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军:资本主义再解读

如今国内舆论谈论许多主义,仅我看见过的,除了官方反复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外,还有董辅仍提倡的“市场社会主义”,高尚全所说的“民本社会主义”,乃至李锐、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三项非官方的提倡,言语中无不渗透着提倡者那份忧国忧民之心,也不失对现体制的劝善之意。但阅读中总感觉到有些不得要领,于是也想凑一份热闹。

一、 先说资本主义的定义

资本主义这个词,它的定义从来没人能解释明白。据学者们考证,首先赋予这个词比较明确的含义的是1850年,L.布兰克定义其为“有些人拨用资本,不让别人介入。”1861年蒲鲁东进一步定义:“一种经济与社会之体制,当中劳工以劳力使资本产生作用,使之成为收入之来源,而此资本主义不隶属于这些劳工”。马克思最早使用它是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里,没有确切定义这个词,似乎仅代表“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而已。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以及《资本论》第二、第三卷里亦有涉及,但这几部书都是恩格斯整理出版的,难免会掺入恩格斯的意见。可以断定的是,马克思确实不大喜欢、至少不是经常使用这个名词的。进入20世纪后资本主义被视作与社会主义对立的社会形态而提及,不过愿意使用这个名词的学者并不很多,倒是在列宁的地盘屡屡提起,作为革命的标靶。真正热闹起来的还是二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成为冷战思维的主旋律,几乎整个世界都被困扰。

黄仁宇先生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开篇就发了一段议论:“‘资本主义’是一个常用的名词,不时出现于众人笔下和口语之中。可是要给这名词适当的定义,则非常困难。不仅各种书刊作者坚持己见,即使我们引用到‘资本主义’这四个字,也可能前后用意不同,更害怕旁人顿生误解。”何以如此?我的感触是:当人们习惯于使用一个概念之后许久,忽然发现这个概念并不严谨,不断发生与现实的冲突,这才有黄仁宇先生所描述的窘境出现。然而又似乎无法取代,处于积重难返的状况。

1904年起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定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经过改革的天主教不再坚守集体主义而允许具有良心的个人主义,从而奠定了资本主义精神。但他并未试图为资本主义下一个定义,只勾勒出一个个体精神的轮廓。另一位德国学者马克斯.舍勒则强调:“资本主义首先不是财产分配的经济制度,而是整个生活和文化的制度。”自1926年《不列颠百科全书》对资本主义作出解释之后,各种定义陆续被提出,皆从经济上探讨其含义,给人的印象是一种经济模式。在马克思的理论圈内,也强调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算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于是资本主义又被认为是一种生产方式。
被公认权威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定义资本主义:“主要由在自由市场中竞争的私有企业所构成的经济制度。”同时强调:“资本主义不应与市场经济本身混为一谈。它以企业的劳动者和所有者相分离为先决条件,这就有别于各种农业经济和基于合作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黄仁宇先生自己给资本主义所下的定义是:“十六七世纪以荷兰及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趁着宗教改革之发难,将封建制度的残余社会力量一扫而光,代之以新社会的国家组织与经济体系。这种组织与体系,以‘资本主义’称之。”这个定义被大陆许多学者采纳,用以取代毛时代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定义。但仍不甚明了,需要拿英国、荷兰的体制相比对。但这个比对有问题,比如美国就没采用君主立宪模式,法国、德国也都各行其是,却没能摆脱资本主义这顶帽子。

阅读范围愈扩大,我们得知,所有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其实不过只是西方知识分子灌输给我们的论述而已,在中国,所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皆属鹦鹉学舌,无一原创。鉴于西方言论自由的环境,见仁见智的论述必然导致黄仁宇所描述的状况。抱定西方一种定论反对其他西方定论充其量不过是啦啦队的角色,并没有“中国特色”在内。

