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军: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修改稿)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是《提纲》最末的第十一条,被刻在他的墓碑上作为他一生的总结。马克思1845年春写的这个《提纲》是恩格斯1888才将其作为自己的书《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的附录发表的,恩格斯认为此《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

是恩格斯当初主持马克思葬仪时就定下这句话还是1954年英共迁葬时定下的,我无可考之资料。只知道现在人们看见的这座墓及碑,皆是那时新建的,英共出面,苏共领头出资,出席斯大林葬礼接着到布拉格奔捷克总统丧的周恩来也随了份子,认捐5500英镑。至少可以明确的是,那时如日中天的“社会主义阵营”认同用马克思这句话总结这个主义及马克思生平。

疑问也有:《提纲》既然如此重要,如恩格斯在《终结》单行本序言里所说是“供以后研究用”的提纲,何以马克思在几十年里没有把它研究完成,却如恩格斯所言“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而“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竟然只是千余字的一个提纲?尼采在《偶像的黄昏》里说:“我的奢望就是,把别人要用多少部书才能说的话,仅仅用十个句子表达出来――甚至别人在那许多部书中没有说到的话也说出来。”看来马克思基本实现了尼采的狂言,只用十一个句子就整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来了!

一、 马克思要改变的是一个新兴的体制

这点,拙文《资本主义再解读》里已有述说,本节略作补充说明。马、恩认为:“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下简称《发展》。)这段论述为人们描述的是一个传统的改朝换代的场景,据此,“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便顺理成章。

但历史的真实并非如此,不是“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创立了“现存的社会制度”,而是封建权力不能一统不得不达成妥协导致的权力分立;自古希腊以来无数睿智的人杰推崇的理性思维;古罗马倡导的法制综合作用,种种因素形成的宪政体制使资产阶级得以萌生。英国又是先立国家后有民族的国度,宪政体制少了许多干扰得以诞生。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起草人西耶斯认定英国体制是“偶然性和机遇的产物,而非智慧的产物”,它充其量不过是“为防止混乱而建立的叠床架屋式的提防措施”(西耶斯:《第三等级是什么?》)。此结论近乎事实。可他参与策动的“智慧的产物”――法国大革命,却折腾成一场血灾!

英国、荷兰、瑞士三国最先实行权力分治,都不存在马克思所谓“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的暴动,属于各种利益讨价还价的权宜之计,踉踉跄跄地逐步修补完善起来。其智慧不能说没有,确实都很肤浅,远不似设计社会主义制度者那般高瞻远瞩,一门心思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全人类。

我们知道,发祥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对于所谓资本主义体制的萌芽贡献不小,而意大利恰是罗马帝国瓦解后分封的各城邦小国群。文艺复兴并没有催生出哲学大作,甚至连哲学思辩活动也没有,只注重重新发掘根源。只是由于古希腊的学术没有神权因素,它是彻底世俗的,这次复兴运动也就具备了削弱教廷一统权力的冲击力。人文主义滥觞加上宗教改革分裂了基督教廷专制势力,也就为个体权利奠定思想基础做出了贡献。值得注意的是,教廷也是怀抱济世救贫的良好愿望篡夺权力的,但极端排他性造就了中世纪的黑暗。

但向教皇权力发起挑战,竟然也是从英格兰首先开始的。牛津的教师、世俗教士约翰.威克利夫1376年发表演说,主张上帝也应该遵守他自己颁布的律令,教士的财产应由世俗的国家来决定,直接质疑教廷独揽经济、政治权力。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下令对其进行审判,遭到牛津大学、伦敦市民及国王的分别抵制,初期阶段的权力制衡保护了他。威克利夫的学说传到波希米亚之后,胡斯运动将其延续,随后就有马丁.路德、加尔文、埃拉斯摩等一批宗教改革干将不屈不挠的拼搏,他们挑战教廷的一统权力的成果,毫无疑问为宪政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我们阅读“光荣革命”的历史记载,清楚地告诉我们当年英国的议会、法官、主教是如何跟查理二世及其继承人对着干的,那里没有资产阶级什么事,只是权力制衡的记录,此处不赘述。

