。下面二〇〇九年前后的战争能量,就看胡锦涛如何释放了。
2007年5月15日原载《动向》月刊,6月3日发言于新西兰六四纪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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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六四镇压的战争学原理:六九定律
2007-05-09
草虾新作[六四镇压的战争学原理],发布于香港月刊[动向]70515,这是草虾研究兵法的心得,涵及政治学、军事学、战争学。阅读时可结合吴仁华先生提供的战犯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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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六政治,逢九搞军事–八九六四的战争学原理
题记:战争学与军事学是不同的概念。军事学涵盖极为广泛的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军事装备、军事人才…,不注重特定的时间性、实体性和目标性的考量。战争学需要研究 关于一个特定的战争实体[地域的、民族的、政权的],它所固有的战争周期律,一场军事行动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镇压学生请愿,动用了十八个野战军加上炮兵、空军,这决不是一次戒严,而是蓄谋已久的一场战争。
按照中共的周期律–逢六搞政治、逢九搞军事,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的根本原因,是邓小平要在自己有生之年,再搞一次大规模调兵行动,以此为身后的解放军留下凝聚力。至于“分裂党”的赵紫阳、“暴乱”的请愿学生和市民,只是充当一回军队的假想敌而已。否则何以动用十个野战军以及炮兵和空军?
[1.一九七九年对越战争的启示]
那时邓小平刚刚主政,最急迫的应该是发展国内经济。所谓越南勾结苏俄队中共南北夹击,也仅仅是争夺正宗的舆论争吵,自从这个世界上有了共产党就有了这种争吵,不是发动战争的充足理由。真实原因是共产党的金科玉律: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政权的血本都握于军队,国务院系统总理以下的文官都是随时可以撤换的。对越战争,让邓小平验证一下枪杆子是否得心应手、各级军官是否能适应调动、各级文官是否愿意按照军队需要而配合。虽然那场战争没有争得一寸国土,虽然消耗了无数的人命和钱财,但却是邓小平政权登基的合法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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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江蘇丹陽的蕭氏齊梁皇陵考證之齊文帝与梁文帝

Sunday, January 27th, 2013

江蘇丹陽的蕭氏齊梁皇陵考證之齊文帝与梁文帝
【此文為筆者舊作,寫於2009】
江蘇省鎮江市東郊的丹陽縣,有南朝齊梁兩代的蕭氏帝王們的皇陵十二座,其中佚名有二。一座在建山鄉金王陳村,墓内出土有砖画羽人戏龙、羽人戏虎、竹林七贤等,葬制相同于齊景帝、齊高帝,曾由罗哲文、罗扬著《中国历代帝王陵寝》考為齊和帝陵;另一座胡桥宝山吴家村,墓室中存有砖画飞天。到底是誰,未留名于青史卻能享有帝王陵寢呢?筆者以為,陵主失考的原因是,蕭氏皇族享有陵寢待遇的人頭沒有數清。
蕭氏祖先為漢朝開國丞相蕭何,原籍山東蘭陵,晉朝八王五胡之亂,遷至江南。主要名人:蕭道成,就是開國的齊高帝,其父蕭承之被追尊為齊宣帝,其子蕭賾(zé)為齊武帝;蕭道生(蕭道成的哥哥,早喪)被追尊為齊景帝,其子蕭鸞篡位為齊明帝;蕭道賜,其後代蕭衍就是梁武帝,殺掉蕭鸞諸子而篡位。筆者曾乘火車掠過丹陽遠望皇陵石雕,從未實地踏足。現在根據《南史.南齊書》《南史.梁書》,嘗試紙面作業,讓失蹤的齊文帝和梁文帝出土。