二、 批判资本主义的舆论根本在反对工业文明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甚至可以追溯到《圣经》。例如《新约全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有这样一段:“因为我们没有带甚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于上帝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这段话是理性的,它从道德层面上奉劝人们节制贪欲,追求高尚的思想境界。宗教界据此指责人欲之恶,在资本主义尚未萌芽之前便已家喻户晓了。
这就与韦伯的论断相悖,资本主义非但没跟新教玩到一起,恰恰相反,还放纵这个戒律里的“罪恶”。因此,可以看成资本主义尚未问世就已经被批判;或曰:它是逆传统教义而生的,“生不逢时”于是必然会被满脑子“真道”的知识分子们讨伐。资本主义精神认可人欲有恶的一面,但可以借助法律与道德加以限制,禁止它则不可取,那将有损人权而无助于发展。这样就奠定了它的反传统属性,遭批判是难免的。

欧洲的知识分子一度曾将资产阶级与犹太人捆绑在一起,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就写过《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大作,借助传统的反犹舆论无情地给资产阶级泼了一头粪水。恩格斯在其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2版所作序言里仍说道:“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的那些小气的骗人伎俩,那些使他们在本乡本土获得很多好处并普遍使用的狡猾手段,只要他们一来到汉堡或柏林,就会使他们陷入困境。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他就会发现(至少在不久以前还是这样),要想廉价购入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腕,虽然这些手腕在他本国被看作生意经智慧的顶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P367)言下之意,犹太人之恶劣尚不及资产阶级之万一。
读罢西方近代史的若干著作,我们得知那些被称作资产阶级的人群其实只是一些富裕起来的草根阶层。莎士比亚有一句经典名言:“一夜可以造就一个暴发户,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讥讽的正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尽管16世纪后期尚无这个阶级称谓,但那时英国已经有不少贵族之外的新富人了。他们趁着《大宪章》之后人权环境的改善自主经营,靠羊毛及其制品的贸易富起来,亦跻身于贵族的圈地运动中,遭白眼受指责可以想见。莫尔在《乌托邦》(1516年)里已经在谴责“羊吃人”了,沿袭习惯思维指责这些平民暴发户是毫不奇怪的。
但我们找不到资本主义的生日。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承认:“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不过他们没有涉及“一系列变革”是怎样产生的。随着自由权利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日渐兴旺,尤其是工业革命和世界贸易的增长,平民出身的“新兴资产阶级”越来越多,跻身政界者也随之增加。及至马克思宣布它应该被消灭之时,它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于是只得以“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笼统代之。阅读过许多专著之后,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一种自然演进的社会体制,完全不像社会主义体制那样是人工授精产生的“试管婴儿”。

而这种社会体制引起人们注意也是工业革命兴起之时,事实上,工业革命应该是资本主义体制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因。史学界普遍认同资产阶级革命始于1640年,到1688年结束,也即英国的“光荣革命”。我们姑且采信这个论断,相信资本主义自此确立。随后,1733年J.凯发明飞梭,织布效率提高一倍;1767 年J.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1769 年R.阿克赖特发明水力纺纱机;1771年在克隆福特创办第一个机械棉纺厂;1769 年,J.瓦特发明蒸汽机,取得划时代的技术成就, 1776年制成单动式蒸汽机,1782年又制成复动式蒸汽机;1785年发明的卡特赖特织布机使棉纺业开始使用蒸汽机作动力,并逐步扩展到化工、冶金、采矿、机器制造、运输等部门,被认定为工业革命兴起。

实际上,对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批判基本上是对工业革命的批判。首先开始这种批判的是教会,它虽然曾经横暴专制打压“异端邪说”,但却致力于关心并救助贫弱,为赤贫者提供食物,致力于救治患者,提供普世性教育,而且都是免费的。教会行善的经济支撑来源于教会的税收以及从富裕阶层动员的捐赠。神父们不断地展示穷人的悲惨境地,伴以对富人的谴责,这种谴责因工业化产生的新的富裕阶层而演绎,更因大工业搅乱了原有的生活秩序而升级。于是就有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与封建主一道去踢资产阶级屁股的状况。