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反传统国家模式,不存在“统治阶级”,既然权力制衡就一定不可能产生它,只有权力一统才会组成“统治阶级”。正因其不同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任何权力模式,人们甚至找不到合适的名称描述它,至少在马、恩宣布要推翻它时仍如此,后来才被勉强地称作“资本主义”。它逐步修补完善就演进成个体权利制约群体威权的体制,与传统的权力模式正好相反。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并非我们所传闻的僵化静止的“终结”,而是说人类未来只会采取协商妥协的办法解决问题,不可能再搞“武器的批判”;宪政民主制并非不存在内在矛盾,而是有能力化解任何内在矛盾。这与马克思预言历史必将终结于共产主义显然不在一个档次上,换一个统治阶级、垄断全部生产资料之类不过是传统国家模式的另类体现,根本谈不上创新。本质上,它只不过是扼杀新兴社会体制同盟军中一支而已。

马克思先生的主义看似激进,本质上却是伸张集体威权至高无上的理念,号称最先进的制度,不过只是传统理念的复辟主张。它注定不可能在个体权利已获广泛认可的西方得逞,尽管老马们算定那里必是其主张的首先实践之地。因为,越是健全完善的宪政民主制度,就越是具有海纳百川的能量,只要在和平的环境里,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议正是那个制度发展完善的动力。相反,它却在个体权利尚无意识的东方大获全胜,任何形式的专制独裁制度都崇尚铲除异见,马主义在此如鱼得水。无怪乎老马晚年借海涅的话发出悲叹:“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二、“改变世界”是一种英雄史观

马、恩在其合著的《神圣家族》里有话:“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是他们若干个对于历史的相互矛盾的定义之一,这个定义是他们从德国哲学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浓郁的英雄史观承袭而来的。后世的希特勒也继承了它:“历史将由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作出裁决,这就是它的价值,没有人会对胜利者提问,你是对还是错。”(转引自欧文:《隆美尔》)

这种史观乃至救世情结都是人类古已有之的,陈腐的。它表明马克思并没能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比喻说:“马克思主义中明显的犹太思想是关于暴力革命的天启观点。这种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由神自身决定的律则。它就是要把现在无产阶级和少数统治者的地位一下子颠倒过来,把被选择的人民从这个世界的最底层上升到最高层。马克思使‘历史必然性’的女神代替了耶和华全知全能神的地位,西方世界的无产阶级取代了犹太民族。他的弥赛亚王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传统犹太天启思想通过这种乏味的虚饰而突出出来。它实际就是哲学大师以现代面貌出现的前期犹太法师马长比的犹太教。”

罗素说:“一个笨蛋,当他转述一个比较聪明的人的话时,永远都不可能转述正确,因为他无意中就会把他所听到的,扭曲成他所能理解的意思。”当马克思的主义被一连串笨蛋所转述,就会陷入荒谬的地步。所以我们才能读到我们的御用文人对于马克思的《提纲》所做出的种种赞美,这是其中之一:“《提纲》提出的科学实践观,从根本上揭露了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的根本缺陷。马克思提出,旧唯物主义由于不理解实践的意义,因而不能正确地解决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更看不到主体基于实践基础上的能动性,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直观的唯物主义。”他的信徒们还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精华在于“实践批判”,所以超越了黑格尔哲学的“逻辑批判”,也超越了费尔巴哈哲学的“道德批判”。他们还很得意地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动机和实际效果都以现实地改造世界为归宿,并正确地解决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问题。”于是乎他们更神乎其神地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我的理解,这些拥趸们大概想说:“伽利略只是证明了小铁球自由落体时并不比大铁球落得慢,我师父的秘笈可以证明小铁球比大铁球落得更快!”

这些徒子徒孙们恭维马克思的缘由仍出自英雄崇拜,所不同的是,他们拼命树立一个绝顶的英雄只不过是为了给自己撑腰,证明他所做的事情正是这个绝顶的英雄所主张的,因而也就绝对正确。在此基础上,才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垮任何不同意见,以建立和维护自己的事业。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都是这样做的,用他们的术语就叫做“马克思主义是在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无限拔高马克思之后自己也就获得了解释权,成为真理的代言人,排除掉任何质疑。树立马克思的权威之根本在于树立自己的权威,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里说:“在人类自由最不受重视的地方,英雄崇拜总是盛行的。”那些不知自由为何物的民众就会变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

尼采说过许多推崇英雄史观的昏话,不过也说了一句清醒的话:“在所谓历史教育中,有关过去时代伟大人物的知识要比那些五光十色的死的历史事实更容易造成人们的精神瘫痪症。”(转引自:《尼采》)似乎不必做什么别的探讨或论证,我们只要瞧瞧20世纪人类打造的全部木乃伊都出自这个主义旗下,仅凭常识就不难判断这支队伍有什么先进性和科学性了,不如说是一个精神瘫痪症患者群恐怕更合适些。