1】 齊文帝蕭長懋必定有陵
公元473年,蕭齊皇朝的武帝永明十一年,發生了三件大事:正月,36歲的皇太子蕭長懋死了;四月,蕭長懋長子蕭昭業立為皇太孫;七月,54歲的武帝蕭賾死了,皇太孫蕭昭業登基,剛死的皇太子蕭長懋被追尊為“世宗文皇帝”。次年七月,22歲的蕭昭業剛做了一年皇帝就被殺并廢號為郁林王,其弟蕭昭文被立為皇帝。隔了一年,15歲的蕭昭文也被廢掉且弄死。操縱這一切的蕭鸞,終於登上皇位。
齊文帝蕭長懋雖然命苦,做了死後皇帝,接著他的兩個兒子皇帝也都死了,但是蕭長懋應該是享受皇帝陵的。原因一,他的爸爸有帝陵,他的兩個兒子都有廢王陵,他這個血統過渡的世宗文皇帝也該有陵。原因二,他雖未登位但名聲特別好,兒皇帝蕭昭業被廢的皇太后令曰:“…太祖以神武创业,草昧区夏,武皇以英明提极,经纬天人。文帝以上哲之资,体元良之重,虽功未被物,而德已在民。”,另一個兒皇帝蕭昭文名義的詔書曰诏曰:“太祖高皇帝英谋光大,受命作齐;世祖武皇帝宏猷冠世,继晖下武;世宗文皇帝清明懿铄,四海宅心…”,蕭長懋的德聲之高,被蕭鸞借用以廢掉兩個侄孫皇帝,其陵當然也要建得莊重。原因三,蕭長懋蕭賾蕭昭業蕭昭文,祖孫三代四個皇帝接連死掉,屬於蕭氏的家族內亂,並未影響國力和朝政,蕭鸞操縱的朝廷有足夠的財力,作為長輩篡奪了皇位也要為他們建好陵寢,才能讓整個皇族和國家穩定和諧,沒有必要砍掉工程預算。原因四,禮制與朝政都是按部就班的,專門的文官負責辦喪事建陵墓,即:蕭長懋剛死就在家族墓地建造皇太子陵(規格高於王陵),半年後他父親武皇帝死了、他兒子即位、他被追尊為文皇帝,工程也就是在建造武皇帝陵的同時,順便增加一點皇太子陵的規模就成了文皇帝陵,不費什麽事。而且,蕭長懋的陵墓算是蕭氏皇陵較早的,質量規制都比較好。
丹陽建山鄉金王陳村的失考陵,葬制相同于齊景帝、齊高帝,陵主很可能就是齊文帝。該陵如果考為齊和帝陵,似乎失妥,因為齊和帝是蕭齊的末代廢主,被迫禪位給蕭衍之后、被封為巴陵王、再被殺掉,蕭衍即使能有好心為他建陵也該是王陵,不可能是齊代前期的帝陵。
2】 梁文帝是蕭順之還是蕭道賜?
《梁書》,梁武帝蕭衍登基以後,追尊了一位“太祖文皇帝”。蕭衍的兩代祖先–蕭順之與蕭道賜,誰為祖誰為父?對比《南齊書》和《梁書》:
【[南朝梁]萧子显】《南齊書.本纪第一 高帝上》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字绍伯,姓萧氏,小讳斗将,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也。何子酂定侯延…整生即丘令隽,隽生辅国参军乐子…生皇考讳承之,字嗣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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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毛劉周惡鬥之源:西安事變無關民族主義

Tuesday, January 15th, 2013

毛劉周惡鬥之源:西安事變無關民族主義
西安事變的精神價值或曰推動其發生的思潮,到底是什麽主義?我先聲明,我認為這世上跟本就不存在所謂的民族主義。因為“民族主義”假如是存在的,那麼诐使用之時,是從本民族相對於他民族而言的,那麼要看本民族是處於相對地位的弱勢還是強勢?如果是受害的弱勢,那麼一隻狗也知道保護自己的窩免遭侵犯,何況人呢?所以弱勢者使用的“民族主義”,根本是爲了自己免遭亡族滅種的種族主義。如果是施害的強勢者呢?不就是沙文主義或者納粹主義?還是種族主義。就如荷蘭人反抗西班牙爭取獨立,之後到了南非。所以,民族主義這東西的本質是種族主義,也就是生物學上的種間鬥爭,沒有什麽先進玩藝。
華文古籍說到其他“民族”這個意思,使用的詞彙是“某種”,諸如吐蕃種、蒙古種、回胡種,就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民族”這個詞彙是近代才有的,捉摸其意就知道,“民”是相對於“官”而言,一個“民族”就是一個官府之下的屬民,無官則無民。近代之所以有“民族”,是因為最大的官皇帝及最大的官府朝廷均倒閉之後,改行孫中山鼓吹的三民主義,所以“民”字就特別香起來鳥,屁民們紛紛覺得民主了嘛,自己就是小皇帝了?