随着旧贵族日渐衰落,新兴的资产阶级不断壮大,这种谴责也就日益集中到他们身上。尤其是知识分子,纷纷以大工业工人悲惨境遇为主题撰文抨击,就连那时英国某些大学教科书里也载有:“对于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来说,实行这一政策(自由放任政策)的结果就是低下工资,在肮脏的环境下长时间地劳动,及大量妇女和少年儿童从事那些有害于他们身心健康的职业。”马、恩更是其中佼佼者,悲天悯人地从报纸上辑录工人的悲惨境地的报道,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满足于解释世界,更注重于改变世界,这才有马克思主义的提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直接从珍妮纺织机的发明开始,逐一地数落了导致工业革命的每一项发明,控诉其导致英国工人极其悲惨的生存状态。我们阅读《共产党宣言》第一节,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先生对工业文明的控诉:“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而《资本论》则更加系统地从理论方面强化了这个指控。
然而所有这些指控都是片面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哈耶克在1954年曾编辑出版了一本论集《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这本书辑录了考察英国工人在工业革命中生活状况获得改善的实际情况的11篇论文,论者之一哈特威尔说:“这种反资本主义的精神本来就不是源于日常体验,它是知识分子炮制和传播的一种人工文化制成品(cultural artifact)。”哈耶克本人在本书《导论》中亦断言:“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却并非取决于客观事实本身,而取决于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关于历史的记录和解释。”

哈氏列举了伦敦的激进的库克.泰勒夫人注意到那些披露兰开夏工业区工人极其悲惨的生存状态以及工厂主极端暴虐的文人们基本上都没有到过兰开夏,于是不顾他们反对于1843年亲自前往考察。然后记录了她所看到的真实情况,泰勒夫人写道:“现在,我终于在工厂、在他们的住所、在他们的学校中亲眼看到了这些工厂工人,我完全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要为他们奔走呼号?比起其他劳动阶级来说,他们穿得好、吃得好,行为也更端正。”“轻信、传播报纸上的话,这样的人太多了,他们从来没有费心思探究一下,报纸上说的是真是假。”哈耶克直言那些悲天悯人的报道是:“一个最离谱的超级神话,人们一直用它来贬低令我们当今的文明受益匪浅的经济体系。”

孟德斯鸠曾说:“如果读英国的报纸,会以为那里明天将爆发革命。”恩格斯在1845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序言里承认他的资料主要来自自由党的文字资料。根据这些文字恩格斯预言英国革命即将爆发:“我坚决认为:现在已经间接地以个别小冲突的形式进行着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在英国成为全面的和公开的战争。要想和平解决已经太晚了。”到1892年又不得不对其预言落空做出辩解。罗素在《自由之路》里说:“假如我们想要现在去寻找类似于马克思在书(《资本论》)中大量列举的那些反映资本家的残暴的例子的话,那我们恐怕得到热带地区或者至少到仍有落后种族可以剥削的地区去搜集我们的大部分材料了。”可他也曾相信过那些宣传,附和说:“工业革命在英国和美国都造成了难以言表的悲惨状况。”自己本是工人的伯恩斯坦则指出:“我们必须如实地看待工人阶级。他们既不像《共产党宣言》所描写的那样一贫如洗,也不像他们的奉承者所吹捧的那样没有偏见和弱点。”

从宏观上看,工业革命改善了生活状况首先带来人口的增长:17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大约400万,1801年达到890万;1851年达1790万;1911年达3900万。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2000年计算,过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两千年人类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无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贫困人口的生存状态被说得多糟,1979年彼德.汤森发表英国贫困调查报告,如果英国家庭不能实现以下生活,即处于贫困线以下:远离常住地的旅行度假、举办家庭宴会、拥有电冰箱等家电、住所设有独自的房间、独立的淋浴间或浴室。2008年世界银行调整后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为每人每天生活费1.25美元,约为人民币3100元/年。要知道我国今年刚调高后的贫困线仅为年总收入人民币1067元,已被歌颂不已,然而只约等于国际标准的1/3。应该能够想象资本主义问世以来对于人类生存状况之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先生坐在伦敦的图书馆里搓地板,却从未考察过任何工厂,完全靠搜集报纸上的负面报道组织他对资本主义的揭露与批判。一个颇滑稽的场面是: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与革命家,他们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披露并抨击工业文明所导致的苦难,另一方面却不断地为社会主义体制所造成的灾难辩解,称之为未来幸福的代价。凉水煮青蛙,当遥远国度兴致勃勃的劳动阶级终于意识到革命给他们带来的苦难远甚于传闻中工业文明所导致的苦难时,代价已经无可挽回。