三、“改变世界”之哲学探讨

波普尔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没有扩展《提纲》是改变看法了。在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3章里波氏说:“马克思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许正是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使他预期到后来实用主义者所主张的重要的方法论理论,即科学的最富特征的工作,不是获得既往事实的知识,而是预见未来。”“马克思对于社会科学的目的之历史主义观点,和他先前的实用主义观点起了极大的冲突;这迫使他不得不修正早期的观点,他不再认为,科学必须改变世界。因为,只要存在着社会科学,就存在着一种历史预言的任务。历史的主要进程必然是预先被设定的,因此,无论是善意或理性,都无法改变它。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凭着既定的历史预言来确定即将来临的社会发展阶段,进而清除社会发展的路途上之最大障碍。”“马克思认为,社会科学家所能做的一切,就只是预报风暴的来临以及前面的旋涡所在。他们所能提供的实际服务,就只限于提出警告,警告下次风暴什么时候会来,确保这艘巨轮在正确的航道上平顺地前进(正确的航道当然是向左转!),或者是劝告乘客,最好集合到船的哪一侧。”

我理解波氏之意在于: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改变世界”的话说过头了,强扭社会这个大瓜是不会甜的,只能“凭着既定的历史预言来确定即将来临的社会发展阶段,进而清除社会发展的路途上之最大障碍。”波普尔还引用了《资本论》中一段:“当社会发现了这个决定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之后,……它既无法跳过应有的自然阶段,也不可能借着外力来规避应有的社会进程,但它却能缩短或减轻分娩的痛苦。”以证言他所说:“马克思认为,社会科学家所能做的一切,就只是预报风暴的来临以及前面的旋涡所在。”也即,社会科学当然包括哲学只能“预报风暴”,而不是“改变世界”。窃以为波普尔的判断似乎不对,因为马克思此后仍在为“改变世界”兢兢业业奋斗终身。如果说老马有所改变,那就是把尚且含糊的“改变世界”明确为“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然后剥夺所有人,实现他自己也没弄明白的共产主义。

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或许力所不能,但我们可以借鉴大哲学家的评价。除去汤因比上述评价之外,罗素认为:“马克思学说紧密地联系着主要属于黑格尔派哲学理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的历史观’也是源于黑格尔。这种进化论观点与马克思全盘吸收的黑格尔辩证法有关。历史的过程按照辩证的方式向前发展,马克思在此的解释方法完全是黑格尔式的,尽管两人所设想的推动力并不相同。黑格尔认为,历史的过程就是以‘绝对理念’为奋斗目标的,循序渐进的,精神的一种自我实现。马克思则以生产方式替代了精神,以无阶级社会替代了‘绝对理念’。”“在黑格尔看来,人间天国是普鲁士国家,而马克思却认为是无阶级的社会。”“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哲学的第三大组成部分。马克思在此同样对旧的理论作了新的解释。”(罗素:《西方的智慧》,P295)对马克思墓碑上这句名言,罗素则认定它来自17世纪意大利著名哲学家J.维科的能动性学说,其公式为“真理即行为”,强调真理不是一个思辨问题,而是必须得到实践证明的东西。罗素更认为马克思只不过是一位“政治理论家、鼓动家和革命小册子的撰稿人。”(可参阅上书,P224-P228、P296)

波普尔还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以经济主义为基础的历史主义,而他的经济学说的实质只是为他的政治学说服务,因而可以证伪。这个判断合理。马、恩的哲学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意识形态,充其量不过为他们的革命理论寻觅理由,属于革命家谈哲学。比如恩格斯在《终结》里对哲学家们的谴责:“在他们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人物的自由派,不正是最激烈地反对这种使人头脑混乱的哲学吗?”而且他也不讳言:“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这就与黑格尔、费尔巴哈之类哲学家不在一个层面上,尽管黑格尔也曾吹捧过法国大革命,称之为“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在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但那只是哲学家谈革命而已。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没谱。

我们相信,人世间一切哲学家,都不仅仅是以“解释世界”为终极目标的,他们都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够影响世界。即便是费尔巴哈,也希望哲学从“美满的神圣的虚幻的精神乐园下降到多灾多难的现实人间”;“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可参阅《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又比如康德,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在其一生最后一部大作《论永久和平》一书中所提出的主张基本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任何战争都是非法的,因为一切真法都是和平的;“每一个国家的公民宪法都应当是共和制的”;“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而世界公民、世界联邦、不干涉内政的主权国家原则等至今已演进为国际秩序的重要准则。