看看西安事變的蔣毛張楊諸公,沒有一人可稱民族主義者,因為他們的一生事業都是忙於殘殺“民族”同胞。然而他們殺人的時候畢竟要有個旗號,不是劉備那個時代殺人的時候可以自稱皇漢嫡裔,所以只能一邊高喊“民族主義、中國人不殺中國人”,一邊伸出刀去殺到的只能是中國人。蔣毛張楊是最有資格高喊民族主義的,喊出來都是假的,何況他們之下任何人還能喊出真的嗎?當然,他們是強者大人物,知道自己就如上面的嫖客一般吼著愛情,那麼弱者呢那些賣命的臣民士卒,的確也有真喊真信的,但也因為他們是弱者,或因昧愚或因诐迫,只能喊這些玩藝,就如身下的小姐呻吟的也是愛情。
西安事變的史實資料,現在都很清楚了。當時中國的軍閥林立,最強的是蔣記的俄式黃埔軍,其他軍隊也或多或少的受過俄式訓練,那是當時的潮流。楊虎城是草根刀客出身的倒灶兵痞,跟他的老上司馮玉祥一樣,有奶就是娘。張學良是紈絝出身,只知道以權謀色,不像老蔣那樣懂得拿性交作為勾結洋人吃軟飯的捷徑。毛澤東專以黑打為樂,打得天下大亂最好。當時的局面,是老蔣明喊“攘外必先安內”,命令張楊與毛相殺。張楊毛合作的西安事變,得手之後的狂喜,是要召開公審大會,槍決老蔣。他們如果信奉半點民族主義,也該知道一旦殺了老蔣,中華民國就是一盤散沙,就不存在抗日的民族中堅鳥。
張楊毛當時的主義是“國際主義”,即殺掉英美走狗老蔣,依託蘇聯成立蘇維埃西北聯邦­(注意這個西北聯邦是以新疆的盛世才為楷模),讓華東的英美帝國主義走狗與日本帝國主義走狗去殺吧。他們以為,殺了老蔣,才是徹底貫徹了“武裝保衛蘇聯”,因為沒有了蔣記黃埔的抵抗,日本可以長驅直入華邦,幹嘛還會去背上伐俄呢?
但是,他們都沒有料到的是,共產國際的主義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變臉,從列寧主義的讓自己祖國失敗,變為斯大林的愛國民族主義。秉承旨意的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羅夫為支共欽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亦即民族主義的出籠,而且要賭咒發誓擁護老蔣擔任統戰的統帥。劊子手要把囚犯押赴刑場的時候,突然挨了兩記大耳瓜子,得到命令趕緊為囚犯鬆綁,還要下跪,磕頭求饒冒犯之罪。張楊毛趕緊訂立攻守同盟,銷毀策動西安事變的往來罪證。
我們看看毛澤東的處境變化就知道了,他是匪酋中第一個到陝北的,所謂先到為君後到為臣,立刻成了說一不二的陝北土皇帝,而且策動了西安事變,立刻驕狂不可一世。但是,天上掉下個太上皇王明,手捧“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聖旨。此時,毛澤東策動西安事變的得意業績,已經變為破壞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萬惡大罪,隨時可诐王明等等國際派摘下腦瓜,所以忽而變得身段柔軟低聲下氣,處處高呼王明同志萬歲。。。
所以可曰,西安事變的發生是因為國際主義,和平解決是因為“民族主義”。只不過,這個“民族主義”是共產國際的另一張狗皮膏藥而已,從“摧毀本國抗日力量、對日綏靖以求武裝保衛蘇聯”變為“動員本國抗日力量,對日抵抗以求武裝保衛蘇聯”,因為需要“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所以需要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以,這個“民族主義”其實還是國際主義。
所以可曰,西安事變的發生是因為國際主義,解決還是因為國際主義,從頭到尾無關民族主義。也因此,才能明白共產黨在文藝界的左聯惡鬥,一方是周揚等鼓吹擁護老蔣抗日的“國防文學”,另一方是魯迅等鼓吹抗日旗下繼續反蔣的“大眾文學”。不要小看這點微妙差別,它決定了中國後來半個世紀的命運。因為共產國際的政策轉折,導致毛澤東在西安事變作用的功罪反轉,此際毛澤東憋下的惡氣,從延安整風整頓那些鼓吹國防文學的文學青年,一直到文革都沒整完。
西安事變為何在毛死之後才拿出來炒作?皆因此乃毛澤東轉勝為敗的心頭恨事。毛因發動此事而低頭,周解決此事而抬頭。說句題外的,西安事變之後共黨內鬥的變化,乃因劉少奇的崛起入局以致出局。劉少奇的崛起,又是因為“堅決破壞統一戰線”的策動八路軍新四軍發動黃橋事變消滅國軍萬人,引起國府報復,誤殺了“堅決服從統一戰線”的皖南新四軍萬人,導致新四軍從周恩來到劉少奇的轉手,奪槍之恨。這也是文革之際周恩來要殺劉少奇的因果所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