三、 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起源

长期以来与资本主义搅合在一起的是市场经济,产生这种混乱意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作要素是私有制、以利润为生产目的、交易体系完全以市场价格为标的。我们有必要重复前面所引《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定义资本主义时强调的:“资本主义不应与市场经济本身混为一谈。它以企业的劳动者和所有者相分离为先决条件,这就有别于各种农业经济和基于合作所有制的社会主义。”

但资本主义离不开市场经济,就像所有其他社会形态都离不开它一样。只是市场经济早在很古老的时代就已经产生,古代阿拉伯人几乎垄断了地中海贸易圈,波斯人也几乎是以商业为命脉的民族。尤其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在中国。中国的商品经济在战国时代已经相当发达,台湾经济史学家侯家驹教授甚至把这一时期称为“重商主义”时代。延续下来,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从未缺失过市场经济,包括对外贸易。汉代就有丝绸之路,唐代开始,中国的海外贸易更居世界之首,仅黄巢乱军攻占广州就杀害阿拉伯商人及眷属十余万人!北宋张泽端所绘《清明上河图》,真实地记载了市场之繁荣。元、明、清更无须细论了,若知道郑成功家族当年在从日本到南洋的海洋贸易盛况,西方诸国加起来也自叹弗如的。据《福海事》等明典籍记载,郑芝龙拥有船舶千艘以上,遍布日本直至南洋诸航道。仅1628年10月1日他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签订的一个贸易合同,货值白银22.3万两,除少量以胡椒易货之外,荷兰人尚需付白银约20万两。乃至英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都争相与郑家建立关系,以利开展贸易。到1830年代,人类有案可稽的第一位世界首富即广州行商吴冰鉴,英人估算其浮财就达500万英镑,恰等于1890年48个大工厂合并后英国的制碱业托拉斯的总资本,而且还在六十年之后!它当时却是欧洲最大的企业。此前世界白银大部分流入中国,市场经济不可谓不发达,但拥有世上最悠久的市场经济的中东、中国等地,非但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反倒成为抵制这个主义最坚决之地,应该能证明市场经济并不能产生资本主义。
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对此的解释是:集市、店铺和小贩之类属于低级市场,而高级市场则指交易会和交易场所的市场。只有高级市场才能产生资本主义。中国的市场经济尽管很发达,但都属于低级市场,布氏称其为“毛细血管”层面,而始终没有形成如“动脉和静脉”的高级市场。故,中国没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工商业者没有基本的法律保障无法处于安全的地位;原因之二:权力压制国民经济活动使之限于低级市场,严禁其向高级市场发展。此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中国的市场经济始终被皇权所压制,得不到自由发展的空间。不合理之处在于布氏对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仍困守在市场决定层面。布氏所说的高级市场最早出现在荷兰,1603年第一家股票证券交易所即已现身,其他符合高级市场的条件也最先出现在荷兰,但资本主义起源于英国,并非荷兰。

即使在欧洲,首先发现新大陆占据殖民地也即最先开拓了世界市场的西班牙、葡萄牙,非但没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相反却是西欧最后实现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描述道:“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大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西班牙、葡萄牙显然使马克思失望,直至20世纪七十年代,这里的资产阶级才做到他所断言的事情。

正因为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特权且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所以,改革开放邓小平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依据的。而鼠目寸光的毛左们疾呼“资本主义复辟”也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他们僵化在市场经济导致资本主义的教条里无法自拔。

四、 资本主义的唯一特征是它的法权体制

顾准说:“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产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顾准文集》,P318)

我认为这段话是顾准文集里最为深邃的思想结晶,它打破了我们所受教育架设的樊篱,那道樊篱里规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发现这个戒律有问题的人多了去了,我们不去一一列举。但顾准的认识是“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这是值得我们很认真地去思考再三的。