四、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我们略去墓碑上前面那些文字,只借用后面八个字作话题:“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进一步说明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恰恰正出在“改变世界”之上。老马的历史主义是一方面是宿命的,他认定人类社会必经那五个阶段,以为如牛顿揭示了“万有引力”这个自然界规律一般,自己也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又一方面则是投机的,以为循此规律可以煽动无产阶级起来暴力革命就能走捷径进入下一个历史阶段。大致上这正是拥趸们兴致勃勃“改变世界”的信心所在。

区别仅仅在于,“影响世界”不等于“改变世界”。历来的哲学家们解释世界的动机与效果都在于使更多的人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使人们思想素质得以提高,促进文明。他们影响世界的努力到此为止,没有更大的野心鼓动人类去创造新的“伊甸园”。老马不满足前人的精神批判更看重物质的批判,就像罗素所总结的:“马克思的目标是产生一个政党最终倾覆世界。”(《自由之路》,上,P155)“改变世界”被论述成崇高的目标,而“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其效果在于,任何野心家都可以“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

五、“改变世界”需要借助最微弱之手

莎士比亚在其问题喜剧《终成眷属》里有话:“建立丰功伟业的人,往往借助于最微弱之手。”马克思主义堪称实践这句台词最为成功的典范。爱默生则在《论文集.历史》中说:“每次革命,最初总是起源于一个人的思想。”作为案例,列宁在其名著《怎么办》第二章第一小节里有一段论述:“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即,无产阶级本来并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之欲念,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

这个结论并非列宁的原创,但是他明确表示赞成且发扬光大了。接下去在第二小节,列宁引用了卡.考茨基“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体是卡.考用的――列宁原注);现代社会主义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全文可参阅《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无论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由它衍生出去的一党制、公有制、计划经济、民主集中制等等,都是怀揣“改变世界”妄想的野心家人为的、为某个革命目标设计的谋略,完全不属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而且,它还“源于一个人的思想”,其他人只不过各有所图才帮着吆喝而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受到后世极权主义领袖们追捧,因为马克思不仅“给他的信徒们灌输对资本家的刻骨仇恨,并使他们在阶级斗争中成为无所畏惧的战士。”(罗素:《自由之路》,上,P20)此外还给他们以理论说辞,可以据此蛊惑那些不思考的民众。

无数野心家从中找到了蛊惑人心的法宝,纷纷装扮成“社会工程师”去“改变世界”。这个名单可以拉得很长:列宁、斯大林、墨索里尼、希特勒、铁托、齐奥塞斯库、金日成、毛泽东、卡斯特罗、纳赛尔、阿萨德、萨达姆、尼迈里、卡扎菲、恩克鲁玛、门格斯图、西亚德、波尔布特等等,20世纪这些独裁者没有一个不扛社会主义旗帜的。70年代最旺盛时非洲50国里有20国宣布实行社会主义的一党专制,那些篡权失败者尚不包括在内。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人权灾难几乎全都发生在这些地盘上,这是人们不应该遗忘或抹杀的历史真实。例如希特勒,他在1928年写作的《重新崛起之路》中说:“法国用国家的概念在它的境外推行其大革命。国家社会主义要用人种的概念在国外发动革命,并重铸世界。”

有“改变世界”这个理念撑腰,野心家们理直气壮地把公权力作为实现其野心的最有效工具,先不择手段拿到它,再肆无忌惮地滥用它。这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民众也认可“改变世界”的理论,鉴于大多数人注定抱有改变命运的希望,被蛊惑是不奇怪的。恰如希特勒所说:“不思考的民众是弄权者之大幸。”(A.米勒博士:《狂人如何成功让一个国家盲从》,叶华实译)二者沆瀣一气必定酿成灾难。

六、“改变世界”的反人类属性

任何人,只要怀揣“改变世界”的梦想,就一定会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性。世界是人类和其他生命共有的,社会是全人类的,只有当我们融入人类大家庭之中,才有资格享有其中一定份额。如果我们认同“存在决定意识”,该怎样理解“改变世界”的逻辑含义呢?“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难道不是“意识决定存在”了么?