侯家驹先生的《中国经济史》解释中国未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资本主义在中国初次萌芽,却因汉武帝的抑商措施与盐铁酒收归国营而告夭折,使中国经济停滞约两千年或成长受到限制,其中虽于南宋及明代中叶再次萌芽,但均不旋踵而灭,其所以如此,是因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而非经济制度影响政治制度。”(上册,第33页)这就与顾准先生的结论基本一致了。这里无妨涉及马克思的一个悖论:他的原理中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条,又有“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后者无疑是以掌控上层建筑来决定经济基础的。共产主义革命谋求的就是夺取上层建筑以决定经济基础的改变,恰好违背了前述之原理。

即便按照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的说法:“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恩全集》,卷47,P427)此乃无数国人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中三样,却没能在中国催生资本主义,连萌芽也没能沤出来。借用鲁迅的描述,火药用来做炮仗,指南针用来看风水,印刷术则印纸钱烧了祭鬼神。

把资本主义仅仅视作一种经济模式,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里承认:“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马恩选集》,卷4,P698)的确如此,马克思最得意的巨著即《资本论》,连同其他著作,都是从经济模式中论证资本主义的罪状的。实际上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只不过是在宪政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经济模式而已。

但我想说的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仅仅是一种法权体制,也就是孟德斯鸠等在英国考察后总结出来的“三权分立”体制,其他的要素都是枝节而非本干。本文不欲详细讨论它的产生过程,只想说它最先产生于英国并非偶然:英国从来没有一统权力,1215年《大宪章》的签署尽管只是各种势力谋求妥协的结果,却在客观上奠定了权力制约的基础。这份《大宪章》源于英王、教廷、贵族三个方面对权力要求的妥协,突出之处在于王室需遵守法律;明文禁止随意逮捕、羁押、剥夺任何个人。那时还没有资产阶级的影子,却有了宪政的雏形。尽管其后《大宪章》经过数十次修改重颁,但始终未能解除上述条款。到“光荣革命”之时,英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法律体系有效地限制王权并保护个人权利。这种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的法律保障体系成为萌生资本主义的温床,而我们亦可以更简洁地界定:所谓资本主义就是宪政体制。

我们还可以看美国。美国独立时仅有400余万人口分布在13州广袤的土地上,大部分人口属于农业人口,工业与市场皆不发达,相反,奴隶制还很兴隆。其《独立宣言》被马克思誉为“人类第一个人权宣言”,自由民主的理念充斥其中。然后是谢司起义之乱,平息后各州派遣55位代表聚集费城讨论立国,请注意,这里没有民主程序的体现,就连讨论也是秘密进行的。但这些代表们争吵不休却抓住了英国政体的核心价值,即宪政。其要义在于限权,各州代表以本州利益为出发点,兼顾其他州的利益,绞尽脑汁用法律形式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通过了人类第一部《宪法》。在交付各州通过时遭遇杰斐逊等反对,他们认定这部宪法盯住限制政府权力却忽略了个人及州的权利,这些权利对于限制政府权力是不可或缺的,这才有1791年通过的“权利法案”也即《宪法》前十条修正案。美国人目标清晰地走宪政之路,自由、民主、科学等等都顺理成章跟着发展起来,工业与市场更是蓬勃发展,迅速成为“资本主义的总头目”。应该说,美国之所以有今天,是《宪法》以及依据宪法原则制定并执行的各项法律保障权利的成果,且,这项保障还使其未来前途光明。而我们常见的各种拿某些民主国家乱象说事的,都忽略了它们宪政缺失的情况,比如泰国。它证明,不持续不断地加强宪政建设,民主会出问题的。

其实我国官方学者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例如,由闫志民执笔、以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名义发表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三十年》一文就说道:“对资本主义进行具体分析,把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其体制、机制、方法等区别开来,强调对基本制度不能简单照搬,但对具体文明成果要积极吸取和借鉴”。所以,当局信誓旦旦绝不能引进西方的“三权分立”那一套,也即坚决抵制“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宪政。至于股市、市场、民营经济、物权法等等,甚至直呼“民主是个好东西”,都是可以容忍的。

我们可以归纳一下:宪政本身并不涉及民主,民主国家未必是宪政国家,如古希腊就是只有民主而无宪政的;宪政国家也未必是民主国家,如《大宪章》之后的英国就谈不上民主;即便立宪后的美国也不能算民主,只能算宪政国家。宪政之根本在保障个体自由权,只有政府权力受到约束时,公民的个体自由权才可能有保障。任何政府权力都是公民权利让渡的结果,这项让渡只有在公民自主自愿的情况下才是合理合法的,以暴力手段攫取的让渡是非法的,即使打着革命的旗号。而民主则只关注政府的产生方式和权力来源,它可让政府执政为民,从而使公民受益。但民主不会提供任何保障,只有宪政能提供。由此可见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提倡“德先生”是一种误导,先驱们没有认识到宪政的作用而忽略,可“德先生”最终变成“毛先生”,没能带来资本主义却引发乱局最终收获的是“人民民主独裁”!
五、 市场经济的反哺作用
正如布罗代尔关于低级市场与高级市场的分析,市场当然不同于市场经济。偏远山区有小集市,老乡们卖点姜葱菜蛋补贴家用却不影响生存。毛时代乡下经常“割资本主义尾巴”,首当其冲便是禁集市,但老社员不会因此倾家荡产,因为那种集市并非社会意义的市场,老社员们全都生存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模式之下,相对于旧中国已经有一定规模的农业市场经济,无疑是一种倒退。作为经济模式的市场则不同,它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一些人群作为专业的商品生产者,以此谋生,一旦失去市场,导致的是企业倒闭破产。而商品生产企业自身也是商品购买者,另有生产者提供它的原材料及设备,连锁的商品供需关系包括金融服务等形成大市场。无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鼓励发展社会性大市场,这也是人们误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捆绑的原因之一。

市场经济确实反过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完善与发展,这也是不应该否认的。马克思推论:资本家的生产是以利润而不是以社会需要为目的的,其追求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准确。唯有对利润的追逐才可能有繁荣的市场,从而导致生产的繁荣与科技的进步。《共产党宣言》也承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例如1785年英国只能生产4000万码棉布,到1850年,这个产量达到20亿码!这类现实使人们尝到甜头,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宪政体制在其所保障的自由中同时保障了经济活动的自由以及财产权利的成果,最广泛的人群得以在法律保护下自由竞争,进而产生新的对于法律保护的要求,这又使宪政体制得以进一步完善,毫无疑问,这种不断地完善的过程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另一个方面,资产阶级寻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要求导致市场最大化,而只有更多的顾客才有可能使市场扩大。甭管初衷如何,客观效果是只有更多的人富裕起来才可能扩大市场,只靠富有人群的市场是没有前途的。按照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到,唯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鼓励、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其余的生产方式无一不在限制甚至打击市场经济。如果借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简单化的归纳,我们还可以得出除资产阶级之外,所有统治阶级都把巩固权力放在第一位,而把生产力的进步与否和民众冷暖置于次要地位。原因似乎并不复杂,越是经济条件优裕人民就越自主自立,也就越不听话。公有制使人民的饭碗被政府拿捏,想不顺从也难。

这样,我们不难看出来,资产阶级利于人民富裕,于是资本主义就必须促使更多人富裕起来,包括“被剥削”的工人。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必将随着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而日渐贫困直至绝对贫困的判断早已被历史证伪,除了戴着有色眼镜者之外人人皆知。而作为立论的基础已然虚伪,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理论必然荒谬,任何辩解都是诡辩。