“改变世界”的梦呓是理想主义的最高境界,在我们所受过的教育里,理想主义如同鎏金菩萨。但其光鲜的表层之下其实不过是一具泥胎。罗素有言:“理想主义,正是使正派人成为流氓无赖帮凶的诱因。”(《自由之路》,上,P207)我的理解是:理想是人不可或缺的前进动力,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这话给了“一定的”作为限制。达.芬奇也说过:“雄心不超过界线值得赞美;超过了界线就该谴责。”然而理想主义是不顾限制的,它把理想抬到至高无上的地步去,那就不仅荒唐,而且损人害己。

马主义正是理想主义的极品,“改变世界”所导致的歇斯底里是全方位的,《共产党宣言》已经规定了下述教条:不光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还有:“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这段话是作为对“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答复,我们只能理解为马克思认同了这个责难。列宁接着诠释了它:“如果目标很重要,那么,达到目标的手段就无关紧要。”(转引自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P162)他还说:“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人民出版社:《列宁全集》1985版,第35卷,P237)照此定义所谓“资产阶级专政”就不存在,因为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可以“不受任何法律限制”;而“专政”乃是无产阶级专利,它倒退回文明之外的“无法无天”境地里去了。斯大林于1924年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宣告:“简单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斯大林全集》6卷,P102)在这种说道的蛊惑之下,前苏联上演了极为残酷的大饥荒、大清洗惨剧。

毛先生有过教导:“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合理的延伸就是撒谎有理、诬蔑有理、缺德有理、剥夺有理直至杀人也有理。关于此,《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更有清晰的描述。毛思想最为精神焕发的表态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古往今来,再也没有比这更血腥、更狂妄的宣言了,即使希特勒也不至于如此放肆!无怪乎此言既出,与会的全世界的共产党头目都惊呆了。当“改变世界”的理想主义恶性膨胀,所有关乎人性的传统意识都成“资产阶级人性论”而“批倒斗臭”,任何道德障碍、法律约束都被扫清,人民只能成为灾难的制造者和承受者。49之后历次运动尤其是大跃进与文革,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其精神驱动皆在于此。顾准说:“这不是阶级性,而是兽性。”而罗素在《自由之路》里另一段预言称:“再高明的炼金术也无力从仇恨中炼出全世界的和谐来。那些在阶级斗争学说的激励之下采取行动的人会养成仇恨的恶习,并要在旧的敌人被消灭以后本能地去寻找新的敌人。”历史又一次证实了他的预言看透了问题的实质。

七、结语

之所以要议论“改变世界”这个话题,因为现在我们又面临它开始作祟的局面。如果稍加注意我们不能不看到,所有为旧体制辩护的言谈,无一不是建立在草菅人命的基点上的。辩护者一个个似乎都有权蔑视人命,他们把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民的生命丧失视作小菜一碟,充其量不过是“改变世界”的“学费”而已;似乎只要有“改变世界”的抱负,就有权无视人命。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这里兜了一个怪圈:它悲天悯人地扛着“为民请命”的大旗出发,一旦上路就有资格践踏数以千万计人民的生命。

再就是“中国特色”,它的界定似乎仅限于遏制宪政民主,因为除此之外现代世界并没有什么中国的特色,就连中国人今日之衣食住行几乎都全是“拿来”的。我们的朝廷从开始时抵制一切,退却到部分抵制,到今日只剩抵制西方的核心价值观了。但我们无法回避的是,设定这个禁区还是会导致“改变世界”之合理延伸,我们奉之为信条的主义是不屑于“解释世界”的,否则将属于背叛。不是已经有“新儒家”信誓旦旦说“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了么?西方某些人不是也“顺毛捋”地写了本《中国统治世界》的么?如果某一天我们真的比美国更富足,势必要把“中国特色”扩展为“世界特色”,唯此才符合“改变世界”的信条。

问题还没完。假设我们真的如毛所愿“灭掉资本主义”,又如何?“改变世界”势必实现李大钊所预言的:“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那就得同霍梅尼主义一决高下,那个主义同马克思的设想如出一辙,也信誓旦旦要“改变世界”。区别仅在于原教旨不一样,它推行伊斯兰主义。老霍也号召他的信徒“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也要去“解放全人类”。我们只调教出一个董存瑞,人家调教出N多个,不时就炸你个人仰马翻。现在是美国佬跟他们恶斗,我们在一边唱高调,并享受由此带来的安宁。等美国佬被下次经济危机搞垮了,社会主义化了,就该我们上阵了,否则,塔利班或基地组织会找上门来“改变世界”的。
(2009.11.2日首发华知论坛;15日改毕。)

Leave a Comment

You must be logged in to post a comment.