鉴于人类最广泛、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即经济活动,宪政体制无疑很好地适应了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文明始得以高速向前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质量也获得空前的改善。当然,一旦市场出现问题,危机接踵而至,甚至导致灾难与战争。宪政体制依旧能够应付,于是,早就被马克思预言行将就木的资本主义反倒越活越滋润。即便用马克思自己的理论思考,硬是要用暴力推翻一个如此激励生产力大发展的生产关系,肯定也会行不通。
六、 民主社会主义只是破产理论体面退却的台阶
曾经断言“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将因为无法承受其快速膨胀带来的能量而崩溃”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得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谈到,恩格斯介绍说马克思之所以愿意用共产主义而不愿意用社会主义说事,是因为“社会主义带有一种资产阶级责任的特点”。我们阅读《共产党宣言》也会看到,马、恩在这部大作里批判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也浓墨重彩地批判了德国民主社会主义,以后马克思也没有用社会主义来描述他设想的社会形态。在《哥达纲领批判》里,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这里,马克思仍旧没有提社会主义,而是说“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把这个“第一阶段”诠释成“科学社会主义”,是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篇文章发表于1880年,当时马克思还在世,在为它写的序里称赞此文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说明马克思也认可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说法,但并未认可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个中奥妙不得而知。但我们在恩格斯文中读不到任何涉及“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似乎找不到任何理由解释其为“疏忽”,恩格斯把马克思自认为三点主要成就的两点都忽略掉了,老马会乐意吗?

问题在于,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他们歌颂上天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科学社会主义”根本没有设计图,只顾得批判资本主义去了。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语焉不详地说了两处:1,“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成国家财产。”这成了后继者搞“公有制”的根据。2,建立了“公有制”之后,“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这成为苏俄开始搞计划经济的依据,而且,还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水岭。可按照恩格斯这个说法搞出来的计划经济,历史证明搞不下去,直至苏东之变。

当恩格斯1888年访问美国、加拿大之后思考发生了变化,于是在1891年此文出德文版时恩格斯在序言里声明对此文作了修改,作为“关于在这期间已经变得很重要的新的生产形式‘托拉斯’的补充。”修改部分较长,不便全文引述,其要义为:“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限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更加集中的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

结合恩格斯1894年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关于股份公司的论述,认为:“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我们可以看出马、恩对于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之认可(关于此, 阎长贵发表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文章有详细论述)。尤其是1895年3月恩格斯《卡.马克思“19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应该算是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有力推动。恩格斯意识到“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之后的一种变计。

之所以说民主社会主义说到底是一个破产理论体面下台的台阶,无论恩格斯文章里夸赞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当今所谓北欧模式乃至社会党国际,他们的社会主义都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因为无论“怎样使用普选权”都没能脱离宪政体制框架,遵循宪政体制就是选择资本主义。我理解现今民主社会主义者之苦衷,他们长期浸淫在无产阶级革命理念中很难脱胎换骨,想委曲求全或者想凭借马、恩原教旨以开导权力群改邪归正。但他们显然没弄明白,苏东领导层早就改奉民主社会主义了,我们那时称之为修正主义。结果是失去了权力,而苏东最终和平长入宪政体制。对于唯恐失去权力的人群,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马、恩的说道本来就是可取可舍的,或者说“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决定取舍的因素全在于利益。

当然,我理解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诉求是一种善意,也是一种进步的意见。它比那些既得利益者顽固地僵持不变,继续恪守那些蔑视人权的教条,无疑明智得多。然而,这种诉求并未归于理性而仍属于理想主义的表达。前苏联解体之后,许多原来的“持不同政见者”怅然若失或有后悔,甚至还有自杀的,恰如恩格斯在《导言》一文中所云:“当幻想一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几乎总是,而且往往是很快就变为心灰意冷,或者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

七、 只有宪政才能保障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恢复并发展了部分市场经济,邓小平命其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说这个命名是准确的,是因为社会主义既然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相悖,那么我们也可以定义其为政府权力至高无上的体制,它与历史上那些非宪政体制并无本质区别。所以,市场经济可以允许搞,社会主义则必须坚持,也即在权力问题上没有丝毫让步的余地。“中国特色”体现在:经济上国家资本垄断政府认为重要的资源,次要的允许非国家资本涉足;政治上坚决抵制权力被监督,一切可能形成监督之处,如新闻、出版、教育等悉数掌控。因为权力一旦被监督,就丧失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万万使不得。所以说那些毛左攻击邓的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复辟”实在是有眼无珠。再说,资本主义从来就没在中国立足过,何来复辟?

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举国欢腾。甚至有人乐得哼哼“中国改变世界”。但如果我们理性看这成就,不难发现它其实与所要坚持的社会主义无关,除了廉价劳动力之外“中国特色”也没多大作用。成就的取得在于“开放”,也就是充分利用了国际资本和已成熟的工业技术,顺着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秩序进入国际市场。中国依附世界潮流,让自己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口号是“引进西方资金与技术”,试想,倘若没有引进以彩电为主的家电生产线和技术,我们能成世界第一家电大国吗?若无各大汽车公司进入,我们能跻身三大汽车生产国的行列吗?众所周知,核心技术与品牌优势我们都属于弱旅,中国的改变比如汽车,只不过从“万国汽车博览会”进步成“万国品牌展示会”罢了,在“第一生产力”方面我们是不折不扣的“初级阶段”,得意似乎早了点。反观世界,美国在立宪之时就把专利保护列入宪法,开智慧财产权利保护的先河,使美国成为遥遥领先的科技发明大国。

然而,国家资本涉足市场,程度越高就越迅速体现宪政缺失所导致的危害,它很快就进入被人称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平台。这个称谓实属习惯思维所致,应该去掉“主义”二字,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宪政体制下,权贵是没有滋生之地的。权力跻身市场的显著问题是腐败愈演愈烈,微妙之处在于,几乎没有几个腐败案例是理应担负监督之责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揭露出来的,这对于那些夸耀两会制度的论说的莫大讽刺。在一片载道怨声之中,各种医头治脚的举措应运而生,然而效果必然有限。

宪政与民主一样不是什么“东西”,只不过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体系,从来不可能一劳永逸。相反,往往失衡并费尽力气求得新的平衡点,例如我们熟知的金融危机。但宪政民主用历史证明了其可行性、有效性,乃至于现代世界已经有约60个国家选择了这个体系。它的成功,使得即使最坚决的反对者也失去了振振有词的底气,只好贬损本国,说自己的人民“素质低”、“国情不同”之类作为抵制它的理由。无论这个抵制出于某种“灰色利益”而为之,还是仅为理想主义的梦魇挥之不去而为之,都是在挖“和谐社会”的墙脚。我们只需看看那些权力机构办公楼如雨后春笋般比高比大比豪华,只要看看日益壮大的权力执业者队伍,只要看看权力导演的“国进民退”,只要看看日益严重的腐败及寻租现象,再对比只有国际标准1/3的贫困线划定,不难明白社会正潜移默化地向着分裂移动。坚持剥夺民众权利的社会主义迟早会出大问题的。

实践证明,宪政体制是人类维系社会和谐的最佳选择,宪政之路就是理性之路。它还为每一个个体通过合法的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提供了机会,极有效地激发了每个人的潜能。其实,即使真的要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也只能经由宪政道路去走,宪政本身并无意识形态色彩,现在那些色彩都是人为涂抹在眼镜片上的。既然说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形态的最高阶,既然《共产党宣言》宣布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么,依靠法律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就没有理由到不了共产主义圣殿。如果共产主义必须牺牲一部分人的权利才能实现,那它就一定是野心家的借口,因为任何对于少数人权利的牺牲,最终导致的必是对全体人的权利的牺牲。所以马、恩才会设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不是“多数人”或“95%以上”。

此外,宪政对权力的限制使它不会被随心所欲地滥用,对权力掌控时间的限制消除了野心家的觊觎,也杜绝了用暴力或欺诈获取权力的手段。而宪政所保障的社会公众对于权力的监督,更会使权力执行人的责任感,以免身败名裂之可能性。宪政还可以保障任何权力的失误有限,不至于酿成灾难。如果,果真如《共产党宣言》所言“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的话,没理由惧怕宪政。故,科学发展非宪政莫属,只有宪政才能保障可持续发展。

(2009.10.22发华知;23修订发凯迪文化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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